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简介：乐与礼的关系论语选读备课资料（共4篇）由网友“复古风大锅饭”投稿提供，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过的礼乐制度简介：乐与礼的关系论语选读备课资料，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篇1：礼乐制度简介：乐与礼的关系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礼乐制度简介：乐与礼的关系（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赞扬他的忠诚与认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领导机构“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它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大司乐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并非是让他们真正去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
礼乐制度盛行于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维系奴隶制等级观念的规范，也是奴隶主阶级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又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丧葬礼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死者入葬时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级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随葬品和有关遗迹，因而为研究古代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礼乐制的实施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但它又使乐成了礼的附庸，使音乐成为以礼为中心的模式音乐，并逐渐趋于僵化。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周礼.春宫》）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乐队的规定是：“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只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周礼.春宫》及注）；等等。
总之，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宫。
春宫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1400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他们大多数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有明细分工，各司其职。《周礼.春宫》中明确记载了最高乐宫大司乐的职务要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晋”。教学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大舞）和小舞四种。由于结合礼教，内容都含有伦理道德观念。在春宫中还有小师、磬师、钟师、笙师、n师等传授器乐技艺。周代如此重视音乐教育，无疑会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各种相关的措施也推动和保证了音乐的发展，从而使周代宫廷音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其配合礼教的作用，也给于音乐以很大的束缚，而不能很好发挥其艺术特征，以至到春秋后期，随着新思潮的兴起和民间乐的发展这种典礼音乐便日益衰颓不振了。
乐与礼的关系
乐与礼的关系其一：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这三者也是教化民众的基础与手段，必须恰当利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关于如何学习《诗》、《礼》、《乐》的过程。
《诗》即是《诗经》，兴就是起、开始的意思。孔在《八佾》中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表明一个人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待人接物，言辞修身等各个方面，都应当是要从学习《诗经》开始，只有这样感性语言认识，才会有“美”的感受，才能更好地立德修身。
《礼》即是社会的规则、仪式、制度，即理也，或者法也。
《论语》：“不学礼，无以立”即是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学礼守礼，从具体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严格地遵守礼的规定，才能克己复礼，以正其身，是为立也。
《乐》本无经，而在于人的创造。子曰：“人而不仁，如乐何”，孔认为，如果一个人为人不仁，那么他所演奏的音乐也将不会是令人愉悦的。乐在于创造，是建立在《诗》的感性和《礼》的理性基础之上的升华，是二者相互融合于人的产物。贤达之人所奏之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乐是人性的最好的体现，是中和之美。 所以《诗》、《礼》、《乐》的“兴”、“立”、“成”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一个人学习发展的过程规律，是一个人从初始立身到教化影响他人的过程。
关于音乐的产生有四种说法：
1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斗争
2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模仿（《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战国吕不韦著]中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
3音乐是原始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中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实始为南音）
4音乐产生于劳动生活中（《吴越春秋》中有首相传为黄帝时期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
关于乐与礼的关系，从“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斗争”这里入手。
由于古代劳动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人们在面对自然界摆出的种种困难上无力做出科学的斗争，他们只能用巫术来祷告上天。《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阴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因此中国音乐在诞生的时候就与巫蛊神幻并为一谈，并且对人们的影响极大，以致后来《礼记乐记》[战国公孙尼子著]中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音象征五行，五行乃物质基础万物之宗，“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万物应当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否则“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既然音乐能关系到国家的存亡，那么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提倡礼乐治国，用礼来区分等级，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礼”并非专门为巩固统治而诞生，它只是在特定时期被统治阶级拿来利用而已。
由此，与“礼”息息相关的“乐”也成为统治者运筹帷幄的棋子，被拿来控制与利用。同时，“乐”在历史跨入阶级社会、私有制产生以后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统治者的私有物。 乐与礼的关系其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指出：“知声而不知音，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由此可见“声”与“乐”的.区别。“靡靡之音”不等同于“靡靡之乐”，有“乱世之音”而无“乱世之乐”。如果礼是“别异”，“乐”就是一种“和同”的力量，同时它又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所以，当“音”能够成为这种精神上的力量和愉悦时，它才把自身转化为“乐”。“乐者，通伦理者也”，因此王船山认为，懂得了礼的人未必懂得乐，但懂得了乐的人同时也懂得礼。
礼乐制度诞生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共几千年，每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理论上都是以西周为标榜并且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
“如果说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那么孔子就是‘礼乐’的坚决维护者。[李泽厚《华夏美学第一章礼乐传统二“乐从和”：情感与形式》]”孔子的儒家思想讲究仁爱、伦理、修己、道义、理性、中和、学习、重教育，这些都与“礼”息息相关。孔子极重视礼教，认为人应当严格遵守礼数，统治者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被统治者“不学礼，以无立”。他用仁爱伦理的态度来看待音乐，评价六代乐舞中的《大武》为“尽美矣，未尽善矣”，对其中充斥的暴力内容给予否定。只有尽善的音乐才能挖掘出尽美，而尽善则要靠礼来修养。孔子的“重教育”将其礼乐思想教授于人然后保留延续下来。
礼划分了阶层，使中国古代音乐有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之分。宫廷音乐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民间，由宫廷御用文人乐工修改编订而成。为宫廷收集音乐素材也是体察民情的一种有效手段，西汉时期成立的“乐府”其职能之一就是收集民间音乐，统治者可从民间歌曲中看出自己的政绩到底如何，由此可知己知彼达到更好的统治效果，与此同时也收录了散落在民间的音乐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流传后世。我个人认为这种“采风”制度类似于西方音乐史中的格里高利圣咏，统治者收集民间歌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经济、外交的鼎盛时期，唐代音乐吸收外来因素，种类空前的丰富。这时，属于统治者的雅乐便在丰富多彩的燕乐光环下黯然失色。况且雅乐是歌颂帝王的“雅正之乐”，注重形式并不注重旋律美感，连统治者自己都认为“雅乐不美”。即使唐朝历代帝王极喜爱推崇燕乐，但他们也没有对“礼乐”掉以轻心。唐明皇李隆基六岁时曾在祖母武则天面前表演乐舞《长命女》，可见从西周传承下来的教授贵族子弟音乐来让其明白礼乐治国重要性的制度仍在继续，“礼”之于“乐”仍旧严格。唐代“大乐署”是专门掌管雅乐与燕乐的机构，它有严格的管理与考核制度，筛选最好的乐师为宫廷服务不仅是因为唐代帝王都相当重视音乐，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高超精湛的表演来显现唐代的国富民强。
出现于宋代的“大宴仪”是皇帝在重要节日祭祀、宴请、册封的礼乐制度，延续至清。“大观三年，议礼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仪：其日，预宴文武百僚诣殿庭，东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云殿，阁门、内侍、管军等起居……集英殿饮福大宴仪。初，大礼毕，皇帝逐顿饮福，余酒封进入内。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赐预坐臣僚饮福酒各一盏，群臣饮讫……[元脱脱等著《宋史志第六十六礼十六》]”
由于历史文化原因，金、元统治者未能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造成封建社会中意识形态禁锢方面的某种松懈。这使得作为通俗文艺形式的戏曲在民间的发展中能够游刃有余，蓬勃兴旺。
之后的明清时期礼乐制度类似宋代“大宴仪”。明制大宴仪中“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志第二十九礼七》]”“大宴仪上尊号徽号仪尊封太妃太嫔仪附册立中宫仪册纪嫔仪附主册皇册皇太子仪太子千秋节附册诸王仪册公主附知。[柯劭氲戎《清史稿志六十三礼七]”
从宋明时期开始，宫廷音乐一再衰败，民间音乐却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发展。封建统治制度毕竟是落后不得人心的，掌控在统治者个人手中的礼乐制度注定要走向灭亡。但不能否认礼乐制度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及音乐格局，它作为统治阶级利用音乐来左右政治的利器控制中国近两千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篇2：子贡简介(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子贡简介(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端木赐，字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456年），政治家，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
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
曰：“琏瑚也。”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闵子伺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屑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
。恶敫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勤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 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 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
“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
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
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俐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子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其中之一。
篇3：战国之鲁国简介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战国之鲁国简介（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鲁国，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之一。姬姓，侯爵。武王伐纣，歧周代商。武王发封其弟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鲁公之“公”并非爵位，而是诸侯在封国内的通称。鲁公即鲁侯。周公旦不去赴任，留下来辅佐武王，武王死后辅佐周成王。其子伯禽，即位为鲁公，而淮夷、徐戎作乱，伯禽作Z誓，平徐戎，定鲁。鲁国先后传二十五世，经三十六位国君，历史八百余年。国都曲阜，疆域主要在泰山以南，略有今山东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之一隅。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6），鲁亡于楚。
鲁国创始者周公旦为周族人，因此鲁国的主体民族是周族和当地的夷族组成。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杀纣灭商后不久，即封周公旦于鲁，都曲阜。周公旦因辅佐天子，未能就封，乃由嫡长子伯禽前往就封。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的政治地理架构是军国架构，由天子之师的行军序列转化而来。征战天下的过程中，天子之师的野战行军序列是：前军，由太子统领；中军，由天子统领（天子兼领前、后军）；后军，由庶长子统领。得天下后，没有了野战，天子之师的前、中、后三军随即转化为东南军区、中部军区和西北军区。天子本人驻跸中部军区（河洛地区），太子驻节东南军区（总部设在曲阜。），庶长子驻节西北军区（总部设在幽燕地区）。黄帝时代就是这样的体制（黄帝长子青阳驻节“铸”，在曲阜附近。注意黄帝元子的名号“青阳”本义为“东方”；黄帝庶长子夷鼓驻节幽燕，在涿鹿一带；黄帝本人驻跸河洛地区的新郑）。少昊时代颁布的二十八星宿，有名为“心”之宿，有三颗星：心前星（心宿一，东起第一星）、心中星（心宿二，东起第二星）、心后星（心宿三，东起第三星），依次另名为“太子”、“天王”、“庶子”。
拿黄帝父子三人的驻地与心宿三星比较，就知道两者在方向和名称含义上是大体一致的。为什么要实行军国体制呢，因为远古时代中国大地上部族众多，文化差异大，不容易实现民族融和，武装叛乱时常发生，天下不能长治久安，故需要将野战部队转化为军区部队，以各保一方平安。灭商后，东夷集团成为周王室最大的政治对手，所以，周王室沿袭黄帝的做法，武王代文王，驻守河洛地区；周公代太子，驻守曲阜地区；召公是文王庶长子（据《帝王世纪》所记），驻守幽燕地区。因此，鲁国实际上是周代的东南军区，燕国是周代的东北军区。这一历史事实的文献记载是：公羊隐五年传：“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
事实上，“鲁”的本义是“鱼儿摆尾”。因为凡从鲁之字都寓有这个含义。如橹：舟船尾部一种推动船体前进的船具，系仿生自鱼尾，使用时左右摆动，像鱼儿游动时的摆尾。亦可写作“@”等（详细说明请参见本百科词条“鲁”）另外，与“鲁”相关的词汇中，鲁字皆有“任性”之义（因为鱼儿摆尾是它们的天性），如“鲁莽”（任性草率）、粗鲁（粗野任性）、“鲁直”（任性率直）。所以，周公旦之所以封鲁，是武王希望他游进东夷集团这个“大海”，发挥鱼儿摆尾的天性，左右扫荡敌对势力。所以，“鲁”就是扫荡东夷敌国的意思，与其东南军区的职责相吻合。编辑本段鲁国历史周公摄政
西伯昌之子，以发、旦最贤。发即周武王，旦即周公旦。武王得天下，封大弟旦于曲阜，是为鲁公。旦不就国，留周以辅佐天子，是为周公。史称“周公旦”。
周公旦之功，不在鲁，而在周。武王伐纣之后，天下仍未归心，武王却得了重病。群臣恐惧，太公、召公想到文王庙为武王占卜运势。周公旦说，且慢，不能以此困扰先王。于是他设坛，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嫡长子孙发，勤于政务劳于国事，不幸重病；如果列祖列宗因为上天的旨意而不能为王发消灾解难，那么请以我来替他受罪吧。祷告之后，才去占卜，卜得“吉”，而武王发病情好转。鬼神之事，暂且不谈，而周公之用心，可谓良苦。
武王发崩，太子诵年幼，尚在襁褓。周公旦担心武王崩而天下诸侯叛乱，于是摄行君权。
武王的弟弟们见此，都说周公旦肯定要对太子诵不利，想自己当天子。周公旦一看，不得了，舆论的力量无穷啊，于是立太子诵，是为周成王，而他则辅佐成王，让自己的嫡长子伯禽到鲁国担任国君，以为屏障，防御东方徐戎、淮夷等蛮夷。
武王发的弟弟管叔、蔡叔疑心周公旦，就跟商纣王的后代武庚一起发难，想除掉周公旦。与此同时，东方的淮夷、徐戎果然叛乱。齐太公、鲁公伯禽发兵镇压，顺利把淮夷、徐戎给镇压了。而周公旦挟天子之师，也平定了管蔡之乱。
周公旦摄行君权多年，营造雒邑，于是迁都雒邑，是为成周。
周公旦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位高权重也难免惹人非议，传说成王年长，周公归政之后，周公因为担心成王清算他，逃到了楚地。不过成王知道周公旦劳心劳力也是为了周王朝罢了，也就迎他回来。
周公旦薨，而还没到收割的时候，暴风挟雷，把禾都扫荡干净。据说这种天象在武王发崩的时候也出现过。于是查阅记录，发现了前文所说的周公祈祷以己代武王受难的记载。成王很感动，于是下令，让周公旦的鲁国拥有郊祭文王的资格，可以奏天子礼乐。
周王朝历来有厚同姓、薄异姓的国策，而周成王赋予鲁国“郊祭文王”、“奏天子礼乐”的资格，不仅仅是对周公旦功劳的一种追念，更是希望作为宗邦的鲁国能够“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这是鲁国在政治上的优势。
伐灭管蔡之乱，平定徐戎之叛，鲁国得到“殷民六族”。而本来是王族的殷商之民，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善于发展经济（商人的称呼，就是来自于殷商之民）；而鲁国地处东方海滨，盐铁等重要资源丰富。这是鲁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鲁国历经鲁公伯禽、考公酋（系本作“就”，邹诞本作“遒”）、炀公熙（一作怡，考公弟）、幽公宰（系本名圉）、魏公（幽公弟）、厉公擢（系本作“翟”）、献公具（厉公弟）、真公濞（本亦多作“慎公”），一直都是周室强藩，震慑并管理东方，充分发挥了宗邦的作用。此时的鲁国“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其国力之强，使得国人和夷狄之民“莫我敢承”、“莫不率从”。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春秋，彼时曹、滕、薛、纪、杞、彀、邓、邾、牟、葛诸侯仍旧时常朝觐鲁国。
历史上，鲁国有过几次废长立幼、杀嫡立庶的事件，始作俑者，或者可以追溯到周宣王。
鲁真公薨，其弟敖立，是为武公。武公有长子括、少子戏。
武公九年，武公带着两个儿子，西去朝拜周宣王。宣王很喜欢戏，于是作了件荒唐事，他要立戏为鲁国的太子。王的卿大夫樊仲山父就说，这个废长立幼，不合规矩。不合规矩而您一定要做的话，日后鲁国一定会违背您的旨意。违背了您的旨意，那就是要讨伐的。不讨伐的话那对您的威信有损。要真发展到那个地步，对大家都不好。您看，是不是别下这个命令呢？
周宣王很不满，现在谁是天子啊，他不顾重臣意见，下了命令就立戏为鲁国太子，日后当鲁国的国君。鲁武公有点郁郁不乐，回到鲁国后就死掉了。于是太子戏立，是为鲁懿公。果然，懿公被他哥哥括的儿子伯御带着鲁人干掉。伯御安安稳稳地做了十一年鲁国国君，最后被周宣王发兵给伐灭了。（古时候交通不便的缘故？因此那么久了周宣王才知道？此事，存疑。）
周宣王把伯御给诛杀了，就立懿公戏的弟弟称，是为鲁孝公。那个时候起，周天子的威信日益下降，而诸侯国弑其君的事情时有发生。
隐公时期，卿大夫羽父位高权重，逐渐掌握实权。但是羽父权力权力欲太重，渴望与国君平起平坐，何况隐公甚至还不是名义上的国君。羽父就对隐公说，要不您立我为太宰吧（所谓太宰，那就是周天子的王室正卿，就地位而言，跟诸侯平起平坐。）隐公不答应，推托说自己又不是鲁公，不能做主。羽父说，其实太子允没什么势力，您德高望重，不如顺势就即位好了，我帮你解决掉障碍。隐公震怒，“我之所以当这个家，是因为看到允年幼，担心人心不稳才勉强顶着众人的唾骂来做这件事。本想等到允长大了，我就到菟裘之地养老去。你瞧你说的什么话啊！”
羽父被弄得一愣一愣，敢情人家不想夺位？他担心太子允知道这件事，于是急匆匆跑到太子允跟前，来个恶人先告状，谗言隐公想要霸占权位，不会让他允掌权之类的话。太子允心想这还得了，于是授命羽父把事情给解决了。羽父就派人弑杀了隐公。
惠公太子允即位，是为鲁桓公。
鲁桓公初期，羽父还挺有权势，但是到了后来就不见经传，或许是桓公疏远了他也未可知。
鲁桓公有庶长子庆父、太子同、公子牙、公子友。庆父、叔牙、季友的后代分别是孟氏、叔孙氏、季氏，合称三桓。 三桓为孟氏、叔孙氏、季氏，而非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以往有众多学者认为孟孙、叔孙、季孙皆为氏称，实误。“孙”为尊称，对于孟氏和季氏，“孟孙某”、“季孙某”仅限于宗主的称谓，宗族一般成员只能称“孟某”、“季某”。所以，“孟孙”、“季孙”并不是氏称。考之《左传》，只有“孟氏”、“季氏”的字样，而无“孟孙氏”、“季孙氏”的字样。叔孙氏的情况比较特殊，起先为叔氏，后来公子牙（字子叔）之后立叔氏，原来的叔氏改称叔孙氏。
桓公薨，太子同立，是为庄公。庄公夫人哀姜，哀姜娣叔姜为庄公生子开。
庄公晚年，筑高台，看到大夫党氏的女儿孟任，很是欢喜，就跟着她走。最后，庄公许诺说立孟任为夫人，如果她给自己生了儿子，就立为太子。（这个庄公也真是个妙人，追在姑娘家身后走，活脱一个情窦未开的傻小子，还愣愣地说你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很好的，你要是生了儿子，我就让他当国君。）
孟任生般（一作“斑”）。庄公想立般为太子，又担心其他臣子有意见。再者，鲁国一向都有“父死子继，兄死弟及”的传统。到了庄公三十二年，庄公病笃，又想到立太子的事情，就询问自己的兄弟叔牙、季友。叔牙说庆父有才能，隐隐有选贤任能，你死了就立庆父的意思。季友则说就算死也要立公子般。于是，庄公让季友派人赐鸩酒给叔牙。叔牙饮鸩而死，立其后为叔氏，后改称叔孙氏。
庆父之难
庄公立般为太子，而季友辅佐。
叔牙死后不久，庄公薨。于是季友立太子般为国君，为庄公治丧，因此尚未正式即位。而庆父发难，派人弑杀了在党氏居住的鲁公般。季友惊慌之间，逃往陈国。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一向都有私通，因此发难之后，他立哀姜陪嫁的叔姜之子，公子开为国君，是为鲁闵公（一作」）。庆父立闵公之后，跟哀姜私通得更加厉害，但是始终觉得有妨碍，就想把闵公给杀了而自己当国君。齐国仲孙湫就预言“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的孔子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闵公二年，庆父派大夫卜t袭杀闵公于武闱。季友听闻，自陈至邾，接庄公妾成风之子申，请鲁人以其为国君。庆父忧惧，出逃到莒。于是，季友送公子申入鲁，并重金贿赂莒人，抓庆父回国。庆父请求让他出逃，季友不肯。于是庆父自杀。立其后为孟氏。
关于孟氏，《春秋》又作仲氏。因为当初庆父虽为长兄，但为了表示君臣之别，于是自称仲，史称共仲。实际上，当时的人都以其年长而叫他的后代为孟氏。
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史记作“厘公”）。僖公元年，季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季友为鲁国相。季友相僖公，执政多年，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鲁人作《诗鲁颂》称赞。僖公十六年，季友卒，谥成，史称“成季”，其后立为季氏。
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九位鲁公在位期间，作为卿家的三桓与公室争权夺利，尤其是以季氏的执政与公室的反击最为激烈。
成季死后，庄公的公子遂（即襄仲）及其儿子公孙归父相继掌权，是为东门氏执政时期，而孟氏一度被东门氏赶出鲁国。然而，成季的孙子季孙行父（即季文子）利用三桓的势力，开初税亩，使得私田兴起，而“隐民”剧增，获得鲁国平民阶层的人心。公子遂杀嫡立庶，以公子Q为国君，是为鲁宣公。
宣公发现三桓日益强盛，同时有民不知君、只知三桓的说法甚嚣尘上，于是他“欲去三桓，以张大公室”。他与执政的公孙归父商量，是不是起兵灭了三桓，但是国人明显倾心于三桓，使用国内兵马或许不妥。于是，公孙归父前往晋国借兵。可惜公孙归父还没成功搬来晋国军队，宣公就死了，而季文子趁机发难，备述襄仲当政时的弊端，斥责他“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坚事齐、晋”，使鲁国没有强援。鲁国司寇表示愿意随季文子除乱。公孙归父听到这样的消息，连忙逃到齐国躲起来。季文子开始执政。从此开启了季氏祖孙几代人的执政专权之路。
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辅佐鲁国文宣成襄昭定六位鲁公，位列三卿之首，独专国政。
季武子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从不同角度削弱公室的权力：
襄公十一年，增设三军。季武子、叔孙穆叔、孟献子分三军，一卿主一军之征赋，由是三桓强于公室。当年，周武王封周公旦于鲁，按周礼“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鲁有三军。自文公以来，鲁国弱而从霸主之令，若军多则贡多，遂自减中军，只剩上下二军，属于公室，“有事，三卿更帅以征伐”不得专其民。季武子欲专其民，遂增设中军，三桓分三军之民。
襄公十二年，三桓“十二分其国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国民不尽属公，公室已是卑矣”。
昭公五年，季武子罢中军。四分公室，季孙称左师，孟氏称右师，叔孙氏则自以叔孙为军名，“三家自取其税，减已税以贡于公，国民不复属于公，公室弥益卑矣”。
公室奋起反击，昭公二十五年，在C昭伯、公若等人的劝说下，鲁昭公发兵伐季氏。而孟氏、叔孙氏认为唇亡齿寒，三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发兵救援。结果昭公外逃，而季平子专权，摄行君位将近十年。
季平子的僭越行为，导致其家臣奋起模仿，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阳虎。定公五年，季平子、叔孙成子相继去世，阳虎发难，囚禁季桓子，逐仲梁怀，随后执掌鲁国权位长达三年。虽然阳虎被三桓赶出了鲁国，但是三桓的影响日渐削弱、公卿之别君臣之礼日渐败坏也成了趋势。
这个时候，在位的鲁定公决心削弱三桓，而这个时候三桓内部并不稳定，因为季氏的专权，导致其他两家的不满。定公十年，齐鲁会盟，作为司仪的孔子不仅言谈之间退发难的莱夷之人，更以口舌之利，使得齐国归还汶阳之田。于是，定公以此为契机，重用孔子，而孔子为了恢复公卿之别、君臣之分，决定以隳三都的方式，逐步消解三桓的强盛势力。季桓子出于防止家臣犯上的考虑，同意隳三都，并派仲由等臣子率兵毁掉自己的费城。然而三桓之中，孟氏反对，他坚持不毁掉自己的成城，结果定公发兵讨伐，却无法攻下。而定公在季氏的唆使下观齐女乐，败坏礼数，更寒了孔子的心。结果，三桓把公室的坚定拥护者孔子赶出了鲁国。
哀公即位后，想要伐灭三桓，结果反被三桓逐赶，死于有山氏。哀公死后，三桓立公子宁，是为悼公。悼公时期，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直到鲁穆公时期（前4－前383年），鲁国实行改革，任命博士公仪休为鲁相，遂渐从三桓手中收回政权，国政开始奉法循理，摆脱了三桓专政的问题，重新确立了公室的权威。而三桓之一的.季氏则据其封邑费、卞，独立成为了费国。
前323年，鲁景公卒，鲁平公即位，此时正是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年。鲁顷公二年（前278年），秦国破楚国首都郢，楚顷王东迁至陈。顷公十九年（前261年），楚伐鲁取徐州。顷公二十四年（前256年），鲁国为楚考烈王所灭，迁顷公于下邑，封鲁君于莒。后七年（前249年）鲁顷公死于柯（今山东东阿），鲁国绝祀。
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成王，卓有功勋。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武王还是死了。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涌，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
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
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
礼乐之国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
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
篇4：鲁国开国国君伯禽简介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鲁国开国国君伯禽简介（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伯禽是周公长子，西周初年人，姬姓，字伯禽，亦称禽父。周公旦长子，周代鲁国的第一任国君。
武王去世后，发生武庚、管蔡之乱，连带东方诸国也起兵，周公东征后，平定了叛乱，统一了国家。成王七年，为控制东征后新占领的东部地区成王将原本封在河南鲁山的周公迁封到山东曲阜，建立鲁国，统治原商奄之民和从殷都迁来的殷民，担负稳定东部地区局势、充当周朝政权藩屏的任务。
伯禽就封时，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今王的叔父，我在天下也算是不轻不贱的人。然而我洗一次澡要三次握着湿头发出来，吃一顿饭要三次吐掉嘴中的食物，以接待贤士的来访。即使是这样，我还怕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可因为自己是国君而骄傲待人。”伯禽临行时又问周公：“请问如何治鲁？采用什么方法有效？”周公回答说：“务在利民而不要以利民者自居。”伯禽牢记周公的'教导，来到鲁国后努力发展生产，教育人民遵守礼仪规范，寻访天下贤士，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随之带去的有“殷民六族”，控制了旧奄国土地及人民，国号、氏号为鲁，目的是为了“生以养周公，死以周公主”，用来褒奖周公的。
可是，在伯禽建立鲁国的初期，东方局势仍然不稳。虽然周公东征践奄、迁蒲姑，攻灭了东夷最大的两个国家，但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夷人、戎人，怀着狭隘的民族偏见，对新建立的周朝政权怀有敌意，特别是把周朝在东方建立的诸侯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把它搞垮。有一年，鲁国南部的淮夷、徐戎两个少数民族集团，同时发生叛乱。他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新建的鲁国。鲁国军队在伯禽的率领下，以及在全体将士努力奋战及齐军的支援下，击退了淮夷徐戎的来犯，平定了少数民族的叛乱，保卫了鲁国的安全。伯禽分封到鲁国后，牢记周公的教育和嘱托，出色地完成了担负周室藩屏的任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伯禽在鲁国苦心经营了三年，才去西周的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向周公汇报国政。周公问道；“为什么报政这么晚呢？”伯禽回答说“我在改造了当地的风俗，变革了当地的礼仪。寻常百姓父母死后也要服丧三年，所以到这时候才来报政。”
伯禽坚持以周礼治国，在位46年，鲁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新局面。其辖区北至泰山，南达徐淮，东至黄海，西抵阳谷一带，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一个重要邦国，并享有“礼义之邦”的美称。
其爵位为诸侯最高等级公，诸侯之长。
《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於是伯禽率师伐之於Z，作Z誓，曰：“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无敢伤牿。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l尔刍茭、糗粮、桢o，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Z誓，遂平徐戎，定鲁。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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