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弊端：与民争利搞乱天下（精选4篇）由网友“划划画花”投稿提供，这里小编给大家推荐一些王安石变法弊端：与民争利搞乱天下，方便大家学习。这里给大家推荐分享一些王安石变法弊端：与民争利搞乱天下，供大家参考。
篇1：王安石变法弊端：与民争利搞乱天下
王安石变法弊端：与民争利搞乱天下
庙堂之上一场脱离了“以民为本”的富国强兵运动——“熙宁变法”扰攘北宋末年半个世纪，求治心切的君臣新政最终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的历史长河里。王安石身后留下的，是党争纷起、国威日蹙的江河日下。聚敛害民、剥民兴利的恶法遭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强力反对，图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乱!”
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辨”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就在给前任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1068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
司马光说：“现在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王安石说：“富有四海，省下赏赐大臣的几个钱，也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租，榨干百姓罢了。百姓穷困，流离为盗，这难道符合利益吗?”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一针见血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啊。”
二人争议良久，王珪赶紧出来打圆场：“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该从贵近之臣开始，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有伤国体，这话也不错。希望陛下裁决。”
宋神宗心里支持王安石，但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以“国富”为目标，以“不加赋”为手段。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其实现前提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确保“税基”扩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最终演变成巧立名目的变相征税，这种增加百姓负担的做法，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个问题。司马光说的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显得保守，但却符合实情。古代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社会财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数，政府与百姓之间在这个常数内分配——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
司马光的看法，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还自比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其实，司马光并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变法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甚至对王安石的出山，还助过一臂之力。
司马光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具体方案，特别随着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实施，各种社会乱相开始潜滋暗长，司马光对这位昔日的好友，从赞成襄助转为公开反对，最后形同陌路。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反对聚敛、主张节用。在他们看来，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不义、无德的。同样是希望大宋王朝繁荣昌盛，但改革不能急功近利，如果只着眼功利，整天盯着百姓的财产，则为“舍义而取利”，最终结果，会如孟子说的那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种“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始终。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颢，曾参加过全国农田水利及赋役的调研，他对变法的思考颇多，还曾向宋神宗上书过《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两份变法报告。有一次，程颢与王安石争论新法，王安石勃然大怒。程颢天朗气清，一脸和悦地说道：“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议，愿公平心以听之。”王安石为之语塞。
面对众人的反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岂能坐以待毙?在他看来，朝廷上下“高度统一思想”，已成了确保新法顺利推行的燃眉之急。
篇2：王安石变法失败：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王安石变法失败：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摘要】“新法”的另一后果，是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
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辨奸论》，称他经月不洗脸、不换衣，生活习惯差，做事不近人情;也有人撰《王安石洗冤录》，埋头考证史籍，发愿要洗清千百年来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关于王安石的毁誉是非，似乎凝固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因一句话没当上状元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人。父亲进士出身，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所到之处，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年纪小，不清楚父亲的为政事迹，但记得他的教诲，父亲希望“大润泽于天下”，就是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如果有一个老百姓生活不幸福，为官者都应该觉得羞愧。
1035年，广南出现战乱，西北党项人赵元昊也背叛大宋，消息传来，朝野震动。王安石写下了他现存最早的诗作《闲居遣兴》。他在诗中写道：“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诗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充满了对时局的关切。而这时的王安石，年仅15岁。
转过年来，父亲调任江宁(今南京)通判，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江宁。在那里，他猛然感到光阴易逝，“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少壮时如果不选定前进的方向，那么到老必将无所成就。于是，他辞谢一切世俗应酬，埋头读书，以古代圣贤自期。
有道是“十年寒窗”，王安石只用了5年，就顺利考中进士。不过，此中也有一段插曲。考官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呈送当时的皇帝仁宗，排名顺序本来是：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但是，王安石考卷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恼了仁宗皇帝。“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本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的劝诫口吻，宋仁宗当时年过30，皇帝都当了快，却被王安石一个毛头小子比作小孩，自然满心不高兴，他说：“这个考生犯了忌讳，不可以当第一。”结果，原本可以成为状元的王安石被降为第四。
宁愿做地方官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有长达的时间，辗转江南各地担任地方官职。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京任职，做舒舒服服的清闲京官。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较高名次的人，在外省任职期满后，就可以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内的职位。入职馆阁，也是跻身高级官员的一条捷径。所以，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几乎都循例而为。但是，王安石从未提出过类似申请。
任舒州(位于今安徽境内)通判时，王安石曾两次接到让他入京的诏命，他都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要求继续在地方留任。舒州任满之后，朝廷再次召他赴京，他实在没有理由了，只好先后担任集贤校理(职责是在集贤院中收藏校勘典籍)、群牧判官(职责是指导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养马监)。
在京中任职的两年，王安石并不安心，请求外任达10多次。其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家贫口众”，而是希望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些“大润泽”于百姓苍生的实事、好事。王安石认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机会践行造福百姓的理想。他在诗中写道：“想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在京中无所事事的他，做梦都挂念着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江南，为没法回去而羞愧。两年后，他终于请得外任，相继担任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
1058年10月，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调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今财政部官员)的诏令。他既不愿回京，又认为这一职务非自己所长，便上书当时的宰相富弼，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继续在地方上做点实事。然而，北宋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办事，王安石等待多日，毫无结果，只得前往京城赴任。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呈了他著名的万言《言事书》。主要谈及吏治问题，即人才培养、选拔、考核的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才培养，改造整个官僚体制。王安石读书、治学、做官，一直都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他做过10多年的地方官，对民众生活、行政机构的各种弊端都有所了解，对于如何整治这些弊端，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篇《言事书》便是多年来的深刻总结。但这样一份恳切的万言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大约与此同时，王安石写下了他最负盛名的诗作之一，即《明妃曲》二首。这是一首咏史诗，以昭君出塞为题。很多诗人都曾写过这个题材，但大多是哀叹王昭君失身胡虏、远离家乡的悲苦。王安石的《明妃曲》却是翻案文章，对惯常的主题做了颠覆性的处理。
在第一首诗中，他写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据说，王昭君刚入宫时，宫中的画师毛延寿曾为众女画像。因为王昭君没有像别人那样贿赂，毛延寿便将王昭君画丑了。等昭君出塞，汉元帝一看她的美貌，心里悔恨，责怪毛延寿所画不实，便杀了他。在王安石看来，王昭君的美貌是画笔无法呈现的，汉元帝处死毛延寿实在是冤枉了他。接下来的几句，王安石以昭君家人的口吻，安慰身处塞外的王昭君说：“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阿娇是汉武帝的皇后，失宠后被幽禁在长门宫内，度过了寂寥悲苦的一生。王安石的意思是，失去宠爱的阿娇，即使继续留在宫中，也和远嫁蛮荒的王昭君一样可怜。这里，王安石似乎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深意：如果皇帝不听从臣子的建议，即便身处朝堂，也无异于被贬逐他方。
篇3：王安石的变法：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王安石的变法：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辨奸论》，称他经月不洗脸、不换衣，生活习惯差，做事不近人情;也有人撰《王安石洗冤录》，埋头考证史籍，发愿要洗清千百年来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关于王安石的毁誉是非，似乎凝固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因一句话没当上状元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人。父亲王舜良，进士出身，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所到之处，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年纪小，不清楚父亲的为政事迹，但记得他的教诲，父亲希望“大润泽于天下”，就是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如果有一个老百姓生活不幸福，为官者都应该觉得羞愧。
1035年，广南出现战乱，西北党项人赵元昊也背叛大宋，消息传来，朝野震动。王安石写下了他现存最早的诗作《闲居遣兴》。他在诗中写道：“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诗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充满了对时局的关切。而这时的王安石，年仅15岁。
转过年来，王舜良调任江宁(今南京)通判，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江宁。在那里，他猛然感到光阴易逝，“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少壮时如果不选定前进的方向，那么到老必将无所成就。于是，他辞谢一切世俗应酬，埋头读书，以古代圣贤自期。
有道是“十年寒窗”，王安石只用了5年，就顺利考中进士。不过，此中也有一段插曲。考官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呈送当时的皇帝仁宗，排名顺序本来是：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但是，王安石考卷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恼了仁宗皇帝。“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本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的劝诫口吻，宋仁宗当时年过30，皇帝都当了快20年，却被王安石一个毛头小子比作小孩，自然满心不高兴，他说：“这个考生犯了忌讳，不可以当第一。”结果，原本可以成为状元的王安石被降为第四。
宁愿做地方官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有长达16年的时间，辗转江南各地担任地方官职。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京任职，做舒舒服服的清闲京官。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较高名次的'人，在外省任职期满后，就可以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内的职位。入职馆阁，也是跻身高级官员的一条捷径。所以，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几乎都循例而为。但是，王安石从未提出过类似申请。
任舒州(位于今安徽境内)通判时，王安石曾两次接到让他入京的诏命，他都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要求继续在地方留任。舒州任满之后，朝廷再次召他赴京，他实在没有理由了，只好先后担任集贤校理(职责是在集贤院中收藏校勘典籍)、群牧判官(职责是指导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养马监)。
在京中任职的两年，王安石并不安心，请求外任达10多次。其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家贫口众”，而是希望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些“大润泽”于百姓苍生的实事、好事。王安石认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机会践行造福百姓的理想。他在诗中写道：“想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在京中无所事事的他，做梦都挂念着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江南，为没法回去而羞愧。两年后，他终于请得外任，相继担任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
1058年10月，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调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今财政部官员)的诏令。他既不愿回京，又认为这一职务非自己所长，便上书当时的宰相富弼，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继续在地方上做点实事。然而，北宋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办事，王安石等待多日，毫无结果，只得前往京城赴任。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呈了他著名的万言《言事书》。主要谈及吏治问题，即人才培养、选拔、考核的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才培养，改造整个官僚体制。王安石读书、治学、做官，一直都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他做过10多年的地方官，对民众生活、行政机构的各种弊端都有所了解，对于如何整治这些弊端，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篇《言事书》便是多年来的深刻总结。但这样一份恳切的万言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大约与此同时，王安石写下了他最负盛名的诗作之一，即《明妃曲》二首。这是一首咏史诗，以昭君出塞为题。很多诗人都曾写过这个题材，但大多是哀叹王昭君失身胡虏、远离家乡的悲苦。王安石的《明妃曲》却是翻案文章，对惯常的主题做了颠覆性的处理。
在第一首诗中，他写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据说，王昭君刚入宫时，宫中的画师毛延寿曾为众女画像。因为王昭君没有像别人那样送贿赂，毛延寿便将王昭君画丑了。等昭君出塞，汉元帝一看她的美貌，心里悔恨，责怪毛延寿所画不实，便杀了他。在王安石看来，王昭君的美貌是画笔无法呈现的，汉元帝处死毛延寿实在是冤枉了他。接下来的几句，王安石以昭君家人的口吻，安慰身处塞外的王昭君说：“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阿娇是汉武帝的皇后，失宠后被幽禁在长门宫内，度过了寂寥悲苦的一生。王安石的意思是，失去宠爱的阿娇，即使继续留在宫中，也和远嫁蛮荒的王昭君一样可怜。这里，王安石似乎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深意：如果皇帝不听从臣子的建议，即便身处朝堂，也无异于被贬逐他方。
王安石的第二首《明妃曲》，还留下了极具争议的一联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他自然是从王昭君的角度来说。可南宋以后，很多敌视王安石的人，开始挑剔、抨击这联诗，认为他写“汉恩浅”、“胡恩深”，这难道不是公然“背君父之恩”、“坏天下人心术”!无论如何，北宋一代，并无人对此二句有所质疑。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当时在京城广受赞誉，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著名诗人都先后作有和诗。
“新法”成了罪魁祸首
文采高，又为百姓办实事的王安石为何能引起那么多人敌视?这和他一心变法有关。
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仁宗死后，优柔寡断的英宗即位，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有病为由拒绝。英宗很快驾崩，新即位的神宗抱负远大，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素来主张经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神宗曾问策于朝中元老富弼，富弼却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初，当行德惠，希望20年不提‘用兵’二字。”这与王安石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更为信任。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逐渐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史称“熙宁新法”。
跟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新法”遭遇了强大阻力，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不久便辞职表示抗议，苏轼也上书反对“新法”，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到了1070年，京城官员开始盛传，说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号：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
面对人言汹汹，神宗皇帝最终还是犹豫、退缩了。1074年，王安石罢相;次年复相;第三年，再次罢相——王安石也在这年彻底离开官场，隐居南京钟山。
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当宰相，立即废止“新法”。据说，王安石听到朝廷废除差役法的政令后，愕然不已：“连这一条也废除了吗!这是我与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决定实施的呀。”
1086年，王安石在钟山郁郁而终，享年65岁。
菩萨也劝不动
王安石死后，《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谁忠谁奸暂且不论，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执拗似乎是时人公论。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任扬州签判。他喜欢读书，经常彻夜不眠，天快亮才打个盹儿，然后也不洗漱，直接去官府办公。北宋名将韩琦当时任扬州知州，怀疑王安石夜饮放纵，便对王安石说：“年轻人，不可荒废读书，自暴自弃呀。”王安石也不辩解，退下后说：“韩公非知我者。”后来，韩琦知道了王安石的才能，表示愿意将他纳在门下，王安石却始终不答应。
王安石曾被临时差派，负责纠察在京的刑狱。他一上任就去“捅马蜂窝”。当时，开封有一位斗鹌鹑的少年，不肯将自己的鹌鹑借给朋友。朋友仗着两人关系密切，不告而取，少年追之，结果不慎踢死了朋友。开封府原判少年杀人偿命。王安石反驳说：“按照律法，偷拿是盗窃，不告而取便是盗贼，追而殴之便是捕盗。虽然伤人致死，律应无罪释放。”开封府不接受意见，案件提交到大理寺裁决，大理寺维持原判。王安石拒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调走王安石。
司马光曾为王安石好友。变法开始，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劝告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就要与王安石绝交。王安石毫不动摇，任其离开权力中心，去洛阳修史。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江西老乡，又曾举荐他为相辅接班人，有师长之谊，但最后与司马光一样，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王安石的执拗名声，因明末文人冯梦龙撰写的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而家喻户晓。小说说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其实，王安石的“新法”，是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宋朝的税收、贸易、邻里制度、兵役制度、差役制度、科举考试体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法”的影响。但“新法”的另一后果，似乎应验了王安石当年考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语，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带有偏见的《宋史·王安石传》评价说，王安石“汲汲于财利、兵革”，使天下人几无“乐生之心”。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南宋大儒朱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变法是时势使然，然而就如医者治病，本来的心愿是要救人，但其药方足以杀人。王安石实在是用错了药方啊。
王安石改诗
王安石手迹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诗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镇江对岸的瓜洲时所作，写好后很快就流传开来，不少人为这首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的诗击节赏叹。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绿”字，将形容词用作动词，把春天来到时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机极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画出来，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极其传神、富有动感的图画，把人们带进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发现总共只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处进行过修改，其中那个最为人称道的“绿”字，竟然前后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后来在一旁写了“不好”两字，又改“到”为“过”，大概是觉得“过”仍嫌死板，复又改为“入”字，但“入”字显然也不称心，又再次被改为“满”字，“满”字当然没有“绿”字好，最后还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见，在这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诗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篇4：北宋灭亡因王安石变法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北宋灭亡因王安石变法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新法”的另一后果，是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
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辨奸论》，称他经月不洗脸、不换衣，生活习惯差，做事不近人情;也有人撰《王安石洗冤录》，埋头考证史籍，发愿要洗清千百年来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关于王安石的毁誉是非，似乎凝固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因一句话没当上状元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人。父亲，进士出身，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所到之处，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年纪小，不清楚父亲的为政事迹，但记得他的教诲，父亲希望“大润泽于天下”，就是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如果有一个老百姓生活不幸福，为官者都应该觉得羞愧。
1035年，广南出现战乱，西北党项人赵元昊也背叛大宋，消息传来，朝野震动。王安石写下了他现存最早的诗作《闲居遣兴》。他在诗中写道：“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诗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充满了对时局的关切。而这时的王安石，年仅15岁。
转过年来，调任江宁(今南京)通判，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江宁。在那里，他猛然感到光阴易逝，“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少壮时如果不选定前进的方向，那么到老必将无所成就。于是，他辞谢一切世俗应酬，埋头读书，以古代圣贤自期。
有道是“十年寒窗”，王安石只用了5年，就顺利考中进士。不过，此中也有一段插曲。考官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呈送当时的皇帝仁宗，排名顺序本来是：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但是，王安石考卷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恼了仁宗皇帝。“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本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的劝诫口吻，宋仁宗当时年过30，皇帝都当了快20年，却被王安石一个毛头小子比作小孩，自然满心不高兴，他说：“这个考生犯了忌讳，不可以当第一。”结果，原本可以成为状元的王安石被降为第四。
宁愿做地方官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有长达16年的时间，辗转江南各地担任地方官职。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京任职，做舒舒服服的清闲京官。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较高名次的人，在外省任职期满后，就可以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内的职位。入职馆阁，也是跻身高级官员的一条捷径。所以，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几乎都循例而为。但是，王安石从未提出过类似申请。
任舒州(位于今安徽境内)通判时，王安石曾两次接到让他入京的诏命，他都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要求继续在地方留任。舒州任满之后，朝廷再次召他赴京，他实在没有理由了，只好先后担任集贤校理(职责是在集贤院中收藏校勘典籍)、群牧判官(职责是指导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养马监)。
在京中任职的两年，王安石并不安心，请求外任达10多次。其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家贫口众”，而是希望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些“大润泽”于百姓苍生的实事、好事。王安石认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机会践行造福百姓的理想。他在诗中写道：“想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在京中无所事事的他，做梦都挂念着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江南，为没法回去而羞愧。两年后，他终于请得外任，相继担任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
1058年10月，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调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今财政部官员)的诏令。他既不愿回京，又认为这一职务非自己所长，便上书当时的宰相富弼，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继续在地方上做点实事。然而，北宋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办事，王安石等待多日，毫无结果，只得前往京城赴任。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呈了他著名的万言《言事书》。主要谈及吏治问题，即人才培养、选拔、考核的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才培养，改造整个官僚体制。王安石读书、治学、做官，一直都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他做过10多年的地方官，对民众生活、行政机构的各种弊端都有所了解，对于如何整治这些弊端，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篇《言事书》便是多年来的深刻总结。但这样一份恳切的万言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大约与此同时，王安石写下了他最负盛名的诗作之一，即《明妃曲》二首。这是一首咏史诗，以昭君出塞为题。很多诗人都曾写过这个题材，但大多是哀叹王昭君失身胡虏、远离家乡的悲苦。王安石的《明妃曲》却是翻案文章，对惯常的主题做了颠覆性的处理。
在第一首诗中，他写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据说，王昭君刚入宫时，宫中的画师毛延寿曾为众女画像。因为王昭君没有像别人那样贿赂，毛延寿便将王昭君画丑了。等昭君出塞，汉元帝一看她的美貌，心里悔恨，责怪毛延寿所画不实，便杀了他。在王安石看来，王昭君的美貌是画笔无法呈现的，汉元帝处死毛延寿实在是冤枉了他。接下来的几句，王安石以昭君家人的口吻，安慰身处塞外的王昭君说：“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阿娇是汉武帝的皇后，失宠后被幽禁在长门宫内，度过了寂寥悲苦的一生。王安石的意思是，失去宠爱的阿娇，即使继续留在宫中，也和远嫁蛮荒的王昭君一样可怜。这里，王安石似乎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深意：如果皇帝不听从臣子的建议，即便身处朝堂，也无异于被贬逐他方。
王安石的第二首《明妃曲》，还留下了极具争议的一联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他自然是从王昭君的角度来说。可南宋以后，很多敌视王安石的人，开始挑剔、抨击这联诗，认为他写“汉恩浅”、“胡恩深”，这难道不是公然“背君父之恩”、“坏天下人心术”!无论如何，北宋一代，并无人对此二句有所质疑。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当时在京城广受赞誉，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著名诗人都先后作有和诗。
“新法”成了罪魁祸首
文采高，又为百姓办实事的王安石为何能引起那么多人敌视?这和他一心变法有关。
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仁宗死后，优柔寡断的英宗即位，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有病为由拒绝。英宗很快驾崩，新即位的神宗抱负远大，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素来主张经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神宗曾问策于朝中元老富弼，富弼却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初，当行德惠，希望20年不提‘用兵’二字。”这与王安石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更为信任。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逐渐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史称“熙宁新法”。
跟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新法”遭遇了强大阻力，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不久便辞职表示抗议，苏轼也上书反对“新法”，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到了1070年，京城官员开始盛传，说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号：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
面对人言汹汹，神宗皇帝最终还是犹豫、退缩了。1074年，王安石罢相;次年复相;第三年，再次罢相——王安石也在这年彻底离开官场，隐居南京钟山。
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当宰相，立即废止“新法”。据说，王安石听到朝廷废除差役法的政令后，愕然不已：“连这一条也废除了吗!这是我与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决定实施的呀。”
1086年，王安石在钟山郁郁而终，享年65岁。
菩萨也劝不动
王安石死后，《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谁忠谁奸暂且不论，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执拗似乎是时人公论。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任扬州签判。他喜欢读书，经常彻夜不眠，天快亮才打个盹儿，然后也不洗漱，直接去官府办公。北宋名将韩琦当时任扬州知州，怀疑王安石夜饮放纵，便对王安石说：“年轻人，不可荒废读书，自暴自弃呀。”王安石也不辩解，退下后说：“韩公非知我者。”后来，韩琦知道了王安石的才能，表示愿意将他纳在门下，王安石却始终不答应。
王安石曾被临时差派，负责纠察在京的刑狱。他一上任就去“捅马蜂窝”。当时，开封有一位斗鹌鹑的少年，不肯将自己的鹌鹑借给朋友。朋友仗着两人关系密切，不告而取，少年追之，结果不慎踢死了朋友。开封府原判少年杀人偿命。王安石反驳说：“按照律法，偷拿是盗窃，不告而取便是盗贼，追而殴之便是捕盗。虽然伤人致死，律应无罪释放。”开封府不接受意见，案件提交到大理寺裁决，大理寺维持原判。王安石拒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调走王安石。
司马光曾为王安石好友。变法开始，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劝告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就要与王安石绝交。王安石毫不动摇，任其离开权力中心，去洛阳修史。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江西老乡，又曾举荐他为相辅接班人，有师长之谊，但最后与司马光一样，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王安石的执拗名声，因明末文人冯梦龙撰写的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而家喻户晓。小说说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其实，王安石的“新法”，是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宋朝的税收、贸易、邻里制度、兵役制度、差役制度、科举考试体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法”的影响。但“新法”的另一后果，似乎应验了王安石当年考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语，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带有偏见的《宋史·王安石传》评价说，王安石“汲汲于财利、兵革”，使天下人几无“乐生之心”。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南宋大儒朱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变法是时势使然，然而就如医者治病，本来的心愿是要救人，但其药方足以杀人。王安石实在是用错了药方啊。
王安石对北宋的灭亡是有责任的，主要在将兵法上，王安石的将兵法，虽然提升了西军的战力，但是同样埋下祸根，最主要的是将兵法所确立的将能带几千到万不等的部队，这些部队是不轮换，到了末期时产生了派系，整个西军的沿边5路，形成了5个派系，秦风路的不鸟熙河系，熙河系的不爽环庆路，环庆路不喜泾源路，泾源路同样也是独立，这样军队是没法造反，但是始终不能形成合力，北宋末年前西军的弱点没彻底暴露是得利于童贯带西军打胜仗所建立的威望，而北宋末期童贯被拿下后，北宋中央没有谁能有这种资历，来统领西军 ，时间上也不允许，而西军自己内部除了种师道有这种资历，能勉强指挥得动5路，也差不多快死了，整个北宋末年西军就是在没有任何整合军队的情况下一次次的挥霍掉，根源就在将兵法上，如果王安石的将兵法能解决得了分散独立军权后的合成作战问题，或许结局会不一样，北宋到灭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明朝也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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