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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刘禹锡乐府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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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刘禹锡乐府诗的成就

篇1：刘禹锡乐府诗有何成就

刘禹锡乐府诗有何成就

刘禹锡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在乐府诗创作中求新求变，不断拓展新的题材领域，使乐府诗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具艺术感染力，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独具特色的诗歌大家，其诗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且艺术风格也是独树一帜。于韩孟、元白诗派之外独辟蹊径，开拓新领域，辟出了新的天地。正如卞孝萱先生所说：“刘禹锡诗的题材广泛丰富，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前朝史事;是时事政治，还是个人经历;是风土民情，还是山川景物，都有所涉及……诗人的喜悦和悲哀、爱慕和憎恶、歌颂和讽刺，都鲜明、自然、真切地流于笔端。”在其留存的100余首乐府诗中，就体现了诗人追新求变的不懈努力。统观其乐府诗，我们看到诗人以其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不断拓展新的题材领域，使乐府诗的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感染力。特别是在表现民间生活习俗、反映生产劳动、描写婚恋风情等方面，更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突出成就。

首先是刘禹锡着意于尚俗求新，转向民俗题材，为乐府诗开辟了新境。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指出，中唐诗人“一变盛唐诗歌那种风骨远韵、那种多层意境、那种理想化的倾向，而转向尚实、尚俗、务尽”。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荆楚巴蜀等地20余年，足迹遍及贬所的山川原野，使他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社会底层的生活，感受到各地不同的民俗风情。并在创作时，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己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以借事言志，表达久藏的心声。诗以言志，歌以咏言，这是诗人作诗的用意，刘禹锡也不例外。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这样的认识层面，就不能发现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诗中借以言志的民风习俗才是诗歌的核心价值，它体现了乐府诗题材的新变，开创了新的境界。如其《采菱行》：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

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萍满衣。

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采菱曲》、《采莲曲》六朝已有，但内容多为艳情，表面咏采莲，实则咏采莲美女。所以，多以浓墨重彩描绘采莲女的艳丽和荡漾情思。如鲍照《采菱曲七首》中的二首：“睽阔逢暄新，凄怨值妍华。秋心殊不那，春思乱如麻。”诗中突出表现了对佳人的相思情怀，采莲劳动反而成了衬托的背景。刘禹锡突破古意，从正面来描写采菱女的纯朴本色和整个采菱场面。如对采菱女描写：“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萍满衣。”表现了她们的活泼、质朴和勤劳。同时也写了采菱劳动的紧张：“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这与前述乐府诗中的写法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是乐府创作中的可贵突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武陵民居的特色和地方风俗与风情都摄入了诗中：“家家竹楼临广陌”，“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武陵竹楼，是武陵最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采菱时节，这里商贾云集，酒家里食客通宵欢饮，踏歌相应，真实地反映了沅湘一带的生活风情。在诗的最后四句，诗人虽然流露出客寓他乡的伤楚，表明了用心之所在，但诗的深层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民俗风情是最具有特色和生命力的诗歌创作素材，刘禹锡的乐府诗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就是能善于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生活，并将民俗世象作为诗歌意象进行创作。如《竞渡曲》：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鬣动，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龙舟竞渡是朗州五月五的重要节俗。关于龙舟竞渡的缘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影响最大。如《隋唐嘉话》卷下载：“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戏。”又《乐府诗集》卷九四记：“……《荆楚岁时记》云：‘旧传屈原死于汨罗，时人伤之，竞以舟楫拯之，因以成俗。’《岁华纪丽》云：‘因勾践以成风，拯屈原而为曲’是也。”刘禹锡对屈原素怀崇敬之情，因此特别关注竞渡节日。诗人以竞渡为描写题材，对节日民俗进行了生动描绘。端午节的沅江两岸，彩旗招展，观众如云，龙舟竞渡是节日的传统活动。竞赛时，但闻鼓声雷动，江面上，各路竞渡彩舟破浪疾进，奋勇争先，比赛场面盛大而热烈。“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可见竞渡是一项广受民众喜爱的民俗活动，场面才会如此欢腾痴狂，节日的气氛也才如此热烈。诗的最后两句或许蕴涵着诗人身世际遇的深意，但诗中所写的竞渡民俗风情，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价值。

刘禹锡对湖湘一带的踏歌习俗也作了反映。如其《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又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踏歌是巴蜀民间习俗，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边走边唱，踏地为节。诗歌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青年男女在月夜之下，踏歌传情的地方风俗，为乐府诗注入了民俗风情的新意。

其次是刘禹锡着力于对陌生领域的开掘，在前人极少涉及的陌生领域，开辟了表现农业劳动的新路。刘禹锡长期生活于远州贬所，对现实社会感受最深，对农村生活也最熟悉。所以，他所描写的农业劳动也最真实生动，不仅是乐府诗中所绝无仅有，甚至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也几乎未曾涉及。如其《插田歌》：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伫如竹枝。

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

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对农民插田劳动很感兴趣，亲临观察，心有所感，而自创新题，写下了这首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诗歌。在乐府诗中，像刘禹锡这样直接描写劳动场景的不多，大多是以描写田园生活和农村风光来抒发闲适情调与隐逸意趣。因此，诗人如此详细地描写农民的田间劳动，写农家苦中作乐，边插田边唱俚语小曲，相互嬉戏调笑，表现了田家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生活态度。诗歌还写了农田耕作和水稻种植技术，以及对农田水渠灌溉水平也作了描述。这实在难能可贵。

《畲田行》是刘禹锡对巴蜀山区畲田风俗的形象描写。畲田是一种原始粗放而具神异色彩的耕种习俗，宋人范成大在《劳畲耕序》中说：“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侯，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刘禹锡在诗中对这种耕种习俗进行了描写：“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巴蜀山区环境恶劣，百姓生活艰辛，在贫瘠的山地上耕种，唯有靠天吃饭。所以，农民不得不寄望于神灵的保佑，由此而形成了敬奉神灵的世俗观念。畲田是大事，事关年成，自然要祈求于神灵。先是钻龟卜卦，卜算阴晴，祈求上天普降甘霖。如卜得雨卦，就在下雨前砍倒树木荒草，然后点火焚烧。并以火光逼走老蛟，以爆竹惊走山鬼。“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最后再“下种暖灰中”，即在暖灰中掘坑播种，以使庄稼茁壮生长，获得好收成。在乐府诗中描写古老的巴蜀畲田风俗，刘禹锡应该是值得敬重的开拓者。其后在《竹枝词》其九中，他还写有：“长刀短笠去烧畲伤。”可见刘禹锡对畲田习俗有很深的印象和兴趣。

在巴蜀荆楚的荒僻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但各地的风俗却是形形色色，令人惊奇。刘禹锡以诗人的敏锐观察力将其入诗，不仅增添了诗歌的内涵，而且为人们认识少数民族风俗打开了一扇窗户。如其《莫徭歌》，写莫徭人与中原迥异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爱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莫徭人有独特的市易、婚姻、居住、耕种、夜渡等生活习俗，令人不得不感慨于民俗的神奇多姿。又如《蛮子歌》，写蛮族的风俗习性：“蛮语钩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诗中对蛮人的语音、服饰、生活习性和民族祭祀习俗等都有形象生动的描写。把少数民族独特的习俗作为乐府诗的主题，这是刘禹锡最突出的贡献。

再次是刘禹锡以欣赏的心态和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巴蜀荆楚的婚恋习俗。刘禹锡笔下的女性，或朴实善良，真挚热烈;或大胆率直，淳朴忠贞;或婉转细腻，哀怨凄楚。其诗风格轻快清丽，自然而富有情韵，一扫六朝浮艳之习，让人神驰难忘，留下甜美的遐想。如《踏歌词》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声。夜下的春江大堤，月色朦胧，年轻美丽的少女结伴而行，不时以动听的情歌和优美的舞姿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她们踏地而歌，以传情思;振袖而舞，以表爱意。但唱尽新词，唱到“红霞映树”，也只唱来阵阵鹧鸪声，却也没有唱来心目中的情郎。这种独特率真的求爱方式，展现了荆楚少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爱情的鲜明个性。荆楚少女特别重义多情，渴望真爱。一旦找到自己喜欢的情郎，她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敞开少女的`心怀，在歌中尽诉情思;以女性的轻柔曼舞，来表达对情郎的向往之情。如：《踏歌词》其三所写：“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荆楚少女是以歌舞来表达爱意的，她们追求自由恋爱，只要彼此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就是爱的婚床，就可相携欢会，共度良宵。这就是荆楚少女独特的求爱方式。

以歌舞求爱并非荆楚之地所独有，巴山青年男女也有踏歌传情求爱的习俗。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春风杨柳，江水碧绿，歌声悠扬，在这美丽宜人的景色中，少女的春心为歌声所摇荡，她们向往甜美的爱情，可男子却用情不一，心思难以捉摸。诗歌以谐音双关语，形象地表现了怀春少女的微妙心态，确实是一首清新优美的情诗。然而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表现少女初恋的喜悦，也不是对情郎感情的疑虑，而是她们求爱的表达方式，即传统的踏歌习俗。把别具风韵的巴山婚恋习俗保留了下来。

女性对爱情最执著，也最容易受到心灵的伤害。当青春消失、容颜不再，就会被薄情郎冷落或抛弃，给她们留下永久的伤痛。如《竹枝词二首》其二：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看到满山的山桃红花和奔流不息的蜀江春水，女子不禁触景伤怀，愁思萦绕于心。女子的初恋，犹如奔腾的江水，一无反顾。而男子却像红花，红艳一时，很快就凋谢了，给女子带来无尽的愁思和忧伤。类似的诗歌还有如“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竹枝词二首》其四)“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浪淘沙九首》之四)“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秋扇词》)等。这些乐府诗借景言情，随物感兴，反映出女子对爱情的寄望与痴情，对薄情郎变心负情的幽怨和懊恨。在乐府诗中，能以如此清新明快的笔调，表现民间的婚恋风情，而且道风俗而不俚，言情爱而不艳，确实为乐府开辟了一片清新雅致的新天地。正如瞿蜕园先生所说：“尤足见禹锡之留意地方风土，而能得六朝民谣之真谛，为唐代诗歌物开一境界。”

篇2：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诗歌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篇3：分析刘禹锡乐府诗创作的思想动因

分析刘禹锡乐府诗创作的思想动因

刘禹锡创作的乐府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很高。与他久居遐荒、壮志成空，长期生活在底层的贬谪生活有着直接的关联。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上成就卓著的杰出诗人,在其存世的800余首诗歌中。有129首是乐府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成就很高,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正如当代著名学者钟优民先生所说:刘禹锡“在乐府上功底深厚……在艺术表现上语言清新,朴素优美,风调自然,具有民间歌辞的特色,加上选材上重视特征性,故在新乐府派这一群体中,他的作品别具韵味,历来拥有广大读者。”高志忠先生也说:“禹锡之于乐府,自元、白诸人倡导新乐府后,再变而为求诸俚俗,返璞归真,翻新于旧……为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为刘诗中精华之精华也。”刘禹锡的乐府诗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成就,纵观其创作历程,与他久居遐荒,壮志成空,长期生活在底层的贬谪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忠而被谤,贤而遭贬的残酷现实和漂泊生活,使刘禹锡郁积了满腔的悲苦和怨愤,正所谓“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为发泄怨愤,寻求内心的平衡和慰藉,他转而走向诗歌创作,托物以讽,抒怀泄怨,以诗济世,以诗立名,抒写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这就是他创作乐府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动因。

一、托物以讽。抒写被贬弃的怨愤之情

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时期,是一个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朝政极端昏乱而腐朽的时期。永贞元年,刘禹锡以“忧国不谋身”的精神,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永贞革新”运动。由于革新运动触及到宦官和藩镇势力的核心利益,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和破坏,致使革新运动归于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旋再贬为朗州司马,人生理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他被迫踏上了漫漫贬谪之路,前后竟达二十多年,直到五十五岁才结束噩梦般的贬谪生活。正当壮盛有为之年,却被无辜流贬荒隅。纵有满腹经纶壮志,也难免生命的沉沦和苦难的重压。在这场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中,有与亲朋伤离的痛楚,也有理想成空的愤懑;有对权奸陷害的愤激,更有久谪思归的苦怨,所有的怨愤悲慨都郁积于胸,涌动于心。他在无助中寻觅。在风雨中挣扎,何处是苦难的彼岸?何时平复心灵的伤痛?何以宣泄内心的忧愤?在迷茫之中,刘禹锡发现诗文是寄慨泄怨最好的方式,于是他转而投向诗歌创作。

在《刘氏集略说》中,他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在《彭阳唱和集引》中,他又说:“鄙人少时,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惨然如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其实,不仅“谪于沅、湘间”,他将自己的人生遭际“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就是在漫长的贬谪期间,他也都是以诗文来寄托心志,宣泄忧愤。

饱经忧患的刘禹锡为免触怒权奸,陷入更深重的灾难,在创作乐府诗时特别讲究“兴”,他曾说:“寓言本多兴”,“风雅体变而兴同”。所以,他常以寓言体乐府诗来讽刺朝政,批判权奸。早在贬谪之前,刘禹锡就以寓言体乐府诗作为“见志之具”,创作了《昏镜词》《养鸷词》《磨镜篇》等几篇寓意颇深的作品。他认为“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这是一种讥刺批判的有力武器。所以贬谪之后,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刘禹锡还是以“托讽禽鸟,寄词草树”的方式来写乐府诗,并相继创作了《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是焉)(焉)吟》《秋莹引》《调瑟词》等优秀作品。这些乐府诗饱含着诗人对政敌的猛烈抨击,对腐败朝政的尖锐批判。而且展现出诗人更为深刻敏锐的思想锋芒,更加深邃幽远的现实寓意。如其《聚蚊谣》,诗人巧借寓言,以鄙夷的神态把那些趋炎附势、毫无人格、喜好躲在阴暗之处施放冷箭的权宦、藩镇、官僚比作利嘴伤人的聚蚊,他们“喧腾鼓舞喜昏黑”,结党营私,在暗地里肆虐,鼓噪喧嚣,对革新派人士进行恶毒攻击和迫害。“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但是,“天生有时不可遏”,黑暗不会长久,光明终将到来,“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待到秋风起,必定落得一命呜呼的可耻下场。在轻蔑的语调中,表达了诗人对权贵们卑鄙肮脏行为的蔑视和愤怒,表现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百舌吟》则是以漫画式的夸饰笔法,借此喻彼,讽刺谴责那些厚颜无耻的幸进之徒。他们既无信仰,也无自立的本事,专靠玩弄如簧之舌,曲意奉承,以求生存。“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绵蛮宛转似娱人,一心百舌何纷纷。”弄巧娱人,逢迎权贵,或许也会得意一时,但是,“可怜光景何时尽,谁能低回避鹰隼。”“廷尉张罗自不关,潘郎挟弹无情损”,“南方朱鸟一朝见,索漠无言蒿下飞。”正像百舌鸟避免不了鹰隼和弹丸的袭击一样,奸佞以谗言暗害贤良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飞鸢操》借用《庄子》中惠子相粱的寓言故事,塑造了飞扬跋扈的飞鸢形象,揭露飞鸢凶残贪婪的本性和卑鄙龌龊的灵魂,其构思取譬更为新巧生动。诗人先以“鸢飞杳杳青云里,鸢鸣萧萧风四起。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的描写,刻画了飞鸢腾空青云的凛凛气势,再以“游鸥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的描摹,表面看很有骄横威猛的气势,但一听到饥鸟噪聚,就原形毕露,“瞥下云中争腐鼠”,其实是最为卑污猥琐。诗歌最后写道:“天生众禽各有类,威风文章在仁义。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飞鸢只不过徒具鹰隼尊贵威武的外形而已,其心地却如蝼蚁一样的卑微,即使能飞到天上,又有什么值得炫耀呢?这是对当时那些身居高位而无恶不作的宦官专权现象进行了尖锐讽刺,表达了诗人极其厌恶之情。

类似的乐府诗还有《(是焉)(焉)吟吟》《秋莹引》《调瑟词》等等,在这些咏物寓言乐府诗中,诗人都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托物以讽,在曲折隐晦的寓意中,寄托着诗人对社会弊端和丑恶现象的批判与讽刺,表达其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如刘勰所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今人高志忠先生也说得好:“禹锡之于乐府,自老杜处一变而以寓言入诗,乃其以哲人之睿智,取诸子之所长,现诗歌之意境也。元、白、王、张崛起之后,刘积岁在湘、沅间,郁悒不怡,托讽禽鸟,寄词草树,以乐府之形式作寓言诗,日渐其多……《聚蚊谣》、《百舌吟》……皆实有所指,具为佳构。因其吐词托讽幽远,其格调含蕴深邃,故识者倍觉老辣深刻。”高先生对刘禹锡寓言乐府诗创作的.根由归纳得很好,直指关键点。

二、以诗济世。以慰壮志难酬的缺憾

刘禹锡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诗人,虽然贬于远州僻壤,为时所弃,但其济世之心依然如故。拯时之志

也没有改变。这种执著精神不时流溢于诗文,如“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等等。即使到了晚年,也是矢志不移。“初服已惊玄发长,高情犹向碧云深。”正是怀抱坚定的用世之志,使他几经磨难和挫折,从不消解魏阙之心,重登朝堂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所以,他曾多次上书诉求量移,只是没有如愿。后只能以乐府述志寄怀,指陈时弊,弥补不能在朝堂上施展宏愿的缺憾。

元和元年,远贬朗州司马的刘禹锡,因读《改元元和赦文》,心有所感,遂致书司徒杜佑,请求量移:“伏读赦令,许移近效。……得奉安舆而西,拜先人松,誓当赍志没齿,尽力于井臼之间,斯遂心之愿也。……伏惟降意详察,择可行者处之。”言意恳切,充满了悲婉之情。但由于唐宪宗对“永贞革新”人士深为怨恨,杜佑也无奈帮不了他。元和四年,同为被贬的程异,在吏部尚书李巽的奏荐下被召回。刘禹锡再次看到希望,便托程异给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书,恳求帮助奏荐:“岂意天未剿绝,仁人登庸。……私感窃,积于穷年。化权礼绝,孤志莫伸。今幸伍中牵复,司存宇下。”李吉甫对刘禹锡素有好感,有意为其奏荐。后因武元衡入朝为相,对量移之事力持异议而作罢。这对刘禹锡打击很大,但他并没有屈从于命运的摆布,而是直接上书武元衡,申述得罪之由及眼前处境,望其援手。武元衡与革新派政见不同,素来心存排斥,但对刘禹锡却又表现出矛盾的心情。刘禹锡被贬后,武元衡曾致书慰问,并赠送衣服缯彩等物品,其情其意真挚而友善。正是基于此,刘禹锡希望他能感念旧情,加以奏荐:“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旧之怀。……伏惟发肤寸之阴,成弥天之泽;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诚无补于多士之时,庶有助于阴施之德。”言辞之痛切,呼救之急迫,几近哀诉,表达了在量移问题上对武元衡的无限寄望。

但是,刘禹锡的投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政见的分歧使他与执政者之间的隔阂更深,量移也变得更为渺茫。这对刘禹锡的心理打击是沉重的,可这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其理想信念,也没有降低其政治热情。诗人一再表示“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其一),“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在《望夫石》中,他还借妇人望夫化为石的民间故事,表明自己的执著信念:“望来已是几千年,只似当初初望时。”虽说身居荒隅,远离政治中心,手无权柄,可他依然不忘时政,心系朝廷,不甘于寂寞。不能在朝堂上参政议事,他就以诗文来述志抒怀,反映现实,通过曲折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正如卞孝萱在《刘禹锡评传》中所说:“刘禹锡一生并不甘心于当一个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所以,其诗大多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特别是乐府诗,体现得更为突出。他觉得乐府诗“导下情而通比兴”,具有悠久的讽刺传统,理应光大,或能补察时政,弥补内心的缺憾。在《董氏武陵集纪》中,他说:自建安距永明已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已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寝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寂寥无纪。”刘禹锡深感当时的乐府创作太过薄弱,不利于朝廷执政“观风俗,知薄厚”。于是决意打破这“寂寥”的局面,倾注心力去创作,以丰富乐府新辞。

刘禹锡受古乐府的启发,为使朝廷对社会现实和远州僻壤的民众生活和民风习俗有更真实的了解,他有针对性地创作了一批很有地方特色的乐府诗,如《莫徭歌》《蛮子歌》《畲田歌》《插田歌》《采菱行》等等,在这些诗中,他既描绘了异于中原地区的自然风貌,表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也反映了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诗中他注意融人民间俚语,化俗为雅,以吸引朝廷的关注和重视。如其在《插田歌》引言中所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其意图很清楚,就是让“采诗者”带把诗歌带回朝廷,使执政能深入了解社会和民生问题。所以《插田歌》中,他一方面写了鸡鸣犬吠的乡村野趣和田夫农妇的农田劳作,另一方面也写了田夫与上计吏的对话,并以两者的对话来反映社会现实。诗中的上计吏,是地方官府派往京城办理例行公差的小吏。他自豪地对田夫炫耀:“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依人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诗中写上计吏所补之卫士,是付出了“筒竹布”的代价而得到的。实际上就是买官鬻爵,揭露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诗人虽为贬官,偏居荒隅,但仍时刻关注时政,从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看到社会存在的弊端,并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以期引起朝廷执政的注意,采取措施消除社会弊端。

《采菱行》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首乐府诗,诗歌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武陵一带采陵人的生活习俗:“家家竹楼l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但诗人显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在引言中就说:“武陵俗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就是想让采诗官将之纳为乐府新辞,被以音乐,在朝廷中传唱,或能得到赏识和重视,改变贬谪的命运。诗的最后两句就写得很明白:“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诗歌以浓郁的愁思来表现对遥远家乡的怀念,透露出诗人把古曲翻新的个中深意,就是提醒执政者要重视贤才,广纳贤才,才能振兴朝政。

在《团扇郎》《阿娇怨》《代靖安佳人怨二首》等乐府诗中,刘禹锡也都以不同的意象表达了回归朝廷,一展怀抱的愿望。

三、以诗立名。赋予人生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在刘禹锡的人生经历中,屈原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广。刘禹锡初贬的朗州恰是当年屈原流放之地。他到贬所后,就住在后人为纪念屈原而修建的招屈亭附近。耳濡目染,抚今追昔,使他对屈原身处逆境而能坚持信念,放逐蛮荒依然顽强抗争的精神更为敬仰。屈原精神就犹如一座丰碑耸立于刘禹锡的心中,成为其人生追求的方向和动力。他思想由此而升华,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而改变。不仅像屈原那样忠直守洁,不畏逆境,坚持节操,与黑暗势力抗争,而且有意效法屈原,证明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刘禹锡生性豪爽乐观,面对贬谪生活的精神重压和残酷现实的打击,他依然故我,没有屈服,也没有被压垮,壮志成空,仕进之路被阻隔,他就转而追求人生的另一个目标,以诗名世。贬谪虽说不幸,但却也使诗人得以领略各地的自然风光,感受各地民俗风情的淳美。其心境因此而渐趋平和,内心的伤痛也得到了抚慰。故而能以超脱的情怀随物感兴,描绘出优美清丽的民俗风情画,唱出优美动人的歌,成就了他乐府诗的辉煌。《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

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由于刘禹锡能“依骚人之作”,并善于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从民歌中吸取新鲜养料,成功地创作了一批传世的佳作。主要有《竹枝词九首》《竹枝词二首》《堤上行三首》《杨柳枝词八首》《杨柳枝词二首》《踏歌词四首》《浪淘沙词九首》《纥那曲词二首》等等,这些乐府诗均以民间口语、俗语人诗,语言清丽自然,平易通俗,深受民众喜爱。如其两组《竹枝词》,诗中既描写了巴蜀优美的自然风物,也表现了青年男女踏歌传情的迷人风俗,还反映了农家刀耕火种的生活等,深受人们喜爱,并广为流传。宋人黄庭坚给予很高的评价:“刘梦得《竹枝词》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这一评价中肯而恰如其分。

刘禹锡创作乐府诗的意图很明确,在《竹枝词》序引中,他就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飚之。”就是以屈原作《九歌》而名扬后世作为鞭策,开创新诗风,创作新歌辞,“俾善歌者飚之”,以流芳于世。他对自己的创作也很自信,曾自豪地说:“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八首》)又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他希望自己所创作的乐府诗能得到大家的喜欢,能在民间大众中传唱。事实上,刘禹锡的乐府诗篇不仅流传于当地,为民众所喜爱,而且还广为流传,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梦得得新诗》中写道:“池上今宵风月凉,闲教少乐理霓裳。集仙殿里新词到,便播笙歌作乐章。”是说本来冷闲无聊的乐府里,因传来梦得的新词,一时为做新的音乐而热闹忙活起来。可见刘禹锡乐府诗篇在朝中也极受欢迎,给乐府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温庭筠在《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其二中曾写有:“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诗中“柳郎”是指梁代吴兴太守柳恽,以诗名世,其《江南曲》清新秀美,流传极广,此以借指刘禹锡。京口与襄阳,都不是刘禹锡所居之处,但那里的青年男女,不分贵贱,都爱唱刘禹锡的诗歌。这说明刘禹锡的乐府诗流传很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而独步诗坛,享誉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