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在中国大陆(（精选11篇））由网友“脑壳儿疼疼”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在中国大陆，欢迎您阅读，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在中国大陆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文本在中国大陆
本文从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两个方面对林少华在村上文本的译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文学翻译方面,林少华的翻译观体现了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归化”为主的翻译理念.林译文本在传播以村上文学为代表的日本当代文学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翻译文学领域,林少华的`翻译对解读村上文学起着导向性作用.而林少华所撰写的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性文章一方面起着深化阅读的作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国内村上文学研究的单一化倾向.
作 者：杨炳菁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刊 名：日语学习与研究 英文刊名：NIHOUGO NO GAKUSHU TO KENKYU 年，卷(期)： “”(5) 分类号：H3 关键词：林译 村上文学 文学翻译 翻译文学篇2：翻译、解读与文化的越境-也谈林译村上文学
翻译、解读与文化的越境-也谈林译村上文学
本文通过多个文本比较分析认为,“林译”文本的质量要高于其他几个村上译本,是最终占领中国大陆读书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探讨了“林译”在21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指出其独特的文体和独到的解读既有消解主流话语的一面,但也存在着回避现实的危险.
作 者：王志松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刊 名：日语学习与研究 英文刊名：NIHOUGO NO GAKUSHU TO KENKYU 年，卷(期)：2009 “”(5) 分类号：H3 关键词：林译 文体 解读 文化越境篇3：文学性与文学翻译
文学性与文学翻译
讨论文学性的`话语变异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理论,可以使文学翻译者认识到文学语言变异与文本互文性及其潜在的实现文学功能的特质,并致力于理解、阐释和传译出变异的语言和文本,从而提高文学译作的文学性.
作 者：王冬梅 WANG Dong-mei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2200 刊 名：语文学刊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年，卷(期)： “”(11)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话语变异 语言变异 互文性 文学性 文学翻译篇4：再创造: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
再创造: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
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再创造.这点在文学翻译上表现尤为突出.由于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再创造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再创造翻译不但可以以恰当的形式将原作的风格、内涵、思想感情、艺术形象传递给译文读者,同时再创造翻译还可以解决一些文学作品不可译的问题,尽量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译度,保证文本中的信息得到尽可能完整的`传递.本文结合笔者自己的译文对再创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作 者：覃军 向云 Qin Jun Xiang Yun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44 刊 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年，卷(期)：2007 “”(12) 分类号：H315 关键词：文学翻译 再创造 可译度篇5：文学翻译中的风格可译性浅谈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可译性浅谈
文学作品翻译中,译作是否确切地再现了原作风格是译者最重要的.目标,也是译作对译语读者的效果能否等同于原作对原语读者的效果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讨文学翻译中风格的可译性以及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
作 者：李玉梅 王蕾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刊 名：商情 英文刊名：SHANGQING 年，卷(期)： “”(17) 分类号： 关键词：文学翻译 可译性 风格篇6：谈文学翻译中文化的可译性论文
一、 引言
语言与文化之间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语言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任何一种语言都凝聚了该语言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智慧和经验，是本民族文化的宝库。
因此，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翻译便是文化的翻译，自然文学翻译也是文化翻译的过程。文学作品通常都会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是我们人类语言的精华。而且文学作品多具有典故、双关、谚语、成语等表达方式， 所以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就会出现文化差异的问题。
文学翻译就是将某一特定文化中所展现的内容、风格、含义再现于另一文化语境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处理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简单的转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而文学翻译的难点就在于对其文化的翻译。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中绝对不可忽视，需要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二、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是指由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的地理生存环境，会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具体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应该要正确认识这种地域环境差异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和对同一事和物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理解。在翻译实践中， 需要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以免造成译文读者的费解，从而造成原文信息的缺失，要尽量把原文中的含义用译文文化的可理解方式充分地表达出来。比如在中国，由于受大陆性气候影响，“东风”常常和“春天”有关。而在英国，“东风”却意味着“寒冷和干燥”。
风俗习惯差异
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会形成完全不同的风俗文化。因此不同民族的社会风俗的差异有时会使原文难以忠实地表达出来。比如问候语的是使用，中国人见面通常会问对方“吃了吗”或“干嘛去”，而英语本族语者一般用“Hello”或“H i”，可以想象如果将其直接译成“Have you eaten yet?”或“What will you do?”，一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宗教文化差异
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包括了其宗教信仰、宗教著作、宗教意识、宗教制度等等内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会遇到许多与宗教文化相关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国民众中已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力。而在欧洲和美洲，人们信仰的是基督教，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依照上帝的指示行事。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含义已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含义，并且随着语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比如“临时抱佛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简单地直译已经不能够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 文化的可译性
可译性就是指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通过语言转换，将源语文本（source text）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实现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即可译性就是指双语转换中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可译程度。
首先，我们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认识具有一致性，正是因为这种共性，不同民族的语言虽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存在并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等值特征，因此是可以互译的。
其次，我们人类文化具有广泛的共性及交融性，大部分文化符号是可译的，在两种语言之间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对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语言文化意义和内涵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语言文化符号信息量越大，文化差异就越大，可译性难度也就越大。因此，我们需要尽量去避免文化色彩淡化，最终实现最大可译性程度。
再次，我们谈到了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化差异，但也相对地存在着文化超地域性的特征，文化的超地域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些文化信息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产生并发展，然后再通过信息传递或转换被其它地域所接受、吸收和消化。
文化的可译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阐释:第一，译者能理解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第二，译者可以用译人语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原作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第三，译人语读者能理解并接受译者所表达的文化信息。“理解”、“表达”和“接受”这三方面既相互联系，也互相影响，它们的共同作用构筑了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衡。
四、结语
中西方文化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承认这种差异，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多种方式来缩小这种差异，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在本族语言中不同于本国的异语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字译和句译，而是综合了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等的翻译，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差异，才会造成翻译作品的信息损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的语言有其相应的特征，只有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的特征且能驾驭它们， 熟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 译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创造出生动展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1]孟兆芬.谈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J].语文学刊，(3):167-168.
[2]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1):24-27.
[3]杨小红.论文化因素与习语的可译性[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12):81-84.
篇7：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English/“>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 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5]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
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 (INNES HERDAN)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许渊冲)
（参见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英国诗人John Mansfield也有一首Ode to the West Wind
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 my eyes,
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 the old brown hill,
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 and 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 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 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English/”>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是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 says I.
“I bet you, what you dare I can,” says he.
“All right,” says I, “go ahead.”
“George Jaxon―then now,” says he.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
篇8：文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文学论文
文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文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归化；异化
论文摘要：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简单回顾了归化、异化理论的生成及其演变。指出归化和异化都是重要的翻译策略，两者相辅相成，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引 言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简单回顾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历史,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百年归化为主调，20世纪最后对异化、归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 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并指出归化和异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译者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进行取舍，创造高品质的译品。
1 归化和异化概述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张培基等学者所编的《英汉翻译教程》中解释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为：“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阐释直译：“直译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范仲英1994：90）。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翻译的归化/异化概念直接来源于18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但并未授以具体名称。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 的《译者的隐形》定义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 ：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是“归化”理论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在各种不同场合，他重复“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概念这一观点，既“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归化派”认为，不应该将源语中的语言体系和文化现象强加在译文读者身上；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碍，既然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和传播，就应该避免文化障碍，而“异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这种障碍；对译文读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应该有过高要求，而是应该将源语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呈现给译文读者，使之理解起来更容易。
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他们之间有着相似和差异。王东风在《中国翻译》“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王东风，：24-25）
2 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历史
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出现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就是5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孙致礼，2002)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18，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18，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先后翻译了180多种西方文学作品。，当时的翻译者考虑的并非是要忠于原作，而是如何适应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晚清时期，白话运动蓬勃开展，但当时的译者除个别以外，都不愿用白话文翻译，而坚持用文言译作。这样不但读者觉得晦涩难懂，译者自己也觉得颇受束缚，不得不对原文加以改动和删减。所以，为了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译者大都采用叙述法，常常出现译文的夹议夹作、改写改译。这个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少数外来词的引用外，基本上是以归化为主导。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当时的作家和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提出“易解”和“丰姿”是翻译的双标准，较严复的信、达、雅三标准具有更大的涵盖力，使其得到了丰富和深化。他主张译者只能“改换衣裳”即转换语言形式，而不能“削鼻剜眼”，即尽量保持原作的“异国情调”，提出翻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宁信而不顺”可谓在文学史上高扬一帜。但同时也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生硬翻译。因此，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译界在翻译方法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张谷若从30年代开始翻译的时候，翻译并出版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遵循两条翻译原则：(1)不能逐字死译；(2)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朱生豪由30年代中期走上翻译道路，他在《莎上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明确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的硬译，提倡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我国30、40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比较强调传达原文的“神韵”，比较看重译文的通顺流畅，而不怎么注意传达原文的形式，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随意“更易原文之结构“。他们走的是归化之路。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 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的批评了归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文中力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和分析可以说促使我国翻译界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曾先后对异化和归化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和归化，从而发表异化译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改革开放期间，不仅翻译理论界对异化译法有了新的认识，文学翻译工作者中也目前翻译界在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哪一个是主流之争，这可参考孙致礼教授“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译语的一部分，看不出异质的因素了。”（蔡平，2002：41）
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和各民族之间克服了解的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日趋明显，文化的异质色彩似乎正在逐渐淡化。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将是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和“反文化同化”的呼声却又此起彼伏，各民族要求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意识也日趋高涨。作为语言、文化交流桥梁的翻译，归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仍然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会不断发展。
3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选择归化或异化策略
归化或异化策略其实都是一种翻译手段，他们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还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应根据具体的语境、翻译的目的、译入语的包容度、文学作品、作家、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效果、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不同文化的趋同程度的具体情况进行取舍。那么，怎样决定翻译一篇文学作品时归化法和异化法的取舍呢? 文学翻译不同与一般的翻译，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做到“文化传真”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这样读者既能从好的文学作品中获取一些知识，又得到了审美的愉悦。在翻译过程中，不管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是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是形似还是神似，是紧扣原文还是进行再创作，都是可取的。但采用这两种翻译方法要把握好“度”。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牺牲另一方面都会走极端，翻译界中存在着一些过度的归化现象，例如滥用四字格成语：四字格成语是汉语言文化的一大特色，正确使用使目的语更显优雅，可如果误用成语不仅会使译文晦涩，也会改变译文的深层含义。滥用典雅词汇，滥用抽象法，滥用带有文化色彩的替代。即是用汉语的文化渊源和相关的形象替代了西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做反而使译文有些别扭 。而异化过度会出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译文带有翻译腔，即对来源语保持绝对字面上的忠实，不考虑来源语结构、表达方式是否也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争论不但困扰了过去的许多译者，还必将困扰现在和以后的译者。异化与归化将永远同时并存，成功的翻译既离不开异化，也离不开归化。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归化”和“异化”优劣高下之争，译者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进行取舍，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确保译本的高品质。
参考文献
[1]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 [J]．中国翻译，2OO2，(5)．
[2]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3]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中国翻译，2OO2，(5)．
[4]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 [J]．现代外语，1987，(2)．
[5]蔡平. 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OO2，(5)．
[6]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
有不少人开始重视异化法，重视对国外文学作品中的异质成分的传达，翻译中力求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篇9：译介学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译介学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应用译介学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会使视野更为开阔,也会加深对文学翻译的理解和认识.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汉民族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汉民族本身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译介学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也肯定了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 者：孙萍 綦天柱 SUN Ping QI Tian-zhu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研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刊 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译介学 文学翻译 再创作篇10：柏拉图、黑格尔灵感论与文学翻译中灵感现象浅析
柏拉图、黑格尔灵感论与文学翻译中灵感现象浅析
本文对柏拉图、黑格尔的“灵感论”进行了论述,认为灵感是文艺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产生于作家长期的创作准备与创作努力之中.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是一种再创造,灵感在其中同样发挥作用.
作 者：胡兆云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外国语言文学 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年，卷(期)： 20(3) 分类号：B83-05 关键词：灵感论 灵感 文艺创作 文学翻译 再创作篇11：浅谈跨文化视域下的中西文学比较与翻译论文
浅谈跨文化视域下的中西文学比较与翻译论文
英国人类学家，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一、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文化之外在差异。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会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主要特点，完备的宗法制度以及严密的专制制度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这种伦理政治的实质就是人治文化；而受具有契约观念传统的基督教的影响，加上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在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契约精神成为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与调节的必然手段，西方实行的是法治文化。
（二）中西文化之内在差异。本尼迪克曾说：“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种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作为反抗中世纪神权文化的过程中兴起的思潮，西方人道主义把长期处于“神权”统治下的人的地位提升到神与自然之上的中心位置，强调人性、人的主体价值和人权、平等等个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则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的，它既不可以与宗教与神灵的寄托，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
二、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文学
（一）西方文化下的西方文学 。作为西方文学的代表作，《荷马史诗》既是对历史的记录，具备神话传说意味。《荷马史诗》呈现了早期英雄时代大幅全景，以整个希腊及其四周的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充分展现了自由主义的情景，并为日后希腊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自我实现的人文伦理观，其次是一种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剔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
（二）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与《荷马史诗》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学代表作《诗经》则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与《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壮烈的战争场面不同的是，《诗经》更多的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叙述。
三、跨文化视域下的中西文学作品翻译
（一）理解思维模式的差异，构建语言形式的转变。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一方面，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另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内容反映了思维的内容和方式的差异。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表面上看来是不同语言形式的转换，实际上则是不同民族所潜在的思维模式的变换。傅雷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次两种 mentalite 殊难彼此融合交流。
（二）基于文化差异的表现，形成角色思维的转换。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综合的话，那么思维认识现象既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又是一切财富的基础。思维模式以一种最深刻最普遍的意义影响着文化的面貌与发展的价值形态。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本身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语言的发展影响文化并被文化制约。
四、结语
中西方文化在宗教信仰、历史典故、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渗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中，只有深刻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通晓中西文化的内涵，才能更好地呈现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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