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推荐10篇）由网友“rororiri”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刘立仁厅长回到南京的当天，一边处理繁忙的工作，一边接受记者的专访。
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是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农林厅厅长最为关注的话题。“江苏是农业大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突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来抓。”刘立仁说，这一战略举措，使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加提高，思路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统筹城乡发展，江苏着力推行“一降两补一改”解决农业问题，办好农村五件实事加快农村发展，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
解决农业问题推行“一降两补一改”
“农业问题是个效益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关键是提高农业效益。”刘立仁说，近年来，江苏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是降低农业税率”。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税赋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近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江苏对有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去年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今年起，全省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争取在3年之内免征农业税，比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定的5年期限提早两年完成。全省农业税正税税率今年降低2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同比例下降，苏南等有条件的地方免征农业税。仅降低农业税一项，农民从中就可得到10.9亿元实惠。
“二是实行粮食直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去年，省政府在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3900万元，对丰县、盱眙、阜宁、灌南、宿豫五个粮食主产县进行粮食直补试点，补贴对象为种粮农民，补贴与粮食生产挂钩。今年省财政安排不少于40的粮食风险基金用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三是实施良种补贴计划”。去年，江苏组织实施了8个县市国家级优质专用小麦良种补贴，实施面积150万亩，每亩补贴10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为支持粮食主产区推广优良品种，省委、省政府今年在全省部分地区实施水稻良种补贴，省财政安排5000万元，在苏中、苏北择优选择23个水稻主产县实施，总实施规模510万亩，补贴标准是常规粳稻每亩8元，杂交籼稻每亩15元。
“改革土地征使用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去年省政府出台颁布了《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在丰县、沭阳、江都、东台、常熟等县市开展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和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改革土地征使用制度，调整征地补偿标准，改变过去征地一次性货币安置补偿的做法。今年进一步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国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加快农村发展办好“五件实事”
“农村问题关键是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关键是要改善农村发展环境，着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刘立仁说，针对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从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入手，省委、省政府决定用3年时间全面完成农村改水任务、基本完成农村草危房改造、农村乡村道路建设和改造，基本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这农村五件实事。
目前我省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吃上清洁的自来水、还有相当数量的.草危房没有得到改造、农村乡村道路建设滞后仍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瓶颈”。江苏计划用3年时间将农村人口饮用卫生水覆盖面提高到95以上，新增受益人口940万人以上；支持苏北地区16个扶贫县完成5万户草危房、2万户高危房改造任务；建设和改造农村乡村道路2.8万公里，实现县至乡村道路灰黑化、等级化，建设和改造乡际道路1.2万公里，全面完成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任务。
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去年确定新沂、淮阴、盐都、赣榆、沭阳、高邮、海安、姜堰、句容、金坛10个县市、区进行试点，受益覆盖面达到85，实现了不低于60的预定目标，同时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没有能力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贫困农户给予救助。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省全面推开。
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去年我省通过加大农业税社会减免，切实减轻纯农户和种田大户的负担，通过增加省财政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确保农村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农民实际承担农业税、一事一议筹资、以资代劳总额为38.9亿元，比上年减少6.53亿元，下降14.4，承担劳务1.35亿个工日，下降26.4。
促进农民增收实施劳动力转移
“农民问题核心是增收问题，增收问题说到底是就业问题。”刘立仁特别强调，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能力
不强，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省委、省政府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当前最大的农民致富工程，提出到实现500万农村劳动力由农到工大转移，每年新增劳务输出50万人以上，力争达到70万人。
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组织实施《江苏省农民工培训规划》，根据市场需求，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覆盖面，确保新增农村劳务输出人员培训率超过50。加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设立省级农村劳务输出培训专项基金，今年省财政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资金增加到4000万元，培训并实施转移一人，补贴100元。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大力兴办劳务中介组织，拓展职介服务功能，完善区域协作机制，推进南北挂钩，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优质信息服务。取消对农村劳务输出人员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及歧视性就业准入条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引导城市资金、技术向农村转移，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良性互动。
篇2：陈耀邦：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统筹城乡发展
陈耀邦：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统筹城乡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耀邦日前指出，全面统筹城乡发展是加快解决“三农”突出问题的关键。
陈耀邦就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建议：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用于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的事业经费，其比重应不低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少直至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对公益性和经营性用途作出严格区分，缩小征地范围；逐步建立完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收入稳定的进城农民，应逐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围；加大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
陈耀邦认为，要进一步调整并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力度，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倾斜，同时改革师范毕业生的就业分配体制，实行应届新分配到城市中小学的教师带薪到农村服务2至3年，确保农村的师资力量，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
在此间召开的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农村金融问题受到了常委们的关注。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应当建立适应农村发展的金融体制，进一步发挥金融在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要对农村民间借贷进行引导，不能将其简单地当作乱集资。
陈耀邦针对当前农村金融问题，建议重点从三个方面解决问题：尽快出台农业信贷法，规范农村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责任，增加农业的信贷投入，并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对农户直接进行信贷补贴；进一步规范扩大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恢复农发行的经济开发等专项贷款业务；建立农业保险，以多种模式发展农业保险，加快建立政策性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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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决策层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要想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首先从认识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对“三农”问题作出准确的定位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篇4：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不断增加，但其素质提高缓慢，造成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恶性膨胀。近年来，三都县各级各部门积极想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分乡镇教育、培训，领办项目，劳务输出，提供服务等措施，使全县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在一定程度得到了转移。
20xx年，根据国务院六部委文件精神，在省、州阳光办的关心指导下，我县积极组织培训转移了500名技工，完成今年的任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是一项便民、富民的大事，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
一、我县农村青年劳动力总体状况
1、我县农村青年的规模与结构。根据全面统计，20xx年我县14—35岁农村青年6.6万余人。其中男性占53.5%，女性46.5%。其中17—40岁外出务工青年占40%左右，
2、我县农村青年转移状况与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县农村青年转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农村青年转移数量增加。近几年，我县农村青年外出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外出青年返回到本地，仍然从事二三产业，农村青年向非农业转移，已成为我县农村的一道“风景线。
特征之二：农村青年转移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在农村青年的转移中，具备初中文化的青年农民唱主角，是主力军，占到80%以上。这些人头脑灵，接受新事物快，到外面闯荡见世面、学技术的欲望高，去外地谋求职业的机会大。特征之三：工业、建筑业、制造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仍是农村青年转移的主要行业。在20xx年，农村青年转移的行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饮食服务业，主要流向为深圳、东莞、广州、上海、福州、北海等发达地区，占到70%以上。
特征之四：我县青年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3、农村青年转移的积极作用。农村青年向非农产业的大转移，对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县域经济，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第一，农村青年以其工资要求低、就业期望值不高、勤劳能干、能吃苦等特点，增强了在城市就业的竞争性，这对促使我县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推动劳动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农村青年在城市从事的大多是脏、苦、累和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而提供的是城市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家政、医护、环卫、建筑等特殊服务，对方便城市人民生活，适应社会化服务需要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农村青年向城镇的转移，是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相互吸弓l和互动过程，地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源积累，通过城市经济的“扩散效益”，为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注入资金、技术、信息，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农村青年向非农业转移，是解决农村剩余青年就业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据调查，外出农村青年的年平均纯收入为3000元左右，比全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大约高出1500元左右。同时，外出青年返回农村，又将城市的生活方式、观念及有关信息带回农村，对于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提高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客观上为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做了观念和物质的准备。
二、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工作机构。为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我县把此项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成立了以县农业局副局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阳光工程办公室，配置了相应的工作人员专抓此项工作，制定了培训计划和方案，对培训专业、人数、时间、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了年有规划，月有安排，有底数的步步推进。
（二）、狠抓培训基地建设，提高培训质量。为将我县阳光工程项目实施好，工程领导小组认真对县内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审核，通过对师资力量、教育教学设施、培训经验的对比，认定三都县劳动就业办和三都县民族职业教育中心为我县培训基地，这两个培训基地有一定的培训经验、培训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能提高培训人员素质，保证受训农民的转移就业。得到认定后，这两个基地及时地安排人员，成立了项目实施小组，购置了相应的教学设备，确保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篇5：春联：城乡统筹发展春联
春联大全：城乡统筹发展春联集锦
莺鸣翠，燕舞红，锦绣济源春正闹;
城涌金，乡瀑玉，辉煌盛世业常荣。
春点梅花十万树;
国呈瑞气五千年。
济水源头春色早，古韵生辉、新城焕彩;
愚公故里笑声多，工商举翼、农牧飞歌。
雪吟发展，月咏和谐，看济水城乡一体;
风颂改革，花歌开放，喜王屋天地同春。
引来十里春风，好挥妙笔书长卷;
盘点一年喜事，大展宏图赴锦程。
燕鹊报三春，捎来喜讯;
城乡连一体，绘出新天。
田垄涌青蚨，骄写名签：农也，商也!
街衢弥绿树，惑萦玉兔：城耶，乡耶?
通衢织锦，莺梭巧缀愚公梦;
广厦连云，兔颖新描济水春。
济水钟灵，十里花飞红雨乱;
源流毓秀，一川玉泻紫云闲。
春风抹绿三农路;
时雨敲红百姓门。
和谐人纳福;
发展国催春。
玉兔为何来，是打探春天消息?
梅花不肯老，定流连盛世风光。
底事喜开怀?惠政鸣锣春启幕;
哪折堪醉我?丰收叫板富登台。
抽和谐金线，飞发展银梭，织小康彩锦;
蘸盛世春香，濡太行秀色，绘古邑新图。
太行日早，跃起一方中国印;
济水春喧，展开千里上河图。
篇6：城乡统筹发展春联
莺鸣翠，燕舞红，锦绣济源春正闹;
城涌金，乡瀑玉，辉煌盛世业常荣。
春点梅花十万树;
国呈瑞气五千年。
济水源头春色早，古韵生辉、新城焕彩;
愚公故里笑声多，工商举翼、农牧飞歌。
雪吟发展，月咏和谐，看济水城乡一体;
风颂改革，花歌开放，喜王屋天地同春。
引来十里春风，好挥妙笔书长卷;
盘点一年喜事，大展宏图赴锦程。
燕鹊报三春，捎来喜讯;
城乡连一体，绘出新天。
田垄涌青蚨，骄写名签：农也，商也!
街衢弥绿树，惑萦玉兔：城耶，乡耶?
通衢织锦，莺梭巧缀愚公梦;
广厦连云，兔颖新描济水春。
济水钟灵，十里花飞红雨乱;
源流毓秀，一川玉泻紫云闲。
春风抹绿三农路;
时雨敲红百姓门。
和谐人纳福;
发展国催春。
玉兔为何来，是打探春天消息?
梅花不肯老，定流连盛世风光。
底事喜开怀?惠政鸣锣春启幕;
哪折堪醉我?丰收叫板富登台。
抽和谐金线，飞发展银梭，织小康彩锦;
蘸盛世春香，濡太行秀色，绘古邑新图。
太行日早，跃起一方中国印;
济水春喧，展开千里上河图。
篇7： 城乡统筹发展工作总结
连续七年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成为今年一号文件的主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种战略考量。
过去六年颁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着眼于“农”本身，是一个个相对集中的有关“三农”工作的重大部署，也是重要而基础性的工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村面貌的改善、社会安定发展都系于此。因此，对于一项事关全局的、“重中之重”的重大问题，中央用一号文件的形式昭示全党全国，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已成为新时期中央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由此，我们看到，“三农”工作取得了新进展，粮食生产连续六年丰收，粮食产量达到10616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达到5153元，同比实际增收8.5%，实属来之不易。
从农民增收渠道来说，60%来自工资性收入，这意味着农民外出就业成为增收的主要途径，而来自务农的收入并不多，且一部分是由国家补贴转化而来。相应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要快于农村居民，而且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为3.31∶1，又回到3.33∶1。
城乡差距并非短期内形成，而是二元体制长期运行的结果，同时也是“先富”尚未带动“共富”的政策结果。各种资源要素过于向城市聚集，尤其是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使得城市发展很快，而且其发展越快，对社会资源的吸纳能力就越强、占有资源就越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竞相涌入大城市，寻找发展致富的机会，既是本能驱动和理性选择，又在客观上造成农村精干劳动力资源和金融资源流失，使得农村发展更加缓慢，两者差距不断拉大也就符合逻辑。
但是，这种差距不断扩大，不利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同样难以支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能是流于空谈，这已是共识。而且，如果继续维持城市对农村资源的单向抽吸，最终会使得大城市乃至特大和超大城市难以承载压力而遭“大城市病”困扰，拉美国家出现“贫民窟”就是教训，而农村却因缺少补给而“营养不良”，无法健康成长。这对于一个完整的社会肌体来说，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病态”，必须高度重视，着力医治。
解决“三农”问题，仅着眼“农”字本身无法完成，城乡统筹发展是惟一可行的诊治思路。xx大首次提出这一思路，“是新世纪以来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性提法”，此后还形成一个论断：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力度，是长短结合的思路，旨在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目的就是要加大各种资源要素向农村转移覆盖，帮助农村更快发展，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当然，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如果城乡之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居民的现实问题不解决，统筹城乡短期内很难见效。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说法，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难课题。到底该怎么推进，需要认真把握。按照我们的理解，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充分认识到“农民”是这个战略中最需关注的对象，要围绕农民的发展做好文章；二是协调好城乡关系，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在互动双赢的基础上实现一体化。
针对“农民”问题，要做好三个文章。第一，立足农业发展，谋求发展方式的转型，培养新型农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这是农民在“农内”发展的希望所在。第二，农民的市民化，这是城镇化的'本质所在，也是其必须承载的使命。富余农民转移就业是必然趋势，也是增收的主渠道。未来，吸纳就业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和中小城市，壮大县域经济是重要依托。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促进人口和产业合理布局，为农民的市民化创造制度条件是一项长期任务。第三，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必然要继续推进，但其作用不可高估。不管如何发展，将来仍将有数亿农民居住在农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普遍要求。这需要有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投入机制做保障。
针对“城乡关系”问题，首先是要打破阻碍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其次，通过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促进资源要素均衡配置，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当然，在统筹城乡发展中需要特别重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对土地权益的保护是核心，恪守土地用途管制原则，不可随意借统筹之名，行侵害之实，更要为社会长远发展留下生存空间。同时，还要为市民化的农民留个退路，留一个逐步适应的缓冲地带，否则易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要关注当前业已形成的城市“新二元现象”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潜在风险。
篇8：“三农”视角下云南省城乡金融统筹发展研究
“三农”视角下云南省城乡金融统筹发展研究
摘要：该文分析了云南省城乡金融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提出了从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能力与素养、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等五个方面着手，实现城乡金融统筹发展。
关键词： 三农; 城乡金融; 统筹发展。
1 引言。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是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一种经济现象，即使是发达国家，这一现象也会在特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但是，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伴随经济市场化进程有着向城乡金融统筹发展转型的必然趋势，由此，发展中国家可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实现城乡金融统筹发展，进而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标。然而，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相对城市经济来说发展严重滞后，农村金融资源作为所有资源中最重要、最稀缺并具有自配和配它功能的战略性资源，却长期遭遇种种掠夺： 国有商业银行的纷纷撤离、农村信用社的网点撤并、民间金融的受抑限制，导致农村金融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 空间结构、主体结构与产品服务结构)与功能性( 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等) 缺陷，即便自 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强调发展农村金融，但也难挡农村金融资源不断外流、供给不足和主体缺失之命运。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政策与实践范式上长期实行全国高度统一无差异的农村金融模式是直接原因，金融发展观念上的城乡分割、政府权利垄断和不相信民众是其根源。对于云南省而言，农村金融也逃脱不了上述命运，如果任其持续下去必将威胁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也可能是纸上谈兵。因此，本文以“三农”视角为切入点，以云南省城乡金融发展为研究对象，力图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起具有云南边疆民族特色的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模式，以此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2 云南省城乡金融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云南省城乡金融供给状况。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特别是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云南省城乡金融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金融的发展及其不均衡，金融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从机构体系看，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在昆明设立了监管部门; 四大国有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本地银行、外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一应俱全，这些金融机构构建了昆明市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昆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从存、贷款看， 年，云南省全省年末存款余额为 11 119 亿元，昆明市为 5 849亿元，昆明市存款余额为全省存款余额的 52. 6%，而 2009 年云南省全省贷款余额为 8 779 亿元，昆明市为 5 450 亿元，昆明市贷款余额占全省贷款余额的 62. 08%。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而导致的金融机构撤并，部分地区出现了金融服务空白。以全省 15 个州市( 昆明市除外) 为例，2009 年与 年相比，共减少1 040 个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全省 1 213 个乡镇中，金融服务缺失的乡镇有 122 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10% ，共涉及 130 万人，18 个少数民族。即使有的乡镇有金融机构往往也只是有农村信用社或是邮政储蓄银行，而这些年的实践表明，邮政储蓄银行其业务往往取到“抽水机”的作用，相当大一部分资金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回流城市，进一步加剧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此外，云南省现有两家证券公司和 68家证券营业部，但其业务主要集中在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等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其营业网点很少延伸到乡镇等农村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人口的投资渠道比较少; 而保险公司其业务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在农村其业务覆盖了一部分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虽然近年来保险公司相继开展了烤烟、林木、奶牛、能繁母猪等保险业务，但其业务往往属于政府主导型，缺乏应有的活力。从表 1 可以清楚看出，云南省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金融资源相对匮乏。
2. 2 云南省城乡金融需求状况。
2. 2. 1 云南省城镇金融需求。
自从 年国家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以来，金融市场资金供给普遍比较紧张，但还没有影响到云南省大中型企业的营运，调研中发现，70%左右的大中型企业资金相对比较宽裕( 房地产公司除外)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过去他们贷款的主要目的是购房，但现在国家对购房进行限制，购房贷款比较难以获得，但对于消费贷款等用于其他用途的贷款，还是比较容易获得。
2. 2. 2 云南省县域中小企业金融需求。
云南省县域中小企业以及乡村小企业营运资金都比较紧张，有的由于缺乏资金面临倒闭的风险。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小企业 3 年期以上长期贷款基本不能够得到满足，只有 10% 的中小企业营运资金相对宽松，40% 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基本上处于正常状态，20% 的中小企业今年以来流动资金比较紧张，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转，20%的中小企业今年以来根本无法从银行贷到款项，面临倒闭的风险。
据调研结果分析，县域中小企业在过去三年内发生过借贷行为的比例为 71. 7%，借贷资金主要来源为农村信用社，占比高达 71%; 其次为农业银行，占比为 10%左右，从金融机构借不到款项的就只好转向民间借贷或是从小额贷款公司借贷。在上述借贷活动中，中小企业一般要有担保物、抵押物或是请担保公司担保方能借到款项，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急需资金。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县域中小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产业，这些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特征，而且他们面对的是不成熟的市场，市场波动性比较大，市场波动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资金需求变化，同时市场价格的变化带来很大的风险，它们迫切需要建立相关农产品期货市场，以抵御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篇9：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出现可喜变化。但由于农民基数庞大，人均拥有土地资源和其他农业资源很少，加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受教育条件差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等，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从长计议，更多地考虑一些治本之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一、客观估价当前“三农”形势
，在政策好、粮价高、人努力、天帮忙的多种因素促动下，我国“三农”实现“三突破”：一是粮食生产突破4550亿公斤的预期目标，达到4695亿公斤，增长9，扭转了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突破5的预期目标，达到2936元，增长6.8，是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多的一年，农民仅售粮收入就增加600多亿元。三是农业效益取得新的突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19公斤，实现增产增收。与此同时，农村市场活跃，农村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
展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改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加，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主要包括大力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农业税免征减征力度，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等。接着，中央一号文件从九个方面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将会保持下去。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还只是恢复性的，下一步如果没有新的思路和对策，不仅农民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而且“三农”问题也难以根本解决。从长远看，影响“三农”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粮价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过去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和政府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今后这个方面的情况将有所变化。其一，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有限。20上半年粮食价格逐月上涨，与12月比较，上半年累计稻谷、大豆、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30.89、20.02、14.9和13.86。但粮食价格是受国际粮食市场制约的，2004年5月以来，国际粮食市场现货价格持续走低，目前国内批发价格与进口价格相比，只有玉米每吨低300元左右，小麦价格与进口价基本持平，大米每吨还高出进口价格100元，随着国内粮食产量继续增加，粮食价格将保持平稳，即使上涨，幅度也不会很大。其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20，全国农业税338亿元，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不到2。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农业大省，农业税在税收总额中都已不占重要地位，有的地区如浙江一些地方，虽然名义上保留农业税，但实际上都是集体代交了，农民已没有多少农业税负担。20初以来，不仅沿海发达地区都宣布取消农业税，就连许多中西部地区如重庆、河南、陕西、安徽、内蒙古、贵州、宁夏等也纷纷宣布取消农业税，目前有25个省市区将全部免除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对当地财政影响多大呢，多的河南影响10亿元，少的贵州影响1.35亿元，而浙江只涉及6000多万元。换句话说，即使全国都免除农业税，农民也只能相对增加300多亿元的收入，按9亿多农民计算，人均不过30多元。
第二，农民基数庞大和人均农业资源严重匮乏。年1月6日，我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在这13亿人口中，如果按照“五普”口径有7.7亿农民，按照户籍口径有9.6亿农民。可以说人口过多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困扰“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问题。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课本就说我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现在看来，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按人均一分，地也不大，物也不博。目前全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若按照9.6亿农村人口算也只有1.91亩，相应的草原、湖泊、森林、矿产资源等人均占有量也很少。不仅如此，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人均资源还会减少。如到年，7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有多万农民失去土地。另据有关部门分析，从到2030年，全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将有1亿多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的出路如何，需要早作研究。
第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着农民有序流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尤其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许多对农民的限制性甚至歧视性政策，如就学、就业、参军退伍安置、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居民都有很大差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政府补贴，而农民则基本没有。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不仅如此，新
的无形壁垒正在悄然强化，如现在大学毕业后要自谋职业，堵死了农村子弟通过上大学改变身份的天然通道，再如现在城市商品房价格奇高，每平方米售价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加上城市消费价格水平高，打工农民难以在城市立足定居，只能成为来往于城市和农村的流民，延续中国特有的“民工潮”。
第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惊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现在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建设档次也比较高，甚至比欧美发达国家也不逊色。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海岛，道路泥泞，校舍破烂不堪，农民缺医少药，住房难以遮风避雨等，也不是个别现象。如果不加解决，很可能会出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情况。
第五，农民受教育条件差，人均受教育程度低。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民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只有0.5。由于缺少文化，多数农民固守传统的农业耕作经营方式，不会使用农药、化肥和新品种、新技术，外出打工也只能干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设施、学前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信息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加上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将造成农村子弟受教育的条件和发展机会不如城市子弟，这个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城乡间的差距还可能在下一代延续。
二、正确把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转变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要有大战略。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是对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对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实行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政策，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精力、物力和财力，促进“三农”发展，这是实现新的发展阶段目标的内在要求。二是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万亿元，人均1200美元左右，入库税款25718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其中当年新增税收入就达到5256亿元，工业化向中期阶段迈进，正加快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重要的加工制造重心），这说明我们有能力支持“三农”发展。三是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0.5，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对农村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说明解决农村人口过多问题有了出路。
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一个重大的阶段转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要认真分析和把握与这一转变相关的趋势和特点，不断探索创新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具体说，就是适应五个结构性变化，走五条发展路子。
第一，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下降到目前的14，这一比重以后还会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丝毫没有下降，以后也不会下降。现在的趋势是，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农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二、三产业的支持。农业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走以工促农、以商活农、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路子。
第二，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城市日趋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同时也对农副产品供应和开拓农村市场提出新的需求，这表明城乡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城乡联动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农村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村论农村，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
第三，从就业结构看，目前全国约有1.2亿进城务工农民，务工收入约有1万亿元，以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还会增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还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关联度也会加大，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将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跳出“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走以培训促转移、以改革就业制度促转移、城乡统筹就业的路子。
第四，从社会结构看，经济与社会是紧密联系的，农村贫困表面是经济不发达，实际是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造成的，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城市文明迅速向农村辐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会进一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就经济论经济，走经济社会协调、城乡社会事业统筹的发展路子。
第五，从体制结构看，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到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依法稳定并完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粮食市场从管制到放开，农民从在家务农到外出打工等，农村自身改革已全面展开，与城市改革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现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环节，这也是整个改革的关键问题。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必须跳出城乡改革分割推进的格局，走城乡改革配套互动、协调推进的路子。
三、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从长远考虑要研究制定一些治本之策。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统筹城乡发展从制度建设上说，就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整体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消除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使农民有权利有机会转化为市民，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体制。
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核心是取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登记，建立以居住地为主的新型户籍登记制度，并消除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城乡居民不平等待遇。为此，一是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敞开城门，降低城镇准入门槛，对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农民允许其选择城镇落户，并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政策。二是加快推进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机会。三是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设施，实现国家法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确保进城农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四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在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五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全面推行廉租房制度，改善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六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有序流转的办法，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广泛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仅靠农业增效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浙江农民收入之所以居全国省区第一（不包括上海、北京），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翻一番多，主要得益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因为农民收入中80以上来自非农收入。就全国而言，农民增收也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有调查表明，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工资性收入比重占到30左右，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可见，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强化这80的贡献率。
要提高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和贡献率，前提是发展二三产业。当前，我国工业正在由轻型加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和重化工业发展，加上科技进步和信息化进程加快，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业吸纳劳动力有减弱的趋势。但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方面回旋余地比较大。所以在政策选择上，我国工业化道路不能走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老路，而是要把产业升级与充分就业结合起来，走“全方位、立体式”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说，我国既要发展重化工业，又要保持轻工业的优势；既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发展壮大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要加快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培育跨国公司，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前者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后者广泛吸纳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发展服务业也是如此，既要加快发展需要较高文化才能胜任的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旅游会展、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又要大力发展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从事的商贸流通、建筑安装、宾馆餐饮、家政服务等服务业，尤其是通过后者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第三，加快推进城市化，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只有农民减少了，农民人均耕地和其他农业资源才能增多，农业才能实现规模经营，少量农民才能从农业获取更多的收入。而减少农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城市化，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与工业化过程是同步推进的。当前，我国城市化正进入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20城市化水平36.22为基数，按照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到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6以上，如果考虑城市化加速的因素，届时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今后将有3亿多农民转化为市民。
为了顺应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应积极研究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一是在城镇体系构成上，积极发展大城市，突出发展中等城市，重点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充分发挥小城市和中心镇连接城乡、繁荣农村、服务农业、集聚农民的载体作用，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二是在城镇布局和功能培育上，坚持扩大城镇规模与增强城镇功能并举，充分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承载能力，改变城镇布局小散乱的格局，实施下山移民和生态移民工程，促进人口、产业和生产要素向规划重点城镇集聚，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三是在城市化动力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走政府主导和民间自主相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四是在城市化产业支撑上，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行二三产业联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内涵型城市化道路。五是在城市化目标上，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深化配套改革等，促进城市与农村紧密融合，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城市化道路。
第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多渠道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增加很快，但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却不断下降。1978年国家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以后持续下降，到2003年这一比重仅为7.12，下降了近一半，是25年来的最低点。因此，尽快调整公共财政分配格局，扭转支农财政比重持续下降局面，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是一项迫切任务。
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和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应从两个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要多予，大幅度增加对“三农”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争取三到五年内，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恢复到改革开放初期13的水平，以后再逐步增加，拟以增加并稳定在15左右为宜，这样“三农”发展就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政府投入。财政支农资金要体现公共性，一是重点投向农村交通道路、供水供电、邮电通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重点投向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由财政承担农村子弟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对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农民实行免费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力。三是重点投向医疗、保险等社会事业，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实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创新农村保险品种，把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纳入保险范围，以改善农民的医疗条件和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引导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增加对“三农”发展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少取，大幅度减少对“三农”的税收征缴。2003年，全国农业各税875.22亿元，其中农业税336.72亿元、农林特产税89.45亿元、牧业税1.46亿元、耕地占用税89.63亿元、契税357.97亿元。到2004年，尽管农业各税增加到902.39亿元，但其中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都大幅度减少，分别为198.22亿元、43.29亿元和8140万元，增加的只有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分别为120.05亿元和539.88亿元。现在直接涉农税收只有240多亿元，全国适时取消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本网”版权所有
篇10：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是指身为农民亦农亦商。近来对农产品价格上扬的议论多从农产品价格上扬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角度来阐述，然而农民是否能从中得到多少实惠还不该过早下结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将农产品按保护价卖给国家，其收入所得毕竟有限，即一般是富不起来的。而专门从事农产品经商的人们，把农产品逐层增价，最后这些农业商品到了广大的消费者手中。从中主要受利的是这些商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流通中前者是得到微利或无利可得甚至亏损，后者是该商品的消费者更无利可言。所以，每次的农产品涨价都是仅仅刺激了商人的利益增长。以麦子为例，农民把麦粒（农业成品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将面粉卖给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各厂家或商家，再经过各批发商、零售商逐层经营环节的价格递加，最后到了真正的消费者手上。可见如此循环农民是富不了的。反而会使农民在尝到一点提高产品价格的甜头后，会在他们购买副食品或其他农业必需品时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同时，农产品及其以此为原料的加工品的价格上涨还会加剧城市困难群体的困难，使他们雪上加霜。
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必须农商一体化，引导农民把农产品直接变为终极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通过立法给农民经商的政策，并给以一定的财力支持，才能使农民真正在较短时间内富裕起来。
我们在考虑各种解决“三农“问题时必须要清醒认识商品流通领域的长、宽、大对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和广大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如果，仍然农是农，商是商，水是水，油是油，没有真正实现农商一体化，那么”三农“问题无疑仍然是困扰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焦点。农民经商由单纯的农人向农人和商人双重身份转变，二者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至于农业产业化、实现现代农业，那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农业发展道路。即便达到了那一步，亦农亦商也是正常的，我国和已经普遍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农民将转移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到城市经商，农民身份基本不变，亦农亦商，是农民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有效办法。
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做工或经商形式多样，肯定不是都转移到工厂里。如果认为大部分农民到城里的工厂，是农民脱贫的惟一出路，只需少数农民在农村务农，那是有失偏颇的。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会与新型农民有着质的差别。至于“三农”问题非要靠大集团、企业的介入，否则就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轻视了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主体地位。谁最关心农民自身的利益，难道不是农民本身？难道是那些大集团、企业或者是专门搞农产品经营的城里商人？难道这些人不会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给农民让利、谋利，实际上最后还是自己赚得钵满盆满而农民得点蝇头小利。许多农民穷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注、筹划、支持、帮助下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渠道。这里我并不排斥社会力量对“三农”的支援，不否认非农民投资主体的公司+农户，走实现农业产业化，公司农户互为双赢的道路，但我认为农民自身作为投资主体，办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才是农民追求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根本出路。从事农村生产的农民的农忙和农闲，使他们能够在时间上实现角色转变――进行经商活动。这些农民尽管普遍来说还不具有从事现代商业的条件和水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市场将自己的农产品变为商品，而使自已逐渐变成经商的行家里手。部分农民并不一定要求自己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可以只务农，不经商；而另一部分农民可以只经商，不务农。农商一体化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和科技兴农，农业产业化是同居一个统一体的，但强调的是农民是农民经济的主体，而不是配角。要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自已必须既是农业产品的生产者，更要成为农业商品的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
农产品既包含田地的产出品，又含有它们的加工品。总之，我所说的“农商一体化”是指大农业及相关的大商业。加强农村集市化建设，给予农民经商农产品一定的倾斜政策、优惠扶持，就可以做得到，做得好。观点核心是，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不仅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军，而且应该并能够成为农产品经济的市场主力。富裕农村的典型经验也佐证了我的观点。当然，政府的扶持，农村的组织、培训和农民自身在市场上经风雨见世面是必不可少的，困难的还有教育农民和农民自身觉悟提高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社会舆论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正确途径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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