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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瑶传统宗教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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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瑶传统宗教文化论文（共12篇）由网友“Lsophia”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排瑶传统宗教文化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排瑶传统宗教文化论文

篇1：排瑶传统宗教文化论文

排瑶是瑶族四大支系的盘瑶支系的分支。排瑶自隋唐前后时期迁聚到粤北连南百里大山繁衍生息，到现在约有10万余人,其中有78000多人聚居在连南瑶族自治县境内。排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排瑶的传统宗教道德文化教育经诗是代表其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百年来，排瑶的先祖们频繁迁徙，在艰难曲折而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已传承和总结出一套用来教育后代行为规范、为人处事和艰苦创业的传统道德教育经诗，用瑶音汉字编成经文教导年轻人,其意兴盛不衷、流传世代，形成了自已独特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道德教育文化。这些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排瑶社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和替代的社会影响作用，它促进了排瑶社会发展，使其呈现出安定和谐、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遵守山规、团结一心，平等对待，修善积德、团结友爱、辛勤耕作、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环境。现根据广东瑶族博物馆在排瑶民间征集的传统宗教道德经诗《十劝君经》《九经书》《道理书》《六十甲子》《三字经书》等经书内容来看，这些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道德经诗是连南排瑶传统宗教文化道德教育内容较为规范、较为详实的典范经诗。

通过解读这些经诗的内容，可以发现，看似很普通的诗句，但句句都是朴实的传统宗教文化道德教育范畴的真实写照，实为排瑶代代传承人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传统宗教文化道德教育的良言或忠言，适用于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道德教育范畴。同时，笔者认为，这些经诗内容对社会道德教育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年代都有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

一、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总结和提炼了传统道德教育的精髓

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的内容总结和提炼了传统排瑶宗教文化道德教育的精髓。它们运用自然哲理，劝告人们珍惜生命，懂得人生处世规则，踏踏实实做人，在世时多做善事,少做缺德事，它认证了排瑶的一句古话:“心宽人命长,心毒人命短。”同时也认证了《九经书》经诗中的一段话:“住在好人乡,日日讲文章，住在恶人乡，专日讲官方，住在贤人乡，如莫透水解;和睦多兄弟,造恶命不长。人前莫骂妇,污辱六亲情。”它告诫人们，生时要行善积德，宽心命长。

二、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教导人们懂得感恩

篇2：排瑶传统宗教文化论文

首先是对父母的感恩。《十劝君经》经诗中写道：“家有黄金千万两，难买爹娘父母身。谁人不是娘生养?不敬父母敬谁人？”又道:“男女都是娘生出，长大成人不可忘;在母怀胎多辛苦，更有娘九度浆水；日吃我娘三度奶，三日吃娘受艰苦……”它告诫人们不要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善待父母，善待老人，感恩父母。从古到今，排瑶子孙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虽然排瑶生活水平低、日子艰难困苦，但他们都尽力去赡养父母，寿结送终，清明时节扫墓祭祀。在排瑶很少看到亏待、虐待父母的现象。如果某村寨有某户人家不善待父母或虐待父母的话，这户人家的子女很难嫁娶,在村寨里这个人或这户三代人都没人看得起，有什么事都无人支持帮助,遭旁人白眼看待。

其次是感恩帮助自已摆脱困境的人。排瑶有句俗话说人有三哀六旺。”没有人一生一世都顺顺利利的，总会有难处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所以,对于帮助自已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情，教育后人永记心中。《九经书》诗句中写道:“得人—钱水，还人一杯茶,得人一钱酒,还人一杯浆;得人相救急,常记在心头，人情无为尽，长大江水流。”这是排瑶古人总结人们懂得感恩的真谛。

再次是懂得感恩先生的教育之恩。从远古到封建社会时期’直到解放前，连南排瑶都没有学校让孩子们读书，只有个别富裕的瑶家孩子在春节期间到先生公那里学习各种经书，学唱诵汉文瑶语歌,用宣纸学写毛笔汉字，闲时自已背读、自已练写抄写汉字和经诗，以便熟记经书诗句内容。在那个年代，能够读经书、会抄写汉字的人在排里是了不起的。所以，学徒们不能忘记先生公教育之情,要与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尊重。这样,才能在本排、本族中树立威望和受到尊重。

三、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教育人们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和团结友爱

《九经书》诗句中写道：“行善人敬重，行恶无人利”“贪财自残身，贪花损精神”“共村莫做贼，共屋莫相偷，共住千年屋，同门共路行;有缘同相仪，共床百世缘。”这是排瑶古人劝诫后人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不论是夫妻、家人、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要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团结一心，平等对待，修善积德。这方面排瑶传承得比较好’在同住的排里或寨里，不论哪家人有红白大事，大家都齐心合力、主动帮忙，有钱借钱、没钱出力，共同做完这件事。此外,排瑶注重与山外的民族交往，相处和睦，团结友爱，同代的男人互拜结为“同年”或“伙记”(意为朋友），双方过年过节都相互拜访，喝酒叙旧，盛情款待，若对方有红白喜事，双方都抽空亲临恭贺或安慰帮忙，这种历史悠久的.交往传统文化一直传承到现在。同时，这也是排瑶与外界他族保持安定、和睦相处的最佳方式，对族与族之间的团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教导人们养儿育女要善于教育

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教导人们养儿育女要善于教育，使其习书知理。《九经书》诗句中写道：“养得读书儿,全家食千禄;养得勤俭儿，家中百是足；养得懒惰儿,家中少禾谷;养得赌钱儿，无钱又买屋;养得做贼儿，父母遭牢狱;养得做客儿，神生不在屋;养得心毒儿，开口便相残;养得许逆儿，父母悲哀哭。”这些经书诗句是瑶民教育自己子女的真实写照。

五、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劝告人们勤劳耕作,遵守山规和遵守人道

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劝告人们勤劳耕作，遵守山规、遵守人道，不要欺贫爱富、好逸恶劳、胡作非为。《九经书》诗句中写道住在黄金土，田地要人耕;人生莫学懒，肉酒不须多，勤耕得饱食，大仓堆稻谷。”所以,排瑶的先辈们定居后，在半山腰的缓坡上开山造田.造地，种植稻谷和薯、玉米、粟、黄豆等杂粮作物充饥养蓄,家家户户有储仓。现在各村寨续耕的半山腰梯田是远古排瑶老前辈勤劳耕作的见证。同时,排瑶的山规比较严明，是全排各家各户主人共同立下的口头山规，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只靠各家各户主人自觉口口相传监督和教育自己的家人共同遵守。所以,当时排瑶的秩序相当稳定,呈现白天不用锁门，晚上不需闩门，放在路边上的东西没人拿的安定风貌。谁不遵守山规、胡作非为，谁就遭殃。据排瑶老人口传述，曾在宋末明初时期，居住在南岗千年古寨的沈氏家族，由于该族首领沈五成平王凭借自己有能力、有瑶族宗教法术的本事，在南岗寨狂妄自大，在寨里惹事生非，有一年与该寨的大姓唐氏家族因发生纠纷，发生命案,被唐姓家族联合其他族姓将沈氏家族躯逐出寨,永远不能在南岗居住，并按山规没收沈氏全族房屋、田地等财产。所以，姓沈的族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在南岗古寨居住。

六、排瑶传统宗教文化经诗教导人们不要忘记祖先和本族艰苦卓绝的历史

“挨歌堂”是排瑶拜祭祖先盘古王和盘古王婆的盛大传统宗教活动,两位祖先置造了天地、造就了生灵、造就了人。每隔三五年或十年八年?排瑶各族姓都择日杀鸡、杀猪、杀牛、蒸酒、做糍粑等，设坛祭盘王、排瑶祖先灵位,全族姓男女老少在先生公的带领下念经作法事拜祭祖先盘古王和盘古王婆及本族姓的先祖,“挨歌堂”拜祭祖先,叙述历史，庆祝丰收，时间长的5天5夜、短的3天3夜。在“挨歌堂”拜祭活动中，其中有一个“过九州”的重要环节，由先生公带着本族姓的男女老少，按“挨歌堂”“过九州”的线路图重走三遍，意为告诫后人不要忘记先祖们历经艰难险阻的迁徙历史，是先祖造就了今天安居乐业、幸福的日子。待“挨歌堂”活动结束，拜祭的食品由本姓族的先生们平均分给参加活动的人饮食，谁也不能多贪多吃,否则，贪吃多了会受到先祖的惩罚,所以没有多吃多占的现象。“挨歌堂”活动又如道德法则教育课一样,先生公通过传统的经书诵唱，教育后人遵纪守法,遵守村规，和睦相处，清白做人，努力耕作，过好生活。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是排瑶的传统节日，既是庆丰节又是“盘王节”，这个节日是排瑶每年最大的节日，每家每户都杀鸡或杀猪在自家大厅灵台摆上酒、肉和糍粑拜祭祖先盘古王和盘古王婆及本族姓的先祖。“挨歌堂”和十月十六“盘王节”是排瑶文化千百年来不断传承、发扬光大的传统节日活动。

此外，排瑶由于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尊重先人、古人，至今对他们还保留浓厚的感情，每家每户大厅里设有香炉堂,过年过节都拜祭先祖’每月初一、十五都在香炉堂上和大门外烧香倒茶点蜡烛,拜祭先祖们，以表世人不忘记他们;每次吃饭，不论在家里或在其他地方，凡是男人喝酒时都先从酒杯中倒几滴酒下地，叫“王公、王婆喝酒”，以表后人对先祖们的尊敬，意为有酒喝时、有肉吃的时候先敬先祖自己才能喝。这是瑶人先敬祖先的习惯动作。

由此可见排瑶的传统宗教文化道德教育,对当今排瑶的年轻人有一定的影响和教育意义。解放后，排瑶人民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恵民政策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排瑶的后代有书读，免费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有部分排瑶的子女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大学，到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有部分排瑶的子女通过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学习，在企业中找到职位发挥作用或者回家创业成为养殖、种植或办工厂的老板或个体户，为自己和社会创造了财富。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排瑶的子女缺乏传统的道德教育，不仅连基本的家务和农活都不会做，而且整天无所是是,好吃懒做，在村寨里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在社会上做些违法犯纪的事情而锒铛入狱，给当今和谐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加强现代道德教育与传统宗教文化道德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教育课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篇3：浅析泰山宗教文化论文

浅析泰山宗教文化论文

一、自然地理因素对泰山崇拜形成的影响

泰山原名岱山、亦名岱宗。位于济南、长清、肥城、泰安之间。主峰位于泰安市境内的玉皇顶，海拔1537。7米。泰山所处的华北大平原辽阔坦荡，整体海拔较低，而泰山独占鳌头，居高临下，形成万里原野上的“东天一柱”。

其次，泰山位于黄河下游地区，是古代东夷文化的中心区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适合人类的居住。

这些自然地理因素都对泰山崇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地理因素的优越性为后来各朝地王对泰山的重视、祭祀以及泰山五岳之尊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最基本的自然条件。

二、帝王巡守、封禅大典对泰山崇拜形成的影响

巡守亦写作巡狩，是指古代帝王巡视地方与边疆以加强统治的活动过程。巡守“起源于上古军事民主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对各地的武装巡视活动，是威服四方、强化联盟的主要方式”。在先秦时期，巡守“逐渐演变成君主对部落、方国以及诸侯封国巡察、征伐的政治军事活动，并成为控扼天下、巩固王权的重要举措。”从春秋到秦汉，在儒家“天子非展义不巡狩”思想的指导下，巡守逐渐制度化和礼仪化，其包含的文化意蕴也更加广博和深远。在《礼记王制》记载了关于天子巡守的制度，在其中体现了巡守制度的全貌和泰山在巡守制度中的地位，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对泰山的巡守与其他三岳在规格上并没有区别，还没有显示出后来历史上泰山“五岳独尊”的地位。

与巡守四岳不同，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确立了泰山“五岳独尊”的地位。封禅与巡守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对山岳祭祀的礼仪中最隆重，最高级别的。泰山封禅大典在古人心目中已经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他父亲司马谈因故没能跟随汉武帝来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因而遗憾终生。封禅的方式是在泰山顶上筑坛以祭天，在泰山下的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封禅的目的是与天沟通，希望上天恩泽社稷万年。

封禅大典选择在泰山，这与泰山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泰山所在的东夷地区，自古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泰山地区远古时期就有了文明的产生，这一地区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进入商周时期，泰山及其周边地区在当时仍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一度成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泰山地区先后出现了孔子、孟子、墨子等许多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三、泰山神的人格化确立

在帝王巡守和封禅泰山的`初始，泰山只是作为祭祀所用的场所，并不具备作为“人神”所需的条件。在数千年的巡守和泰山封禅仪式不断举行的过程中，泰山也因为它在政治、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开始了自身神灵化和人格化的过程。

最早关于人格化的记载是干宝的《搜神记》中出现了泰山府君，这标志着泰山山神的人格化形象开始形成。随着民间对泰山信仰的逐渐发展，佛道两家开始围绕泰山争取信徒，争相把泰山神纳入到自己宗教所信奉的神灵体系当中，在自己的宗教中给予泰山神重要的地位。如佛教地狱观借助泰山治鬼的民间风俗，把泰山神封为十大阎王中的泰山王。道教中也根据民间对泰山的信仰把它奉为泰山神。

随着泰山神人格化的形象逐渐确，历代帝王从唐代开始，对泰山不断的进行加封，使泰山神的形象开始被赋予国家化和帝王化的特征，泰山神在国家政治和民间信仰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唐代武则天封东岳为“神岳天中王”；宋代，宋真宗不仅对泰山进行加封，还加封泰山夫人为“淑明皇后”，对泰山的五子也分别进行了加封，甚至加封泰山女儿为玉仙娘。到了元代，元世祖又追封泰山为“天齐大圣仁圣帝”。

从历代帝王把泰山作为与上天进行沟通的场所，到对泰山神进行封王、封帝，甚至加封其妻子儿女的数千年的过程中，泰山逐渐确立了其神灵化和人格化的神灵形象。泰山神的人格化的过程，使其具备了中国民间信仰中其他神灵所具备的一般特征。泰山神不仅具备安邦兴国、通达天意这些对帝王而言有极其重要政治意义的神通，还具有对普通人而言祈福消灾、求财送子这些普通神灵都具备的神通。随着历代帝王对泰山的不断加封，民间对泰山神的信仰也得到了发展，对泰山神信仰的信众在地域上不断的扩大，对泰山神各种形式的信奉活动也不断的出现新的形式。

四、对泰山文化的认识

泰山文化开始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先民围绕着泰山进行各种祭祀、崇拜活动由来已久。历代帝王的封禅活动又将泰山推到了“与天相齐”的高度。

历代文人墨客也对泰山也有着极高的鉴赏与评价。对文人墨客而言，泰山不仅是一座风景秀丽、抒发情怀的山峰，也是一座能寄托心灵与希望的圣山。早在春秋时其，孔子对泰山就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评价，其后孟子又写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句。到了明清时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有游览泰山的风俗。此时，人们游览泰山不仅出于对泰山神的信奉，更加看重泰山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秀丽风景。

宗教信仰是泰山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包含道、佛、儒三大教，而这三教都与泰山有不解之缘。历史上道、佛、儒三教在泰山上一直共同存在但道教在泰山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泰山民间信仰的普及与大众旅游业的发展，泰山文化加快了其平民化的进程。在泰山的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大的神灵是碧霞元君与泰山石敢当。碧霞元君是一位声名显赫神通广大的泰山女神，司职送生保育、怯病防疾、除暴安良。自明清之际流传的泰山石敢当，泰山石敢当是指泰山石――敢当，即泰山石有灵性，可镇邪保平安。

在泰山崇拜的形成过程中，泰山也逐渐形成了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凸显了泰山不仅是一个风景名山也是一个文化名山，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泰山文化历史的悠久性，泰山文化的包容性是泰山文化得以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历史还是今天包容性一直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特征。泰山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从远古的自然崇拜，再到帝王巡守与封禅，直至今日大众对泰山信仰与游览，泰山一直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篇4：钱镠与传统宗教的文化论文

钱镠与传统宗教的文化论文

摘要：钱镠的成功，与其善于利用传统宗教有密切关系。他利用时人潜意识中根深蒂回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增添神圣的灵光，以增强凝聚力；通过各种祭礼，神道没教，以培养臣民的忠孝之心：并从卜筮中获得了战胜挫折的信心。建国后，他又通过封神建庙等宗教活动，宣扬王权神授，籍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用人治国及生产领域，都可见传统宗教思想对钱镠的影响。传统宗教在吴越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积极性大于消极性。

关键词：钱镠；传统宗教；“天人感应”；神话；祭祀

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开国之主是唐末镇海军(治杭州)节度使钱缪，据有杭、越两藩，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是十国之中的一个蕞尔小国。然而，这个小国家却颇令治五代十国史者注目，其原因，一是其国长治久安；二是其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正如著名学者卞孝萱、郑学檬所著《五代史话》所言：“吴越在钱氏治理下，政治上比较安定，文士荟萃，人才济济；经济繁荣，渔盐蚕桑之利，甲于江南；海上交通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也称盛于时。”一个地狭(仅有十三州)民寡之小国，何以能在五代这个战火不息、血肉横飞的乱世中保持长久的安定?学术界未见学者认真、仔细探讨过此问题。五代史家陶懋炳对此问题也只是略作推测，谓“南方九国之中，嗣主较为贤达者，无腧钱氏，这虽与吴越诸主不事内宠、教诲子嗣得法有关，但比较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居桑梓之地，更注意人心民情吧?笔者认为，吴越国的长治久安，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吴越国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的有效利用，却是一个不宜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吴越国统治集团(尤其是历代钱氏吴越国王)善于利用宗教，不仅在政治上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巩固了统治地位；而且在军事、生产等领域，充分激励了士气，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还通过宗教活动，营造和维持了与邻国甚至外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促进了吴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言以蔽之，吴越国的历史状况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钱镠与传统宗教之密切关系略作考察和论述。

一

吴越国的奠基者钱镠出身低微，于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吕部下。在作战中，他率领的队伍屡战屡捷，因而很受董昌的器重。董昌做了杭州刺史后，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光启二年(886)，董昌夺得越州(今浙江绍兴)后，把杭州交给了钱镠。后董昌妄自尊大，背叛唐朝，建立割据政权大越罗平国。钱镠奉朝廷之命灭董昌，据有两浙，为吴越立国奠定了基础。钱镠平步青云的奥秘何在?史载他“善射与槊，骁勇绝伦”，似乎钱镠的发迹凭借的是骁勇善战。然而，揆之史实，笔者认为，助钱镠事业成功的，与其说是勇悍，不如说是他善于利用宗教的种种手段，神化自己，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树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

首先，钱镠利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添上了神圣的灵光，增强了凝聚力。钱镠出身本来低微，又兼“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以贩盐为盗”。乡里人大多鄙视他。当时，县录事钟起数子喜与钱镠交游，也遭到钟起的禁阻。“稍通图纬诸书”的钱镠便与“善术者”合谋，演了一出“戏”，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非常入”、“贵人”、“王人”。《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钟)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钱)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谬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验证)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此事或许是“事实”，但此事的“导演”极有可能是钱镠。钱镠走南闯北贩盐，交际广，请个术者演场“戏”并不难。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从钟起“纵其子与镠游”，并“时时贷其穷乏’看，钱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一成功，也许令钱镠“品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于是，其后，围绕着钱镠，种种“天人感应”及“神助”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载入史册。

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认为“非常人”的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会有“天人感应”的迹象。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都致力制造种种“神话”，以凝聚人心。钱镠也不例外。

另外，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钱镠在领兵作战、筑城、出行等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手段编造传播形形色色的“神助”故事，其客观效果，不只是神化了钱镠，同时也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壮大了其军事势力。仅以军队作战为例，什国春秋》卷七七载：唐中和二年(882)七月，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会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义兵讨贼，愿(天)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倾之，云雾晦瞑，即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乾宁四年(897)八月，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理由是：“先是，安仁义将沿江入寇，一夕惊涛，沙路尽毁。王(钱镠)感其神异，请而封之。”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钱镠)”故也。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与大事修庙、亲撰碑记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诸如此类的“神异，，故事，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这些“神助”故事，或是偶然事件，通过附会而成；或是子虚乌有，虚构而来。故事神秘，无从核实，信不信由你。但可以断言，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斗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晓之以理”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通过祭祀，加强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得到神助，并藉此“神道设教”，以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之心。祭祀既是中国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昏义》篇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祭统》篇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钱镠在治军、治国过程中，对于祭祀也极重视，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祭祀活动包括：

1．祭祖先。在古代，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钱镠身为大臣，不能僭越礼制，只能祭祖。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天是祖的延伸，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当时，钱镠的部下中，不时有见利忘义，伺机叛乱者，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钱缪深为此而头痛。他认识到，要培养部下的忠心，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子弟孝，臣下忠，事业才可成功，此即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光启四年(888)七月，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天祜三年(906)十一月，通过唐朝敕命，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开平四年(910)，后梁敕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钱镠修宗庙，祭祖先，旨在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观念，防范犯上作乱。其后，钱氏宗室和穆，将臣忠心，可见其修宗庙，敬祀事的积极意义。

2．祭忠臣。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乾宁二年(895)，“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忠臣。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山上原有伍子胥庙。对伍子胥祠的加封，虽出自唐廷，却是应钱镠的奏请；封祠祭神的目的，一是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佐祜，二是显示自己对忠臣的敬意。对病死或战殁的忠将，钱镠也以祭拜表示自己的感恩和崇敬。唐光启三年(887)，润州牙将刘浩叛乱，逐其帅周宝，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钱镠遣将取周宝以归，并“具军礼郊迎。环久，周宝病卒。其后，钱镠遣杜陵等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钱镠“剖其(薛朗)心以祭(周)宝”。杜陵，唐末归附钱镠，对钱氏忠心耿耿。乾宁年问(894-898)，杜陵败淮南宣州叛军。钱镠将叛军改编为亲兵，号“武勇都”。杜陵认为叛降之军勇悍无赖，置之肘腋必为祸患，曾密疏钱镠以士人取而代之。钱镠不从。其后，武勇都果然反叛，与淮南勾结，几置钱镠于死地。钱镠为表彰杜陵的先见及忠诚，“使祭之，旌其先见”。武勇都军叛乱时，高渭率师入援，中伏战死。后叛乱平定，投奔淮南的叛酋徐绾被淮南槛送回来。钱镠“命剖(徐绾)心以祭高渭”。对死者的祭祀，宗旨显然在于激励生者。吴越国多忠节之将臣，绝非偶然。

3．祭自然神。宗教学告诉我们，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显得脆弱渺小，于是产生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畏惧感、依赖感和神秘感，认为万物万象背后都有一个神秘莫测的主宰，此即所谓自然神。自然神能力远远高于人类，它能给人类造成祸殃，又能为人所用，福佑人类。吴越国滨江临海，其人对江海之神十分虔诚。史籍中常见钱镠对这些自然神灵的祭祀祈求。如《吴越备史》卷一载：唐末乾宁三年(896)正月，淮南将安仁义出战船自湖州将渡江以应叛乱的董昌。钱镠命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率师御之。“(安)仁义竟不敢渡。然抄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壖一隅无所患矣。”浪涛毁坏沙路，阻挡了敌军的入侵，或许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但因为事情凑巧，在钱镠及其将士看来，这是祭祀祈祷有效，江海神灵“显圣”的结果。

再次，算命、占卜、禁忌等宗教性活动、情感，曾一次次给钱镠注射了“强心剂”、“镇静剂”，使他在遭遇挫折之时不气馁，对前景充满信心。在天、神决定人间一切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上至君主帝王，下及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每当疑惑或挫折之时，人们便会求助于算命、占卜，以窥知“天意’圾个人命运，预测事情的发展趋向。钱镠对算命与占卜都深信不疑。唐末，钱镠隶属董昌为偏将，时年二十四岁，颇受董昌倚重。一日，董昌派遣钱镠去临安，途经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钱镠因请瞽者看(摸)相。瞽者摸后，竟无一言。若干日后自临安返回，时已日暮，相者仍在桥所。钱镠遂贽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钱镠)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间，竟绝踪迹。”一个目瞎相者凭触摸即可辨出前后乃为一人，可见钱镠“骨法”确乎与众不同；而骨法与众不同当然意味着钱镠乃“非常人”、“贵人”，前程无可限量。这无疑大大激励了钱镠努力拼搏的信心。

战争期间，每遇挫折，钱镠也常常通过卜筮，向术士探知前事。在他的幕府中，就有专职的占候者，如叶简，“善占候，尤精风角，武肃王(钱镠)辟居幕中”；善占卜的李咸与叶简同在武肃王幕府。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及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联合反叛。钱镠仓猝率师平叛。在胜负未分，前途未卜之时，钱镠忧心如焚，便借助占筮以测吉凶。据载：“初，王(钱镠)行至龙泉，闻变，召李成占之。(李成)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州)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旧李咸及叶简都是钱镠熟悉亲善的术士，他们当然不会长叛军声威灭钱镠锣志气，而必然会说有利于钱镠的话。他们占筮的结果一致：叛乱不会动摇钱镠霸业的根基，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令钱镠吃了定心丸，增强了战胜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钱镠不仅在治军发迹过程中，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封王建国以后，宗教仍然是钱镠治国理民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表现在：

(一)通过封神建庙、编排传布神话等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藉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天祜四年(907)四月，朱温“受唐禅”，改元“开平”，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4梁。五月，后梁晋封钱镠为“吴越王”(此前钱镠分别被唐封为吴王或越王)。钱镠认为，自己霸业的成功，“启吴越之双封，为东南之盟主”，是得到神灵扶助的结果，因此，成功之后，首先应当对神灵表示“酬谢”。他在开平元年修葺镇东军墙隍神庙并上表请求后梁进封墙隍神为“崇福侯”，就是酬神之一举。在《修墙隍神庙兼奏进封崇福侯记》中，钱镠就将自己霸业的成功与神灵的“冥力护持”相联系，谓：“今当吴越双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阴骘，冥力护持。神既助今日之光荣，予亦报幽灵之焕耀”。天宝元年(908)九月，后梁应钱镠之奏请，“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据说，“仁果常以阴兵助王(钱镠)。王崇报之，请封于(后)梁，且令请州皆立庙。”天宝二年五月，钱缪亲巡苏州，“封故唐曹王明为昭灵侯”。李明为唐太宗子。据说，“淮人围姑苏时，守将祷于其庙，(敌军)辄自溃去，故加封焉”。同年，“命建双仁祠，祀唐颜真卿，以从父兄杲卿并飨”。天宝十年(917)，“建崇善王庙于蓬莱阁西”。次年十一月，“立晋分水令朱彻庙于新登县，封(朱)彻通灵侯”。天宝十二年(919)，“封安国县独山神为镇水山王”，等等。宝正六年(931)十一月，钱镠临死前一年，他还大事重修防风山(氏)灵德王庙。据《一统志》记载，防风氏庙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钱镠曾祈祷有应，故请封显德王，因年久失修及战争破坏，己呈颓坏之象，钱镠因此重加修整。在《庙记》中，钱镠说明重修此庙的缘由是：“一则酬忠臣之启愿，二则答阴隲之匡扶，唯冀明神，永安缔构，禀元化而口垂恩福，镇土疆而阴军民，保四时风雨顺调”，同时为民众提供“请福祈恩之所”，期望“后来贤彦知士，精敬神明”，有助于维持吴越国的社会治安。叫戋缪修建神庙，奏封王侯，实质在于说明其如今获得的地位和权力都是“神授”的。他认为王权抹上了神圣的色彩，就可以长久得以维持。这就是钱镠每获加官晋爵，常伴有宗教活动的奥秘所在。

(二)以“骨法”选拔治国人才。“骨法”是古代相人术的一种。相人术是通过相人之形貌气色而预测其才能高下、命运吉凶之术。相人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相人术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天帝命定信仰，亦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天人相副”：既然人的才能、命运都是由天注定的，因而，上天在赋予各人面貌、形态方面，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故而通过人的面貌形态，即可窥知此人的才能、品性及其福禄。正如东汉学者王充所言：“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充：《论衡·骨相》)钱镠不仅深信相人之术，曾请相者算命，而且其本人对相人术也有钻研，尤精“骨法”相人术。在统兵作战过程中，他常用“骨法”之术相人、用人。建国之后，通过“骨法”选人、用人仍是其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什国春秋》卷七八《武良肃王世家下》载，建国之初，为了从北方流移而来的人士中挑选贤能，钱镠曾派遣数十名画工居于淞江边，称为“挛手校尉”，职责是“伺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者用之”。画工对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显然不可能(其时北方战乱，流移南来者众多)；很可能是画工根据钱镠的“骨法”之术，将“骨法”特异者描画下来，供钱镠选择任用。《十国春秋》卷八六林鼎传又载，林鼎谒武肃王钱镠，钱镠辟为文穆王(钱镠子钱元瑾)幕府。文穆王因为林鼎有卓越之才，多次向父王钱镠推荐，都不见任用；一次又上密表推荐，钱镠这才道出不重用林鼎的原因。“武肃王日：‘(林)鼎骨法非常，真辅相器。然我不骤贵者，欲汝贵之，庶尽心于汝也。’”原来，钱镠是从长计议，让文穆王继位后再重用林鼎，林鼎就会因为感恩而竭心尽智效力于文穆王，为吴越国政治服务。其后，林鼎成为吴越国重要丞相，似乎证明了钱镠的“骨法”之术的“灵验”。又如曹仲达，“道过钱塘，武肃王奇其貌，遂以王妹俪焉，累授台、处二州刺史”，“及建国，拜丞相”。

(三)将祭祀、巫术应用于生产领域，以激励、凝聚民心，发展经济。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因此，祭祀、巫术等宗教活动也常常用于生产领域，以祈求风调雨顺，灾害消除，五谷丰登。在吴越国历史上，用于生产领域的祭祀、巫术活动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1．祭祀驱虫。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如蝗灾等)之时，人无力抗衡抵御，又不甘束手旁观，便进行祭祀，冀望神灵助佑，禳除灾害。据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夏，六月以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充塞之。王(钱镠)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坠浙江而死。”偶然的一场大风令无数蝗虫折翼溺毙江中，似乎显示了祭祀的“灵验”。实际上，此类祭祀活动还另有其政治意义：祭祀不灵，也显示了统治者忧国忧民，有励精图治之志；祭祀“灵验”，则显示了统治者具有神性，故得上天(神)保佑——无论如何都有利于凝聚民心。

2．以巫术协助筑塘。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钱镠征集民夫，于候潮门外筑捍海塘。这是一项对吴越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又异常艰难的水利工程。“初定基时，王(钱镠)困苦为江涛怒潮，水急湍流，昼夜冲激沙岸，版筑不能就”。经过失败之后，为了激励民心，钱镠利用民众的崇神心理，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祈祷、厌胜等宗教仪式。且不探究流潮的转向是否真是祈祷、厌胜所致；可以断言，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大大鼓舞了民夫筑塘捍海的干劲，终将捍海大堤筑就。捍海塘(堤)的筑成，为吴越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钱镠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在他的统治下，东南一隅出现了局部统一局面。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中，吴越国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发展，文化趋向繁荣。因此，钱镠不仅在吴越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钱镠对国情民情有清醒的认识，他善于借助种种宗教的手段，不仅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同时又充分刺激和调动了士卒作战和民众生产的积极性，为其霸业的成功及史册留名奠定了良好基础。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不仅对钱镠本人有重要影响，对吴越围历史也有重要影响。

篇5：建筑设计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摄入论文

建筑设计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摄入论文

摘要：民族群体在同自然荣辱与共的生存中逐渐形成了传统宗教理念，并且随社会生活的深入逐渐将宗教信仰融入到建筑设计当中，使传统宗教文化成为可视化的建筑艺术。然而宗教化的民族建筑色彩在建筑艺术的洗礼中逐渐被民族化与地域化，特别是“民族风情园”旅游潮推动下民族建筑内涵逐渐缺失，宗教色彩式建筑设计逐渐固化，严重影响着原生态民族建筑的现代采纳。因此，民族建筑设计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摄入成为透析民族建筑色彩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建筑设计；宗教文化；运用；摄入

一、建筑设计视域下的民族宗教文化审视

（一）基于宗教教义中安于故土的观念

“安于故土”与“灵魂不灭”是民族自然宗教对生与死最朴素的阐述，就民族自然宗教对生命的常规诠释基本以“安于故土”的情怀为主。具体表现为：一原始民族宗教信仰基本上以氏族部落为单位。我国民族众多，受地域等多元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信仰截然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性扩大了外在民族差异的基本属性。比如：水族信仰多神，水族村寨基本上维持以血缘氏族聚居为主的居住形式注重逐水草而居的习惯。而阿昌族群众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村寨聚居基本上注重功能性设计，注重建设坐向。侗族群众受万物有灵的宗教文化影响，人为安于故土灵魂就离开躯体回到祖先住的地方。此外，建筑设计视域下民族宗教文化的氏族部落性还体现在同一民族不同区域间宗教文化不尽相同，同一民族不同阶段的宗教文化也略有不同。二是民族宗教文化同祖训乡约相结合。[1]祖先崇拜是民族宗教的核心，是民族宗教社会化扩张的基本驱动力。一方面以宗祠祖庙建筑为主的情感归宿是民族宗教文化中安于故土的关键。另一方面安于故土的情怀在长期的公社氏族部落生活中融入到乡约习俗当中成为道德枷锁。总之，基于建筑设计视域下的安于故土的宗教文化成为民族建筑设计和整体建筑布局的基本情感导向和逻辑出发点，引导着民族建筑设计的基本走向。

（二）基于宗教习俗的建筑设计忌讳

设计忌讳是民族建筑艺术对宗教文化最原始的显露，以宗教为核心的忌讳文化贯彻至民族建筑设计的整体构建与布局。基于宗教习俗的建筑设计忌讳下的宗教文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介于宗教本源对立的排斥。一方面民族宗教多同自然密切相关，在鬼神崇拜的宗教法则中对宗教相对应的客观形体在建筑设计中的元素符号基本被杜绝。比如：牦牛作为藏族原始宗教崇拜，在藏族早期建筑间架结构设计中基本以牛头主视图设计为主。忌讳马背型间架结构的设计。另一方面民族宗教文化衬托着宗教排斥，表达着群体的内心寄托。比如：布朗族群众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在实体性建筑设计中排斥使用雷电击打过的树木。二是基于宗教习俗的忌讳。忌讳是原始自然宗教的衍生，民族群众在宗教信仰中逐渐扩展至建筑设计中。比如：受原始宗教万物有灵的宗教意念影响，忌讳有蚊虫飞禽类痕迹的树木做建筑材料，受小乘佛教万物有灵的影响，忌讳菩提树作为建筑材料。[2]三是基于审美视域的挤对。宗教文化是宗教理念的文化堆积，建筑设计视域下的民族宗教以色彩选取与地标性建筑设计为载体，彰显民族宗教文化镶嵌下的艺术魅力。比如：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在回族清真寺建筑设计中色彩基本上以白、绿色为主调，在建筑环境设计中注重建筑生态园林建设。四是基于宗教生活延伸的排斥。民族建筑设计中以宗教教义为导向的文化蕴涵成为建筑设计的必然趋势。比如：布朗族在建筑设计中的各个环节均介入生活化的祭祀活动和特定风水仪式。

（三）基于宗教观念的建筑设计倾向

民族群体的建筑设计倾向是宗教文化的习惯性思维定势。一方面在原始的自然宗教洗礼下民族建筑设计基本上向宗教文化靠拢。换言之，民族建筑设计思维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在建筑设计中几乎将宗教理念贯穿全局。[3]比如：回族宗教建筑设计中万物和谐与共的伊斯兰宗教理念在庭院环境设计搭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民族原始宗教基本上以自然崇拜为主，在建筑设计中无论色彩还是建筑整体布局基本上接近自然浓缩。比如：独龙族群众早期信仰原始自然宗教，在建筑布局中主张“依山傍水”，在建筑设计中以“圆木小木屋”为主，在建筑环境设计推崇悬空搭建。另外，在原始宗教文化的熏陶下建筑外围设计也基本上接近自然。比如：哈尼族民居设计基本上以“蘑菇状”为主。

二、不同建筑设计中民族宗教文化的摄入

（一）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中的宗教文化

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即民居建筑的设计是民族文化起源的堡垒，也是民族宗教文化最容易植入的腹地。首先，民族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注重“祈福避祸”的风水设计，一是依托民族自然宗教信仰中自然崇拜观念，在建筑设计中注重建筑群体坐向。比如：阿昌族民居注重依山傍水的整体布局，认为水源、光照是自然的恩施，建筑设计坐向朝阳既是对太阳神的遵崇，是对神意志的践行。二是注重避祸理念的建筑设计，比如：阿昌族在建筑设计中崇尚“开门迎山”，意在祈求山神庇佑。三是民族风水建筑设计中忌讳体现，比如：基诺族群众忌讳在坟地中进行民居建筑设计。[4]其次，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中天人合一宗教观念的吸纳，一方面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中注重建筑材料的原生态化，比如：鄂伦春族群众受萨满教自然法则的影响，在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中以土胚房为主。另一方面民族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注重宗教巫术的运用，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的中轴对称、三角排水设计等都是基于民族宗教文化中天随人愿、天人合一的设计演化。比如：穆斯林群众传统民居建筑设计中注重庭院绿化设计，基本上是伊斯兰教传统教义的建筑写实与艺术表达。此外，傣族竹楼中民居设计形似正方形，寓意天地合一、福禄寿喜。再者，民族地区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注重自然宗教文化文化中土著性相生相克观念，在建筑设计中注重建筑设计自身的几何对称、民居建筑群体体之间的对应与互补。[5]比如：基诺族竜帕寨长方形竹楼无论单一建筑设计还是整体建筑群的呼应，竹楼均有富含万物有灵、相生相克的传统自然宗教观念。当然基诺族茅草干栏式竹楼貌似孔明帽，恰恰是基诺族群众宗教信仰中对孔明的尊崇。此外，民族生活习居性建筑设计中建筑功能的'宗教意念支配也相当明显，比如：基诺族等以竹楼为主的部落中竹楼屋脊两头装饰的耳环花设计是主人地位的象征，有的民族生活建筑设计中主客设计明确，基本上都是基于宗教等级观念的折射。

（二）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中的宗教文化

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是宗教文化的集中反映，是潜在宗教文化和原始宗教形态的可视化反映。传统宗教文化随着时代的洗礼和民族宗教信仰的变迁逐渐变异，而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是折射宗教文化的“活化石”。纵观民族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中的宗教文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宗教庙宇类建构布局中的宗教观念。[6]民族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为加强宗教文化和宗教氛围，通常在建筑设计中以宗教教义和宗教习俗为基础，从而形成特有的宗教文化与宗教建筑艺术。比如：东乡族、回族等穆斯林群众聚居区的清真寺建筑设计在布局中不甚注重中轴线及建筑群体的对称，但是注重庭院建筑的整体布局，即清真寺建筑设计受伊斯兰教文化习俗的影响注重建筑格局整体性。此外，受中国建筑风格的影响清真寺以大式大木结构的清真寺为主，注重十字脊或各种亭式脊的交叉布局与运用。此外，随着清代伊斯兰教文化向内地的植入，传统楼阁式的邦克楼与大木起脊式的礼拜大殿成为清真寺建筑布局的地域特色。“寡欲清心，以近真主”的宗教文化摄入得淋漓尽致。同三大宗教所不同的是白族等少数民族信仰原始自然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体的庙宇类建筑设计通常注重依山傍水、庙门朝阳的建筑布局。二是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中的宗教忌讳。首先，在从建筑设计装潢中对庙宇建筑色彩采纳的忌讳，通过色彩的排斥突出民族宗教文化的建筑摄入。[7]比如：回族清真寺建筑装潢设计中注重白绿色的色彩运用是对伊斯兰教义寡欲清心最直白的摄入。其次，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中排斥异教元素，除个别地区清真寺宫殿式结构外，民族地区清真寺多以阿拉伯穹顶式建筑设计为主。再者，作为建筑设计骨骼的材质是民族宗教文化在庙宇类建筑设计中的集中反映，基于宗教敬畏的价值取向推究，民族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注重纯洁、自然，比如：布依族神龛类宗教建筑设计一般选择纯洁竹子，排斥有蜂窝的竹子。三是宗教庙宇类建筑环境设计的宗教文化。天人合一、自然敬畏的生态理念是民族宗教文化建筑设计的逻辑出发点。一方面民族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在建筑布局中注重排水、采光的生态设计。[8]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庙宇类建筑环境设计中善于将同宗教文化关联的植入景观设计纳入到建筑设计中，比如：傣族庙宇周围基本以佛教菩提树为主。四是宗教庙宇类地表性建筑的宗教文化映射，地标性建筑设计是民族宗教庙宇类宗教文化的集合，比如：藏族寺庙中宗教地标性建筑设计———转经轮、清真寺地标性建筑———宣礼塔等，从地标性建筑中领略别具一格的宗教文化与宗教气息。五是宗教庙宇类陈列性建筑设计中的宗教观念。[9]一方面宗教庙宇类建筑在岩壁图案纹样设计中格外突出宗教关联性须博过伟敏：民族建筑设计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摄入设计，比如：甘肃裕固族聚居区庙宇绘画中基本上以黄教宗教本源为主体。另一方面在内部雕塑性建筑陈列中也集中反映宗教文化。比如：纳西族宗教庙宇中一般以东巴教宗教雕塑为主，部分地区也以藏族苯教圣物为主。

（三）特定用途类建筑设计中的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是伴随民族群体社会生活生产的基本价值规范和行为规则。相对于生存民居生活性建筑设计的宗教文化摄入的自由性和宗教庙宇类建筑设计的彻底宗教化而言：特定用途类建筑设计中宗教文化的摄入显得相对保守，一方面宗教文化在特定用途类建筑设计中注重建筑外在的习俗融入，建筑本身的宗教文化逐渐被混同。比如：基诺族祭祀建筑设计巨石“太阳鼓”所蕴含的宗教文化基本上被民族图腾文化所混同，是原始宗教文化逐渐流变为以图腾崇拜为主的图腾文化和祭祀文化。另一方面特定用途类建筑设计宗教文化的摄入注重宗教文化的仪式性。比如：鄂温克族殡葬建筑设计中要以死者头向西北的方向开凿墓地，在整体布局中尤为注重传统宗教文化中丧葬仪式，鹿头等祭祀品一般放置地以日落的方向为主，个别鄂温克族群众殡葬建筑中还在绕圈后以十字架为殡葬建筑设计的落笔。[10]纵观宗教文化摄入下特定用途类建筑设计的运用，基本以民族祭祀类建筑设计、殡葬类建筑设计为主。民族祭祀类建筑设计以祭祀建筑的设计诠释民族宗教文化的本义，比如：侗族群众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萨坛建筑设计基本上形似杉树意在庇佑众生。殡葬是个体生命的节点，在殡葬建筑设计中宗教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化混同。比如：侗族在传统殡葬建筑设计以同辈整体建筑设计为主，注重简朴的墓穴设计，避免灵魂来生难以到达。总之，在特定用途类建筑设计中的宗教文化摄入基本上以宗教文化为主，具体的宗教文化和习俗表现得较为模糊。毋庸置疑，民族建筑设计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摄入体现在方方面面。[11]换言之，民族建筑设计的脊髓在于宗教文化同建筑设计的巧妙结合。因此，以建筑设计视域下的民族宗教文化的认知为契机，从不同建筑设计中民族宗教文化的摄入透析民族建筑设计中宗教文化，以宗教文化诠释民族建筑设计的内涵与美妙，是民族建筑设计必然应对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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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蒙古宗教文化习俗论文

蒙古宗教文化习俗论文

一、居住习俗

卫拉特蒙古受到宗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习俗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的居住习俗。据文化人类学家研究指出，居住习俗最早追溯于原始时代，它与独特的民族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卫拉特蒙古的居住民俗就深受其宗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居住习俗。居住习俗最主要的三方面表现是：衣、食、住。下面做具体阐释。卫拉特蒙古一般是搭蒙古包为居住地,卫拉特蒙古人一般讲究室内的陈设摆放，如佛龛摆放的朝向是他们最为重视的。在新疆土尔扈特蒙古包内，日常用具的摆放位置都是十分讲究的，柜子的朝向正对着蒙古包的门，在柜子上摆放着佛龛，卫拉特蒙古人如此重视佛龛的摆放位置是因为佛龛中的佛是他们最尊敬的神。另外，有些卫拉特蒙古人家中，佛龛朝向蒙古包的西北方向蒙古人如此重视佛龛的位置，就是因为受到他们崇拜原始宗教萨满教“翁衮”的信仰的影响，后来藏传佛教传人到蒙古族，人们便开始信佛，供奉的对象也转向了佛像。另外，还有些卫拉特蒙古人家的佛龛是朝向正北方向的，这也是受到当地藏族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开始佛龛的朝向是西北方向，因为他们视西北方向为神灵，后来他们的宗教观念发生了改变，用正北替代额西北，于是佛龛的朝向就成了现在的正北面。由此可见，卫拉特蒙古人的生活上的习俗是深受人们信仰的宗教观念的影响的并且是随着宗教观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关于卓罗斯的两支——准噶尔和吐尔伯特的神话，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期佛教的色彩，但是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卫拉特蒙古人崇拜萨满教的信仰。这些宗教思想观念一直影响着卫拉特蒙古人，并且充斥了他们的'生活习俗。现在卫拉特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中央通常会放置一个炉灶，这家人经常会以炉灶为中心，围绕着它全家人进行祭祀活动。卫拉特蒙古人崇拜火，而且火中会藏着神灵即火神。火神在他们心中是至髙无上的，并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能够帮助人们去净化不洁之物，于是就出现了以上的祭祀活动，他们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他们家人一切安康。

二、人生礼仪

又k礼仪是翻译佛教术语而来的，它的简称是通过礼仪。卫拉特蒙古人的人生礼仪深受巫术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人生礼仪的习俗包括生育礼仪、婚姻礼仪等。从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看来，每个民族的人生礼仪信仰都与这个民族的信仰息息相关。在藏传佛教进人卫拉特蒙古族以后，人们的人生活习俗处处带有藏传佛教的影子，包括牧民迁移牧地、婚姻丧葬、生病、天灾、出门远行等。但是卫拉特蒙古原始崇拜萨满教的信仰一直保留了下来，体现在卫拉特蒙古人的洗婴仪式即诞生礼中。新疆卫拉特蒙古人在给刚刚出生的婴儿洗澡的时候，会举行仪式,货在洗澡水中放置羊骨，或者放盐。这是因为在卫拉特蒙古人看来，盐是人们日常所必需的，是有益于人民的一种东西，用盐给婴儿洗澡就是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像盐一样造福于人民。在洗澡的时候，卫拉特蒙古人还会在婴儿的脚底下铺上两块石头，这是深受新疆卫拉特蒙古人所信仰的白色习俗和崇拜岩石佛教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人们希望婴儿长大后能有像岩石一样坚强的意志力，能够为国建功立业。

在萨满教信仰和藏传佛教二者的结合下，卫拉特蒙古人的婚姻习俗和婚姻观念打上了宗教信仰的烙印，体现在卫拉特蒙古人举行婚礼的过程中。在婚礼的仪式上，都会先驱邪，然后拜日、月、天这是出于卫拉特蒙古人对日、月、天的崇拜观念。另外卫拉特蒙古人还有着浓厚的崇拜大自然的信仰,大自然中的山山水水、日日月月都是神灵，体现在他们的婚礼上从头到尾都会唱赞祝词，向天地、山水祈祷让他们能够白头到老等，可见卫拉特蒙古人的婚礼习俗深受他们宗教信仰的影响。

三、节曰庆典

中国各民族的节日庆典来源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人们的宗教信仰，这点在少数民族的人民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卫拉特蒙古人的节日庆祝方式体现了浓郁的额宗教色彩，下面以白节为例。

白节来源于卫拉特蒙古人对白色的信仰。在他们看来，白色是纯洁、美好、坦白、善良等美好品德的象征。因而卫拉特蒙古人特别注重对白节的庆祝，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庆祝这样的节日中祈祷自己和家人万事如意。在白节到来之时，卫拉特蒙古人在除夕一直到初三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他们张灯结彩、祭祀长辈、载歌载舞、骑马拜年、互赠水饺、摆放吉祥物等。如在初一的早上，他们会去向长辈拜年，他们会互相赠献哈达，互相说祝福语。另外他们还会将食物放人火中，以祭火神，体现了卫拉特蒙古人崇拜火神的观念。人们在白节的活动多种多样,几乎都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关,包括藏传佛教信仰、拜火信仰、英雄崇拜信仰，英雄崇拜观念和自然崇拜观念等。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节日能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病无灾、平平安安。同时卫拉特蒙古人的其他节曰也体现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四、结语

总而言之，卫拉特蒙古族在其他民族的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卫拉特蒙古人的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宗教信仰的烙印，寄予了卫拉特蒙古人的各种美好愿望。

篇7：宗教文化与民俗论文

一、方言的产生与民俗的形成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并使用的。最初语言的出现是同一集团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为统一行动发出的声音。其通行区域只在一个集团的内部，超出这个范围便不能交际或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与效果，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种方言，所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自古有之。因此，方言自身的魅力在于它是某个地域所专有的，只反映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习俗、文化内涵。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它又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某个地域的方言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该地区的许多民俗现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俗语中，这也就是说，方言词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俗现象。例如，男性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青岛地区称为“连襟”，而天津人叫“一担儿挑”。可见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传承、相沿而成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差异很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或约定俗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与惯例规矩，从而形了风格迥异又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一般而言，民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社会各领域中不断传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作为语言变体的方言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民俗周圈与方言使用区域在地域上虽然不是完全重合，但两者是有相交部分的。所以，说同一种方言话语的人，在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一致之处。我国自古就对民俗和方言的关系有所阐述，如《吕氏春秋·贵直论三·知化》中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语”正揭示了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说明民风民俗是否相同与方言话语是否相通是可以互为条件的。因此研究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二、方言文化与民俗旅游的关系

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和特定的方言词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地域与居民。由于人们总是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习惯的方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无论哪一种民俗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不同地域的民俗事象必然是通过该地区特有的方言词汇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民俗显露出来并且与方言一样，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从这一方面来说，方言可以称之为民俗的化石。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礼仪、岁时年节、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民俗的传承与演绎，始终离不开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方言。方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某一地区的民俗特点，它与民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方言对民俗的发生、流布产生了影响，反映并制约该地区各种民俗的形成和传承过程。语言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决定了语言与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建设的相互依赖性。方言土语正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社会性、稳定性、传播性、变异性对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以方言为载体，以民风民俗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成为都市的品格与象征并一起构成都市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一个地区方言的形成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历史变革等众多因素，一个地区的方言特色也就是当地民俗的演变、发展形式之一，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旅游业更具魅力与吸引力。方言作为载体与地域文化一起构成了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各地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要从最基础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对于了解地方民俗旅游，对于真正把握各地区的旅游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结构，都有很大的帮助。方言文化和民俗旅游是互相渗透的。如果一种方言普及于某一地域范围内，它也必然活跃于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内。可以说，通过对方言文化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民俗旅游的内涵与特色。

三、天津方言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天津有着丰富的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天津方言的历史和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天津人操一口特殊韵味和语调的天津话，天津方言中有许多外地人很难理解也很难学会的词汇和语调。天津方言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特色，在语言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词汇方面，天津话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富有人情味，成为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不可缺少的因素。由于天津自古是军事重地，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天津众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军人和来自各地的移民拼凑而成的。军人粗犷的性格和移民火爆的习性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明代“燕王扫北”之时，安徽一带有大批军人携带家眷来到天津守城戍边屯垦。这些军事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江淮方言便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著名语言学者李世瑜先生经过调查考证，认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江淮平原。到了清代，天津仍然是淮军的大本营，从而淮军将领占据了上层社会地位，其使用的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得以推广流通。天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凭借航运码头和皇城脚下的优越位置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俗文化特色。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人杂五方，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内涵深厚，呈现出以老城为中心的商业文化、军旅文化和以海河为中心的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风貌，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使天津的卫派文化独树一帜，得领风气之先。因为方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及历史变迁。天津方言中有三个字使用频率最高，最能反映卫派文化的性格，一个是“哏儿”，一个是“嘛”，一个是“了”(liǎo)。“哏儿”是天津人的语言优势，卫嘴子能说善讲，表达幽默，天津人的乐观是全国出了名的;一个是“嘛”，天津人好奇，参与意识强，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好打抱不平和见义勇为;再一个是“了”，天津人很务实，只要认准了就去“了”，了就是办，天津人很重情义二字，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脸要面。方言话语与地域文化可以突出一个地区的个性化形象，从而使该地区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彰显着天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及地域文化互为载体对中外旅游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天津民俗以方言的形式世代相传，蕴含着这个城市的个性化特征。天津方言与丰富的天津地域文化在各个层面互相融合，构成了天津地域的特色旅游文化。例如，天津话中的“莲年有鱼”所突出的年俗文化;“枣栗子”所突出的婚俗文化;“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所突出的宗教文化。每到旧历新年天津的年味最浓，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极受人们欢迎。画面上的娃娃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因“莲”与“连”同音，“鱼”与“余”同音，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反映了津门的时事风俗。津门民间婚礼习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向寝账内撒红枣、粟子和花生，这是利用“枣”谐“早”之意，“栗子”谐“立子”之意，而取‘早立子”的吉祥含意;用花生，谐“花着生孩子”的意思，表示子孙满堂，既生儿又生女。天津自古以“河海通津”而著称，当时人们为寻求神灵的保护，航海女神妈祖便应运而生。天津的天后宫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由于天津自设卫以来，作为河海要冲的交通地位始终没变，所以几百年来妈祖文化在天津传承不断，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是绝无仅有的。自元代在海河三岔口西岸建起了天津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座天妃灵慈宫(后称天后宫)之后，三岔河口地区便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至明永乐二年，在天后宫建成七十八年之后，天津才开始设卫筑城，由于天后宫建立的时间早于天津建城，从而留下了“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此后，海河沿岸天后宫一带，船只聚集，商业兴起，人民繁衍。不久以天后宫为中心，形成了天津城市最早的一条商业街——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堪称天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天津民间视天后为万能之神，这种信仰对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许多颇具天津特色的地方民俗，如拴娃娃的求子习俗、献船挂船的还愿习俗、出皇会的祭祀习俗等。天津方言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与文化互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亮点。天津的方言和民俗文化引起了外国以及外地游客的极大兴趣，但目前没有作为品牌进行更进一步的开发和完善。但是让天津的地域方言文化促进民俗旅游的发展尤为重要，例如构建突出天津文化旅游特色的方言旅游区既有利于保护天津的传统民俗文化又可以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而使用天津方言进行民俗文化的导游讲解则可以充分展示天津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化特色，形成天津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个性特征，从而使天津的地域方言和民俗文化对天津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天津民俗文化和天津方言的独特韵味构成了特殊的旅游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天津的地域文化特色，传承津味儿民俗文化旅游的独特性，与其他地区旅游文化错位发展，是促进天津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整体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篇8：中国佛教宗教文化的论文

中国佛教宗教文化的论文

摘要：五蕴为佛教文化中表述人、心理与环境关系较为重要的概念。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从限定的五蕴视角，对佛教文化景观和感知主体在其中的感知重新进行研究。着重从心理系统的功能与作用过程，研究人在佛教文化景观中得到的信息、感受、认知，以及能动、理解的五种聚合，也对佛教文化景观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强调佛教文化景观感知和景观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也为其他文化景观感知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景观; 感知心理; 作用力; 时间材料; 佛教; 五蕴

中国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佛教文化景观也是诸多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佛教文化景观已经成为佛教文化、人为景观实体以及自然景观的复合体，承担了佛教文化展示、传播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对自然和社会有着特殊的影响。通过独特的感知视角看见并看清文化景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了解文化景观应有的独特功能和具有其自身特点的天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对于其他文化景观亦是如此。

一、五蕴与佛教文化景观关系概述

(一)五蕴及其概念的提取与限定

五蕴这一名词在佛教经典中经常可以见到。“五蕴：色、受、想、行、识之五法，皆积集为性者，故云五蕴。” [1]91-92下表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将此五蕴功能做了准确清晰的阐释。

基础心理学角度简释外界刺激形成境界感受领会作用形成情感影像、联想作用形成概念反观、推理作用形成意志观察、验证作用形成认知理解

心理系统外界信息摄取感受系统认知系统能动系统理解系统[FL(K2]在佛学研究中，着重阐释这五蕴中的对人的负面影响，和强调出离五蕴负面影响而达到的境界。而以五蕴感知角度对佛教文化景观进行解读和讨论的时候，着重的是感知以及心理系统方面的功能与其作用过程。从而达到在文化母体本身角度彻查外界景观环境与受众心理作用过程的目的。

(二)五蕴体系与佛教文化景观感知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景观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环境和自然的思考的深度也逐渐加深。在文化景观层面的研究在人与环境两个维度基础上，还要在人与环境两个维度之中衍化出文化这一研究维度。在中国佛教文化景观研究中既要探讨景观中的客观要素又要讨论受众的感知层面，而受众的感知层面通过佛教文化中的五蕴概念恰好可以找到一个具有文化特性的感知反映。这就使得景观感知主体、景观、文化集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互相支撑互相影响的研究有机体。图一诠释了文化景观感知维度的示意。文化维度成为沟通景观感知主体和外在文化景观环境的一个桥梁，同时使其二者都得到丰富与发展。

从五蕴的心理功能简表中不难发现：色、受、想、行、识这五种不同特质心理功能的聚合依次分别为不同的五个心理系统，值得强调的是，每个聚合并不是相对独立的心理过程。它们又是一个完整的感知体系。五蕴这一具有佛教文化性的心理体系能够对人在佛教文化景观中的感知起到指导性作用。强调每种感受都与心理结合。

佛教文化景观是佛教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结合体，是佛教文化精神的固态化。它要传达的是佛教文化的思想和精髓。有传达就要有接收，有接收就要通过感知而达成。这种感知的过程通过具有佛教文化特性的感知体系与路径才能最为精确地完成。这也是选择五蕴体系诠释佛教文化景观感知和解读的重要所在。

(三)佛教文化景观感知的主体性与五蕴体系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在五蕴体系中佛教文化景观感知的主体性体现得尤为突出。从色蕴中的外界信息的聚合到受蕴中的感受系统的综合作用; 从想蕴系统的`认知整合到行蕴中的一系列能动聚合，再到识蕴系统中的理解验证的辩证关系，过程与过程的连接，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充分地体现了典型的感知主体性，而这种感知主体性涵盖非常广泛，其中必然包括对文化以及景观的感知。

佛教文化的传承有很多种方式，譬如面授经教义理，学问辩经，亦有参禅冥想打坐思维，寻常百姓也可通过佛教文化景观了解体会佛教文化的诸多魅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佛教文化景观是受众与佛教文化交流之间的媒介。五蕴体系中，通过想、行、识三蕴为文化与文化景观感知中主体性最强的三种聚合，即认知，能动，理解。只有充分地调动这种主体性，佛教文化景观的价值和效用才得以全部显现。

二、佛教文化景观之“色”与“受”

(一)色蕴角度的佛教文化景观感知分析

色蕴感知是一个外界信息摄取的心理聚合。通过最浅层的心理活动构造一种境界相。色蕴主要分五官感知和意官感知两部分，通过这两部分我们可以对佛教文化景观的感知更加全面具体。这五对概念就是我们所知的五种感觉; 意官感知即强调主观感觉，其所知的对象是身心的信息结合。(图2)

“色”的聚合跟我们讲的视觉含有更为深层次的内容：除了所谓客观颜色、形状、空间、明暗以及运动以外， “色”的聚合方面还重视个体的心理方面。因为在不同个体中，客观与主观的聚合的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这种聚合所起到的效果对不同的个体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同样的一片天，在心情开朗之人眼里甚为光亮，在郁郁寡欢之人眼里则暗淡无光。每个个体在不同心理作用和心理环境中都会有不同“色境”的呈现; 声觉实际上是以听觉为入口，包括了声音感知和语音识别。佛教寺庙园林中自然的风雨声、松涛声、海潮声，人工的磬钟声、鼓声、塔铃声、雅乐声，语音识别中的念经声、辩经声等等这些都属可意声――是通过物理作用对生理和心理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此外，在声觉方面还有诸多涉及到敏感的身心健康、内在诚意、内在情感、精神世界的诸多综合声觉“现象”因其不具解释性，在此不做阐述; 香觉同样存在明晰的两个层次：一个为物理层面的香气，在不同的层面分为很多种类。绝大多数佛教文化景观中对气味的追求相当高，焚香溢出的沉香、麝香，供养佛像的果香、花香，这些均为益香，即对人体身心有益的香味，另一层面为联觉现象的功德香，即行善、修养、道德成就对他人的感染、感化力量和楷模力量。将这种心想感受和“嗅觉”进行了联觉。佛教寺庙中焚香的这一行为即为点燃行善修养的“心香”同时普熏大众之意。此外还有诸多通过色蕴义理的简析，我们可以从各个感官入口的客观实在以及内在感受的聚集来分析佛教文化景观中的各种存在要素。由于篇幅原因，在此只能浅加分析，抛砖引玉。

(二)受蕴的佛教文化景观感知

受蕴是心理感性反映机能聚合系统。它包括当下和过去个体所有的身心感受现象，具体到佛教文化景观中身受是人处于空间环境中的情景刺激而引起，可结合个人之前的所有感受经验相作用。心受则可以因过去、现在的刺激而引起。身受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应即产生有始有终，而心受则可以在完成身受之后不断循环身心综合在一起的感受。

在佛教文化景观中有很多身受和心受综合作用的例子。这里的身受有可能是来自感觉综合体验的经验。比如在中国诸多的佛教文化景观中都是极具历史性的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且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时空的文化和自然记忆信息，景观材料时间的语言在此得以体现。[3]这种信息语言的解读需要更广泛的知识以及对文化历史的了解，需要想蕴的配合。在最浅层面，从身受经验来思考，千百年的名山古刹、一株参天古树，都可以引起人们在空间中对时空的怀想从而引发各种不同的心受。(图4)佛教文化中认为“受”是内心领会接纳的境界，并不仅仅是对客观实在的感受，而是聚合了客观环境对人浅层感知和内心作用的影响。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表明，神经刺激的兴奋和抑制的强度，在特强和特弱时都易于扩散，强度中等则易于集中。巧合的是，中国佛教文化景观在长期发展变化中追求外在环境氛围(隐循而静谧)的营造，具有简洁而规范化的特点。[4]佛教文化景观中基本都是遵循中庸性的“境”来安排空间布局，以现代景观设计视角来分析，其景观要素方面，在斑块、廊道和基质三大要素的落实中均追求平稳安静，不让人有太多强烈情绪变化的空间设置，帮助人们制造较为庄严、平和的感官体验。

三、文化景观认知与理解

(一)佛教文化景观中信息的传达――想蕴角度

想蕴为“心于所知境执取形象”即是从原始感知角度的看、听、接触东西时，会认定所对的境有一定的相貌，然后为它安立名称，生起认识的心理。佛教基础经典《增一阿含经》中有“想亦是知”的解说，可见佛教文化中想蕴的“想”原指感知、认知功能的聚合，他们是互相作用，共同发生又互相促进的。

这种诸多认知的心理的聚合在佛教文化景观中可谓无处不在，但是由于社会和历史原因，这种传达出现了阻断，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语”[6]从佛教文化角度较为深入了解就可以知道，在佛教文化景观中很多提起来司空见惯的元素或者人的主体性行为都具有想蕴中“想者知义”层面的作用：看到供果与供花是感知，同时从文化视角上，要人不断在知义层面不断探寻因果，相信种因得果这一佛教文化义理; 听到钟声是感知，义理和认知层面是提醒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思议，并且佛教文化中认为一声钟声可以给黑暗的地狱带来一霎那的光明，激起慈悲之心。佛教文化景观中几乎每种景观要素都有按其教化和感化的主张。

(二)佛教文化景观中的心理作用力――行蕴角度

佛教文化景观随着时间的推进，经过历史的演化与变迁逐渐形成了具有特殊作用力的环境体系。五蕴当中行蕴的“行”是造作之义，行蕴是驱使内心造作行为。在针对佛文化教景观时这种景观作用力往往是首先作用于“心行”这一层面，佛教文化景观中可以通过“心行”对人们行为的动机产生影响。

在许多园林中，佛教文化景观都成为园林景观的构图中心。[7]24-25其建筑的布局多依山而建，借势自然，形成了高耸入云，飘渺空灵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意境，这与佛教文化中淡然出世的气质相吻合，让人们身心体验的同时发出同样的向往之心。佛教文化景观中石窟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在山体中的造像技术不但鬼斧神工，更是由其大体量对人心进行摄受，让人外观自然宇宙之博大与无穷，内观自我的渺小。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鼓山，是一个年轻的佛教文化圣地，以理性精神和时代潮流为切合点，倡导佛法教育是法鼓山的一大特色。法鼓山并没有按照中国佛教寺庙的传统将大殿匾额上写“大雄宝殿”四字，而是换做住持圣严法师的“本来面目”四字。(图6)意思就是教育世人在这里弯下身，五体投地放下的是对自己“我”的执着，而跪于蒲团之上顶礼的，是自己本来所具的真我本性。同事也是对佛教文化恢复其本来面目的一种昭示。这种佛教文化景观中让人产生的行为之思有着强大深远的作用力，当然这些作用力一定是与其倡导的佛教文化思想方向相一致的。

(三)佛教文化景观认知与解读的对接

“场景的形成，主要有自然的因素与精神因素构成，认识因素相对较少。客在场景是固有的; 而精神因素是个体的，并且是变化的。” [2] 精神因素会影响整个场景或景观给人的感觉，就像之前“外色”层面提到的天空的例子。如果让认知因素参与进来，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文化景观在不同个体中的差异性。这种认知因素可以通过佛教文化的介绍与景观中设置的信息来传达，从而达到在识蕴的综合理解层面更为准确解读佛教文化景观的目的。佛教[CM(22]文化景观在识蕴的层面上，集中在对文化与景观的[CM)][LL]综合理解上面。识蕴即是心、意、识的聚合。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与场所精神有所契合。“当今的景观设计过程只有静心来与场地进行对话交流，体会设计场地中隐含的特点，理解场地的历史人文或自然物理特点，才能真正融人场所精神的精髓.使设计作品成为场地的自然、历史或演化过程的完美再现”。[4]设计如此，对具有历史性的文化景观的解读更需要如此。

通过佛教文化中本有的五种感受聚合的角度对佛教文化景观进行了解读。强调了佛教文化景观中人的感官跟各种心理认知的聚合对佛教文化景观的深入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母体文化的角度尝试对佛教文化景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为未来佛教文化景观的发展提供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也为其他文化景观感知提供一个研究的角度。

参考文献：

[1]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2]惟海. 五蕴心理学[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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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春华，李静. 中国中古时代佛教建筑空间探析[J]. 华中建筑， (04)： 182-183.

[5]吴庆洲，吴锦江. 佛教文化与中国名胜园林景观[J] . 中国园林， (10)： 75-76.

[6]张晓峰. 浅谈景观中的场所精神[J]. 安徽建筑， 2010(02)： 23-24.

[7]王宏涛. 西安佛教寺庙[M]. 西安：西安出版社， 2010.

篇9：中西宗教文化审美论文

中西宗教文化审美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是人类超越情结的异化，是远古的理想，文化的根系，它包容着一族群的团队哲学和整体艺术，营造着独特的民族精神。所以，民族是从有神话以后才开始的，宗教是第一文化。[1](p73)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不同的民族所创造出来的宗教也必然带有不同区域的文化印记。同时在宗教的发展演进中，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宗教形态，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经验。本文从伦理现实与世俗超越，感性包容与理性独尊，淡然宁静与积极进取等方面比较，探讨宗教哲学差异对两种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维、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行为行动，达到更有效地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伦理现实与世俗超越

众所周知，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伦理与审美。[2]p88儒家思想体现的这种伦理，是讲求伦理秩序的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免破坏中国的伦理血缘基础及社会秩序。这种伦理观念对悠久的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四大名著等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尤其在《三国演义》中，作品鞭挞了不忠不孝，无信无义的曹操，赞扬了正统的蜀汉伦理国家，刘备的仁德，关羽的忠义，诸葛亮的智慧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智、性。注重伦理秩序的孔子精神更偏于现实与平凡，因为被尊为文化圣人的孔子，道教的主神太上老君，都是由世俗人物的修炼神化而成的。他们以自己的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征服了天下的民众，赢得人们的信仰，因而慢慢地获得神性变成神的。所以儒道思想更体现了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关注人的现实存在，注重现实生活的享受;强调现实的伦理关系;在生活现世之中寻找永恒。

中古的西方似乎分为两个世界，一个属于教会的，神灵的，智慧的信仰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统治者的属人的、情欲世界。基督教认为自然是灵魂支配甚至厌恶肉体而向神界超升，耶稣的拯救精神就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超越。[3](p57)根据基督教经典《圣经》可知，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上帝是先于人类，是超越于世俗人事，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人神关系优于一切现实关系。在充满不幸的现实世界里，人们要逃入个人内心来获得神的青睐，在强暴的压迫面前靠肉体的坚忍不拔来保持住个人的尊严，使自己得到来世幸福的希望，这种希望在现实世界是看不见的。只有在这种纯精神性的苦恼忏悔、叹息和默祷中，才能走完人与上帝的无限距离，获得某种超越整个现实世界的与上帝合一的境界。[4]P122作为基督教信仰核心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种牺牲现世追求，追求超越与上帝同在的宗教精神的最好象征。

二.感性包容与理性独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主体对客体的反映采取感性直观和理性思维两种，认识经历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感觉、知觉和表象。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和知性认识的思考和反思，是针对原因、过程、现象、结果的分析和认识。)中国文化普遍注重感性认识，感官的满足和生命的享受。表现出了对客观事物的直观认识，表面生动形象的极大兴趣。而西方文化中，人们造出一种脱离于感性世界的理念，一个存在于整个时间过程之外的神，让个体的人与理念沟通，说明了其理性思维的习惯与传统。

受感性认识的影响，中国的宗教具有一种相对性、相容性和多元性，它可以和其它宗教并存，教义都比较开放，宗教领袖们也都具有一种阔大的胸襟，宽容的精神。中国人的这种感性包容精神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身体化倾向，注重感官的满足，注重生命的享受。认定肉体为自我之本源，肯定感性的生命过程为实在的现实。儒教的现实伦理，道教的养生与长生，佛教的“顿悟”感兴趣的都是现世的生活，是不脱离肉体感性的生活，它的永恒观是肉体的、现世和世俗的。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重世俗、重肉体、重感性生命的精神特征。

相对于中国宗教的相对性和相容性，西方的宗教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基督教神学以为，上帝的神性不可言传，超越一切概念。上帝作为宇宙第一推动力的自然神论，上帝乃事物发展进化的过程神论，上帝为宇宙和谐，秩序，规律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的宇宙神论，上帝是绝对另一体的超越神论。【5】P300尤其在欧洲的中世纪，教权高于一切，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同时基督教重视灵魂而蔑视肉体，体现了远离世俗，远离感性的特征。这种远离感性生命，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思维。

三.淡然宁静与积极进取

极重理性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认为，审美活动中的崇高感就是一种积极的愉快，因为通过人的理性能力，人在一瞬间得到一种肯定自己，尊敬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能激励人的创造精神，是创造主体产生一种自强不息、昂然向上的活力。[6](p370)西方人对上帝的'敬仰，自豪于得到上帝的眷顾，必然产生极大的崇高感，因而最大程度的激发了积极创造精神。而中国的儒道哲学，强调伦理秩序、修身养性，必然消解个人的奋斗精神，导致一种惰性文化的形成。孔教的安于现状，安分守己，道教对情感的烦恼和生命短暂的超越，体现了儒道哲学这种以萎缩个性为前提，静观状态的审美，而不是动荡的激情状态的审美，构成了中国人较为稳定的心态[7]p189塑造了中国人静态的心灵，安睡的文化精神。

相反，基督教的原罪之说让人不断地忏悔以得到上帝的原谅，造就了西方人动态的心灵，惊醒的文化精神。因为基督教将人置于神与魔、灵与肉的不断冲突中，使人无法静静地消受生命，人必须超越这有限的现世生活，向来世的天国奋斗，所以人不可能安于现状。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审美人生观就是以张大个性为前提的，推崇生命的进化，高扬主体的意志力，强调个体的战斗精神。通过个人信念与努力，积极取得上帝的青睐来拯救自己。这种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的理论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美国新教文化的一大支柱，是个人主义积极进取思想的源泉。[8]P28这种思想与上帝的世俗超越与一元的基督教上帝观不无关系。

在中西宗教文化中，世俗人物的神化和超越世俗人物的主神来源，感性包容与理性独尊的信仰特征以及宁静稳定与主动进取的宗教文化精神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内在世界，崇尚宁静淡然，西方文化注重外在世界，崇尚有为与进取，是有其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的。正如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曾所说，宗教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宗教的形式。[9]

参考文献：

[1]徐宏力，徐良.文艺学与美学的郑和研究和多余推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

[3][4[5][6]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2][7]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5

[8]朱永涛，美国价值观-一个中国学者的探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9]王恩铭.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篇10：欧洲宗教文化的论文

欧洲宗教文化的论文

欧洲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由公元前30代后半期出现的最初的爱琴文化发展到在近东文明基础上发展的希腊古典文化，罗马也承前启后，在继承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希腊——罗马文化奠定了欧洲文化基础，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基石，为欧洲文明的繁荣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一、希腊英雄时代

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代后半期到公元前12世纪，在爱琴海区域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奴隶制文明，并创造出了辉煌的青铜文化——爱琴文化，这一文化先后为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的中心，故而被称为克里特——迈锡尼文化，迈锡尼文明是继克里特文明后又一辉煌的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向南迁徙摧毁迈锡尼文明，此后余年，希腊文明出现了暂时倒退，社会经济文化处于落后衰退的阶段直至公元前8世纪，史学家将这一公元12世纪至公元8世纪称为希腊的“黑暗时代”。

从公元8世纪末始，希腊奴隶制城邦开始兴起，此时的希腊开始从氏族公社制度向奴隶制社会过渡，于是，从公元12世纪到公元9世纪，也就是希腊第一个城邦的`崛起和荷马史诗的年代，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英雄时代”，又称“荷马时代”。

二、希腊英雄时代文学著作的影响

黑暗时代时期伊始，随着线形文字B的消失，希腊文化生活变得极为贫乏，这时候出现了一些吟唱诗人，他们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吟唱民谣、民歌和短诗，一直持续到黑暗时代晚期希腊人借鉴腓尼基人创造出字母文化，据说后来盲诗人荷马将口头流传的诗歌编纂成册，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就是著名的“荷马史诗”，不过目前更流行的观点是《荷马史诗》是包括荷马在内的许多人集体创作并反复修改过的[2]，虽然是否真有荷马此人，史学界仍旧无法定论，但是在“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特洛伊战争却已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证实。

史诗是一种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荷马史诗”中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特洛伊战争是由迈锡尼国王为统帅的希腊联军试图征服小亚细亚城邦特洛伊的战争，结果是以特洛伊的毁灭结束。其实《伊利亚特》原来被称为“伊利翁之歌”，是由于特洛伊城是为俄罗斯人所建造，当时被称作“伊利翁”的缘故，全诗一共15693行，以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大将阿喀琉斯之间的冲突为焦点，描绘了特洛伊战争第十年最后51天发生的故事。故事描绘的是阿伽门农夺占了阿喀琉斯的漂亮的女俘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感到无比羞辱，于是决定不再参加作战，希腊联军因此连连溃败，虽然后来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为他出战打败了特洛伊的进攻，但是却被特洛伊的王子赫克托尔所杀，阿喀琉斯为了替好友报仇，重返战场，亲手杀死了赫克托尔。史诗最后在赫克托尔的葬礼中结束。

《奥德赛》则讲述了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伊大卡岛的国王奥德修斯历经艰难返回故乡的故事。全诗一共12110行。在特洛伊战争中，奥德修斯因献出木马奇计，又刺伤了海神之子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眼睛，所以得罪了海神波塞冬，在返乡途中的海上遇险漂泊十年，他的妻子一直耐心等待他回来，可是一些贵族王臣子弟却为夺取王权，企图逼迫他的妻子改嫁，最后奥德修斯回来后击杀众多求婚者，夫妻团圆，他又重新登上王位。

荷马史诗深动刻画众多英雄形象，阿伽门农傲慢无礼，阿基里斯恃才自傲，赫克托尔爱国护民，奥德修斯聪颖睿智，潘尼乐普贞洁不二等等[5]，并且同时描绘出了公元前11—前8世纪希腊从氏族部落时期到奴隶制萌芽之时古希腊的社会生活，是研究希腊“黑暗时代”的珍贵史料。由“荷马史诗”可以看出，当时的希腊英雄时代正是希腊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英雄时代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瓦解。这也是“荷马史诗”能够成为欧洲最早的文学巨著，并在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一代又一代的希腊人都是在阅读“荷马史诗”中成长起来的，直到目前的今天，欧洲人在学习文学时，“荷马史诗”仍是必修的第一课。正如马克思在描述《伊利亚特》中所说，它“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一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的高不可及的范本”。

三、希腊英雄时代的宗教神话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神话传说是“荷马史诗”的一个重要题材。黑暗时期的希腊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产生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各种神灵信仰和神话传说，由于当时希腊氏族部落分布比较分散，各地信仰不统一，到了黑暗时代晚期，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希腊各奴隶城邦兴起，随着居民、部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城邦的产生，希腊名族意识才逐渐统一，期间，“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对希腊神话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荷马史诗”第一次用诗歌的形式对希腊神话进行系统整理，适应了希腊民族形成过程中统一宗教信仰的需要，使各个城邦形成了许多希腊城邦共同信仰的奥林帕斯教。

继“荷马史诗”之后赫西俄德所著的《神谱》完成了对奥林帕斯教中诸神谱系的整理，提供了系统的教义，“荷马史诗”和《神谱》都对希腊奥林帕斯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余年，奥林帕斯教一直居于希腊正统地位，为希腊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了史料，古典时代希腊文学家也从希腊神话中吸取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四、结论

古希腊黑暗时代的文学著作，以“荷马史诗”为代表，当时的文学著作往往具有宗教神话色彩，对战争本身很少有对正义与否的价值判断，但是英雄时代的希腊，对神的信仰也融入了对英雄的膜拜。文学著作往往歌颂希腊民族的光荣事迹，赞美勇敢、正义、乐观、勤劳、正直等高尚品质，讴歌克服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肯定人和生活的价值。希腊神话对西方的文化发展以及艺术文学、语言方面都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影响，从希腊古典时代至今的许许多多诗人和文学家都从希腊神话中对神祗的描绘获取灵感，并赋予自己的文学意义，创造出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

篇11：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论文

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论文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资源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宗教文化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利用。我国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开发利用的空间广阔，开发潜力很大。但能否使我国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关系到宗教文化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解决办法。

一、宗教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思想、道德、观念、信仰的反映，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⑴宗教和旅游自古就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从早期的宗教信徒们以朝觐为主要动机前往宗教圣地的旅游活动，发展到今天旅游者以饱览宗教山川、了解宗教文化、体验宗教氛围、祭拜祈祷以及学术探讨等目的而开展的多种综合性旅游活动。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巳经对旅游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宗教信徒和游客，开拓了巨大的旅游市场。全球每年有超过3彳乙人的旅游是以宗教为目的，这一市场每年的旅游收入超过180亿美元，宗教旅游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产业。大力开发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我国各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人，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旅游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能够满足人们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本质上说旅游其实是不同文化的交流。积极开展宗教文化旅游活动，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进行游览、朝觐和学术交流，而且宗教活动场所可以通过组织游客敬香、举办佛事法事、出售门票等途径增加经济收人。这样做既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发展，又能够为宗教寺庙修复完善及寺内景观的进一步开发提供资金保障，而寺内景观的进一步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又会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因此，加强对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既丰富了旅游产品，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宗教名胜古迹及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修复，加强了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宗教与旅游结缘，宗教促成旅游，而旅游又推动了宗教的发展,宗教与旅游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

二、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

(一）宗教教义的哲理性

人类的哲学曾经在宗教的母腹中孕育发展，由于宗教与哲学的不解之缘，使宗教教义也因此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宗教以净化人们的心灵为主旨，倡导与人为善，戒除恶念;主张以他人为重，把自尊同尊重他人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幸福同他人的幸福结合起来;劝诫人们要以德抱怨,做人要讲诚信，要诚实,要有责任感。这些美好的道德境界在宗教教义中都有明确的体现，作为一种劝人醒世的宗教信条。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一面，它所提倡的众生平等、讲诚信、有责任感、讲奉献及利他的精神，有利于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宗教建筑的艺术性

宗教建筑是众多宗教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追求一种强烈、神秘、庄重的气氛。宗教建筑物在构思、形式、结构等方面都充分体现这一基本要求，从而形成了宗教建筑的艺术特色。宗教建筑是特定历史时期科学的结晶，它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水平和艺术水平，对于传承建筑艺术、建筑科学技术都将起到深远的作用,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各种审美需求和精神需要,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

(三）宗教氛围的神秘性

宗教的实质是人们对超自然力量及其象征物所产生的不真实的幻想,是自然压力、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人类对于自然界发生的自然现象和人类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正确理解的情况下，人们幻想有一种“神灵”可以帮助人们消灾解难。当人们处在逆境或遭受挫折时，当人们感到痛苦和无助时，人们会把情感寄托在“神灵”身上，通过各种形式来敬畏“神灵”。并且有些情况下，由于外部力量的影响使人们的现实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人们也会归结为“神灵”的庇佑，长此以往这些宗教活动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充满了种种神奇的色彩。人们在宗教活动过程中，也往往把这些神秘色彩融化进去。宗教活动形成的种种神秘气氛极大地满足了旅游者的猎奇心理，促使他们对各种宗教旅游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四）宗教文化艺术的广泛性和深远性

宗教文化艺术涉及人类社会各个方面，为人类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础。追溯人类发展的历程，人们能够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不但直接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打上深刻的宗教印痕,而且作为各个时代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等，也深受宗教的制约。至于宗教对各个民族的风俗民情、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的影响，就更加深远。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对人类文化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未来的社会中仍将继续。

三、我国目前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多头管理，责任不清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寺庙(尤其是景区内的寺庙)的管理较为复杂，涉及到的管理部门较多，有的甚至出现三四个部门共同管理的局面，责任不清。寺院应该是交由宗教界管理,但园林和旅游部门又代政府收取门票，在利益分割上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景区寺庙与游客发生纠纷，游客不知道归哪一个部门管理，造成管理权限的混乱，由于景区寺庙归属宗教部门管理，宗教教职人员如果有违规行为，旅游部门也没有办法。然而，游客的'投诉又往往投诉到旅游部门，旅游部门只能再去协调其他部门共同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效率又比较低，更多的情况下是游客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到游客对宗教文化的情感。

(二）管理水平低，服务意识差

由于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管理权限划分不清，各部门之间主要精力倾注在利益分割上，长期以来忽视管理，随着游客的增加，对宗教文化的人为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如游客的乱刻乱画，对花草树木的过度践踏，现代化的服务设施的建设，人造垃圾等严重影响了景区环境和宗教文化庄严的氛围，再加上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在许多宗教景点，宗教人员很少从事为游客讲解工作，更多的是从事发放经义、维护秩序、诵读经书、引导游客敬香祈祷等活动，服务意识差，这都将影响到宗教文化的长足发展。

(三）商业色彩浓,损害旅游者利益

近些年在社会商业化浪潮下，许多开放的寺院宫观内充满着浓烈的商业色彩，鳞次栉比的商铺，纷繁P旅游商品,热闹的买卖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宗教场所的清净和神圣，特别是宗教场所出现的强拉或诱骗游客行为，使游客对宗教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淡。如宗教场所高价烧香近些年来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很多游客对这种欺诈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声讨。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出台意见，召开会议，要求以宗教文化资源为主要游览内容的旅游景区，加强燃香活动专项治理，严厉打击强拉游客烧香许愿、骗取钱财等行为。但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如果宗教场所继续无视这种行为的后果，那将导致人们对宗教文化情感上的背离，随着更多游客的觉醒这种行为产生的后果会非常严重，这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四）寺庙香火兴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烧香拜祭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近些年来，各个宗教寺庙香火越来越旺，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寺庙，更是烟雾弥漫，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极大。台湾的科研人员做了一个测试，结果证明，香烛不断的寺庙内，苯并芘(可导致肺癌)的含量比有人吸烟的房屋内高45倍，比没有室内燃烧源(如烧饭的烟火)的场所高118倍。另据香港理工大学科研部门的专家研究证实：化学香中的香精、染料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苯和甲醛，这二者都属强烈致癌物，被国家列为一类空气污染物，而其在燃烧时的毒性是常态挥发毒性的5-7倍。

(五)项目单一，游客参与性差

从现实来看,大多数游客主要是以欣赏游览宗教建筑,感受宗教文化氛围，了解宗教艺术,敬香祈福、抽签解签等旅游活动为主,宗教文化丰富的内涵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特别是对游客具有启迪、慰藉、寄情等精神需要满足的宗教文化活动，真正能够使游客参与其中的活动内容有待进一步开发。

四、促进我国宗教旅游资源开发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宗教文化旅游管理体制,探索宗教旅游管理新模式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管理，宗教场所必须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各部门应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全局利益出发，明确责任，加强协作，打破条块分割、资源管理分散、各自为战的传统模式。当地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组织相关部门深入开展调査研究，充分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积极探讨适合不同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管理模式，加大管理力度,严肃治理宗教场所以各种名义借机向游客骗取钱财、欺诈游客现象，淡化各种商业行为。

(二)加强宗教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服务人员素质

宗教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Xt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宗教旅游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宗教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游客进行导游讲解，从而激发游客的兴趣。因此宗教场所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重点加强服务意识和宗教知识的培训。此外，旅游部门与宗教部门要搞好协作，尤其是对宗教文化内容的讲解，能否委托宗教人士为游客进行讲解，这种合作机制宗教场所也是可以探讨的,因为宗教人士对于宗教知识还是比较了解的。有条件的景区也可适当聘请就近大专院校、研究院所中熟悉宗教的专家、科研人员担任兼职导游，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宗教文化资源的吸引力。

(三)提高认识,加强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

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我国极其珍贵的人文旅游资源,各部门一定要提高认识，加强环境保护。针对游客的人为破坏和寺庙香火兴旺，给环境带来的严重污染，要加强管理，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如游客的乱刻乱画，对花草树木的过度践踏,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提高游客的保护意识，同时要加强看管;对寺庙香火造成的环境污染，考虑做一些净化处理。加强对宗教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既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也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四）深层次、多视角加强宗教资源开发,丰富宗教旅游产品

目前大多数游客到宗教圣地所进行的旅游主要是以欣赏游览宗教建筑，感受宗教文化氛围，了解宗教艺术，敬香祈祷、抽签解签等“静态”旅游活动为主，而真正让游客比较感兴趣的参与性、体验性旅游活动内容没有充分挖掘出来，特别是对游客具有启迪、慰藉、寄情等精神需要满足的旅游活动。因此，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今后的重点应放在真正能够使游客参与其中的“动态”旅游活动上，坚持“动态旅游”和“静态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加大开发旅游者感兴趣的宗教礼仪、节庆活动、角色转换、参禅、食斋、放生等佛事活动，尤其是对佛教开光、方丈升座、传戒等特定佛事法会的旅游活动。这些内涵丰富的宗教旅游活动的开展，既增强了游客的参与性,又有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篇12：当代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分析的论文

关于当代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分析的论文

一、当代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后，宗教文化一直处于被排斥的范畴之内，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对宗教文化都缺乏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有着影响力的作家，如鲁迅、冰心、郭沫若、老舍等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读出被隐没的宗教文化色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种宗教文化及活动都逐渐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并得到了发展，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作品中，我们可以更多的发现宗教文化的影子，如作家张贤亮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贾平凹的作品《废都》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霍达的以伊斯兰教为题材的作品《穆斯林的葬礼》等都蕴含着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些小说在描述中或是在困难中去得到宗教文化的心里安抚，从而得到生存的能量，或者在描述歧视宗教文化及宗教文化中的不公去展现自己的不满。以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的小说分析为例，在它的后记中说道“只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出作者对这种紧张气氛的担心害怕甚至是恐怖，但是有着宗教文化的寄托从而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这种心灵上的寄托从而让作者勇敢的生存着。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也是对作者本身的一种潜在的修炼，从而能更好的找到慰藉自己心灵的灵感同时也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宗教文化感受，宗教文化通过文字的叙述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能量。

二、以维吾尔族小说为例来阐述其中的宗教文化

在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两种风格的作品表达形式，一种是对历史性为主导的真实事件及历史故事的描写，另一种是以抒情为主的将历史与现实贯穿其中的描写。这两种当代小说写作风格都具有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其中以作品《阿曼尼沙汗》、《赛义德汗》为例，许多当代作家都喜欢在他们的小说中去寻找某个宗教题材或者历史故事来获得创作灵感，这两个小说也就印证了这一说法，其两篇小说的作者特别注重历史真实性的记录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这种当代小说将“历史”至于小说主导的位置，完全按照历史的演绎去重述历史，这也就对历史的真实性有了准确的描述和审美追求。那么另一种以《故乡》和《刽子手太太》为例，它主要以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分析为主，是历史与抒情表达的中的“诗”为主。将历史呈现出来的严谨与抒情的诗相结合，达到灵动的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现代作家的写作手法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一面如《走过天险的人们》的作者巴图尔肉孜则摒弃了原有的写作手法而去大胆的运用现代的写作手法，去描写了维吾尔族的历史和对宗教文化的信仰。在读者中得了不错的反响。不同时期的作者在创作风格上有着不同的差异，但是不难看出维吾尔族在历史真实性的叙述和对宗教文化的表达上都有着一致性。所以不管事哪一种创作风格的小说作者都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和对宗教文化的深厚理解和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三、结语

我们不难得出，宗教文化有与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与宗教都是为净化人类的心灵所服务的，我们何尝不把阅读小说当成一种修行呢，我们在接近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去感受、反思、发现、打开自己心灵上的那扇窗户去得到心灵深处的慰藉。同时，宗教文化在当代小说中的渗透也架起了了我们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我们民族与民族之间有着思想上更多的沟通。

★ 导游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