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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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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篇1：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环境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问题，与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越来越息息相关。如何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解决遏止人类发展的“瓶颈”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税收、环境保护措施比较分析、国外绿色税收立法实践、我国绿色税收立法现状评析和建立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的设想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绿色税收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

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面对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己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我国污染总体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水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为4000亿元。随着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法律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已成为我国法律界、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绿色税收的含义

《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绿色税收立足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不仅仅要求事后的调节，更重要是利用税收对环境、生态的保护进行事前的引导和调控。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21。

2绿色税收在国外的实施

2.1国外绿色税收的特点

2.1.1以能源税为主体.税收种类呈多样化趋势发达国家的绿色税收大多以能源税收为主.且税种多样化。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五大类：废气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

2.1.2将税负逐步从对收入征税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以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通过进行税收整体结构的调整.将环境税税收重点从对收入征税逐步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即在劳务和自然资源及污染之间进行税收重新分配，将税收重点逐步从工资收入向对环境有副作用的消费和生产转化。

2.1.3税收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和配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国外的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主要原因是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采用税收手段的同时，注意与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等市场方法相互配合，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作用。

2.2西方国家“绿色税收”的主要类型

第一种，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

第二种.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润滑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

第三种.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3建立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设想

3.1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从起.我国开始陆续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共有4大类30余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税收政策.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这些年的执行情况看.现行税收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第二，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第三.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税收这方面的内容较少。

第四，收费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偏低.而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收费标准不平衡。其次，征收依据落后，仍是按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不仅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高收费的方法。另外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席日

3.2构建我国绿色税制的基本思路

3.2.1借鉴国际经验.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fq税种。即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具体的措施包括：

(1)开征空气污染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锅炉、工业窑炉及其他各种设备、设施在生产活动中排放的烟尘和有害气体为课税对象.以排放烟尘、扬尘和有害气体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在计税方法上，以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根据烟排放量及有害气体的浓度设计累进税率.从量计征。有害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这两者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最主要因素.对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进行征税，可以减少燃料的使用。进而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国环境监测体系还不完善，单独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还不可行，因此现阶段只能开征空气污染税。

(2)开征水污染税。对于企业排放的废水，一般按废水排放量定额征收.但由于废水中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各异，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也有所不同，需要确定一个废水排放的“标准单位”.纳税人的废水排放量按其浓度换算成标准单位计征。根据废水中各种污染物质的含量设计具有累进性的定额税率.使税负与废水污染物质的含量呈正相关变化。对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由于其排放量与用水量成正比.且不同居民排放生活废水中所含污染物质的成分及浓度通常差别不大.因而可以居民用水量为计税依据.采用无差别的定额税率。

篇2：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绿色税收制度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将面临资源与环境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另一方面，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建立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收制度，将作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达到现代和未来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现实中国的一个重大的经济课题。税收作为筹集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和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可持续发展与税收

(一)枕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将对税收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可持续发展是获得长期稳定税源的保证。税收的增长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只有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税收的持续增长提供长期充足的税源。其次，可持续发展将会使税制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的同时改变了税源结构。这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重点，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再次，可待续发展使税收调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经济发展，也注重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的长远利益。

税收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这是由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税收本身的性质、职能决定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一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负的外部性问题，即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_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下最主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负的外部性问题有直接、有效的调节作用。个别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向外界排放污染物，这就等于将本应该由企业负担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解决这种负外部性问题最有效的还是通过政府实施公共政策。两种途径，一是政府实施对污染企业的管制，二是通过征税来解决此问题。前者是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但政府管制者为了设计良好的规则，需要了解这些行业可以采用的各种技术的细节。因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政府实施管制的成本较高。而税收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主要通过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是一种最优手段。一方面，税收将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实现企业的公平竞争。另外增大了排污企业的成本压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将不得不采用先进技术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或购买污染处理设备，这都将对杜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污染的防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该项税收收人又可以作为专项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事业。

(二)什么是“绿色悦收”

随着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人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绿色税收”“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随着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西方国家构建“绿色税收”制度的实践

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即环境税收的发展大致已经历这几个阶段:1.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个时期环境税主要体现为补偿成本的收费(Cost-CoveringCharges )。其产生主要是基于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要求排污者承担排污行为的成本，因为规范排污行为需要付出代价。其种类主要包括用户费、特定用途收费等，尚不属典型的环境税，只能说是环境税的雏形;2.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环境税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和硫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则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即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人，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的环境影响;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税迅速发展的时期，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环境税制，而且环境税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环境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主要有三类:1.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润滑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娜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3.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目前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荷兰和瑞典。美国的“绿色税收”制度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计划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另外它们是一个大混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但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荷兰的“绿色税收”制度以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和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类型为两个特征。生态税收的征收一般由低一级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主要是特定税;瑞典的“绿色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对电力能源的征税、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

三、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绿色税收制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也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早在70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人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也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1)增值税: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2)消费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花、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人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3)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利用废液、废气、废值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减征和免征企业所得税。(4)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外国企业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转让费收人，可减为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给予免税。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这些税收政策在减轻和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其它政策相比，上述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一是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二是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三是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

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和特点，促进企业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运翰少和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则发展，加强对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管理。基本思路是:在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

(1)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并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

首先，应将已经实行的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征，比收费更具有约束力。而且税收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征收成本也比收费低。同时环境保护税收人将作为财政的专项支出，有严格的预算约束，可以保障宝贵的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这有利于税收政策措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的措施包括: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水污染费、噪音费分别改为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和噪音税。其次，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对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征收环境保护税。具体设计是:以排放“三废”和生产应税塑料包装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及塑料包装物为课税对象;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计税依据:对“三废”排放行为，以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课征，对应税塑料包装物则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人按比例税率课征。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按全部成本定价，以防把税率定得过高，使得社会为环境保护付出太大的代价。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人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2)改革消费税，开征燃油税

我国消费税对汽油、柴油各规定了一档税率，以定额的方式征收税款，在当前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相关税收收人。因此，可考虑取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一方面控制燃油的使用，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税收收人。可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

(3)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现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减税、免税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手段对原有政策做出完善。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人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

(4)制定促进再生资源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再生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资源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据估算，我国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废旧资源价值将近250300亿元人民币。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对资源课税的基本原则是普遍课征、级差调节。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而我国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的作用。因此，应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把矿藏和非矿藏资源列人其中。并且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扩大资源的保护范围。此外，鉴于对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所以，可将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并人资源税中，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以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开发。

篇3：绿色市场营销与可持续发展

绿色市场营销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结果,包括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最终达成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新的营销哲学观-绿色营销观念,绿色营销观念的内涵,绿色营销是实现市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途径.

作者：迟双云沃立军作者单位：海拉尔铁路分局外经分处,内蒙古,呼伦贝尔,021000 刊名：呼伦贝尔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LUNBEIR COLLEGE 年，卷(期)： 12(2) 分类号：F712.9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内涵绿色营销观念内涵

篇4：绿色交通与可持续发展

绿色交通与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交通的内涵绿色交通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观念所提出和发展的,以缓解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为目标的协和式交通运输系统.它不同于环境保护,也不等同于生态交通,但它有利于环保,可减轻交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是“环境革命”这一理念在交通方面的具体化.其宗旨在于减少个人交通工具的使用,以低污染或无污染的交通工具逐步改造并取代现有的以汽车为主的交通方式.可以说,绿色交通是解决当前交通发展对环境污染矛盾的重要途径,发展绿色交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是21世纪对交通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作者：乐新宇作者单位：北方交通大学,北京,100044 刊名：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 年，卷(期)： “”(4) 分类号：F512.3 关键词：绿色交通可持续发展发展策略

篇5：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

设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信息化经济社会时代的到来,如今的设计行业存在诸多问题,我们简要概括为:一方面是中国的设计者的自身问题,思想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就“体验经济”型设计而言,很容易使人误入仅仅追求新奇事物的谜团,求新求怪,无限制开发产品满足过剩的人类需求,这是完全违背时代和历史潮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深思熟虑,将设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

作者：朱洁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刊名：中国商界英文刊名：CHINA COMMERCE 年，卷(期)：20xx “”(1) 分类号：X22 关键词：现状绿色设计体验经济可持续发展

篇6：绿色营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营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面临着国际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绿色消费深得人心,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树立现代经营观念,实施绿色营销,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应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就实施绿色营销的意义及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关系做一下探讨.

作者：曾祥师刘伟光作者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社科系,河北邢台,054000 刊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GTA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 19(4) 分类号：F124.5 关键词：环境绿色营销经济可持续发展

篇7：绿色壁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壁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壁垒是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实施绿色经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作者：黄蕊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26 刊名：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MANAGEMENT 年，卷(期)：2002 18(4) 分类号：F12 关键词：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可持续发展

篇8：完善、稳定与发展我国的金融税收制度

完善、稳定与发展我国的金融税收制度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以前，银行金融机构比较单一，金融工具极少（存贷款、国债），金融税收制度简陋。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特别是1994年现代金融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改革以来，随着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育，我国金融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到重要日程。2月19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金融税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税收政策开始明朗化。（1）在生产流通服务领域征收营业税。这是以纳税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业额或销售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中的税种。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主要是提供应税劳务的行为。（2 ）在金融业（除中央银行外）开征企业所得税。1994年新税制改革时规定金融保险交纳企业所得税，依照原有关规定执行，直到191月1日按照国务院规定才调整过来。税率为33％，与其他行业的所得税税率一致，实现了税负公平。但由于我国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两套所得税制，因此上面说的只是内资金融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银行、外国银行以优惠利率贷款给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免征预提所得税。（3）证券（股票）交易、期货交易等税种也在不断完善。

当前金融税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开征的税种不健全，很多领域没有到位，或界限不清。第二很不规范，不很稳定，减免的情况太多，也不合理。第三尚存在一些特殊问题，如财力的分配干扰影响金融税收。重复征税问题比较普遍。

为此，完善与稳定和税收制度的发展对策应是：

一、进一步明确金融税收政策的指导思想

（1）有利于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健全金融制度，稳定金融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和国际社会接轨，吸收外国金融投资。所谓金融税收是指对金融机构（一是包括除中央银行之外的其他任何银行；二是包括除银行以外，其他诸如信托投资业、融资租凭业、证券业、投资基金业、保险业、金融期货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又称金融产品）（包括储蓄贷款、票据贴现、信用卡结算、股票、彩票、债券、金银买卖、外汇交易、期权期票等衍生金融）的征税，然而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作用的发挥又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金融市场发育的程度和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创新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金融税收政策，必须同时研究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把三者联系起来研究，这三者也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三大目标。我国的金融税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市场起步与发育兴起与成熟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况的制约，而且金融市场在发育成熟过程中又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金融风险、金融环境，国际金融形势等诸因素的影响，所以金融税收政策必须有利于对这些因素的反映和解决。

（2）有利于密切财税和金融业的相互关系。人们往往只看到政府对金融业征税是一种负担，但是却看不到政府通过税收制度对金融业的影响：第一，税收对金融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金融业，尤其是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第二，税收对金融业起着监控作用。通过税收业务，尤其是税收会计可以对金融业财务会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对金融成本和规模、频率进行监控，有利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和秩序的稳定。第三，通过税收，调节资金合理流向，达到对金融资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第四，通过征收金融业流转税或者财产税可以调节金融业的“价格”和规划预期效益。

（3）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防止税收流失。目前，金融业的税收占财政收入8％，是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如果税收政策适当，税收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二、金融税收的种类和政策取向

（1）从金融的间接税收制度来说，有对金融流通服务业的经营行为的征税，称营业税。从北京市情况看，包括：一般货物和专项外汇货物的营业税；融资租凭业务的营业税；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营业税；有价证券、金融期货的营业税；金融经济业务的营业税；其他金融机构营业税。金融业的间接税制度其强度已经完全达到极限，不必加大力度。既要继续“放水养鱼”，又要防止“水土流失”。该收的税要收上来。建议把1995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规定的对金融机构之间往来业务不征营业税的规定就此不再执行，改为征税。理由是：一是按“95规定”，是指金融企业联行，金融企业与人民银行及同行业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征营业税，后来实际上变成了所有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都不征税。二是他们间的资金业务往来是公司企业法人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关系，不是某公司企业法人的内部关系，应当纳税。三是他们之间的业务量相当可观，甚至是主要业务，占银行全部业务量的70％―80％。四是实行征税后，估计每年可增加税款20亿左右。五是有利于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并建议银行内部也就是法人内部之间的业务往来可不征税。至于开征证券交易流转税的问题。目前，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的做法，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一则名正言顺，二则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都征收证券交易税（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并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三则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合理监管和法治。同时征收证券交易税的国家不再征收印花税了，目前发达国家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证券交易税并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2）从金融的直接税收来说，要加大力度。有居民个人、公司企业金融资本的增益所得税，银行金融业、证券保险业、基金业的所得税。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法人和居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等。有的可以试点，有的可以创造条件，有的需要健全和完善。在淡化金融间接税，待金融业发育起来后，有了收益再征收直接税，这符合金融业的发展要求，又符合金融业的.财政观点。首先要完善法人证券交易所得税，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以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为纳税原则，除新加波、马来西亚不征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都开征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我们也应当开征，这对证券业和财政也都有重要意义。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这些都是可取的，这是对法人证券交易所课税的征收。

关于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问题。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股票市场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可考虑开始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理由是：一是1994年国家宣布到的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鼓励了股市发展，保护了股民的积极性。二是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三是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这些国家，个人从事股票交易的所得税都是不能免的，只是交纳的方法不同。四是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五是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

关于投资基金的征税问题。投资基金是投资者将资本交给专业金融机构管理并由其投资于有价证券或不动产，以取得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近年来，投资基金在我国有迅速发展，我国第一家基金是1991年10月深圳南方证券公司、交通银行深圳银行发起，南山区政府批准设立的“南山风险投资基金”。近几年我国基金发展较快，主要是封闭型，也有开放型。而封闭型是相对契约型基金而言，比较简单，有一定存续期限，基金收益证券可在市场上交易流通，方便征税。而开放型基金却不同，投资者可以随时增加或减少投资，因而基金财产处于变化中，需要每天计算净资产，这种基金收益证券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美国资产基金到2月已超过3万亿美元，与全国银行存款相差无几。香港19初基金资产也达942亿美元。我国基金规模小，最大的才5.8亿美元，最小的才100万，只有淄博基金、深圳天骥等20个基金超过1亿。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证券管理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基金设立形式可以是开放式的，也可以是封闭式的。基金的托管人限定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还规定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基金的投资运作与监督管理、违反这一办法的处罚等。

关于开放型、封闭型基金的课税问题。德国有这方面的规定，例如，依照德国对投资基金的划分为三类。一是公开基金在德国联邦银行监管局注册的，公开分配，履行公众要求的基金，是履行纳税义务。二是半公开基金即没有在德国注册，但委派了德国纳税代理人，并提供有关纳税资料，正当证据备案。三是封闭型的其他外国基金，实行部分一次总值征税法。

关于开征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问题。我们认为，改变目前利息所得税的免税条款实行限额征收。《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个人的储蓄存款利息，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这一规定在维护个人及家庭的生计和国家财政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但从当前形势看，这一规定给有资产的人提供一条合法避税的道路。因此，有学者主张，对个人购买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征收预提税。对此，我们认为，鉴于取得这些利息既有富人又有穷人，若一律取消免税规定恐怕难免矫枉过正。我们建议，应对个人的免税储蓄存款总额和国债等的免税（国债免税有国际惯例）购买总额作出规定，个人存款或购买国债等总额超过法定金额就对其超额部分利息应征预提税。

三、改善金融税收的征管方式，加强银行与税收的配合

（1）关于金融税收的税收方式改革和完善的问题。所得税可考虑由各总行汇总交纳改为就地交纳。理由可防止税收流失。（2 ）银行切实履行“征管法”规定的问题。如税务登记中要求纳税企业如实填写开户银行及帐号，提供银行帐号证明。但如今一个企业几个银行帐户。再如，税收保全措施中规定：税务机关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融相当于应当纳税的存款。对纳税人期限期满仍未缴税的税务机关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从其暂停支付的款项中扣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中规定：税务机关可以书面通知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有人说这破坏了银行为储蓄户保密的原则和义务，我们认为，征税是国家行为，重于储户的个人行为，并且必须了解纳税人存款全部。还有，税务机关有权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帐户，有权依法检查纳税人的储蓄存款，所属储蓄所应提供资料。企业破产法规定：对企业破产财产的偿还顺序，支付破产企业职工工资，所欠税款先于清偿破产债权（包括银行债权）。

四、必须加强金融税收的法制建设

上述提到的金融税收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以及征收管理制度，有的要单独立法，如证券交易税法。有的要在其他相关法律中规定金融税收制度，如《证券法》中应有证券交易税和证券所得税的条款，有关银行和税收的共同的问题可共同立法，或在各自的立法领域中有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监督的规定。总之，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最理想的是把《税收基本法》立起来，《税收征管法》修订好，《遗产税法》、《证券交易税法》出台，对生产流转领域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有个眉目。必须实行法治税，以保证金融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的延续性、稳定性、公开性、权威性。在实行依法治税的同时，必须实行依法治行，对已颁布的四部金融法必须严格执行，这也有利于金融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刘隆亨

篇9：建立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一、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控制制度环境不健全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还存在着重效益、轻管理的现象，特别是中小企业，竞争压力大，实现经济效益任务重，部分企业并不重视内部控制建设。部分中小企业本来就是逐步成长发展而来，因此在管理中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部分企业管理者将内部控制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认为内部控制就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可以替代内部控制的职能。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特别是财会知识和内部控制相关知识不够，对内部控制不够重视和关注，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更无所谈起。

（二）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部分中小企业管理人员还存在内部控制认识不足，知识不全面等现象，特别是管理人员内部控制意识不强，部分管理人员内部控制缺乏财会相关知识，内部控制知识不足，没有相关的内部控制实践经验还普遍存在。部分中小企业管理人员虽然具备相关的内部控制专业知识，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工作和管理过程中，即使发现内部控制漏洞也不会主动改进，更有甚者利用相关漏洞进行牟利，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造成较大的影响。

（三）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不完善

部分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企业除基本的管理制度如人事管理、财务核算办法等制度已建立完善外，还缺乏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和科学的业务流程。部分中小企业仅在企业成立之初制订了相关的零散制度，或者仅有业务操作流程，没有书面的管理制度。部分企业虽然制订了相关管理制度，但内部控制分布在相关的管理制度中，没有建成体系。部分企业虽然制订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实际业务和管理实际不适应，在实际生产经营中难以实施，部分中小企业没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内部控制执行效果难以保证。

（四）评价监督机制缺失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监督机制对于保证内部控制效果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受成本、效益制约，在评价监督机制方面还不完善。部分中小企业没有对内部控制进行持续的监督，没有对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效果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考核，监督评价不力。部分中小企业在设置监督评价机构时，受成本限制，未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等专门机构，部分企业机构人员设置不科学合理，监督评价工作独立性不强。

二、加强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完善

（一）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环境

中小企业管理不完善的现状，使得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环境迫在眉睫。企业管理者应主动完善自身财会相关知识和内部控制相关理念，重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在企业内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促进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财务会计部门人员的专业素质。应通过企业文化建设等方式，促进企业全体人员树立内部控制理念，使其认识到内部控制与每位员工息息相关，只有强化内部控制管理，各个岗位、各个环节均遵循内部控制制度，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才能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设置组织机构和层级方面，中小企业应结合自身特点，按照内部控制要求，根据不同的管理范围划分各个管理层次，设立组织机构，树立良好的`层级决策机制。

（二）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应强化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的内部控制知识和职业道德水平，提高综合素质。应帮助管理人员树立内部控制意识，加强内部控制专业知识和财务会计知识的培训，强化理论知识学习。应强化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内部控制知识水平。应帮助中小企业管理人员不断总结和学习内部控制实践经验，强化分析判断能力，提高中小企业管理者在建设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方面的能力。加强职业道德培训，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增加其工主动性，在工作中一旦发现内部控制漏洞，及时向上级报告，并结合工作和管理实际，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执行。

（三）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应不断健全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内部控制制度相关内容，应建立与企业业务和经济活动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强化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措施，确保内部控制执行效果。应建立各项岗位制度，明确岗位责任。中小企业由于人手较少，因此在岗位设置方面可以适当设置兼职。但是应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确保不相容职务的相互制约。应完善企业各项业务流程，对于各项业务关键点应加以重点控制，特别是容易发生风险或者一旦出现问题影响较大的内部控制关键点，应重点关注。应制订申请审批权限制度，明确规定与财务会计相关的授权范围限定，明确审批流程和责任，确保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和员工，均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应强化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建立预测和防范风险的机制体系，防范各类风险，采取有效措施将风险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建立评价监督机制

应加强中小企业对于内部审计的重要性认识，强化中小企业内部评价监督机制，特别是强化内部审计等监督机制。建立内部审计制度，科学合理设置内部审计机构人员，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专门的内部审计人员，保证内部审计机构或人员的工作独立性，以确保中小企业内部监督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工作的事前和事中监督作用，使得内部审计工作成为企业日常性的工作，并贯穿企业各项经济业务始终。应强化各个部门的评价和考核机制，对于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和处理措施，确保内部控制制度随着企业发展不断更新完善，确保内部控制执行效果。

三、结论

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着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不完善的现象，部分企业管理人员未树立内部控制意识、综合素质不高，企业未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内部控制制度评价和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效果受到影响。因此，中小企业应通过企业文化建设等方式，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强化企业管理者内部控制意识，提高企业管理者综合素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强化事前和事中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评价监督机制，确保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效果，不断提升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效益，以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篇10：可持续发展与刑法的“绿色”变革

可持续发展与刑法的“绿色”变革

【内容提要】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且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必须法治化，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重新评价和检讨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针，改正那些不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原则与制度。因此，以可持续发展为背景，对我国刑法的观念、罪名及刑罚进行全面检讨意义重大，它呼唤刑法的绿色变革。

一般地，可持续发展是既照顾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P52)。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被各国政府所接受，成为指导各国政府发展社会经济的行动纲领。中国政府已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一行动纲领。贯彻实施这一纲领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但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重新评价和检讨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针，改正那些不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原则与制度，建立起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原则与制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拟对我国的刑法做一“绿色”思考，探索可持续发展下我国刑罚的“绿色”变革。

一、可持续发展与刑法观念的“绿色”变革

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相对立的是传统发展模式，这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上应注重哪一个？可持续发展注重自然界和生态环境，至少是把人类与自然界二者并重；而传统发展模式则是完全以人类为中心，把自然界看作是任由人类予以征服改造并为人类服务的对象。第二，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财富的标准是什么？可持续发展认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关系[2](P4)，环境生态质量及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衡量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而传统发展模式则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用物化的或货币化的财富多少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第三，人类社会如何正确处理现在与未来、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要求不仅要考虑现在而且要充分考虑将来，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坚决反对吃子孙饭，断子孙路，强调不同的.代际之间实现正义和平衡[3](P225)；而传统发展模式则坚持当代人有当代人的自由，当代人为自己选择舒服的生活模式，不受后代人的束缚和制约。用一句极端的话来说就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比较两种发展模式，显然，可持续发展模式更可取，而传统发展模式应当予以抛弃。

法律包括刑法不是思辩王国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刑法的目的、理念、原则与具体的制度设计，无不打上社会发展模式的烙印。那么，我国刑法所体现、所反映的发展模式又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不是可持续发展，而是传统发展模式。理由是：第一、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的目的是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所保护的中心是人，而不是人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明显的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而保护人民的核心又主要是财产权、人身权及民主权利，不是人民的环境权。第二、从犯罪的本质看，刑法将犯罪规定为违反法律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不是危害自然界和生态环境的行为。可见，我国刑法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观念上的，这是一种传统的发展观，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下予以变革。具体说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基础，重新界定刑法的目的、任务，改变只重视人和社会，忽视自然界的不合理现象，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彻到刑法中。

二、可持续发展与罪名的“绿色”变革

根据刑法理论，确定和划分罪名的标准是犯罪客体。我国刑法以犯罪客体为标准把罪名分为十类，即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不难发现，破坏可持续发展、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犯罪，没有列入这十大类罪罪名中，仅仅是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类罪中，包含了一部分惩治污染、破坏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犯罪（见刑法第六章第六节）。显然，刑法对可持续发展及保护自然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性认识相对不足，这就造成刑法在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纰漏，主要表现在：

（一）遗漏了对草原资源及自然风景名胜的保护。一般认为自然资源的要素有七大类，即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矿产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此外，还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保护区及文化遗迹地等三个特殊区域保护。对刑法来说，应该涵盖上述全部自然资源的要素，唯有如此，才能起到刑法的保护作用。遗憾的是，刑法至少遗漏了两个要素，即草原资源和自然风景名胜。刑法第324条虽然规定了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似乎是包含了自然风景名胜的犯罪，但从本节的罪名即妨害文物管理罪来看，此处的名胜古迹不包括自然风景，而是古迹和文物。但现实生活中，恰恰存在不损坏古迹和文物，而仅仅损坏自然风景名胜的。如，在泰山上修索道，对古迹和文物并没有损坏，但对泰山自然风景的和谐优美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其他，如桂林山水、杭州西湖、黄山风景等，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即使是已涉及的自然资原要素如土地、水、森林、矿产、渔业与野生动植物等，其对犯罪的处罚标准及重点也不尽合理。第一，刑法第338条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主观上的故意，二是客观上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但现实中却有很多虽未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但的确造成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这样的行为同样应受处罚。显然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有漏洞。第二、刑法第343条的非法采矿罪，强调的保护重点是矿产中的经济价值，而未考虑到非法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及环境污染，如《焦点访谈》曾报道过江西赣南地区大范围大规模非法开采钨矿的恶性事件，这种非法采矿当然破坏了稀有金属钨的经济价值，但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同样是不容低估的。第三、刑法第342条规定的是非法占用耕地罪，如果不是非法占用耕地，而是破坏耕地资源，反而无法定罪。

（三）破坏环境罪以外的犯罪行为也可能造成环境与生态的巨大破坏，但刑法在规定对这些行为的处罚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例如，放火罪及失火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都是公共安全，但是，如果引起的是森林大火或草原大火，那么其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是不容低估的，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来说尤其如此。再比如，水上交通事故，对万吨油轮的碰撞倾覆来说，石油泄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生态平衡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恐怕要远远超过其经济价值，如果仅仅以交通肇事罪进行处罚，显然不尽合理。

刑法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纰漏，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时只看到环境资源的物质形态，而未能看到环境资源所具有的生态形态[4]，因而只看到了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忽略了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对可持续发展来说，环境资源的物质形态和生态形态、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必须同时予以保护。为此，就要对刑法的罪名进行“绿色”变革。具体方案是：

第一，把刑法第六章第七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上升为一类独立的大的类罪，成为刑法的第七章（原第七章到第十章顺延），以体现

刑法在类罪划分及排列顺序上支持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生态及自然资源的价值趋向[5](P67)。

第二，修改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破坏环境生态罪，在主观要件上，不以故意为限，过失也可以在客观要件上，不要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影响人身健康、破坏生态与环境情节严重的，也要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对有关部门予以限期整改或关停并转但拒不执行并继续生产的，就可以视为情节严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按自然资源的要素分类，使罪名涵盖所有的自然资源要素，具体说就是把刑法第340条改为破坏渔业资源罪，把342条改为破坏土地资源罪，把343条改为破坏矿产资源罪，把344条改为破坏林业资源罪。另外，增设破坏水资源罪和破坏自然风景名胜罪，作为刑法的第345条和346条。

第四，其他犯罪行为如果也破坏了环境与资源，则视具体情况分别按想象竟合犯、牵连犯、吸收犯予以从重处罚。

三、可持续发展与刑罚的“绿色”变革

刑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关用以惩罚犯罪的一种制裁方法。刑罚制度设计的好与坏，不仅直接地影响刑罚功能的发挥，而且通过刑罚的功能又间接地影响刑法的价值、目的与作用[6](P288)。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下刑法的“绿色”变革，就必须对刑罚法进行“绿色”变革。

（一）指导思想上，改变过去传统发展模式下只重视人和财产不重视环境和资源的做法，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提高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形态及生态价值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的惩治力度，包括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进行升格。

（二）重新界定和设计罚金刑。根据刑法第346条的规定，对单位犯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的，对单位要处罚金。但是，罚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仅是附加刑，这就意味着对单位犯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的，只能使用附加刑而不能使用主刑，无形中降低了对单位破坏资源与环境的否定性评价，削弱了打击力度，此为其一。其二，刑法对所有破坏环境与资源的犯罪都规定了并处罚金，但是，对罚金的数额及比例却未作规定，这在实践中极容易造成少用或滥用罚金两种不良倾向。鉴于以上两点，应将罚金上升为主刑，并规定罚金的数额和种类，使判处罚金时有法可依。

（三）完善刑罚的多样性。刑罚的多样性是刑法完善的标志之一[7](P85)。如法国刑法典就规定了40多种刑罚方法，仅对法人犯罪就规定了10多种刑罚方法。相比之下，我国对单位犯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只有罚金一种处罚方式，不仅刑罚种类太少，而且力度不够，因为罚金并不能消灭犯罪单位的主体资格，这就为以后继续犯罪留下了隐患，而刑罚的首要功能恰恰就是剥夺或限制再犯能力功能[6](P289)。因此，我国应对犯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的单位处以刑事破产、治理污染、恢复植被等新的刑罚形式，达到根除再犯能力、保护环境的目的。

收稿日期：-03-05

【参考文献】

[1]世界环境与发展组织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的新战略[M]．上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

[3]汪劲．环境法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4]吕忠梅．对物权法的绿色思考[J]．中国法学，2000,(6)．

[5]陈兴良．刑法各论的一般原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2．

[6]苏惠渔．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篇11：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正逐渐替代传统的技术创新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企业创新管理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从市场和企业两方面分析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及问题,并从制度创新、企业绿色创新和系统创新三方面提出几点对策,以期有利于推动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

作者：方征 Fang zheng 作者单位：湘谭大学,国际贸易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刊名：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ZHOU ECONOMIC MANAGEMENT COLLEGE 年，卷(期)： 4(3) 分类号：F124.3 关键词：绿色技术创新制度企业创新能力

篇12：绿色技术创新与茶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

绿色技术创新与茶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

本文阐明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分析了茶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WT0背景下中国茶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提出了以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中国茶业可持续发腱.

作者：谢尔梅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刊名：茶叶科学技术英文刊名：T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3) 分类号：F3 关键词：绿色技术创新茶业可持续发展

篇13：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完善

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充分认识完善有关法律制度的紧迫性，以加快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进程。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体制因素、人口因素、社会财富分配因素、加入“世贸”因素等。因而要完善相关的企业法律制度，如反垄断法律制度、计划生育法律制度、财税法律制度、立法制度等。

作者：李峰作者单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刊名：经济经纬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C SURVEY 年，卷(期)： “”(4) 分类号：F12 关键词：经济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完善

篇14：论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论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必须按照市场主体的定位,努力营造社会信用环境,构建中国的信用体系.

作者：王维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3 刊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年，卷(期)： 18(6)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信用信用经济信用环境信用体系

篇15：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有鉴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这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综关《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4]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于受到有效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已加入WTO，证券业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符合证券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确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

《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把“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证券法》第1条亦指出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而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为其源泉之一。[2]罗伯特。S.洛佩斯曾言：“无限制的信用是商业革命的润滑剂”。[3]]对投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风险再大，也大不过上当受骗却告诉无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却被告知无法行使诉权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证券交易这一复杂的民事活动中，中小投资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且由于交易的特殊性与大众性，在发生侵权后中小投资者寻求赔偿往往无从下手；责任分析所需的高技术成分，夹杂上风险的分析与推论，更使中小投资者难以按一般的民法原则来运作。因此法律给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他们在投资之前，就能预见到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其利益能受到的保护程度及利用这一制度来追偿损失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现象系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参与市场就会有安全感。[4]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向金融市场提供资金的所有者都必须对资金能否收回的前景进行评估，并相应要求足够高的回报，以抵补所面临的亏本风险。”[5]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取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6]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采取的却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7]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立法的首要目标。只有通过对受害者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如果无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会使证券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丧失，最终影响到它的发展。[8]因此，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会使可能的与现实的投资者增强信心和安全感，激起、保护公众参与投资的热情，将资金用到实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资金结构，让资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遏制我国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重大违规事件，早期具有典型性的是1992年8月发生的深圳8.10事件和1995年2月23日的“327事件”。前者是因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而引发的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上海股市也狂跌不止。中国年轻的股市付出成长代价。[1]后者主角为有中国“证券之父”之称的管金生。它在国债期货收市前8分钟，为求生存，凭着“灵感”疯狂地创造出700万口价值1760亿元的空单将稳步上升的327国债从152元砸到147.50元，给遵守游戏规则的同场竞技的炒手们予沉重打击。[2]近几年，有关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诉讼案件亦是层出不穷：大庆联谊案、圣方科技案、渤海集团案、嘉宝实业案、ST同达案、红光实业案、银广夏案、ST九州案、三九医药案、ST天颐案等等，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且由于法院没有有效地使违法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违法行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证券交易中，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与从其他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相比可能更多，而单个投资者又有可能损失较少，“如果个别投资者的损失相加为个别违法人所有，则数额之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间成为百万或者千万富翁”，[3]证是这一原因，导致了某些不法行为人并不顾忌没收、罚款等行政责任而甘愿铤而走险，从事各种证券法所禁止的行为。如果法律中明确规定违法违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行为者在受到相应的行政与刑事处罚后，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将依法院的有效判决或调解而回复到受有损害的投资者手中，那么，违法违规行为人将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更大的不利益。这样对于那些潜在的、有条件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来说，他会在“为”与“不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进行相应的衡量，当发现“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利益失调的时候，我相信，其违法违规的动机一定会大大降低，违法违规现象相应地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此之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由于受自身所处的地位及所具有的资金数额，其在信息的了解和风险的分析与防范中，往往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在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的同时，可以使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如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自觉地履行相应义务，从而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的不断形成与完善。

（三）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使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律师，从而有利于我国司法建设的完善。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还有不少人认为，地方法官没有审理证券类诉讼案的经验，他们怎么能审理、判决这类案件呢？[4]其实我们不应忘记，最高法院也没有证券判案经验，他们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和征求他人及国外的经验来写作、出台司法解释。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各地法院在具体审案中去摸索、在审案中征求证券专家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外加媒体的报道评论，那么这种互动的过程不仅会让《证券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会在这一判例法的运作模式中训练出更多有经验、有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官和律师。这种在具体判案中不断摸索、不断思考的特点也恰恰是在美国有许多高水平、受到社会普遍敬佩的法官的原因，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只能是原则性的，在具体运作中法官们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1]鉴于我国当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建立明确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给法官审理证券案件以指导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现阶段，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中均可归入侵权行为。通过受理和审判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此外，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不仅可以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维护司法公正，进而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四）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中国于11月13日加入WTO，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建立开放健全的证券市场，运用证券方式筹资更接近国际惯例。对境外投资者来说，证券投资方便，数量灵活，风险、投资成本相对较小，因而证券筹资对境外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这必须有个前提，即投资者不仅仅看中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利于其投资回报，还需确信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最佳保护。若无一套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和制度，国内经济形势再好，投资者也不敢涉足。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通过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补救，可以增强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从而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境外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头号大国，其中不少是通过证券市场筹集的，这是与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分不开的，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外国投资者重视投资法律环境，重视其投资安全系数，特别是重视其权益保护措施中有无其“利益无端受损后能否得到赔偿”这一事后保护制度。从这一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2]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已不能再固步自封、盲目闭关，我们有必要去关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金融证券化、证券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势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证券市场上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3]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证券交易国际化、证券发行国际化、证券制度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及资金国际化。[4]这一趋势有效地促进了证券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迫使各国政府打开门户，放松管制。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法规，多把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加以规定。[5]为促进我国证券立法与国际接轨，实现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我们必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建立完善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三、证券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法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立法宗旨，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为基本理念，以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为规范核心。为贯彻上述宗旨与理念，证券法规定了一系列强行规范，要求证券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为。证券禁止行为是指证券法所禁止的，在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证券市场主体以欺诈方式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又可被称为证券欺诈。[1]由于证券禁止行为违背了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秩序的严重削弱，因而为各国证券立法所禁止。我国1993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发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这里所提及的主要是证券交易中发生的一些欺诈行为，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发行中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较为典型的是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具体概说如下：

（一）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及其民事责任

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是指发行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致使投资者进行投资而遭受损失的行为。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此处的法律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法规主要是指《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

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证券法》第175条指出：“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的“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性质上其实是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因为此处所说的退款，即非指证券持有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也不是指证券持有人直接向发行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是由于行政机关责令发行人向证券持有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可见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3]建议在证券法以后的有关立法中应该赋予投资者以请求权，并明确规定有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具体的责任人员。

（二）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内幕交易（InsiderTrading），又称知情者交易或内线交易，是指已发行证券的公司的内部人员及其他市场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地位、职务之便利或控制关系，获取发行人尚未公开的但将对其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证券交易，从中牟利或避免损失的行为。简言之，内幕交易即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以获利或减损的证券欺诈行为。[4]其构成要件为：

第一，行为主体――内幕人员。内幕人员是在发行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或因特殊身份而与发行公司存在有特殊联系的人，其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并将其分为如下五类：“（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秘书、打字员，以及其他可以通过履行职务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职员；（二）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人员、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员，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因其业务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可以行使一定管理权或者监督权的人员，包括证券监督部门和证券交易场所的工作人员，发行人的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工商、税务等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四）由于本人的职业地位、与发行人的合同关系或者工作联系，有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新闻记者、报刊编辑、电台主持人以及编排印刷人员等；（五）其他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

我国《证券法》第68条也规定：“下列人员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一）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三）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六）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从我国上述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涵盖了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规定的“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部人员”，但却忽视了从上述两类主体处获取内幕信息的第三类人员，[1]而仅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涵盖，未免太过笼统，难于操作。

第二，占有、利用内幕信息。作为一种责任条件，内幕人员必须占有并利用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一般是指未公开的、可能对证券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因此，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有二：一为未公开，二为价格敏感。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第二款列举了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敏感信息，其中包括：“（一）证券发行人（以下简称“发行人”）订立重要合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产生显着影响；（二）发行人的经营政策或者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三）发行人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者购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的行为；（四）发行人发生重大债务；（五）发行人未能归还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六）发行人发生重大经营性或者非经营性亏损；（七）发行人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八）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九）可能对证券市场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国家政策变化；（十）发行人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十一）持有发行人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东，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以上的事实。（十二）发行人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计划；（十三）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十四）发行人进入破产、清算状态；

（十五）发行人章程、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十六）因发行人无支付能力而发生相当于被退票人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大额银行退票；（十七）发行人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十八）发行人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九）股票的二次发行；（二十）发行人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负有重大损害赔偿责任；（二十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决定被依法撤销；（二十三）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禁止发行人有控股权的大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决定；（二十四）发行人的收购或者兼并；（二十五）发行人的合并或者分立；（二十六）其他重大信息。”

我国《证券法》第69条和第62条列举了如下事项：（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十一）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十二）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三）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十四）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十六）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十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关于内幕信息的范围二者规定基本相同，只是《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为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而《证券法》则规定内幕信息的认定机关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行为表现――证券交易。内幕人只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行为，才受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的约束。客观行为的表现有两大类：一是内幕人员直接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四，主观方面――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对内幕信息的规制往往是以行为人明知此内幕信息应予以保密，但为了获利或避损目的，仍利用此信息从事证券交易为要件。内幕交易的主观故意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行为人必须知悉所利用的内幕信息的内容；其二，行为人必须知道所利用的信息是尚未公开且价格敏感的重大信息；其三，行为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利获减少损失。[1]

我国《证券法》没有规定由于内幕交易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只规定了其行政和刑事责任。[2]虽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该条规定太原则，缺乏操作性。因此，就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而言，对于因内幕交易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而实施的民事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法进行内幕交易者，应就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的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其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请求，将责任提高至3倍。此外，美国、韩国等均对内幕交易规定了民事责任。[3]所以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证券市场出发，我国应在以后立法中对相关民事责任加以完善。

（三）操纵市场行为及其民事责任

操纵市场，即证券市场中的操纵行为，是指一个人或某一组织，有意识地利用资金、信息媒体等优势或行政权利或个人影响，背离自由竞争和供求关系而人为制造证券行情，制造市场假象，诱使一般投资者作出错误的证券投资判断、盲目跟从参与买卖，企图获取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或虽未获利但因此使投资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操纵市场行为的表现形式较多，各国立法对它的划分也不尽相同。通观美国《证券交易法》、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25条及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的有关规定，有以下几种典型的表现形式：[1]

第一，虚买虚卖。又称虚售、洗售或冲洗买卖，是指以影响证券市场行情、制造证券虚假价格为目的，人为地制造证券市场虚假繁荣的假象，从事证券所有权非真实转移的证券交易行为。这是最古老的证券市场操纵形式，构成要件为：其一、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其二、客观上行为人达成交易，但证券未交割，财产所有权未转移。

第二，相对委托（MatchedOrders）。又称合谋、对敲，是指行为人意图影响证券市场行情，与他人通谋，双方分别扮演卖方和买方角色，各自按照约定的交易券种、价格、数量，向相同或不同的证券经纪商发出交易委托指令并达成交易的行为，即一方做出交易委托，另一方做出相反交易委托，依事先通谋的内容达成交易。其构成要件为：主观上，双方具有通谋的故意，具有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投资公众做出错误的证券投资判断、企图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的目的；客观上，双方具有通谋行为和委托事实，通常而言，交易双方的委托在时间、价格、数量上虽不要求绝对一致，但要求具有相似性。[2]

第三，连续交易（ActualPurchases）。指意图抬高或者压低某种证券的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买入或卖出该证券。连续交易有两种形式：一是连续以高价买进而抬高股价，二是连续以低价卖出而压低股价。连续交易最重要的特征是操纵行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持续性。

第四，散布谣言（Touting）。指意图影响证券价格，制造市场假象，恶意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谣言或不实材料，诱导投资公众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企图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是：主观上，行为人须有恶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市场行情、制造市场假象而仍然为之；客观上，行为人须有散布足以影响市场行情的谎言或不实资料的行为。

第五，联合操纵（PoolOperation）。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较强实力的人联合组成临时性组织，共同运用操纵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以谋取暴利的行为。它一般是在同一交易方向中统一步骤，不含合谋进行相对交易。具体形式有二：一是联合交易操纵（TradingPool）；二是期权联合操纵（OptionPool）。联合操纵的构成要件是：主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故意，即行为人须存在共同故意；客观上具有联合操纵的行为，即行为人联合运用操纵手段操纵市场，至于联合操纵的结果如何则不予考虑，联合操纵实质上是一种通谋行为。

除上述几种操纵行为的基本形式外，还有其他一些操纵行为。我国国务院证券委1993年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5.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6.利用职务便得，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7.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5月29日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严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中规定如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操纵市场行为包括：1.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2.以散布谣言、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3.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4.以自己的不同帐户在相同的时间内进行价格和数量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5.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6.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7.利用职务便利，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券价格；8.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股评人士利用媒介及其他传播手段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市场正常运行；9.上市公司买卖或与他人串通买卖本公司的股票；10.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该通知较为全面的规定了操纵市场的具体表现形式，且赋予了中国证监会较大的认定权。但其中没有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证券法》第71条则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1.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2.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3.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4.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至于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证券法》中没有规定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1993年由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4条第1款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规定了单位和个人的操纵行为，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规定过于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很难在实践中有所作为。从比较法角度讲，各国普遍要求操纵市场行为人须对善意相对交易人的损失负赔偿之责。如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虚假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且美、日的证券法都规定，赔偿请求权自请求权人知道违法行为时起1年内，或自该行为发生时起3年内有效。[1]

（四）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责任

虚假陈述是指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市场主体及其所属人员，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不法行为。[2]它是发生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欺诈行为。[3]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行为主体――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其中既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另外也包括了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上述《1-9规定》第7条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三）证券承销商；（四）证券上市推荐人；（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第二，主观方面――虚假陈述行为人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大多数行为人具有故意的主观动机，或是为了诱骗投资者，或是为了逃避监管，故意对公司及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有关重要事项作不实陈述，但也不排除行为人过失作虚假陈述的情况，虽然其主观恶意较轻但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客观方面――行为人确实已有虚假陈述有关重要事项的行为。根据《1-9规定》第17条的有关规定，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59条、第60条、第61条、第62条、第72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确定。至于具体的行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虚假记载，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其二、误导性陈述，即虚假行为人在披露信息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其三、重大遗漏，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其四、不正当披露，即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第四，因果关系，即虚假陈述与投资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1-9规定》从正反两方面认定，其第18条指出：“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第19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从上述对于因果关系的规定来看，其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投资人买入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而且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后、揭露日（或更正日）前买入并造成损失，人民法院即可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能够举出反证。

从上述第18条第2款和第19条第1款可知，只有当投资者在实施虚假陈述行为与揭露或更正该虚假陈述行为之间的时间段内购入并持续持有与该陈述直接相关的证券，投资者的损失才有可能被认定与该虚假陈述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以下两种情形被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一）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之前，投资者卖出该证券的情形；（二）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购入某种证券，其后发生的虚假陈述与该证券有直接关联，在虚假陈述实施日或以后，投资者持续持有该证券至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的情形。[1]此处的立法缺陷不无遗憾。

至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1-9规定》第21条至第25条作了明确规定，其第21条：“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22条：“实际控制人操纵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违反证券法律规定，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可以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第23条：“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其免责事由同前款规定。”第24条：“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25条：“本规定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机构或者自然人，违反证券法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和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规定可见，对于不同类型的被告，其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针对上市公司（或发行人）、证券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等不同对象，《1-9规定》对其归责与免责作出了不同规定。总的来说分为三种：[1]

第一种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侵权行为存在，被告即使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最为严格，适用于发起人、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因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行为中一般而言是行为的主要发起或炮制者，同时其行为在民事案件受理之前已由有关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或由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因此无须再给予其辩解的权利。

第二种是过错推定责任，即首先推定被告是有过错的，但如果被告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即可予以免责，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种责任相对较轻，适用于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上述主体在虚假陈述的行为中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限于其所作出相应行为所依据的资料或者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也有受到欺诈或隐瞒的可能，从而造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其行为的性质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有可能不尽相同，因此，赋予上述主体有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种是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其举证责任落于原告。此种责任适用于上述两类主体以外的其他机构和个人。《规定》对于各种类型主体的归责与免责事由的区分，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即责任应与过错相一致。

（五）欺诈客户及其民事责任

欺诈客户是指行为人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利用其特殊地位，违背委托人、被代理人真实意思从事有损其利益的证券交易，以及诱导客户委托其代理进行证券买卖而从中渔利的不法行为。可见它并非证券市场上的一般欺诈行为，而有自身的特定含义。其构成要件包括：[2]

第一，行为主体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几种具体欺诈客户行为来看，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清算机构，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均可成为行为主体，《证券法》第73条更是将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明确界定为“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的主体。

第二，欺诈行为的侵害客体是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委托其代理买卖证券的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行为人为牟取不当利益针对与其有委托关系的投资者实施欺诈，或是诱导投资者委托其代理证券交易，从中获利，因而，欺诈客户行为所侵害的并非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普遍利益。

第三，行为人有主观故意，且已实施欺诈投资者的行为。欺诈客户的行为人有诱骗客户买卖证券的主观故意，这是此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特征，以此区别于证券市场上有损客户利益的其他不法行为。故意实施欺诈客户行为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投资者在券商的诱导下陷于错误认识，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投资决定；二是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诱导行为有充分的利己性。此外，此行为也应已产生投资者损失之后果，如资金、交易费用的损失，以及盈利机会的丧失等。

第四，欺诈客户的客观表现。《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欺诈客户行为包括：（一）证券经营机构将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混合操作；（二）证券经营机构违背代理人的指令为其买卖证券；（三）证券经营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处理证券买卖委托；（四）证券经营机构不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代理人提供证券买卖书面确认文件；（五）证券登记、清算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机构业务规则的规定办理清算、交割、过户、登记手续；（六）证券登记、清算机构擅自将顾客委托保管的证券用作抵押；（七）证券经营机构以多获取佣金为目的，诱导顾客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或者在客户的帐户上翻炒证券；（八）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将证券出售给投资者时未向其提供招募说明书；（九）证券经营机构保证客户的交易收益或者允诺赔偿客户的投资损失；（十）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志，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证券法》第73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一）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二）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三）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帐户上的资金；（四）私自买卖客户帐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五）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六）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以上的有关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可参照。

关于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受欺诈行为损害的客户以及受损的交易相对人均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在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时，以赔偿作为主要救济途径，一般不考虑恢复原状，即撤销欺诈所致的交易关系。[1]

四、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

关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我们必须通过司法实践逐步总结出一些方便投资者实现自己权益的制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通过立法加以确定。至于具体的实现机制，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和解先行

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和解对投资者而言，可减少诉讼成本且能早日获得利益；对上市公司而言，可以减少诉累压力；对法院而言则可提高审判效率并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嘉宝案和红光案的和解结案就反映了这一点。在美国，据统计，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在一年内结案的仅8％（通常被法院驳回），两年内驳回或和解的案件有26％，三年内结案的仅占所有案件的39％，其余的都在三年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投资者维权成本之高昂，为了减轻讼累，美国法官也尽量鼓励诉讼各方和解。从长远来看，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通过调解达成和解的途径很多，除诉讼内调解外，还有当事人自我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内调解等方式，因此，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应建立立体的调解框架。[2]这些应该由法院及相关机构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1-9规定》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这一规定从某种意义上亦反映了和解先行的趋势。

（二）完善现行诉讼机制

《1-9规定》第三章（第12条至第16条）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其只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简单重复，没有具体化的规定，更不用提有什么创新的举措。比如其第14条规定：“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当在开庭审理前确定。原告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每名诉讼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其共同诉讼仍然是人数确定的诉讼。

从理论上讲，证券纠纷的诉讼程序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证券纠纷中侵权的对象往往是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采取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式将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应加强对这两种诉讼方式的研究和指导，并有必要正确认识集团诉讼的积极性和必要性。我国着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曾在一次论坛[3]中说过：“英美法比较灵活，……不仅更重视实用，亦重视商业里面的需要。应该说，只要有商业的需要，它们就会在制度上有所规定。在大陆法和英美法两个挑战面前，往往英美法有时能更好解决问题。”他还举例说：“就侵权行为法国民法典只规定了三条，德国民法典也只规定了十几条，而参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有九百多条，它们并没有按照严格的体系被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但是在符合生活需要或者说人的生活关系中的需要的基础上规定的，并不考虑它到底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比如说恶意诉讼，在大陆法系你能说它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吗？但在美国，法律上或判例中就有规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吸收英美法系上的对我们来说行之有效的制度。”笔者认为，美国的集团诉讼正是这样一种我国在考虑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机制时应当充分吸收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美国的集团诉讼是从英美衡平法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诉讼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集团诉讼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丰富和发展。美国的集团诉讼是指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的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亦具有约束力。[1]美国1月6日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了集团诉讼的四项条件：（1）集团一方人数众多，以至于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该集团有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3）代表当事人的请求或共同抗辩是在集团中有代表性的请求或抗辩；（4）代表人能公正和充分维护集团成员的利益。[2]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的集团诉讼相比，在以集团名义起诉的许可性和判决的扩展性上有相似之处，但仍然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权利人只有向人民法院进行登记后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否则，他必须重新提起诉讼。因此，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是人数确定的诉讼。而在美国，集团诉讼中权利人如果在法院公告期间内没有明确向法院申明退出该集团，那么就视为参加了该诉讼，不必另行起诉，其采用的默示承认原则。因此，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较我国的代表人诉讼要大。第二、判决扩张的方法不同。美国集团诉讼判决是直接将判决扩张适用于未明示把自己排除于集团之外的成员；而我国代表人诉讼判决则是对未登记的权利人间接有扩张力，即在权利人独立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裁定适用对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和裁定。第三、我国代表人诉讼是由其他当事人明确授权产生或由人民法院与多数人商定；而美国集团诉讼则是以默示方法消极认可诉讼代表人的地位。[3]

正是以上三方面的差别，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证券市场纠纷时存在以下缺陷：首先，由于权利人必须到法院进行登记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而证券市场中中小投资者众多，让受害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代表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性，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在败诉的情况下，也要承担律师费用，使得许多中小投资者实际上不可能行使诉权。而集团诉讼中，集团成员人数不确定时，判决仍然对不确定的集团成员生效。如果集团一方获得胜诉判决只可能存在多余的利益无法分配的情况；如获败诉判决，集团一方的诉讼费用一般有律师承担。美国集团诉讼代理律师一般采胜诉取酬制度，如胜诉，律师可从赔偿中获得较高的酬金，如败诉，则由律师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就单个投资者来说，其因证券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并非很大，其本身诉讼动力已经很小，如果还给其诉讼增加障碍，就无法有效刺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其次，由于判决扩张方法上的限制，一些权利人在没有及时进行登记而被排除在先前的代表人诉讼中，无法直接获得判决的适用，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再次提起诉讼。这样必然给当事人增加了诉讼成本，既不利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无法发挥代表人诉讼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功能。第三，由于代表人产生方式的严格限制，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的可能性相对要小，更多的情形是受害人息事宁人。[1]正是鉴于这几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吸收集团诉讼中的合理因素，完善我国现行的证券诉讼机制。

五、结语

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法定诉权，只要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个条件，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受理，人民法院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可以通过及时下达批复、颁布司法解释文件予以解决。即使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不能得到支持，也应通过审理作出结论。()而不应像实践中的有关案例，以“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为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上述对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鉴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发育状况及目前立法、司法的实践水平等，使本文对许多重大问题未能涉及，如对投资者遭受损失的事由――合理风险（如系统风险）与违法违规行为之关系――的分析、损害的具体计算方法等；对有些问题尚须进行深层研究，如各种证券禁止行为的归责原则、归责主体、因果关系的认定、诉讼时效，及证券赔偿的实现机制等。这些均有待笔者今后的不懈努力。

证券业属于金融服务业的范畴，在WTO有关的法律框架中服从于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是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规定，对金融服务业主要有五项基本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原则，即逐步自由化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开放和平等竞争。[2]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充分保护投资者是合法权益，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及确保公正、有效、透明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在不断完善司法实践、总结各方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当然，除了完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上下功夫外，我们还要在公民道德、公众平等意识等思想层面上下功夫，正如我们国家这几年来，不仅提倡“依法治国”，还提倡“以德治国”；也正如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外，也需要道德调节”。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逐步完善、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和生活土壤。[3]涓滴而泉涌，一步一脚印，我终相信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一定会日趋繁荣、不断完善。

篇16：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内容提要：20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使《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股民的权利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司法保障，有鉴于此，笔者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即意义）、具体禁止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现机制几方面展开论述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制度《1-9规定》《证券法》集团诉讼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1]201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有名的《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当时市场参与者与法律界以为这一下可以启动证券民事诉讼运作了、终于可以追究那些欺诈股民的行为人之责任了。于是，对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渤海集团、嘉宝实业、ST九州的诉讼陆续送到相关法院。到年中，有些案件也开始庭审，但庭审之后除少数以和解或其他方式结案之外，其他的案件则迟迟不能作判决，原因是在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即谁有胜诉权）、损害计算方法、诉讼方式（单独诉讼、共同诉讼、还是集团诉讼）等发面还存在许多疑问。

年1月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给定的部分股东民事权利有得以维护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就有了实质性的司法保障呢？股民们是否因此就对股市投资更有信心了呢？答案不容乐观。《证券法》从19生效到今天已差不多4年了，尽管在《1-9规定》后对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已有可操作的细节，但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引发的民事诉讼还是被悬在空中。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9规定》本身存在两处重大缺陷，以至于这一名为规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1-9规定》，事实上给一部分虚假陈述者留出了逍遥于民事赔偿之外的空子，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仍然很不完善，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2]也正如《南方周末》所言，《1-9规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3]

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立之必然性

法国法谚曰：“无救济，无权利。”“任何制度只有以责任作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权利人才可借此法律之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或为损害赔偿，以确保权利的实现。”[5]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6]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

[1] [2] [3] [4]

篇17：如何建立与完善行政预算机制的论文

如何建立与完善行政预算机制的论文

一、目前单位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1.缺乏严格的预算执行授权和审批制度

对单位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而言，监狱的工作具有特殊性，不同于社会中一般的企业或者公司。社会中的企业一般都是自负盈亏的，因此，对自身的财务工作更加的谨慎和小心。监狱的资金来源并非自负盈亏，因此对于自身的行政预算更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目前监狱的行政预算和单位执行而言，在审批和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草率不严谨的状况，为了控制好监狱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就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因为行政预算的审批与执行授权是该项工作的源头，在此阶段中如果完善了审批制度和合理的授权，就能够省去在以后的执行工作中的众多麻烦。然而，经过调查可知，目前的行政预算授权工作手续过于简单化，一般由工作人员在无根据或拍脑门的情况下编写行政预算之后，直接由部门领导签字之后就可以报财务部门，这是行政预算审批不严谨的表现。没有专门的审批行政预算的部门与制度，是当前的行政预算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2、对预算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工作

为了有效的控制监狱单位的行政预算与单位执行工作，就应该在工作人员进行行政预算与执行的工作过程中，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督。只有将监督工作做到位，才能够有效的提升监狱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整体控制力度。然而，通过具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关于监狱单位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必要的监督，没有必要的监督，必将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然后就是缺乏规范有效的监督，目前对于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这并不能够有效的遏制问题的发生，并不能够产生切实有效的监督工作。同时对于监督的问题还有就是，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没有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就不能够形成体系的监督工作，不利于监督工作的进行。最后就是监督工作中的严肃性，不能够得到体现，具体的监督工作人员，没有正确规范的执行监督工作，监督的手段也较为松散，这些都会导致监督工作出现问题。

3、对预算执行工作缺乏有效的分析机制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到，监狱虽然有完整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编制工作，但不能形成有效、科学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分析机制。通过合理的行政预算分析机制，才能够有效的`提升行政预算的效果，通过具体的支出数据来进行单位各项工作的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分析机制，就不能够很好的发挥行政预算的作用，同时还会带来具体执行工作的混乱。没有必要的行政预算分析机制，还会导致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评析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公平的规象，从而打击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本单位的具体工作的进行，更甚者会影响单位的长远发展。因此，为了更好的控制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就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分析机制。

二、如何控制好行政预算与单位执行

1、加强单位预算编制工作

在监狱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中，单位的行政预算更加应该引起必要的重视，因为没有合理具体的行政预算，就不会有之后的单位执行工作。因此，为了做好单位的行政预算工作，就需要加强监狱的预算编制工作，这样才能促进监狱的行政预算，从而更好的带动单位的执行工作。应该首先建立必要的单位行政预算的编制专门机构，并且还要注意较为重要的一点，为了保证单位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都能够顺利的进行，防止不必要的问题出现，各职能部门编制行政预算的工作人员应征求执行人员的意见，并且结合最近二年的实际支出情况，上报预算。同时还要通过单位的预算编制，在既定的行政预算周期内，使预算工作细化到某个时期甚至是某个具体的事项上，不断的提升单位预算工作的精确度，以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因此，为了有效的控制单位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应该切实加强单位的预算编制工作。

2、明确行政预算各岗位职责，规范审批制度和权限

通过上文对于目前监狱单位的行政预算工作的现状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目前的单位行政预算，缺乏必要的审批和通过制度，因此，应该高度的重视这一问题’明确单位内部行政预算的各岗位具体职责，切实规范审批制度和权限的使用。必要的行政预算审批程序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只有控制好了单位行政预算的源头工作，才能够做好以后具体的行政预算工作与具体的执行工作。明确单位内部各岗位的具体职责也是非常必要的，各司其职才能够保证整个行政预算和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各司其职的明确分工，加上必要的规范行政预算的审批制度，才能够避免在预算工作中出现的随意调整，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省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中的预算开支。

3、建立并健全全面的行政预算与执行的全面分析机制

通过建立全面的行政预算以及分析机制，对于提升单位对于内部行政预算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在具体的单位行政预算得到严格的审批，并且通过之后，就需要切实地进行预算的执行工作。然而预算的具体执行工作，可能会与准确的行政预算存在一些误差，这样就容易出现超出预算支出的现象，这是单位都不想看到的情况，因此，应该及时的建立并且完善具体的分析机制。能够及时的对按照行政预算进行的执行工作进行评价、分析和预测。以保证执行工作能够严格按照既定的行政预算进行。这就极大的提升了工作的严谨性。

4、加强对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监督

为了有效提升监耐于行政预算与具体执行工作的控制，就应该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进行合理必要的监督。对于整个行政预算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单位行政预算进行审批的过程中，应该对此环节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督。主要防止两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审批过于宽泛，直接由该部门的领导签字就能够通过行政预算，这种行为应该在监督的过程中坚决打击。第二就是行政预算的编制人员与审批人员存在不正当的关系，直接通过该行政的预算工作，因此，应该对行政预算的审批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另外还应该对进行行政预算的工作人员与具体的执行人员进行监督，防止编制人员与执行人员没有实现分离。最后就是对具体的执行人员进行监督，防止具体的执行工作没有按照既定的行政预算来进行。通过有效的监督，就能够极大程度的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因此，提升对行政预算的监督，就加大了对整个预算编制与执行工作的控制力度。

5、促进行政预算和各职能部门执行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及时有效的沟通才能够保证单位内部行政预算与具体执行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尽可能的减少单位内部不必要的额外开支。对于行政预算的单位执行工作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行政预算的编制工作与行政预算的审批部门之间的沟通，只有这两个部门之间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才能够在审批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体现单位的利益，促进行政预算的精确度的提升，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额外支出，出现在单位的行政预算之中。良好沟通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还体现在，行政预算与具体执行部门之间。通过上文的监督机制我们可以看出，监狱的行政预算与执行部门是相互分离的，因此二者的工作之间难免会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因此，为了保证整个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应该在行政预算与各职能部门的执行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沟通，促进单位对于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有效控制。

三、结束语

单位的财政对于整个单位的工作进行以及长远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保证本单位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并维持单位的长远发展，就需要高度重视单位的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经过调查分析可见，目前的单位预算与执行工作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单位内部缺乏严格的预算执行授权以及必要的审批制度，同时对于单位内部的预算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工作，最后对于预算执行工程还缺乏有效的分析机制。因此，为了维持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整合和处理。本文通过五个方面来具体的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该加强单位的预算编制，同时还要明确行政预算各岗位职责，规范审批制度和权限，并且建立健全全面的行政预算与执行的全面分析机制也是必要的，然后还要加强对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的监督，最后对于行政预算和单位执行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行政预算与执行工作。

篇18：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刑诉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和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并没有规定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受理，这种一律受案机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问题：如有的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文书不齐、往往需退回补充材料，造成审查逮捕时间不够。还有的将不能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如涉嫌危险驾驶罪的案件。笔者认为：应建立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对一些不符合形式条件的批捕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材料或不予受理。

一、建立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理由

第一、这是由逮捕措施重要性和批捕时间有限性决定。逮捕是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刑事案件整个流程中批准逮捕作为一个公诉、审判程序的前置程序，往往对于整个案件的定性具有基调作用。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间又非常有限。因此审查逮捕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谨慎、紧张的工作。逮捕措施运用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是否齐全、规范。

第二、这是适应新刑诉法修改逮捕条件而需要做出的变化。新刑诉法将逮捕条件细化并区分为一般逮捕条件、径行逮捕条件和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转补条件三种，将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使批准逮捕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化、规范化，这也要求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提供的案件证据材料更加具体和全面。尤其是对于公安机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案件不予受理，可以有效改变“构罪即捕”的传统执法观念，减少不必要的逮捕，有利于保障人权。

第三、这是适应《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案件管理制度的需要。《规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对于侦查机关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统一受理。既然是案管部门统一受理，就必须发挥其提高案件受理和管理水平的作用，对于一些不符合条件的报捕案件予以退回补充或不予受理。而不是增加一个形式上的“中转站”，占用本就非常紧张的审查批捕时间。

二、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规则》第七章“案件受理”的规定已经形成了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雏形。如经审查，认为案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及时要求移送案件的单位补送相关材料。这已经为建立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一定基础。

建立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还需要完善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受理提请逮捕案件的条件。《规则》第154条规定：“案件管理部门审查后，认为具备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因此必须明确检察机关受理案件的条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受理提请逮捕案件的`条件应当是：（1）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具备提请批准逮捕书、案卷材料和证据；（2）属于本院管辖的批捕案件；（3）犯罪嫌疑人在案；（4）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5）一般逮捕条件案件中需要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证据材料；径行逮捕案件中需要有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曾经故意犯罪、身份不明的三种情况之一的证据材料；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转补案件中需要有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证据材料；（6）人大代表涉嫌犯罪需要逮捕的，有该代表所属人大常委会或主席团的书面许可；（7）不属于“不构成犯罪而做出不捕决定，公安机关在原有事实、证据不变的其情况下，重新移送审查逮捕”的情形；（8）不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已做出不捕决定，并通知补充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未进行补充侦查又移送审查逮捕”的情形等；

第二、明确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逮捕案件的审查期限与审查内容。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审查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当然为了使审查逮捕工作更加有效率，这种审查只能是形式审查，而且建议审查必须在24小时做出决定。

第三，明确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相关处理。此时应区别对待一般瑕疵和案件重大问题。对于一般文书瑕疵，可通知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补充或者纠正，对于公安机关在该期限内不补充或不纠正的，方可退回公安机关，并告知不予受理。对于案件存在重大问题，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中心应当直接退回公安机关，并告知不予受理。案件的重大问题有：不符合上述受理提请逮捕案件的条件第（2）项至第（8）项等情形。

篇19：浅析我国公共政策应对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浅析我国公共政策应对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公共政策揭示了公共政策与公众利益、政府、政治的关系,调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政府的利益分配目标,这决定着公共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公共政策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分析,剖析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应对机制的现状,并对如何建立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应对机制提出了个人看法.

作者：吴俏 WU Qiao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441021 刊名：经济师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 “”(4) 分类号：F120 关键词：公共政策应对机制建立与完善

篇20：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卢炯星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我国的环境资源立法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预示着人类环境时代的开始。此次会议最重大的意义是产生了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近的思想。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同发展的战略，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的赞同。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我国于1992年8月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4年3月，我国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调以下简称《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杜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79年我国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此外，由全国人大通过和修改通过了许多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管理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文物保护法》等；由国务院制定并公布或经国务院批准而由有关主管部门公布了大批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项法规，其中包括为了执行环境与资源基本法和法律而制定的实施细则或条例以及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所制定的单项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森林法实施细则》《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由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颁布了600多项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另外，我国还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样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基本上建立了环境标准的法律体系。到1995年底，我国颁布了364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

为了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环境权益，承担应尽的环境保护义务，我国缔结和参加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南太平洋无核区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东南亚及太平洋区植物保护协定》等几十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

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和以我国缔结参加的有关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协定为辅的较为完备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个人的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加之我国环境和资源的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使我国的环境与资源法的法律体系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我国环填与资源存在的若干问题

在20世纪里，世界环境污染公害事故和公害病显着增加。30――60年代发生了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俟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疼痛病事件、美国洛杉矾光化学烟雾事件等“旧八大公害事件”；80年代又发生了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印度搏帕尔农药泄漏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瑞士巴塞尔赞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全球大气污染和非洲大灾荒等“新八大公害事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7个方面：“三废”物质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核污染。

我国在环境污染的防治和资源保护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国生态环境存在恶化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却在恶化：大气污染居高不下：水资源持续短缺，水质污染明显加重；土地退化与耕地占用严重；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加剧，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展；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水土流失的危害已经扩大到全国耕地面积的1／3，500多条主要河流和几乎所有的湖泊受污染面积达82％以上；全国城市的居民正呼吸着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以上的污浊空气；而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下游，一年中有200天可以被改称为“母亲沙滩”。1998年夏季长江全流域持续两个月的水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也与生态环境遭破坏有很大关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将重点解决“三河”（淮河、海河和辽河）、三湖”（太湖、巢湖和滇池）／两区”（酸雨污染区、SO2控制区）的污染控制问题。这也反映了上述“三河”／三湖”／两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到了非“重点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二）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是环境投资总量小，历史欠帐太多。“八五”期间，国家环保投入1102亿元，按1990年的价格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0.69%，没有达到“八五”计划规定的0.85%的目标，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目前总的环境投资缺口大约为2500多亿元，而现在的投资额仅占需要投资额的6.3％。发达国家的环境投资通常要占到GNP的1.5O%以上。例如，美国每年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在800亿美元以上，日本在700亿美元以上，美国每年用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的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据一项对80年代中期情况的研究表明，我国因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82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遭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500亿元，两项合计达882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5.64%，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料的统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为3――5％。可见我国的环境污染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

我国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建立的。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现行的环保投资体制存在着一个如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环保投资体制的改革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体制的改革。1984年初，国家规定了环境保护的8条资金渠道，这标志着我国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开始；1986年，国家又进行了环保补助资金“拨改贷”的试点；1988年，国务院发布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同时又试点建立环境保护投资公司。从目前现状来看，这些环境投资体制改革和试点涉及的范围有限，改革的力度也不够，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

（三）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存在的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尚未成为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

现行《宪法》虽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及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但不足的是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环境保护、防治污染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然而，我国制定的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10大对策和《白皮书》以及《纲要》，都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这就说明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和环境与资源的政策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

另外，在我国80年代制定的单项自然资源法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对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具体的规定，致使这些自然资源的法律难以适应生态的环境保护的需要。

2.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于1992年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环境与资源立法相当一部分是1992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这些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法律规定已明显地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下，必须强化环境资源保护在政府决策中的份量，增加环保投入，为环境资源计划管理提供现实办法。现行法律确立的以行政区划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已造成了污染范围的扩大、跨区域及跨流域的污染情况严重而得不到有效遏制，以城市为主的污染正逐渐向农村蔓延。

目前执行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这种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力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能力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环境保护投资条款与市场经济下环境事权分配和国民经济融资体制不尽符合，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3.我国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之间也不统一

我国环境法与资源法之间存在不统一的现象。例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局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统管全国或地方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和污染防治控制工作；然而在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各自然资源专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却未规定环保主管部门的权限。这种立法倾向显然是把环保主管部门排除在自然资源保护管理部门之外，明显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从而造成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再如，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缴纳排污费即可，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还有，我国虽然已制定了各种环境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但并未将其列入《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水污染防治法》将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权划给各级政府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这些做法的结果使得大量的相关法规散见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实质上是法出多门，重规章而不重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结构上的一个缺陷。

4.我国缺乏一部自然资源的基本法――《自然资源法》

我国从80年代以来颁布了几部自然资源的法律，其中包括《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比较单一和分散，不能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以广泛、全面地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5.我国还缺乏环境与资源教育的立法

三、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完善

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必须进行修改和完善，以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一）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合编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明确提出，各国应通过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宣言和盟约，使各国对可持续生存的道德准则作出承诺，并应将可持续生存原则纳入各国的宪法和立法之中；所有国家应保护人权、子孙后代利益及地球生产率和多样性的环境法综合体系；应对现行的法律和行政的控制进行审查，改进其弱点；到本世纪末，所有地方都应完成对国家法律的审查，目的是重新制定法律，适应持续生存的需要。因此，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立法应根据以上的精神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和完善。

1.修改现行《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条款，应在适当的时候加以修改，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因为，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

2.修改《环境保护法》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由于制定的时间较早，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应加以修改和补充――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作为指导思想并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以适应保护环境与资源的.需要。另外，《环境保护法》中还存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以致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其结构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实施法的内容，其内容已经溢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范围；《环境保护法》突出的问题就是对自然生态和资源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大少，以致于该法呈现出浓厚的污染防治法的色彩。这些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给予特别注意。

3.修改有关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

在修改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贯彻到修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过程的始终。二是在环境与资源的立法中，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环境与资源的管理也要引人市场机制，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国家应制定有利于环境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减少环境污染，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要按照“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促使排污单位积极治理污染。三是对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进行立法，四是加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上环境与资源立法的经验，引进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先进的手段、技术，使我国环境与资源立法的内容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的内容相一致。

（二）进一步加强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

1.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目前，我国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然资源的管理主体及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补救；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当利用自然资源的责任；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有偿利用及收费制度；自然资源税；保护自然资源的教育以及违反《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等。

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法》的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能满足下一代的合理需要。《自然资源保护法》应修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然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经济手段的法律化来管理自然资源，做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同时进行。

2.加强国家对环境资源投资的宏观调控，制定《环境污染税法》《环境保护投资法》

据预测1995――2000年我国在环保方面的，急投资需求将达4000亿元。根据联合国预测，2000――2025；年全世界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如果保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可以大体上减缓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2％，可以便环境恶化得到初步控制；如果上升到5％左右，可以完全控制住环境恶化；()如果上升到8――10％，方可实现环境的良性循环。而在我国财政中，环保的投资份额偏小、，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必须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并且利用财政觎收等手段作为产业政策实现的手段，加强环境保护投资的宏观调控。

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环保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须运用税收手段对排污者课征环境保护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之策。当前，急需制定《环境污染税法》。根据我国实际，该法应对以下污染进行征税：（1）水污染税，即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为依据进行征税；（2）二氧化硫税，即以企业排放硫的数量作为课税依据；（3）燃料税，即以燃料产品的销售数量为证税依据；（4）垃圾税，即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进行征税。

《环境保护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制定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现戈（和战略。其中包括制定全国和各地区、行业的环境投资发展战略，环保投资的总体规模、投资方向；环保投资筹集（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排污费收入；发行中长期环境债券或股票；适当利用外资，采用BOT投资方式，解决环保基础施建设资金；建立环保基金；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援助；环保投资资金及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效益管理；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和结构；环保投资的信息系统；违反《环境保护投资法》的法律责任等。

3.制定《环境与资源教育法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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