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辨析（精选7篇）由网友“沛沛沛鹅”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辨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辨析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辨析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
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喻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喻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和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喻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二)
白居易本人认为《长恨歌》只是有“风情”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比较长，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当时说起，唐宪宗元和元年(8)白氏35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他结识了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他们时常同游、唱和。一次游仙游寺时，闲谈起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善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王质夫认为这故事有诗意，有丰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长写诗，感情又丰富，请他写一首诗。我们认为这是从“情”出发的。而陈鸿则认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长恨歌传》)陈认为白氏写出这首诗来，不仅仅是为其事所感动，而主要目的应是惩罚那些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常常祸国殃民，以防流传后世，并引以为戒。以上是王、陈二人的意见：一个认为应从“情”出发，一个则认为意在讽喻垂戒来世。这就对该诗主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讽喻性的作品，他的看法与陈鸿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评价说：“一篇长很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增元九李二十》)。他明确认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与讽喻诗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伤诗。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他在上文中还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自己认为《长恨歌》这类作品虽比不上讽喻诗那样“意激而言质”，但诗人却偏偏喜欢《长恨歌》。可见诗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始终没把《长恨歌》看作是表达政治见解、政治意图的诗歌。即它不是讽喻诗，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 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韦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鉴赏阅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前者。我们看这里牵扯到了创作主体(作者)与接受主体(读者)两个方面。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但由于诗里所显现出来的形象体系往往要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它会诱发作为接受主体(读者、评论家)的再创造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长恨歌》主题的多种多样说法就是例证。有人把它升华到以“讽”为主，有人却升华到以“情”为主上去，还有人会升华到既讽喻又同情上去。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读者的再创造心态是会干扰诗人的原始的心态的。即读者的引申义(如讽喻说、双重主题说)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说)的。对审视原诗的美感反而产生隔阂。因此，我们鉴赏诗美时，应完整地理解诗人的原始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造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性和本来面貌。因此我们鉴赏时，对其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现技巧、语言修辞等方面，都要做出评价，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或指出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坐标上应占的地位。我们知道。“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沫若：《论诗三札》)“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但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往往是要超越现实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将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铸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时，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气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给人以启示、联想。这样就会大大超越作者原来的思想，而具更广、更深，更为普遍、更为丰富的意义。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也未尝不曾出现过：“惩尤物，窒乱阶“的理性意念，可结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现，因为我们从现存的诗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的感受。当弘扬政教与性爱描写发生矛盾时，诗人虽对性爱常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被世人承认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笔端时，这种感情则驱逐不走，也扼杀不掉，人性之美则占了上峰。即使心存讽喻，只要对爱情着意深入描写，那作品的主体部分便不会以讽谕的面貌出现。正如他写《李夫人》那样，意在讽喻皇帝勿亲近女色，但卒章却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决途径，不去接近“倾城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超越阶级意识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要求。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该诗写成讽喻诗，对“尤物惑人”进行讽谕指斥，那么《长恨歌》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了。我们认为把《长恨歌》勉强列入讽喻诗类，是不会增高其价值的。从宏观角度评论《长恨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而侧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贡献，把《长恨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结合起来评述，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
人的思想感情是文艺心理学探索的主要对象，是诗的审美评价的中心环节。
从鉴赏诗美的角度看，古人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这两种说法虽稍有区别，其实一也。汉人《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所说的“志”就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活动，这志与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到晋代陆机时，他在《文赋》中称“颐情志于典坟”。是想从古籍中陶冶性情，这里情志并提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感情主要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触，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反映，但这思想感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反映到诗人的头脑，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心态。这“情”、“心”就成了我们探索诗美的一条主要渠道。我们认为作为诗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评点、诠释，应在理解诗的完整意义上(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探索诗的整体形象，从中发现诗美。鲁迅先生曾说过：“鉴赏诗文。要从理解作者的全心、全文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出发。”我们对《长恨歌》主题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主要在于如何去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心态，如何去发现有生命力的内在形象，如何去发现诗美。诗美鉴赏的中心任务在于突出“人”与“情”。因为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无人不成其文学，无情不成其诗学，人是文学的根源，情是诗学的命脉。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他这是以情喻根。情，是诗美鉴赏的起点，也是诗美探索的终点，诗是以情为归宿的。诗若无情，美从何来?因此，在鉴赏诗美时应主要去探讨诗人的感情世界是如何在诗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现。那“多于情”的白乐天，在《长恨歌》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感情的呢?
可以说他的思想主旨比较隐藏，“倾向”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白居易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这感情是胜过理智的，同情则多于批评。在对待唐玄宗晚年的功与过的问题上没有一刀切，既没有彻底否定，也没有一味批评指斥、对其不满，也不是直陈亢言，而是在批评讽喻中寄寓着同情。如对纵情失政的描写，只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在后半部分声情并茂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化的描写中，更体现出情胜于理的特点，更多地倾注了诗人的同情和谅解。虚幻的仙界，杨贵妃死后复生的一往情深，是理想化的，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汤显祖：《牡丹亭》序)。而苟活着的唐玄宗晚年地位变化后的幽居独处的境况，痛苦、煎熬，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中，也是同情多于批评的。唐明皇、杨贵妃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也是爱情悲剧的承受者，还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态度是批评与同情交织在一起的。诗人用同情的泪水洗去了他们爱情上的政治色彩，赋予了普通人的一往情深、生死不渝的爱情，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删去了扬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淫晦之事，杨玉环是“寿王妃”的事实也删改了。这样就把杨贵妃从“女色亡国”的统治阶级的偏见中拖了出来.写出了封建贵妃的两面性，既美丽、温柔、多情，又妒嫉、娇艳，还杨贵妃以历史真实的面貌。特别是惨死后，赋予她一种纯洁的美，“英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深为人同情，这是诗人进步思想的表现。于此同时，诗人还突出了杨贵妃在爱情问题上的忠贞及唐明皇的钟情。可以说诗人在爱情上美化了这两个人物，写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他们的爱情最后成熟时，达到了忠贞不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说这种描写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爱情实际的，他只是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表现了真情与礼教的对立;诗人通过爱情上的忠贞，对帝王后妃的爱情悲剧表现了深切同情。
这首长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连小孩子都能吟唱《长恨歌》，其魅力就在于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同情的心理，讲述了一则发生在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充分表现了爱情的欢乐、痛苦、悲伤;还在于诗人用极为优美的笔调赋予了人物以饱满的感情，杨贵妃死后复生对唐明皇的深情尤为感人。缠绵悱恻的感情，曲折婉转的故事，优美流转的语言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吸引了历代读者，也使它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名作。
篇2：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幕，意在讽刺告诫在位君王，莫重蹈覆辙。其言萋萋，其盼也切切。 如果把《长恨歌》的主题定为爱情说，那么面对 诗中大量的讽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一、爱情和讽喻主题
《长恨歌》的取材沿袭了白居易以往的风格，取材于真实事件。诗文中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确有其人，诗文一方面描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荒淫的生活景象，讽喻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引起的国事荒废，外戚霍乱;另一方面在诗文的下半部分，又对杨贵妃和唐玄宗阴阳相隔，相思不得相见的遗恨表现了同情和恋爱。不论如何，此诗始终以坚贞不渝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主线贯穿其中。
《长恨歌》中，白居易着力写了三情――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深情，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痴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天人相隔的苦情。白居易特地隐去了杨玉环原为唐玄宗儿媳妇这一史实，而是写“一朝选在君王侧”，也隐去了安史之乱，略写为“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使得全首诗的忠贞爱情基调奠定下来，而为后来唐玄宗对杨玉环的思念和痴迷的苦情做了铺垫。突如其来的变故，上阕的欢乐与下阕的悲凉更是显出了爱情忠贞之可贵。再联系到白居易自己的爱情背景，与湘灵相爱不能相守，整首诗文的爱情基调可见一斑。而白居易此诗创作于公元806年，此时正是白居易初入官场，其抱负满满等待施展，而白居易为宦之时，写诗多为补察时事，由此推断，此诗确应当含有讽喻的意味。而从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阕多写帝王因沉迷女色而误了国事，下阕多写帝王爱情的遗恨之情。关于爱情与讽喻的主题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王运熙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其实讽喻帝王要规行矩步，还是讽喻古代女子堪为玩物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
二、矛盾主题
而20世纪80年代郭象对《长恨歌》提出了矛盾说，他说白居易“对这一爱情悲剧的同情远远压倒表面上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从而造成了这篇诗主管动机和客观艺术效果上的尖锐矛盾”。
郭象认为白居易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看法本来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致使他在创作时理性和感情不能同统一。白居易对深宫中女子命运的同情和对情人湘灵深爱深思之痛都写入诗里，如同林语堂在写《京华烟云》不时为自己故事中人物落泪一样，白居易也把自己感情的命运带入诗中，为自己的文字所动容而淋漓尽、酣畅书写，引起了情感和理智的唱反调，而这种反调而成情感被带入得越多，诗体的矛盾就越明显。也正是这种矛盾，把《长恨歌》推向了千古传诵的不朽杰作，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矛盾说也是偏向于感情的`，也认为全诗以情贯穿，而作者的主观意识不知不觉脱离了本来作诗的意图，使得全诗上下篇充满了矛盾，而这种主观意图在全诗占有一定的分量，并不是单纯的歌颂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而是从创作意图上的矛盾，因此不同于爱情主题这一说。
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雨辰首先提出了《长恨歌》中形象大于思想这一主题。雨辰认为作者是要通国对作品的艺术描写来暗示或者引导读者产生某种观点或者态度，也就是在创作的作品中药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雨辰借用马克思之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一个著作家来说，吧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知识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雨辰认为，白居易在描述《长恨歌》这段爱情的时候，确实是说了沉迷声色误国之谏，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和主题思想，但是客观上却又是在歌颂爱情，这个爱情便是形象。由此可见，“形象大于思想”和“矛盾”这两个主题都是说《长恨歌》的创作中，作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有区别：“形象大于思想”是认为作者以艺术创作的原理才有了这种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不一致的现象，而“矛盾”认为是作者自身主观和客观思想不能统一而造成了这首诗的矛盾。
《长恨歌》的流传度总是让人们试图去追溯它的主题，却又只做单一的处理，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又都可以在《长恨歌》中一一印证，同时那些印证外多余的部分，却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重视《长恨歌》中蕴含的多重主题，融汇思考，才有利于我们对此诗的研究，排众家之言而专利已言，是得不到进步的。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
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
篇3：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讽谕说、双重主题说等等。下面来看看!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
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喻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喻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和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喻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二)
白居易本人认为《长恨歌》只是有“风情”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比较长，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当时说起，唐宪宗元和元年(8)白氏35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他结识了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他们时常同游、唱和。一次游仙游寺时，闲谈起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善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王质夫认为这故事有诗意，有丰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长写诗，感情又丰富，请他写一首诗。我们认为这是从“情”出发的。而陈鸿则认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长恨歌传》)陈认为白氏写出这首诗来，不仅仅是为其事所感动，而主要目的应是惩罚那些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常常祸国殃民，以防流传后世，并引以为戒。以上是王、陈二人的意见：一个认为应从“情”出发，一个则认为意在讽喻垂戒来世。这就对该诗主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讽喻性的作品，他的看法与陈鸿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评价说：“一篇长很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增元九李二十》)。他明确认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与讽喻诗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伤诗。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他在上文中还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自己认为《长恨歌》这类作品虽比不上讽喻诗那样“意激而言质”，但诗人却偏偏喜欢《长恨歌》。可见诗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始终没把《长恨歌》看作是表达政治见解、政治意图的诗歌。即它不是讽喻诗，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 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韦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鉴赏阅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前者。我们看这里牵扯到了创作主体(作者)与接受主体(读者)两个方面。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但由于诗里所显现出来的形象体系往往要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它会诱发作为接受主体(读者、评论家)的再创造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长恨歌》主题的多种多样说法就是例证。有人把它升华到以“讽”为主，有人却升华到以“情”为主上去，还有人会升华到既讽喻又同情上去。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读者的再创造心态是会干扰诗人的原始的心态的。即读者的引申义(如讽喻说、双重主题说)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说)的。对审视原诗的美感反而产生隔阂。因此，我们鉴赏诗美时，应完整地理解诗人的原始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造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性和本来面貌。因此我们鉴赏时，对其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现技巧、语言修辞等方面，都要做出评价，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或指出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坐标上应占的地位。我们知道。“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沫若：《论诗三札》)“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但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往往是要超越现实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将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铸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时，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气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给人以启示、联想。这样就会大大超越作者原来的思想，而具更广、更深，更为普遍、更为丰富的意义。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也未尝不曾出现过：“惩尤物，窒乱阶“的理性意念，可结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现，因为我们从现存的诗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的感受。当弘扬政教与性爱描写发生矛盾时，诗人虽对性爱常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被世人承认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笔端时，这种感情则驱逐不走，也扼杀不掉，人性之美则占了上峰。即使心存讽喻，只要对爱情着意深入描写，那作品的主体部分便不会以讽谕的面貌出现。正如他写《李夫人》那样，意在讽喻皇帝勿亲近女色，但卒章却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决途径，不去接近“倾城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超越阶级意识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要求。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该诗写成讽喻诗，对“尤物惑人”进行讽谕指斥，那么《长恨歌》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了。我们认为把《长恨歌》勉强列入讽喻诗类，是不会增高其价值的。从宏观角度评论《长恨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而侧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贡献，把《长恨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结合起来评述，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
人的思想感情是文艺心理学探索的主要对象，是诗的审美评价的中心环节。
从鉴赏诗美的角度看，古人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这两种说法虽稍有区别，其实一也。汉人《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所说的“志”就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活动，这志与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到晋代陆机时，他在《文赋》中称“颐情志于典坟”。是想从古籍中陶冶性情，这里情志并提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感情主要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触，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反映，但这思想感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反映到诗人的头脑，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心态。这“情”、“心”就成了我们探索诗美的一条主要渠道。我们认为作为诗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评点、诠释，应在理解诗的完整意义上(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探索诗的整体形象，从中发现诗美。鲁迅先生曾说过：“鉴赏诗文。要从理解作者的全心、全文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出发。”我们对《长恨歌》主题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主要在于如何去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心态，如何去发现有生命力的内在形象，如何去发现诗美。诗美鉴赏的中心任务在于突出“人”与“情”。因为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无人不成其文学，无情不成其诗学，人是文学的根源，情是诗学的命脉。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他这是以情喻根。情，是诗美鉴赏的起点，也是诗美探索的终点，诗是以情为归宿的。诗若无情，美从何来?因此，在鉴赏诗美时应主要去探讨诗人的感情世界是如何在诗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现。那“多于情”的白乐天，在《长恨歌》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感情的呢?
可以说他的思想主旨比较隐藏，“倾向”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白居易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这感情是胜过理智的，同情则多于批评。在对待唐玄宗晚年的功与过的问题上没有一刀切，既没有彻底否定，也没有一味批评指斥、对其不满，也不是直陈亢言，而是在批评讽喻中寄寓着同情。如对纵情失政的描写，只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在后半部分声情并茂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化的描写中，更体现出情胜于理的特点，更多地倾注了诗人的同情和谅解。虚幻的仙界，杨贵妃死后复生的一往情深，是理想化的，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汤显祖：《牡丹亭》序)。而苟活着的唐玄宗晚年地位变化后的幽居独处的境况，痛苦、煎熬，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中，也是同情多于批评的。唐明皇、杨贵妃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也是爱情悲剧的承受者，还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态度是批评与同情交织在一起的。诗人用同情的泪水洗去了他们爱情上的政治色彩，赋予了普通人的一往情深、生死不渝的爱情，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删去了扬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淫晦之事，杨玉环是“寿王妃”的事实也删改了。这样就把杨贵妃从“女色亡国”的统治阶级的偏见中拖了出来.写出了封建贵妃的两面性，既美丽、温柔、多情，又妒嫉、娇艳，还杨贵妃以历史真实的面貌。特别是惨死后，赋予她一种纯洁的美，“英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深为人同情，这是诗人进步思想的表现。于此同时，诗人还突出了杨贵妃在爱情问题上的忠贞及唐明皇的钟情。可以说诗人在爱情上美化了这两个人物，写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他们的爱情最后成熟时，达到了忠贞不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说这种描写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爱情实际的，他只是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表现了真情与礼教的对立;诗人通过爱情上的忠贞，对帝王后妃的爱情悲剧表现了深切同情。
这首长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连小孩子都能吟唱《长恨歌》，其魅力就在于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同情的心理，讲述了一则发生在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充分表现了爱情的欢乐、痛苦、悲伤;还在于诗人用极为优美的笔调赋予了人物以饱满的感情，杨贵妃死后复生对唐明皇的深情尤为感人。缠绵悱恻的感情，曲折婉转的故事，优美流转的语言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吸引了历代读者，也使它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名作。
篇4：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
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谕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谕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谕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二)
白居易本人认为《长恨歌》只是有“风情“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比较长，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当时说起，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氏35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他结识了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他们时常同游、唱和。一次游仙游寺时，闲谈起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善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王质夫认为这故事有诗意，有丰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长写诗，感情又丰富，请他写一首诗。我们认为这是从“情”出发的。而陈鸿则认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长恨歌传》)陈认为白氏写出这首诗来，不仅仅是为其事所感动，而主要目的应是惩罚那些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常常祸国殃民，以防流传后世，并引以为戒。以上是王、陈二人的意见：一个认为应从“情”出发，一个则认为意在讽谕垂戒来世。这就对该诗主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讽谕性的作品，他的看法与陈鸿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评价说：“一篇长很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增元九李二十》)。他明确认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与讽谕诗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伤诗。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他在上文中还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自己认为《长恨歌》这类作品虽比不上讽谕诗那样“意激而言质”.但诗人却偏偏喜欢《长恨歌》。可见诗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始终没把《长恨歌》看作是表达政治见解、政治意图的诗歌。即它不是讽谕诗，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
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韦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鉴赏阅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前者。我们看这里牵扯到了创作主体(作者)与接受主体(读者)两个方面。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但由于诗里所显现出来的形象体系往往要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它会诱发作为接受主体(读者、评论家)的再创造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长恨歌》主题的多种多样说法就是例证。有人把它升华到以“讽”为主，有人却升华到以“情”为主上去，还有人会升华到既讽谕又同情上去。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读者的再创造心态是会干扰诗人的原始的心态的。即读者的引申义(如讽谕说、双重主题说)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说)的。对审视原诗的美感反而产生隔阂。因此。我们鉴赏诗美时，应完整地理解诗人的原始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造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性和本来面貌。因此我们鉴赏时，对其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现技巧、语言修辞等方面，都要作出评价，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或指出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座标上应占的地位。我们知道。“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沫若：《论诗三札》)“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但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往往是要超越现实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将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铸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时，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气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给人以启示、联想。这样就会大大超越作者原来的思想，而具更广、更深，更为普遍、更为丰富的意义。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也未尝不曾出现过：“惩尤物，窒乱阶“的理性意念，可结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现，因为我们从现存的诗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的感受。当弘扬政教与性爱描写发生矛盾时，诗人虽对性爱常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被世人承认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笔端时，这种感情则驱逐不走，也扼杀不掉，人性之美则占了上峰。即使心存讽谕，只要对爱情着意深入描写，那作品的主体部分便不会以讽谕的面貌出现。正如他写《李夫人》那样，意在讽谕皇帝勿亲近女色.但卒章却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决途径，不去接近“倾城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超越阶级意识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要求。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该诗写成讽谕诗，对“尤物惑人”进行讽谕指斥.那么《长恨歌》的价值就会一落干丈了。我们认为把《长恨歌》勉强列入讽谕诗类.是不会增高其价值的。从宏观角度评论《长恨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而侧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贡献。把《长恨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结合起来评述，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
人的思想感情是文艺心理学探索的主要对象，是诗的审美评价的中心环节。
从鉴赏诗美的角度看，古人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这两种说法虽稍有区别，其实一也。汉人《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所说的“志”就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活动，这志与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到晋代陆机时，他在《文赋》中称“颐情志于典坟”。是想从古籍中陶冶性情，这里情志并提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感情主要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触。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反映：但这思想感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反映到诗人的头脑.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心态。这“情”、“心”就成了我们探索诗美的一条主要渠道。我们认为作为诗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评点、诠释.应在理解诗的完整意义上(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探索诗的整体形象。从中发现诗美。鲁迅先生曾说过：“鉴赏诗文。要从理解作者的全心、全文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出发。”我们对《长恨歌》主题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主要在于如何去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心态，如何去发现有生命力的内在形象，如何去发现诗美。诗美鉴赏的中心任务在于突出“人”与“情”。因为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无人不成其文学。无情不成其诗学，人是文学的根源，情是诗学的命脉。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他这是以情喻根。情.是诗美鉴赏的起点，也是诗美探索的终点.诗是以情为归宿的。诗若无情。美从何来?因此，在鉴赏诗美时应主要去探讨诗人的感情世界是如何在诗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现。那“多于情”的白乐天.在《长恨歌》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感情的呢?可以说他的思想主旨比较隐藏.“倾向”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白居易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这感情是胜过理智的，同情则多于批评。在对待唐玄宗晚年的功与过的问题上没有一刀切。既没有彻底否定。也没有一味批评指斥、对其不满，也不是直陈亢言，而是在批评讽谕中寄寓着同情。如对纵情失政的描写，只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在后半部分声情并茂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化的描写中，更体现出情胜于理的特点，更多地倾注了诗人的同情和谅解。虚幻的仙界.杨贵妃死后复生的一往情深，是理想化的.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汤显祖：《牡丹亭》序)。而苟活着的唐玄宗晚年地位变化后的幽居独处的境况，痛苦、煎熬.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中.也是同情多于批评的。唐明皇、杨贵妃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也是爱情悲剧的承受者，还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态度是批评与同情交织在一起的。诗人用同情的泪水洗去了他们爱情上的政治色彩，赋予了普通人的一往情深、生死不渝的爱情，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删去了扬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淫晦之事.杨玉环是“寿王妃“的事实也删改了。这样就把杨贵妃从“女色亡国”的统治阶级的偏见中拖了出来.写出了封建贵妃的两面性，既美丽、温柔、多情，又妒嫉、娇艳，还杨贵妃以历史真实的面貌。特别是惨死后.赋予她一种纯洁的美，“英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深为人同情。这是诗人进步思想的表现。于此同时，诗人还突出了杨贵纪在爱情问题上的忠贞及唐明皇的钟情。可以说诗人在爱情上美化了这两个人物，写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他们的爱情最后达到成熟，达到了忠贞不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说这种描写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爱情实际的.他只是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表现了真情与礼教的对立;诗人通过爱情上的忠贞，对帝王后妃的爱情悲剧表现了深切同情。
这首长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连小孩子都能吟唱《长恨歌》，其魅力就在于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同情的心理叙述了一则发生在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充分表现了爱情的欢乐、痛苦、悲伤;还在于诗人用极为优美的笔调赋予了人物以饱满的感情，杨贵妃死后复生对唐明皇的深情尤为感人。缠绵诽恻的感情，曲折婉转的故事，优美流转的语言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吸引了历代读者，也使它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名作。
[知识拓展]
长恨歌
作者：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注解
1、汉皇：指唐明皇。
2、御宇：治理天下。
3、姊妹句：杨贵妃受宠后，其姊妹三人皆封夫人。
4、渔阳鼙鼓：指安禄山在渔阳起兵叛乱。
5、薄：临近、靠近。
6、信：任凭。
7、碧落：道家称天空为碧落。
8、玉扃：门闩。
9、迤逦开：一路敞开。
10、阑干：纵横。
译文
唐明皇好色，日夜想找个绝代佳人;统治全国多年，竟找不到一个称心。
杨玄瑛有个女儿才长成，十分娇艳;养在深闺中，外人不知她美丽绝伦。
天生就的一身丽质，很难长久弃置;有朝一日，被选在皇帝身边做妃嫔。
她回眸一笑时，千姿百态娇媚横生;六宫妃嫔，一个个都黯然失色万分。
春寒料峭，皇上赐她到华清池沐浴;温泉水润，洗涤着凝脂一般的肌身。
侍女搀扶她，如出水芙蓉软弱娉婷;初蒙皇恩润泽时，就这般娇娆涔涔。
鬓发如云颜脸似花，头戴着金步摇;芙蓉帐里，与皇上度着温暖的春宵。
情深春宵恨太短，一觉睡到日高起;君王深恋儿女情，从此再也不早朝。
承受君欢侍君饮，终日陪伴无闲时;春从春游夜专守，双双形影不分离。
后宫妃嫔有三千，个个姿色象女神;三千美色不动心，皇上只宠她一人。
金屋中阿娇妆成，夜夜娇侍不离分;玉楼上酒酣宴罢，醉意伴随着春心。
姊妹封夫人兄弟封公卿，封地受奖;杨家门户生光彩，令人羡慕又向往。
使得天下的父母，个个改变了心愿;谁都看轻生男孩，只图生个小千金。
骊山北麓华清宫，玉宇琼楼耸入云;清风过处飘仙乐，四面八方都可闻。
轻歌慢舞多合拍，管弦旋律尽传神;君王终日都观看，欲心难足无止境。
忽然渔阳战鼓响，惊天动地震宫阙;惊坏跳舞的歌伎，停奏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楼与宫阙，烽火连天杂烟尘;千军万马护君王，直向西南急逃奔。
翠华龙旗一路摇，队伍走走又停停;西出都城百来里，来到驿站马嵬亭。
龙武军和羽林军，六军不走无奈何;缠绵委屈的美人，最终马前丧了生。
贵妃头上装饰品，抛撒满地无人问;翠翘金雀玉搔头，珍贵头饰一根根。
君王宠爱救不了，掩面哭成个泪人;回头再看此惨状，血泪交和涕淋淋。
秋风萧索扫落叶，黄土尘埃已消遁;回环曲折穿栈道，队伍登上了剑门。
峨嵋山下路险隘，蜀道艰难少人行;旌旗黯黯无光彩，日色淡淡近黄昏。
泱泱蜀江水碧绿，巍巍蜀山郁青青;圣主伤心思贵妃，朝朝暮暮恋旧情。
行宫之内见月色，总是伤心怀悲恨;夜雨当中闻铃声，谱下悲曲雨霖铃。
天旋地转战乱平，君王起驾回京城;到了马嵬车踌躇，不忍离去断肠人。
萋萋马嵬山坡下，荒凉黄土坟冢中，美人颜容再不见，地上只有她的坟。
君看臣来臣望君，相看个个泪沾衣;东望京都心伤悲，任凭马儿去驰归。
回到长安进宫看，荷池花苑都依旧;太液池上芙蓉花，未央宫中垂杨柳。
芙蓉恰似她的面，柳叶好比她的眉;睹物怎能不思人，触景不免双目垂。
春风吹开桃李花，物是人非不胜悲;秋雨滴落梧桐叶，场面寂寞更惨凄。
兴庆宫和甘露殿，处处萧条长秋草;宫内落叶满台阶，长久不见有人扫。
当年梨园的弟子，个个新添了白发;后妃宫中的女官，红颜退尽人衰老。
夜间殿堂流萤飞，思想消沉心茫然;终夜思念睡不着，挑尽了孤灯心草。
细数迟迟钟鼓声，愈数愈觉夜漫长;遥望耿耿星河天，直到东方吐曙光。
冷冰冰的鸳鸯瓦，霜花覆盖了几重;寒刺刺的翡翠被，谁与皇上来共用?
生离死别远悠悠，至今已经过一年;美人魂魄在何方，为啥不曾来入梦?
四川有个名道士，正到长安来做客;能用虔诚的道术，招引贵妃的魂魄。
辗转相思好伤神，叫人对王表同情;就叫方士去努力，专意殷勤去找寻。
驾驭云气入空中，横来直去如闪电;升天入地去寻求，天堂地府找个遍。
找遍了整个碧空，找遍了整个黄泉;天茫茫来地苍苍，找遍天地没看见。
忽然听说东海上，有座仙山蓬莱山;仙山耸立在云端，云来雾去缥渺间。
玲珑剔透楼台阁，五彩祥云承托起;天仙神女多无数，个个绰约又多姿。
万千娇美仙女中，有个芳名叫太真;肌肤如雪貌似花，仿佛是要找的人。
方士在金阙西厢，叩开白玉的大门;他托咐侍女小玉，叫双成通报一声。
猛然听到通报说：唐朝天子来使者;九华帐里太真仙，酣梦之中受震惊。
推开睡枕揽外衣，匆忙起床乱徘徊;珍珠廉子金银屏，一路层层都敞开。
乌去发髯半偏着，看来刚刚才睡醒;花冠不整都不顾，匆匆跑到堂下来。
轻风吹拂扬衣袖，步履轻轻飘飘举;好象当年在宫中，跳起霓裳羽衣舞。
寂寞忧愁颜面上，泪水纵横四处洒;活象春天新雨后，一枝带雨的梨花。
含情凝视天子使，托他深深谢君王：马嵬坡上长别后，音讯颜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情，年深月久已断绝;蓬莱宫中度时日，仙境幽幽万古长。
回头俯身向下看，滚滚黄尘罩人间;只见尘雾一层层，京都长安看不见。
只有寄去定情物，表表我深情一往;钿盒金钗寄你去，或许能慰藉君王;
金钗儿我留一半，钿合儿我留一扇;擘金钗来分钿盒，一人一半各收藏。
但愿我们两颗心，有如钗钿一样坚;不管天上或人间，终有一日会相见;
临别殷勤托方士，寄语君王表情思。寄语之中有誓词，唯有他俩心里知。
当年七月七日夜，我俩相会长生殿;夜半无人两私语，双双对天立誓言：
在天上，我们愿作比翼齐飞鹣鹣鸟;在地上，我们甘为永不分离连理枝。
即使是天长地久，总会有终了之时;唯有这生死遗恨，却永远没有尽期。
赏析
这首诗是作者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诗的主题是“长恨”。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wenxue/)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令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为此，丁、方二人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
从“诗言志”，“诗传情”上说，丁、方二人之说不无道理。但就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它是历史的记录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至于白氏自身有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
篇5：评析白居易《长恨歌》
评析白居易《长恨歌》
一篇《长恨》有风情!
白乐天 如是说。可见诗人的内心里，实在给《长恨歌》灌注了太多的情感。
白乐天一生感时伤世，传世之句多有力陈百姓之苦，苛政之弊，如“一吟悲一事”的《秦中吟 》，就是这样一位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诗人，却将一段宫闱畸恋写得凄切婉转，荡气回肠.由此我想到了白居易自己的感情生活.原来他少年时曾与一民女湘灵相知相说，苦于家庭阻力不能结合，这种深深的痛苦寓于《长恨歌》的创作中，正是借咏史感怀自身的际遇。白居易虽然仕途坎坷,郁郁寡欢,甚至借佛道来麻木自己,寻找灵魂上的解脱,痛恨当时的朝政治腐朽朽.但我觉得,在这首诗里,更多的是对爱情的歌颂,或者说对自己曾经情感的影射.
而另一方面,自古帝王不爱江山爱美人，声色犬马也像是他们的专利。于是一个王朝没落的身影便随着一个女人冤屈的脚步，向着一个终点，慢慢地走着。“红颜祸水”便是一个绝好的理由，让帝王在感慨自己的国度走远之时，给后人一个开脱的借口。女人,只不过是一个悲剧的牺牲品.她们只是用自己的脂粉为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而去争得一点点宠爱和一个男人的怀抱.而最终却被赐死.这也告诫她们,在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同时,也别忘记过度的开采带来的后果.
最后的浪漫主义的笔,给我们一点点慰藉,也让我在时间的端口,始终相信真正爱情的美丽。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欺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 》、《洛神赋 》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篇6：白居易长恨歌全文
(1)《长恨歌》的抒写方法首先表现在对于浪漫主义手法的特别重视和巧妙运用。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唐代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诗人并不完全拘泥于历史和采取写实的手法，而是有实有虚，前三部分大多是 “实”，第四部分全是“虚”。诗人的高明之处即是第四部分的“虚”，诗人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虽然“仙境”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但给读者的艺术感触与欣赏效果却是真实的。
(2)在故事叙述推进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诗人将叙事、写景和抒情三种艺术表现手法结合使用，融情入景、移情于景及借典型神态动作举止抒情等方法的运用使其具体体现。唐玄宗在逃往西南时，路途遥远而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秋景凄凉，此正是以悲凉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悲哀情思。面对蜀地青山绿水，唐玄宗不是欣赏享受，而是青山绿水在唐玄宗眼中也和自己的心态一样寂寞悲哀，美景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就是融情入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唐玄宗被情思萦绕、孤苦伶仃而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运用的是借典型神态动作举止抒情的方法。总之，不管是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还是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不管是从白日到黑夜，还是从春天到秋天，诗人都是将叙事、写景和抒情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巧妙结合起来，给读者以全视角的艺术享受。
篇7：白居易长恨歌全文
通过第一部分对于全诗分段内容的扫描，我们可以将《长恨歌》全篇的关键词和行文线索摘要如下：重色貌美→相遇相知→君王晚朝→兄妹列土→歌舞淫飨→妃死马嵬→血泪相流→孤灯未眠→道士勤觅→帐里惊魂→容寂泪干→寄钗寄词→恨无绝期。这些表示行文线索的关键词正是诗人艺术构思的表征。诗人对于唐玄宗的“重色”和杨贵妃的“百媚”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政治上的'悲剧——安史之乱，同时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之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诗人的高明之
处正是没有按照常理结束诗作，而是借助唐代道教盛行的社会文化氛围，想象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杨贵妃对于唐玄宗的思念与真爱完全不亚于后者对前者的珍重，他们的爱情经历与故事最终凝成了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欣赏诗作的过程中，我们在收获到轰轰烈烈的爱恨情感体验的同时，似乎更有如何去真正地爱一个人、如何表达爱意的哲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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