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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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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翻译（精选10篇）由网友“燃犀照夜白”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汇总后的商君书翻译，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商君书翻译

篇1：商君书翻译

更法第一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题记：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垦令第二

原文：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官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

無以外權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無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酤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飽，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亂農之民欲農，則草必墾矣。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

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

百縣之治一形，則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則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赍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

令送糧無得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

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题记：本篇共分两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垦荒法令的内容，共有二十条法令，二是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

译文：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变。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民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异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异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如果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愚笨的农民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干的思想。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如果这样，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农民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奸民没有了依靠，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农战第三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酟、苝雛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雛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题记：商鞅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农战政策，并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农战的重要性，提出要根据民众在农战中的功绩受官加爵，那些儒生、说客、商人不参加农战，不能受官加爵。

译文：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官职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国家的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进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图谋自己的私利，用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下面卖弄权势，谋取私欲。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出卖国家权力就不是忠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金钱和财利。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升官的下级便说：“财产多了，那么就能得到高官亲安处之。”并且还说：“我不用上金钱财物待奉上级来取得升迁，那么就会像用猫做食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手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校正弯曲的木材，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到处搜刮钱财来待俸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如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就会卑微，家庭就会贫穷，假如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会考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有才华的杰出人士会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权势；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君主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欢卖弄，图谋不轨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出现一个学《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人搞手工业，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选用官吏失去了法规。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社会安定；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现在的国君仅凭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来使用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根据君主的喜欢爱恨来讨君主的欢心，使官吏处理政务千方百计适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国家选用官吏就没有了法规，这样国家就会混乱，而民众不会专心从事耕作和作战，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的民众从事的其它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谨慎地进攻。谨慎地进攻，就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轻率地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世上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辩明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没有掌握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说客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胀脑，国中的民众也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头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诸侯国就来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败。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那么他们早晚就会都去从事农耕作战。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才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教育民众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办法，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罚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禄而民众便从事农战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死效命了。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但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面临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设施，考察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战事，这样灾难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那些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絮烦无有的言谈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的辩说，不去探求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学习他们。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普通人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高兴他们这样。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改为靠高谈阔论吃饭，并且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就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原因。如果国家凭空谈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开疆辟土，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靠专心于农耕和作战，集中民众的力量罢了。

去强第四

原文：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声以实，故能为威者王。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

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

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

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

题记：强指百姓不听政令。本篇谈论如何消除百姓不听从政令的弊端。作者认为去强需要以刑罚，专心农战，少事商贾也是去强的办法。

译文：

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却当做富国来治理，这就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被削弱。军队能做敌人所不敢做的事就强大；对征战等国家大事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做的事（儒家把发动战争看做耻辱）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国家贵在法制稳定。国家政务繁多，就会被削弱；国君政务精简而不杂，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只是满足守住一千辆兵车的物资，国家就会削弱。行军征战之事，士兵用心效命，国家就强大；打仗时军阵安排混乱，士兵不卖力，国家就会被削弱。

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虱害；第一是“岁”虱，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第二是“食”虱，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第三是“美”虱，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第四是“好”虱，即商人买卖稀奇物品；第五是“志”虱，指官吏营私舞弊；第六是“行虱”，官吏办事不积极。这六种虱害生了根，国家必削。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在三种人身上，而六种虱害的根，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弱。久任一个官而他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就升他的官级。治道繁多，国家就会弱小。治道缩小，国家就会强大。人民不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削弱。使人民递补遵纪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化为强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要亡国。采用使民化为弱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能成就王业。国强而不去战争，毒素灌输于国内，礼乐虱害就产生了，国家进行战争，毒素输于国外，国内没有礼乐虱害，这样，国家必强。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大。虱害产生，国家就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公卿官吏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了，这三种人都穷了，国家必被削弱。

国家有《礼》、《乐》、《诗》、《书》、慈善、修养、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廉洁、智慧这十种东西，国君又不让民众去打仗，国家就一定会削弱，甚至灭亡。国家如果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是让民众去打仗，国家也一定会兴旺，甚至称王天下。国家用所谓善良的人来统治，国家就一定会以生**直至被削弱；国家用提倡改革的人来统治，就一定会治理好，一直到强大。国家采有用《礼》、《乐》、《诗》、《书》、慈善、修养等儒家思想来治理，敌人来了，国家一定被削弱；敌人不来入侵，国家也一定会穷。不采用这八种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敌人就不敢来入侵，即使来也会被打退。如果发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还能够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富足，国家喜欢实力，谈到攻伐就会谨慎。国家喜欢空谈，谈到攻伐就会轻妄。国家用慎重的态度去攻打别国，用一分力气得到十倍的收获；国家用轻妄的态度攻打别国，出十分的力气，能丧失百倍的利益。

加重刑罚，慎用赏赐，那么国君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死为君主效命。兴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以为对自己有利，而且心中畏惧；使用赏赐，民众也认为对自己有利，而且一心要得到。国家没有实力，却使用智谋和欺诈的办法，国家就一定会灭亡。对于胆小的人用刑罚来让他们作战，一定会勇敢；勇敢的人使用奖赏的办法，他们就会不怕牺牲，舍生忘死去作战。胆小的人勇敢，勇敢的人不怕牺牲，国家就没有对手，这样的话就强大。国家强大就一定能称王天下。用刑罚来约束穷人，让他们去务农，那就会富，对富人使用奖赏，让他们用钱粮买官，那就会变穷。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力雄厚，称王天下。称王天下的国家用十分之九的刑罚，十分之一的赏赐，强大的国家刑事罚占十分之七，赏赐占十分之三，弱国的刑罚占十分之五，赏赐也占十分之五。

国家专心从事耕战一年，就能强大十年，专心从事耕战十年，就能强大一百年；专心从事耕战一百年，就能强大一千年。能够保持一千年都强大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威严，就能以一取十，凭借名声来取得实力，所以能够有威势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积蓄实力却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削弱；能积蓄实力也能使用实力的，叫攻打敌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因此，消灭虱害，使用实力，攻打敌国这三点，国家使用当中的二项，舍弃当中的一项，一定强大；假如三项全用，国家就会有威力，称王天下。

政事在十里之内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弱，在五里之内能做国决断的，国家就强大。在当日就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就能称王天下，在当夜才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国家就强大，第二天才能处理好当天政务的，这样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登记民众的人数，活着的登记造册，死了的人要从户口册上消除掉。如果这样，民众就不能逃避税租，田野上就没有荒草，那么国家就能富足，国家富了也就强大了。

用刑罚消除刑罚，国家就能大治；用刑罚招致辞刑罚，国家会混乱。所以说：加重刑于轻罪，弄罚就是不用也能将事情办成，这样的国家才能强大；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用刑轻重不一，即使用了刑罚，犯法的事情却不断发生，国家会被削弱，重的刑罚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实力中产生。崇尚实力能用来成就勇敢作战，作战才能产生出智慧和计谋。

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这种东西价格低贱，而从事农耕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就少，农民就贫困，奸诈的商人就活跃，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

强国要知道十三个数目：境内粮仓数、金库数、壮年男子、半年女子的数目；老人、体弱者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商人的数目，马、牛、喂牲口饲料的数目。想要使国家强大，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个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弱，直到被别国分割。

国内没有对君主有怨言的民众叫强国，如果发兵去攻打别国，那么就要按军功的多少授予他们官职和爵位，就一定会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从事农耕，那么就按生产缴纳粮食的多少，授予官职和爵位，国家就一定富裕。发兵打仗就能战胜敌人。按兵不动就富足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

说民第五

原文：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题记：商鞅在这一节论述了如何治理民众的问题。

译文：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到称霸天下。

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会损失百倍的力量。国家喜欢实力，这叫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喜欢空谈，这叫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喜欢做空谈之事，国家就难以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的法规督促民众作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利用民众这些实力去攻打别国，动用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战争中用民众所难具备的东西攻打别国，那么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刑罚重了，爵位显得尊贵；赏罚少了，刑罚才更威严。爵位尊贵，这是君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法令简明，那么刑罚就会减少。民众不服从管治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又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治理国家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那么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情本来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国家混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打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出去胆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所向无敌的国家，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刑罚（实际上是指实行法治）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刑罚中产生。因此刑罚多了，那么奖赏就丰厚了；奖赏少了，那么刑罚就显得过分严厉了。民众有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放荡的事情，他们讨厌四种难做的事。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放荡的事，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霸天下的国家，刑罚就用在九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刑罚用的面多，那么六种放荡的坏事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荡的事情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在列国中）就没有敌手。

民众所想得到的东西很多，可是能获得爵位的途径只要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过这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必须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力量集中又用来对外对外打仗，国家就会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创造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堵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用来断绝民主的妄想。只打开奖励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用来满足民众的需要。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使用，那么民众得到爵位的愿望就会落空了；民众谋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么民众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创造实力，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霸天下的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存粮食，是国家要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

治理国家有几种情况：在民众的家中能决断是与非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刑罚就能去掉。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治理好。要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众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对那些揭发犯罪者的奖赏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霸业的君主如何实行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能明确一样。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正当黑暗，民众对问题就会产生异议。民众同君主的意见相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政见不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治理好，是因为民众在家中就能判断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以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篇2：商君书战法文言文及翻译

商君书战法文言文及翻译

《商君书?战法》

作者：商鞅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民习以力攻难，故轻死。

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

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

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

若兵敌强弱，将贤则胜，将不如则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

其过失，无敌深入，偕险绝塞，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此其道也。故将使民者乘良马者，不可不齐也。

翻译

一般说来，战争的策略必须以政治上的胜利为根本。有政治上的胜利，人民才不争夺。人民不争夺，才不逞个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人民乡里械斗就胆怯，和敌人作战就勇敢。人民习惯于用力量攻打凶险的地方和强悍的敌军，所以没有怕死的心情。

看见敌兵像水决一般地崩溃，奔跑不停，那就放他跑吧！兵法曾说：“大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十里。小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五里。”

军队一动，先要衡量敌国。我们的政治赶不上敌国，就不要和它作战；我们的粮食赶不上敌国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敌兵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要做进攻的客军；敌国一切都赶不上我们，我们就向它进攻，不必犹豫。所以说：用兵的重大法则在于谨慎，研究敌情，考察双方兵力的多少，或胜或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称霸天下国家的军队，打了胜仗不骄傲，打了败仗不抱怨。打了胜仗不骄傲，是因为战术高明，打了败仗不抱怨，是因为知道了打败仗的原因。

如果敌我双方军队实力强弱相当，将领的`水平超过敌人的就能获胜，将领的水平不如敌人的就会打败仗。假如战前的决策出朝廷的谋划，将领超过对方的会取胜，将领不如对方也能取胜。在政治上长期掌握获胜的战术，国家就一定能强大。直到称王天下。如果民众服从并听信君主的治理，那么国家就会富强，而且军队打胜仗，执行这一原则，就一定能长期称王天下。

用兵的错误，要害是轻敌冒进，使军队背靠险地，渡过边塞，使众人疲倦而饥渴交加，再加上遇到疾病流行，这是错误的用兵方法。所以将领役使民众，像骑一匹马似的，不能不小心啊。

篇3：商君书·立本的原文及翻译

商君书·立本的原文及翻译

立本

作者：商鞅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壹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

故曰：兵生于治而异，俗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

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

文言文翻译：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实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确立。如果仗着自己人多势众，那就像用茅草盖房子，虽然多但不结实。依仗武器装备美观那叫浮华取巧，却不实用。仗着虚名那叫欺诈虚伪。这三个方面，君主依赖其中一条，那他的军队就一定被对方战胜。所以强大的国家一定要使他的军队具备勇敢顽强地战斗意志，有了斗志就能尽全力打仗，拼尽了全力打仗，军队就会有无穷的潜力，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国家的政策法令实行了，财富就会积累起来，财富积累起来，那国这家的奖赏就能增加。奖赏专门发给有战功的人，君主颁发的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国家的奖赏就会产生有利的.效果。所以说军队诞生于政治，而又因政策的不同而差异，风俗有法治的约束才能形成，而又随法治不断发生变化，取得胜利的优势在于民心，而又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这三个方面清楚了国家就强大就可以确立了。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能治理好，治理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社会安定强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篇4：《商君书修权》原文及翻译

《商君书修权》原文及翻译

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翻译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并且不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会安定。君主独掌权力控制人民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事业就会办成，相信君主的惩罚犯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珍惜权力看重信用，不会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所以君主许下很多施予恩惠的空话而不能实现，臣下就不会愿意效力；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而从不执行，民众就会轻视死刑。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而惩罚是武治，赏罚是法度的纲要，所以贤明的君主是看重法制的。贤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贤明，不被欺骗叫明察。所以重赏之下树立了信用，而重罚也是必然的。（重赏）不忘关系疏远的人，（重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百姓就不会欺骗统治者。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任由私人意见来统治国家，这是国家为什么混乱的原因。先王制定秤砣和秤杆，确立尺寸的标准，作为标准沿用至今，是因为制定的各种量制的界限明了。如果抛弃了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法度也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靠个人意见，都是不知类推事理的。不用法度就可断定人是智慧还是愚笨，贤明还是无能的就只有尧了，但世上不是人人都是尧。所以先王知道不可以任由私议和称誉个人来治理国家，必须规定法律明确标准，符合法律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要惩罚。赏罚的法度不失标准，民众就不会有争议。（如果）不按功劳来授予官爵，忠臣就不会尽力办事；不按军功行赏赋禄，战士就不会打仗。大臣侍奉君主，多数投君主所好。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奉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谗言奉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谗言身边就都是奸臣。

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忌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也不会忌妒功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不是从天下获取私利，是为天下而治理天下；选择能人而传位给他，不是疏远亲生儿子而亲近无血缘关系的人，而是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靠仁义得天下，五霸靠法律控制诸侯，都不是从天下掠取私利的，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所以有功名的君主，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他的统治。如今乱世的君臣都渺小得只重一国的利益和掌管自己官府的权力，这也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废除法度喜欢私议，那么奸臣就会买官来求得俸禄，一般官吏就会隐瞒民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人民的蠹虫。谚语说：“蛀虫多了，而树会折断，缝隙大了，而墙会坏。”如果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民众就会远离君主，这是国家是“缝隙”。国家常设官吏隐瞒下情，侵犯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民众的“蛀虫”。而国家有了“蛀虫”、“缝隙”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确定法律摒去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缝隙”了。

篇5：商君书读书笔记

商君书读书笔记

又在网上看见所谓品人专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带民族偏见，应当承认康熙雍正强于明朝皇帝，还道历代帝王就属明代最差。事实果真如此吗?若明朝的皇帝个个昏暴懒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来何以维持近三百年之久?嘉靖数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驾驭群臣，稳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仅次于万历?论到康熙雍正的勤政爱民，明太祖八天内批阅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亲历亲为，又哪里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艺术，人尽其用才是棋高一招。勤奋放在个人奋斗也许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则是政体不健全导致帝王必须亲历亲为的败笔。真正伟大的帝王，如刘邦，自身可以是流氓草包一个，但只要具备超凡的凝聚力，却能网罗天下英才尽数为之所用，这才是真帝王。

此位专家还颇为喜爱卖弄学识，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称平。上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贯穿全书，商君都在论述如何富强国家造福百姓，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

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总结出人性的简单，商鞅主张用权术赏罚来调控人心的简单喜怒志欲，使其无一例外地变成忠心为国的助推器。

如此实用主义的论断自然招致非议。商君此论，将诗书礼乐，天道人伦至于何地?人与野兽何异?可是请仔细想想，身边的事情不够参考就以史为鉴好好照照，人类，尤其是当个别特立独行的人类湮没于滚滚人海之中时，何曾跳出过追逐名利的循环?谈到法律系统，愤世嫉俗一点我甚至能说，法律，尤其是过于宽松的法律，不是给予善类保护，也不是给予恶类警示，而是给予恶类或企图作恶的人类一个公式计算自己如何能通过卑劣行径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边的例子不胜枚举，路上的司机有几个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开到多少时速而不被交警拦截?人类在作为一个整体接受评判的时候，为温饱等基本问题困扰的时候，温饱解决之后思索淫欲的时候，享有荣华富贵却贪心不足的时候，在太多太多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我们就是商鞅笔下的千篇一律。

抛开大众定律不谈，特殊如千古赞颂的人物就能逃脱追名逐利的本性吗?未必。读明史认识了方孝儒，那个死忠为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形象，那个宁可被诛十族也拒绝低下高贵头颅的人物，我想没有人会不为之动容。我们唏嘘于方孝儒的坚贞不移和永乐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诛杀女眷无外充官。可是当我们把方先生放到他所在的历史环境来看，贯穿他的一生联系各类事实来看，却又能得出另一种结论。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历史证明朱棣是一个比朱允炆称职百倍的皇帝。此种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节节胜利的时候，方先生正在深宫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复古，研究更改官名，应战不力加上识人不明，此其二过。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时，方先生竟说出诛十族亦何惧的赌气之言，无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门生的性命，所为何来?还是名声。名声他终究是得到了，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丧命的亲友家眷呢，却是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

书生误国，看来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想起了建文帝，不知南京城破之时其心境是否与李后主同地异时的心境有着相似之处，附上后主破阵子一首：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篇6：《商君书》读后感

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在于科学技术的提升，而科技的提升也不仅仅只是科技提升而已。人类想要通过科技发展来发展人类社会，同时要需要各方各面的配合，甚至在通过一个方面的配合的情况下令科技提升的同时提升这个方面的发展，以至于达到科技发展和这个方面发展的、螺旋发展上升连锁良性发展模式，所以说社会发展其实是一个包含科技发展在内的多方面螺旋发展模式。而人类的社会发展而主要有科技发展、劳动经济、生活空间的物质发展，和思想主义、阶级划分、社会制度的精神发展的这么六大发展方面。

其中三大物质发展具有不可抗力的前进性，而精神发展才是人类主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尤其是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促使我们人类真正前进的最主要的根本。

中国在伏羲部落入主中原与女娲部落结成华夏之祖后，中国华夏人便一直着力建设完善的社会制度来发展好自己的生活。就在尧、舜、禹建立了初步的'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社会制度后，中国才在夏建立的国家下真正开始大发展。直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国各种思想才完成了第一次厚积薄发的大跃进。

而《商君书》就是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思想活跃的氛围中，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社会制度的奠基之书。

在《商君书》中通过社会关系和问题的各种现象、与商鞅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创造出了商鞅系的社会制度体系――君主郡县体制。

篇7：《商君书》读书笔记

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讲《商君书》的，说《商君书》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读，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最近在网上下载一个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确实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国强民弱，国弱民强的观点。开始让我很迷惑不解。

仔细想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时候，民众就拿的少一点。当民众财务上不自由的时候，谈什么理想，谈什么抱负都是瞎扯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你一直穷下去，你就一直独善其身。反观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脚来投票。这个国家不想待了，我去别的国家。富人都是能力强的人，一旦他们走了，这就是《商君书》上所谓的“去强”，当有能力的人都走了，这个国家就会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统治。

《商君书》上强调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隶。看过《商君书》，你就会对中国种种的现象有很好的解释。

篇8：《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绝对是神器，绝对值得细读，我发现一个秘密，毛泽东的绝大部分行为和运动都可以从《商君书》找到影子，我猜中国封建时代绝大部分有作为的皇帝都读过这本书，并且是非常秘密地去读（即夜读）！

这本书配合《韩非子》和《慎子》来读，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好好研读吧，治国治民和做生意赚钱的原理其实是一脉相通的，《商君书》里面的好多思想都可以应用于商业经营中，假如能吸取其精华用之，会非常的不得了。

《商君书》虽然是神器，但也并非没有缺点，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因为《商君书》是神器而全盘吸收，也不要因为《商君书》思想的局限性而全盘否定，这正于古人所言“浩荡长江水，我只取一瓢饮”；思想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如何运用如何吸取精华。好好读吧，只要吸取《商君书》中哪怕只有几个精华思想并且矢志不渝的.用之实践，用于企业管理与商业经营，可以帮助个人致富发财；用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可以实现富国强兵。

最后再重申一遍：尽信书不如无书，一个人读书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必须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去辩证地看待书中的思想，对自己有用就“吸其精华”，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就“去其糟粕”，这样会更好。

篇9：文言文《商君书错法》原文及翻译

文言文《商君书错法》原文及翻译

原文：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

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地而君，或强或弱者，乱治之谓也。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财货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难而利禄可致也，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

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度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

翻译

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众没有邪恶行为，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度严明而民众认为对自己有利；进行战争能造就人才，这是因为功劳分明，民众就全心全意为国家出力；施行赏罚军队力量强大的原因是指爵禄俸禄而说的。爵位俸禄是军队用来奖赏的财物。因此，君主颁发赐予爵位俸禄，必须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国家就会一天天强大；遵循原则不公正，国家就会一天天削弱。所以发出爵位俸禄的原则公正还是不公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那些被削弱的国家，亡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颁发爵位俸禄，这是因为他们颁发爵禄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三王五霸，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不过是授予爵位、奖赏俸禄，可是他们所达到和功效与其他君主相比高一万倍，原因是他们奖赏爵禄的原则正确。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众时，重用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功劳，奖赏他们一定要加在他们在功绩上。论功行赏原则明确，那么民众就会争着立功。治理国家能让民众争着立功，那军队就强大了。

本来是处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隶，这是因为贫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国家却相互兼并，这是因为国家强弱不同；因为拥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国家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这是政治昏庸与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拥有道路与居报，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众就能吸引过来；假如置身于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财富。战友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民众就不可以说自己弱。土地被正确使用就不愁没有财富；民众被正确役使，就不会惧怕强暴的敌人。君主的品德圣明，法令能执行，那么就能使民众所有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东西，役使不属于自己的民众。

英明的君主所重视的，只是按照实际情况授予官爵，依据实情授予爵位，使他们感觉到荣耀显贵了。假如不荣耀，那么民众就不急于得到爵位；假如觉得不显贵那民众就不会追求爵位；爵位容易获得，那么民众就不认为君主赐给的爵位尊贵。颁发爵位，给予俸禄奖赏不遵循正常的门路，民众就不会拼死争夺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爱好和厌恶的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民众用尽了力，那爵位也随着得到，建立了功绩，那奖赏也跟着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让他的民众相信这一点像想念明亮的太阳和月亮一样，那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了。

君主有爵位颁发，军队的实力反而弱，有俸禄发放，可国家依然贫穷，有的国家法度确立了，而社会政治还是乱了，这几种情况是国家的祸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宠臣的求情请托，而把有功劳的人放在后面，那爵禄颁发了，而军队就实力就削弱了。民众不拼死作战而利禄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禄发放了而国家却贫穷了。法令没有标准，而国家的事务一天天增多，结果是确立了而社会政治混乱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众使他们一定用尽全力来谋求立功的事，功绩建立了，而富贵便随之而来，除此之外国家没有私下的奖赏，所以国家的政令就能够成功执行。像这样就会君主英明，臣子忠诚，政绩显著而军队强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根据民众为国家出力的情况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据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担忧不劳累便将功绩建立了起来。

法度的标准确立了，法令才可以执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自己。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鸟兽身上细小的毛却不能将他的好眼力转给别人，乌获能举起上万斤的重物，却不能将大力气转给别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也不能转给别人，但是功业却可以建立，这是因为凭借法治啊。

篇10：《商君书·说民》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商君书·说民》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原文：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

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

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翻译

刑罚重了，爵位显得尊贵；赏罚少了，刑罚才更威严。爵位尊贵，这是郡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法令简明，那么刑罚就会减少。民众不服从管治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又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治理国家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那么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情本来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国家混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刑罚（实际上是指实行法治）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刑罚中产生。因此刑罚多了，那么奖赏就丰厚了；奖赏少了，那么刑罚就显得过分严厉了。民众有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放荡的事情，他们讨厌四种难做的事。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放荡的事，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霸天下的国家，刑罚就用在九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刑罚用的面多，那么六种放荡的坏事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荡的事情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在列国中）就没有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