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新生抑郁情绪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研究论文（精选5篇）由网友“伊莎贝拉阿佳妮”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整理了高职新生抑郁情绪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研究论文，希望你喜欢，也可以帮助到您，欢迎分享！
篇1：高职新生抑郁情绪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研究论文
高职新生抑郁情绪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目的研究目前高职院校新生抑郁情绪的状况及其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方法选取某高职院校自愿参加研究的一年级学生，以合格研究对象596人，其中，男生159人，女生440人为被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心理控制源量表（ANSIE）和个人评价问卷(PEI)。结果高职新生抑郁水平总的异常率为29.5%；抑郁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呈正相关，与自信水平呈负相关；不同自信水平分组和心理控制源分组的抑郁水平差异有显著性（P<0.05）；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结论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是影响个体的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其中，高外控、低自信更容易诱发抑郁情绪。
【关键词】高职院校新生抑郁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
抑郁是一种心境异常低落、不愉快的负性情绪状态，个体长期处于抑郁状态，会导致心理障碍的发生[1]，有资料表明，抑郁已成为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习的最重要的心理障碍之一[2]。高职新生是大学生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社会的不理解、学业不理想、就业压力大等诸多影响使得他们的情绪长期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其中，抑郁情绪已经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的普遍因素之一，然而目前关于高职新生抑郁状况的研究仍然较为少见。本研究就高职新生的抑郁情绪现状和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状况做出调查，旨在了解高职院校新生的抑郁情绪现状及其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进而为高职院校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一些的建议和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取某高职院校自愿参加研究的一年级学生，合格对象596人，其中，男生159人，女生440人。
1.2测试方法
1.2.1问卷调查：成人Nowicki-Strickland内―外控制量表(ANSIE)，主要反映个体的控制感倾向，得分越低，越倾向内控，得分越高，越倾向外控；自信水平问卷(PEI)，Shrauger(1990)编制，测验内容为自信程度。该量表由54个条目组成，包括6个维度目，从6个方面考察被试者的自信水平，采用1～4分的4评分，总分值越大表示自信程度越高；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WilliamW.K.Zung于1965年编制.为自评量表，20条目组成，按1-4级评分。评定抑郁程度用抑郁严重度指数，抑郁严重度指数＝各题目得分之和/80(最高分)，指数范围0.25-1.0。抑郁程度的划定：小于0.5分为无抑郁症状，0.5-0.59分为轻度抑郁，0.6-0.69分为中至重度抑郁，大于0.7分为重度抑郁。
1.2.2统计方法：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一般性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非参数检验、多元逐步回归统计分析。
2结果
2.1抑郁量表评估结果及分析
在参与调查的596名大学生中，抑郁水平为正常的学生占70.5%，抑郁水平总的异常率29.5%，重度抑郁的学生为2.5%。高职院校新生抑郁水平评分指数的均值为0.45±0.14，总体属于无抑郁和轻度抑郁状态。
2.2抑郁情绪与内外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的简相关分析
对抑郁评分指标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得分及自信水平的简单相关分析显示：抑郁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和自信水平均存在显著相关（P＜0.01），其中，抑郁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呈正相关，与自信水平呈负相关。
2.3不同自信水平、心理控制源分组对抑郁评分水平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对个体抑郁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分别根据被试心理控制源量表和个人评价问卷总分分布的两边各取27%的分组方法将被试分成心理控制源的外控组和内控组以及个人评价问卷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对不同分组的抑郁水平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心理控制源和自信水平均与抑郁关系密切。就心理控制源而言，外控组抑郁水平要高于内控组，差异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水平；而自信水平的高分组抑郁水平低于自信水平低分组，且差异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性。
2.4影响抑郁评分的多元逐步回归
以抑郁评分为因变量，内外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入选水准为0.15，剔除水准为0.20，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外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均进入回归方程，内外心理控制源对抑郁评分为正性影响，自信水平得分对抑郁评分为负性影响。
3讨论
3.1对抑郁量表评估结果的
抑郁是大学生活中较为普遍而又严重的心理问题之一，高职生比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有文献指出，抑郁已成为高职新生心理问题最为严重的方面[3]。在于千等人的报道中显示，高职新生抑郁检出率为32.9%。本次研究用SDS量表测评得，抑郁检出率为29.5%，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抑郁分别占19.8%、7.2%、2.5%，该结果与国内其他同类研究的检出率基本接近。
3.2抑郁情绪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控制源与抑郁评分指标显著正相关，内控组和外控组的抑郁在=0.01水平上差异有显著性，外控组的抑郁水平高于内控组的抑郁水平，且心理控制源能解释抑郁评分的11%的变异量，内外心理控制源对抑郁评分为负性影响，这说明了内外心理控制源与抑郁评分的关系密切。这可能是因为心理控制源外控者比内控者更倾向于认为事情的结局不由个人控制，在面对外界刺激时更易产生消极的'预期，因而处理问题时较为消极和被动[4]，从而难于应付紧张的生活环境、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应激性事件等[5]，更易产生无望和无助，进而引发抑郁情绪。
3.3抑郁情绪与自信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信水平与抑郁评分指标显著负相关，不同自信水平分组的抑郁水平差异有显著性，且自信能解释抑郁评分的10%的变异量，自信对抑郁评分为负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自信的人比低自信者更会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并更多地为实现该目标付出不懈的努力。此外，在完成指向目标的行为中，自信的高低还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反应[6]。高自信人，持续追求高目标常与积极的情绪反应相联系，而无自信及对目标的放弃则常导致沮丧、自责、自卑[6]、抑郁等消极情绪。
综上所述，高职新生的抑郁情绪受其心理控制源倾向和自信水平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也说明了心理控制源、自信会影响个体的抑郁情绪，对抑郁情绪具有较好的预测力，由此提示我们在高职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通过调整高职生的心理控制源，增强其自信水平，不仅可以改善或减少学生的抑郁情绪，而且对于高职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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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olkmanS.Personalcontrolandstressandcopingprocess-e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4，46:839-852.
[5]李东阳，朱红.心理控制源、负性自动思维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使用中西医杂志，，19(24)：2917.
[6]钟慧，李鸣.心理控制源与抑郁[J].心理科学，，27(1)：17l-174.
篇2：师范生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关系研究论文
师范生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关系研究论文
学业拖延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控制源对师范生的学业拖延有着较大影响，本文在对山西省两所师范院校学生的学业拖延和心理控制源进行研究基础上，提出如何更好地利用心理控制源减少学生的学业拖延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心理控制源作为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罗特在其社会学习理论中首先提出“心理控制源”这一词。
罗特将心理控制源定义为：个体对其知、情、意与行为结果之间关系的一种泛化性期待和普遍性预期，不同的个体在面临相同的情境时，对某一行为所导致的特定结果会有不同的期待和预期。
学业拖延是学生在学习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师范生中拖延现象普遍存在，拖延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对个体发展阻碍很大。因此如何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学业拖延问题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田芊、邓士昌等人在对心理控制源两类不同的拖延行为研究中发现：外控性维度对唤起性和回避性拖延有正性的直接影响，而内控性维度对唤起性拖延有负性的直接影响。
石轶对师范生的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研究发现，心理控制源对学业拖延具有直接的影响效应。
虽然如此，但也有些研究者发现控制源与学业拖延无关。目前国内外对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者认为学业拖延与心理控制源存在相关且显著;而有的研究者则发现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山西师范大学、忻州师范学院两所院校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580份，回收546份问卷，回收率为94.1%，将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后，筛选出无效问卷16份，剩余有效问卷530份。
2.研究工具
(1)师范生学业拖延问卷。西南大学赵婉黎编制的学业拖延问卷，共19项，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延迟行动、完成不佳与计划不足。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0.94，同质信度为0.95，重测信度为0.88，可用于调查研究。
(2)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采用莱文森1981年编制量表。共24道题，含三个分量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量表、机遇量表。每个分量表各含8个条目，评分“很不同意(-3)”至“很同意(3)”该量表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分半信度分别为0.62、0.66及0.64，重测信度为0.60～0.79。因此可以用于本研究。
3.统计分析
使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为了解心理控制源三个维度与师范生学业拖延总体及其三个维度的关系，采用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师范生心理控制源三个维度与学业拖延的总分及各维度之间相关系数较高且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内控性与学业拖延及其三个维度均呈负相关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越是内控性的人，其学业拖延程度越低，他们相信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者;而有势力他人维度和机遇维度与学业拖延各维度及总分间存在正相关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越是把行为结果归因于机遇、命运、奖励、权势等外在因素的人，学业拖延情况越严重。
三、讨论
本文通过对师范生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相关分析发现，师范生心理控制源的每个维度与学业拖延均显著相关，内控性维度与学业拖延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有势力他人和机遇维度与学业拖延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越是内控性的人，其学业拖延程度越低;而有势力他人维度和机遇维度与学业拖延各维度及总分间存在正相关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越是相信外在力量的人，其学业拖延情况越严重。其他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较大，这表明外控性的人常寄希望于他人和外在力量，在学业上也寄希望于他人，他们会认为通过抄袭别人的作业也能够得到同样的高分，便会放弃努力。
学业拖延得分较高的人更相信外部的因素诸如有势力他人、机遇对他们的生活、学习起决定作用，会导致他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会放弃努力，用拖延行为来缓解个人的焦虑，长此以往，便会恶性循环，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因此，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应鼓励学生树立良好的内控性，要相信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才是克服困难的关键。心理控制源与个体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相对于那些相信命运天定、依靠他人的人，内控倾向的个体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力和个性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校和个人应注重个人的内控性的发展，只有具有内控能力的人才能走向最终的成功。
四、建议
如何克服拖延毛病?首先学生必须从自身入手，学校、教师再起督促引导。这就要求个人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能治疗自己的拖延症的方法。笔者认为，要想治疗拖延症有以下方法可供高校生参考。
第一，把一个大目标分成几个小的目标，这样会增大个人获得成就感的频率;给那些小的目标也设定最后期限，也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第二，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关掉现代化的娱乐电子设备，比如手机、网络等，在安静的学习环境中而不是吵闹的茶餐厅学习。
第三，养成做好某件事情的好习惯，以避免做无用功。研究者发现，一个任务需要决定的次数越多，拖延情况就越严重。基于此，学生可以根据日历来制订学习计划，并遵照日历学习计划来安排工作进度并严格执行，让做事实现“自动化”。
五、研究不足
本研究使用问卷法初步探讨了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由于笔者研究能力有限和受时间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
第一，对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研究仅从性别、年级、学科等几个方面来进行，但并未对学业拖延的原因进行分析，仅仅就收集到的资料和生活经验对学生的学业拖延的可能性原因进行了阐述，而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学生的学业拖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问卷调查的被试者全部来自山西省的两所师范院校，且样本所含的专业也不全面，研究方法、样本较为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推广性，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
第三，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均为自我报告法(问卷调查)，由于自我报告法的局限，使被试者在受测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因而产生谎报的情况。因此，为了改正这个缺点，研究者可以在使用该方法的同时结合其他研究方法来进行。目前对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的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心理控制源与学生焦虑、未来职业规划研究上，今后应继续拓展这方面的研究。
篇3：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论文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论文
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指主体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态度和感受，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心理控制源是Rotter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个体归因倾向的理论，是指个体对自己控制生活环境的能力的知觉，研究者常用内控量表和外控量表来测量个体的心理控制源。心理控制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起一定的中介作用，DeNeve与Coope发现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曹科岩等发现心理控制源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效应显著。
人格特质是指在组成人格的因素中，能引发人们行为和主动引导人的行为，并使个人面对不同种类的刺激都能做出相同反映的心理结构。相对于人口学变量、情景变量，人格特质成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外倾性、神经质最为突出。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心理控制源和人格特质三者之间的关系，心理控制源和人格特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与预测作用，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现实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体随机取样法，选取潍坊医学院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进行问卷测量，发出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为358份(94.2%)。其中，独生子女188人(52.51%)，非独生子女170人(47.49%);城市210人(58.65%)，农村148人(41.34%);男生204人(56.9%)，女生154人(43.1%)。
1.2 方法
1.2.1 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Questionnaire) 该量表是坎贝尔根据被试目前能够体验到的幸福感程度所创建的量表[6]。幸福感指数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总体情感指数与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之间的一致性为0.55。总体情感指数与另一种幸福感测量得到的相关性为0.52。
1.2.2 内外控制量表 Rotter编制的自评式量表[6]，要求被试在15分钟内完成，一般用于大学生，也可用于其它人群。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70，重测信度为r=0.72。
1.2.3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EPQ-RSC) 是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的基础上由H J Eysenck等编制，由北京大学心理系“EPQ-RSC修订协作工作组”修订，共有48个项目，包含神经质(P)、外倾性(E)、精神质(N)、掩饰倾向(L)等4种人格因素。由4部分组成，分别由12个项目组成的。其中各项目与所属量表的相关系数均0.33～0.64之间，重测信度在0.67～0.88之间。大量研究表明该问卷有令人满意的信度和效度。
1.3 统计处理
用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
2 结 果
2.1 心理控制源、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从表1中可以看出，生活满意度与总体情感指数呈显著正相关，而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生活满意度与总体情感指数均与心理控制源的内控性呈显著正相关。总体情感指数与外向性这一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而掩饰性与主观幸福感指数的两个维度都存在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与总体情感指数存在相关关系。
2.2 心理控制源、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自变量则是心理控制源和人格特质的各个维度，然后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心理控制源、外向性和掩饰性能够预测总体情感指数17.1%的变异量;心理控制源、外向性和掩饰性能够预测生活满意度指数9.5%的变异量。这说明心理控制源、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
3 讨 论
3.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心理控制源的相关性
主观幸福感受到人格、文化、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人格因素能够有效而稳定地预测主观幸福感。看出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这一维度与总体情感指数存在负相关，外向性的人情感体验具有不稳定，情感易冲动，因而对总体情感指数的影响不够稳定。心理控制源内外倾向的不同会影响人的幸福感体验。过去的不少研究表明，内控性的人比外控性的人能体验更多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情感指数与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这一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而掩饰性与主观幸福感指数的两个维度都存在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与总体情感指数存在相关关系，神经质的个体则情绪不稳定，易怒，对所有的刺激容易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将会影响他们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国外的研究证明外向性、掩饰性和神经质与幸福感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与本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3.2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质、心理控制源之间的回归分析
心理控制源中的内控性、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和掩饰性能够预测总体情感指数17.1%的变异量;心理控制源的内控性、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和掩饰性能够预测生活满意度9.5%的变异量。
回归发现，内控性对总体幸福感指数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也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效应，这就导致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能力有着显著差异，表明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比较稳定的关系。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对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效应，掩饰性对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也存在负向预测。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是人格形成与巩固的关键期，不同的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复杂的变量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本身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相信通过改善自我的人格特质以及心理控制源的倾向性就能够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大学生主观幸福与人格特质和心理控制源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并且对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篇4：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应对方式抑郁情绪关系研究的论文
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应对方式抑郁情绪关系研究的论文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心理测量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对方方式、抑郁情绪的关系问题。结果表明:（1)男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男女不存在显著差异；（2)体育锻炼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3）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4）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体育锻炼；应对方式；抑郁情绪；中介作用
1前言
抑郁症是心理障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通常是由于个体不能正确应付生活应激事件，导致心理失衡造成，表现为情绪低落、沉默寡言、行动迟缓等症状，对身心健康会产生严重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在发病期间较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是指个体在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中，为了解决因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而带来的行为问题，或为了平衡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而带来的情绪问题，而采取的种种对付方法或策略活动。国内外关于应对的大量研究也证实，应对是影响身体康复和协调应激以及与应激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心理应激影响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身体锻炼与应激的关系。研究表明，身体锻炼可以使处于忧虑情景的个体变得放松，注意力得到转移或心境得以改善，身体锻炼为应对应激提供了一种情绪调节或生理对抗，身体锻炼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国内的多数研究结果也支持了适宜的体育锻炼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例如，骆积强对身体锻炼与高中生应对方式的调查、崔冬雪对体育锻炼与女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刘彬对体育锻炼与老年人应对方式的研究等。但是也有类似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刑建辉的研究发现，体育院系大学生在应对应激时更趋向于采用进攻的方式，这种缺乏区分应激源性质的应激应对是一种错误的应对策略。由此可见，上述研究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还是支持体育锻炼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尚未形成共识，二者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作用的路径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应激角度（心理生物过程）探讨体育锻炼与应对方式、抑郁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大学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云南省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五所大学的本科生1350人，回收有效问卷1223份，有效率为90.59%。其中，男生558人，女生665人。平均年龄在20.84±2.45岁。
2.2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问卷包括：⑴《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构成。其中积极应对分量表12个条目，消极应对分量表8个条目。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90，重测信度0.89。⑵体育锻炼等级量表。采用《体育锻炼等级量表》PARS-3，由武汉体育学院梁德清修订，该量表从身体锻炼强度、时间和频率三方面考察体育锻炼量。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⑶自评抑郁量表。该量表由WilliamW.K.Zung于1965年编制，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共有20个条目，按1—4级评分。抑郁指数=各条目累积分与80的比值。指数范围在0.25～1.0之间，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3结果与分析
3.1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体育锻炼量、应对方式、抑郁情绪的差异分析
通过对男女大学生的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结果表明，男女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男女大学生在锻炼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历史对两性角色定位的不同所产生的。从历史上看，男性比女性运动更多，尽管这种差异在近代已经明显缩小，但在锻炼行为模式上的性别差异仍旧存在。例如，加拿大男性（47%）比女性（41%）更喜欢运动。类似的，美国女性比女性保持惯于久坐的生活方式的人数高出1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男女的性格特点来看，男性比女性更喜爱参与各种高强度的锻炼或力量训练，而女性通常喜欢选择中小强度的锻炼项目。关于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问题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例如，叶金辉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特困生中男生和女性在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性别差异到达显著水平，男生的积极应对得分高于女性，女生的消极应对得分高于男生；郭玉江对84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存在性别差异；温岚[等人通过对广州地区在读大学生的调查表明，男女生在消极应对方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左茜颖等人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调查却发现，男女大学生在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抑郁的性别差异问题研究结果也模棱两可，大多数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女性抑郁情绪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少数研究认为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更易发生抑郁。而本研究却得出，男女在抑郁情绪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至于产生上述研究结果截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所致。
3.2体育锻炼量、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间的相关分析
对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抑郁情绪间关系进行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体育锻炼量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r=0.088（P＜0.05），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r=-0.142（P＜0.01）；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r=-0.400（P＜0.01），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r=0.279（P＜0.01）。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考察不同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的影响效果。根据体育锻炼等级量表将大学生体育锻炼量情况分为三组，即大锻炼量（分值≥43分）、中等锻炼量（分值在20～42分之间）和小锻炼量（分值≤19分），对不同组别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进行考察。分别以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为因变量，以不同组别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组别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对不同组别的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的差异状况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该研究结果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即进一步证实中等及以上的锻炼量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适宜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抑郁情绪，促进锻炼者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降低应激反应，提高锻炼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3.3积极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的假设是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变量作用。采用BaronandKenny提出的三步中介效应方法检验提出的假设模型。由于在前面的研究中积极应对与体育锻炼量相关显著，而消极应对与体育锻炼量之间相关不显著，因此只考察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步骤：首先，以体育锻炼量为自变量，积极应对为因变量，考察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其次，以积极应对为自变量，抑郁情绪为因变量，考察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最后，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考察在加入积极应对后，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体育锻炼量是积极应对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088（P＜0.05），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0.8%，说明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由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的方程2可知，积极应对是抑郁情绪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400（P＜0.001），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6%，说明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地预测作用。由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的方程3结果可以看出，体育锻炼量是抑郁情绪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152（P＜0.01），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3%；当同时考虑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时，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影响，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影响显著，但其β值减为-0.110（P＜0.05），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7.1%，解释量增加了14.8%并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中介作用。
3.4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分析
在相关分析中，消极应对和体育锻炼量的相关不显著，而与抑郁情绪有显著相关。所以采用多层回归分析考察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体育锻炼量和积极应对的作用后，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仍然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图1显示了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与抑郁情绪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结合前面的研究结果，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显著，该影响由于积极应对方式的加入而变小。这说明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影响既有直接作用，亦有间接作用，其间接作用是通过积极应对实现的。该研究结果说明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也进一步证实积极应对是体育锻炼影响抑郁情绪的机制之一。这提示我们，要更好地增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降低抑郁水平，既要强调体育锻炼量，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另外，本研究显示，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在抑郁情绪中起的不同作用。
4结论与建议
4.1男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4.2体育锻炼量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
4.3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
4.4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4.5体育锻炼可以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应对资源、应对策略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应对过程，降低抑郁反应，促进锻炼者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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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相关性研究论文
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相关性研究论文
【摘要】目的 探讨高中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情感平衡量表和内在餐庠谛睦砜刂圃戳勘矶260名高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控制源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10.13；不同性别高中生主观幸福感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高中生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差异（P＜0.01），高三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高二学生（t=2.042，P＜0.05）。心理控制源的平均得分为10.40，偏向内控；不同性别、年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无显著差异（P＞0.05）。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心理控制源呈显著负相关，内控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优于外控型个体。
【关键词】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幸福感指数量表；情感平衡量表；心理控制源量表
目前，学术界把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结合起来的研究很少。为探讨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以及高中生心理控制源的整体特点，心理控制源在主观幸福感不同维度上的差异性，作者以高中学生群体为对象进行了相关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选自荆州市某高中不同年级学生，共抽取被试学生260名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24份，被试平均年龄17 a。
1.2 方法 采用问卷式调查，集体发放调查问卷，统一指导语，由学生独立完成问卷测试并及时回收。
1.2.1 调查工具
（1）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Index of General Affect）。用于测查受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该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两部分。前者由8个项目组成，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情感的内涵；后者仅1项。总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平均分+生活满意度问卷得分（权重为1.1），其范围为2.1（最不幸福）～14.7（最幸福），总体情感指数与生活满意度的一致性为0.55［1］。
（2）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用于测查一般人群的心理满意程度，10个项目是描述过去几周感受的是非题，对正性情感项目回答“是”记1分，对负性情感项目回答“否”也记1分。情感平衡的计算方法是用正性情感分减负性情感分，再加系数5，得分范围为1～9。正性情感项目间相关系数在0.19～0.75，负性情感项目间相关系数在0.38～0.72。
（3）内在餐庠谛睦砜刂圃戳勘恚IEscale），该量表由洛特于1966年编制，包括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每题均包含1个内控性陈述和1个外控性陈述，要求被试必须从中选择一个，对外控性选择记分。量表得分范围为0（极端内控）～23（极端外控），得分越低越内控，越高越外控。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重测信度间隔1 mo为0.72，2 mo后为0.55。
1.2.2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2.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及相关分析。
2、结果
2.1 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状况 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10.13；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3个维度与幸福感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0.23、0.19，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不同性别被试学生主观幸福感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被试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差异（P＜0.01）；如，高二被试学生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为11.06±2.16，高三被试学生为9.79±1.91，高三被试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高二被试学生，差异有显著性（t=2.042，P＜0.05）。
2.2 高中生心理控制源状况 被试学生心理控制源得分为2～20分，平均为10.40分。把心理控制源得分由低到高排序，低于平均分的75名（35%）作为内控组，在平均数之上且分数高的75名（35%）作为外控组，其余为中间组，三组的心理控制源量表平均得分为6.40、14.55、10.16。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高中生的心理控制水平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2.3 被试学生不同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2.3.1 不同心理控制源学生主观幸福感比较 幸福感指数：内控组为10.87，中间组为9.84，外控组为9.65，内控组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外控组最低，三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2.3.2 三组不同心理控制源学生主观幸福感两两比较 内控组与中间组有显著性差异（t=2.473，P＜0.05），与外控组有极显著性差异（t=3.575，P＜0.01）；中间组与外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t=0.462，P＞0.05）。
2.4 被试学生不同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 对心理控制源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被试学生的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表1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相关分析注：~~P＜0.01
3、讨论
主观幸福感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参数。Diner认为主观幸福感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主观性、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2］，它由两个基本成分组成：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前者指生活满意度，后者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即现在学者一般都认同的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3］。
心理控制源是洛特的社会学习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对行为或事件的一般性看法，存在着内餐饪氐母鎏宀钜臁D诳匦灾溉嗣窍嘈抛约河Χ允虑榻峁负责，即个人的行为、性格、能力等内部因素决定事情的发展；而外控性则指人们认为事件结局主要由外部因素影响，如运气、社会背景、他人等决定［4］。
本研究显示，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为10.13，绝大部分高中生处于幸福或比较幸福行列。不同性别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高中生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差异（P＜0.01），高三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高二学生（P＜0.05）。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高三学生处于人生的转折期（参加高考），这一转折对个体来说很关键，面对升学，迷茫、彷徨是大多数人的感觉［5］。其次，选择之后的坚持也充满痛苦，选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要舍弃其他一些看似有诱惑力的东西。因此高三学生经历着自我的交战挣扎，这一时期的被试主观幸福感低于平均水平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二年级学生就要轻松一些［6］。
先前对心理控制源的研究大多从心理源的.具体方面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本研究针对的是一般性心理源，不涉及心理源的具体内容，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控制源的平均得分为10.40，偏向内控，不同性别、年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即个体越内控，主观幸福感等水平越高，对心理控制源进行分组比较发现，内控组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外控组。此结果与文献报道相一致［3］。一般情况下，内控型个体更相信自己应对行为的结果负责，并且是有能力改变环境的，而不像外控者那样认为外部因素不可控，因而逃避现实。人对幸福的体验往往来源于对自己信心的肯定和成功处理事情的能力，与外控者相比，内控者更积极、主动，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因而主观幸福感的成绩也较好。但也有学者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外控型个体主观幸福感高，简单地说内控好还是外控好是不合适的。这可能和内控者成功的动机更强有关，对自己的期望越大，失败时的挫败感就越强，过多地把失败归结于自身可能容易导致自责，降低对生活的满意和兴趣。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事件是我们自身无法控制也无力改变的，诸如亲人离世这样的不良生活事件，无论对内控者还是外控者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但对内控者打击可能更大［7］。
心理学很多理论已经证明，认知是影响个人心理的重要因素，心理控制源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对个体的期望、情绪和动机都有作用。从本研究可以看出，通过改变归因方式来提高高中生的幸福感水平是可行的。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归因有多种模式，不同的归因模式引起的情绪反应是有差别的，具体来说就是把成就归为内部原因时，成功则自豪坦然，失败则内疚自责。而把成就归为外部原因，无论成败都不会产生太强烈的情绪反应。按照韦纳的观点，外控者似乎更容易快乐，归因训练应着力于使个体从外界寻找事件的起因。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及其它一些研究的结论则表明内控型个体幸福感水平较高，因此归因训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个体认识到成败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这才有助于其体验到幸福。
综上所述，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心理控制源呈显著负相关，内控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优于外控型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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