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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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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税论文

篇1：论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税论文

上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受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滑落。这使我们更多地把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国内市场的扩大，但据资料显示，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至197月1日的银行第五次降息及相关货币政策并未使经济有多大起色，于是下半年宏观政策的重点落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上。本文试就这些热点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 )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 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 %。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 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 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 %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 20.1 %，～19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5 月1 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篇2：消费需求的周期性与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财税论文

消费需求的周期性与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财税论文

居民消费品(包括服务)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私人消费品，例如食品、服装、现代家电、现代家具等，这种私人消费品具有排他性，当消费主体(包括个人与家庭)购买之后，消费主体就拥有了独有的消费与处置权。第二类是公共消费品，例如公共交通、救火防火、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体育健身、文化教育与休闲娱乐等，这种公共消费品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公众均可按规定(包括收费规定等)享受，其消费权是公众性的。上述两类消费品对于消费主体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从满足的程度顺序来看，一般都是先从私人消费品开始，然后再根据私人消费品的满足程度发展公共消费品;私人消费品的发展水平与公共消费品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与相互带动的，共同循环式地提高社会消费水平。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公共消费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但是居民消费品的发展基本上还是首先从满足私人消费品开始的。从城市居民消费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即解决吃饭与穿衣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发展与满足对现代家电与现代家具的需求为特征。由于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例如粮、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给，因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私人消费品的上述两个阶段中，市场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现为所谓的消费需求膨胀。这种强劲的私人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我国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应该继续朝着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现代私人通讯设施(即电话、电传、电脑三位一体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谓新三件的方向发展，但因为除了对现代通讯设施居民的购买力还能承受之外，对于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承受，所以我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其需求急骤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因为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的支付价格比较高，居民现在还难以承受，居民在经历了上述两个私人消费品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然后才能进入新的消费阶段。

在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其下降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从而使生产增长乏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证总需求有效增加，从而使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需求拉动力?从消费方面看，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弥补私人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在缺乏私人消费品需求拉动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财政政策的这种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通过加大投资而实现的，因而称之为反周期。这种反周期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资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增加人们的.私人消费品需求，最终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状况来看，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也确实严重滞后于私人消费品的发展，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等等。总之，从居民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大规模发展居民私人消费品之后，也应加大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因此，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与经济发展趋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的这种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因而人们往往担心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增加财政赤字，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第一，我国目前实施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所引发起的赤字，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方面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赤字负效应的警戒线，是属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国的公共消费品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偿性享受的，一类是消费者有偿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还不小，因此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有一部分最终会收回来，从而会减轻赤字的压力。第三，经济的发展是反周期性的，当经济高涨时，政府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从而会有能力弥补赤字。也就是说，财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为刺激经济而引发的赤字，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因财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弥补。第四，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存在，也会为政府利用财政赤字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会有利于政府减轻因刺激经济而形成的赤字的压力。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讲究科学性，尤其是要注重财政资金在投向公共消费品时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而是以社会平均投入成本为指标，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消费品投资的效益性。如果投资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应就比较差。因此，政府不仅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及时选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保证财政投入资金的高效益使用，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必须制度化与法制化，坚决杜绝一切非政策性使用。

不同类的公共消费品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因此对它们的投资所产生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对需求的拉动力度比较大，但效应却来得慢;有的拉动力度不算太大，但却见效快。因此，在利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时，一定要根据情况，选择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方向。也就是说，要确定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结构。结构若选择失误，也将弱化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

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的确定，一定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的需要来确定。因为反周期财政政策在这里是作为宏观经济调节机制而出现的，因而单纯就投资规模谈投资规模，是谈不清的。尤其是在目前不能把政府机构的缩小与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挂钩，似乎政府机构在缩小，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也就不能太大。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会越来越大，因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余地也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必须使用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篇3：论我国预算法制创新的财税论文

论我国预算法制创新的财税论文

【论文摘要】预算法制是财税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预算法制是依法理财、实现法治财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行预算法制已在预算年度、预算编制、预算审批、预算调整等方面暴露出不足之处，明显地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客观上需要对预算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订，树立预算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法律手段确立公共财政预算体制。

【论文关键词】预算法制预算年度预算编制预算审批预算调整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预算法及1995年11月22日起施行的预算法实施条例，对规范政府财政预算起了重大作用，使我国的政府财政预算的纳入法治轨道。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出与我国现行预算法律、法规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现行预算法制的局限凸显出来，因此，进行预算法制创新已势在必行。

一、预算年度法制创新

预算年度是政府预算收支、管理的法定起止期限或预算的有效期限。世界各国的预算年度一般为一年，但各国预算年度的起止日期不尽一致。一国预算年度的起止日期主要是由该国的国情、政治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原因和传统习惯等决定，但立法的机构召开会议的时间直接影响着预算年度的起止时间。①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预算年度大体上分两种类型：一是历年制，即预算年度按日历年度计算，由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为一个预算年度;二是跨年制，即一个预算年度跨越两个日历年度，其具体起止时间一般根据具体预算收入入库旺季及立法机构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来定。目前，多数国家的预算年度实行历年制，如德国、汉国等，少数国家的预算年度采用跨历制。历年制抑或跨年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有当预算年度与预算审批、执行等制度脱节，才会暴露出预算年度制度的缺陷。

我国《预算法》第10条规定：“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可见，我国预算年度实行历年制。然而，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要等到每年3月份及以后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后才能作为法律文件生效，造成预算年度以与预算审批、执行的时间无法衔接，出现了预算年度开始时间至预算审批、批复时间之间的空白阶段。因为我国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在每年三月份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后的四、五月份召开，导致在预算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未经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对这种预算先期执行的现象，《预算法》第44条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各级政府预算草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本级政府可以先按照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支出;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这一规定使得预算先期执行具有合法性，但在事实上可能缺乏合理性，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肯定了上年同期支出的合理性。但上年同期未必合理。二是未充分考虑到当年经济形势的变化。三是使预算约束流于形式。②同时，这种预算先期执行的危害较大，主要是弱化了预算的法律约束力，容易在制度上使上年同期不合理支出合法化，给本年预算平衡留下隐患。③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修改预算年度的立法建议，主要观点是我国预算年度采用跨年制，但对具体起止时间，说法不一。一是预算年度为每年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其理由是此举可与人大开会批准预算的时间基本一致，使全年预算执行有法可依，加强了预算的严肃性。④二是预算年度为每年5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其理由是此举才能使各级政府在新的年度一开始就执行被批准的'预算。⑤采用跨年制的预算年度是对历年制预算年度的一种变革，只是对国外跨年制预算年度的一种借鉴，而非创新。若在修改预算法时，采用跨年制预算年度，则须相应调整税收年度、企业(公司)年度、统计年度，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另外，采用跨年制预算年度，仍然可能出现先期执行现象，如预算草案被人大驳向需要重新修订或做重大调整难以在预算年度开始时批准等。对于特殊情况下的先期执行，预算法应做出具体规定，即对于一般性支出可按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额安排支出，对于临时性的支出则应做出严格限制。

笔者认为，在保留现行历年制预算年度的前提下，调整预算草案的审批时间、审批主体，在预算执行前审批完毕预算草案。因此，当年预算的草案只能在上一年的下半年审批，由于各级人大的全年会议一般在上半年召开，只好由各级人大的常委会来审批预算草案。与笔者同持历年制预算年度观点的另一种实现机制是由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临时法案，作为当年正式预算批准前的执行依据。⑥

二、预算编制法制创新

预算编制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需要收集各种数据，应有充足的时间保证。我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对预算编制的依据、方式、方法、原则、时间等作了明确规定。但有些制度仍需改革。

(一)预算编制时间的调整

我国预算编制时间较短。根据我国《预算法》第24、35条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第24、25、27条之规定，国务院于每年11月10日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编制下一年度预算草案的指示，提出编制预算草案的原则和要求;中央各部门应当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和财政部的部置，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提出编制本部门预算草案的要求，具体布置所属各单位编制预算草案，负责本部门所属各单位预算草案的审核，并汇总编制本部门的预算草案，于每年12月10日前报财政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汇总的本级总预算草案，应当于下一年1月10日前报财政部。现在，国务院将下达编制预算指示的时间提前至9月份，比过去约提前两个月，实际的预算编制时间达3-4个月，但仍显得时间紧迫。从西方国家情况来看，预算正式编制前的准备时间普遍较长，如美国联邦预算编制于预算开始前19个月。⑦我国多数学者建议延长预算编制时间至半年左右，等时机成熟，积累一定的经验之后，再延长预算编制时间到一年左右。⑧

(二)预算编制方式的改革

《预算法》第26条规定：“中央预算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按照复式预算编制。”所谓复式预算是指将一个预算年度内所有预算收入和支出，按照预算收入的来源和支出的不同性质，分别编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预算收支表上所形成的预算计划。我国各级政府预算分为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然而，复式预算编制存在着偏差，只在中央和省两级试行复式预算，且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复式预算;市、县、乡级预算仍是单式预算。因此，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借鉴国外实行复式预算的经验，全面实行科学的复式预算。

篇4：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探论文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探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在我国农村取得了成功,但是也使得农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而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即为财政农业支出。本文针对农村财政投资影响反贫困的结构分析着手,谈谈我国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

【关键词】农村反贫困财政政策

一、农村财政投资对反贫困影响的结构分析

对农村财政投资结构对反贫困的影响做出分析,可以考察如何使用各种不同用途的投资才可能取得最优化的效果,还可以分析出其结构变化在长期中孕育的财政农村投资路径趋向。本文将决定农村贫困因素的一般方程式设为下式:P=Bf(x1,x2…xn,xn+1…xm),(xi≥0)上式中:B: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的技术水平xi:财政农业第i个项目中的投资,并且xi互相独立;

x及xn:为非专门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xn+1、xm:专门的财政扶贫投入,例如救济金等。

在本文中上式的后半部分不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重点内容,因此可以将其对反贫困的影响设置为一个常数。做这种处理主要考虑以下原因:如果贫困人口的数量为n个,而最贫困的底线为a,则可以把an数量的扶贫资金做出平均分配,从而会使得n个人脱贫,所以其变化是不包括在财政农业投资内的。因此相应的可以把上述决定方程式做出简化,即为下式:P=Bf(x1,x2…xn)+A(2)为类似救济金形式的财政性资金对农村的贫困情况所产生的影响,在上式中为常数。

对其求全微分,且设其为零,则可以得出下式:dP=f1dx1+f2dx2+…+fndxn令上式中的f1为零,则得出齐次线性方程如下式:f=01f=02……f=0n又因为上文提到xi是互相独立的,因此可以求出xi的唯一解:xi=xi,则相应的方程式的稳定值则表达如下式:P=A+a式中的a也为常数。然后再对dP求全微分,同样因为设xi互相独立。因此fij=fji=0,(i≠0)。而由此就可以求出一个二次型和与之相对应的海塞行列式,其表达式为:H|f11 0……00 f22……00 0 00 0 0 fnn又国为xi为边际收益递减,因此可以得出fii(i=1……n)>0,从而得出相应的海塞行列式各阶主子式|H1|,|H2|,…,|Hn|均大于0,所以贫困决定方程P存在着极小值A+a也会相应的随着财政农业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其对于反贫困的效应会收敛于a。

上述推理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受到特定的技术水平及环境约束,各项投资额的不断增加会使得P值趋近于A+a,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其特定的技术水平及经济环境的制约下,财政农业投资所起到了反贫困作用会向着a发展。而此时就会有两个问题摆在扶贫工作面前:其一,如何将A消除;其二,如果开始出现a,怎样才可以探寻出相对于财政农业投资更为有效的反贫困策略。

二、农村反贫困财政政策

(一)财政农业投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要将财政农业投资带动农村反贫困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因为现阶段我国很多贫困地区仍然需要财政农业投资,因此为其作用的发挥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很多西部地区为非稳定脱贫区域,其这种特征就表现的更为明显;而且财政农业投资对于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村的稳定脱离贫等还可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我国衡量反贫困的标准为收入水平,在以此为前提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关注一些短期内即可增加收入的项目,并将其作为具体的'扶贫措施。比如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对农田配套所需的水利设施等的资金支持及政策扶持均比较薄弱,而贫困地区往往又不具备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生态建设的能力,因此自然环境发生一次异常变化就有可能使得本已脱贫的农民又回到以往的贫困状态。此外,一些可以对反贫困产生长久影响的诸如获取知识、提升交流的能力等,也会由于这一指标而得不到各级政府的支持,从而贫困人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又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竞争力。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健全,在应对这些不利因素时,财政农业投资会发挥出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仅可以带动农民贫困者脱贫致富,而且还可以培养其竞争意识,提高他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提高其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财政农业投资为农村发展先进的农业经济、保证稳定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提高开发式扶贫的效率

开发式扶贫效率的高低主要是由木桶效应中的短板所决定的,而在农村反贫困过程中,这一短板是指贫困者最缺乏的生产要素。近几年来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解决农村贫困者温饱问题的速度也相应的放慢,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那些温饱问题常年均未得到解决的贫困者有七成以上在山区生活,四成农户人均耕地不到1亩,其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第二,农村贫困人员的文化素质要进一步的提高;三,农村贫困人员居住相对比较分散,因此贫困人口的定位及提高脱贫效果均有一定的难度。其实开发式扶贫和财政农业投资的作用机理相接近,但是尽管开发式扶贫本身具备针对性、持续性、作用性强的特点,却由于其开发成本过高而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基于这种客观环境,转移式扶贫或者救济式扶贫的效率会相对较高。因为救济式扶贫模式的持续效果与开发式扶贫相比比较差,但是其有着较强的时效性,可以取得立竿见影响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者而言,其效率更高,也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樊胜根.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束凡玮.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7)[3]刘冬梅.中国农村反贫困与政府干预[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李瑞华.少数民族贫困县反贫困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09(5)

★ 加强地方财税法制建设论文

★ 财税的论文

★ 基于当代金融对经济发展策略透析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