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论文（推荐11篇）由网友“赏味无期”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论文，欢迎阅读借鉴。
篇1：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论文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论文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论文【1】
摘要：社区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的管理组织，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但是现阶段的社区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对这些问题作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 作用
一、社区治理的发展过程
治理是指通过特定的方式，协调政府工作的一种方式。
随着治理一词的引进，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也成为社会政治领域非常重视的话题。
在经济发展趋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及规范体系的建立，这就要求社会在进行公共事务处理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另一方面讲，治理的理论被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它可以弥补政府失效性的制度提供一种有效性的服务，人们通过在治理中发现，妥善的治理计划可以协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
因此，治理理论成为各国发展以及强化政治力量的重要研究理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地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成熟，社会生活的一些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的改变，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因素。
因此，社区治理的理论已经在社区的建设及发展的过程逐渐被引用，并为政府基层的管理工作带来的新的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现代化的治理理念重建社区管理的制度。
在传统的社区公共管理的制度体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例如，政府的管理过于单一化，而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造成了管理工作存在着一些缺陷。
当然，在一些社区的公共管理制度中，由于一些管理制度不合理，造成了一些社区居民意识相对较为薄弱，参与团体活动的意识并不强烈，这些情况都会在客观上影响社区治理制度的重新构建。
要实现社区治理的规范性，就应该建立多样化的管理办法，可以通过网络的协调实现国家与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最大化，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公共管理制度可以维持互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离不开规范性的社会制度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就是合作、信任与互惠，通过这三方面的相互协调可以实现社区治理的本质工作，而社区规范化管理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促进发展的基础，从而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合作。
因此，在社区的治理问题中，应该引进先进的经验及技术，更应该着眼于网络技术的应用。
二、社会资本的阐述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大多数学科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往往会采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诠释社会经济中的现象。
而社会资本的提出，更是将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常情况下会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由皮埃尔和布迪厄先后提出的，后来经过科尔曼以及詹姆斯的发展和总结，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
但是，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权威性的社会资本概述，而更多的人会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中的基本形态，可以通过信任和网络规范来表示，从而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
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诠释。
首先，社会资本的形成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才可以达到，从而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及发展观，这一环节的关键主要是要让人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信任，理解他人。
其次，社会资本主要是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及工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推动社会行为的发展，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促进共同利益发展的社会形式，对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主体的差异性将其分为三个层面。
在微观的角度讲，社会的资本就是将社区中的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网络关系从而获取信息，因此可以称之为人体中的社会资本，这其中包括信任，互惠及信仰。
而在中观的角度上分析，在社区组织与社区网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关系网，通过技术能力的相互协调形成一种组织社会资本，而在这种模式中所包含的是规则、信任以及在组织中发起的各种联系。
最后在宏观的角度上分析，就是指在社区的整体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的 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公共性，进而可以将其称为群体社会资本。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要相互依存的，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社区的治理主要是对社区人们的政治问题进行相关的探讨，这其中关系到国家与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合作。
其中，公民的意识以及精神是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人们的不断合作从而提高社会行动的目标，在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建立规范化的网络管理模式，将社会资本紧密的与社会管理融入到网络的社区管理化模式中，在网络的互动过程中，让缺少社会公德心的成员成长为公益感极强的社会成员，在提高居民公共意识的基础上提高整个社会的公众意识，为促进社会资本社区化的治理理念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1.社会资本可以解决社区中的公共意识薄弱问题，促进合作的发展
社区往往都是由个体成员组成，他们之间会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从而形成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心理与情感上的认同感。
而治理作为一种管理的方法，通过活动的举办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根据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在尊重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经过协商与合作提高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实现社区的自主管理能力，从而推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共同解决社区的困境找到有效的管理手段。
通过解决社区中的集体治理的困境，可以协调和谐化的发展，让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互结合，从而有效地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如果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十分的丰富，就可以在很大的意义上加强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不断的合作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会在持续交流过程中促进社区成员的和谐发展。
同时，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网络结构的有效形成，促进邻里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普遍化的互惠管理模式，通过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很好的形成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
在不断的合作过程中，可以更加方便地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的问题。
2.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社区的经济化管理
社区的治理与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分不开的，社会资本分布的是否均匀，会严重的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发展状况而言，各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相互之间不信任，社区的活动参与较少。
对于这些问题，应该在社会资本的治理模式中加强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在提高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的基础上，增强社区活动的设立，让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促进和谐社区的有效发展。
因此，应该通过合理的治理，增强人们之间的凝聚力，提高社区管理的新景象。
在社会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激发社区人民的公共意识以及发展社区的非盈利组织，通过这两者的相互协调为社区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激发公共精神的过程中，应该先提高居民的公共意识，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可以将公共意识融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贯彻指导思想，通过一些制度的宣讲，活动的实施，让人们提高公共意识，通过相互合作的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工作，加强邻里之间的情感培养。
对于社区中非营利的组织的建立而言，在丰富的社团组织以及网络环境的管理过程中，可以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增强互惠的交易行为，推进社区的规范化治理。
因此，在社区的生活模式中，经常举办一些制度化的活动，可以丰富居民们的业余生活，增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让社区成员们在沟通中激发起合作的意识，从而形成良好的资源动员的能力，让社区治理的水平得到规范化的发展。
3.通过信任、互惠等精神能够促进社会治理的网络化服务
通过社区管理机构的网络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会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功能，每一种社会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的资源。
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到社区的内部资源，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化的管理为社区的发展带来动力。
因此，可以在相互信任和互惠的前提下找到发展的方向。
在社区网络的管理模式中将信任、互惠与社会资本相融合，通过它们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构建一个社区管理的基础。
社会的资本往往包含了社区居民和其在网络的基础上参与活动，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管理模式，而是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管理手段。
而居民在参加网络的培训的过程中，增大了互惠的规范，在整个过程中，居民通过网络的相互协调沟通完成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意愿，因而为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了可能，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逐渐增长。
居民们在网络的构建中，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实现了合作中的成功，为合作提供了新发展方向。
在居民的网络合作过程中，通过集体的行动拓宽了参与者的主管意向，同时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在社区人民的共同交往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流形成了一种互惠的模式，可以形成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让社区成员之间形成一种认同感。
在利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的时候，可以通过依赖感的形成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妥协，而在相互的接触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的共同信任营造良好的沟通环境，在频繁的互动过程中，可以产生相关的社会声望，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这对于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是十分有效的。
因此，在社区的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互惠的制度模式，可以为社会参与网络的构建模式提供基础，从而实现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社区和谐环境的建立与社会资本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通过社会资本，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意识。
在网络服务的帮助下增强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让社区的管理工作在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模式下顺利展开，从而提高社区人民的公共意识与凝聚力。
采取有效的社区治理手段，建立健全社区管理制度，在和谐社区建立的基础上，可以促进我国社会治理的有效进行，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参考文献：
[1]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J].东岳论丛，，(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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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荣.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治理【2】
摘 要： 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社区治理是一个崭新的探索。
社会资本有助于社区归属感建设，有助于公共精神培育，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是基层民主运转的重要条件。
我国应通过投资共通性社会资本推动社区治理，理顺社区治理体制，完善互惠性制度规范，鼓励和领导社区自组织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来推动共通性社会资本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社区; 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也呈加速态势，社会管理创新正成为各地政府的追求目标之一。
社区治理已是这一波改革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
利用新兴的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社区治理问题正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
笔者旨在以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我国近几年来在推进社区治理中的新探索。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梳理及界定
从现有文献看，社会资本这一概念非常庞杂，而且在不同的层次上所指差异巨大。
因此，这里有必要先将社会资本概念做一梳理。
社会资本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引入社会学相关研究。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1]202 这个概念强调：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可以为个体用于实现自己行动目标的资源。
布迪厄的观点一般被看作是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用于解决个体行动目标的实现问题。
一般认为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全面系统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来定义的。
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它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时，这些目的不会实现。
[2]354 科尔曼的概念是中观层次的定义，强调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性质，其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一种属性和功能。
他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于促进个人和集体实现行动目标，它既有利于处于某一特定结构中的个体实现其目标，同时又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他还指出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某些社会资本形式可能在促进某些活动时，同时有害于其他活动。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的研究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了广泛重视。
他对意大利南北地区民主绩效的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即制度绩效与“公民生活”的特性相关，并进一步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保持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一个基本前提。
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3]195 相比于布尔迪厄和科尔曼・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扩展到更为宏观的民主治理研究中，将社会资本视为公民社会的基石，提供了应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宏观问题的新途径。
上述三位主要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阐述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套涵盖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较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
其后又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发掘，现在这一概念已广泛为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借鉴，众多学者都对其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但是，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不足，就是还没有一个能够取得广泛共识的基本概念。
因此，定义本文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因内涵不清而在论述中出现逻辑问题，笔者选择的是在学界更受认可的普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选取其中广泛认同的信任、规范、网络等基本要素，将社区社会资本界定为：在社区中，个人和组织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在这些网络中，社区主体形成了互惠、信任、合作的关系，由此促进了社区合作行为的产生，社区共同体的生成，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
对于本文中的“社区”，笔者仅限定于城市社区，其半径以街道办事处服务范围为准，即社区是指与街居体制服务范围重合的城市居住区。
二、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广泛应用于当前社区自治建设中，是我国目前社区自治理论发展中的一种新探索。
这一理论更多关注非制度性因素，比如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等，对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社群发展的影响。
因此，这一理论似乎对当前我国社区发展面临的困境具有更优的解释力。
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状况会对社区治理产生正面影响，较早的研究者普特南在其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因素是意大利某些地区民主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他以跟踪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社会资本在民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社会资本为“集体行动的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意义重大。
[4] 张菊枝、夏建中在《社区自治： 繁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中用数据说明了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之间的相关性。
[5]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具有如下意义：
(一)社会资本有助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
社区归属感是用来描述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或人群的心理状态，它一般被认为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
篇2：浅谈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研究论文
浅谈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研究论文
社会学在分析生态环境问题时主要侧重两大理论模式，即结构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结构主义在分析环境问题时强调整体性和共时性，更加注重社会制度在形成和应对环境问题过程中的作用，其理论视角更多的是关注宏观层次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但结构主义忽略了环境本身存在的客观性。换句话说，结构主义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环境问题形成的社会客观性，它更多强调的是外在的、制度化的因素促成环境问题。而建构主义则另辟蹊径，该理论模式认为，我们要重新思考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将环境视作种人类社会表达利益和不同意见的“中介”，因而它启示人们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各个主体间实现某种平衡，这种平衡能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从环境本身去寻找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和对策。
一、建构主义的理论阐释
“建构主义”一词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一般而言，我们可将建构主义的词源最早追溯到美国学者彼德・伯尔格和托马斯・鲁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论知识社会学》一书。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也同样注重该概念的运用，他认为：“认识既不能看作是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的，也不能看作是客体原有特性预先设定的，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建构主义反对只讲主体或只讲客体，而是特别重视主客体的互动，其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思想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这种用法没有达到社会学意义的实践层次。20 世纪80 年代，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流行，间接地赋予了建构主义以新的含义。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模式，它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观念，即人类不是静止地认识和发现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经由人的能动性发现不断构造现实世界。在解释社会问题上，建构主义引入“互动”一词，将社会问题定性为社会互动过程的产物，并且这种互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它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该问题所持的态度。社会问题本身是各个不同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符号，是他们之间利益竞争的暂时结果。此外，社会建构主义主张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社会问题往往需要动用政府机构的权力，政府能够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整合，从而形成关于解决该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总之，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现象的问题性质，不是或不仅仅是被客观状况所决定，它同时也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
二、生态环境问题的建构
著名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Hannigan，J.A.)认为，群体对于环境的关注不是基于环境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被人们定义为环境问题。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不一致。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它们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才构成问题。[6]58-62我们至少可以从汉尼根关于环境问题的阐释中得出建构主义理论的五大要点。
1.建构主义是从动态的角度看问题。它主张环境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演变过程，即环境问题具有历史性。它告诫人们在环境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发展的意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要关注后代的生存需要。也是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树立大生态发展理念，把生态、经济、社会、文化融为一体，以生态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创新。
2.建构主义强调群体的主观性，认为环境问题其实质是不同群体之间表达自身利益的共同符号。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地位、文化，因此不同群体在社会生活中都有自身的利益趋向。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他们利用权力、财富甚至是政治斗争毫不留情地向环境索取所需的一切;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在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时也在竭尽可能地去获取环境的给予。但是二者对于环境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前者更多地会造成资源的枯竭，后者则是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3.建构主义特别注重人的能动性。能动性表现为群体对内外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建构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之所以对环境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是因为环境自身所导致。虽然这种观点有为人类辩护的嫌疑，但它也在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合理地将环境的负面影响转向有利方面。
4.建构主义意味着对社会事实的重新解构。后结构主义开创者雅克・德里达认为解构的目的是分析那些被隐瞒、被掩盖、能够揭露事物内情的要素。因此，建构主义主张环境问题不再只是某种应该加以改正的客观情境，它启示人们思考隐藏在环境背后的某些问题。我们与其宣称环境出现了危机，不如分析谁在强调环境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到底是由谁引致的。由此，才能找到环境治理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并强化责任主体环境保护与修复的义务，推动环境关注主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立法和依法处置环境污染行为。
5.建构主义将环境问题引入公共领域，赢来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政府机构的关注。这种关注使得政府部门认识到只有解决该问题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也从而使得许多对策真正进入了政府的工作议程，并有可能获得政策安排。
三、建构主义视角下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
根据建构主义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阐释，我们可以且应该充分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合理地协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分配，加强大众传媒、政府、民间组织等对生态问题的重视和监管，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利用科学技术减少环境对人类的不利影响
人类早期时代由于科技水平低，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着生产效率低、单位能耗高以及综合利用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的连带效应是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提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上的重要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科技的运用不是只注重在环境污染后的处理，而应该在对环境资源进行规划、开采直到生产都要把好关。要摒弃传统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在发展中就要做好环境保护。2.政府要加大对资源环境领域的科技投入，重视基础性、公益性的科技工作。鼓励科技研发公司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对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组织予以经济支持。3.稳妥推进资源环境领域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减少企业能耗，加大循环经济的开发力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4.在各个区域开展技术合作，实行区域联动制度，加大环境科技成果分享，共同实施区域性重大环境科研研发工作。
(二)正确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环境资源的诉求
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个群体对于环境状况的认知不尽相同。在某些环境问题中，环境本身虽然是利益群体纠纷的导引线，但这不是根本的争论点。比如在我国某些煤矿地区时常出现资源争夺现象，一些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小企业为了本群体的生存利益不顾实际地承揽发展任务，不断扩大生产，结果使得煤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也污染了当地环境。因此，环境的持续发展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使环境资源创造出社会财富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鉴于我国资源分布区域性不均匀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坚持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状况做好合理规划和科学生产，使人们能世世代代享受生态环境的恩赐。其次，要科学调配资源。对于缺乏迫切需求资源的地区要优先供应，并实行价格补偿机制。最后，国家要大力实施区域性资源调配工程。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保证相对公正的社会福利，从而避免大规模的群体利益纠纷事件，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三)发挥大众传媒在约束人类不合理行为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方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从而成为约束人类不合理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警示人们的作用。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作为媒体的监督公器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效率。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大众传媒不仅要监督和曝光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还要善于向受众传达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对环境危机的忧虑，从而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大众传媒应向受众及时报告本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增强受众对环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满足受众求知、求新、参与的愿望。其次，媒体应肩负自身的责任，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大众传媒应该尽量向广大受众多传播绿色资讯、普及环保知识，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倡导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新风尚。新闻媒体要多报道关于环境保护的典型案例和正面形象，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活动。最后，媒体的环境宣传只有与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结合起来，只有媒体与政府、企业建立起联动传播的合力机制，通过设定公共环境保护议题、开展大型环境保护宣传活动、专题培训等手段面向全体公民进行公益性环保教育，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因此，大众媒体应该率先垂范，实践绿色行动宣言。
(四)加强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主导作用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于出版了《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提出了“保障型国家”概念，认为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参与式国家”中的政府的辅助功能难以面对复杂的风险型社会。特别是在发展低碳经济和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政府的战略地位尤为显著，政府应该更加积极而有力地承担起不可推卸的环境立法与生态保护的责任。因而，政府应在发展生态经济中始终起主导作用。政府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首先，政府一方面需要引导人们清洁生产，另一方面在治理工业企业污染事件时要严格执法，不让违法分子有机可乘，要以行政手段强化环境保护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地位。其次，政府要加快环境保护的立法进度，明确各类社会主体在生产生活中应履行的环保义务。再次，政府部门应投入充足的财力、物力、人力积极处理已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建立环境问题的'预警机制，确保环境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最后，政府要加强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对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果我国政府在环保技术上能寻求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协作，环境的治理工作将从整体上得到较大提高。在这个知识产权越来越被重视的时代，技术共享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和保护中少走弯路。
(五)广泛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治理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仅仅依靠政府是很难实现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公共服务组织，能够弥补政府作用的不足。既然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提供所有的服务，就必须依靠社会的其他领域贡献他们的力量。非政府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非政府组织能够很好地发挥自身的宣传教育优势。它通过各种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向公众介绍具体的环境问题，能够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随着新兴技术的出现，如互联网，非政府组织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在网站上发布公众服务信息的方式号召广大民众关注环境问题的影响。2.非政府组织能够反映基层民众的心声，就群众关心的、涉及群体利益的重大环境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流，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构建和谐的沟通桥梁。3.非政府组织能够协助政府研究和制订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方案，同时还能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环境受灾区的居民。4.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一旦发现某些个人、企业等存在危害生态环境的问题会提出警示，在必要时会考虑提起诉讼，迫使他们遵守法规。此外，在解决某些全球化环境问题中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比如全球性的大气变暖就需要非政府组织积极搭建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商议节能减排的平台，以更好地应对全球性变暖带给不同区域的不利影响。
四、结语
生态环境是全球关注的重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实践证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应当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回馈相平衡。我们必须控制、约束自身的非理性需求和行为，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虽然它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建构主义并没有将环境问题当作一成不变的事实，人类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减少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利生态环境因素。
篇3：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摘要：国际体系是传统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民族国家主体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而体系诸要素则发生了明显变革，在本体和要素的不变与变革中，国际法对国际体系的本体维系与要素变革始终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治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互动而生的重要问题，各国在此问题上的互动结果唯有逐步制定普适性的国际协议约束国家行为而达到治理目标，证实国际法在体系变迁互动中的功能。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体系；变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D9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32—0006—03
国际体系乃系国际关系学界运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出发点，系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国对其他国家决策产生足够影响而促成某种行为时所发生的体系。[1]国际体系具备的诸要素：体系范围、结构、单位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及支撑体系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本文从国际法视角阐述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
一、国际关系的体系观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体系观，各自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各自论证方式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分别形成的各自体系对应为：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属性认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属于单向的静态体系，一方面，国家间的互动不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只是国际体系对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作用，谓之“单向”；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并不会自己互动，而是由外力（如国家权力）来推动他们互动，谓之“静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但主要强调“进程”，从成本—利益角度来论证，将合作互动具体落实为“制度”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认为是通过行为体人为改变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过观念建构起来的。
（二）对“互动”的理解
結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单元无须分开，处于单元层次，行为体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力量，每个国家被比喻为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的互动，并产生某种结果[2]。因此，它认为国际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极低的合作。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深受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影响，但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仍然对于形成国际体系产生重要作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不考虑权力因素通过合作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将产生各类制度规范，进而发挥约束行为体行为的效力，同时使得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期。
建构主义所认为，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实践活动将首先消除私有观念，形成共有观念，最后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谓之“文化”，或以“共同体”之概念来表达。[3]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共同体、上升的共同体和实现行为体的彼此认同，三个阶段均基于共同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互动的主要方式。
二、当代国际体系的要素变迁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观点，国际体系在发生延续与变革，他从国际体系本体和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展开论述，认为体系本体依旧没有发生质变，但体系要素却发生了变革。[4]国际体系本体上还是以主权为原则、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体系在运行，但国际体系诸要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革。
（一）行为体：单一主权国家向多元主体转变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单一主权国家都一直是国际体系内部唯一行为体，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组织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目前难以取代主权国家，但长远看来，国际组织有可能具备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诸多需要国际组织参与的领域，比如军事安全、恐怖安全、经济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能力范围，甚至若干个国家的合作也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诸多国家共同联合开展。国际组织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共同载体，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重要，当然也就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权方面，个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唯一主体的局面将被多元的国际主体共同支配的现实所取代，而多元主体的行为必将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多且更复杂的影响。
（二）结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存
国际关系理论谈及结构，实质是指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所强调的政治权力是一直以来支配国际体系的硬实力。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将权力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方面，认为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与其在国际体系内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实力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霸权国家就是实例，20世纪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苏联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均势局面，但这同样是源于二者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力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不约而同弃战转向将经济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得到了巨大发展，各自藉此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5]他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归为软实力范畴，与硬实力并列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将发挥超越硬实力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自由制度主义为此还创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互动：能力与频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动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互动能力的提高也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互动的程度首先与科技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支撑互动的基础。互联网和高科技打破了传统的地缘界限，前者实现了虚拟空间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间上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不断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趋于融合，以往国际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为体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过程建构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因持续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而不断发展。
互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表现为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合作。比如，经济上的互动，欧债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显示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彼此之间需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播日新月异，各国文化的互动结果则可能表现为冲突。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就是观念结构，文化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其所强调的共有观念，行为体实践与其观念之间的互构其实就是一种互动，观念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过程中趋于统一与融合，即为共有观念。
三、国际法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
英国学者莱德利·布尔提出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是国际社会，视乎是否出现基于共同观念所遵守的国际法律规范。从环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法律规范在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唯有依靠国际法予以规范达成。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
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进程（process），意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6]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制度合作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进程是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在形成共有观念基础之上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因而形成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程序。二者无一例外强调运用规则、原则和程序来保障国际体系进程的实现和维系国际体系的運行。
在国际体系互动进程问题上，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出结论[8]：国际体系乃过程建构的结果，而过程建构将孕育国际法。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假设之一就是坚持国际社会进化的原则，认为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是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使然，同时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一个不断地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的过程，或曰过程建构。在其看来，过程就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规范。既然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那么，规范的孕育和形成动力之一，就是来自过程本身，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持续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国际法对环境治理体系变迁的功能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在体系变迁中运行不免失序，国际法无疑是使之更加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国际关系学对于国际法概念界定，主要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一种行为准则，分为限制性法律规范和构成性法律规范，前者主要体现为限制，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构成。当代国际体系已非沃尔茨时代的单一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国际体系内部已经或正在建构更多的子体系，纵横交错，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宏观体系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国际法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已经与国际体系的运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
国际法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体使得规范化趋势增强。当代国际主体的多元趋势源于全球性事务的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国际主体的国际体系正在变革，国际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层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务的'大量涌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已经难以应付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组织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是当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覆盖面及其广阔，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围，影响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如不加以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势必给各国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既然一国无力处理好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在世界无政府的背景下，各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只能依靠相互合作来维系，而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国际规范，无论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观念的成形考虑，规范都将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而得以实现其效能，国际组织在当中将充当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平台作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依此作为其行为的预期和指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问题的互动由国际法保障实施解决。在国际体系理论中，互动是体系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互动亦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务需要行为体之间的频繁互动，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抑或建构主义（包括西方建构主义和秦亚青教授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规范建构，都以互动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视之，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多边关系，互动结果是各方寻求彼此都予以承认或是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加以调整和协调，此即国际法。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范例，为解决目前及未来所面对的国际性事务，组织内部的各国际组织也分别相应地制定规范性条约来保障通过互动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像核安全问题，联合国及其相应的内部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制核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原则，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限制全球核危机爆发及保障因核试验而带来的战争危险。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所制定的各类多边协议或者是适应性不一的规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国际经济互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在规范的指引下寻找到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途径。本文以环境治理为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各国互动显其意义。
1。无政府状态下环境问题的产生
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未实质改变其本体，即国际社会仍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环境问题却愈发严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程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中，各国愿意搭便车而非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国际政府像国内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统一解决问题，各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观望之态者甚于主动为之者，诸如气候减排这类环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国家认知其主动减排的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车，等待获取其他国家主动减排所带来的公共收益，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政策较为消极的原因便是实例，其认为如果该国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对收益会较小，而其他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这严重不符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为了主要是其他国家未来世代的利益而让国民承擔大量的成本[9]。
2。要素变革下的治理路径：建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得到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条约数量和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多，[10]，尽管并非所有的条约及缔约国都能发挥效力和遵守条约；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归因于国际体系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国际组织功能发挥愈加明显；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趋势有助于冲破传统国家利益的枷锁而使得环境问题得以治理。
在上述言及的相当数量国际环境条约中，臭氧层治理方面的国际法所发挥的实效性最强。1987年制定的《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国际环境协议，该议定书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已有190个缔约国加入和批准，协议实施后，共有超过85%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被淘汰，科学家依此预测到21世纪上半期，臭氧层将会得到恢复。[11]臭氧层国际协议的实施成功，证明国际法在臭氧层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从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尔议定书》不仅使得缔约国履行相应义务，而且能够通过该议定书解决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问题，说明此议定书是有效，也证明包括臭氧层在内环境问题解决最佳方案只能是缔结具有普适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
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来探讨当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例，基于法律的稳定和预见等特征在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优越性考虑，认为国际社会有与国内社会相类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观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国际法在调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定纷止争、奖罚分明，使得国际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见性，保证国际体系朝着稳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篇4：优势视角下的城中村环境卫生治理
优势视角下的城中村环境卫生治理
摘要：城中村，即通常所说的“城市里的村庄”，原城市周边的一些村庄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地被征用，由农民变为居民。促进了城市化的建设，而城中村在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本文就城中村环境卫生的治理问题做出了探讨分析。
关键词：城中村 环境卫生 污染 治理
城中村的一些环境卫生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优势视角下的环境卫生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目前城中村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重。城中村正处于一种向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城中村人口也在不断地上升，规模不断加大，但是由于缺乏环境卫生的治理工作，造成了环境污染的恶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等。尤其是水污染恶化严重，主要是居民的生活污水以及工业废水的排放。城中村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居民用水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生活污水没有做到合理处理，因此就造成了水污染越来越严重。此外，在城中村的建设中，许多乡镇企业已经开始建立，另外还有一些高污染企业向城中村转移，这更加加剧了城中村的环境污染。
(二)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城中村发展的过程中就造成了土地圈占现象，一部分耕地甚至是优质耕地被占用，用于建立企业以及学校等等。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占用土地的过程中，许多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现象也在发生，不合理批准与违法批准等等。
(三)城中村保洁质量过低。在城中村许多卫生没有做到位，比如公厕的保洁工作没有做好，垃圾死角过多，这些都影响了市容等，另外，一些环卫公司不具备经营资格，乱倒乱填垃圾，信誉差等这些都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二.城中村环境卫生治理的对策
(一)贯彻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在城中村的建设中要贯彻好各项环境的法律法规，比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对于在城中村已经建立的一些企业，要严格遵守这些法律法规，要符合大气、水的排放标准，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对排放后的污染物做好处理工作，一切以环境的保护为基准。另外，对于一些突发性事故，要能够采取应急措施，并且要对环保部门及时报告，环保部门要及时对城中村的环境防治与治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工作要追究其责任。
(二)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为防止城中村有可能面临着环境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以及非循环性，必须改变其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营管理，让城中村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低、资源消耗少的新型化的工业型道路。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有效的利用资源以及解决环境卫生问题，促进城中村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土地制度要完善
在城中村的建设过程中造成了土地的大量浪费，因此，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执行土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对于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以及还有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要切实执行遵守，包括土地规划制度、土地用途有偿使用制度、土地用途管理制度等。对于违反法律者要依法追究责任。对于其他的土地政策法规，要进一步明确产权，建立规范的市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资源的配置。推行土地使用权的拍卖、招标等公平的实现土地的交易。对土地的转让成本要进一步降低，加快土地的流转，以防止土地资源的“时间性浪费”。坚持政企分开探索新的土地制度，以合乎时代的发展以及土地的利用规律。土地的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加大土地的执法力度，使得各项法律法规都能够顺利实施。
(四)城中村保洁业务要完善
可以将城中村道路的清扫保洁的业务推向市场，可以进行社会招标，并签订合同，要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努力做到把保洁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样与经济效益挂钩，就促使了公司的自我约束性，并且还可以减少资金，提高保洁质量。同时，要积极拓宽这种业务经营的范围，例如，环保局可以利用承包的形式，将公厕承包给清洁服务公司，公厕管理队转变职能，变为公厕管理所，负责对公厕的监督与管理工作。
环卫基础设施要完善。环卫局要根据当地情况适当增加果皮箱、垃圾桶、三轮车、保洁车、洒水车、垃圾运输车、粪车、扫路车等等，投入到有关的环卫街道站，另外还有公厕的建设与养护，垃圾压缩站的修建等等。
此外，还可以对公路的保洁时间进行延长，做好保洁时间、保洁质量、保洁人员的“三落实”。制定“门前三包”政策，即城管综合大队实行有偿管理，实行一种定人员、定路段、定职责的“三定”监督与管理，提高监管率。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除了上述政策的制定之外，还应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政治学习制度，开展基层评议机关活动，开展“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主题性教育活动。党政领导人还应该深入城中村，深入内街巷进行督导，鼓励居民争当环境卫士。开展道德教育，提高城中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另外，还应该加强宣传工作，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这样以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向居民开展环境卫生的保护性教育，使每个居民投入到绿化城中村的行动中，比如种树、种草等等。
总结：城中村建设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于城中村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当地的企业、居民都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做好环境卫生的保护与治理工作，只有这样，城中村才能更好的做到可持续发展，达到人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怀周. 西安城中村小学生口腔卫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J].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5).
[2] 李琳. 广州天河区城中村流动人口生存质量与卫生服务研究[D]. 广州中医药大学, .
[3] 王冬，高杨，陈立明. 广州市某区“城中村”内原住村民与外来人口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调查[J]. 现代预防医学, (4): 662-663.
[4] 高杨，王冬，林斌，等. 广州市白云区“城中村”人群健康及卫生服务现况调查[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4): 252-253.
篇5：人文关怀视角下宜昌市社区休闲策划论文
人文关怀视角下宜昌市社区休闲策划论文
[摘要]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有效引导组织社区休闲对于满足居民日益高涨的休闲需求，拉进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提升社区居民素养，推动社区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目前存在的一些制约因素，对宜昌市社区休闲提出一些框架性的策划建议。社区应重视社区休闲需求识别、休闲教育培训、休闲行为引导、休闲活动策划组织。
[关键词]人文关怀 宜昌市 社区休闲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内，相互关联、交往的人群形成的具有共同生活特征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社会单元。社区休闲是在社区生活中产生需求并得到满足的休闲活动，
是塑造社区个性、形成社区文化、彰显社区品质的主要动力。社区休闲供给是公共休闲服务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宜昌市共有社区168个，其中西陵区现有社区69个，伍家岗区现有社区51个，夷陵区现有社区9个，高新区现有社区13个，点军区现有社区7个，V亭区现有社区19个。宜昌市目前社区休闲主要是在节假日举行一些节庆活动，针对青少年组织一些竞赛活动、暑期班活动、安全教育培训、志愿者活动。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有效引导组织社区休闲对于满足居民日益高涨的休闲需求，拉进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提升社区居民素养，推动社区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但因目前社区本身需要管理、协调、服务的事务非常多，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既无行政编制也无事业编制，流动性较大，目前的社区休闲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查，结合目前存在的一些制约因素，现对宜昌市社区休闲提出一些框架性的策划建议。
一、社区要设立负责休闲的专业机构
“社区休闲服务中心”。社区休闲服务中心的工作由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来承担。该中心主要负责社区休闲需求识别、休闲教育培训、休闲行为引导、休闲活动策划组织。
二、休闲需求识别
社区休闲服务中心经常查阅国内外知名社区举办的休闲活动和项目，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休闲需求调查，以便尽快识别休闲趋势、休闲需求，并结合自身的情况有选择地采纳，为后期活动开展打下基础。
三、休闲教育培训
社区可以根据各个年龄段休闲需求的差异，分年龄段请志愿者进行休闲安全教育培训、闲暇时间科学安排培训、各类休闲技能培训等。这些培训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休闲安全教育培训、闲暇时间科学安排培训均可采用图片展的方式进行；如舞蹈培训可以请社区内舞蹈队成员进行舞蹈示范培训。
四、休闲行为引导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社区有时举行休闲活动，但社区居民特别是大社区或者新社区居民参与热情并不高。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在于居民认为彼此不熟悉，不愿参与；其二在于居民缺乏相应休闲技能。可见社区要想策划的休闲活动有人捧场，形成良性循环，需要进行有效的休闲引导。如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要利用晚饭后散步休息时间多做“破冰”工作，让社区特别是同一小区里的居民彼此熟悉；大力宣传健康易行的休闲活动，提供免费的培训渠道，只有感兴趣的人多了，学会的人多了，比如舞蹈、下棋、陀螺、羽毛球等，才有利于招募志愿者，成立各种小分队，产生一批休闲活动示范者，为后期开展各种休闲活动打下基础。
五、休闲活动策划组织
在前面几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社区休闲服务中心可策划社区休闲活动。社区休闲活动要本着社区居民感兴趣、操作简单、参与简单、时间短的原则。充分发挥社区内单位、社区志愿者的作用。可以举行社区露天舞会、社区居民自带水果饼干零食的露天冷餐会、社区7―12岁孩子陀螺比赛、社区18―35岁青年羽毛球比赛、社区象棋擂台赛、社区居民互换书籍阅读会、社区生活小窍门竞答比赛、社区美食品鉴会，等等。相信回归生活本身，尊重居民需求、价值的休闲活动定能吸引很多居民的积极参与。
【参考文献】
[1]宋静.城市社区休闲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发展[D].浙江大学，.
[2]李光梓.城市社区休闲刍议[J].学理论，（16）.
篇6：风险治理视角下的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研究论文
风险治理视角下的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研究论文
摘要：基于风险治理的内部控制正在发展为一种潮流。首先先容了内部控制概念的新发展――基于风险治理下的内部控制，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治理的现状，并进一步提出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加强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的对策。
关键词：内部控制；风险治理；民营企业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经济纠纷、财务舞弊案件不断地发生，如何能够捉住机遇，规避风险，保障企业目标的实现，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的重视。也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美国政府为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颁布了萨班斯法案，我国政府各相关主管部分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都表明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风险治理体系，正在成为当代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前实际运行情况看，很多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有很多缺位的地方。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治理与至公司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因此，民营企业应该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加强风险治理，及时防范企业运营中的各类风险隐患，以实现企业目标，进步我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发展国民经济。
1 企业风险治理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所谓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了保证各项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欺诈和舞弊行为，实现经营治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措施和程序。COSO发布了《企业风险治理――整合框架》(ERM)，拓展了内部控制，更有力、更广泛地关注于企业风险治理这一更加宽泛的领域。它将内部控制框架纳人其中，公司不仅可以借助这个企业风险治理框架来满足他们内部控制的需要，还可以借此转向一个更加全面的风险治理过程。
在企业风险治理整合框架中，风险治理的.定义是：企业风险治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主体的董事会、治理当局和其他职员实施，应用于战略制订并贯串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伏事项、治理风险以使其在该主体的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公道保证。
风险治理的内涵是：风险治理是一个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控制、效果评价等，能够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实现结果的一种方式；它是由不同部分不同层次职员共同参与的过程，是一个渗透在风险治理组织日常活动中的过程，因此，风险治理过程应用于单位内部每个层次和部分，治理者不能仅仅从某项业务、某个部分的角度往考虑风险，必须根据风险组合的观点。从贯串整个运行过程的角度看风险。
2 我国民营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治理现状
我国民营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两大部分。据统计，截止，我国民营企业已超过380万家，他们创造了59.6％的国内生产总值，上缴利税及出口供货额分别占全国的48.2％和66.3％，提供了78％以上的城镇就业机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市场繁荣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基础}它的经营发展状况，经济效益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探讨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题目，就是要研究、分析、解决效益和发展中的层层障碍。
2.1 企业治理职员对内部控制和风险治理的熟悉和理解存在偏差
一般企业都建立了内部规章制度，有的企业治理者以为内部控制就是各项工作制度和业务规章的汇总，建立了企业规章制度就即是做好了内部控制。显然有些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缺少科学的指导，而且在各项规章制度实施中存在种种题目。一些治理职员风险治理观念淡薄、重经营轻治理。有的甚至以为风险治理仅仅足公司高层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内部控制制度及风险治理机制，应进步企业治理者对这方面的熟悉。
2.2 企业治理不规范，内部控制难以发挥作用，风险治理缺位
有些企业缺乏明确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在治理上存在着很多漏洞；一些企业机构设置不断变化，对分支机构的治理授权不清，责任不明；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形同虚设；内部审计部分和监事会的内部核查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多企业的会计治理十分薄弱，无法提供具体真实的会计信息；缺乏有效的资源调配和资金本钱核算机制，各部分治理责任划分不明确。没有建立相应的风险治理机制，一旦发生风险，发生损失，则各部分或职员之间相互推诿，责任难以查明。
3 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治理机制
风险控制，是进步企业内部控制效率和效果的关键。当今社会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化，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经营风险不断进步，其内部控制的执行也深受影响。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不可能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及企业内外部各种风险因素，而须从环境及其风险的分析人手。
我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决定、销售策略、财务决策等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和盲目性。没有建立起规范的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机制。这给企业经营和发展带来很大的风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我国各个行业，特别是生物医药、地产、电子科技等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不断涌现出很多出色的民营企业名嗓一时，然而经过几年之后又销声匿迹，不是破产就是被收购，这些企业都是缺乏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控制机制。若巨人团体考虑到生物工程可能会遭受的风险，就不会将巨人大厦的资金来源孤注一掷于生物工程：若考虑了财务风险，“标王”秦池就不会将自己的身家都投人广告活动。大企业尚且如此，民营企业更经不起这样的投资风险。
国外对风险评估早已非常重视。战略治理中常用的“SWOT”分析法，就是风险分析的一种。企业应该对内分析自身的上风与劣势，优点与短处，对外分析外界的机会和威胁，考虑自己的生存机遇。不仅企业在战略目标的制定过程中要进行“SWOT”分析，而且在企业日常的内部控制过程中也应该时时这样做，才能将内部控制目标达不成的风险降至最低。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一般须经历风险辨别、分析、治理、控制等过程。特别要留意的是，当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风险最轻易发生，因此企业应加强对环境改变时的事务治理。一个企业的风险防范和治理的内控体系应该由三部分构成，即风险测评系统、风险控制系统和风险监管系统。
3.1 风险测评系统
(1)岗位或环节风险测评。岗位或环节风险测评是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治理中，每一项业务或每一个工作流程中可能产生风险的可能性的猜测。
(2)企业整体风险测评。资产是企业运行的载体。企业的整体风险终极可能通过资产体现出来，因此，对企业整体风险的测评，主要是对资产风险进行测评。资产风险测评的主要指标有；安全性指标；活动性指标；赢利性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等。通过对以上指标的分析，确定企业风险的发生概率，进而采取相应的防范应对措施。
3.2 风险控制系统 (1)经营业务风险控制系统。在企业内部形成以专家评审委员会为核心的业务治理体制。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企业经营业务的操纵流程；负责项目立项、策划、创新业务的咨询和评审：负责拟上报项目材料的评审。规范运作、严格自律、进步经营水平。
(2)决策风险控制系统。完善一级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授权分责制度，加强决策的集中性、同一性和权威性；实行与个人责任密切联系的集体决策制度。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建立高级治理职员岗位定期轮换和重点岗位定期轮换的制度，保持决策体系的新鲜和活力。
(3)财务风险控制体系。实行同一的财务制度控制，同一核算准则和核算口径，防止“账外账”的存在；实行严格的权责发生制度，对会计账务处理，要实行明确的授权、收支审批制度；实行账务核对的安全控制。
3.3 风险监控系统
一个企业的风险监控系统应由循序递进的四道防线构成。第一道防线为一线岗位监视治理防线。由各项业务工作职员自查自纠。第二道防线为专业监视治理防线。第三道防线是事后监视治理防线。第四道防线是稽核系统的监管防线。
民营企业要完善企业风险防范与治理的措施。首先企业应设立独立的风险治理部分。风险治理部分的业务活动主要有：制定风险治理政策、分析风险治理限额、评估新产品的风险、提供风险教育、与治理机构交涉等。具体来说，风险治理部分的负责人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风险治理部分应对公司所涉及的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活动性风险、运作风险和法律风险认真分析、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风险治理部分要确定每一项业务的风险控制标准，这种标准要能够反映该项业务的风险程度-并以此确定治理者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风险治理部分应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重新计算、调整各业务盈亏情况，并与会计记录核对。具体而言，企业应做到：
(1)要强化风险意识。企业内所有岗位特别是直接业务岗位，随时都可能发生风险。应经常开展风险教育，让风险因索和风险环节深进人心，消除风险盲点。
(2)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制度建设要覆盖所有风险因素和风险环节，消除制度盲区。
(3)强化决策的科学性，进步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4)适时调整资产结构，加强资产活动性治理。降低交易用度，加强本钱控制。加快公司自身积累，增强公司实力，逐步形成规模效益。
(5)加强研究，采取措施，对风险因素和风险环节要加强研究，利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对风险加以化解和防范。
总之，把握全面风险治理的知识与技能，建立完善的民营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是当代民营企业成功必备的。民营企业若有健全的风险治理体制就可以帮助治理者将风险控制在既定的可接受的程度内，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避免出现著名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怪现象。为此，在变幻摸测的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应该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加强风险治理，及时防范企业运营中的各类风险隐患，以实现企业目标，进步我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发展国民经济。
篇7：浅谈环境伦理学视角下的社区环境建设
浅谈环境伦理学视角下的社区环境建设
本文通过阐述当前我国社区环境建设的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试图应用环境伦理学的.有关知识,从价值观、发展观、消费观等各个角度出发寻找到改善社区卫生环境的途径和方法,以期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实现社区发展和环境发展的和谐统一.
作 者：熊欢 欧阳雪梅 作者单位：政法学院04级公共管理班 刊 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英文刊名：CHINA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年，卷(期)： “”(12) 分类号：X3 关键词：环境伦理 社区 环境卫生篇8：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摘要：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作 者：梁海峰 周建标 LIANG Hai-feng ZHOU Jian-biao 作者单位：梁海峰,LIANG Hai-feng(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周建标,ZHOU Jian-biao(江西省上饶市第一中学,江西,上饶,334000)
期 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09(2) 分类号：X22 关键词：环境 环境政治 全球治理篇9：社会学视野下毕摩社会资本简述论文
社会学视野下毕摩社会资本简述论文
一、彝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构建
在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家支”仍旧是彝族社会的关系模式，是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团体。在整个彝族传统社会中，据记载有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五个等级之分，兹莫作为政治地位最高的统治者，曲诺是奴隶主阶级，曲诺相当于保护名，不具有奴隶的性质，却与奴隶主存在依附关系，阿加、呷西则是奴隶阶级。在一个社会阶层划分明确，社会角色及社会规范清晰的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一句彝族谚语“德古知识上百，兹莫知识上千，毕摩知识无数计；土司到来毕摩不起身，毕摩起身土司反常态”就可窥探出毕摩的特殊社会地位。在《原始的宗教》中，列维斯特劳斯引用原住民思想家透辟的观察说“一切神圣的事物必须有他们的地方”，这个观察主张地点的位置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个别的每一个场合的严格而又正确的地点，只有在此处才能体现出他们的特点，具有“神圣”的效应。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小社会，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相对独立的特殊社会关系，在特定的社会类型中形成了独立性“场域”，毕摩特有的祭祀仪式成为“符号”，成为交互“工具”存在于彝族社会关系结构网络中，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在体，在自身这一主体范围及神职职能所能触及的社会关系网内，构建着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毕摩的特殊社会属性揭示着其拥有：与神鬼祖先，与神职仪式主人，毕摩与毕摩之间的三重社会关系。［3］
二、“毕摩”资本与彝族社会建构
（一）毕摩的社会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并从实践领域出发认为“每一种资本都有自己的符号形式亦为‘象征资本’”。［4］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1996）认为社会资本体现于社会里的凝聚力，表现为信任，他认为社会资本处于核心地位的信任，起源于宗教、传统伦理等现象，这种公共的信心既可以不断积累又可以投资于未来。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社会或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哈皮特和戈沙尔将社会资本划分为：①结构维度，又称为结构性嵌入，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一面，分析重点在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特点，即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的强度、网络的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等。②关系维度，称为关系性嵌入，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和可信任、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即与社会联系的行动者有关，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③认知维度，是指提供不同主题间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的三重属性。而社会资本建构了社会结构，为个体行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资本的不断再生。［5］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的精神信仰，在严格信奉“毕摩神”同时也遵循着一套完善的祭祀仪式，在作“毕”社会活动中，这种极具人性的信仰行为，使这些具有精神意义的宗教信仰在一个严格而又正确的活动地点实现了时空性的神圣转化，并在这个社会场域内实现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毕摩作为彝族社会结构中的特殊阶层，以其特有的社会交互行为，成为彝族社会结构中实体性存在，通过毕摩信仰的神圣时间和空间，实现了作“毕”主体与祖灵信仰的互动，以毕摩为中心，彝族社会为边缘界限的时空社会中被建构起来，在这其中被彝族社会群体性认知且认同的信仰，是具有特定语言、符号及习惯的神圣仪式，作“毕”主体可按照需求进行祭祀仪式，呈现出一种理性化选择的模式，至此实现了毕摩社会行为的表现与实践的社会关系的整合。
（二）毕摩在彝族社会结构关系中的“嵌入”
“嵌入”概念源于卡尔波兰尼的《The GreatTransformation》。“嵌入”原本指一个系统有机结合进另一个系统之中或者一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之中的客观现象。卡尔波兰尼提出“经济的社会嵌入”强调经济活动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的《弱关系的力量》、1974年的《谋职》以及1976年的《网络抽样：初步准备工作》中强调：人必定存在非经济理性的行为动机。人的地位、权力和社会性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网络，所有的行动都只有被放大到社会背景下方能实现。强调经济的交易行为是被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影响交易的方式和结果，是以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为核心的理论。毕摩作为一个独立化的社会阶层，在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是具有清晰、明确社会界定的，其成员的资格和身份要经过神灵、社会、毕摩三方认可，不存在选择与被选择，是由历史、由具有毕摩“血统”且具有独有社会规则所共同决定。据记载，在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毕摩沿袭仍旧持续着“家支传承”的社会结构，分为“毕摩、毕兹、毕惹”三等级，毕摩不论是学毕、行毕、游毕、分毕都承袭着一套严格的组织系统，毕摩世家按照代代相传、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在一个家族一个支系内部实行封闭式传承，由于彝族社会长期以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存在官方文书管理机构，其文献都靠毕摩自行整理保存。毕摩的传承形成了以家传世袭、旁系传承和自行作毕为辅的多层次结构，是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综合体现，在沿袭着以血缘为传承强关系的同时，毕摩游走于传统彝族社会的贵族、奴隶主、奴隶阶层时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纽带，其间所形成的弱关系成为自身获取社会资本的条件，也充当跨越社会结构与阶层界限去获取信息的桥梁，毕摩内的不同阶层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内流动，传递着信息，也创建和整合着整个彝族传统社会结构的流动。1．结构性嵌入毕摩作为彝族文化“智慧”的代表，文化精髓的传承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并没有形成多样化、统一化的传播模式，仅依靠其丰富的社会感知，运用宗教文字、独特的祭祀仪式和宗教教义编织完善传承体系。通过依靠规则、仪式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是相对客观且可见的社会事实，以外在化的祭祀活动、行为交互到内在化的精神领域的承托与记载，都是毕摩与彝族社会群体共同意识下行为表现的社会整合。2．认知性嵌入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无论是否将利益作为其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当其社会行为以物物或货币交互关系呈现出社会活动时，社会资本的流动便伴随着社会关系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进程，毕摩的宗教活动实现了毕摩祭祀社会行为职业化的转换，毕摩执行着沟通神、鬼、祖灵的职责，主祭祀群体获取的则是生活、未来的寻觅和对现实生活不安、顾虑的心理慰藉。至此毕摩与作‘毕’主体实质是依据各自不同的行为目的，实现了社会资本的交换，只是体现成为了表征性资本和实体性资本两种形式而已。在毕摩作“毕”与主祭祀人选择祭祀方式的过程中，毕摩以自身的社会资本与主祭祀人之间构建了彝族社会关系网络，毕摩与彝族群体达成的互惠认同———“社会信任”，能够更为全面的诠释这一社会现象。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网络机制的核心就是“信任”，即指出“经济领域内发生的交换行为的基础是双方建立一定的程度相互信任”，在作“毕”的资本互换的过程中，“信任”直接描述了毕摩与祭祀群体间的社会关系，主祭祀群体期待毕摩作“毕”带来的祛祸纳福，逢凶化吉的效应同时，毕摩获取的经济回报成为可认同性的关系性嵌入的表现，这种可认知性的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在共同的规范即社会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中反映出的。3．信仰的嵌入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一套与神圣事物相关的有关信仰和仪式活动，宗教被誉为“精神经济”，本身包含着“仪式、情感、信念和理性化”四个外在因素，而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神职人员，建构了人人之外的人神社会关系。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资本，在基于血缘之上的强关系促进了整个彝族社会的认同，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宗教信仰的取向或推力，体现的是信仰下强弱社会关系的整合，也是整个社会结构人际和情感的依附现象。毕摩良好的`职业形象和声誉，离不开其严格恪守的传承制度，更因为其代表着一种社会“平等”的理念，即使在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有高低社会等级、贫富之别，毕摩作为德高望重的阶层在祭祀时必须平等待人。至此作为嵌入于彝族社会传统结构中的特殊化社会事实———毕摩，因信仰扩大了其社会资本的来源，也规范着宗教行为的发生与发展。
三、嵌入性理论视野下的毕摩社会关系
在彝族传统社会中毕摩的社会行为实质体现着一种“动态”关系互动模式，毕摩离开了其特定的地缘环境和神圣时间，也无法传承出特殊化的社会行为。布迪厄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强调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受到阶级、地位的决定性影响，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味。布迪厄强调的“信仰区隔”，不同的信仰其实也能够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使一个人具有自己所选择的信仰和信仰方式，但是信仰也只能够通过其手中的权力表达与实践。实际上毕摩所依附的生存环境就是其不断嵌入、不断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毕摩通过一种认同与皈依，通过其拥有的文化资本，不断在社会结构中进行建构和定位。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指出：“一种社会定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这一身份成为某种类别并伴随着规范约束，也蕴含着特定的职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构成了与此社会位置相关联的角色规定。”毕摩这一极具宗教色彩的社会行为，在跨越现实与世俗后，以神圣的姿态成为彝族群体中实质的“关系存在”，它应该是理性化的进程，同时嵌入于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之中，而毕摩个体社会关系的丰厚，所能获取的神伦关系、神圣资源也会变化，毕摩的生活方式、阶级地位和经济模式等社会资本都在不断嵌入中伴随着毕摩社会属性的确立而深化，人人与人神的互动与契合，更强调出毕摩社会行为的特殊化互动模式，如果将彝族社会结构作为背景，毕摩在其“关系”内便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与界定，也促成了其“关系与资本”的实现与发展。至此，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去考察极具宗教色彩的毕摩社会行为，不仅反映的是彝族传统社会的结构、文化、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更应该探寻一种根源于彝族社会结构中的精神文化的影响，这对理解现代化的彝族社会结构是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
篇10：情境教学视角下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情境教学视角下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一、教学优势分析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很多初中生来讲，学习历史是一件十分枯燥的事情，学习兴致不是很高。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引入情境教学法有利于将课堂教学变得生动化，学生在这样的情境中就能够提起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提起学习兴趣，才能有良好的学习效果，而情境教学法的作用正是如此。
2、强化知识理解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完成的教学目标就是，通过课堂的历史知识讲解，能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概念和历史知识。而历史知识很多又是十分枯燥的，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情境教学法，将学生带入一种情境之中，既有利于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也有利于教师完成教学目标。3。利于学生主动性学习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授学生历史知识，最重要的是能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因此，将情境教学法引入历史课堂，改变了传统历史教学中严肃的课堂氛围，以一种幽默化的语言方式展开教学，既能够有效活跃课堂气氛，还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更能够培养学生对历史的主动性学习。
二、具体教学实践
1、构建和谐课堂
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想充分发挥情境教学法的众多教学优势，就必须首先构建和谐的历史学习课堂，为学生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能够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环境。在这样的一种课堂环境下，教师才能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也能保证学生对历史学习有足够的动力，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历史成绩。因此，在情境教学法的实践中，构建和谐课堂是十分关键的。为做到这一点，教师在课堂中应该注重培养与学生的良好关系，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与学生一起探讨历史的学习。在历史课堂上，教师应该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之于学生的作用只是从旁引导。这样，情境教学法，让学生广泛的参与历史知识的学习与讨论，更能够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历史的乐趣，也能为历史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强化学习兴趣
在初中历史课堂中，要想利用情境教学法提高教学效率，就必须深入挖掘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好奇是人的天性，更是学生的天性。学生在历史的学习中，势必会对一些知识或是一些历史事件升起好奇之心，在好奇心的指引之下更深一步的学习历史。因此，教师引入情境教学法进行历史教学时，应该充分挖掘学生学习历史的好奇心，激发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强烈求知欲望，这样才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也有助于课堂教学效率的提升。在具体实施上，教师可以通过一些多媒体手段以一种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历史事件，让学生在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中体会历史的魅力所在。此外，对于一些历史事件，教师可以搜集相关的短篇视频，在课堂上向学生播放，让学生对历史有更加深入的感受，才有利于挖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创设现实情境
情境教学法在历史教学课堂中的运用不仅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要培养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为此，教师在情境教学实践中，有必要实现现实情境的创设。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会更加关心那些与自己有着紧密联系的事物。这种结论运用到历史教学中也是如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创设现实情境，通过历史知识与学生现实情况的紧密结合，能让学生对历史的学习产生亲密的感受，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牢固的掌握历史知识。例如，教师每当完成一个阶段的教学目标，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历史纪念馆等具有浓厚历史氛围的地方，让学生产生对历史的更多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结语
本文以情境教学法为基础，首先概括了其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各种优势，然后就教师如何进一步深化情境教学法的实践出发，从构建和谐课堂、强化学习兴趣、创设现实情境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为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提供有效教学参考。在初中的各大学科中，历史学科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历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厚重感，所以，在教学中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也有一定难度，这也表示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点是不一致的。因此，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历史成绩，提升历史的教学效率，教师有必要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深入研究情境教学法实践，以期能够更大程度的提高历史教学水平。
作者：段勇单位：江苏省金湖县枫叶国际学校
篇11：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
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
对意义的认识论展开研究是翻译学意义理论范畴最基本的任务。意义的认识论可泛指对意义的认识规律进行发掘研究，也可聚焦于某个实际点，譬如对意义的把握或“意义获得”翻译学意义理论的认识论，这种属于从“自实际出发”到“见实际成果”的理论描写，该理论描写包括意义的基本特征、意义的存在形态以及意义真值的逻辑分析等三个方面。
一、意义的实体性
意义的实体性就是所谓“言之有物”。言之无物，当然是nonsense，这是按常理而言。哲学上的“实体”是一个概念分类的最高范畴。实体可指物质的、非物质的，也可指有感觉的或无感觉的。这些实体一旦进入人类的认识世界，就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和逻辑学家波菲利所构建的一个树形图，哲学界称之为“波菲利树形图”。
根据波菲利的观点，一切概念皆实体，它可以是实的(Branch A)，也可以是虚的(Branch B)。“实的实体”指时空客体，因为它们的存在占有时、空，相当于波菲利的“物质实体”，虚的实体可以叫做抽象实体。抽象实体包括人的抽象概念、理论或科学概念等非物质概念，即柏拉图所谓的“观念或形式的现实本体论”。这一术语又被某些当代西方哲学家作“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讲，他们认为在虚的实体中除了一大批表示性质(如redness)和数量(如“一、二、三”)的形容词、量词和副词可以统称为“质量实体”外，还应包括“理论实体”和文艺作品中的“虚拟实体”。“理论实体”虽然可能还是科学假说，但只要科学理论反映客观世界的实在或现象(如H5N1病毒)，那么理论实体就一定有其指称和意义。“虚拟实体”则是艺术家根据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虚构想象出的某种实体(如“凤凰”、“丘比特”等)，这些概念显然也是具有意义的。
除了有实在的时空实体、可以表示性质和状态的质量实体(常常是可感知的，所以应该归属于“实的实体”)以及理论实体、虚拟实体以外，人的概念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专门用以表示关系的概念，可称为关系实体，包括一切发挥结构功能因而具有功能意义的结构的词(在汉语中称为虚词)和语句的结构机制。因此我们可以构拟一个翻译学意义实体的树形图。
实际上，在意义实体的树形图上与在波菲利的树形图上一样，有些项目很难在两枝之间划出一个绝对的次范畴。奎因也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他看到了这一点，才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柏拉图的实在论立场，提出“对本体论的承诺”的前提，也是明智的抉择。他将“类”(class)的概念引入实体(实在论)领域，从而厘清描述性抽象实体的意义。
二、意义的疏略性
意义这个网络系统具有疏略性，它并不具备细致入微的描写能力，这点可体现在语言的每个层级和每项意义单位。究其原因，首先，尽管人的思维是“非线性的”，但语言这个意义的承载体只能是线性的，也正因如此，语言并不具备与思维比肩的多维描写能力。
其次，就语言意义的疏略性而言，还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语词的有限性以及每个词外延意义的简约型。具体来讲，词汇系统虽具有开放性，但也无法避免某个特定历时和共时位置下词义义项的有限性。人类现在依然无力去用语言描写语言以外世界各种“存在”的特征(如质地、形状和色彩等)。此外，意义的简约性也是其疏略性的必然产物。从负面视角来看，这种简约性备受指责，早已有之，因此才使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用了数百字，以极尽精微之能事来解释一个小词“net”(网)。现代的辞典编纂者也是尽其所能，比如，《简明牛津词典》对“狼”这个词作如下解释：
Wolf：Erect-eared straight-tailed harsh-furredtawny-grey wild gregarious carnivorous quadruped allied to dog preying on sheep etc.or combining in packs to hunt larger animals.(Concise Ox ford Dictionary)
“Wild”(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一个概括词，即便前面加上四组复合限制定语(“竖耳”、“直尾”、“粗毛”、“褐黄”)，语义仍然简约疏略。可见，自然语言虽粗糙朴实，但却植根深厚;虽含混简约，却也丰富多彩。正因为这样，不少西方有见地的语言哲学家指出了对译学的意义理论来说意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不确定性”。
三、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确定性”这个概念而言的，因此，作为意义特征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倡导这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先驱便是皮尔士和奎因。从翻译学视角来看，意义确定意味着可译，不确定则意味着可译性的限度。
符号逻辑学家皮尔士早于19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指号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为两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公理”并予以阐发：前者受“因果律”(the law of causality)支配，后者受“偶然律”(the law of accidental cause)支配。而另外一名倡导意义不确定性的则是现代哲学家奎因。他认为，意义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翻译的不确定性正是源于不同语言对刺激反应在意义和指称的差异。奎因还提出，翻译中要对不确定性原则予以足够重视，这是因为译者通常会认为每个句子表达的意义并无关联，并习惯于将语言结构拆分开来进行翻译，此时对不确定性加以确定尤为重要。
四、意义的游移性
意义的疏略性和不确定性使其也产生了游移(fluidity)的效果，这使得语言意义具有无限能动性。所谓意义的游移性，主要体现在人类可以借由使用赋予词语意义，也就是维根斯坦所说的：
The meaning of a phrase for us ischaracterized by theusewemakeofit.Themeaningisnota mentalaccompanimenttotheexpression.Thereforethephrase“IthinkImeansomethingbyit，”or“I amsureImeansomethingbyit，”whichwehearsoofteninphilosophicaldiscussiontojustifytheuse ofanexpressionisforusnojustificationatall.Weask：“Whatdoyoumean?”i.e.，“Howdoyouuse thisexpression?”
因此，人是语言的主宰者，而非受到语言主宰。英语中早就有“词本无义，义随人生”(Wordshavenomeaning;mangivesmeaningforthem)之说，这非常符合语言的现实。凯撒只用了六个词“Icame，Isaw，Iconquered”来概括其毕生征伐的成就，这六个词的意义可以使人一怔：有人可能会咒骂，也有人可能对其雄心佩服得五体投地。莎士比亚那六个小小的结构词(虚词)“Tobeornottobe”更是拨动了五百年人心，使读者永远不会淡忘那个王子的幽愤。
汉语语义也是如此，意义的疏略性赋予我们更多游移地寓意寄情的机会。如“方寸之地”是指心，“方寸已乱”则指心乱(语出《列子·仲尼》)。不过由于语言符号犹如空框，它可以“尽如人意”地容载它可能容载的“意”，后人也可以撇去列子的比喻而用其实“意”。总之是“方寸地”何止方寸!可以说，意义如果没有疏略不实的特性，人类就不会有诗歌，不会有文学——当然也就不会有翻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现在已经有了六种译式，连武松打虎也有了三种“打法”。
在西方，除了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以外，当代欧洲还有很多知名的哲学家及文论家如利科(Paul Ricoeu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萨特(Jean-Paul Sartre)都极力支持意义的不确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连现代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家都在论证言语交流中语义的游移性问题。
五、意义与思维的伴随性
上述意义的疏略性、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就其深层原因，皆因伴随思维和观念而产生。思维(thinking)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观念(idea;thought)则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伴随”(attending)的意思是意义以其物质外壳(即词语)致力于观念的形成(shaping)。据洛克所言，承载意义的词语通常为一些不够完美(imperfectly)或漫不经心(carelessly)的意指观念，因而出现晦涩难懂或含混杂乱也是在所难免的。
六、意义的逻辑性
我们通常强调语言的逻辑性，其本质实乃意义的逻辑性。皮尔士认为意义逻辑性最需强调是思维的清晰度，他认为概念的内容即使再丰富，倘若逻辑混乱，便是一团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浆”。
符合逻辑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词语意义及搭配符合语法规范及社会语用规范;二是行文的叙述扩展条理和层次分明，二者缺一不可。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将翻译学意义观中的“意义”表述如下：意义是意指(signifying)过程的产物或结果，意指过程是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对指称(包括物质指称、关系指称和抽象指称)的观念化;因此，意义可以定义为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的指称。因此，意义高于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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