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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态语言学视野中的汉语新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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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态语言学视野中的汉语新词汇

篇1：浅析生态语言学视野中的汉语新词汇

浅析生态语言学视野中的汉语新词汇

论文关键词：生态语言学新词汇环境自然选择协同进化恒定性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学者们认为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与自然生物生态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同构性。学者们把一些生态学概念用来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规律，以帮助人们从新的视角审视各种语言现象。本文试从环境(environment)、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协同进化(co-evolution)和恒定性(conservation)角度来分析现代汉语新词汇的产生。

一、生态语言学的发展

生态学是生物学家Haeckel(1866)根据达尔文进化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该词来自希腊语Oikos(房子)，意思是整个地球就像个大房子一样，人类在这所房子里具有和其它有机物一样的地位，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都取决于其它物种的存在。所谓生态系统就是一种相互和谐、相互依存的关系。

受达尔文的影响，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Schleicher)认为：“语言和生物一样，也要经历生、长、老、死的生物生命过程”(裴文，)。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Haugen(1971)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之后，Haugen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被语言研究者接受并广泛使用。

20世纪80年代，德国Bielefeld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为题的著述，使学科理论框架得以确立。1990年，M.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的报告促使语言研究者对语言和环境问题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即把语言和语言研究作为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变得十分严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把生态学应用于语言研究领域。同时，一些生态学概念被用来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规律，以帮助人们从新的视角审视语言现象。

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与自然生物生态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同构性。本文从环境(environment)、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协同进化(co-evolution)和恒定性(conservation)角度来分析现代汉语新词汇的产生。

二、从生物产生和依存的环境(environment)看新词汇的产生

在某一生物群落中，由于自然的长期演化，当温度、湿度以及气候等外部环境允许时，该群落中就会产生新的物种。生态语言学认为，世界上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自然、社会、文化、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语言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类环境等外部环境允许时，该语言体系中就会产生新的词汇。

如果我们将汉语语言体系看成是一个生态语言系统，那么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为新词汇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使词汇以多渠道、多形式在汉语语言体系内部进行优化重组，从而导致新词汇的产生。

(一)以形象比喻来表达词汇意义

“蚁族”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草根网民”指那些身份普通、平凡的网民;“裸考”指考生没有任何加分(如三好生、体育特长生、少数民族考生等)，仅凭考试成绩报考高校。

(二)以数字、字母或符号来彰显个性

7456——气死我了;886——拜拜了;520——我爱你;MM——妹妹或美眉;GG——哥哥;(-_-)表示神秘笑容;^-^表示咪着眼睛笑;Zzzzz……表示睡觉打呼的样子。

(三)以汉字谐音来表达词汇意义

大虾——大侠;邮箱——油箱或幽香;斑竹或斑猪——版主。

(四)以飞白构词

故意运用白字示错的修辞方式来追求新奇独特或标榜新潮。例如：“我”用“偶”替代;“什么”用“神马”替代;“悲剧”用“杯具”替代;“院士”用“院仕”替代;“诺贝尔奖”用“暖被儿奖”替代。

(五)以仿词派生来创造新词汇

“淑”字以前仅用于形容女孩，现在“淑”被单独作为一个自由语素，转移修饰对象，温文尔雅的男孩也可以称作“淑男”。

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为新词汇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新词汇的产生则对原有生态语言系统进行了更好的补充和完善，这样便更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新现象和新情况。

三、从自然选择(natural election)角度看汉语新词汇的产生

生物学告诉我们，生命力是生物的活动能力，生命呈现着生生不息的动态。作为交际与传承文化载体的语言同样具有这一显性。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存在交融、消退、旧词复出、变异等生命发展的特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和物种进化的规律。适应环境的物种得以生存，不适应环境的物种消失、消退或被融入其它物种中。词汇也是如此。一些词汇因为失去了生存使用的环境，逐渐退出原有的生态语言系统。一些语言在交际中并不是被全盘吸收和接纳的，往往会产生语音、词汇结构、语法规则等的变异。变异产生的原因与人们的个人因素、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词汇的自然选择体现在：词汇的消退，旧词复出，旧有词汇意义被吸收融入新词汇中，固有词汇增加新义和专业词汇应用的泛化。

(一)词汇的消退

1.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古汉语词汇如人名、地名、官名、器物名、少数民族的称呼等，因为这些事物的消失而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皐陶——传说中的夏初人;天姥山——古地名;单于——古代匈奴首领;匏-古代乐器。

篇2：中国古代哲学视野中的语言学思考

中国古代哲学视野中的语言学思考

哲学是以语言作为思考的对象,哲学的关注必然涉及到语言学一般原理的'思考.中国古代哲学家从哲学视角对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包括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等等,为普通语言学系统的建构提供了最早的理论源头,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者：郭作飞 Guo Zuo-fei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404000 刊名：社会科学家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TIST 年，卷(期)： “”(4) 分类号：H0-05 关键词：哲学思辩语言思维符号约定俗成

篇3：英语中汉语借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英语中汉语借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英语中的借词主要来自印欧语言,也有来自其他语言如东方语言,汉语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英语中出现汉语借词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进入英语的汉语词汇越来越多.据统计,牛津字典中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汇有1189个,居英语中借词第11位,根据我国学者的最新统计,英语中的汉语借词有1488个(汪榕培,常骏跃,).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新闻报刊上出现的`,未被收录进词典的汉语借词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许多汉语借词已经在英语词汇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邓道宣沈玉如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刊名：职业时空（综合版） PKU英文刊名：CAREER HORIZON 年，卷(期)： 3(3) 分类号：H3 关键词：

篇4：生态视野中的生存与发展

生态视野中的生存与发展

工业文明时期的生存观和发展观具有反自然性、非人道性.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倡导的.新的生存观和发展观充满着对自然的呵护和关爱.生态保护、生态发展应当放在人类活动的优先地位.从生态角度看,人类生存与发展一脉相承,相互融通.

作者：谢中起武剑峰利音作者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刊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 4(4) 分类号：B022.2 关键词：生存观生态发展生态优先

篇5：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24日至26日在中国济南锦绣山庄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葡萄牙六国与香港地区的7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这一论题，先后共有62位学者作了发言。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曾繁仁教授在开幕词中说，本次会议是在国际社会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加重视、特别是我国于10月正式将“生态文明”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新的形势下召开的。在期望了解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期望西方学者能够更多了解我们。美国长岛大学哲学系的阿诺德・伯林特教授在开幕词中说，目前世界正处在这样一个令人关注的境地，科技发展、人口增长和政治演变这些不可阻挡的力量联合起来左右着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而这些因素又是全球性的，影响着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也制约着人类的幸福乃至生存。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更好地理解这些影响。又怎样基于这样的理解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交流就成为至关重要的。

大会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议题展开。

一生态美学在中国兴起的美学史意义、理论焦点与发展前景

曾繁仁的《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回应了外国学者在成都国际美学会上提出的相关问题，他承认中国的生态美学对西方的环境美学多有借重，他重点解释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不同，例如环境美学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对自然环境的关心，其“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具有矫枉之功，而生态美学主张更为可行的“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兼顾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曾永成(成都大学)相信实践本体论美学早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意识，他呼吁纠正试图以“新感性”来“补充和纠正”实践的“规律性服从于目的性”的偏颇，重视马克思实践论的对象性思想，以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为实践的基础，理解“自然向人生成”说的内涵，承认美和美的规律首先存在于自然界。王庆卫(华中师范大学)提出，对生态伦理的强调有最终丧失人类立场的嫌疑，在实践美学的观点看来，以“生态中心”取代人类中心实质上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尺度”的放大，生态主义并未脱离人类中心的视角，人类中心主义终究是不可超越的。王鸿生(同济大学)描绘了工业文明的大规模生产如何通过资本、市场、成文法等等，逐渐把个人变为号码、工具和零件从而导致传统的审美观和道德观的衰落，认为看似人类内部的阶级斗争和种族冲突，其实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孜孜以求的生态理论应该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基础上。

仪平策(山东大学)认为人的“文化身份”使得以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对象的生态美学具有具体性和差异性，生态美学的构想惟有体现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才符合“审美生态”的真正意义。袁鼎生(广西民族大学)提出了“生态审美场”的概念，它以艺术审美场为逻辑原点，以生态艺术审美场为逻辑发展，以天生艺术审美场为逻辑终结，达成了与生态美学逻辑疆域和历史时空的同一，成为其元范畴。陈伟(上海师范大学)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内涵，一方面是现存的事务，另一方面是指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无非是人本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方面。就中国来说，这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生态美学对这些方面深入研究的成果，无疑能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前进。尤战生(山东大学)认为，生态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一致之处是：首先，两者都转向对日常的感性审美经验的关注。其次，两者都深受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再次，两者都把人的自由和谐生存当作最终皈依。人的诗意栖居是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文化研究则把抵制文化霸权、倡导平民大众的文化权力以及获取自由的

符号化生存作为最终价值追求。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认为，生态美学的出现是“自然的人化”这一命题的展开。景观美学是“自然人化”的理论完成。与此相反，生态美学对人的主体性的遏制和消解，意味着它是“自然人化”理论的反题，但这一“反题”的出现却使建基于机械唯物论的自然美理论有了重新复活的重大契机。

二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进展及其与西方生态美学的关系

美国长岛大学哲学系阿诺德・伯林特认为，生态学的观念不限于生物世界，而扩及文化世界，包括人造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发生了转变，环境不限指人类周围的一切，人类的参与也属于环境。此外，人类以感性认识接触环境，因此引入了一个审美的方面。塑造城市景观，需要理解生态，也需要美学的考虑；一种以艺术一审美参与为基础的审美和生态的模式，为城市环境的建造以及在其中的`生活，提供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构想。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达大学艾伦・卡尔松探讨了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对自然的画式的审美欣赏途径与艺术的形式主义理论存在一定误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迷恋风景的、肤浅的、主观的，在道德上是空虚的。基于传统自然审美途径的这些不足，环境保护主义提出了五项要求，即自然美学应该是非中心的、关注环境的、严肃的、客观的以及与道德伦理相融合的。他最后特别强调科学认知主义在欣赏自然中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指导人们如何观察、体验和最终评价自然景观的应用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美国农林服务部的保罗・戈比斯特指出，符合人的审美趣味的景观策略有可能对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害处，因此就有必要探索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交叉点。里斯本科技大学迪亚戈・梅斯基塔・卡瓦罗认为，美学理论在起源上就与自然世界密不可分；但是，后来的美学发展却总是把对艺术欣赏经验置于至尊地位。他试图对自然美学进行合理的定位，把艺术世界与众多科学领域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具有批判性的结论，即立足于具体的身体经验之上，对认知模型与不可回避的感性经验之间联结关系的必要性进行论证与支持。

彭锋(北京大学)怀疑阿多诺和卡尔松可能真的采取跨人类的立场。在他看来，正如浪漫主义艺术、前卫艺术本意是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却强化了它，大多数关于自然的审美欣赏方式也逃不过人类中心主义的掌握。因此作者推荐一种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取而代之。李庆本(北京语言大学)比较全面地勾勒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但更详细地梳理了国外生态美学的发展脉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外存在生态美学这一学科。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规划学院王昕浩、周方舟与山东大学程相占对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与回顾，旨在将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与生态规划和设计相联系进行研究・这个理念应该被称之为可持续性的都市化。杨文臣(山东大学)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环境美学而非生态美学成为西方美学的生长点，并非是生态美学较之环境美学先天处于劣势，而是受西方哲学、美学传统影响以及当时对生态的理解不充分所致。

三东西方传统生态智慧资源与当代生态审

美观构建

鲁枢元(苏州大学)将陶渊明与卢梭、梭罗作了比较论述，呼吁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人与自然”这个在时间上先于其他所有问题的“元问题”，人类文明内部的问题(如经济发展)都以这个元问题为前提。他注意到三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哲人。对这个元问题做出取向类似的回答，那就是要创造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简朴而诗意的生活。张晶(中国传媒大学)认为，生态美学在我国美学界得以首创，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与历史依据。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虽然没有生态美学的理论，但中国诗论、画论等大量的美学文献中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思想。

日本广岛大学青木孝夫指出，东亚以及日本的自然观受到了西方科学与思想的影响，未必适合于环境同样恶化的现实，因此他以在儒释道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山水思想，来解释日本的情况，以期发现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方法。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现，法国理论家德勒兹的哲学思想及其核心概念(例如，“生成”，“元初差异”、“虚拟”、“行为生态学”等)与中国自然主义思想之间具有天然的相似性，有助于澄清人文和人类中心生态主义与生物中心生态主义之间、以及晚近环境保护主义、理论生态学与生态女权主义之间论争的混乱局面。薛富兴(南开大学)认为，当代西方美学太强调自然审美的独立性。但是，在逻辑上，没有艺术这一参照，自然美学似乎就无法建立。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则支持另一种假说：自然审美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形态；艺术创造依赖于自然审美经验。恰当的自然美学应当从对人类自然审美经验的独立、系统研究开始，而不应当从与艺术的比较开始。

四生态批评

美国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学院的斯科特・斯洛维克考察了美国作家(以及通过其他媒介进行创作的环境艺术家)的不少作品，发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鲜明特色：一个是颂扬的写作(狂想曲)，一个是警示或批判的写作(悲叹调)。贝拿勒斯印度大学英语系米斯莱什・潘蒂指出，华兹华斯与池田和义等诗人一直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形势予以高度关注，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涉及自然与环境的相关问题。他试图阐释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等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华兹华斯与池田等人诗歌中的体现。赵光旭通过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诗歌的生态价值取向，试图说明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这两个范畴本身存在的问题。研究内容包括诗人对客观事物共同的生命的观点、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以及从对自然的爱到人类的爱的观点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美国布鲁克林学院张嘉如从一位佛教徒的视角人手，以对禅宗佛教教义与公案的学习为基础，描述了一个可供选择的非西方生态批评模型，之后转向了对韩国裴镛均以公案为主导题材的电影《达摩为河东渡》的细致探讨，尤其是将其视为“禅宗生态电影”的典范而进行深入的研究。

王诺(厦门大学)认为，生态批评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审美目的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一原则是自然性原则，从审美视域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二原则是整体性原则。从审美方法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三原则是交融性原则。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旅日画家臧新明指出，东山魁夷的画作以美的表述，在倾吐对自然的真情实感的同时，让人们领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自然环境保护的代言人。刘蓓(山东师范大学)指出目前国内生态批评研究模式不够明确。在两个方面有待加强。首先，是对生态批评本身的文学研究特征挖掘不够。其次，对于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方法语焉不详，尚未明确生态批评的文本解读究竟与过去的自然文学研究有何区别，西方的“生态批评”对未来的中国生态批评研究有帮助。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详细地总结了欧美的“大地艺术”的生态特点，认为当代大地艺术仍具有欧美中心主义的特质，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东方文化和美学的智慧，他从本土文化(如道家)的视角对其做出了相应的批判。韦清琦提出了“人文仿生学”的概念及其与科学仿生学的根本区别：前者帮助人类向自然学习如何在众生的网络中找到合适的生存位置，后者使人在从自然中得到了一些知识后，便把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踩在了脚下。人文仿生学也力图在自然中找寻挽救文艺颓势的良方，张炜、徐刚等人的写作便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文红霞(河南理工大学)指出，当代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最新作品《沉没之鱼》触及到了生态女性主义非常关注的诸多问题，指出人类只有克服傲慢的自我中心意识，采用众生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对待异族文化和女性，才能真正实现男性与女性的平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王惠(云南民族大学)提请我们注意山水诗的荒野精神，认为荒野并非只是一片空间，一个自然的客体，它和中国文化史上的“自然”概念一样，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一个美学的范畴，在山水诗中首先表现为荒山野水的意象世界。

五特色论题

芬兰约恩苏大学约・瑟帕玛敦请我们思考包括人类在月球表面留下的脚印、甚至思想活动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的意义，那究竟是光荣的印记还是对自然的野蛮干涉呢?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关注地球与大气环境的急剧恶化这种现代城市化进程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他指出，就有关“低碳”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而言，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在技术与管理层面，从主体角度控制与限制可能发生的“高碳”行为，是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和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钱翰(北京师范大学)担心生态美学似乎是一种无法实践的纸上谈兵，提出应把新的体验和伦理转化为实践行动，这将更有现实意义。因此，他从环境保护、自然伦理和个人健康方面，严肃地建议素食主义。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杰夫纳・艾伦的《暗礁美学：两栖地带，废料残留》并非一篇论文，而是以自然写作或者环境写作的手{去，为我们描绘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国南苏拉威西首府城市码头下面的水下世界，在那里，人类的垃圾成了许多生物的栖居之所。张敏(郑州大学)探讨了高校校园景观的育人功能：首先，良好的校园环境有助于青年学子感性的培养，其次，文化景观在育人方面也有突出的作用-第三，营造各种尺度的交往空间，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的人格有极大好处。王祖哲(山东大学)以中国传统的奇石文化为案例，肯定地回答了环境保护论者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自然能否以艺术欣赏的方式来得到恰当的欣赏和保护?

曾繁仁教授在闭幕词中总结说：第一，这是一次高层次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学者的学术聚会，国际与国内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文学方面的众多重要研究专家都参加了会议，第二，会议呈现中外学者交流对话的良好趋势。会议围绕着中西方学者在自然生态美学研究方面的共通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和理解；第三，在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文学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索上取得重要进展。包括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生态，美学的元问题、生态美学在当代生态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人类生态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意义、生态审美学的内涵、自然美学的意义与价值、生态足迹与美学足迹问题、环境文学中赞美颂扬与纠正改良的张力、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生态关怀与“自然人化论”的新阐释、环境美学与超人类立场、生态审美立场、都市文化与低碳文明等等问题均有新的阐释与进展，第四，在生态美学的东西方资源的发掘上有新的拓展。对中国古代山水诗、日本风景画中的生态审美智慧，对德勒兹差异论哲学、阿多诺非统一性哲学以及华斯华兹等作家作品中的生态审美内涵有新的发掘。第六，在生态美学的研究领域上有新的拓展。主要表现在将生态美学研究拓展到语言诗学与女性主义领域，还探讨了生态女权主义与网络女权主义的关系、大地艺术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以及包括素食主义在内的生态美学实践维度等。总之，这是一次收获丰硕的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