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实用文档 > 论文>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时间：2023-07-01 07:43:42 论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集锦6篇）由网友“cosmo”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篇1：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启发了中国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国史家继承乾嘉务学风，突破了乾嘉的狭隘眼界，重新探讨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内涵，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深受国内外史家景仰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具有爱国的、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学养。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认识所不及的东西。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他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开辟新途径，奠定新基础，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陈寅恪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近几十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诚然，陈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他的唐史体系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史。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发现了重大的线索，才使他的唐史结构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响、制度渊源、地域关系和家族关系、学术思想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的问题，跟他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召开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时，不能忘记这位硕果累累的先行者，

陈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素养从事研究，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解放后，陈寅恪继续按照他自己的独特途径从事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著。不过陈寅恪毕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而陈寅恪受到局限的方面，解放后的史学界正在予以修正和补充，陈寅恪作过划时代的贡献，解放后的史学界也已经并将要继续取得划时代的成果，不过这两个时代的含义不同罢了。

陈寅恪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大体在种族来源、人物家世血统之种族背景、上层人物在文化血统的汉化或胡化等力而。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种族问题上升为民族共同体问题。并进而研究各民族在此期间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历程，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等等。

陈寅恪关于大族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家族背景、学术习染、婚宦状况等方面。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大族看作—个特定的具有相应经济基础的社会阶层。并且把它放在社会各阶级的相互运动这一总的体系中来探讨。

陈寅恪关于制度渊源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典章制度的演化以及各种制度的关连。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探索制度的基础和本质。

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解放后的研究，则以社会经济为重大课题，如均田制度、依附关系、部门经济、地方经济状况等等。

陈寅恪的局限性是不可免的。但是毕竟由于他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解放后才吸引了那样多的史学工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荣，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处于冷落状态了。

但是千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积累总量来说毕竟有限。解放后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由于文革的破坏，魏晋南北朝史家浪费了不少精力，丧失了不少时间。今天看来，譬如垦荒，房前屋后，道畔水边，凡是方便易垦之处都已有人尽力勤耕，并不断获得成果，但有待开发的空白之处还是不少。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提出来的新课题并不很多。研究工作往往是围绕着一些老问题进行，而一时似乎又难于取得重大突破。这里让我举一个例加以说明。

四十多年以前，陈寅恪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推论》文中，曾引用《陈书》所载梁末“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乘时而起的资料，认为这是江东“世局之一大变”。陈寅恪识见敏锐而又慎重，他把这一见解列入推论，当含有待证的意思。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而又确凿的验证。“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大量出现在梁末历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经济的发展业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只有这样，在政治上、军事上足以割据—方的豪霸才能出现，他们乘侯景乱后局面而坐大．浮现到了社会的的表层，成为尔后陈朝的重要统治力量。但是汉南腹地社会经济在六朝时的发展进程究竞如何，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腹地豪霸作为—个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表如何逐步兴起，凡此等等都是南朝历史的大事，我们却还没有千方百计去发掘资料，加以说明。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陈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还基本上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进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尽管多出于国家统一时期，但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却住往是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均在首都，只有首都以及首都所仰赖的经济供应线（例如漕运线）附近，首都与重镇之间交通线附近，才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此外的广大地区，发展速度要缓慢很多。《史记》所列举的重要都会，多半是分裂的战国时期各国的首都，而到了秦汉统—时期，大发展的只有长安、洛阳，其它都会多数不再发展，有的.其至超于衰落。按照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长江以南经济、文化取得大的进展，不是在统一的秦汉时期，而是在分裂的六朝。梁陈之际南方腹地豪霸纷纷出现，正是南方在分裂时期发展较快的一种反映。从这里看来，我觉相分裂时期的历史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可寻。何况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观象也多在分裂的年代特别显著。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我听到南方省区的同志所作该省区在魏晋南北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颇有启发。这些报告能够在习见的史料以外发掘本省区的地貌、物产、土壤、气候等多种资料，进行探索。如果南方各省都作类似的探索，若干年后探索有成，也许我们对六朝时期南方腹地开发进程就能得到较多的了解，这不但可以大大开扩我们对南朝历史研究的视野，而且还可以把陈寅恪所作江东“世局之大变”的推论加以证实。

从这里我还想到，今后若干年内，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应当在务实的基础上：多提出一些新问题加以探索，而不要把研究工作局限在几个老大难的问题上。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多多吸收。探索新问题，借鉴外国，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有助于寻找解决老大难问题的途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学相铺相成。陈寅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也在这两个方面。为了矫正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空泛的弊病，目前应当把扎扎实实放在第一位，把热热闹闹放在第二位。也许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能出现较大的突破。也许再有若干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队伍中能出现几个新时代的陈寅恪，他们既有微观的功力，又有宏观的眼光；既熟悉中国传统的史学，又有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样，魏晋南北朝史就会成为高水平的学科，不过在这种成就出现以前，我们还是要多研究具体问题，力求多取得具体创获。具体创获哪怕细小，其总和将是可观的。

社会科学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一种规律：在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往往需要一个资料积累和整理过程。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对学术知识材料的搜集整理，为资本主义时代学术大发展作了准备。中国乾嘉之际用考据方法整理资料，研究学术，为一个世纪以后人们用思想来探索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同各项物质文明和精种文明的建设一样，处在拔乱反正之后行将起飞的时刻。为了迎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的高潮，我们应当多做些具体的扎实的准备工作，并且多培养一些适应这种需要的有功力又有眼光的青年人材。

篇2：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艺术、工艺品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分立对峙，中外文化的冲撞会合，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本文分别通过对这个时期的陶瓷工艺品、金属工艺品、柒织工艺品、服饰、绘画进行色彩方面的研究，分析出这一时期最常用的色系以及所使用色彩的明度、纯度值。

关键词：色彩;魏晋南北朝

Abstract: During the Han and Wei-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art, crafts of different peoples and n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separation ofconfrontation, to meet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clash, and show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 makes a reasearch on the colors of pottery and metal crafts, textile crafts, costumes and painting, and analyz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during this period by the use of color .and color brightness, purity value.

Keywords: Color; The Han and Wei-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正文

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政局的**并没有是艺术的发展停滞，而是继续按照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走向繁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分立对峙，中外文化的冲撞会合，使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继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工艺品也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篇3：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1.陶瓷工艺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在全国方位内，大约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在南方，前期陶瓷烧造以浙江为中心，有著名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和均山窑等，后扩展到湖南湖北等地。主要产品有青瓷和黑瓷。此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用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是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

在北方，由于战乱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陶瓷业衰退，制瓷业直到北朝时期才出现。因此技术相对落后，但邢窑制瓷工人克服了铁对呈色的干扰，创烧了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一“白瓷”，为后来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陶瓷色彩总述：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陶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其色彩的大概风貌。南方越窑的青瓷色相主要偏灰绿色调，中明度以及低纯度。在色彩搭配上，主要以单一色调为主，但为了打破颜色的单调，常在青釉上辅以褐彩。德清窑的黑瓷则主要以黑色为主，辅以陶土颜色进行点缀。北方瓷器从色相上来看比较丰富既有白、淡黄、浅绿等高明度、低纯度的色彩外，还有低明度、中纯度的褐色;白瓷的发明对后世陶瓷的发展有这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北朝瓷器注重使用，所以不论青瓷、白瓷或黑瓷，都以素面为主，极少装饰。

2.金银工艺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除仍用来铸造货币、鎏镀佛像以外，用于制作各种工艺品和装饰品增多。这时期的金银器除了国产的以外，还有不少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拜占庭、波斯等地传入的。主要有造型特殊的胡瓶、盘、杯、碗等容器，以及指环等装饰品。金属工艺品色彩总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色彩在色相上主要是纯正的金色，在明度上偏于中低明度，纯度普遍较高。

3.染织工艺品

在织绣工艺方面，织机普遍使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生产精美的棉布，那时的棉布叫白迭，被视为可以与绢帛同等的上等纺织品。1946年在阿斯塔那墓发现的织出了“富且昌宜侯天王延命长”铭的前凉织成履，履用褐红、白、黑、蓝、黄、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编织而成，色泽如新。

在印染工艺方面，染料的使用与秦汉时差别较大，一些主要色调中的主要染料被一些新的染料所更新。如红色调染料，红花染色取代了茜草;黄色染料方面，地黄逐步取代了栀子、黄栌、黄檗(音b6)等;蓝色染料，随着木蓝的输入，制靛技术的兴起，而取代了昔日的蓼蓝和菘蓝。

染织品色彩总述： .

魏晋南北朝时期染织品色彩非常丰富，各个色相的色彩都有使用，这与当时民族间的交流及染料的更新与发展密不可分。色彩多倾向于使用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较为艳丽的色彩。色彩搭配方面，这个时期的织物大多是多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且搭配的非常协调。它们以大面积的色彩(单色或多色)作底，其他颜色织造纹样。红、绿、白、蓝、褐等色常用来做底，蓝、绿、黄、白做多用作织造纹样。

4.服饰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这时期的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男性多以黑色、褐色、红色等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色彩作为服饰的主色;士人儒生则多以白色为主，以表现自己的潇洒自如、仙风道骨;而军士们以黑色铁甲为主，里面再配以红、白、黄等色的布衫。女性的服饰色彩多种多样，各种色相、纯度、明度的色彩均有使用，但主要以中等纯度和中等明度的暖色调为主，色彩搭配上多用对比的方法，其中一方面积较大，另一方较小，以形成调和。

5.绘画

魏晋南北朝绘画，承前启后，五彩缤纷。士人画家，改变汉代粗旷、繁复的风格，向精密技巧方向发展。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等诸多大家。其中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代表着当时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绘画色彩总述：

绘画上以墨线勾勒对象外形，以红、褐、白、绿等色为对象填色，画面风格淡雅、飘逸，完整再现了当时的人物风貌。水和时间的作用使得所使用的色彩现在看来倾向于中低纯度、中低明度。色彩搭配以类似色为主，避免画面色彩夸张，打破淡雅的风格。

石窟壁画由于年代久远，色彩上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现在看来，风格非常粗犷，色彩艳丽丰富。土红色带背景上花斑点点，人物肌肤的色调也十分耀眼。原来艳丽的肉红色，被氧化成一些粗黑的线条，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色彩搭配上，多使用对比色，或红绿对比、或蓝橙对比，并以夸张的造型，表现对象的动感。 .

总结：

通过研究并提取各种资料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常用色彩，可以大体推断出这个时期的色彩风貌。

NCS色彩分析： (如图l、图2、图3)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金银器、染织工艺、服装、绘画等常用色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色相覆盖面比较广，常用色彩多集中在暖色系，即橙红色系。对NCS色相环上的红、绿、黄、蓝、黑、白三对原色及间色进行统计，可以看到这时期的应用色彩几乎囊括了色相环上的所有色相，但主要色彩大多集中在红色、黄色、绿色三大色相上，仅有极少部分蓝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大部分都属于中、高明度，中、低纯度的范围。

由于南北方、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色彩应用方面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隋唐时期的色彩应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和平.中国设计艺术史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3]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4]长北.中国艺术史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

篇4：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的传布的论文

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的传布的论文

论文关健词：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僧侣士人传布

论文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志怪小说创作进入高潮。佛教志怪的编撰者，主要是佛僧与信佛的士大夫。而佛教志怪的传布，亦主要有赖于僧侣与士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和大量佛经传人中土，佛教志怪小说的创作也进人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创作的佛教志怪小说达10多部。这些佛教志怪的编撰者，主要是佛僧和信仰佛教的士大夫;而佛教志怪的传布，亦主要有赖于僧侣与士人。

一

佛僧对于佛教志怪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僧人如何将这类志怪故事传播到士大夫中间去的呢?据典籍所载，两晋南北朝，僧人与士人交游成风，这种交游，无疑为僧人们传播有关佛教教义的故事，提供有利的机会。僧人与士大夫在切磋佛教教义之时，将一些与教义有关的故事带到了士人中间。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和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证实了这一点。据张书所载，向张演提供这类应验故事的，主要有惠严法师等;据陆书所载，向陆果提供应验故事的僧人主要有释慧期、道聪、僧显等。僧侣们将这些流传各地的、内容包括各阶层的应验故事带进士人的官府或家庭，从而促进了佛教教义，也促进了佛教志怪在士人中间传播。

僧人们又是如何将这类佛教故事传播到下层民众中去的呢?对于大多数文化程度极低，或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下层民众而言，玄奥的佛教教义是毫无意义的，这些高深的义理只有化作粗浅的道德说教，才能进人民众的生活之中。据蒋述卓先生《中古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一文，早期佛教僧人的传经并无原本所依，全靠背诵，许多经是在宣讲时才由中国僧人或居士记载下来的。僧人的传经自然也包括讲述故事，借故事的生动形象，以打动听众。据慧皎《高僧传・唱导》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疾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而“杂序因缘”、“傍引譬喻”则不能不关涉具有生动情节的故事。唱导所贵有四，即“声辩才博”，而所谓“博”，便要求“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因而对于典籍的谙熟是十分必要的。从上文所引《高僧传序》已看出，僧人们对于志怪小说是了如指掌的，这也是他们“博”的表现，而“博”自然是为宣传佛教服务的。据慧皎云，宣传佛教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因人而异:“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这种根据不同接受对象而设教的办法，是有意味的，也反映出宣教者的良苦用心。僧人对于“凡庶”和“山民野处”者的设教，推究进来，所谓“指事造形，直谈闻见”和“近局言辞，陈斥罪目”云云，正该包含着关于报应、轮回以及应验之类的故事，而这些内容正是志怪小说的主体。为了加强宣传佛教的效果，自然要求此类故事的情节生动细致而可靠。

二

从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所保存的资料看，佛教志怪在士人中间的传播，是与这些信仰相同的士人相互间的切磋佛教教义密切相关的。东晋谢敷编撰了一卷《光世音应验记》，送给了同样信佛的傅缓一本。这其中的应验故事，有的是谢敷从僧人那里听到的，有的则是从具有同样信仰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如“徐荣”条，“荣后为会稽府都护，谢庆绪闻其自说如此”。而且，有些故事是谢敷、傅缓等一起听到的。因而，谢敷编集《光世音应验记》以赠傅缓，有互相勉励之意。而后来傅亮将这些故事追记到自己编撰的《光世音应验记》中，也是要“以悦同信之士”。张演编撰《续光世音应验记》的'目的，也是要“传诸同好”。而陆呆编撰《系观世音应验记》也出于同样目的，他在此书序文中日:“神奇世传，庶广飨信。……如其究定，请俊飨识。”因而，这些志怪故事集在信佛的士人间传抄，是可以推想的。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第63条“彭城抠”故事，有陆呆的补语:“果抄《宣验记》得此事，以示南颊州别驾何意”。清晰地交待了陆果抄录刘义庆《宣验记》之事。而类似的抄录行为也在其他信佛的士人中发生，如王淡的《冥祥记》，抄录傅亮《光世音应验记》五条和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一条，陆果抄王淡《冥祥记》或王淡抄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十七条，即是明证。

不仅具有同样信仰的士大夫间相互抄录志怪之书，而且士人们之间也相互传讲此类故事。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第16条“杜贺救妇”条后云:“果以齐永明十年作临汝公辅国功曹，尔时在姑熟识游，问其何起事佛见?答:‘少作将，本无信情，泰始初为黄县，随诸明兵攻沈，在其军中。亲睹司马氏事，乃知圣神去人，极自不远，迁妇送心，明见感激。从是不敢为罪，实由此始’，说此语时，尚追磋叹，不能已已。”这大约是发生在陆果任功曹的官府里的事。类似的传讲在《系观世音应验记》里还有，第40条“彭子乔”最后言:“义安太守太原王淡，果有旧，作《冥祥记》，道其族兄琏识子乔及道荣，闻二人说，皆同如此。”这就是说，陆果和王淡是有密切往来的，这也就是陆、王书中有如此多重复故事的原因。看来，陆、王之间既有教义的切磋，亦有故事的传讲，而陆书的这则故事，正来自王瑛。可以推想，此类的传讲行为在信佛的士人中间并不罕见。

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第34条“张会稽使君”云:“张会稽使君讳畅，字景微，吴人也。知名天下，为当时民望，家奉佛法，本自精进。宗元嘉末，为荆州长史。孝建初，征还作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于是憔王承相在荆州，自启解南蛮府，留使君为持节校尉，领已长史带南郡如故。寻荆州作逆，使君格言谏之。垂相则欲见害，有求得免。垂相性疑，左右是用，虽以谏见全，而随众口，每有恶意。即梦见观世音，辄语:‘汝不可杀张长史’。由此不敢害。乃至垂相伏诛，使君亦系在廷尉。诵《观世音经》，得千遍，钳锁遂寸寸自断。于是唤狱司更易之，咸惊叹以为异。少日便事散。此果家中事也。”据《南史》卷四八、《梁书》卷二六载，张畅乃是陆果外祖。陆果云“此呆家中事”，看来，在张氏家族和陆氏家族中，传承着此类的应验故事，自然是世家大族信仰的缘故。这种由于共同的信仰，而在贵族家庭内部传承的故事，反映了佛教志怪传布中重要的一个侧面。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谆谆告诫其子孙“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并以许多“可信”的应验故事，诲喻后辈。而在北魏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中，亦充斥着不少报应、灵验故事。这些故事，今天看来，无疑都是志怪小说之属。从此一角，我们又可洞见志怪故事在当时家庭与市井传布的另一情形。

篇5：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论文

【内容提要】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有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先秦两汉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诗歌体制得到了初步规范；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独立意义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出现，形成了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第一个高峰，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篇6：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论文

古代诗学辨体理论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体内容，它与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确定与规范文学创作的基本体制规范与要求，同时又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调整，规范与修正交替发展，尊体与破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古代文体理论向前发展。大致来说，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虽然没有从史学、哲学等中分离出来，可已经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其中隐含着对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相对于先秦、两汉来说，无论在文学文体的分类与规范方面，在诗歌独特的语体风格的确立方面，还是在文体风格论方面，魏晋六朝时期都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的独立意义，确立基本审美规范的时期。以《文心雕龙》、《诗品》为杰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无疑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我国古代诗体形态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一、先秦两汉文体分类的滥觞与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

最早的文体分类是辨体批评的滥觞，虽然先秦的文体主要是应用文体，分类的标准也不一致，或以功能，或以题材，或以功用，或以形态，涉及到文体发生学、文体源流论、文体功用论等多方面。文学批评也远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服从于归纳编集或指导应用文体写作的需要。然而这种以文体分类为手段的辨体批评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到明代的《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对建立在文体分类基础上的诗文体制及其源流演变的考察，为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积淀了深厚的基础，对强化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有重要贡献。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文体分类出自《尚书》。《尚书・毕命》篇提出的“辞尚体要”，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最初的起源。《尚书》的典、谟、训、诰、命等名目的出现，就已包含着最早的散文分类的萌芽。《诗经》的分《风》、《雅》、《颂》则是诗歌分类的萌芽，也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最早源头

以《楚辞》为代表的“骚体”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体演变发展中的异数，它构建在南方巫官文化特有的气质上的独特的文体风貌，奠定了古代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骚体”在句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两字一顿，两句才构成一个完整意思的体式，以六言为主，杂用四、五、七言，大都一句一意，节奏感很强；在语词上，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入诗，大量使用虚词以增强感染力，语言风格绚丽华美，瑰玮雄奇；在结构上，突破了《诗经》抒情短章的体制限制，大大加强了铺陈叙事的功能，故事性与铺叙性成为了骚体文学的基本文体特征。屈原所开创的骚体对后世诗体的演变与文学风格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枚、马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可是《楚辞》的诗体创新成就在后世诗学辨体理论批评中常常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汉对文学现实功能的极度的强调，不仅掩饰了文学的本体论意义，而且也影响到文体规范的确立。《诗大序》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故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等，与其说是对诗体审美规范的要求，还不如说是政治教化对文体风格的干涉，完全忽视了文体自身演变发展的规律。这种对文体规范的误解最典型地体现于班固等人对屈原的批评上。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风格规范，以及后来的扬雄认为辞赋“劝百讽一”，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就是古代文体论中极端政教化、道德化倾向的突出表现。这种倾向形成于汉代，到唐宋古文运动后得到极度的强化。这样《五经》在文体论中就具有终极的意义，成了预先设定的源头，它可以为文体形式制定最基本的也无法摆脱的规范。不仅文体的“体”是“宗经”的产物，而且“风格”的“体”亦然，能宗经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文体风格规范，而对于《五经》的违背是楚、汉以来文学舍本逐末、滔滔不返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批评的学术史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文体从一般文体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诗歌这种独特的文学文体的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的过程，这种不自觉的文体区分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逐步清晰并最终确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从应用性杂文体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初始之本，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而章成矣。”（《文心雕龙・原道》）故凡虎斑霞绮，林濑泉韵，俱为文章。”鲁迅的论述总结了我国古代诗歌体式在其形成的初期，即已具备纯文学文体的形式特征：重视情感、讲究格律、词采华美，富有意境。最迟在刘勰与萧统的时代，这种纯文学观念的诗歌体制规范已经出现。

魏晋时期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有意识地从“体”的角度对作家创作风格的摹仿，这种摹仿正是建立在对诸家体制风格差异的辨析的基础上的，并且作家创作风格已经形成了可供后人效法的创作典范，摹拟成了学习诗歌的基本门径。整个魏晋六朝时期，拟体诗成为一种创作风尚。如鲍照有《学刘公干体》、《学陶彭泽体》，萧衍有《清暑殿效柏梁体》，萧纲有《戏效谢惠连体》，何逊有《聊作百一体》。最突出的是江淹“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的《杂体诗》，其拟古达到了非常逼真，令后人真伪难辨的程度，正如严羽评江淹诗所说的：“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

思，拟郭璞似郭璞。”拟体诗是诗学辨体理论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同时它也对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第一篇独立的文学史论文，在诗学辨体理论上的意义是第一次充分肯定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揭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针对两汉文学观念中严重的道德伦理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政治性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浸淫，曹丕不仅认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而且强调它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即具有不依附历史事功等外在形态的独立的价值。同时，曹丕提出：“诗赋欲丽”，是对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发展。他提出在文体的共性即“本同”的背后包含着各个文体类别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体裁规定性即“末异”，从文体形态的本质的角度规定了诗赋的`体裁特征是“丽”，强调了诗赋独立于“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之外的审美特征。

继曹丕之后，陆机首先揭示了不同文体的语体要求对文章风格的形成具有制约作用，不同体裁必然有不同的风格规范与要求，这种文体风格是在长期文学实践中形成的，对后世的创作具有规范性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尤其是对诗歌文体特征用“缘情绮靡”来概括，是对曹丕“诗赋欲丽”的发展，不仅对诗与赋的文体特征加以区分，而且，“缘情绮靡”兼顾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即“缘情”是诗歌的表现内容，“绮靡”是诗歌的语体风格，“绮靡”说是对汉儒“丽以则”的中和的诗学思想的扬弃，“缘情”说则是对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动摇。陆机的诗学辨体理论代表了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

中国文体学史上最早的文体流变专著是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久佚，据《隋书・经籍志》载，该书二卷，与四十一卷的《文章流别集》相辅而成，后世摘出单行挚虞专从文体归类编集，并作《序论》探讨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与创作规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论的主要批评形态，对后世诗文评的发展具有范式的意义。方孝岳先生对挚虞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有高度评价：“挚虞可以说得后世批评家的祖师。他一面根据他所分的门类，来选录诗文；一面又穷源溯流，来推求其中的利病，这是我国文学批评学的正式祖范。”

三、诗学风格论与《文心雕龙》的诗学辨体理论

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体分类详尽与体例严密是《文心雕龙》诗学辨体批评的突出特征，童庆炳先生对此有高度评价：“《文心雕龙》对古代文体分类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它开创了一个纵深地阐明文体特点的方法。这就是说，刘勰在阐明各类文体特点时，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步骤与原则。所谓‘原始以表末’，是说推求各体的来源，叙述它的流变；所谓‘释名以章义’，是说解释各体的名称，显示它的意义；所谓‘选文以定篇’，是说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说明不同文体的特征；所谓‘敷理以举统’，是说要阐明各类文体写作的理论依据与规格要求。”

刘勰认为文体形态的规范的形成与变化取决于表达内容的需要是必然，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的要求。创作者个人的气质禀赋影响到独特的风格的形成：“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在文体论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与规范要求时，颇为辨证地揭示了文体因袭与新变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诗人可以也应该在“有常之体”中求得“通变”，即继承前人文学传统与文体规范加以创造性的改变，从而能在广泛吸收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这样，文体就在传承与新变的交替演变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发展。《序志篇》中称：“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史简论。

在刘勰的文学批评体系中，语体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他认为是体裁所要求具备而且不能突破的语体，即不同文学体裁必须具有的不同的体制规范，《定势》篇通过对各种体裁相对应的语体风格的辨析来揭示其创作要求：“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也。中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也。”

不同的体裁要配以不同的语体，作品文辞的风格要求，首先由它所表达的内容的性质决定，如章表奏议应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典雅语体，赋颂歌诗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清丽语体，符檄书移要求明断，史论序注则必须核要，箴铭碑诔的语体必须宏深，而连珠七辞则不妨巧艳。此外，刘勰又认为，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来选择适应自己主观人格的语体，这就是“晓变”，只有这样，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保持文体的开放与发展的态势。刘勰的“昭体”与“晓变”并重的文学文体论，充满了辩证色彩，代表了我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新的高度。

在论述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形成的关系后，刘勰在《体性篇》中还将众多作家的创作风格归结为八种类型，开拓了古代文学批评风格类型理论的先河。八种风格类型中，刘勰最为推崇的是“典雅”，他认为章、表、赋、奏、议几种体裁的风格最近于典雅，他对与“典雅”相对的“新奇”特别不满，“新奇”的最大特点是摈古趋新，追求诡异奇巧。他在《定势》篇中严厉抨击当时宋、齐文学对于“新奇”的追逐：“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这种靠文字次序颠倒以为新，表达怪诞反常以为奇的作法，必然会导致“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质朴刚健的文风的凋丧，所以刘勰《通变篇》的时代文学风格流变便是一个每下愈况由典雅渐趋新奇的过程：“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