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的相关研（精选9篇）由网友“阿丕”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的相关研，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的相关研
摘 要：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本文通过对新兴古典和新古典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结论等方面的差异的对比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托马斯·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经济学出版社，
[5]罗伯特·卢卡斯.经济周期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2：新兴古典对新古典的扬弃的相关研究
新兴古典对新古典的扬弃的相关研究
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本文通过对新兴古典和新古典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结论等方面的差异的对比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 者：鲁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刊 名：科技经济市场 英文刊名：KEJI JINGJI SHICHANG 年，卷(期)： “”(11) 分类号：B0 关键词：新古典 新兴古典 超边际分析篇3：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
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等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把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化和动态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出现了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教授萨缪尔森(Samuelson)、托宾(Tobin)、索洛(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尔多(Kaldor)、斯拉法(Sraffa)以及意大利的帕西内蒂(Pasinetti)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学派在有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资本理论、均衡增长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伴随着“剑桥之争”而产生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带有深刻的“新古典传统”，因此，本文把现代主流经济学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几个基本经济学命题上，正像新剑桥学者所揭示和评论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本文试图对这些逻辑悖论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和反思，以期从逻辑的“一致性”角度探讨消除“悖论”的可能出路。一、悖论之一：利润率（利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
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猛烈的批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出现了资本计量的悖论，这个悖论引发了新古典经济学一系列相关命题和假设的矛盾，因此，资本计量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资本计量悖论，简单地说就是：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供求均衡时的利润率（利率）恰好等于产量对资本的导数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注：在新古典竞争均衡条件下，利润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这就要求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到确定；但是资本本身并不能独立于分配而预先确定，随着工资率的变化，从而利润率变化，相对价格会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会出现对资本价值的重新估值，资本价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决于工资率或利润率的配备，资本量是利润率或工资率的一个函数（注：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李嘉图最早涉及，威克塞尔(1893)较早就进行了说明，后来罗宾逊(1956)、斯拉法(1960)等经济学家都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利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求解利润率（利率）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即已知利率(r)求资本(K)，再通过资本求利率的循环。
新古典关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原理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从微观方面而言，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加以表示，产量Q=f(L,K)，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利润率，工资率，根据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质，则产品的价值构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种要素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率获得收入，正好把产品价格“分配净尽”。因此，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从宏观方面而言，萨缪尔森等新古典学者将C-D生产函数Y=AL[α]K[1-α]加以运用，并把它变成了论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工具。一方面，他们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证明，在C-D生产函数中，产量对劳动、资本两种投入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即α和(1-α)，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各自所占份额（前者约占3/4，后者约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数理方法进行证明，所谓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分别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总产出的结果。因为，将它们分别乘以各自的投入总量L和K，再分别除以总产出Y=AL[α]K[1-α]，便会分别得到α和(1-α)，它们的经济含义显然就是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从上述宏观或者微观角度的论证来看，新古典的边际分配原理似乎天衣无缝。但是，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新古典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即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因为，一旦我们从价值（价格）总量考察资本量(K)时，马上就会发现，资本量又与利润率(r)、工资率(w)以及资本加总时的相对价格(p)密切相关：K=g(w,r,p)，资本量的计量根本就离不开利润率、工资率以及相对价格。显然利润率、工资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量(K)的衡量离不开利润率、工资率以及相对价格这一点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就是“资本计量悖论”。资本计量悖论并不是说资本本身不可以计量（注：当然，资本计量本身还存在着指数的选取问题，随着选取的统一利润率不同，相对价格就不同，从而指数会发生变化，由此计量的资本价值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而是要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利用生产函数求导即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说明分配（如资本利息）的原理与资本计量本身离不开分配这一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循环论证。因此，资本计量悖论只是针对于纯经济理论范畴而言，它仅涉及到新古典理论在逻辑上的精确性问题(Harcout,1972)。
对资本计量悖论的探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Wicksell,K.)所阐述的被后人称之为的“威克塞尔效应”；二是被斯拉法(Sraffa,P.)复活的古典传统途径，即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一书中所作的解释，罗宾逊(1953)、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其他新剑桥学者也有基本相近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很早就意识到利率(r)的变动对资本价值(K)所产生的影响。（注：威克塞尔在1893年的著作《价值、资本与租金》中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的“威克塞尔效应”――即利率变动会对资本价值产生影响，后在《国民经济学讲义》（1901,1906，中文版，1983）第165-177页中又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都局限在“负的威克塞尔效应”上。后来威克塞尔在他的学生古斯塔夫・阿克曼(GustafAkerman)1923年的《实际资本与利息》一书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即“正的威克塞尔效应”，这一点可参见Lutz,F.A.The Theory of Interest,1968.P35-55.本文利用了后人更为规范的表述。）威克塞尔效应就说明了这种影响。在没有联合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的经济中，若侧重于两种稳定状态的比较，那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威克塞尔效应：设X[,i]为各种“资本品”，P[,i]为相应的价格，则以价值衡量的资本量可以表示为，“威克塞尔效应”可表示为式(1)，即利率变动所带来的资本价值的变动。这个效应可以分解为“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和“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两部分构成，即式(1)中等式右边的两个部分。（注：Burmeister,E.1980.Capital Theory and Dynam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p118-134.）
附图
式(1)说明，随着利率的变动，资本价值也在变动，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动是通过“实际
威克塞尔效应”和“价格威克塞尔效应”两条途径实现的。若仅考虑技术角度衡量的实物“资本品”，则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可以忽略。因此，威克塞尔效应的净结果是“价格威克塞尔效应”。随着利率(r)的变化，式(1)可能大于零，可能小于零，也可能等于零；对应地，资本价值(K)可能上升，可能下降，也可能不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利用生产函数求导（即边际生产率）的方法来说明分配（如利率r），明显存在循环的逻辑论证，因为利率本身是资本价值确定的要素之一。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新古典主义者，威克塞尔自己并没有放弃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而认为边际生产力论对于资本而言，仅仅适用于个别企业，只是不能应用于整个社会而已（威克塞尔，中文版，1983）。威克塞尔的这个论断显然比克拉克、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等人更为高明一些，但这并没有解决循环论证的悖论本身。
斯拉法作为古典传统的继承者，对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计量悖论一直持肯定的态度。斯拉法对资本计量逻辑悖论的批判是通过一个巧妙的生产方程（体系）进行的，这个生产方程可以用式(2)表示。（注：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生产体系公式，每一种资本品的投入均以整体“1”看待，更为详细的表示公式请参阅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重印本，第17，34，49，56，78等相关页码。另外，在说明利润率对资本价值的影响时，斯拉法的表达方法和威克塞尔效应表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威克塞尔效应采用了加总后的价值构成方程。）
p=(1+r)Ap+wl (2)
其中p是正常价格的列向量，A是物质投入的矩阵，l是直接劳动投入的列向量，w是统一的工资率，r是统一的利润率。在具有经济意义的情况下，对于特定的任何可行工资率(w)来说，公式(2)可以相应地得出非负的、标准的和唯一的利润率(r)的同时，还能得到唯一的正数的价格向量(p)。就如斯拉法所说，利润率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通过相同的机制，同时进行”。（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19重印本，第12页。）斯拉法的理论充分证明了在工资外生给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和价格体系必须同时确定的原理。也就是说，资本价值(K)即公式(2)中的Ap部分的价值量作为一个可测数量而独立于分配之外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威克塞尔、斯拉法和罗宾逊等许多学者都对资本计量悖论提出过若干重要的论述，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注：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8页。）
二、悖论之二：资本密度增加与资本倒流、技术再转换的矛盾
根据早期新古典及其现代继承者们的资本与分配理论，可以导出以下几个新古典命题：(1)在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即资本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在利润率(r)与产出―劳动的比率(Y/L)之间固定地存在着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的利润率（通过投资用于更机械化或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与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与持续稳定的可能最高工资率相联系；(4)国民收入(Y)在工资(w)与利润(r)之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来决定。（注：Harcout,G.C.1972.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2.）这种归纳被认为比较符合斯蒂格勒(Stigler)对新古典资本及分配理论的完整和重新的表述。（注：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上述四个命题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前三个命题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命题(I)，意指随着利率(r)的下降，必然利用资本密度增加技术――即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命题(4)是建立在前三个命题基础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思想精髓。因此，新古典四个命题的核心是：利率与资本深化呈反向关系，也即利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呈反向关系。对此，新古典主义者一直奉若毋庸置疑的定理，从新古典的“供求”框架中完全可以印证这一点。因为上述核心命题主要涉及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的供求，所以，我们可以从要素价格入手来了解核心命题中的“悖论”。
在新古典框架内，资本、劳动和土地作为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服务，相应的各种收入都是根据各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对销力量”(OpposingForces)对称地同时得到确定的。为了确定一般的“正常利润率”，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必要确立一个“资本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上的“资本数量”可以独立于利润率而方便地加总。并且，资本总量的服务价格还应该很容易地表示为它的边际生产率即利润率（利率）。
资本加总的悖论且不说，既然要从市场供需双方来寻找一般利润率，就必须分析资本市场的“供求规律”。在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供给来源于储蓄，并被认为是外生给定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根据利润率为资本确立一条单调递减的需求函数，这样一条需求函数恰好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曲线，见图(1)所示。
附图
图1 资本市场的供求均衡
图(1)中的D曲线描述了资本的需求，其中劳动L[,0]是在劳动市场上出清的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劳动、资本等各种要素收入都是根据各自的供给和需求的“对销力量”对称地同时确定的。储蓄的外生给定且不去分析，却说资本市场上的需求，利率与“资本数量”或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律”。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种“替代”建立了这种单调反向关系的信念。第一种替代是所谓的“消费替代”观念，即利润率对工资而言相对下降，则那些人均资本(K/L)较高的部门（即“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价格会相对下降，人均资本(K/L)较低的部门（即“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则会变得相对昂贵，这将激励消费者改变他们的需求，更多地消费相对跌价的商品，促使资本利用的增加；第二种替代是所谓的.“生产替代”观念，即利润率（利率）对工资而言相对下降，则资本要素(K)的价格相对于劳动要素(L)的价格而言，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促使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生产厂商更多地利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所以，随着利润率的变化，通过以上两种替代，资本将成为劳动的可替代物，必然会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资本需求曲线，即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呈单调反向函数关系，这一逆向单调关系通称为“资本密度增加”或“资本深化”(Capital&nbs
p; Deepening)。
对于前述资本计量的悖论，无论是新古典还是非新古典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从“李嘉图难题”和“威克塞尔效应”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注：斯拉法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9-383页；罗宾逊、伊特维尔(J.Eatwell)：《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0页。）但对于建立在“替代原理”之上的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而言，新古典学者却一直信以为真。诸如新古典早期的庞巴维克、克拉克(J.B.Clark)和哈耶克(Hayek)和后来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都认为，较低的利率会导致较多的地采用“资本密度增加”技术，因此，随着利率(r)的下降，资本便会替代别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土地等，使资本的数量相对于劳动的数量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
因为“替代原理”为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缘故，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新古典学者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会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但是，新剑桥学者像琼・罗宾逊、斯拉法、帕西内蒂(1966)等学者却有力地证明了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Deepening)和技术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事实，最后，新古典的重要代表萨缪尔森(1966)也对资本这种“反常现象”做了肯定的例证。
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使得新古典的信条――利率(r)与人均资本使用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波及到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本身的可信程度。利用斯拉法的方法可以说明这一点，前述公式(2)是已知生产体系的“价格方程式”，在这个系统中隐含着工资与利润率之间的逆向关系：w=w(r)，此式被称为工资―利率(w-r)曲线。一般来说，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不同，利率(r)的同比变化会引起不同部门工资率(w)的不同比变化，不同部门中dw/dr的值虽然为负但不是一致的常数。因此，工资―利率曲线不是直线。这一点可以进一步通过公式(2)对利率求微分得到：
dw dp
──l=(I-A-rA)── - Ap (3)
dr dr
公式(3)说明，要使dw/dr为常数完全是一种极端情况，即当利润率(r)变动时价格体系(p)必须保持不变。但是，随着利润率(r)的变动而要保持价格体系(p)不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即每一不同部门中，中间投入（a[,i]为方阵A的第i行）和劳动（l[,i]为列向量l的第i行）之比（通过加总即为K/L）必须始终一致，即各部门的资本构成完全一样，也就是平均有机构成部门，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所以通常情况下，各部门的资本和劳动之比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工资―利率(w-r)曲线通常不为线性。
必须指出的是，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K/L)始终一致即各部门的资本构成完全一样这一特征恰恰与“单一产品模型”(One Commodity Model)是一致的，此时整个社会被设想成为“一个单独部门”，也可以理解为平均有机构成部门，利率的同比变动被工资率的反向同比变动所吸收，利率的变动不影响相对价格，此时dw/dr必然为常数。因而，在选择不同的技术时，资本和劳动之间必然有稳定的连续替代（注：罗宾逊、伊特维尔(J.Eatwell)：《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8-251页。），利率(r)必然和人均资本量(K/L)之间保持稳定的反向单调关系，于是不会发生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的现象。但是，若别开单一产品模型，即别开各部门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始终一致这一平均有机构成的前提，结果则会大不相同，这意味着工资―利率(w-r)之间的关系呈非线性的形式。实际上这种非线性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接近于普遍的事实。而这种工资―利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多重可供选择的技术条件下，随着利率的变动，必然发生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的现象。从而使利润率和人均资本量之间的逆向单调关系等多个新古典命题不再成立。
为说明一般性，不妨先分析工资―利率曲线呈线性关系的特殊情况――单一产品模型，这里也隐含地说明了整个社会有机构成的一致性，若要变动也是同时变动，因而，工资―利率曲线始终为直线。图(2)中A、B、C为三种不同技术条件(K/L)下的工资(w)与利润(r)的反向单调“线性关系”；从三条工资―利润率线的斜率可以发现，A技术的人均资本拥有量最高，B技术的人均资本量次之，C技术的人均资本量最低；进一步，A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高于B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B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高于C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
附图
图2 固定要素比模型
从图(2)上可以看出，S[,1]以左的地方在同等工资率(w)水平上技术A的利润率(r)更高，技术A会被使用；在S[,1]与S[,2]之间，同等工资率(w)水平上，技术B的利润更高，技术B会被使用；在S[,2]以右的地方，同等工资率(w)水平上，技术C的利润更高，技术C会被使用。在S[,1]和S[,2]的交点处发生了技术的替代。在S[,1]交点上，两种技术（A与B）的利润率相等，但A技术的人均资本量(K/L)高，而B技术的人均资本量(K/L)低，随着利润率（利率）的上升，产生了B技术替代A技术的动力。S[,2]交点处的技术替代关系完全与S[,1]点处的情况相同。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理论的传统观点――利率与资本使用量的逆向关系即“资本密度增加”的理论是立之有据的。但是，一旦抛开线性的工资―利润率关系的假定，这些特性便全部消失。
图(3)反映了“异质品模型”(Heterogeneous Capital Models)中技术再转换的现象。因为生产异质品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不一样，利率的等比变化在不同部门中表现为工资率的不同比例的变化，因此不同部门中的dw/dr值必然有差别，工资―利润率曲线呈非线性特征，而同一部门在不同技术条件下，则会表现为不规则的负斜率的工资―利润率曲线。图(3)表明了某部门A、B两种不同技术条件下的非线性的工资―利润率曲线，显然A技术的人均资本量高于B技术的人均资本量。非线性状态下，A、B技术有两个交点S[,1]和S[,2]。当r〈r[,1]时，特定的工资率(w)条件下，A技术获利更大；当r[,1]〈r〈r[,2]时，特定的工资率(w)条件下，B技术的获利更大；当r〈r[,2]时，特定的工资率(w)条件下，曾一度放弃的A技术的获利程度又赶上了B技术，A技术又被得到利用。因而，在S[,1]和S[,2
]两个交点处发生了技术的双重转换。在S[,2]点以右，尽管利润率较高，但是具有较高人均资本的A技术却取代了人均资本较低的B技术，出现了技术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现象，利润率和人均资本量之间也不再存在单调的逆相关。
附图
图3 技术再转换
附图
图4 资本倒流
图(4)则反映了“异质品模型”的另外一种情况，此时虽然没有出现资本的技术再转换，但却出现了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的现象。在S[,1]处即A、B之间的转换属于正常情况，符合新古典的基本命题，但是在S[,2]点以右的地方却发生了资本倒流的现象，虽然此时利润率较高，但人均资本较高的C技术还是替换了人均资本较低的B技术。利润率(r)和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逆相关也不成立。进一步说，随着利润率(r)的提高，较高人均资本即较高人均净产出(Y/L)的C技术替代了较低人均资本即较低人均净产出的B技术。利润率(r)与人均净产出(Y/L)也不存在单调逆相关。因此，前述新古典命题(1)、(2)都是不正确的。
显然，前述命题(3)也“可能”存在问题，图(3)和图(4)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与高利率下所采用技术相联系的人均最大消费额（利润率r=0时的最大工资率，即可能最大工资率），比那种与低利率下所采用技术相联系的人均最大消费额要高。因为“特低利率”和“特高利率”条件下采用了相同的“较高”资本―劳动比率（即较高的K/L）技术，也就是说采用了更加迂回的、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生产方法，因此“较高利率”下仍然有较高的“人均产量”，因而“可能”有较高的人均最大消费额，即“可能”有更高的最大工资率(Max W)。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Deepening)使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可能性：较高的利率也许与较大的现期人均消费相联系，即大于低利率下所采用的技术相适应的人均消费(Samuelson,1966)。
上述图(3)和图(4)的分析还仅仅是在“有限技术选择”的情况下讨论问题，若技术的替代具有无限可分性，则利润率和人均资本量以及利润率和人均产量之间根本就没有一致的规律性可言(Howard,1979)。
资本计量悖论和技术再转换的事实，使新古典命题(4)即边际生产率分配论也难以成立。可以用总收入价值构成函数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因为Y=wL+rK，以人均量表示为：y=w'+rk，这就是加总后的工资―利率曲线(w-r)，为了得到该曲线的斜率，可以对产量（收入）的价值构成求全微分：（注：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之所以求全微分，是因为利润率变动时工资率、相对价格都会发生变动，“新李嘉图主义者”相信，分配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加总的收入；第二，这里还隐含着实际产出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利润率、工资率和相对价格在相互影响，前述威克塞尔效应已经说明；第三，这里的分析与斯拉法的“价格方程系统”是一致的，只不过采用了加总的价值构成形式。）
dy=dw+kdr+rdk(4)
从式(4)可以看出，只有当dw+kdr=0即dw/dr=-k时，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才可能等于利润率dy/dk=r。而dw/dr=-k恰恰指的是“线性的”工资―利润率曲线，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一旦脱离这个特殊情况，资本的边际产量再也不等于利润率，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也出现了问题。
三、对新古典“悖论”的进一步反思
新古典经济学内在的逻辑“悖论”是伴随着“剑桥资本争论”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并日益给予重视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简化为四个核心命题，但其内在的逻辑“悖论”却主要是前面阐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润率决定的边际原理与资本计量之间存在着循环的论证；另一方面是利润率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存在着逆相关，即利润率与技术选择的密切联系与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而这两方面的“悖论”从逻辑上来说，足以导致新古典四大核心命题在“异质品模型”中瓦解。
目前，西方学者们对于这些“悖论”在理论上的实质作用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显然，接近新剑桥学派观点的学者们极力坚持，资本理论中有关利润率、人均资本、与技术选择关系的新发现，足以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理论体系，因此要从根本上重建经济理论。像哈考特(G.Harcourt)、内尔(E.J.Nell)等经济学家就持有这种观点。
而受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影响较深的经济学家们却认为，资本理论领域内的“异常现象”的确表明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然而，他们却又声称，在不放弃新古典理论基本前提的情况下，完全有办法克服那些缺陷，而且无需否定利用供求方式去研究生产等问题。他们一方面从“经验意义”的角度怀疑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侧重于研究经济的“短期”或“暂时”均衡，而把与“资本悖论”有关的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困难转移到经济的“稳定性分析”领域内去处理。而“均衡的稳定性”问题却往往被人搁置一旁，仅仅被人以质疑的方式偶尔提及而已(Hahn,1982)。但是，这种避开问题的做法肯定不符合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一致性，因为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学家们还能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上寻求庇护，即在没有经验“证实”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之前，也就是说在没有“证伪”资本密度增加之前，新古典的理论仍然是有效和可以利用的。新古典思想家布劳格（中文版，1992）就援引波普尔(Popper)和拉卡托斯(Lakatos)的观点说“如果没有更好的对等的研究纲领可资利用，科学家们不顾反常现象而坚持一项研究纲领的倾向并无不合理之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没有“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之前，即没有“证伪”牛顿经典力学之前，就不去努力拓展力学原理或者疏理力学原理的逻辑一致性呢？显然不行。遗憾的是像布劳格、哈恩(Hahn)、布利斯(Bliss)等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仍然持有传统新古典的一系列观点。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新古典“资本悖论”的分析是通过“对比”不同的利润率和工资水平而得到的，但却没有说这明这种比较静态下的“不同利润率”是如何确定的。因而，经济理论学家们应该集中精力去研究经济体系内的现实的历史动力，也就是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利润率确定以及生产等经济问题。因为“对比”方法本身无法“描述从一个均衡点向另一个均衡点移动的实际过程”（罗宾逊，1975）。而且，理论分析和实际经济都表明，技术转换虽然在逻辑上可以得到承认，但它在现实的经济史上的重要性却受到了怀疑。因此，历史研究的方法应该受到重视。罗宾逊是历史方法的主要倡导者。
不可否认的是，就单一产品模型来说，新古典的逻辑是“优美的”，只是一旦脱离单一产品的假设进入较为现实的“异质品模型”时，新古典才遇到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我们认为，产生这些“悖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在“分配是否会影响相对价格”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也就是说在“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这个问题上存有不同的看法，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深化是解决新古典“悖论”的关键所在。按照斯拉法体系，不同的“统一利润率”从而不同的“统一工资率”和相对价格一定会影响到资本价值的计量，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资本悖论”。但是，若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则斯拉法生产（方程）体系就面临着无解的局面，也就是说，根本无法回答“整个生产体系”的利润率变动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从而就无法说明分配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因而只能返回到“瓦尔拉均衡”上面来，因为瓦尔拉均衡避免了“统一利润率”的计算。若是这样就无法通过对比两种“静态”的统一利润率来说明宏观角度的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现象。
显然，回答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这个问题时，人们通常会回到“竞争性”市场这条老路上来。但我们想要说明的是，竞争性的市场对利润率的影响也有两种趋势：即统一利润率和差别利润率趋势的同时并存。“差别利润率”是资本的生产技术因素的本能所导致的，而“统一利润率”则是资本获利动机的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新古典传统的“技术分析”与古典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的矛盾，也就在于“差别利润率”和“统一利润率”的矛盾。若统一利润率的“重力中心”可以不排除经济均衡的另外一种方式，即“瓦尔拉均衡”的差别利润率方式，那么，不仅斯拉法可以真正复活古典传统，而且新古典在“异质品模型”中的窘境也可得以改观。虽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但通过考察“差别利润率”和“统一利润率”矛盾的方式毕竟提供了一条解决新古典“悖论”的思路。正如帕西内蒂和罗伯特・斯卡齐里(Pasinetti & Roberto Scazzieri,1990,p146)所言，“就是下一代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将资本理论问题的辩论平息下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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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布劳格(Blaug,Mark.).石士钧译.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10.
篇4：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
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等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把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化和动态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出现了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教授萨缪尔森(Samuelson)、托宾(Tobin)、索洛(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尔多(Kaldor)、斯拉法(Sraffa)以及意大利的帕西内蒂(Pasinetti)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学派在有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资本理论、均衡增长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伴随着“剑桥之争”而产生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带有深刻的“新古典传统”，因此，本文把现代主流经济学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几个基本经济学命题上，正像新剑桥学者所揭示和评论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本文试图对这些逻辑悖论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和反思，以期从逻辑的“一致性”角度探讨消除“悖论”的可能出路。一、悖论之一：利润率（利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
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猛烈的批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出现了资本计量的悖论，这个悖论引发了新古典经济学一系列相关命题和假设的矛盾，因此，资本计量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资本计量悖论，简单地说就是：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供求均衡时的利润率（利率）恰好等于产量对资本的导数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注：在新古典竞争均衡条件下，利润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这就要求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到确定；但是资本本身并不能独立于分配而预先确定，随着工资率的变化，从而利润率变化，相对价格会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会出现对资本价值的重新估值，资本价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决于工资率或利润率的配备，资本量是利润率或工资率的一个函数（注：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李嘉图最早涉及，威克塞尔(1893)较早就进行了说明，后来罗宾逊(1956)、斯拉法(1960)等经济学家都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利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求解利润率（利率）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即已知利率(r)求资本(K)，再通过资本求利率的循环。
新古典关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原理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从微观方面而言，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加以表示，产量Q=f(L,K)，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利润率，工资率，根据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质，则产品的价值构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种要素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率获得收入，正好把产品价格“分配净尽”。因此，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从宏观方面而言，萨缪尔森等新古典学者将C-D生产函数Y=AL[α]K[1-α]加以运用，并把它变成了论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工具。一方面，他们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证明，在C-D生产函数中，产量对劳动、资本两种投入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即α和(1-α)，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各自所占份额（前者约占3/4，后者约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数理方法进行证明，所谓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分别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总产出的结果。因为，将它们分别乘以各自的投入总量L和K，再分别除以总产出Y=AL[α]K[1-α]，便会分别得到α和(1-α)，它们的经济含义显然就是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从上述宏观或者微观角度的论证来看，新古典的边际分配原理似乎天衣无缝。但是，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新古典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即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因为，一旦我们从价值（价格）总量考察资本量(K)时，马上就会发现，资本量又与利润率(r)、工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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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科学,而实质上具有浓厚的阶级属性,即使是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也如此.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性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作永恒的自然形式;在研究方法上满足于非历史的现象主义表面描述;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资本主义生产至上,因而古典经济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当今我们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 者：应宇芳 YING Yu-fang 作者单位：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管理工程系,江苏,常熟,215500 刊 名：常熟高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SHU COLLEGE 年，卷(期)： 16(5) 分类号：A81 关键词：马克思 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 斯密 李嘉图 意识形态篇6：新古典综合派
neo-classical synthesis
二战后，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一系列在凯恩斯基本理论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则被冠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
新古典综合派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反映这个学派理论观点的代表著作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危机。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
篇7：新古典综合派
1、所谓新古典综合，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能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而趋于稳定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将仍然是适用的。因此，新古典综合的特色在于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组合为一体，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
2、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对需求进行分析的同时，还需要对供给进行分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的特定环境下，凯恩斯注重有效需求而忽视解决供给方面的重要性。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忽视了对供给问题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环境污染，公害横行，结构性失业等一系列问题，使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了多种并发症。面对这一形势，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还必须对供给进行分析。
3、新古典综合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称为混合经济。萨缪尔森指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此为新古典综合的现实基础。根据新古典综合派观点，混合经济包括两个部分：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有经济部门。国家调节是为了预防和对付经济衰退；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以提高经济效率。
篇8：新古典综合派
1、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表明，这个学派已感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学必须考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的如何协调问题。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对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论述，对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要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市场来决定经济的走向，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其产出量。另外，还必须发挥我国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市场失灵时发挥政府的作用，如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对我国新兴产业和竞争力不强的出口产品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等，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新古典综合派是从实证经济学的手段和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结合的。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仍然面临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生活质量，贫穷与不平等，生态与生长等问题。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价值判断，超出了狭义经济分析的范围。但是萨缪尔森认为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对其做出实证分析。萨缪尔森认为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经济学这样复杂的学科中，怎么能保证经济手段不会造成恰恰与想达到的目标相反的结果呢？萨缪尔森是从实证经济学手段与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这些原来属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他扩展了实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表现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在研究课题上的交叉和结合的取向。这为我们进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综合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目的。
3、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汉森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的更替，必须交替地实行收缩与扩张的政策。其特点是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衰退时采取扩张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消灭失业；在经济过分膨胀时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抑制社会总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
这种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确有借鉴之处。例如，在经济衰退期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可能失业增加，企业开工不足，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主要受需求不足的制约。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扩张，降低失业率;在经济高涨时期，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主要受供给能力的制约。这时过大的需求不会引起供给的增加，只会引起物价上涨。对此，政府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制度，增加税收，以抑制总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
4、新古典综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弥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内部的不足，并试图通过其理论体系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仍是光明的。因此，它不可能真正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它所谈论的混合经济，不过是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混合。资产阶级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并不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府仍然如马克思所说，是为资本家办事的机构，它所实行的干预经济的法令、政策措施旨在维护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秩序。新古典综合派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性质解释为混合经济，这显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篇9：新古典综合派
1、对于新古典综合，凯恩斯阵营和反对派都存在一些反对意见。在凯恩斯阵营，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罗宾逊夫人早在五十年代就指责新古典综合忽视了凯恩斯理论体系对收入分配，经济不稳定和预期不确定性，历史性等的强调，因而新古典综合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在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中，货币主义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得曼教授的领导下，对古典学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尤其集中于经济经验计量基础上的（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萨缪尔森的伟大在于及时认识和接受了这些批评意见，并从各种反对意见中吸收了有益成分。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八版中用主流经济学代替了新古典综合一词，以广泛吸收能够为己所用的研究成果。
2、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同时失业率上升，这就是著名的“经济滞胀”问题。然而，居于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所坚持的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与此同时，居于非统治地位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其他派别，如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和供给学派等，纷纷对新古典综合学派进行挑战并且提出自己有关“滞胀”的见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同时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实现了由传统向“从微观基础出发研究宏观经济问题”这一当代研究范式的转变。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正确主张，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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