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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障碍及其与父母养育方式关系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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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人格障碍及其与父母养育方式关系的研究(综述)

人格障碍及其与父母养育方式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人格与人格障碍 (一)、人格与人格障碍的定义人格的.定义有多种.阿尔波特(G.Allport)曾列举出50种不同的定义,说明了人格定义的概念分歧是很大的.

作者：刘秀芬黄悦勤李立明作者单位：刘秀芬(包头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黄悦勤,李立明(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00083)

刊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年，卷(期)： 14(2) 分类号：B84 关键词：

篇2：高中生人格特征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

高中生人格特征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

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和父母养育方式问卷(EMBU)对270名普通中学高一学生进行了测试,考察高中生人格特征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结果显示:①在人格特征和父母养育方式上都存在性别差异.②积极的养育方式有助于高中生良好个性品质和健康人格的形成,消极的'养育方式与高中生的不良人格特征有关.③创造性人格特征与父母养育方式没有表现显著的相关.④父、母亲的养育方式对子女人格特征的影响同样重要.

作者：孙铃王永丽作者单位：孙铃(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100088)

王永丽(中科院心理所)

刊名：健康心理学杂志 ISTIC英文刊名：HEALTH PSYCHOLOGY JOURNAL 年，卷(期)： 10(3) 分类号：B84 关键词：人格特征养育方式高中生

篇3：大学生人格因素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大学生人格因素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大学生人格因素与父母养育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和卡特尔16PF人格测验对590名大学生施以团体测验.结果:父母养育方式中的`部分因子与16PF人格测验中的部分因子存在显著相关,且有性别上的差异.结论:父母的养育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

作者：沈家宏作者单位：安徽省荣军医院,安徽,怀远,233400 刊名：中国民康医学英文刊名：MEDICAL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 HEALTH 年，卷(期)： 16(10) 分类号：B844.2 关键词：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人格

篇4：文化与人格关系研究综述

文化与人格关系研究综述

文化影响人格发展.在影响人格的因素中,普遍性因素与文化特殊性因素共存.文化的维度,有复杂性、紧密性、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等.许多文献提到在不同的.文化中均出现大五人格.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因为对普遍性的大多数研究并不包括文化特殊性的特质,也不研究那些与西方文化范例有绝对差异的样本.

作者：宋怡孔克勤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62,上海刊名：心理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PSYCH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2004 27(1) 分类号：B84 关键词：文化人格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篇5：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

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

摘要：对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研究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自1942年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分别以1985年王瑞来之《论宋代相权》和1994年张邦炜之《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发表为分水岭，分为三个阶段。前一阶段主张相权削弱，中期相反，主张相权加强，后一阶段主张皇权和相权都得到加强。

关键词：皇权；相权；加强；削弱

在对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宋代，政治制度异常复杂，这也就使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显得很微妙，对于孰强孰弱，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下面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历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相权大大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是激烈争论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相权削弱皇权加强的学说受到严峻挑战，以王瑞来为代表，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来集中探讨相权和皇权问题。第三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突出特点是突破了皇权与相权此强彼弱、简单对立的旧框架，将二者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来考察，认为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加强。当然，其中也有反复。下面就对这三个阶段略加介绍。一

真正开始探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宋代相权》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权却相应地得以极大的强化。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1]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季子涯于1954年发表的《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2]、邓广铭于1957年发表的《论赵匡胤》[3]、张家驹于1958年发表的《赵匡胤论》[4]以及关履权于1983年发表的《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5]。这些文章都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宋代设枢密院以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以分宰相财政权，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同时让台谏共同纠弹百官，这样就使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也都接受了钱穆的观点。例如《中国史稿》第五册认为宰相和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们和枢密使、三司使都得听命于皇帝。[6]还如《简明宋史》在叙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总结道：“……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7][P27]

同时，港台地区也有研究此问题者，回应大陆的主流观点。刘子健先生于1973年发表的《包容政治的特点》一文针对南宋权相这一难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尽管这时权相权力确实很大，但是不管皇帝怎样无能，宰相最后还是受皇帝的管辖。并指出，“宰相没有自己固有的地盘或权力基础”，以及“权相也不能完全垄断皇帝的耳目”，这就决定了权相并不是真的相权大，而是“表现君权更大的另一种方式”。[8]这就维护了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的观点。二

1985年，王瑞来发表了《论宋代相权》一文，全面反驳了相权削弱、皇权加强说，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对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应该将制度的设立和制度的实施区别开来。从宋代制度表面来看，宰相的权力因受分割而确实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不过徒具形式而已。作者分别分析了以前被认为分割牵制相权的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台谏。他认为分割相权并非设参知政事的初衷，“参知政事与宰相的权力、地位相差悬殊，参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枢密院只管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在财政上，宰相先是过问三司事务，旋即全部财权归于宰臣；控制台谏，使皇帝设立台谏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外，宰相还控制人事权，使官员的命运“操纵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总结道，皇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9]1989年，王瑞来又发表了《论宋代皇权》，在本文中，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与相权相对的皇权问题，认为宋代皇权被大大削弱、仅表现在皇权在人们的观念中在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官员任免、政务处理以及皇族内部事务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约。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国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兴亡”是高于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为美德，而以“国家利益”为大忠。这就决定了皇权的观念必然会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对自己的地位有清醒认识，不敢滥用皇权。[10]1986年和1987年，张其凡针对宋初相权削弱说连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作者认为，参知政事不掌中书事权，并未削弱宰相权力；除太宗时有一段时期外，枢密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11]在《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一文中，作者认为宋初中书始终干预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体事务；台谏权势尚轻，不足以削弱中书事权。总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较尊重，太祖朝中书事权特重，事无不总；太宗时事权大减，然其主要部分未动；真宗时中书事权复振，虽不及太祖朝，亦能总文武大政。[12]1991年，傅礼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一文中，认为三司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宰相可以对三司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干预和指导，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属。因而，宰相无疑拥有财权。[13]

与研究相权强化这股激流同时，一部分学者继续指出皇权确实得到加强。1986年，柯昌基在《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一文中，指出宋代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知制诰）分掌内外两制，有助于政权的正常运转，使大臣们很难“擅权抗命或兴风作浪”，从而保证了官员的任免权牢牢地操在皇帝的手中。[14]季盛清在1992年发表的《宋代台谏合一考述》一文中认为在宋代台谏合一，且不受相权的干涉，独立行事。这样“就在皇权、相权、军权之外树立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强大而统一的监察权”，皇权和相权都受到台谏的监督和制约。[15]三

进入90年代后，学者们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出现新的局面。1994年，张邦炜在《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开始就提出了不能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此强彼亦强，此弱彼亦弱。作者认为宋代的皇权与前代相比有所加强，皇权变得更加至高无上，但它并非不受约束。因为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权力并不小，他们能制约皇帝滥用权力，为所欲为。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并提出，在宋代，君主专制是政体，而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16]同时，张邦炜在《两宋无内朝论》一文中，认为宋朝大体上没有内朝，这样，作为外朝首领的宰相，其权势相应的就有所加强。[17] 1995年，贾玉英发表了《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中央行政体制经历了从二府到三权分立，从三权分立至三省，枢密院共同掌政等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是宋代宰相权力从小到大变化的一个缩影。[18]论文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N -4vAg1 33 bN ffLdR F“73d[rq~2”d=PTP测控技术论文 wGYr4_BE1'O %I=ie N)` 4 qdq

，曾小华、季盛清在《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主张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皇权没有任何分权和制衡，也没有这种理论和要求。在北宋初年，随着宰相机构名称的变化，相权也随着被削弱了。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皇权趋强、相权趋弱已成定势。从这篇文章不难看出，作者是继承了钱穆的相权削弱说的观点。[19]

，朱瑞熙在所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一书中，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也持宋代皇权与相权均加强论。作者认为，在宋朝，皇帝既是社稷天命的象征，又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包括军权、财权、立法权等各种决定权。但皇权也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宰辅不时地对随意扩大皇权的行为加以抵制。同时，从宋初到南宋，宰相的兵权、财权等各种权力渐渐地由分割到集中。这个过程反映了相权的强化。因为相权的分割有很多不利的方面，相权的集中是历史的必然。[20]

，诸葛忆兵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一书出版，这是目前学术界有关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助手，一般情况下受控于宰相；在二府关系中，宰相处于主导地位，并逐渐吞并枢密的职权；三司始终属于宰相领导，元丰改制后成为宰相的下属机构；台谏在宋初尚能制约相权，但神宗以后逐渐为宰相所用，成为宰相的鹰犬；宰相还经常代替皇帝行使决策权，集议权、施政、决策三权于一身。由于宋代皇帝与宰相基本做到了“上下一体”，相权是皇权的最好体现，因而随着相权的强化，皇权也得到加强。同时，作者又认为，在宰相集体领导制中，宰相个人的权力在不断膨胀，到南宋就大致进入权相时期，这时相权对皇权的离心力也越来越强。[21]

以上就是对几十年来有关皇权与相权关系之研究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明显地分为三个派别，一派主张皇权加强、相权削弱；一派主张皇权削弱、相权加强；还有一派就综合二者，主张皇权与相权都得到加强。对此，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宋代皇权与相权孰强孰弱，不能简单地认为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否则有极端之嫌，而两者均强或均弱又似有调和之味。其实这三种观点可以说都是正确的，因为确实是宋代发生的；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不全面的，因为注重的均是某个时间段。在两宋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中，皇权和相权不可能一成不变，如宋前期皇权较强，到后期却出现了权相，中期有的皇帝能力较强，皇权以随之得以强化，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研究时就要注意不能以局部代整体，而应该分成不同的时期加以研究，这样才更符合历史真相。然后再从整体上进行观照。这也应该是今后研究此问题的趋势。其次，要注意制度的规定与制度的实施不一定是同步的。就如现在，制度是一回事，而实际生活中又是一回事。因而研究此问题不能只注意制度层面，而要多挖掘史料进行解析。最后，皇权与相权关系问题不只是宋代的问题，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如此一来就不能单就宋代谈论它，与前后时期进行比较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定位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关系。这也可算是以后的一个趋势吧！

（桂始馨：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篇6：大学生人格偏离与父母养育方式等因素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人格偏离与父母养育方式等因素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采取集合式对某市三所大学新生进行单因素分析及父母养育方式相关分析,其结果:“人格诊断量表”总均分为29.81,人格偏离阳性率为17.1%,重度人格偏离阳性率为3.7%.相关分析显示:人格偏离得分与父母拒绝、过度保护、偏爱呈正相关,与父母情感呈负相关.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专业、家庭情况、父母关系是影响大学生人格的因素.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人格偏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良的父母养育方式、家庭一般情况及父母关系均是人格偏离形成的.危险因素.

作者：朱李婷刘远亮 ZHU Li-ting LIU Yuan-liang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院,江苏,南京,210016 刊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2) 分类号：B843 关键词：大学生人格偏离父母养育方式 EMBU PDQ-R

篇7：大学生情绪智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

大学生情绪智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

为了探讨不同类型的`父母养育方式对大学生情绪智力及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大学生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在校大-至大四共362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情绪智力与父母养育方式之间见到不同程度的王著性相关,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与父索积极的养育方式之间呈正相关,与消极的养育方式之间呈负相关.本研究提示,父母应采用积极的养育方式,以帮助子女形成积极的心理与行为.

作者：吴冰高健石扩康铁军胡文彬孙红梅阴山燕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073 刊名：中国科教创新导刊英文刊名：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23) 分类号：G44 关键词：父母养育方式情绪智力相关分析人际交往

篇8：青年心理疾病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随着社会和医学科学进步，青少年躯体性疾病发病率有所降低，但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发生率逐年上升。临床实践和研究证明，青少年的人格、情绪特点、行为方式与其家庭养育方式密切相关。良好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良的教养方式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甚至会导致其出现心理疾病[1-3]。鉴于前人研究多采用健康人群为研究对象来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研究则以确诊为心理障碍患者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以铜川矿务局精神卫生康复中心的78例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1名，女47名，年龄13～19岁，平均(16.7±1.25)，父母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的有22例，高中以下的有56例，他们的心理障碍分布如下：精神分裂症的有15例，强迫症的.有5例，焦虑性神经症的有22例，抑郁症的有17例，恐惧症的有5例，社交恐怖症的有14例。所有诊断均由精神科医师做出。为了便于分析青少年心理疾病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同时选取了78例健康被试组成对照组，其中男31例，女47例，年龄13～19岁，平均(15.8±1.34)岁，两组均自幼与父母共同生活。

1.2 方法：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对正常人群和心理障碍患者进行统一施测。SCL-90共90个项目，包括10个因子，每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4];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由岳冬梅等人修订，其中有反映父亲教养方式的6个因子(58个项目)，反映母亲教养方式的5个因子(57个项目)[5]。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录入和分析。

2 结果

我们分别对两组被试在SCL-90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详见表1～2。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除“敌对”因子外，疾病组在SCL-90其他因子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在“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上，对照组均显著高于疾病组，在父母“惩罚严厉”、“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上疾病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揭示出青少年心理疾病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与对照组相比，疾病组的父母较多采用“惩罚严厉”、“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较少采用“情感温暖”这种积极的教养方式。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2，3，6]。父母给予子女情感温暖，就会使子女产生愉悦的情感，会让他们更加的接纳自我，反之，如果父母对子女持有拒绝、控制的态度，会造成子女自卑、焦虑、退缩、过分顺从、无安全感、攻击性强或反社会行为。另外，如果父母过分保护和偏爱子女，会使子女形成依赖性人格，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很好的适应环境。最后，父母给予子女过多的惩罚甚至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而在子女遇到困难时不能给予即使有效的帮助也会导致青少年产生心理疾病。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和人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缺乏情感温暖、惩罚、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是青少年产生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会增加青少年心理疾病的危险性。

4 参考文献

[1] 王秋英.家庭养育方式与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性格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5):276.

[2] 钱铭怡,肖广兰.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1998,21(6):553.

[3] 蒋奖.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27(1):72.

[4] 张明圆.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2.

[5] 岳冬梅.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1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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