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精选15篇）由网友“自由小狗”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从我国房地产实践来看，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交易、房地产权属登记、房地产物业管理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从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研究和论证;另一方面需要实务上的反复实践、运用和总结。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普及和应用才是根本。没有法律的普及和应用，就没有法律的生命。
案例分析一：
【案情介绍】
9月18日，原告柳州超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凡公司)与被告南宁桂馨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馨源公司)和第三人柳州市全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威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土地开发合同》，约定全威公司将位于柳州市柳石路153号的土地转让给被告桂馨源公司，并将土地过户到被告桂馨源公司在柳州成立的公司(恒茂源公司)名下，土地转让价款为2860万元。同时约定由于原告超凡公司在转让土地上前期投入了资金并做了一些工作，被告桂馨源公司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640万元，该款项于被告桂馨源公司得到土地使用和开发指标批文，可以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时间起一年内支付。
之后，原告与被告恒茂源公司于12月17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于2月25日通过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的审批同意转让，被告恒茂源公司于1月10日取得第100757号国有土地证，并于月交纳土地变性费用，将土地变性为建设开发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到2月止，被告恒茂源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发的“嘉汇·龙潭”小区已经全部开发完毕，但被告恒茂源公司仅仅向原告支付了150万元补偿款，其余款项拖了几年一直未支付，原告催讨协商未果，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
庭审中，被告恒茂源公司答辩称其不是《土地开发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土地转让合同的付款义务人，对超凡公司没有付款义务。被告桂馨源公司答辩称：
1、超凡公司与全威公司作为共同体履行《土地开发合同》中出让方的权利义务，二者权益完全统一，桂馨源公司与超凡公司之间不存在单独的债权债务关系。
2、所谓的补偿款实为土地对价的一部分，是全威公司指定要求支付给超凡公司的，超凡公司并无独立债权。
3、桂馨源公司应在4500万元的土地对价范围内付款，且必须支付完合同约定的三项代付费用后，余款再支付给全威公司和超凡公司。
4、桂馨源公司初步统计已付款40802409元，剩余款项应在三方核对账目扣除违约金后再结算。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土地开发合同》是在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且已被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三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超凡公司根据《土地开发合同》的约定，主张恒茂源公司、桂馨源公司支付剩余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对于本案中的付款责任主体，虽然恒茂源公司并非《土地开发合同》的当事人，但其系桂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柳州设立的控股公司，并代桂馨源公司履行了上述付款行为，加之本案所涉土地亦过户至其名下，其系实际受益人，故应由恒茂源公司、桂馨源公司向超凡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桂馨源公司辩称上述1640万元名为土地补偿款，实为土地对价款的一部分，认为应将恒茂源公司支出的全部费用40802409元从合同总价款4500万元中扣除后再向超凡公司、全威公司共同支付。因事实上恒茂源公司支出的上述40802409元款项，其中只向超凡公司支付了土地补偿款418.5元，其他款项均系土地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转让费用。这与恒茂源公司应向超凡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款是两笔性质不同的款项，且超凡公司、全威公司又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故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最后判决：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应向超凡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14386581.50元，并负连带责任。
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分析】
一、合同是当事双方的意思表示，合意达成，则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土地开发合同》是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三方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土地开发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1640万元是桂馨源公司基于超凡公司“投入资金作了一些前期工作”而给超凡公司的补偿款，该条与《土地开发合同》第一条“土地转让款2860万元”是分开约定的，显然不属于“土地转让款”的组成部分。因此，被告关于“1640万元土地补偿款是土地转让款2860万元的一部分”的辩解不可能被法院采纳。
二、公司是法律创制的法律主体，对外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使两个公司的股东存在重合的情形，也不表明两个公司是同一个主体。超凡公司和全威公司是两个独立登记的法人，法人人格具有独立性，法律并没有禁止相同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同时成立多个公司，被告认为超凡公司和全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致应当视为同一个主体，而主张向全威公司支付就等于支付给了超凡公司的答辩意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案例分析二：
【纪实】
旧城区的改造是关乎一个城市整体市容，提升城市整体规划水平，与本市整体形象息息相关的话题，尤其是作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的Q市，更是重中之重。在旧城区的改造中，一旦出现了法律纠纷，将会直接影响到旧城改造的步伐。
[案件地位]
位于Q市某区的某新村由于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致使人民群众多次上访，人大代表也多次以提案的形式要求解决，市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解决好此旧城区的改造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案是在前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在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关乎到原、被告的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旧城区改造的进程，影响到成百上千户旧城区居民的居住条件，甚至影响到Q市的整体形象。
[案情简介]
4月，B实业有限公司与A集团公司就Q市某区某新村村庄改造工程达成合作意向，约定由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环评、定点、规划等前期手续，并在取得项目开发权后出资进行开发建设。A集团公司负责提供资料，协调关系，申请优惠政策等工作。为保证上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前期的有关手续暂以A集团公司的名义办理，待该项目经规划部门批准后再将建设单位变更为B实业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达成后，B实业有限公司以A集团公司的名义向区计委申报了投资计划，向环保局申请了环境审评，于199、10月份取得了定点通知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由B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组成调查小组，会同市拆迁办对该村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摸底工作，统计了全部住户的房产及土地证件，制定了初步的安置计划，还出资组织A集团公司有关人员出国考察。 1月，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A集团公司将某新村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共约70亩(以规划局批准的规划图所确定的占地为准)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A集团公司负责提供旧村改造工程的相关资料，证明文件等;A集团公司根据实际拆迁时政府有关的安置政策，负责地上全部附着物的搬迁安置工作，总安置量不得突破3.2万平方米;A集团公司负责协调解决周边与工程项目有关的事宜;A集团公司积极协助B实业有限公司办理全部手续和申请优惠政策，不得中途违约再与其他单位合作该项目。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自立项、定点开始的全部手续的办理，并申请相关优惠政策，并承担全部开发建设及销售工作，因A集团公司没有开发资质，该项目以B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发;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用
于安置的全部住宅。合同还约定：项目结束后，B实业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的2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款，或折算成相应建筑面积。”205月，A集团公司又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约定在原合同书分配方案的基础上，B实业有限公司另外再支付10%的利润转至A集团公司指定的户头，或按3500元/平方米折算成网点，交于A集团公司。
在签订《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后，年6月27日，B实业有限公司以A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变更定点建设单位的请示”，向Q市规划局递交了“关于变更定点建设单位的申请”。 2000年7月21日，A集团公司突然向规划局发出声明，要求停办变更建设单位的手续，于此同时，要求B实业有限公司与其解除双方的合同。
双方经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A集团公司遂于2月份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A集团公司主张：合同是B实业有限公司单方做出的，并以不正当的手段加盖了A集团公司的公章，该合同从形式看就属无效。而且合同约定将70亩的集体所有土地出让给B实业有限公司，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B实业有限公司返还持有的有关文件和图纸。B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共同做出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共同做出，事实属实，合同的性质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行为。依据合同的内容，双方应办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然而，A集团公司欲要同B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土地，未办理出让、变更手续，A集团公司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该手续的欠缺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归于无效，B实业有限公司应当返还A集团公司持有的相关文件和图纸。
(说明：1、A集团公司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为股份有限公司。占用某新村所在土地，但未办理使用手续;2、B实业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尚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焦点问题]
1、合同的性质
合同的效力是本案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解决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要对合同的性质定性，定性后一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关于合同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 本合同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合同。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A集团公司提供用地，由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报批，并出资建设，故合同应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合同。
② 本合同名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实为土地出让合同。
合同约定A集团公司将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共约70亩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项目结束后，B实业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的3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或折算成相应的建筑面积，以上条款约定了出让的土地面积、位置及金额、方式等，同时合同明确约定了项目的立项、各种手续的办理以及投资建设、房屋销售均由B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属于土地出让合同。
③ 本合同为开发权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了双方合作进行立项、规划等项目前期工作，因A集团公司对本案涉及土地未取得合法使用权，故不涉及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建房问题。A集团公司能用来与B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是开发权。合同中约定的“A集团公司将前述村庄占用土地及少量土地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此条款应理解为A集团公司让出此地开发权，由土地部门将该项目出让给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合同约定“该项目以B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发”，也说明了前期工作准备完毕后，该项目的开发权将转给B实业有限公司，所以本合同应为开发权转让合同。
④ 本合同为合作开发合同
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意思表示真实，由双方合作对某新村项目前期进行合作开发，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建设部《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双方成立合作开发的法律关系。
2、合同的主体资格
根据对合同性质的理解不同，对合同主体资格也有以下几种理解：
①A集团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联建合同。在联建中作为出地方的A集团公司应当对该地块享有使用权，而实际情况A集团公司未持有法定的使用证明，故A集团公司无权将不属于自己使用的土地与他人进行联建。A集团公司没有资格签订此合同。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开发权转让合同。A集团公司享有对该地块的开发权，但由于缺少经验，所以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该开发权转让，在此情况下，A集团公司是有合同主体资格的。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合作开发合同。双方共同约定对该旧城区进行改造，并依法至相关部门审办各种手续，是合法有效的，A集团公司有合同的主体资格。
②B实业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种意见认为，B实业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以及房地产转让管理有关规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资质证书》，并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企业，没有资格与他人签订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内容的合同。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是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前期工作阶段并不要求工作主体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一般企业法人均可进行前期工作，在开发建设实施阶段，才要求开发建设企业必须取得相应的开发资质，并且，法律规定取得项目及土地使用权后，企业方可申办房地产开发资质。所以在本合同中，B实业有限公司具有主体资格。
[办案历程]
B实业有限公司由于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省高院交纳诉讼费，导致判决书生效。B实业有限公司万般焦急，因为此合同的解除，就意味着其可得利益1亿余元随着一纸判决的生效而付之一去。在此情况下，B实业有限公司委托我所代理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
我所在接受B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后，指派律师代理了B实业有限公司在Q市中院再审阶段和省高院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
1、中院再审，推翻一审判决
承办律师在接受本案的委托后，深知本案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一审已经败诉的情况下，要将案件的结果扭转过来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有充足的证据和理论依据作为支持。承办律师深感此压力，由主办律师挑头，业务骨干参与，组织了三次业务研讨，就案件的情况集思广益，最后主办律师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汇总、分析了多方的观点，以其深厚的法学理论，精通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改变原审判决的新观点。
承办律师认为：
首先，原审判决对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该合同不属于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合同。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及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是指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的行为。因此，合作开发房地产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合作一方必须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二是双方合作的内容是在该土地上实施房屋建设行为。本案合作双方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双方合作的内容是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目的，故不符合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构成要件。
要搞清楚本合同的性质，应对我国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有深入的了解。我国现行的基本建设程序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一是前期工作阶段;二是实施开发建设阶段。两个阶段有以下不同点：
①工作内容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始于立项报告申报，经过国家投资计划立项、规划定点、规划方案设计审批、拆迁安置方案审批、建设用地申请，止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开发实施阶段始于土地使用权
取得,经过工程建设报建、招标投标、施工许可证审批、工程施工建设,止于工程竣工验收结束。
②适用法律不同：前期工作阶段适用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土地出让规划、拆迁安置管理、建设用地征用划拨管理、建设用地供应等法律法规，主要规范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土地用途和使用权取得方式等。开发建设阶段适用房地产开发转让管理，工程建设管理等法律法规，主要规范房地产开发建设行为和房地产转让、经营行为。
③法律对行为主体的要求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并不要求行为主体具有特别的资格，一般企业法人均可进行前期工作。当然前期工作结束时，项目的建设单位和土地使用权取得者应当一致，这说明法律允许前期工作单位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申报取得开发资质。而开发建设实施阶段，则要求实施开发建设的企业必须取得相应的开发资质。
④行为主体变更的法律后果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变更建设单位，只是项目开发者本身的更换，不产生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因为这时土地使用权未出让，使用权人尚未最终确定。开发建设实施阶段，建设单位就是土地使用权人。因此，建设单位的变更则必须伴随着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发生土地使用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
综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一个项目建设在纵向上应划分为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阶段，认定一个合同的性质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对其所处的阶段进行科学的划分，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评判各阶段合同的效力。
根据本合同的实际情况，应认定本合同为合作开发合同，合作的内容为取得项目开发权：
①合同约定的合作工作内容起始于立项审批，结束于将土地使用权出让交给具有开发资质的企业独自开发经营，合作的内容仅限于立项、规划、拆迁、用地审批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全部属于项目建设前期工作;
②合作开发必须以一方已经取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而本案合作双方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不是本合同的前提，而是合同履行的结果。 该合同的产生是基于目前尚不健全的房地产市场和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其客观合理性。本案所涉土地原为集体所有制土地，随着村庄城市化的进程，已由国家征为国有(但未办理出让手续)，目前的土地使用权均散落在A集团公司所管辖的村办企业及村民手中。后政府拟对该区进行旧城改造，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大面积的拆迁工作。
众所周知，拆迁是关乎拆迁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如被拆迁人得不到较为满意的安置补偿(法定的拆迁补偿费往往少的可怜)，其不但不配合拆迁工作，反而会大力阻挠，则政府将无法完成土地的出让工作，即使政府在法律上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也会无法实际交付土地，受让土地的房地产公司仍不能进驻工地，进行拆迁房屋和施工建设。基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原因，房地产公司通常会在向政府争取项目之前，先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房地产商给予其高额的拆迁补偿费，被拆迁人配合其顺利完成拆迁工作，而本案合同正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本案合同双方相互合作，以配合一方取得项目开发权，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在正常的履行中，
包括政府部门的审批中都不存在障碍。
其次，B实业有限公司符合合同的主体资格。因为该合同是针对项目的前期工作，没有进入施工阶段，在这个阶段法律对主体没有特别的限定。相反，法律规定只有取得项目及土地使用权后，企业方可申办房地产开发资质。
最后，律师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了A集团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真正目的：A集团公司为了谋求更高的利益，不惜违背诚信原则，在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又与C公司签订另外一份基于该地块的合作合同。
A集团公司辩称：
①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B实业有限公司故意隐瞒其不具备开发房地产资质等事实，属欺诈行为，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②A集团公司单方撤回申请仅涉及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关系，不具有违反合同性质，应驳回B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在庭审调查阶段,法官在看了双方提交的证据后,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承办律师隐隐感到法官的思路还停留在已生效的一审判决中，并没有对该合同的性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鉴于此情况，承办律师在质证中对合同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下一步的辩论埋下了伏笔。在庭审进行到了辩论阶段，承办律师就前文所述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细致周密的论述。法官在听取我方的陈述时，微微点了一下头，正是法官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承办律师看在了眼里，同时也看到了翻案的希望。承办律师不失时机的在庭后马上提交了书面的代理词，更加直观的将律师的观点呈现在法官面前，将律师的观点一步一步，潜移默化的灌输给法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法院认定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性质为开发权转让合同，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种开发权转让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根据规定只有办理建设项目立项、规划定点等前期手续，方能申办企业开发资质，故B实业有限公司符合合同主体资格，判决撤销Q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原一审判决，驳回A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律师对合同性质的认定，但已否定了原审判决对合同性质的认定，进而得出应维持合同的判决结果，这已经是律师的一大胜利。
2、高院再审，维持中院再审判决
中院在下达再审判决书后，A集团公司向省人民检察院递交申诉书，请求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于8月份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书认为Q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开发权转让合同，此种开发权转让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名为合
作开发合同而实为土地出让合同，并非开发权转让。理由如下：合同约定，A集团公司将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共约70亩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结束后，实业公司将税后利润的3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或折算成相应的建筑面积，以上条款约定了出让的土地面积、位置及金额、方式等。
同时，合同明确约定了项目的立项、各种手续的办理以及投资建设、房屋销售均由B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属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出让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依法应是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出让。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出让该宗土地，显属违法，合同当然无效。
承办律师坚持在中院再审时的观点与思路，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深刻的分析了案情及案件中的焦点问题。针对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土地转让的论点，律师重点进行了阐述。合同的原文表述是：“乙方(A集团公司)将前述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出让，供甲方(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该约定分别陈述了两个行为：
1、乙方出让土地;
2、甲方开发建设。
两行为在法律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之间的联系在于其具有共同的行为指向——政府，即乙方负责向政府办理拆迁、出让土地等事宜，甲方向政府申请开发建设该项目。综合起来分析，该合同约定的真实意思应是：A集团公司向政府办理土地拆迁、出让工作，以供B实业有限公司向政府申请得到项目开发权后进行建设。
显然，该表述的实质意义与抗诉书中理解的“乙方(A集团公司)将土地直接出让给甲方(B实业有限公司)”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抗诉书将两个分别独立进行的行为直接的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媒介——政府，进而得出A集团公司向B实业有限公司直接出让土地的结论，显属主观臆断。
最终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观点，认定B实业有限公司具有合同主体资格，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该合同的性质为合作开发合同，合法有效，维持了Q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
[案后思考]
案件的结果以我方胜诉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回头来看本案，貌似简单，主要是确认合同效力的问题，但其中涉及的法律关系却是极其的复杂，需承办律师有深厚的法学功底，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这场官司历经了两级人民法院三次审理，历时二年多，结果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且不说双方当事人在这场官司中所耗费的精力、人力、物力，单说给旧城区的改造工作造成的停滞，就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且此案一平，另外一案又起。
(A集团公司由于被判决履行此合同，所以必须放弃与C公司的合作，C公司必定受到极大的损失，至此一案又生)我们在思考„„我们呼吁和告诫那些将要或者已经开始通过诉讼手段谋取不法利益的人们，不要失去了诚信，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而酿成更大的过错。
篇2：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一、案情介绍
原告某汽车公司
被告某汽车板厂、江苏某集团公司
案由：企业之间借贷纠纷
案情： 2000年8月，原告与被告某汽车板厂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将600万元借给被告某汽车板厂，期限两年，时间从2000年8月31日至208月3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将借款600万元给付被告某汽车板厂，合同到期后，某汽车板厂未履行还款义务。
年9月30日，江苏某集团公司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写明：其所辖汽车板厂共欠某汽车公司600万元，由江苏某集团公司负责归还，最后还款时间为2002年11月。同日，某汽车板厂也同时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表示其与某汽车公司发生借款600万元，分期分批于2002年底归还。二被告承诺后，均未如约偿还。现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欠款人民币600万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法院判决要旨
某汽车公司是非金融机构，与某汽车板厂签订的借款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汽车板厂应返还某汽车公司的欠款600万元。江苏某集团公司主动向某汽车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函，该行为应认定是江苏某集团公司志愿加入履行还款责任。由于江苏某集团公司和某汽车板厂未约定还款份额，故江苏某集团公司和某汽车板厂应连带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据此判决：一、原告某汽车公司与被告某汽车板厂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二、被告某汽车板厂和江苏某集团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某汽车公司人民币六百万元。
三、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1、合同第三人
合同第三人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发生一定法律联系的、享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其行为影响到合同当事人或其他地位受合同当事人行为影响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合同第三人在法律上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类：第一类是合同内容涉及的第三人。该类主要表现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即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此类合同在保险业、运输业信托业中较普遍。第二类是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该类第三人主要指合同履行中涉及到的双方当事人以外的、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的人。
我国合同法第64、65条涉及到履行中第三人的情况：一是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二是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第三类是合同权利义务转移时的第三人。这类第三人主要表现为：一是合同当事人在不变更合同内容的基础上变更权利义务主体并维持原合同关系;二是变更合同主体，即合同的权利人或义务人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转移给第三人。第四类是合同保全中的第三人。第五类是合同侵权时的第三人。
篇3：劳动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劳动争议案例关键词：解除劳动合同纠纷 经济赔偿金纠纷
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继续提供劳动，公司补发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劳动者领取了经济补偿金的能否认定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王某与北京某地产公司劳动争议案评析
【劳动争议案例争议焦点】
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继续提供劳动，公司补发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劳动者领取了经济补偿金的能否认定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争议案例关键词】 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纠纷 协商一致违法解除
申诉人：王某
被申诉人：北京某地产公司
一、劳动争议案例基本案情
王某系北京某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地产公司”)员工，王某自 2月28日起与地产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208月1日，王某被确诊为肺结核(无传染性)，医师开具的治疗期为9个月。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但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合同，王某继续在公司上班，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1月31日，公司以双方合同已在2008年12月31日终止为由，不让王某继续到公司上班，并在2月17日向王某发出《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提出其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原劳动合同到期日)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终止与王某的劳动关系。地产公司仅支付王某2008年12月31日前的工资，及一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王某则认为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数额过低，经与公司协商不成，王某向北京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
二、审理结果
申诉人称：本人于202月28日入职北京某地产公司，任销售部管理人员，2008年月平均工资为8458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1000元，岗位工资3620元，加佣金。双方最后一份合同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2008年8月1日，本人被确诊为肺结核，医师开具医疗期为9个月。合同到期后，双方劳动关系并未终止，本人一直工作到201月31日，之后单位称劳动合同终止了，不让本人继续上班。年2月17日，公司向本人下发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次日支付了部分补偿金，本人不认可单位支付的标准，协商未果、。因此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要求北京某地产公司：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经济补偿金67664元及50%额外经济补偿金33832元;;2、支付2009年1月1日至2月7日工资15071元及25%经济补偿金3767.75元;3、支付2008年年终奖工资4620元及25%经济补偿金1155元
被申诉人辩称：认可申诉人关于入职时间、岗位及工资构成的主张，但不认可申诉人主张的具体工资数额。申诉人享受佣金待遇，故不再享受年终奖。被申诉人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已经通知申诉人终止合同，且申诉人出勤至2008年12月31日，当日双方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并就有关未结算的佣金、工资及补偿金等进行了协商，签署了书面协议。因此，不同意申诉人的申诉请求。
篇4：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代驾出意外谁担责?
原告：于某
被告一、物流公司
被告二、史某
被告三、李某
被告四、保险公司A
被告五、保险公司B
【案情介绍】
4月1日，于某驾车C去外地送货，由于于某感觉较困，把车交给同车的史某驾驶，史某无驾驶证，在途中与D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过交警对事故的认定，史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史某同李某为合伙，但没有书面协议，以史某名义办理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史某有物流公司的任何经理书，有合作协议双方对运费的分成比例，对运费双方四六分。
C车在保险公司A办理有交强险，D车在保险公司B处办理有交强险。
于某因交通事故损失达十五万元，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答辩】
1、物流公司：我公司不是侵权人，本案是交通事故纠纷，不是劳动纠纷，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2、史某：我现在还有三万元的医疗费，我已经垫会过五万元，我不应再承担责任。另外我同物流公司是挂靠关系，物流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李某：我同史某没有合伙协议，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4、保险公司A：我公司不是侵权人，交强险属于第三责任险，我公司只能对被保险车辆以外的财产及人身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保险公司B：我公司保险车辆没有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分析】
该案目前还没有判决，但通过法律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原告起诉五被告，以交通事故特殊侵权是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受害人的所有损失，自己不用承担，如果以雇佣关系，由于自己有过错，自己还要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如果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全部损失肯定被告要承担，具体承担多少或者哪几位被告承担，这是另一回事。
保险公司A不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B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以无责任而承担1元的赔偿责任。
李某不承担责任，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具有合伙关系。
史某与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理由是物流公司同史某有合作关系，物流公司应当在受益的范围内同史某承担责任。但是其责任的主体是以史某承担责任为前提。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还是应当由史某来承担。
篇5：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乘客摔出车外丧命 出租汽车公司赔偿32万余元
一位男青年乘坐出租车时从车上摔下后不治身亡，出租车司机不停车救人反倒疾驰而去。乘客的父母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将出租车公司告上法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最近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上海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赔偿32万余元。
9月20日下午5时左右，原告王先生夫妇22岁的儿子小王在上海浦东新区坐上了江桥公司属下的一辆出租车。15分钟后，小王与驾驶员许某发生纠纷，许某下车与乘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小王互有推搡拉扯动作。此后许某开动车辆，车行约200米时小王从车中摔出，许某没有停车，而是继续驾驶车辆开到公安机关陈述情况。路人发现有人从车中摔出后立即报警。警察将小王送到医院时，发现他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身亡原因是摔跌导致脑颅损伤。事情发生后，江桥公司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2.4万元。
小王是王先生夫妇的独子。王先生在法庭上陈述说，爱子出门时还谈笑风生，丧子之痛让他们夫妻俩悲痛欲绝。司机许某在事发当时有手机有车辆，却漠然视之，见死不救，实在令人愤慨。江桥公司的工作人员未将他们的儿子安全送达目的地，且在事发后未停车抢救，江桥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被告江桥出租汽车公司则辩称，他们对原告之子并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原告儿子的死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告之子小王乘坐被告公司的出租车，双方形成了客运服务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时发生纠纷，导致乘客死亡，原告选择侵权之诉，自然应当准许。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能证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对原告提供的各类赔偿依据，法院经过仔细质证与核对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类费用共计人民币32万余元。
法官说法：审理此案的法官告诉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包括这一项在内的8种民事诉讼是“举证责任倒置”。
本案中，许某与原告之子发生纠纷后，许某未能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纠纷，而选择实施了继续驾车的高度危险行为，最终导致乘客摔出车辆而死亡的后果，对此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损害后果是乘客故意造成的，故被告不能减轻或者免除责任。鉴于许某是履行职务行为时造成原告之子死亡的，原告要求被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可予准许。
篇6：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免费乘车出事故，驾驶员该负责任吗?
此间《银川晚报》以“免费乘车出事故 这个责任 驾车人该不该负?”为题，就一起免费乘车因事故致残的赔偿责任认定做了报道。免费乘车致残人无过错，驾驶员存在主要过错，第三方责任人存在次要责任。由此，一起拖了一年半之久的赔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
事情起因于在12月19日。当日晚9时许，国营某泉营农场职工白凤山在搭乘本场职工王某元驾驶的微型面包车自青铜峡树新林场回某泉营家的途中，在 110国道163公里+250米处与一辆刚刚因发生事故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至路面的145型东风货车相撞。在此次事故中，乘车人白凤山右腿胫骨平台骨折，右膑腱断裂，右眼眶骨折，右眼睑皮肤裂伤。
车祸发生后，白凤山找到王某元，要求其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王某元付了4000元后，对白凤山的继续支付要求予以拒绝。
王某元也是一肚子苦水。据王某元讲，事故发生当天，他到树新林场拉亲戚回某泉营，恰巧碰上白凤山，白提出将他捎带上回家。考虑到都是本场职工，便没有拒绝，且没打算收费。没想到，发生车祸后自己却要承担一笔数额不少的赔偿，王某元觉得有些冤。
但白凤山对于“白拉”的说法予以否定。白凤山说，虽然同是本场职工，当时在乘车前双方谁也未提及“车费”的事，但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下车时会酌情支付给王某元一定费用，不会让他“白拉”的。
矛盾就此产生，对是否“白拉”，谁负主要责任及赔偿等问题，双方各持己见。每年5月20日，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这一交通事故的责任做了如下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48条之规定：车辆发生故障后不能行驶，须立即报告附近的交通警察，或自行将车移开;故障车须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须在车身后设置警示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夜间还须开示尾灯或设置明显标志(即三角警示牌)。交警队据此将月19日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追加为责任人。警方认为：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所驾驶的“东风”145型货车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到路面停放在马路一侧后，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并未听从交通警察令其尽快将车移离现场，避免发生意外的忠告，对该车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未开示危险信号灯，在本起事故中应承担次要责任;微型面包车驾驶员王某元驾车过程中对前方观察不周，事故发生时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7条之规定，在本起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乘车人白凤山无责任。
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此案的解释是，作为驾驶员，王某元有责任保证所有乘车人的安全，不论是否收取运费;当然也有权利拒绝搭乘，因此在本起事故中认定王某元负事故主要责任并无不妥。
而作为故障车辆的驾驶员马某杰，因没能及时将故障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对其来说也是一个教训。许多司机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较差，往往是车辆发生故障后，司机仅搬几块石头或几棵稻草、麦柴将事故现场“圈”起来，就算是警示标志，这种做法等于设置了路障，极易造成新的事故发生。
篇7：劳动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仲裁经审理查明：申诉人2月28日入职被申诉人公司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佣金按销售额的比例计算，工资结算至2012月31日，申诉人年的月平均工资为8458元。申诉人在职期间从未休过病假，2008年8月1日起，申诉人在医院治疗，由于所患疾病不具有传染性，因此继续在公司上班。被申诉人在2008年12月31日前未出具过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劳动合同到期后申诉人仍正常上班，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在2月17日签订了《关于与王某终止劳动合同的处理意见》，被申诉人依据该《意见》向申诉人支付了8458元的终止合同补偿金、佣金8769元、终止合同通知期工资4620元、医疗期及医药补助5个月工资23100元。申诉人所在部门其他7名员工均领取了年终奖金4620元。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及考勤记录。被申诉人否认申诉人201月和2月存在销售额，申诉人也不知道其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另查明，被申诉人每月28日支付申诉人上月全月工资和岗位工资。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因此采信申诉人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又申诉人2月份未出勤，因此本委采信被申诉人关于申诉人该期间不存在销售额的主张，故申诉人不享受2009年1月和2月的佣金待遇，该期间工资依照4620元固定工资标准支付。
被申诉人未就其已于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通知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的主张提供证据，又未提供申诉人2009年1月、2月的考勤记录，因此，仲裁委采信申诉人关于工作至2009年1月31日，此后因被申诉人以劳动合同终止为由不让其上班的主张。由于被申诉人未于劳动合同到期之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且双方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认定2008年12月31日后，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2009年2月17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实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由于申诉人不要求恢复双方劳动关系，且提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要求，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由被申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认定被申诉人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47、97条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5条规定，向申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被申诉人此前已支付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58元和终止合同通知金4620元，应在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总额中予以扣减。
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不享受年终奖金及核算的相关规定，也未对其部门其他7名员工已领取年终奖4620元的主张提出异议，据此，本委对申诉人符合年终奖享受条件及其部门人员领取数额的主张予以采信，对申诉人提出要求支付年终奖金462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被申诉人未及时支付年终奖的行为构成拖欠，应加付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2009年9月7日，仲裁委对该劳动争议案作出如下裁决：liuxue86.com
一、北京某地产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2009年1月1日至2月17日期间工资7168.97元及25%经济补偿金1792.24元;
二、北京某地产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23543.77元;
三、北京某地产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2008年年终奖4620元及25%经济补偿金1155元;
四、驳回王某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双方对该劳动争议仲裁结果均未提起诉讼。
三、劳动争议案例评析意见
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继续提供劳动，公司补发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劳动者领取了经济补偿金的能否认定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只需依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在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12月31日到期，劳动者继续履行，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在2月17日直接向申诉人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通知的事由是“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合同到期之日，不再续签申诉人的劳动合同”。由此可见，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根本就没有与申诉人选择和协商的余地，是单方解除，应当认定为用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2个月经济补偿金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仲裁裁决根据劳动者已经领取了部分经济补偿金，而自认为，被诉人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只需按年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与本案实际情况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法律条文不符。
【劳动合同判决书范本】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显碧，女，1954年2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建国，重庆泽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谭宁，重庆益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显碧与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7月17日作出万法民初字第05128号民事判决，吴显碧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显碧于1954年2月9日出生，年12月到被告处从事炊事员工作时，系农村户口。206月5日，原告向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予受理后，原告诉至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认为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又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只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等单位的男、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未规定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但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法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8号)第一条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的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尽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但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即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亦应终止。因此，原告吴显碧于2月9日年满50周岁，以后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诉讼请求的问题
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原告吴显碧在被告处工作，被告对其工龄有异议，因工龄应由被告举证，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入职时间，故对原告主张工伤起算时间自2001年12月计算该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自入职以来的加班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况，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加班费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补发工资的问题。原告既没有证据证明其增加了工作量，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就增加工作量应增发工资有过约定，原告主张补发工资没有事实依据。
关于年休假工资。因《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原告主张自起计算年休假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双倍工资的问题。因《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并没有双倍工资的法律规定，原告主张201月至12月的双倍工资没有法律依据。
二、关于202月9日以后原告诉讼请求的问题liuxue86.com
年2月9日以后，原告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原告基于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主张的所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其中，关于违法解除赔偿金。原告在仲裁阶段提出的请求是经济补偿，理由为原告提出辞职。在诉讼中原告变更请求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理由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请求没有经过仲裁程序，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关于加付赔偿金的问题，在程序上，该请求没有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从实体上，原告主张的拖欠工资也没有事实依据。
三、关于养老保险赔偿的问题
《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渝办发()147号)的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从207月1日起开始实施。因此2007年7月1日之前，被告未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不归责于被告。《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参加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实际缴费累计不满180个月的，由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即使被告如期及时足额为原告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原告达到退休年龄时也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条件，客观上不存在养老保险金的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养老保险金赔偿养老保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九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法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一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渝办发(2007)147号)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显碧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吴显碧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各项费用共计1750332.70元。事实和理由：1、吴显碧至今未享受养老保险或领取退休金，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在提供劳动，不应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求的答复”中明确指出亦应适用。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均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上诉人吴显碧于2004年2月9日年满50周岁，之后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不再具有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此，吴显碧所主张的在劳动合同终止前或后的各项费用，均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显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杨
审 判 员 黄“”
代理审判员 李 斌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姜 霞
篇8：合同纠纷案例
合同纠纷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民终字第 83 号 2000)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 )：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阳区朝外大街 19 号。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董葭，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葭，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宇峰，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宇峰，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 )：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 阳区朝外大街 19 号华普国际大厦 l7 层。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江，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江，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周晓，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晓，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吉祥里 208 楼。
法定代表人：郝有诗，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郝有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巍，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巍，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治家，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治家，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国际〉、北京华普 上诉人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国际〉、北京华普 〉、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科技)为与被上诉人北京住总集团 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追索工程款纠纷一案，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追索工程款纠纷一案，不服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 号民事判决 判决， 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民初字第 187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 经审理查明：1992 年 9 月 9 日，住总公司将其依据与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政府订立的《朝外大街破旧危房改造协议
书》 民政府订立的《朝外大街破旧危房改造协议书》取得的朝外大街危改 项目授权其所属的综合开发部(后更名为住总公司房地产开发部， 项目授权其所属的综合开发部(后更名为住总公司房地产开发部，以 下简称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签订《合作合同》，双方约定： 下简称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签订《合作合同》，双方约定： 》，双方约定 号楼华普商业发展大厦， 共同投资建设北京市朝外吉市口小区 14 号楼华普商业发展大厦，该项 目工程由住总公司开发部包干承建， 万平方米， 目工程由住总公司开发部包干承建，建筑面积暂定为 6 万平方米，以 最后竣工面积为准， 最后竣工面积为准，工程造价为每建筑平方米 5，800 元，总投资为 3. 48亿元， 18% 万元， 48亿元，住总公司开发部占投资总额的 18%计 6，264 万元，华普科 亿元 82% 28， 万元; 月底前， 技占投资总额的 82%计 28，536 万元;1993 年 6 月底前，华普科技应 分期向住总公司开发部支付工程款，尾款在大厦竣工后， 分期向住总公司开发部支付工程款，尾款在大厦竣工后，随华普科技 应增减的投资额与住总开发部一次结清;华普科技不能按期付款， 应增减的投资额与住总开发部一次结清;华普科技不能按期付款，从 拖欠之日起按建行贷款利息的二倍计息偿付住总公司开发部等。 拖欠之日起按建行贷款利息的二倍计息偿付住总公司开发部等。住总
公司在合作合同上加盖了公章。 公司在合作合同上加盖了公章。
1993 年 2 月 20 日， 住总公司开发都与华普科技签订 补充 合作合同〉 《 〈合作合同〉 》 (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 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 )，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 华普科技保证按期履行， 支付罚金。 华普科技保证按期履行，若违约每日按逾期金额的 1%支付罚金。其中 第三条还约定，因房价上涨、设计变更、层高增加、建材价格调增等 第三条还约定，因房价上涨、设计变更、层高增加、情况，致使成本增加，华普科技理解费用增加， 情况，致使成本增加，华普科技理解费用增加，原则上同意合理调增 投资(额度双方另议)。 投资(额度双方另议)。
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1993 年 6 月 21 日，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美国吉安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安公司)三方签订《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合同》 以下简称吉安公司)三方签订《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合同》 (以下简称《合资合同》)，共同投资成立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华普国 以下简称《合资合同》)，共同投资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华普国 》)， 际，确定公司的经营目的和范围为投资建设北京华普国际大厦(即华 确定公司的经营目的和范围为投资建设北京华普国际大厦( 普商业发展大厦，以下简称华普大厦)，大厦建筑面积为 万平方米。 普商业发展大厦，以下简称华普大厦)，大厦建筑面积为 6 万平方米。 )， 三方约定， 万美元， 三方约定，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 6，200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2，067 万美元， 万美元出资， 18%; 万美元，住总公司以人民币折合 372 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8%; 万美元出资， 52%; %;吉安公司以 华普科技以人民币折合 1，075 万美元出资，占 52%;吉安公司以 620 万美元出资， 30%。该合同第二十六条还约定， %。该合同第二十六条还约定 万美元出资，占 30%。该合同第二十六条还约定，三方同意将国际大 厦项目总承包给住总公司建设。 厦项目总承包给住总公司建设。华普国际于 1993 年 10 月取得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法人营业执照。住总公司于
年第四季度开始施工。 l993 年第四季度开始施工。1994 年 1 月 8 日，华普国际与原北京市房 地产管理局签订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纳土地出让 地产管理局签订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6，946， 随后华普国际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金 36，946，800 元。随后华普国际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正式领 取了华普大厦建设工程开工证。 取了华普大厦建设工程开工证。 大厦建设工程开工证
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国际签订了《关于全部投入，华普国际同意作为合作条 件入资，并将该投资作为住总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注册资本及投资额， 件入资，并将该投资作为住总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注册资本及投资额， 不再向合资公司出资。 不再向合资公司出资。3、华普大厦工程项目已由住总公司开发部项目 转为合资项目，该项目土地出让金的交纳由华普科技和吉安公司负责。 转为合资项目，该项目土地出让金的交纳由华普科技和吉安公司负责。
年底开工， 月竣工， 华普大厦项目工程自 l993 年底开工， 年 6 月竣工，根据北京市朝 日作出的《 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1996 年 9 月 20 日作出的《工程质量竣工核 定证书》，大厦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为 72，平方米。 定证书》，大厦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为 72，375平方米。自 1992 年 》， 23， 万元; 9 月至 1995 年 11 月， 华普科技共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23， 万元; 818 由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自 1996 年 3 月至同年 7 月，由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2，150 万元。 万元。
1996 年 7 月 31 日，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签订《元， 集团代为向住总公司开发部支付工程及材料款 1，730 万元，共计 4， 万元。 500 万元。
1996 年 10 月 10 日，华普国际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要求公司各股东 华普国际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 迅速执行各股东方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迅速执行各股东方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加速办理协议要求的有关事 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 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 宜。同年 11 月 13 日.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保证还款合 13， 万元， 同》，双方确认，华普科技尚欠付住总公司开发都 13，288 万元，华 》，双方确认， 双方确认 普科技以其购买的华普大厦中的部分外销商品房作为还款的保证。 普科技以其购买的华普大厦中的部分外销商品房作为还款的保证。由 于华普大厦尚未交付使用，华普科技尚未取得上述外销商品房的所有 于华普大厦尚未交付使用， 权，该项财产未在北京市房管局登记备案。 该项财产未在北京市房管局登记备案。
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 1996 年 12 月 16 日，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北京华普国际 大厦交接工作交换协议书》(以下简称交接协议)，该协议载明， 大厦交接工作交换协议书》(以下简称交接协议)，该协议载明，根 》(以下简称交接协议)，该协议载明 日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合作合同及 据 1992 年 9 月 9 日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合作合同及 1993 日的合资合同， 年 6 月 21 日的合资合同，并在完成 1996 年 7 月 31 日签订的结算协议 书的前提下，住总公司开发都将大厦交付华普国际使用;同时， 书的前提下，住总公司开发都将大厦交付华普国际使用;同时，双方 对华普国际接管大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对华普国际接管大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住总公司开发都将所建大厦 交付给了华普国际。 13， 交付给了华普国际。但此后华普国际未按有关协议结清尚欠的 13，288 万元工程款， 日向法院起诉， 万元工程款，住总公司遂于 年 11 月 11 日向法院起诉，请求华普 科技与华普国际连带支付所欠工程款及利息。 科技与华普国际连带支付所欠工程款及利息。华普国际则于 2000 年 5 日提起反诉称，该公司与住总公司虽未签订具体的工程承包合同， 月 8 日提起反诉称，该公司与住总公司虽未签订具体的工程承包合同， 但双方事实上已形成项目承发包关系，住总公司在工程竣工后应与华 但双方事实上已形成项目承发包关系，住总公司在工程竣工后应与华 普国际决算，但住总公司始终未向其提交决算依据; 普国际决算，但住总公司始终未向其提交决算依据;根据 1993 年
7 月 日住总公司就大厦项目所作的概算， 21， 9 日住总公司就大厦项目所作的概算，华普大厦建筑安装费应为 21， 501， 万元， 万元。 501，97 万元，要求住总公司返还多付出的 8，766.03 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为建设北京华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大厦， 大厦，住总公司授权其所属的开发部与华普科技签订了合作合同及补 充合同，该合同对大厦工程建设的具体事项作了约定， 充合同，该合同对大厦工程建设的具体事项作了约定，当事人意思表 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并已实际履行，应确认为有效。 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并已实际履行，应确认为有效。住总公司作为大 厦工程的总承包方，履行了施工建设的义务， 厦工程的总承包方，履行了施工建设的义务，工程亦经质检验收合格 并交付使用，华普科技应按合同约定如期足额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并交付使用，华普科技应按合同约定如期足额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科技应按合同约定如期足额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华普科技在住总公司施工期间，未如数付款， 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华普科技在住总公司施工期间，未如数付款，应
对此承担责任。华普国际依法成立后， 对此承担责任。华普国际依法成立后，大度的建设工程项目交归华普 国际所有。住总公司与华普国际签订的关于华普国际大厦项目合同中， 国际所有。住总公司与华普国际签订的关于华普国际大厦项目合同中， 双方均确认了住总公司开发都与华普科技所签合作合同及补充合同的 效力，此后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有过多次付款， 效力，此后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有过多次付款，表明华普国际实际上 承继了给付工程款的义务， 承继了给付工程款的义务，但华普大厦工程方面的具体事务仍由华普 科技实际运作。 科技实际运作。1996 年 7 月，住总公司开发都与华普科技经协商自愿 达成的结算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 达成的结算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 违反法律规定 该协议有效。因华普国际由华普科技控股， 该协议有效。因华普国际由华普科技控股，华普国际董事会要求按各 股东方签订的结算协议执行， 股东方签订的结算协议执行，且华普国际在结算协议签订后未对该协 议提出过异议，并多次向住总公司实际付款， 议提出过异议，并多次向住总公司实际付款，应视为华普国际对该结 算协议的认同。由于华普大厦工程项目已属华普国际所有， 算协议的认同。由于华普大厦工程项
目已属华普国际所有，华普国际 已接收并使用了华普大厦，并表示由其进行结算， 已接收并使用了华普大厦，并表示由其进行结算，故华普国际应按结 算协议确定的结算标准向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 算协议确定的结算标准向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应支付相应 的利息，利息的计算由法院确定。 的利息，利息的计算由法院确定。华普科技签署了与工程有关的合同 及结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人， 及结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人，且该公司为华普国际的控股 公司，其应承担给付的连带责任。 公司，其应承担给付的连带责任。华普国际及华普科技主张该结算协 担给付的连带责任 议无效及合作合同等在合资公司成立后自动失效， 议无效及合作合同等在合资公司成立后自动失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 据，不予支持。华普国际以住总公司单方的早期工程设计概算标准为 不予支持。 依据反诉，称其已多付给住总公司工程款，要求退还多付的款项， 依据反诉，称其已多付给住总公司工程款，要求退还多付的款项，理 由不成立，对其反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 由不成立，对其反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 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 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 ：(
13， 万元， 日内给付住总公司工程款 13，288 万元，由华普科技承担给付的连带 责任。(二 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司以 13， 责任。(二)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司以 13， 。(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288 万元为本金计算的自 年 8 月 1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上 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 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华普科技承担 给付的连带责任。(三 驳回住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 给付的连带责任。(三)驳回住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 。( 。( 华普国际的反诉请求。 869， 华普国际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 869，645 元，由华普国际和华普科 万元， 69. 448，311. 技各负担 40 万元，由住总公司负担 69.645 元;反诉费 448，311.5 元，由华普国际负担。 由华普国际负担。
华普国际与华普科技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华普国际与华普科技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华普国际上 诉称：住总
公司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 诉称：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 一审判决认定住总公司与华普国际签订的项目合同确认了住总公司与 华普科技合作合同的效力，有悖于法律的规定， 华普科技合作合同的效力，有悖于法律的规定，认定华普国际对住总 公司与华普科技结算协议予以认同，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 公司与华普科技结算协议予以认同，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一 审判决因华普科技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 审判决因华普科技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其应承担给负的连带责任 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华普大厦工程款应据实结算;请求住总公司退 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华普大厦工程款应据实结算; 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 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
华普科技上诉称：本案是追索工程款纠纷，华普科技与位， 华普科技上诉称：本案是追索工程款纠纷，华普科技与位，三公司不 存在建设工程承包的法律关系.不应是本案的被告; 存在建设工程承包的法律关系.不应是本案的被告;一审判决认定住 设工程承包的法律关系 总公司是华普大厦工程的总承包人无明确的依据; 总公司是华普大厦工程的总承包人无明确的依据;华普科技与住总公 司签订的结算协议是在住总公司胁迫下被迫签订的， 司签订的结算协议是在住总公司胁迫下被迫签订的，因华普大厦迟延 交付，购房户要求退房，已使华普国际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 交付，购房户要求退房，已使华普国际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作为华
普国际的股东，面临不签该协议，住总公司即不交付大厦的威胁; 普国际的股东，面临不签该协议，住总公司即不交付大厦的威胁;一 审判决华普科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审判决华普科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华普国际提交了一份筑安装协议， 15， 万元， 的建筑安装协议，工程款应为 15，000 万元，华普国际应按此支付工 程款，住总应返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 20，656 万元。后又提出， 程款， 20， 万元。后又提出， 结算协议中因建筑标准提高， 结算协议中因建筑标准提高，华普国际应向住总公司支付 3，909 万元 的约定，违反国家的定额标准，属无效条款;电贴、的约定，违反国家的定额标准，属无效条款;电贴、电权调增费的余 款应由华普国际直接支付给电力部门， 华普国际代住总公司交付了 300 款应由华普国际直接支付给电力部门， 华普国际代住总公司交付了 万元的电贴费; 21，926，002. 万元的电贴费;华普国际自付设备款 21，926，002.02 元(其中包括 结算协议前和结算协议后发生的)购买国产电梯、空调、洁具等，未 结算协议前和结算协议后发生的)购买国产电梯、空调、洁具等， 计入结算范围，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由住总公司负担。 计入结算范围，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由住总公司负担。
住总公司答辩称：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住总公司答辩称：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华普国际前后订立的六份合 同或协议合法有效，住总公司总承包建设华普国际大厦有明确、同或协议合法有效，住总公司总承包建设华普国际大厦有明确、合法 有效的合同依据;合资合同订立后， 有效的合同依据;合资合同订立后，华普大厦项目由住总公司与华普 科技间的合作项目转为华普国际的开发项目， 科技间的合作项目转为华普国际的开发项目，但仍由住总公司按合作 合同、补充合同中约定的条件总承包建设， 合同、补充合同中约定的条件总承包建设，所谓合资合同签订后合作
合同和补充合同已失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合同和补充合同已失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合资合同约定的是三方如何 已失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出资，而不是确定华普大厦工程如何承包建设; 出资，而不是确定华普大厦工程如何承包建设;华普大厦项目虽已转 为华普国际开发建设，但由于华普科技是控股公司， 为华普国际开发建设，但由于华普科技是控股公司，华普科技完全代 表华普国际行使项目业主的权利， 表华普国际行使项目业主的权利，此证明华普大厦工程建设实际执行 的仍是合作合同与补充合同;结算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的仍是合作合同与补充合同;结算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况;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况;华普科技在华普大厦项目转给 华普国际开发后全面负责和主持大厦工程方面的具体事务， 华普国际
开发后全面负责和主持大厦工程方面的具体事务，其承担工 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不违反公司法或合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 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不违反公司法或合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华普科 技作为本案的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技作为本案的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华普国际在 2000 年 12 月 1 日后提出的各项请求，住总公司称， 关于华普国际在 日后提出的各项请求，住总公司称， 这些请求均是在二审中新增加的独立的反请求，二审法院不应审理; 这些请求均是在二审中新增加的`独立的反请求，二审法院不应审理; 结算协议是在补充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基础上、双方经过反复协商、结算协议是在补充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基础上、双方经过反复协商、互 相让步的基础上订立的，是真实有效的， 相让步的基础上订立的，是真实有效的，且结算协议订立后华普国际 万元，华普国际应按约定付款; 实际支付了 4，500 万元，华普国际应按约定付款;4，536 万元尾款是 扣除了住总公司 18%份额后的剩余款项，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由 18%份额后的剩余款项，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 于华普大厦开始是危改项目，无需缴纳土地费， 于华普大厦开始是危改项目，无需缴纳土地费，转为合资公司的项目 后，应履行向国家缴纳土地费义务是华普国际;3，909 万元的调增款 应履行向国家缴纳土地费义务是华普国际; 10，平方米的调整价是双方互相让步的结果 的调整价是双方互相让步的结果， 和新增 10，000平方米的调整价是双方互相让步的结果，应遵守协议 的约定，如要调整单价， 12，平方米计算; 的约定，如要调整单价，请求按实增面积 12，375平方米计算;住总 公司已向电力部门缴纳了全部的电贴、电权费，华普国际应负担的部 公司已向电力部门缴纳了全部的电贴、电权费， 分超出结算协议约定的不再主张。 分超出结算协议约定的不再主张。华普国际主张的自付设备款发生在
结算协议签订前的，结算协议订立时已予考虑， 结算协议签订前的，结算协议订立时已予考虑，在结算协议订立五年 后，华普国际提出设备款的问题，不但超出了诉讼时效，而且违反双 华普国际提出设备款的问题，不但超出了诉讼时效， 方的约定;结算协议订立后发生的款项，均与住总公司无关。 方的约定;结算协议订立后发生的款项，均与住总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住总公司授权其开发都与华普科技签订的合作合同及补充 合同，对华普大厦工程建设的具体事项作了约定，为当事人双方真实 合同，对华普大厦工程建设的具体事项作了约定，为
当事人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 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合作合同和补充合同虽然是华普科技与住 总公司签订的，但华普国际成立后， 总公司签订的，但华普国际成立后，华普大厦项目转为华普国际的开 发项目，在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项目合同中， 发项目，在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 根据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签订的合作合同、补充合同及有关文件， 根据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签订的合作合同、补充合同及有关文件，在 项目建设期间以及合资合同执行过程中，华普国际对上述合作合同及 项目建设期间以及合资合同执行过程中， 补充合同和有关文件确认有效， 补充合同和有关文件确认有效，由此说明华普国际作为华普大厦项目 的所有人确认了合作合同中关于华普大厦工程具体建设条款的效力， 的所有人确认了合作合同中关于华普大厦工程具体建设条款的效力， 并承接了合作合同中华普大厦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义务， 并承接了合作合同中华普大厦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华普国际由此 与住总公司形成了建筑工程发承包关系， 与住总公司形成了建筑工程发承包关系，住总公司成为华普大厦工程 发承包关系 的承包人，而华普国际成为华普大厦工程的发包人，进而应是华普大 的承包人，而华普国际成为华普大厦工程的发包人， 厦工程的付款人， 厦工程的付款人，华普国际主张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 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没有依据。 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没有依据。
结算协议是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就华普大厦工程进行的结算， 结算协议是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就华普大厦工程进行的结算，此时华 普大厦项目已由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的合作项目改为华普国际的项 目，华普科技仍与住总公司签订工程款的结算协议，本应无效，但由 华普科技仍与住总公司签订工程款的结算协议，本应无效， 于结算协议签订后，华普国际明知而未提出任何异议， 于结算协议签订后，华普国际明知而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多次向住总
公司实际付款，董事会也要求各胶东方投签订的结算协议执行， 公司实际付款，董事会也要求各胶东方投签订的结算协议执行，特别 是在交接协议中明确载明在完成 是在交接协议中明确载明在完成 1996 年 7 月 3 日签订结算协议的前提 下，住总公司将华普大厦交付华普国际使用，此应视为华普国际对结 住总公司将华普大厦交付华普国际使用， 算协议的认可，结算协议因华普国际的确认而有效， 算协议的认可，结算协议因华普国际的确认
而有效，华普国际应按结 算协议的约定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算协议的约定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华普 科技与华普国际主张结算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无效， 科技与华普国际主张结算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无效， 没有证据，不予支持。华普国际上诉主张华普大厦工程应据实结算， 没有证据，不予支持。华普国际上诉主张华普大厦工程应据实结算， 不符合结算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对其反诉主张予以驳回，是适当的。 不符合结算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对其反诉主张予以驳回，是适当的。
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均事后经华普国际确认， 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均事后经华普国际确认，作为合 同约定权利义务的承接者及华普大厦项目的所有人，华普国际应是完 同约定权利义务的承接者及华普大厦项目的所有人， 有人 全的付款义务人; 全的付款义务人;一审判决以华普科技签署了与工程有关的合同及结 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人，且该公司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为由， 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人，且该公司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为由， 判决对华普国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判决对华普国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应予改正。但华普科技与本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本案适格的 应予改正。但华普科技与本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被告。 被告。
华普国际关于结算协议的约定显失公平， 华普国际关于结算协议的约定显失公平，有关条款应予调整或撤销的 日二审期间提出的， 请求是在 2000 年 12 月 1 日二审期间提出的，即使认定其一审反诉已 包含此意思表示，该请求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 包含此意思表示，该请求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行〉》第 73 条与住总公司入股华普国际 18%的股份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本案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依据合资合同，住总公 全不同的概念，本案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依据合资合同， 18%的股份，住总公司据此应投入多少股本金， 司在华普国际占有 18%的股份，住总公司据此应投入多少股本金，是 合资合同所涉及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合资合同所涉及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华普大厦项目最初是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为危改项目交由住总 华普大厦项目最初是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为危改项目交由住总 公司开发建设的，改为华普国际的项目后， 公司开发建设的，改为华普国际的项目后，华普国际与政府签订了土 地出让合同，由其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 地出让合同，由其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由此应该认定应履行向国 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义务的是华普国际。华普国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义务的是华普国际。华普国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合资公司内各股东间如何负担，是合资公司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合资公司内各股东间如何负担，是合资公司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华普大厦与相邻的祥业大厦共用一个配电室， 华普大厦与相邻的祥业大厦共用一个配电室，其设计和申请用电量是 000KVA。 住总公司称该公司于 1996 年和 1997 年各报装了 4， 000KVA， 8， 000KVA。 000KVA， 缴纳了全部电权费 1，920 万元、电贴费 760 万元，并向法院提供了住 万元、万元， 总公司与北京市供电局签订的两份供电协议和住总公司的缴费票据为 总公司与北京市供电局签订的两份供电协议和住总公司的缴费票据为 证;住总公司还提供了祥业大厦的配电竣工图，该图显示祥业大厦的 住总公司还提供了祥业大厦的配电竣工图， 2048.4KVA， 25. %，扣减后 扣减后， 设备容量为 2048.4KVA，占 25.6%，扣减后，华普大厦的设备容量 74. %，按此比例计算 电权费、电贴费多出结算协议的部分， 按此比例计算， 应为 74.4%，按此比例计算，电权费、电贴费多出结算协议的部分， 住总公司表示放弃。华普国际对住总公司缴纳电权费、电只占费的凭 住总公司表示放弃。华普国际对住总公司缴纳电权费、
证不予认可， 000KVA， 62. 证不予认可，认为华普大厦的实际用电量是 5，000KVA，仅占 62.5%， 但均没有提供证据。 华普国际向法院提交的付款明细表明其支付的 300 但均没有提供证据。 万元电贴费，已经在华普国际支付的工程款中冲抵。 万元电贴费，已经在华普国际支付的工程款中冲抵。
关于华普国际提出自付设备款应包
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 关于华普国际提出自付设备款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结算协议 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 签订前发生的设备款，属于变更结算协议的内容，本院不予支持;结 签订前发生的设备款，属于变更结算协议的内容，本院不予支持; 算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设备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算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设备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华普国际可依法另 寻途径解决。 寻途径解决。
双方根据合作合同所确定的投资比例， 双方根据合作合同所确定的投资比例，在结算协议中对各自应承担的 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其中包括了工程总款、差额补偿、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其中包括了工程总款、差额补偿、政府税费等整 个华普大厦的费用，而非仅指建筑安装费用， 个华普大厦的费用，而非仅指建筑安装费用，住总公司依据结算协议 起诉追索工程款，也是针对整个华普大厦工程而言; 起诉追索工程款，也是针对整个华普大厦工程而言;华普国际与住总 公司之间是建筑承包关系， 公司之间是建筑承包关系，住总公司与住总三公司之间是工程分包关 系，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各自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和处 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各自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和处 理。华普国际依据住总公司与住宅三公司间的合同，主张华普国际多 华普国际依据住总公司与住宅三公司间的合同， 付工程款，住总公司应予退还，本院不予支持。 付工程款，住总公司应予退还，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 一、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民初字第 187 号民事判决第 三项、第四项; 三项、第四项;
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 二、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民初字第 187 号民事判决第 一项、第二项为： 一项、第二项为：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 13， 司工程款 13， 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自 1997 288 日起计算的利息。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的利息。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 1，739，290 元，由华普国际承担 l，217， 一审、739， 217， 521， 896， 503 元，住总公司承担 521，787 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共计 896，623 元由华普国际负担。 元由华普国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竹梅
审判员 张 章
审判员 于晓白
篇9：物流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物流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原告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华宇物流集团重庆市华宇恒有限公司南坪分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明成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XX年6月，梧州市浪苗步阳防撬门销售部（以下简称：步阳销售部）向原告订购防火门52樘，共计价款39，988元。原告委托被告将52樘门运至梧州，该批货于XX年6月27日到达梧州，收货入发现52樘门严重损坏，经收货人挑选，有34樘门已全损坏，不能使用，造成34樘门价值26，146元的损失。
另外，因收货人未能按时收货，至收货人不能按约完成与开发商防火门安装合同，开发商以收货人违约为由，要求收货人按约双倍返还定金25，260元。收货人以此为由，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252，60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
①赔偿货物损失26，146元；
②赔偿原告应承担收货人的损失25，260元（庭审中，原告放弃该项请求）；
③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与原告签订运输合同、为原告承运52樘防火门到梧州交收货人郑庆辉、采取保价运输方式、运输途中有34樘门轻微损坏被收货人拒收属实。按照保价运输规定，被告仅应承担损坏部分的修理费用，故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步阳销售部系个体经营户，业主为李艳琴，与郑庆辉系夫妻关系。XX年5月l8日3步阳销售部与广西梧州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兴公司）签订美心防火门52樘订货合同，约定规格为2。2米x1。5米等，步阳销售部承办人为郑庆辉。XX年6月20日，郑庆辉以步阳销售部名义在原告处订购美心防火门52樘，并约定了规格尺寸。
XX年6月22日，原、被告签订运输合同（华宇运单）约定：原告委托被告承运美心防火门52樘及配件到梧州；货号为87435号；收货人为郑庆辉；采用保价运输方式；保价金额40，000元（52樘门总计价款39，988元）；发生赔偿时，按每件货物的保价金额和内装的实际数量平均计算金额予以赔偿等内容。合同签订后，被告于当日装货起运，XX年6月27日运达梧州向收货人郑庆辉交货。郑庆辉验收时发现因被告装载方式不合理，至使所运防火门多数损坏，被郑拒收。后经协商，XX年6月29日，经郑挑选，将可使用的l8樘门予以签收，其余34樘门因损坏不能使用而拒收。现34樘门尚存放被告处未作处理。
XX年7月2日、11日，万兴公司书面通知步阳销售部，先后限步阳销售部于XX年7月10日、7月26日将其尚差的34樘美心防火门安装完毕，并在其货款中扣抵双倍订金25，260元的违约金。XX年7月l2日，步阳销售部通知原告，要求将尚差的34樘美心防火门于XX年7月22日前运抵梧州，并要求原告承担25，260元的经济损失。
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34樘门损失26，l46元；赔偿原告应承担收货人损失25，260元：（庭审中9原告放弃该项主张）；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就其诉请举证如下：
（一）、XX年6月22日，原、被告签订的运输合同及发运通知单，以证实原、被告运输合同关系及保价运输方式和货物价值的事实；
（二）、XX年6月29日，收货人郑庆辉验收货物的收条，以证实收货人仅收货18樘，其余34樘门因被告运输途中损坏不能使用，遭收货人拒收的.事实；
（三）、照片15张，以证实34樘门损坏的事实；
（四）、证人郑庆辉当庭证言，以证实被告承运的52樘门，有34樘已损坏不能使用的事实；
（五）、步阳销售部个体工商执照及业主李艳琴和郑庆辉的结婚证，以证实原告与步阳销售部关于美心防火门订购关系的事实；
（六）、步阳销售部与万兴公司关于美心防火门订购合同，以证实步阳销售部与万兴公司订购美心防火门的事实。
另有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庭审中，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举证（一、二、三、五、六）的真实性及所证实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举证（三）已证实34樘门为轻微损坏，并非全部损坏，故被告仅应承担维修费用；对原告举证（五）（六）认为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原告举证（四）认为原告未在庭审前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故不认可。
本院对原告举证（一、二、三、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所证实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告举证（四），虽然该证据原告未在庭审前申请，但证人出庭作证，属一方当事人举证范畴，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自己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本院当庭同意，可作为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锁链证据之一，故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对34樘损坏的防火门全额赔偿。
针对争议焦点及双方分歧，分析、评判如下：
庭审中，原告称防火门系根据买方规格定制，并非零售产品，被告在承运途中已损坏34樘不能使用，应全额赔偿；被告称34樘门仅是轻微损坏，仅同意赔偿维修费用。本院认为：
其一、原、被告签订运输合同后，被告在承运途中将其中34樘门损坏，被收货人拒收的事实，双方当庭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其二、被告称以原告举证（三）证实34樘门仅是轻微损坏，因该证据能证实防火门已损坏的事实，但并不能证实损坏的程度，被告无任何证据证实损坏程度，故被告该理由不成立；
其三、原告供给收货人的防火门，是根据收货人规格制作，近似于定作产品，并非通用产品，加之防火门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便是被告将已损坏的34樘门修好，一是超过了交货期限，二是已被收货人拒收，三是到目前为止，被告并未将门维修好交收货人或退还原告，因被告的过错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已不能以维修来挽回；
其四、被告称仅同意承担维修费，根据合同约定，保价运输方式，赔偿时按保价金额及每件平均价予以赔偿，并未约定损坏部分仅赔偿维修费，庭审中，被告并未举证支持该理由，故被告该抗辩理由不成立；
其五、原告委托被告承运52樘门，被告在承运途中损坏34樘门不能使用，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和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保价金额予以赔偿。为此，原告主张34樘门全价赔偿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是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签订的运输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承运货物途中，因其自身原因致所运货物受损，过错在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对损坏部分应予以赔偿。原告主张按合同约定赔偿34樘门价款26，l46元，法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称仅赔偿维修费用，因其举证不能，该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宇物流集团重庆市华宇恒有限公司南坪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69146元；
二、已损坏的34樘防火门归被告华字物流集团重庆市华宇恒有限公司南坪分公司所有，不再退还原告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
案件受理费1，055元，其他诉讼费316元9合计1937l元，由被告华宇物流集团重庆市华宇恒有限公司南坪分公司负担（此款已由原告垫付，被告在给付赔偿款时一并付给原告）。
篇10：合同纠纷法律专家建议及案例分析
(一)无效合同纠纷和有效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的效力角度来对合同纠纷进行的划分。
1.无效合同纠纷
是指因合同的无效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合同无效后，合同当事人因各自返还因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发生的纠纷，合同无效责任应由何方承担，承担多少之纠纷等等。
2 有效合同纠纷
是指在合同生效的前提下，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订立后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及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终止等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绝大多数合同纠纷为有效合同纠纷。
(二)口头合同纠纷和书面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的形式角度来对合同进行的划分。
1 口头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口头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口头合同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所以，一旦发生纠纷是不易获得解决的。口头合同多是即时清洁的合同，一般来说，发生纠纷的情况较少。
2.书面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书面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合同纠纷是书面合同纠纷。这与书面合同应用之广泛分不开的，解决书面合同纠纷的依据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书或确认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所有与合同有关的来往函件等。故要求合同当事人注意保存所有的与合同有关的书面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可以举证,此外，有时在一项合同履行过程中，既有因书面协议引起的纠纷，也有因口头协议引起的纠纷，口头协议除非有证据证明，否则法律是不承认其效力的。
(三)国内合同纠纷和涉外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来划分合同种类的。
1 国内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国内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国内合同纠份不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来说，单纯从程序角度要容易得多。
2 涉外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涉外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涉外合同纠纷因为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时要比国内合同困难得多。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合同主体一方是外国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国外，合同标的位于国外等。解决涉外合同纠纷时，往往会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合同语言问题，解决纠纷地点问题等等。甚至纠纷解决后的执行间题也很复杂，所以，应尽量避免在涉外合同上发生纠纷。
(四)有名合同纠纷和无名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名称是否法定角度来对合同进行划分。合同法具体规定名称的合同为有名合同，其他合同则为无名合同。
1.有名合同纠纷
从合同法规定来看，有名合同纠纷主要有以下15种：
(1)买卖合同纠纷，包括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纠纷，农副产品购销合同纠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等。
(2)供用电合同纠纷，包括供用电、气、水、热力等合同纠纷。
(3)赠与合同纠纷，包括馈赠合同纠纷、遗赠合同纠纷等。
(4)借款合同纠纷，包括各类长短期限的民间或商业借款合同纠纷。：
篇11：合同纠纷法律专家建议及案例分析
在买卖合同中，能否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认定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
──广东子光轮胎连锁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冯兆江买卖合同拖欠货款纠纷上诉案
来源：佛山市中院民二庭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子光轮胎连锁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光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汕路华南植物园对面子光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姚冬梅
委托代理人：林仲，该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屠朝锋，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兆江，男，汉族，1969年5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风华路锦经绣北3号。
委托代理人：刘贵庆，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子光公司、冯兆江有业务往来，子光公司向冯兆江供应轮胎。在11月20日冯兆江签名并盖章确认顺德市容桂区上佳市珠江轮胎店向广东子光轮胎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购买轮胎一批，其中未付货款为100000元。原“广东子光轮胎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已变更为“广东子光轮胎连锁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个体
户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上佳市珠江轮胎店的经营者是冯兆江。子光公司遂于4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冯兆江支付货款100000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并承担诉讼费用。
二、原审法院裁判要旨
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的纠纷是由于子光公司卖轮胎给冯兆江，而产生冯兆江应支付货款的义务，从而引本案拖欠货款纠纷。子光公司认为涉案标的应为欠款纠纷的观点不正确。结合本案分析，10万元是由于子光公司向冯兆江提供货物后，所产生冯兆江的付款义务，故本案的案由应为买卖合同拖欠货款纠纷。关于支付价款的时间，依照法律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在本案中子光公司、冯兆江双方均确认在交易时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即冯兆江须在收货或提取单证之同时支付货款。但冯兆江没有即时履行付款义务，而是于月20日出具欠据，该行为应视为子光公司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于主张权利之日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上述日期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但在时效中断后子光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向冯兆江主张权利或证实冯兆江同意还款，故子光公司于204月25日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子光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10元，由子光公司负担。
三、当事人上诉与答辩理由
上诉人子光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年11月20日冯兆江向子光公司出具欠据，确认欠子光公司款项100000元，并明确每拖延一天按日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一审中冯兆江对该欠据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子光公司的起诉超过二年诉讼时效，该认定完全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中的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关于合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本案中冯兆江出具欠据中并未明确清偿欠款的具体时间，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情形。此种情况下，子光公司作为债权人完全可依照前述法律规定，随时要求冯兆江清偿欠款，冯兆江也应当及时清偿欠款。因为欠据中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冯兆江出具欠据日期表示的是子光公司与冯兆江之间债权债务的确定日期。因此，一审法院将冯兆江出具欠据之日主观臆断为子光公司主张权利之日，是完全错误的。在欠据未约定具体还款时间的情形之下，依照法律规定，债权人内均可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因此，子光公司在年4月26日起诉冯兆江，向冯兆江主张权利，根本不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子光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是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是完全错误的，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撤销（2006）顺法民二初字第01433号民事判决，改判冯兆江支付子光公司货款100000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冯兆江承担。
被上诉人冯兆江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二审法院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五、二审法院裁判要旨
本案是因买卖法律关系而出具欠据所引起的欠款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对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子光公司、冯兆江双方均确认在交易时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冯兆江须在收货或提取单证之同时支付货款。但冯兆江没有即时履行付款义务，而是于2002年11月20日出具欠据，该行为应视为子光公司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于主张权利之日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上述日期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但在时效中断后子光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向冯兆江主张权利或证实冯兆江同意还款，故子光公司于2006年4月25日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因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而在冯兆江向子光公司出具未约定付款期限的欠据后，子光公司没有向冯兆江主张过权利，冯兆江也未曾拒绝履行本案债务，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情形，诉讼时效应没有开始计算；其次，在本案冯兆江基于买卖法律关系而向子光公司出具欠据所形成的债权债务的情形下，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根据该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是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
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其付款的义务时拒绝履行。另外，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因此，原审判决在本案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在诉讼时效期间没有开始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为冯兆江于2002年11月20日出具欠据，该行为应视为子光公司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于主张权利之日发生中断，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法复［1994］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对此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 ，该批复的适用前提是双方曾约定了付款期限，而本案双方并未有此约定，故不适用于本案。所以，原审判决对于以出具欠条为由，认定诉讼时效中断，自收到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欠缺依据。综上，原审判决对本案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处理错误，应予以纠正。
在本案中，冯兆江于2002年11月20日向子光公司出具欠据，确认顺德市容桂区上佳市珠江轮胎店向子光公司购买轮胎一批，其中未付货款为100000元。该欠据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债权人子光公司在冯兆江出具欠据之日起20年内可以随时要求冯兆江履行，子光
篇12： 履行购销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履行购销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甲、乙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李某系甲公司的一名采购员，一直负责与乙公司进行接洽并签订采购合同。3月，乙公司交付的一批货物质量不合格，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的事先约定，甲公司有权扣除20%货款。但李某于203月15日与乙公司签署了货款确认书（未加盖甲公司公章），其中未扣款。不久，乙公司向甲公司出示该货款确认书，要求甲公司支付全部货款。甲公司以李某的行为超越了代理权限且代理书上未加盖公司印章为由拒绝清偿应扣除的货款。乙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立即情场全部货款。
试问：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清偿全部债务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释：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某在货款确认书上的签字行为是否能代表公司，是否具有合法效力。如果李某的签字能代表公司且具有合法效力，则甲公司依法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如果李某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公司有权不予认可。
本案中，甲公司自称公司内部对李某的签字效力及范围有限制，但并不能出示证据证明将此限制告知了乙公司，且李某担任甲公司的采购员，一直代表甲公司与乙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乙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某就货款确认一事享有签字确认的权利，其签字行为可代表甲公司。法院最终判决李某就货款确认一事享有签字确认的权利，其签字行为可代表甲公司，合法有效。甲公司应当承担该签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货款。
商业实践中表见代理行为还有：将公章交给他人保管，而保管人私下对外使用公章；给他人的授权和委托书中未写清楚授权事项、授权范围，导致被授权人滥用授权等。对于表见代理，法律规定其后果均由“本人”承担，如公章上刻名单位、签发授权书的授权人等。因此，在经营活动中，企业应严格规范授权委托书的签发，出具时应明确授权的具体事项、授权的权限、时间期限等内容；在授权期限届满或提前取消授权时，企业应当及时通知相关的客户；企业应建立严密的公章、合同等企业专属书品保密机制，防范恶意代理的发生，以免遭致法律纠纷。
篇13：采购合同纠纷案例
A公司与B公司于签订合同，约定A公司向B公司购买500个男士手包，单价为149元，质量及样式以经A公司验收合格后的实际样品为准，材质为咖啡色绒面牛皮及进口牛津面料，尺寸及结构按实际样品，交货期为20个工作日，合约签订预付30%定金，货到上海验收后7天内一次性付清余款。
合同签订后，A公司员工李某于B公司提供的手包样品上签字确认。同年9月8日，B公司向A公司提供500个男士手包，李某代表A公司在送货单上签收。5月27、6月28日，B公司两次向A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A公司支付货款。同年6月10日，A公司向B公司发函称，B公司工业的男士手包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与之前的封样差异极大。因A公司拒不付款，B公司向法院起诉A公司。
篇14：采购合同纠纷案例
成都公司与北京公司双方就成都公司购买北京公司“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产品达成一致意见并于9月13日两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购买“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共计1420台，价值总计为2485000元。合同签订后，北京公司在收到成都公司支付此份合同的全部货款后45天内提供货物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北京公司负责将产品运输到成都公司指定的地点，同时合同中还对产品包装要求、质量标准、验收、质量保证等方面作了明确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北京公司将产品发货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在产品安装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成都公司称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出现了无法进入系统、死机、无法搜索到信号等问题，致使产品的使用者多次找到成都公司要求处理，为了解决上述产品使用问题，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截止到12月15日，因维修产品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共计109469.5元。
成都公司认为是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其额外支付了维修费要求北京公司承担，但北京公司认为产品使用中出现的无法搜索到信号、无法进入系统和死机等问题并非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产品使用地四川省XX市的潮湿环境、山区内无法搜索到或接受到信号等原因所造成无法使用，不同意成都公司提出的因质量问题索赔的要求。在两公司沟通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成都公司于2月17日向北京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牟楠、田美玉代表北京公司出庭应诉。
篇15：采购合同纠纷案例
原告成峰亿通公司起诉称，2005年9月，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接受采购人牡丹江大学的委托，对一批现代化办公设备及服务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成峰亿通公司按要求进行投标，有3个项目中标。经过当天市公证处现场公证及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分别将中标信息刊登在权威的政府采购网站上后，原告才与采购人牡丹江大学就中标货物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是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所签合同生效后，成峰亿通公司开始履行合同，先后分别与两家供应商签订二百多万元的购货合同。
成峰亿通公司向法院提供证据说，9月29日，牡丹江市财政局突然向原告下达牡财行罚告字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说牡丹江市财政局调查组认定原告在该政府采购项目中存在以不正当手段恶意串通，谋取中标的行为，遂作出处罚决定：中标结果无效，撤销该政府采购合同，处中标总金额的千分之十罚款，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在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罚款和收缴两项合计45，981元。处罚决定的内容告知原告的次日，也就是9月30日，牡丹江市财政局和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决定当天重新招标。同一天，采购人牡丹江大学没有与原告进行任何协商，也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解除政府采购合同的通知书给原告，就将原告中标的项目又与牡丹江另外两个公司分别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截止到起诉之日，牡丹江市财政局也再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可是，前述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已经开始生效。而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却因此要向自己的供货方赔偿被迫违约产生的巨额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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