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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和“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应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应该是大众的，平民的。
目录简介文化研究理论家其他定义参考书籍收缩展开简介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文化研究”和“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们一般认定，“文化研究”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CCCS）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此即“伯明翰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 英国的文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严肃正统凝重，或者说贵族气绅士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就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做派，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应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应该是大众的，平民的。
文化研究理论家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 李察?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 ) 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 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雅各・拉冈（Jacques Lacan）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史都华・赫尔（Stuart Hall）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其他定义在另外一个有些微关系但不同的用法里，文化研究这个名词有时会用来当作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同义词。区域研究这个名词是用来指称针对特别一个文化来进行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伊斯兰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等等。
参考书籍若丁・萨达，《文化研究介绍》（第二版） 若丁・萨达，《文化研究介绍》，乔治亚大学出版社
篇2：文化语言学研究
摘要：本文试图从汉字的结构阐释汉字的文学形式美，笔者引用大量的事实作为论据论证其涵盖的文学形式美。
关键词：汉字结构;六书;文学美感;文学形式美。
一、引言
人们对汉字的研究由来已久。
早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
汉字的结构本身具有一种和谐之美，方正大方，整齐美观，结构稳定，足以传承我们的文明：汉字的四声造就了独特的声乐结构与抑扬顿挫的音乐艺术效果：汉字的表意性特征容易引起具体形象。
单音独体，特性使然，较少的言词可传达出丰富的意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
本文作者对汉字的结构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从汉字的造字法、书写及运用等方面展开论述，揭示了汉字结构的文学形式美。
二、汉字的结构
1、汉字的六种结构
人们对汉字的研究早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
东汉的许慎总结前人的成就写成《说文解字》一书，系统的分析了汉字的六种结构，学术上称为“六书”。
“六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但并未指出“六书”是什么。
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为“六书”，是造字之本。
稍后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说》中对刘书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次序、名称与班固等人又有所不同，后世文学家采用了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
据此。
我们略做解释：一，象形。
《说文解字・叙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日，月是也”。
的意思是依照物体的轮廓，用弯曲的线条，画出那个物体的形状来，这就是象形字，如“日，月”等字，许多描述具体事物单音的字都属于这类字。
二，指事。
《说文解字・叙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意思是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代表什么，但要仔细观察以后才能明白他的意义，比如“上，下”等字。
这类字一般都有指示符号，表明字义所在。
三，会意。
《说文解字・叙说》：“会意者，比类合谊……武，信是也”意思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并在一起。
并把他们的字义合起来，就出现了一个新义的指向。
会意字多位合体字，在汉字里很多，大多为动词，追寻其本意往往很有意思。
如“武”字的甲骨文，从形从止，从戈操戈，英武之貌，跃然纸上。
“武”字的篆文，会合“止”“戈”二字，赋予制止侵略之意。
又如“明”字，日月交相辉映。
甲骨“明”字的另一写法，意为月光照进窗棂，不仅会意，且富诗情。
“信”字从人从言，意味人言必有信。
四，形声。
《说文解字・叙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江，河”属水一类的事物，所以用水作为形旁，而取工作为声旁，两者相合而成形声字。
这类字多位后起，在结构上有六种：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内形外声，外形内声。
比如“盂”字。
下为形。
上为声;“祀”字，左为意，右为声。
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只占约20%，但在现代汉字中却占80%。
这是因为形声结构造字简便，便于识读。
五，转注。
《说文解字・叙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意思是建立同一类的字有统一的部首，如果字义相同，则可以互相注释，如考和老就是这样。
可见转注有两个条件，一是部首相同，二是字义相同，非此构不成转注。
六，假借。
《说文解字-叙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意思是词语中没有这个字，但也不用新的字，而是借用现成的字去表示。
如令、长就是这样。
甲骨文中。
就借翩翩起舞的“凤”为风，借以手执斧的父为斧。
篆文中“西”字本是鸟栖息于窝中之意，现却假借为“东西”之“西”。
篆文中“朋”字本为凤鸟之古义，今人多用为“朋党”之“朋”。
大体说来。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是文字构造的条例，“转注”、“假借”是文字运用的条例。
在文字变简规律的制约下，文字越来越远离了写实，但其间架结构乃至偏旁部首。
根柢里仍然潜伏着象形的因素。
2、汉字结构的和谐美
汉字之美，形于表。
却涵于其结构。
汉字的结构本身具有一种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的充分表现是把汉字的符号特征与语义所指有效统一起来了。
简单的，如木，林，和森字，以及众多以“木”为偏旁的字。
象形让汉字与绘画天然的产生了关联，所以凡是画家必精于书法，相应的。
凡是书法家也必精于绘画。
意会是汉字的另一种重要构词方法，这种方法让我相信古人具有高深的综合和结构化能力。
3、汉字的书写
大家都知道，汉文字是由点、横、撇、捺等多种笔画，按照一定的搭配关系和结构规则构成的，大体是一个方块形。
从汉字的书写可以欣赏其自然美和整体美，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适宜布局，首尾相映，即可欣赏其形体美、整体美。
楷书是所有书体的基础功。
为了创造各种书体的形式美，适应各种书体书写需要。
书家把用笔分作圆笔、方笔、正锋、侧锋。
圆笔用于写行草，方笔用于写楷、隶。
正锋写出的楷书风格苍劲。
侧锋写出的行、草风格秀丽。
其实，在书家手里，正锋、侧锋、圆笔、方笔常常是有机结合使用的，特别是行、草书体的书写，方笔圆笔结合得更紧。
正如南宋词人姜白石《续书谱》中说：“真经折而后道，草以转而后劲。”
汉字笔画种类再多，归结起来不外点和线，以及点和线之间的连接和搭配。
笔画有长短、粗细、伸缩、曲直、斜正、仰俯、刚柔等对比变化。
通过各种笔画的变化和搭配处理，观赏风格气势，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字无可比拟的。
三、汉字的结构美与文学形式美
1、汉字结构的独特性
中国的汉字，与世界各国的文字大不相同：它不是拼音文字，不是用字母连缀而成，而是用笔划构筑而成;它是独具特色和情趣的方块字，这种字体，方正大方，整齐美观;它不论笔划多少。
均能容纳到一个方格之中，不会失去端庄稳重的平衡感;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即使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
也必须每个音节写成一个方块字，将汉字书写成文，便往往能够造成字形、字音、字义两两相对的，整齐优美的对称句子，
汉字的独义性。
在外观上造成了整齐、对称的形式美。
正是汉语词义、汉字字形的这种独特型决定了使用汉语、书写汉字的人对于“对偶”的修辞手法情有独钟，这样特殊的文字被赋予一定的创作意图时，就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情感、内涵及韵味。
例如，中国的楹联，仅从字形上来说，就使世界各国其它形式的文字难以与之同列。
2、汉文字的文学形式美
汉民族语言是音、形、义的统一体，作为构造文学形的'物质资料，其自身的质性能够呈现特定的形式美感，即是作者内在情感的自然流溢，又是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外在体征。
早在古代，文学写作就遵循音声圆转的美学原则。
刘勰的《文心雕龙》设有《声律》、《丽辞》、《事类》和《练字》等篇目，它们就是从声、色、形等美感方面来讲如何配置词语的，与其中体现了刘勰形式美论的系统观点。
南朝齐代就有声律理论的创立，沈约等人把汉字四声的规律运用到诗文创作上，依此求得字音的平仄相对、高低互节，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勰论声律也谈到了字音平仄的选
用以及双声叠韵字的运用等问题。
在音韵谐和的美学追求中，刘勰注重的是它所能传达的作品的情韵并由此而形成的作品的风貌。
“声转于吻。
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他把文章声韵的安排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成。
强调要讲求它整体和谐的形式美感。
文学语言声调的飞沉抑扬，是作者心音的驰响。
就文学的音乐性特点来说，音乐之乐律与语言之声律具有同样的性质。
都是人的内在生命节律的外现，所以运用在创作当中。
不管是“外听”的乐调，还是“内听”的声调，都是托寄人的情感的承载形式。
“声萌我心”、“声与心纷”，人们在运用语词概念表达思想的同时，也运用语言音调的变化来表现内心不同的情感。
王力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其实除上述两点之外。
还应论到由文字筑型所构成的文面美，这在古代文论中显得特别珍贵，是应该值得今人加以总结和借鉴的。
《文心雕龙》有《练字》篇，所谓“练字”，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字去留、词义锤炼，而是面对诗、文的写作，探讨如何做到文章语面上的形式美的问题。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练字》解题：“练训简，训选，训择，用字而出于筒择精切，则句自清英矣”。
文字是表意的工具，它寄情载义，声形俱要，其自身就是美的构造，择字得当，于篇章形体亦可致殊美之功。
3、汉字结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前文提到，汉字的构造有“六书”之法。
其中“转注”、“假借”是用字的方法，并不产生新字，而在其余的“四书”当中主要也以象形为本。
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把这四者称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说明各种造字法都离不开对事物的仿象。
“象形”字类同图画，直接反映事物的体状，许慎《说文解字・序》称其特点为“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依类象形”的字体本身就是美的展示，由此而带来的字体排列所构成的文面形式，也是文章形式美的一个要素。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把文字学作为文学的基础，从而对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界定。
他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质，与汉字的审美内涵相关联，语词是文章表情达意的基本单位，字面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图式自然会影响到形、声、情三义并举的文章作法，从中体现汉字的美感意蕴与文学的美学特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情采》篇云：“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文章是由语言文字做为传载工具的声、情、形、义的统一体。
语言自身的特点也必然会融人文学的艺术特性当中。
鲁迅曾就汉字的特点在文章中的运用说道：“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就指明了汉字形体对文学美感效果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小结
文字是表意的工具，汉字作为世界上一个文字系统，其书写早已成为一门艺术，其结构稳定和谐，方方正正，正如创立汉字之华夏祖先，端端正正，给人以美感。
学好汉语。
可以用较少的言词传达深奥的哲理，表达丰富的情感。
汉字结构之美，汉语的文学形式之美，非深入探讨不可得其中玄机。
篇3：《文化研究读本》读书笔记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篇4：《文化研究读本》读书笔记
我一直将艺术与文化等同看待，同其他活动一样，是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而赋予特殊职能的不同的表现方式。艺术同文化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的形式，而其自身发展出的一套体系决定了其复杂又相关联的形式。艺术亦不受其他活动影响，却寄生在各个活动中成为一种意识上的影响因素影响着其他活动。并且，艺术的本身价值是抽象出来的价值，没有一个形象的参照物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又受到时代、地域、创造者与受众的影响，价值评定相差巨大。对于创造者与受众，又受到自身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及艺术层面的与生俱来的审美观的影响，造成艺术价值评定的不稳定性。
同文化一样，艺术亦要放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本质的认识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一旦某个艺术孕育出一种产物，这种产物便成为一种旧的形态，一种存活在过去某个时间的艺术（虽然可能有相同的空间）。我们只能像记录文化一样记录艺术，且如不能复原抽象的文化一样不能复原死去的艺术。换句话说，我们了解的仅仅是过去的艺术，是已近死去的艺术，其最初的思想只有创造者知道，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杜撰出一部分思想记录在历史的文献中，供人们评论。
篇5：《文化研究读本》读书笔记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之前一直听许多人说，前言对一本书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必读的部分，但是我之前在阅读文学名著的时候一直是忽略它的，觉得都是作者的写作感受，跟内容本身无关。事实上，前言中包含了许多与书本有关的周边信息，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思路，内容梗概，尤其对于学术著作，明晰作者的写作背景、主要观点、论述方式以及对论据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帮助理解整本书的内容框架、捋顺阅读思路。在《文化研究读本》的前言中，两位编者说明了编著此书的目的，并对书中收录的论文和作者及其主要观点做出简要的描述和分析，让我对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基本观点有了大体上的了解，对后面的论文阅读也能相对较快的进入状态。
从内容上来说，这本书中的文章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都以文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开阔了我的思维，并将其往更深一层引进，比如，芭比娃娃、摇滚乐、电视剧等等的背后都有很深的文化根源，它们不仅仅是表面上看的那样五彩斑斓、形式各异，而是工业文明下批量制造的产物，有着既定的生产流程，并在刚一出现就已经拥有很深的文化烙印，其内在的无论是霸权文化入侵，还是种族歧视、文化抵制等等，都会给接触者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在安·杜尔西的文章中就描述除了这样的的影响力：从小出生在白人统治的世界，玩着白人芭比娃娃，其中透出的西方审美观已经深入到内心，以至于“我长大时，总以为自己很丑，纠结的头发，宽大的臀部，漏缝的牙齿……直到有几个尼日利亚男子告诉我，在他们的文化里，这样的牙缝是大美人的标志……”而美国摇滚乐的产生与流行和美国七十年代的越战有密切关系，摇滚乐疯狂激烈的音乐风格为人们提供了反抗战争和发泄不满的有效渠道。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的为各种活动帖上文化的标签，比如沙滩代表了度假、休闲、活力，购物中心代表妇女、花费，城市代表快节奏、发达等等，这些原本是脑海中的定式搬的联想，原来都大有研究，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收录西方文化学者研究论文的书籍，从各个侧面展示出了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为文化研究起步较早且相对成熟，然而正如前言所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正因为如此，一代代的文化学者都倾其毕生的精力来推进世界文化研究的发展，而这种锲而不舍、追根溯源的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我学习的。
篇6：礼俗文化再研究
礼俗文化再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提，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这是一个富有理论性的诘难，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我们思索，礼俗社会说所以被质疑，其理论依据的本身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对礼俗社会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观念和法理社会为参照，往往陷入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窠臼，从两者不同质的一面看，中国非礼俗社会莫属；从发展看明清时期已孕育了现代法理的生长点，礼俗社会说因而被指为“虚幻”。
礼俗本是土生土长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观念，礼俗社会说的建树，首先应该从本土资源来发掘理论支点，如果摆脱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局限，换一种视角向下看，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来考察观念与生活及其百姓日用之学，重新建树礼俗社会说的知识系统，是从学理上回答这一诘难的又一探索。
生活本是礼俗之源，21世纪海内外文化研究向生活主题的转移，必将召唤对礼俗文化的关注。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使思想文化研究贴近生活。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余英时在《现代新儒学》序言中表示关心“形而下”的取向，种种言说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对此国内哲学界已有回应，哲学研究者已经提出，建立人间哲学的呼声，让哲学融于生活，使哲学与生活保持同步发展。李泽厚在最近出版的《历史本体论》中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的见解。任继愈先生在国际汉学会议上提出:“研究汉学必须从生活文化入手，这是一般的途径。”这一见解的提出并非是简单地从两种异质文化相遇，首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衣食住行给人深刻印象的原因；也不在于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的基础，因为这是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的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生活文化在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别不同的意义，因为生活方式在传统的礼俗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马克思把“生活”视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3]论述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得到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50年多前费孝通和柳诒徵先生对礼治秩序和礼俗社会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华文化的`特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21世纪的到来，中华文化面临又一次挑战，这不仅要继往开来，发展既有的成果，更要面对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作出应有的回应。这两者所蕴有的内涵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有的还是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与时更进、后来居上的条件和机遇。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未来学家预言人类社会将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情绪经济转化，这预示着社会发展将愈来愈突出人的生活的主题，这一主题与礼俗文化的研究天然合拍，因为礼俗文化富集了中国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人文遗产，它造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也使中国人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人文遗产的研究不能局限文本的观念，尤其是与生活鱼水相依的礼俗文化，拥有大量的非文本资源，这在中国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所以用这一主题审视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社会生活中去发掘新的资源，是对21世纪文化研究贴近生活趋势的最好回应。二、礼俗社会的文化模式
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典章制度，俗为风俗习惯，清代的孙诒让就指出:“礼俗当分两事，礼谓吉凶之礼，....俗谓土地之习。”[4]但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对礼和俗进行了整合是为礼俗。柳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并不乏有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华民族“以史迹较之，成绩特殊，由果推因，其亦有循共同之轨而自致其优越之端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系，世世代代传沿不绝，这是举世公认的特征。50多年前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礼俗问题，正是源于探究中华文化这一特性的思考。论文礼俗文化再研究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 GVy95kGL&32_ =numY4{o/7] ry 6 * Ywww.66wen.comWup7 s a0Z+? uE `](8 iV\=@a.
面对中华文化如此坚韧的历史，人们不禁要思索，同在地球上生息的人类，为什么只有地处北温带的中华民族才有如此高强度的凝聚性和传承力?西靠大山，东临大海，依山背水与世隔断生态环境曾经为众多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这独特的性能，提供了地理环境作用的依据；黄河、长江、运河等横贯中国大陆的江河沽海之利，造就了稳定而静态的农业文明，也给人们探索中国文化的这一奥秘以丰富的联想。不论是历史的考察或社会调查，种种实证和推理都不失为论证中华文化从未中断的佐证，然而这些佐证并不能使我们满足，在世界上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的族群，为什么却未能构成像中国这样强劲的文化形态?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从社会文化的领域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以进一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文化模式，是指一种文化形态所涵有的文化要素及其构成方式，这是集众多个体思想行为而整合的群体性的特征，又是一个族群认同的稳定性的范式。它沉潜在纷纭错综的文化事象中，并不是随时可以感知，人人可以发现的，它需要经过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的抽象和提炼，方能感悟的真知。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通常是指封建文化模式，这是封建时代人们在器用、认知、情感、道德和法权方面的综合表现。笔者在《礼的省思-----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探析》[5]一文中曾经阐明，这种文化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因此就其涵有的文化因素来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其构成来说，它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化的内容。正是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使它成为统治社会至深至广的力量，这是中国文化生命力尤为顽强的独特机制。
文化模式的提出，是要回答一个族群的文化构成和风格，以便与其他文化系统相区别。就人类社会来说，既有统治与被统治，上层与下层的区分，在文化上那就有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野。作为文化的传统，它不仅传自上层的文案，也包括下层的风俗民情，涵有各阶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整体性特征，这在各国都不例外，只是由于地位、方式与影响的不同，才有大小、主从、文本与非文本之别。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人们从意识形态领域作出这样的论断，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识。在意识形态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其缔造者和传承者都是对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化巨匠，后世的研究者往往致力于这些文化精英的研究，以揭示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文化特质。这种思路是从思想史或个案着手，直入堂奥，有便于把握传统中的主导部分即所谓大传统的研究。然而此种研究的不足在于，对于散在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各个领域，乃至各地区的风俗习惯即所谓小传统的研究却少有涉猎。大传统是由思想家提炼的思想体系或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它高于生活又指导生活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具有系统性、导向性和稳定性，依靠权力的干预和灌输，制约和规范小传统的发展；小传统却由于植根民众的生活，贴近社会的实际，富有多样性、易变性和自发性而与大传统有一定距离，从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就一般的族群来说，大小传统之间相互依存，对流是经常的，但它们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但在中国由于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结构，在价值观念上大小传统差异甚微，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篇7：护理服务文化研究初探
护理服务文化研究初探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把服务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不禁使人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五千多年的华夏文化，文化与医疗服务紧密相连，因此成为各医院探讨、研究的主题。医院文化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它是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也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端正医德医风的`基础工作,具有育人、导向、激励、凝聚、约束的功能与作用。近年来医疗实践证明，在同一地区，特别是规模相同、功能相同、技术水平相近的医院间竞争已相当激烈。服务文化中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艺术成为竞争的焦点，为了探讨研究医院护理服务文化，近两年来我们成立了课题组，作了以下研讨。一、确立护理服务文化建设目标
首先在护理人员中形成共有的理想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着手,通过上课、报告会、大型座谈讨论会、演讲等系列活动，大大激发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使大家统一了认识，确立了“让病人满意，使病人健康”是我们护士永恒追求的目标。
二、护理服务文化建设具体内容
1、制定护理理念：仁人之心, 关爱病人；济世之术，服务病人，人人健康是护士执着的追求；
2、讲究护理服务艺术：开展全方位、多层面的服务外，提倡微笑服务、礼貌服务、舒适服务。积极开展心理护理、健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录音、录像、音乐、宣教等各种措施和方法。
3、狠抓护理服务质量：修订了护士考核条例，制定各项规范操作章程，强化了由护理部、科护士长、护士长共同参与的三级质控体系。全院出院病人满意率达98%。开展整体护理病房达50%。
4、提高护理服务效率：手术室打开“瓶颈”，做到“来者不拒”开放周六全日手术，与8月同期相比，手术率增加了21%。急症科开设绿色 通道，与市救护大队联网首创开设 “311”急救专线，做到畅通、安全、高效。急症就诊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0%。
三、服务文化研究试点与成效
1、手术室开展围术期病人系列化心理护理的研究内容包括：(1)术前出室访视(2)术中播放背景音乐(3)建立信息发布窗口(4)术后认真随访满意率100%，需要率100%。
2、急诊室开展绿色通道护理服务的研究 具体措施为（1）建立鲜明识别系统（2）建立急救呼叫系统（3）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抢救护士队（4）设立绿袖章专职服务员（5）开展共青团示范群体竟赛（6）急诊观察室病房化（7）开设本市第一条急救专线电话 急诊室绿色通道服务开展以来，深受群众欢迎，受到社会广泛好评。电台、电视台及全市各报刊先后七次报道。急诊病人满意率达98%以上。急诊护理组荣获上海市医院文化创意大赛金奖。
3、心内科开展规范化健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研究 采用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方法，达到普及化、板报化、书面化、辐射化、连续化、扩大化、及时化、灵活化、实用化，每天对住院病人进行集体或个别健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时间达30分钟左右。使病人的满意率从原来的90%上升到98.5%。此项工作还延伸到社会与家庭，组织了“起搏器之友联谊会”为健康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开阔了前景。
4、特需病房服务艺术的研究 经过多年护理服务实践与研究，形成了“不、情、忍、乐、全、换”六字服务艺术，病员入院率逐年增加，与历年同期比较：98年较增加30%，99年较
[1] [2]
篇8：文化研究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1]网络阅读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柯平.
[2]顾健.试论网络阅读的特征及其对阅读教学的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3.第24页.
[3]袁建.《论网络时代图书馆对大学生的阅读引导》.新世纪图书馆，第5期，686.
[4]袁建娟.《论网络时代图书馆对大学生的阅读引导》.新世纪图书馆，20第5期，686.
[5]顾健.试论网络阅读的特征及其对阅读教学的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
篇9：诉讼文化研究三
诉讼文化研究（三）
三、我国诉讼文化现代化之研讨（一）诉讼文化的滞后导致制度设计的虚置――现代化之必要性分析
考察我国现行诉讼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必须对诉讼文化的现状及其机制运作、功能发挥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与整体上较为先进的制度设计相比，现行诉讼文化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导致实践中“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严重背离的“司法二元化现象”的泛滥。[1]
从理论上讲，诉讼文化与具体诉讼制度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样态：一是诉讼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政治体制处于崩溃、解体的边缘，此时可能出现先进的诉讼文化与落后的诉讼制度并存且不断发生冲突的情况；二是当一个社会经过革命或变革确立了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诉讼法律制度体系，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尚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时，可能出现先进的诉讼制度与滞后的观念性诉讼文化相冲突的情形；三是诉讼文化与诉讼制度建设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形成良性运作的互动机制。就以上三种样态而言，第一种常常出现于社会革命或社会变革的前夕，第二种又主要出现在社会革命或社会变革之后不久，第三种情况则是一个各方面运转正常的法治社会的常态。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实践中诉讼文化与诉讼制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二种形态。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中，我国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以宪法为指导，以三大诉讼法为核心，以《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辅助的诉讼法制体系已初具规模并日益完善，仅仅从法律制度的规定上讲，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一些主要的诉讼制度、诉讼原则，如审判独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辩论原则、直接言词原则、陪审制度、上诉制度、时效制度等等在我国已经确立。不仅如此，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立法还建构起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诉讼原则，如死刑复核制度、检察监督原则、调解原则等。因此，从整体上说，尽管我国诉讼立法尚存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一种较为先进的、同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相适应的诉讼法制框架已经形成并正日趋完备。
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对诉讼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看法等相对滞后，尚不能适应诉讼法制日益民主、科学化发展趋势的要求。比如，时至今日，尽管国家法制建设与法制宣传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在改革开放后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传统诉讼文化中“厌讼”、“无讼”的思想在普通民众中仍根深蒂固，由此导致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宁愿寻找行政机关或上级部门解决，也不愿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解决纠纷。[2]至于认为同亲朋好友、邻居、同事“打官司”是不光彩的看法则更为常见和普遍。据一项调查表明，时至90年代中期，认为与亲戚、朋友、邻居或同事发生纠纷到法院打官司会感到比较丢脸、很丢脸的想法占被调查人数的35.4%，在乡村竟达到49.7%.[3]再比如，尽管律师制度在我国恢复发展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普通民众对律师仍敬而远之，不愿意与之打交道。上述调查材料还显示，被调查对象中就法律问题与律师打过交道的人仅为7.8%，在乡村这一比例仅为5%.[4]不仅普通民众如此，司法工作人员的诉讼文化建设也不容乐观，亟待加强。比如，长期以来，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普遍存在，许多人认为，程序法只是“助法”，是工具，因此即便不是可有可无，也是无足轻重和不受重视的，于是导致实践中诸如超期羁押、违法取证、刑讯逼供、随意干涉当事人处分权等程序违法现象大量存在，这些显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
因此，总体上看，现有诉讼文化与诉讼制度并存的状况，给人感觉是在一个颇具现代化特征的诉讼制度上强行铆上了一个传统意蕴十足的诉讼文化，[5]这不仅难以收到“同声相应”的效果，而且容易使
[1] [2] [3]
篇10：潮汕@文化词语研究
潮汕@文化词语研究
在潮汕方言中,“@”字涵盖内容广泛,由“@”字组成的词语丰富多姿.“@”的`名称都与其原料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祭品,常用于潮汕的岁时节日和一些礼仪习俗;潮汕小食名闻天下,其中“@”就是一种重要的潮汕小食,既有蒸、炸的棵类小吃,又有煮的糅类小吃.需要指出的是,在潮汕,同一种糅在不同地方的名称存在差异,同一种@名称在不同地方所指的@类有所不同;另外,在潮汕,“@”的概念深入人心,很多潮汕民间俗语也与@有关.
作 者：李林浩 杨静 庄慈敏 陈丽莎 肖惠卿 吴佳红 詹锦珠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0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14) 分类号：H1 关键词：潮汕地区 @ @文化词语篇11：校园体育文化研究
摘要：小学体育文化建设工作是我国体育事业长久发展的基础，良好的体育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小学生身体素质稳步提高，更能够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对于当代的教育体系而言，我们需要培养懂得生活、身体健康的新一代群体。
所以小学校园的体育文化建设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小学;体育文化;建设
小学教育是人类进入正规教育的第一环节，小学教育对于学生生活、学习，以及认识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更深层次来说就是小学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教育，在小学阶段培养的习惯将会大大影响学生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那么小学体育文化的建设深入其中，作用也不容小觑。
但是目前，我国小学体育文化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需要着力关注，以带动整个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
一、小学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1.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身体素质。
通过教育部的一项数据得知，我国学生身体素质在近二十多年以来持续下降。
调查显示部分学生对体育课的认识度不高，对体育文化的理解度不够，对体育内容的需求不强烈，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在全面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的道路上坎坷不前。
众所周知，体育是一项能够强健体魄，丰富生活的运动，如果能够大力发展体育文化，它带给学生更多的将是长远的价值回报，特别是能够有效地提升身体素质。
老话讲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此话不假，但是对于小学生而言，他们的经历和对世界的认识还都处在被引导期，所以出现各种抵触情绪时是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和督促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我国提高全民整体身体体质的战略。
2.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塑造全面的学生人格。
近些年，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增大，社保问题堪忧等等。
这些问题困扰着很多群众，甚至部分群众由于无法抵抗现代生活的压力而出现抑郁、自杀、报复社会等情况，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不在于社会是否公平，而在于我国国民的心理素质。
换句话来说，如若能够在人格培养上加重笔墨，就能够减少很多由于心理原因而抵触社会的情况发生。
由此可见，塑造全面的人格至关重要。
所以需要从小打下坚实的基础，小学的体育文化建设能够培养学生更热爱团队协作，更了解如何释放，更知晓如何做到平衡。
3.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培育健康的生活理念。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生活理念也十分健康。
一个美国牙医曾经跟笔者介绍到，他每天都会早上五点钟起床，整理内务然后去工作，下午四点半下班回家健身运动，或者是游泳或者是跑步或者是做一些体能训练。
他说他热爱这种生活，从来都没有觉得疲惫。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也能够大致了解国外的很多国家的居民都拥有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最主要的是他们知道要将体育运动贯串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不可将之剔除。
毋庸置疑，我们也需模仿并开发出更适合我国国民的体育文化运动，以此来培养我国国民健康的生活理念，以积极向上为主，以提高耐力为主，以提高身体素质为主，以更爱惜自己身体为主。
二、小学体育文化对校园教育文化形成的作用
1.教育文化辅助性。
小学体育文化实际上是学校文化的一种表现，通过观察学校对于体育文化的重视度和表现力，就能够看出该学校在打造校园文化方面的特色和重点。
小学体育文化建设对于校园整体文化的搭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学、健康、文明的校园体育文化的开展有利于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学校良好校风的形成。
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特色以及阶段性教学的目标，为学生提供更合适的体育场所和活动器材，为学生的身心发展尽其所能地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使体育文化能够犹如春风吹过，使小学生们热爱体育，关心体育。
2.教育文化艺术性。
体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运动，在知识的传授方面也必须要做到有效的同步，必须以适合学生的方式和角度进行课程的展开和文化的熏陶，否则就会出现负面影响。
所以，在体育文化知识传授过程中，大大凸显出教育的艺术特征，通过语言、神态、身体动作三者有机结合为学生带来一场体育文化盛宴，让他们“品尝”其中。
另外，体育文化以其追求的健、力、美，表现出对协调、平稳、强力、快速的崇尚，也体现出了极强的艺术性，比如中国体育运动中的自由体操和水下体操以及杂技等艺术的表现，就能直观的感受到体育文化在艺术层面的造诣不容小觑。
3.教育文化广泛和持续性。
教育本身就具有持续性和广泛性的特征，要求学生不仅要在横向不断发展自己的教育脉络，使所受的教育更广泛，视野更开阔，还要求学生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实现教育的持久性功能。
小学体育文化在活动项目上非常广泛，不管是跑、跳、抬腿还是身体的灵活性和敏感性锻炼都有着相应的活动支持，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够在参与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到什么是合作，什么是帮助，什么是技能的运用，什么是竞争的乐趣。
这些经验都是来自体育文化本身的实践特性。
另外，由于体育运动带动整个身体机器进行运转，从而由生理带动心理发展，这种心理作用以及情操的陶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持之以恒。
三、如何进行小学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1.体育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小学生的身体、心理发育特点为根本需求，在建设小学校园体育文化过程中不能背离建设原则，既不过度要求也不忽视基本需求。
要结合学生各个阶段的特点不断推出更适合小学生发展的课程体系，不能“东施效颦”———通过效仿其他学校的经验而忽视本学校的特色，也不能做“面子工程”———以美观时尚为主，忽视学生的运动需求。
另外，小学生的价值判断往往基于感受，所以一定要以符合学生群体接受能力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和实践，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文化价值，从而为完善的人格和良性的生活习惯的打造奠定基础。
2.体育文化建设要加大体育设施配备力度。
任何一种活动的发展都离不开物质力量的大力支持。
对于体育文化建设而言也是如此。
特别是对于小学体育文化的建设，小学生活力能力强，对事物的好奇心比较重，合作玩耍能力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所以针对小学生的特点笔者分析，一方面要丰富校园体育健身设施，为学生提供各种不同的体育器材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另一方面要保证体育活动的安全，由于小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自救能力较差，他救能力不足，所以常常容易出现磕伤、碰坏、骨折等意外情况，这就要求在体育文化建设方面将安全性摆在首位，以此为原则展开体育文化建设工作，通过定期的检查和维修时刻将学生的安全放在工作重心。
3.加强校园体育文化的制度建设。
校园体育文化制度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基础保障，有效解决体育教师资源和投入资金短缺的问题，合理配置体育教师。
将小学体育卫生经费划入财政拨款项目，保证专款专用，不得随意占用。
另外，加快校园体育设施的建设，增加在校园体育设施方面的投入力度，将体育设施建设划入学校物质文化建设计划中。
4.体育文化建设要注意营造整个校园的健康生活方式氛围。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某种价值观念指导下的各种生活活动的形式，它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科学合理的体育运动是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因素。
体育生活作为恢复人的本质与体现人的价值的生活活动及社会实践，是一种人性的解放。
通过愉快、自由地享受体育生活，可以发展人类的身体、智力和认识的能力，可以轻松愉快地与人、社会和大自然产生沟通和交流。
珍爱生命、珍爱身体、珍爱大自然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的精神本质。
因此，在中小学校园里要营造一种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珍爱生命、珍爱身体的氛围。
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作，它需要教育工作者和校园文化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营造积极、和谐的体育文化氛围，丰富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加强制度建设，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志茂、王革、卓莉.校园体育文化研究综述[J].四川体育科学.(04)
[2]孙旭辉.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及构建策略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2(09)
[3]樊红岩、王立军、南广友.独立学院校园体育文化构建[J].运动.(7)：85-86.
篇12：中外嫉妒文化比较研究
中外嫉妒文化比较研究
作为一类消极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的嫉妒从未被东西方文化忽视,由此衍生的嫉妒文化星河灿烂,忝列中西文化之重要范畴.在发展阶段上,嫉妒文化大致可分为现象描述、理论与实证研究两大阶段.在发展特点上,嫉妒文化既具有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性,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独特性.本文拟以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为视角,以概念异同为主线,对中外嫉妒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作 者：王晓钧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广东,深圳,518060 刊 名：学术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FORUM 年，卷(期)： “”(5) 分类号：G04 关键词：嫉妒 嫉妒文化 异同 比较篇13：校园体育文化研究
摘要：加强校园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对接融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是建设特色鲜明校园文化的实际需求，也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校只有将校园核心价值观融入德育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体育精神文化氛围，全面提升体育教师的文化素养，通过组建各级各类体育社团，积极开展各种课外体育竞赛活动等形式，才能真正实现校园文化和体育文化的有效融合。
关键词：校园文化;体育文化;融合;路径
加强校园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对接融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是建设特色鲜明校园文化的实际需求，也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校只有将校园核心价值观融入德育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体育精神文化氛围，全面提升体育教师的文化素养，通过组建各级各类体育社团、积极开展各种课外体育竞赛活动等形式，才能真正实现校园文化和体育文化的有效融合。
一、体育文化和校园文化融合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校园文化建设和体育文化的对接融合形成的主体是学生，两种文化的融合将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学生传播体育的知识、技术与技能;还可以通过大量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实践，有效地培养学生奋发进取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从而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从宏观层面讲，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对接有利于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促进其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高。
从微观层面讲，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对接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健全人格，从而为促进其综合素养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
2.建设特色鲜明校园体育文化的实际需求。
特色鲜明的校园体育文化是在特定的校园环境中校园文化与体育文化交叉与结合的结果,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对校内成员的道德品质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代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高校校园文化要在多元的社会大文化环境中保持持久的活力，就必须拓宽校园文化领域，探索新的结合点，有效地结合社会大文化结构中的其他相关联的文化成分要素。
因此，高校应有意识地加强与体育文化的联系，吸纳体育文化中的新鲜成分要素，在创建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中，让师生提前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更为宽广的知识视野。
3.构建和谐校园的有效途径。
构建和谐校园是科学发展观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体现，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维护校园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就成为新时期高等院校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体育文化不仅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抵制校园中的不良风气对学生的侵蚀，同时还能激发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和谐校园的构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制度的建设，尤其是体育文化的融入，促使高校校园文化逐步形成严格遵守体育规则与规范等特点，在和谐的基础上增强体育的竞争性与严谨性，有利于师生形成遵守规则与规范的习惯，进而促进校园的和谐发展。
4.促进素质教育目标早日实现的重要举措。
通常而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一般是由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确定的。
德育既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又是素质教育永恒的主题。
德育作为促进素质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评价素质教育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尺。
因此，高校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必须把德育工作放在校园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高校德育建设方面的工作。
体育文化和校园文化的融合从根本上为高校德育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知识育人和道德育人的和谐统一。
篇14：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
[1] [2]
篇15：诉讼文化研究一
诉讼文化研究（一）
一、诉讼文化的一般理论（一）文化、法律文化、诉讼文化
概念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和理论研究的先导，对诉讼文化的研究自然理应从对其概念的分析着手。
文化、法律文化、诉讼文化是处于三个不同位阶层面、内涵呈递进关系的关联概念，对诉讼文化的分析离不开对文化、法律文化含义的界定。文化，无论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视野考察，都是一个争议极大的多义语汇。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标准出发，给文化以不同的定义，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差异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即便是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学者也感慨：“企图或者声称给文化概念确定范围是徒劳的。”[1]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在不企图在用同一个概念概括所有一切（宗教、神话、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科学、工艺、技术等等）的情况下，尽量给它下个定义。”[2]
大致说来，通过对学者们各种文化概念的分析，可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即“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文明”同义；狭义文化观，“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4]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即“精神文明”；最狭义的文化观，指人们对自然、社会的各种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5]与此相对比，作为下位概念的法律文化显然也有广义、狭义、最狭义之分，广义法律文化指作为人类文明的法律现象的总和；狭义的法律文化则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有关法律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主要包括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两部分内容。[6]最狭义的法律文化则是指人们有关法律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的总和，即前述狭义法律文化中的观念法律文化。诉讼文化，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诉讼法律文化”，显然是法律文化的下位概念，前述法律文化的三种定义对其完全适用，只需将其中的“法律”两字进一步理解为“诉讼法律”即可。
就本书题旨而言，笔者将在最狭义的意义上使用“诉讼文化”一词，即本书研究的诉讼文化专指观念层面的诉讼文化。之所以作这样的范围限定，首先在于广义上的诉讼文化含义太广，远远超出了本书内容的荷载范围。其次，制度层面诉讼文化的研究历来是众人瞩目的热门话题，学界发表的论著绝大多数都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加之由于其涉及的内容多、分工细，主要应是三大诉讼法学各自重点研究的领域，故不适合作为本书的研讨对象。最后，从观念层面分析诉讼法的共性问题在学界尚不多见，但这又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完全符合本书的宗旨。但是，应该指出，尽管本书是在观念层面进行诉讼文化的分析，但由于观念往往以人们的行为及制度设计为载体和表现形式，故本章在阐述观点时将大量涉及制度层面诉讼文化的内容，或者说主要以具体的诉讼制度为例举对象，企图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二）诉讼文化的特征
诉讼文化既具有法律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特征表现为：
1、物质依附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一定的文化（应当理解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作者注）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诉讼文化也不例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就是它的物质依附性。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诉讼文化；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时，诉讼文化或迟或早会发生转变。换言之，诉讼文化的物质依附性决定了：产生于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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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6：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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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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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勃等编译.比较教育――名着与评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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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7：流行语的文化研究
流行语的文化研究
流行语作为社会语言中较为独特的词语现象,越来越频繁地活跃于社会语言的`舞台,并以其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双重身份,展现着它特有的语言风格.本文试对流行语这一语言现象进行简单分析.
作 者：张筠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810000 刊 名：科技创新导报 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35) 分类号：G124 关键词：流行语 手机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 社会文化篇18：诉讼文化研究四
诉讼文化研究（四）
四、我国诉讼文化现代化之展望我国诉讼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其目标是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最终培育出与现代诉讼制度全面契合的诉讼理念。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在根本上仰赖于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外环境的全面培植和营造。有鉴于此，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尚需投入相当大的勇气与精力进行多方面的改革。笔者认为，在诉讼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当务之急必须实现以下几方面的观念转变：
（一）对诉讼功能的认识
社会学中，功能是指一定组织或体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为发挥作用而应完成的一整套任务、活动与职责。[1]长期以来，对诉讼功能认识的`偏差影响着人们对诉讼的利用及诉讼理论、诉讼制度的建构。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诉，告也”，“讼，争也”。由此，诉讼就是告于司法机关以争辩是非曲直，俗称打官司。[2]这既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并深深“镶嵌”于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心目中的不变信条，也是为当前主流社会观念所认同的价值理念。然而，诸如诉讼的功能有哪些，如何对之加以分类等相关理论问题却鲜见有人论及。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诉讼就是打官司，其功能（作用）自然是解决社会冲突或纠纷。实际上，这一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在笔者看来，现代社会中诉讼的功能大致可作如下划分：纠纷解决功能与其他社会功能。
纠纷解决功能是指诉讼具有化解与消弥社会冲突的作用，这既是诉讼最古老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要全面认识这一功能，必须把握与了解该功能的下列特点：一是纠纷解决范围具有广泛性，即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和处置广泛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争议，现代社会中少有诉讼不能涉及的领域；二是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受动性，即任何诉讼的启动均须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没有当事方的告诉（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是原告，在刑事诉讼中是检察机关或自诉权人），裁判者不能主动介入纠纷的解决；三是纠纷解决过程中主体具有多样性，即任何严格意义上诉讼的成立，都至少应该有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裁判者等三方主体；[3]四是纠纷解决程序具有法定性，即诉讼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活动，必须由法定主体，遵循法定步骤、方法、方式来进行，违反法定程序必然损害纠纷解决结果的正当性；五是纠纷解决结果具有权威性，即现代社会中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居于优势地位，一旦纠纷被求之于诉讼，其他解纷方式都应终止或暂时停止，同时，诉讼裁决的结果一般不受其他非诉讼程序的审查，具有终局性。正是由于诉讼的纠纷解决功能具有以上特点，因此，一方面人们将诉讼视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发挥着社会减压阀和平衡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特点又决定了诉讼解决纠纷时具有正规性、过程性、对抗性，并非任何纠纷适用诉讼方式解决都能收到最佳效果，因此，现代社会需要调解、仲裁、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裁决等大量非讼解纷方式的存在。套用一句俗语来说：对于纠纷解决而言，诉讼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诉讼却是万万不能的。
其他社会功能，是指以纠纷解决功能为前提而派生或发展出来的其他延伸性功能。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中这些功能至少包括：控制功能，即通过对社会中纠纷的解决，诉讼能够实现对现存社会秩序与政治权威的维护，进而使社会达到治理性整合效果；权力制约功能，即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权的行使，实现对包括立法权、行政权等其他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社会政策的制定功能，即通过诉讼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参与国家宏观事务的决策；民主功能，即通过诉讼活动中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实现民主化司法，保证民众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权、决策权；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功能，即通过日常的、反复的诉讼活动，潜移默化地强化民众的法律意识，引导人们遵循社会主流价值观行事。[4]
诉讼上述两方面的功能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诉讼功能体系。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此认识是不全面或不准确的。比如，虽然认识到诉讼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但没有深入了解该功能还意味着诉讼解决纠纷的范围具有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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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9：诉讼文化研究二
诉讼文化研究（二）
二、中西传统诉讼文化之比较如前所述，我国目前诉讼文化中传统型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法律心理、法律认识层面更是如此。而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其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同时，基本上已实现了诉讼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这一转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可以说，西方传统诉讼文化是其现代诉讼文化的母体，其中蕴涵的诸多理念前后贯穿，一脉相承。因此，对中西传统诉讼文化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洞悉差异，审视现状，构建未来。
“中西传统诉讼文化比较”是一个具有相当涵盖力和包容性的大题目，若仔细研讨，无疑具备编撰多本专著的写作空间。笔者决然不敢奢望在此能够对相关问题一一论及，出于避免泛泛而论的考虑，在展开阐述之前，有必要交待持守的几个基本观点和理论前提：
首先，“中西”是一个具有模糊内涵的空间概念，加上“传统”这一同样模糊的时间概念，容易导致本部分内容的不确定性。由此，在本书中，笔者将“中西”中的“西”界定为广大具有基督教文化底蕴的`西方国家，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涵盖了一般意义上的英美法系国家，尽管两者在诉讼文化传统上也存在不少差异，但就整体而言两者之共性显然更多。就“传统”来说，在中国，特指从夏商周以来至清末维新变法之前数千年的这段时间；在西方，则上溯古希腊、古罗马，下至资产阶段革命广泛取得胜利前的18世纪。笔者确信，这种时空背景的明晰化将有助于界定及深化对本文题旨的研讨。
其次，诉讼在一般意义上有刑事、民事、行政之分，由于行政诉讼是世界各国近现代法制发展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一般并不存在，而刑事、民事诉讼与之相比则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性，也更为成熟和系统化。因此，既出于论述方便的考虑，也为了增加本书的说服力，笔者在研讨时将主要以刑事、民事案件为例举对象，而对行政诉讼则鲜有涉及。
最后，基于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思想条件等颇为复杂的原因，[1]中西两种传统诉讼文化尽管存在一些共同之外，但从整体上讲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特征差异极大的诉讼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者之间才不可避免会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才会如影附随地在各自制度背后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牵引和导向作用，进而影响着各自的司法实践。由此，尽管本专题名为“比较”，而比较自然有异同之分，但本文的主旨显然在于比较差异，而相同或类似之处则不在此处的研究范围之内。
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对中西传统诉讼文化的差异略作阐述。
（一）追求和谐与实现正义――传统诉讼文化的特征差异之一
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深深影响和制约着司法实践的运作机制和决策程序，比较中西传统诉讼文化的差异首先由此展开。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一言以盖之，即追求和谐，实现“无讼”的境界。“无讼”这一语汇直接来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所谓“无讼”，即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申言之，诉讼的终极目标或根本出发点在于消灭争诉，其隐含的观念基础在于，争诉是社会的一种恶和不道德行为，理应越少越好。如《周易。讼卦》就说：“讼，终凶”，因此“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无讼”的社会才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儒家创始人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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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0：试析企业理财文化研究
试析企业理财文化研究
论文摘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成为生产经营的中心。财务管理的成败，直接决定着企业经营的效益，所以塑造企业理财文化，树立全员理财观念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
论文关键词：理财观念 竞争观念 效益观念 货币价值观念 风险观念
企业的经济效益事关企业的发展，很多企业注重生产经营获得利润，却忽视理财获得收益。但理财仅仅依靠企业经营者本人及财务部门也是不够的，企业经营者要努力在企业内塑造一种企业理财文化，树立全员理财、全过程理财理念才能最大限度提高理财效益，增加企业利润。
一、塑造理财文化，树立全员理财观念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世纪，财务管理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公司经营者也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纷纷寻求和建立适合自己企业的财务管理新观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市场竞争观念、企业效益观念、货币的时间价值观念、风险观念。
1.竞争观念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竞争机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竞争既为企业创造了种种机会，也给企业带来了各方面的威胁。针对来自外界的冲击，企业经营者必须在共同认识上有充分准备，要强化财务管理在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营及收益分配中的作用，并在竞争中增强承受和消化冲击的应变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2.效益观念
取得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对现代企业的要求。为此在财务管理方面必须牢固树立“效益第一”的观念。财务管理应该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设备招投标、固定资产报废清理、筹资、投资等各环节。在筹资时，要考虑资金成本;在投资时要考虑投资收益;在资金运营时要考虑资金使用效率;在资产管理上要用活用足;在资本管理上要保值增值。既要“开源”又要“节流”，有专家认为，企业经营在本质上就是“资本经营”。“财务制胜”的时代已经来临，企业只有树立“效益观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货币价值观念
企业经营者必须明白货币是时间价值，一定量的货币在不同的时点上具有不同的经济价值。货币资金是企业最活跃、流动性最强的资金形态。在一定时期，货币资金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偿债能力，如果出现货币资金不足，必然影响到企业到期债务的偿付。企业如果不能按时支付债款，社会信誉度就会降低，从而给企业带来隐性损失，甚至于导致企业破产。
4.风险观念
风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它是现代公司在组织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不确定因素的作用造成的。
由于企业财务活动涉及到生产经营者的各个方面和每一个职工，因此，在一个企业当中，仅仅依靠企业经营者本人及企业财务部门的理财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企业要管好财理好财，取得理想的理财效果，就应该在企业内部塑造一种企业自己的理财文化，发动全体员工参与理财。
二、塑造企业理财文化的内容
1.塑造公司理财文化的基本原则
一般来说，建立良好的企业理财文化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长期目标原则：就是企业必须确定一个长期的企业理财目标，并且把实现一这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和职工的关系告诉职工。
(2)价值观念原则：就是要求企业必须树立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如：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的节约观念，严格控制非生产成本支出的成本观念;在实际工作中注重效率观念和时间的观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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