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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养生诗欣赏

时间：2022-10-25 07:51:07 诗词鉴赏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白居易的养生诗欣赏（锦集8篇）由网友“june”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白居易的养生诗欣赏，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白居易的养生诗欣赏

篇1：诗人白居易的养生诗

诗人白居易的养生诗

唐诗中养生方面的选题和内容颇多，其中白居易的“养生诗”数量最多，最为全面。下面一起来看看!

1 气功修炼

晨兴

宿鸟动前林，晨光上东屋。铜炉添早香，纱茏灭残烛。头醒风稍愈，眼饱睡初足。起坐兀无思，叩齿三十六。何以解宿斋，一杯云母粥。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在清晨时的一段生活情景，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气功中常见的“叩齿”。叩齿是中医中常见的一种牙齿保健方法。有一种说法叫“叩齿三十六”，就是每天早晚起床睡觉前叩齿三十六下，可以使牙齿坚固，不生牙病，相传这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方法。现代科学认为叩齿能兴奋牙体和牙周组织的神经、血管和细胞，促进了牙体和牙周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其抗病能力。可见，叩齿确实有养生保健的作用。

2 饮食起居

偶作二首(节选)

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战，或吟诗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

这首诗中提到了饮食养生中的“粗细搭配”和“饮食适量”。粗细搭配可以增强粮食的营养价值，提高营养吸收率，并能有效预防多种“富贵病”。而饮食的适时适量更加重要，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凡食过多，则结积聚，饮过多，则成疾癖也。食不欲苦饱，苦饱即伤心，伤心即气短、烦闷。善养性者，先渴而饮，饮不过多，多则损气，渴则伤血;先饥而食，食不过饱，饱则伤神，饥则伤胃。

3 闲适清娱

好听琴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

唐诗中闲适清娱的有不少。一方面是唐人活得的确潇洒，另一方面也是闲适清娱时容易做出好诗。这一篇《好听琴》不算多么出彩，但却道出了音乐给人的宁静镇定之感，这也是养生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4 防疾养病

戒药(节选)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人们常说“戒烟”、“戒酒”，而在诗词中，白居易开创性地提出了“戒药”。多少帝王寻求仙丹，但是白居易却认为这些丹药，不但误人，而且已经成灾。在诗中劝诫人们不要滥用丹药。联想到现代社会，滥用药物乃是我们健康的一大危害。

5 达观自强

自觉二首(其一)

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同岁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乐。畏老老转迫，忧病痛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

这首诗可以作为养生的总结。前几句描述衰老的表象，后几句表明越是担忧，越容易衰老。最后一句“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道出了养生之道的真谛。外在的各种衰老无法抗拒，但内心对衰老的不畏不忧，开朗豁达才是长寿的良方妙药。

所以多读唐诗吧，既可以滋养身心，又可以汲取养生之道，成为你不畏不忧衰老的信心之源。

篇2：白居易与其眼疾诗养生故事

白居易与其眼疾诗养生故事

白居易一生坎坷，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他于27岁考取进士后，先后做过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江州司马、杭州刺史等官职，宦海沉浮，仕途辗转，直到37岁才结婚。长女金銮3岁夭折，白居易有诗哭之。58岁时，他喜得一个儿子阿崔，3岁又夭折了。老年丧子，使诗翁痛苦异常，他在诗作中追思说：“悲肠自断非因剑，啼眼加昏不是尘。”由于官场失意和生活清苦，再加上子女的夭殇，使白居易患了很严重的目疾。他的诗作中，屡屡可读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为了疗疾养生，修身怡性，诗翁曾经称病休官，辞去苏州刺史的官职，回家乡静心调养。当地的百姓自发地送这位廉洁勤政的清官，祝愿白居易早日康复。

在《眼暗》诗中，白居易写道：“早年勤卷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诗翁在此谈及自己患眼病的原因是由于年轻时秉烛苦读、穷经积学，不注意视力的保护，到了晚年视力减退，又屡遭子女夭亡的精神打击，悲郁多泣，才导致眼疾缠身，发出“欲如何”的无奈感叹！接着诗翁详细描写了自己患眼病的症状：“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你看，一朝一夕，铜镜松灯前，模糊的视力给理政读书写诗的诗翁带来多少难言的痛苦。频发的眼疾，使白居易与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阅览眼科医书，服用滋阴养肝的中药，并用黄连的汁液点眼治疗。后来还“烧大药”和“服气”（即炼丹和练气功）来养目除疾。

在另一首《眼病》诗中，白居易还描述患眼病的症状时说：“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诗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叙述了患眼疾的症状，简直就是一例诗体的`眼科病案。从白诗中的自述来分析，他的双眼出现了羞明、睛上生翳、视物不清的症状，即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中医眼科称之为“云雾移睛”和“浮翳内障”。清代医家张倬在《医通·金针开内障论》中指出，本病是“肝气上冲，凝结而成”。其主要表现是“视物微昏或朦胧如轻烟薄雾。次则空中常见黑花，或如蝇飞蚁垂，睹一成二。”将诗翁的病史自述和医家的中医眼科学的辨证论说对照起来看，可以洞观白居易的医学素养是多么的深厚。

在另一首诗中，诗翁记录了他请医服药、自我养护的康复生活：“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诗中提到的《龙树论》，又称《龙树菩萨药方》，是隋唐时印度医学随佛教传入中国后，被译成中文的印度医书。决明丸由石决明、车前子、黄连蜜丸而成，是中医治疗肝虚气浮、风眩眼花的方剂。可以想见，诗翁接受道友的劝告，休官回乡，“谢绝名利，洞身静修”。浏览医药学的书籍，炮制丹药，遵守医嘱节酒养目。但药力有限而痼疾难却，诗翁不得不求治于金针拨障术。金针拨障术又称金篦刮目、开金针法，即针拨白内障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均有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种由印度僧人执业的眼科手术就很普及了。

虽然目疾给诗翁带来这么大的痛苦，但在那个年代，这位幼年体弱、经历磨难而且仕途也颇坎坷的诗人却享年75岁，超过古稀之年5岁，也算是当时的长寿者了。

篇3：白居易诗话养生

白居易诗话养生

在我们看来，诗是抒情明志的艺术，让人们在欣赏品味中陶冶性情。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唐代政治家、诗人。自进士及第开始做官，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司户参军、江洲司马、主客郎中、中书舍人、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等职，为官46年。历经唐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等11任皇帝。白居易终生为官、终生写作，他对自己的诗文编辑整理“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创作极丰!

在白居易的诗作中，有相当篇幅是有关养生的，既有对前人养生经验的传承，更是他自己养生实践的概括。在唐代，50岁便被认为是寿终正寝，当时流行说法是“五十不为天”、已经算是长寿了，而白居易寿达75岁，大概应属高寿吧!

白居易一生做官，他的长寿是养尊处优的结果吧?其实并非如此。诗人为官清廉、勤苦，其政治讽喻诗直刺统治者的痛处，屡遭打击迫害，仕途蹭蹬。诗作《赢骏》写一匹被主人遗弃的骏马，笔调凄婉：“骅骝失其主，赢饿无人牧。向风嘶一声，莽苍黄河曲。踏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那是诗人被贬谪后悲愤的心声。所以，诗人忧“安史之乱”后国运衰败、忧主上不明、忧百姓疾苦、忧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加之公务繁累，30多岁就体质大衰，疾病缠身，到40岁已病得不轻了。他在《沐浴》诗中写道：“经年不沐浴，污垢满肌肤。”因重病已快一年没有洗澡了，而当洗澡时，诗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悲观、很伤感：“老色头鬓白，病形肢体虚……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也是“祸不单行”，恰在这一年，白居易3岁的爱女不幸天亡，几位挚友也相继故去，诗人精神崩溃，心情坏到极处、苦闷到极处：“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独身存?”痛苦无以复加，到了不堪独活的地步!“悲来四肢缓，泣尽双目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忧、愤、悲、思，诗人未老先衰。

怎样解脱?

白居易与许多正直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在对君王失望、政治抱负落空的极度苦闷的思索中，遂转向老、庄，看破“红尘”、堪透生死、幡然觉悟。诗人在《自觉二首》中写道：“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擞垢秽衣，度脱生死轮。”于是诗人的精神世界似乎经过一番洗礼，顿觉柳暗花明：“思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诗人大彻大悟，原来那忧思、病苦、悲愁都是身陷“世网”的果报啊!那么以后呢?“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不将恩爱子(一种精神因子)，更种忧悲根。”否极泰来，白居易在政治上退避消极，是受封建官僚体制压抑之必然，而在生命质量的层面却获得一次轮回、一次新生。“大隐隐于朝”。诗人身居官场，心归林泉，做官、做诗、养生，谱就他生命中最美妙的乐章。

“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是白居易养生的头条经验。诗人熟读深研老子《道德经》，遵循其精髓，潜心体道，并付诸于实践，习练打坐，常进入虚静安适状态，他在《隐几》诗中表达这种状态：“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显然，白居易悟道体道确实达到养生家们所追求的“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澹然虚静，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而且在诗人笔下，这种境界是那样的富有诗情画意，令人向往。再看《题玉泉寺》：“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若非亲身体验，诗心焉能通禅心?白居易虽得老、庄哲学“清静无为”之真，但他毕竟身在尘世，且为官理政，哪能没有烦恼?每遇不快，诗人便以“清静无为”而戒之：“既非慕荣显，又不恤饥寒，胡为悄不乐，抱膝残灯前。”常存此念，遂自我解脱。动与静、虚与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矛盾，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辅相成又相互转化。生命的动、实，是补充能量，静、虚是吸纳能量。静则虚、虚则纳、纳则气血和畅，输布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驱邪扶正、固本强筋。白居易之长寿，盖因长寿之道的功效。

白居易养生的再一条经验是“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诗人做官基本都是做高官，纵使被贬出京师，也是任州府大员，位高权重，但诗人总以平常心而视之，把自己看作普通老百姓。其诗《卧小斋》自况：“朝起视事毕，晏坐饱食终。散步长廊下，退卧小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谁与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看，这哪里象高官的骄矜持重、城府深沉?俨然一个天真的顽童!对于物质生活，白居易很知足。他的生活哲学是，能充饥即是美食，可容膝便为安居;形骸为政务所迫劳作不息，心性却始终湛然虚空，故，“心宽体长舒”。有个算命的要给白居易算一卦，诗人以诗《答卜者》：“病眼昏似夜，衰鬓飒如秋;除却须衣食，平生百事休。知君善易者，问我决疑不?不卜非他故，人间无所求。”诗人知足达观，盖源于亲民、爱民情结，他的大量诗作饱蘸血泪，体恤民苦民膜。名篇有《观刈麦》、《琵琶行》、《新丰折臂翁》、《过昭君村》等，所以，在物质生活上，诗人不肖与贪官、富豪作比，而是在与百姓的对照中深感惭愧。在《观刈麦》中，诗人在收麦大忙的画面中捕捉到一个贫妇带着孩子“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的特写镜头，当诗人得知她“家田输税尽，一拾此充饥肠”的悲残命运后，扪心自问，不胜愧、疚：“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新做布棉袍，感觉“谁知严冬月，肢体暖如春”，可内心却不安起来：大丈夫贵在兼济，岂能独善其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忧民之心，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白居易很重视繁忙政务后的休闲时光，“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闲居》)诗人做京官时，曾患病休假，住在长安郊区渭村，大有鸟出牢笼的快感：“三年作谏官”，“拘牵不自由”，“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然而“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知足，不为物累;工作之余的休闲时光静心独处，或读书、或写作、或散步、或小卧，悠然自得，如此便不为情累。看来，白居易把“清静无为”的真谛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整个过程，纵使养生大家也会自愧弗如吧。

白居易养生的第三条经验是：亲近自然物，“野性爱栽植”。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白居易则是山水林泉、自然万物皆为所乐。白居易被贬作江州司马时，在庐山香炉峰下结茅舍，政务之余来此栖居。诗人深爱此处的自然环境：岩石清流，松柏翠竹，风岚烟霞，鸟兽时聚;茅屋傍有飞泉溅玉，小院里有白莲净池。恰如“倦鸟得茂林，涸鱼返清源”。诗人意气飞扬，携一壶酒，弹奏五弦之琴，酣畅时，赋新诗，仰天而歌。“如获终老地”而留连忘返。白居易一生无恋荣华，亲近自然，以至于退休后不在长安官宅养老，而是栖居渭村，与田夫村叟为伍。他曾应同村居住的邻居老汉求诗之愿，写了一首《代邻叟言怀》：“人生何事心无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头翁。”老汉听罢此诗，开怀大笑，乐不可支。

白居易为官一生，调动颇频繁，每新到一地，他都要在衙门和私宅周围及院中进行绿化、美化。诗人尤其爱松、竹、柳、荷，其工作和居住环境必植之物。《东楼竹》写到：“潇洒城东楼，绕楼多修竹，森然一万竿，白粉封青玉。”白居易特别喜欢在居室窗前植竹，《竹窗》云：“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别有一番情趣。诗人把种树栽花看作是休闲，是爱好，是性情使然：“野性爱栽植”。《东涧种柳》：“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诗人认为“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白居易官至中书舍人时，买得一宅，因院内有10棵松树而喜不自禁，秋有韵，夏有荫，春雨满树珠，冬雪压枝白，“四时各有趣”的景致，对于诗人来说“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白居易特别尊崇松树的贞操，“不羡桃李艳，惟慕松树贞”.所以，面对宅院的松，诗人觉得自己一介俗士却做松的主人很不相称，故而“时时一愧怀”。这世上，至真、至善、至美者莫过于自然;只有心灵雅洁之士才能与自然亲和、沟通;白居易尊自然为师，实在是养生之妙理啊!

白居易的“闲适诗”，清新、洁雅，其中养生的至理与技法亦博大精深，不失为中华养生学之奇葩，甚无尽宝藏有待探寻、开发――这大概是本文的宗旨所在吧。

篇4：养生宜学白居易

养生宜学白居易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小体弱多病,又生逢乱世,命运坎坷。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而长期流浪;步入仕途后,又因得罪权贵而数度遭贬,以致年方四十就发白齿落,未老先衰。然而,由于他通晓人生哲理与自然规律,淡泊名利、心胸豁达、开朗乐观,在养生保健方面又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因而获得了75岁的高寿,成为古代名人养生的楷模。

白居易16岁时就写出了《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青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诗中蕴含着生命与天地时空共兴衰的现象,说明白居易有通晓生命哲理与自然规律相通的辩证唯物史观。《逸老》一诗中写道:“白日下,青天高浩浩。人生在其中,适时即为好。”这里“适时”是指人应自觉地适应自然规律;接着诗人又把少壮与衰老视作一日中的劳与逸“劳我以少壮,逸我以衰老”,既要承认生命衰老的自然规律,又要注重养生益寿;最后写道“顺之多吉寿,违之多凶天”,强调要遵循哲理与自然规律,乐天知命,修身养性,方能健康长寿。

白居易54岁时患上白内障,后因坠马伤及足和腰。“腰痛拜迎人客倦,眼昏勾押薄书难。辞官归去缘衰病,莫作陶潜范蠡看”。于是,58岁时辞官退隐香山寺,调整生活方式,探求心理恬静和安乐康复之道。正如他在《眼暗》诗中所写:“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千药万药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他以闭目静坐养生来治疗眼疾。

白居易心胸豁达宽广,知足常乐。64岁时在《鉴镜喜老》诗中写道:“今朝鉴明镜,须鬓尽成丝。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亲属惜我老,相顾兴叹咨。而我独微笑,此意谁人知。笑罢乃命酒,掩镜捋白髭。尔辈且安坐,从容听我词。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多生时。”该诗辩证、乐观地论证了生命价值和生老观,认为老是生的积累,人生既然可恋,老年则更珍贵。所以,要珍视衰老,充分利用空闲时间享受人生的快乐, 不必悲天悯老。

白居易不仅是位大诗人,还是一位难得的养生家。其“养生诗”不仅给他的作品增添了异彩,还给后人以警醒和启示。

篇5：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诗欣赏

白居易《溪中早春》全诗欣赏

【原文】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尽①，阴岭留残白②;

西涧冰已消③，春溜含新碧④。

东风来几日，蛰动萌草坼⑤;

潜知阳和功⑥，一日不虚掷。

爱此天气暖，来拂溪边石。

一坐欲忘归，暮禽声啧啧⑦。

蓬蓠隔桑枣，隐映烟火夕;

归来问夜餐，家人烹荠麦⑧。

【注释】

①南山：即终南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

②阴岭：朝北的山峰。山南称阳，山北称阴，故名。

③西涧：即渭水。

④溜：春天山上冰雪溶化，注入山川河流中的水。

⑤蛰(zhé折)动：潜藏在土中过冬的虫类，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萌草：草木破土发芽。坼(chè撤)：裂开(草木发芽)。

⑥潜知：默默地领会。阳和：和暖的春气。

⑦啧啧：象声词，鸟鸣声。

⑧荠(ji季)麦：把荠莱与麦饭煮在一起吃。

【白话译文】

翻译之一：终南山上的雪还没有完全消融，山阴还残留着片片白色。渭水的冰已经开始融化了，融化的雪水从山上一路含着新绿注入渭水之中。东风吹来不过几日而已，潜藏起来过冬的虫类就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而草木也开始破土发芽了。和暖春气化育万物，真是一天也不虚度啊。真是喜欢这天气带给人的丝丝暖意， “我”轻轻地拂拭溪边的青石。一坐下来就忘了回家的时间，直到晚归的鸟儿啧啧鸣叫着把“我”从沉醉中唤醒。透过稀疏的篱笆以及桑树与枣树隐隐地看见夕阳中的炊烟和灶火。“我”慢慢踱回家中问一声今晚吃什么饭啊，家人回答：荠菜煮麦饭!

翻译之二：春天刚来，南山雪还未融尽，在山的背阴处还留些残雪。但是春天的温暖已经显现，溪涧的冰已融化，消解，流水潺潺。春风吹拂，满山嫩草萌发，小虫子也已开始活动了。“我”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道理啊，所以，对于大好春光一天都不想浪费。“我”喜欢暖暖的春日天气，来到溪水边，轻轻触摸溪边的石头，坐下来好好欣赏春光无限，都忘记回家了，傍晚禽鸟归巢，叫声传来，这难道不是人间仙境吗?

【创作背景】

这是元和七年(812)或八年春初作者居住在渭村时的作品。元和六年，其母陈氏不幸去世，诗人居渭村三年有余。这期间收入甚微，贫病不堪。然而，大自然的恩赐是无限的，有时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也能感到暂时的快慰，享受到远离尘世的宁静。

这首《溪中早春》正是通过对春天大自然的温暖、美妙的刻画，体现了审美关系中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融洽。

【赏析】

此诗首四句描绘早春的景色，由远及近，由大及小。题目是《溪中早春》，却说“南山雪未尽，阴岭留残白”，是从雪景着笔。雪本是冬天的景致，然用“未尽”来修饰之，则已透露出春天的气息。冬去春来，气候转暖，冰融雪化，所以山岭上已见不到大片的积雪，但是春天的温暖尚未足以完全消融残雪，那朝北的`山坡上还星星点点地残留着淡淡雪片。这正是早春的气候，是春天的温暖与冬天的严寒短兵相接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这两句虽是漫不经意写来，却紧扣“早春”二字。下二句则是承“溪中”而发。“西涧冰已消，春溜含新碧”言渭水的冰块已经消融，山沟里淙淙流水中已经孕育出碧绿的生机。诗人抓住残雪、冰消、新碧几个极富典型意义的意象，镜头由远及近，仅用四句话就将一幅“溪中早春”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含蓄隽永，耐人回味。《唐宋诗醇》评此诗“通首写早春之景，一结言外有情，悠然不尽”，正是领略到个中妙处。

面对如此佳妙的早春气象，诗人感叹那仅仅吹了几天的春风，就使那冬眠的昆虫苏醒过来，稚嫩的小草破土而出，阳春化育万物，真是一天也不虚度。诗人捕捉自然界气候万物的瞬息变化，默默领会着大自然的伟大。这二句抒发哲理与前面的描绘相呼应，可谓理从景出，景中含理，二者自然融会，并无丝毫空讲道理、要发议论之处，加深了读者对早春季节特征的理解。

诗人的心灵是最敏感的，他最先感受到人世间一切繁杂事物变动的征兆，也最先察觉到自然界每一丝细微的变化。也许他受够了严冬的折磨，很早就期待着温暖春天的到来，所以一旦等到春风吹拂，冰消雪化，溜含新碧的时节，他便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来到大自然中，感受这春天的温暖。“爱此天气暖，来拂溪边石”二句把视角从南山残雪、西涧春溜转到了诗人自身的刻画上，他似乎是一个爱嬉戏游玩的孩子，在明媚的春光中，高兴地抚摸着小溪边的石头。“拂”字用得极形象传神，活现出诗人喜悦之极，深深体会到春光美的神态。他觉得春天太美了，以至流连忘返，长时间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中。审视着傍晚啧啧鸣叫的飞禽，他的心灵在静观中得到了纯然的宁憩。

诗的最后四句粗看似与主题了无相涉，其实不然。据说汉代张仲尉的居处，蓬蒿没人， “蓬蒿隔桑枣”引用这个典故是借喻作者的清贫，与下句联系起来看，又表现了一种初春宁静的气氛。查慎行说这两句很象陶渊明的诗句(见《白香山诗评》)，颇有眼力。至于“归来问夜餐”则显示出诗人游春归来兴致勃勃的神态，他玩得太尽兴了，所以一回来就吵着要吃饭。而家人奉之以荠麦，亦是清素家庭的普通食物。这些都显示出作者虽处在贫病不堪的环境中，也能游离于世俗之外，在自然美中得到了精神慰藉。

全诗表现了初春的一种静谧气氛，然静中有动，处处使人感到那春天的脚步正悄悄而来。诗的语言朴素自然，写景、叙事与抒情三者犹水乳交融，有机地结为一体，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洋溢着诗人对早春的爱恋之情。

篇6：讽喻诗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三千余首，是唐朝诗家中存诗最多的。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喻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这些讽喻诗将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从多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上承《诗经》，汉乐府、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上也自树一格，被誉为“唐代《诗经》”。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B、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对，体现了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缚戎人》描写一个“一落蕃中四十载”的汉人的遭遇。他为了返回故乡，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贪功的边将抓住当作“蕃虏”，“配向江南卑湿地”，含冤莫辩。这个“汉心汉语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实的爱国情感。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已之私利。《红线毯》、《歌舞》、《缭绫》等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醉生梦死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别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发财，喜新厌旧而被抛弃，《井底引银瓶》中年轻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被逐。《议婚》、《太行路》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妇女们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对宫妇问题尤为关注，象《上阳白发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爱情的老宫女，《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对腐朽的宫女制度的严正抗议和血泪控诉。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切中时弊，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大都选材真实、典型，主题明确、单一。《秦中吟十首》是“一吟悲一事”，《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就使诗的主题专一、明确，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他所有的讽喻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

白居易的讽喻诗极善于运用简练的外貌描写，细致的心理刻画，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写景、议论等多种手段，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如《卖炭翁》中的卖炭翁，《观刈麦》中的贫妇人，《上阳白发人》中的老宫女，《新丰折臂翁》中的老翁，《轻肥》中的宦官等，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如《卖炭翁》中，对卖炭翁的形象、心理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刻划，连细节都十分精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就是著名的心理描写的警句。在对卖炭翁矛盾心理的揭示中，突出了一车炭对他的重要性，从而深化了“苦宫市”的主题，笔端饱注对这位贫苦农民的同情，倾向性很鲜明，却避免了议论化。这一点在《上阳白发人》中表现得更突出，诗对她孤独寂寞的生活环境和凄凉的心境的描写，抒情味很浓，诗中透露的悲剧气氛很感人。

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也是讽喻诗的重要特色。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d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再如《观刈麦》、《村居苦寒》中作者和农民的对比，《买花》中富人与田舍翁的对比等，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使读者从鲜明的对比中，看到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剥削者的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直接发议论，也是讽喻诗的特色之一。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都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象《买花》、《重赋》、《轻肥》、《杜陵叟》等诗，都是先有具体的叙事，生动的描写，接着是画龙点睛的议论，对事情作评说深化主题。

质朴自然，通俗平易是讽喻诗语言的主要特色。白诗的语言以通俗平易为基本风格，往往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娓娓陈述，唱叹有情，扣人心弦，间有议论，发人深省，语言的通俗和尖锐的讽刺相联系，真正做到“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他的讽喻诗的语言接近于人民的口语，随口而出，如话家常，然而语虽平易，意却警策，所以袁枚在《续诗品》中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白诗语言是“用常得奇”，这些品评都较为中肯。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由于白居易救治现实的功利色彩太浓，所以相应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写时事的作品，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说教意味偏浓。在语言运用上，或是太过激切，或是过分通俗、浅显，结果有失诗歌语言的蕴藉、含蓄、精炼之美。但偏不概全，瑕不掩瑜。白居易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作用，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讽喻诗白居易]

篇7：白居易琴诗

白居易琴诗

作为古老的民族乐器，琴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琴不但具有娱乐之功用，还是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养性的工具。白居易是爱琴懂琴之人，他的琴诗是唐代诗人中最多的。

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距今已有30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所以说琴是文化瑰宝，是因为琴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古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乐器，我们在欣赏琴曲的同时不能将它同中国文化相剥离，古琴文化也不是简单的音乐文化，它与文人阶级的精神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儒家文化。《礼记》云：“士无故不撤琴瑟。” 琴棋书画不但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具，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而琴居其首，由此可见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提到琴诗我们就不得不谈到白居易，白居易是酷爱音乐的文人，笔者以朱金成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为底本作了统计后发现，白居易的琴诗共125首，是唐代琴诗最多的诗人。他对琴有着特殊的爱好：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好听琴》)此时的琴是抚慰诗人的灵药，空灵静好。“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琴是寂静时默默诉说心声的朋友。“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听幽兰》)“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北窗三友》)琴是与诗人志同道合的道友。《琴史》记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以文章德范称于宪穆文武之间。自云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在日常生活中，白居易以琴来自娱，而在失意时以琴作为抚慰。白居易还十分重视社会大众对琴乐审美的变化，他对和琴音效果、古琴为何衰微的原因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几乎是与音乐为伴的。

白居易琴乐审美观——恶俗倡雅

唐代以来，自西域胡乐开始盛行，打破了原有的音乐系统，中原的旧乐与西域的胡乐相融合，形成了与旧时雅乐和清乐不同的音乐系统，曾经用于郊庙祭祀的雅乐也只不过成为仿古的模拟品来装点礼仪仪式。与此同时，西域的乐器如琵琶、觱篥、羯鼓也开始在中原流行起来，所以琴的地位也逐渐“曲高和寡”。“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秦中吟十首》)“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五弦弹》)都说明了当时琴乐的衰落。《新唐书·音乐志》载：“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由此可知，唐代的音乐艺术总体呈现出一种异彩缤纷的局面，残存的清商乐已经走向没落，而中亚及西域康国、安国、高昌、疏勒、龟兹等外来音乐占据了唐代音乐的主要舞台，进而形成了以龟兹乐为基础的新音乐。新音乐在初期以节奏明快的乐曲和热烈优美的舞蹈为主流，这在当时是符合人们的社会审美需要的，而从容雅缓、曾被隋文帝称之为“华夏之声”的清乐便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白居易《废琴》便是当时琴乐衰落的真实写照：“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诗，白居易主张废去古琴，因为古琴声淡无味，遗音冷冷，与现代人的情感格格不入，而羌笛与秦筝才是世人喜欢和热爱的对象。但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白居易对古琴音乐衰落现象发出的沉重感慨：即使我不辞辛劳为你演奏，你也并不爱听，这多么令诗人伤心!白居易是诗人，是热爱生活的文人，他喜欢酒，喜欢诗，喜欢琴乐。诗人视琴为知己，他自然明白这位清高的朋友从传世以来就有不可克服的缺点，但是当他看着琴乐的处境不佳，依然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伤感。诗人还说明了导致琴乐衰落的直接原因——“羌笛与秦筝”。这里的“羌笛与秦筝”不是特指专门的乐器，而是泛指羌笛、琴筝一类的胡乐器。唐玄宗时“胡部新声”在内地广泛传播，乐器种类极其繁多，不但有音域宽广的琵琶弹弦乐器，还有羯鼓等打击乐器，笙、笛、觱篥等吹乐器，尤其是琵琶在当时极为流行。隋唐燕乐都依琵琶定律，出现了许多琵琶高手，“尽日听弹无限曲”(元稹《琵琶歌》)，便是当时琵琶流行场面的真实写照。将琴与当时俗乐演出的局面相比较，琴之缺陷便更加显而易见：“秦筝箫管和琵琶，兴满余尊酒余赊，歌舞留春春似海，美人颜色正如花。”(唐彦谦《春日偶成》)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俗乐的热闹场面：几种乐器混用，有箫管、秦筝、琵琶，不仅如此还有美人歌舞，试想象下那是怎样热闹的场景，人们相聚在一起尽情欢乐，纵情起舞，这样的繁华又怎是琴所能够企及的。与喧闹的俗乐器相比较，琴的疏淡平和更为低调，这也是它逐渐不被大众重视和喜欢的原因之一。古琴音乐音量偏小，更偏向于自娱，于是它更多保留了文人的雅趣，始终没有走出文人阶层，一直与普通的老百姓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也是其衰落原因之一。

在白居易的音乐审美观中，他在继承前人以古琴为雅正之音的基础上，以崇雅、平和、清淡作为审美标准，而且对雅乐与俗乐的爱憎态度极为明显。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答桐花》中表达了他的喜好：“泠泠声满耳，郑卫不足听。”“郑卫之音”原是指春秋时郑国、卫国的民间音乐，后因《论语·卫灵公》有“郑声淫”之语，后人便以郑卫之音作为淫乱的音乐。在这里，郑卫之音指的是当时俗乐，白居易认为俗乐是不堪听的，他甚至丝毫不掩饰对俗乐的厌恶之情，他在《五弦弹》的副标题上便直接发出自己内心的愤怒：“恶郑之夺雅也。” 这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批评郑卫之音有喧宾夺主之嫌。他在文中说道：“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璧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他认为一唱三叹，曲淡声迟，能够恢复人的元气，使人精神爽朗的音乐才是真正的“正始之音”，这样的音乐可以使人回归心灵上的平静，也符合音乐的审美标准。而对于世人喜欢热闹欢快的俗乐而将雅乐抛至一边的现象，白居易显得有些无奈。二、白居易与文人琴——琴之雅趣与高志

梁昭明太子肖统《陶洲明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他对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情这一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弦音乐也曾被认为是音乐美的最高境界。有人认为这里的无弦琴是指能够发出具体声音之外的大音(大音希声)，又或者是空明的佛家境界，更有人提出无弦琴寄托了亡国之音和知音难觅的情感。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无弦音乐并不是指琴的表面上有弦无弦，而是指音乐内在的神韵，与演奏者或者倾听者所想表达的情感有关。琴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音乐，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心态，是与世俗截然相反的高雅的情趣与格调，是日常生活中闲适的心情，是演奏者与琴与世间与自己内心沟通的桥梁，是追求与琴同在寂静美好的状态。“琴中趣”便在此处，与音乐是否动听、旋律是否优美没有关联，有弦无弦，甚至有无真实的声音都不能影响琴的美感，这也是“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真实意思，而白居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白居易的诗中有很多对于琴声的描写：“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夜琴》)“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秋夜琴兴》)从白居易对于琴声的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琴声淡，调声缓，清冷甚至是“无味”，与能够千变万化的琵琶相比，琴声过于淡雅、平和、沉稳，不适合作合奏乐器，更适合独奏，这便更加突出了琴的萧瑟与寂寞。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琴对环境还是有要求的，琴是能够带领我们去往宁静世界的媒介，它与喧嚣和热闹是不可调和的。有两首诗都提到了“夜深”，当然并不是要夜深才能够弹琴，而是在夜深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万籁俱寂，人声俱灭，弹琴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琴和诗人能够更好地进行交流。“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说明琴的归属性是很强的，诗人自得其乐，陶醉在琴声之中，而不愿也不屑与他人分享。这并不是诗人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妙的音乐，而是琴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除了环境，琴对于弹琴之人也有苛刻的要求：在弹奏琴曲时，首先要平和自己的内心，除去暴戾不安与躁动，只有将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才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才能与琴共为一体，才能真正体会琴之趣味，达到“感化天地”的境界。而正是因为琴对弹琴者有着苛刻的要求，以及琴的疏淡平和之音可以使人内心平静安宁，琴也是修身正己和复兴礼乐的最佳乐器，这也是诗人所倡导的。

除去琴声的淡雅，琴独立的姿态与脱俗的品质象征也是琴的另一特征。这点要从琴的历史谈起。琴自古就是正统的乐器，是承载儒家文化的重要器物，它在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古琴可以奏于宗庙，可以用于和谐夫妻感情，可以使君臣恭肃，可以造就培养人的德行，用于家中则长幼有序。琴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古之君子，无论是积极入世还消极避世，琴都是文人高雅情趣的象征，自然也是后代人所敬仰的典范。

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信意闲弹秋思时，调清声直韵疏迟。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弹秋思》)《论语·泰伯·第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可以使人的心性完善，在白居易的诗中琴声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琴不仅仅是修身养性的工具，作者还融入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与高洁品质，使琴产生了与作者心灵心心相通的品格——琴格。这里的琴格是作者内心空明无扰的写照，不需要世俗的赞赏，不需要世间眼光的认可，琴思与作者孤傲的心灵相通，获得一片清净便可。古琴低调淡雅的品格与热闹喧哗的其他乐器相比自然是逊色一筹的，但是即使不被理解、不被重视，琴声依然坚持自我。但正是因为这种寂寞使诗人与琴结下了不解之缘：“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寒松无妖花，枝下无人行。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众目悦芳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琴亦不改声。怀哉二夫子，念此无自轻。”(《邓鲂、张彻落第》)在这里，古琴的实用性消退，象征意味加强。“古琴无俗韵”是不被世人喜欢的原因，但也代表了古琴是与俗相对立的，是雅的代表。在白居易的诗里，诗人将古琴与寒松相比较：“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天冷了才知道松柏是最后才凋零的，倘若更进一层去理解这句话，孔子是用松柏来比喻君子，在污浊的社会里松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被世俗所感染，保持着自己坚韧的姿态，所以寒松历来都是坚韧的代表。“无俗韵，无妖花，守其贞，不改声”，这是诗人对琴和松柏的描绘，又何尝不是诗人对自我的要求与真实形象的写照?可以说，这里的琴与诗人是融为一体的，琴即诗人，诗人即琴，同样落寞，同样坚韧。诗人也用琴的孤洁品质来鼓励邓鲂、张彻，劝慰他们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易放弃。事实上诗人难道没有自我勉励的意味吗?答案不言而喻。此外诗人还在《池鹤八绝句·鹤答乌》中用“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的诗句直接来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高洁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