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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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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山精神（通用11篇）由网友“Mockingbird”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论文山精神，欢迎阅读与借鉴。

论文山精神

篇1：论文山精神

论文山精神

文天祥的世界观是唯物的,他认为道是太虚无形、冲漠无联的原始物质,又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规定了这种道的本质属性是不息,所以,这种道在人生中的体现就是不息的人生,道不息,人生亦必不息,他的一生体现了这种不息的精神,即是不息的爱国反侵略精神、不息的改革精神和不息的反腐反奸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理想人生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文山精神.

作者：刘仁衍作者单位：井冈山师范学院政法系,江西,吉安,343009 刊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2(1) 分类号：B244 关键词：道不息人生爱国改革反奸

篇2：论科学精神

论科学精神

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上一些伪科学之所以仍能蛊惑愚弄民众,科学精神的缺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含义有许多方面:从本体上,就是坚持世界的可知性,坚持以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从方法论上,就是崇尚怀疑和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从内涵上,是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与人文意义、精神价值的统一;从方式上,是在分工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协作;从目的上,是科学的手段性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作者：吕前昌作者单位：石油大学社科系,东营,257061 刊名：江汉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N TRIBUNE 年，卷(期)： “”(1) 分类号：C03 关键词：科学科学精神伪科学

篇3：论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人作为主体特有的精神,它体现在实践活动之中,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创新精神由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开拓精神、自主精神、冒险精神、务实精神等因素构成.创新精神有着自己的心理基础和实践基础,是在人的社会性存在中发生的.创新精神是创新实践的精神动力与社会进步的精神之魂,它是通过人的活动和物质的力量而发挥作用的.

作者：颜晓峰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北京,100091 刊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TEACHER'S UNIVERSITY 年，卷(期)：20xx 28(4) 分类号：B023 关键词：创新精神创新实践社会进步

篇4：论创新精神

一、石涛绘画的创新精神内涵

1、取材:平凡中有真谛

石涛生活在明末清初,一个**的年代。这种大环境下文人志士们害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大多寄情于诗文书画中,来逃避现实。这种状况阻碍了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发展,扼杀了中国文人的创新精神。明末清初,以董其昌和以“四王”为首的“师古派”崇尚摹古,他们强调基于前人技法上来为自己再利用,以此为“正宗”。在清政府的鼓励下,“重现古法”的风气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画法。一味的“师古法”,作品即便形象逼真,却少了鲜活的气息,显得客套死板,也因而无法摆脱前人的创作束缚,限制了绘画艺术的发展。石涛独树一帜,反对摹古仿古,倡导应该“师古人之心而不师其迹”,“具古以化”而不要“泥古不化”。石涛作品取材大多是亲眼见到的景象,来源于生活所见,创作的手法和创新性的思想是和当时社会所对立的,从而体现了他超乎时代的艺术水平。

2、技法:挥洒中得心源

传统的山水画技法石涛归纳为“三叠”(一层地,二层树,三层山)与“两段”(景在下,山在上,俗以云在中,分明隔做两段)。而石涛不同,多年居于深山老林,便于观察山景,章法上突破传统,远近景浑然一体,这种画是从生活中来,从心境中来,从灵感中来,若不是丰富的生活经历,很难画出这种画来。石涛把自己的章法总结为“蹊径六则”(1、对景不对山,2、对山不对景,3、倒景,4、借景,5、截断,6、险峻)。他不愿受约束于成法,随心挥洒、笔墨进行创作,抒发心中情怀,他们以一种超凡脱俗、清新自然的作画风格出现在清代的画坛上,有别于当时流行的仿古复古绘画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石涛向古人学习绘画技巧,不为古人的经验所束缚,活学活用,注重向大自然学习,在“师古人”、“师造化”的过程中打破传统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古法,大胆的表达心境,为后世所学习。

3、心境:僧俗两界显高远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对于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儒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也已内化成为了传统中国人的一种人文思想。作为文人画家,石涛身上也同样具有深深地儒家传统文化烙印。作为一名佛门弟子,他秉承佛家淡泊名利的思想,长期居于深山老林之中,衣食起居,皆“以天为盖地为炉”。因此即便当他陷入逆境时,(和当时的画坛主流思想相抵触),他不曾消极沉沦,而是依然坚持自我,勇敢的承担起推进中国山水画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突破陈旧的`传统束缚,大胆的革新,运用创新思维进行艺术创作,取得了显着的成就。

二、石涛绘画创新精神的根源

明末董其昌以其“南北宗”文人画理论为旨,和清初画坛影响最大的“四王”一起,致力于摹古,崇尚元四家,注重笔墨,以能灵活的运用古人的笔墨技法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四王吴恽的山水画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正统派”。他们的绘画注重临摹,重笔墨,轻写生,轻创作,力求一草一木皆以古画为本,画风僵硬,作品呈现出程序化的感觉。

石涛的绘画风格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他是明朝宗室,明朝灭亡时还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由于生活所迫,选择了出家,顺治十八年,石涛在松江拜名僧旅庵为师。旅庵对石涛曾有指点:“谓余八极游放宽,局促一卷隘还陋。”指出石涛还年轻,需要瞻仰天下的名山名寺,丰富自己,不可孤陋寡闻,居于一隅。旅庵指点的不仅是佛法之路,也是艺术之路。康熙五年,石涛来到宣城,在宣城的这段时期,石涛结实了不少当地文化名流,与他们在绘画上相互交流,又曾数次与友人游黄山,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继而形成了其书画艺术的基本风格和面貌。他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和基础,他对于自然的真实感受和积极的探索并吸收前人技法长处,相互融会,使之更进一步强调“师法自然”。石涛提出的“一画”论,通俗地说就是他常说的“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黄山是我师”是指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前提条件就是要深入生活,要有生活依据,这种观念在现在看来属于常识,可在当时就是有悖于“正统”的了。石涛的“黄山是我师”他针对的是当时的权威王时敏明确指出的只有古人才是我师,“黄山是我师”不等于消极的模拟自然,要有法。有变。“我是黄山友”,用石涛的话说,就是“黄山是我师”是“神迹”我对黄山的理解便是“迹化”。“神迹而遇迹化”便能诞生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三、石涛绘画的创新精神的当代意义

1、石涛绘画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石涛之于山水画,有自己的理论观点,有许多敢于向当时的权威挑战的见解,他的艺术理论着作《画语录》,其中谈到中国画的构成特点、画家的审美心态和画家艺术实践与素养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他提出“一画”论,即客观世界――主观感受――艺术作品三点一线的理论,“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这十个字做了最好的诠释。石涛能够在清代画坛有所成就,就是在尊崇古法,师承古法的前提下,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进行适当改革,“师古人之心而不师其迹”,“具古以化”而不要“泥古不化”。因此,中国山水画要想不断得到快速发展进步,必须要学会在结合时代背景对绘画进行创新。石涛的绘画艺术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方面在于他敢于摆脱传统绘画的束缚,在画坛出现“家家子久,人人大痴”的时期,敢于打破画坛的寂寞,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特点,这是值得称赞的。而另一方面,他“搜尽奇峰打草稿”将绘画付诸于实践之中,以真实生活为基础,以自然为师,以生活为师,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分析,用最真实的思想情感进行创作,在“师古人”、“师造化”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独特的艺术情感,展现出独特的风格魅力,使阅者耳目一新。

2、石涛绘画艺术对后世的启示

(1)在生活中发现美

在石涛的绘画中,多以取材于大自然中最为常见的一花一鸟、一草一木,但在创作过程中突破画家传统的绘画思想,带有较强的石涛本人的主观色彩。追求创新,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美学规范。石涛注重向前人学习,注重传统,但是“师古人之心而不师其迹”,“具古以化”而不要“泥古不化”。在古人优秀作品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个人主观思想,突破传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绘画技法风格。

(2)在生活中创造美

石涛绘画以独特和个性的风格作品,逐步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标准,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水平,改变了当时画坛死气沉沉、一成不变的现状。当今画坛,需要学习石涛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更需要画家利用自己高超的技法水平,更具现实社会发展的现状,特点和潮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创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

(3)在生活中弘扬美

中国画的产生和发展依托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启发当今艺术家们不为世俗生活所迫,坚持住自己的创作理念与画风,如实反映社会问题,敢于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并用自己手中的画笔表现出来,让人们在欣赏的同时反省现实生活问题。坚持艺术与生活结合,保持作品在艺术原创性的基础上不断地追求着自身的突破,创作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兼具时代特色,针对当前社会问题产生特定的艺术语境的作品,创造艺术家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与时俱进,更新艺术的时代性,促进艺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共同打造中国画坛最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俞剑华着.中国绘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殷玉琴.石涛宣城时期绘画之探究[D].陕西师范大学20xx

[3]薛永年.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

[4]刘晓枫.略论中国山水画的布置[D].西安美术学院20xx.

[5]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xx.

[6]何炳谕.清初黄山画派研究[D].青岛大学20xx.

篇5：文山发

文山发 -资料

丘北普者黑位于丘北县城西北12公里的普者黑湖畔，“普者黑”彝语意为“鱼虾多的湖潭”，景区由普者黑（县城东11公里处）、温浏（县城西56公里处）和冲头（县城西80公里处）三个片区及革雷（县城东53公里处）、歹马（县城北70余公里处）两条瀑布组成，总面积983.7平方公里。

普者黑景区由众多湖泊、河流、孤峰、溶洞构成，总面积165平方公里，共分为5个景区，56个景点。景区属石灰石岩溶地带，大量的石峰丛、峰林和串联于群峰间的湖泊群组合在一起，湖水清澈如镜，山峦如黛，水映山峰云雾，既有类似于广西桂林的风光，又有其本身的特色景观。水中有峰，峰中有洞，洞中有河，它集山水、溶洞为一体，景观独特。每逢夏天，湖中大片的'荷花齐开放，香飘十里，景色更佳。景区建有“水泊梁山”等人文景观可供游览。

54个湖泊形成21 公里的水上旅游线，沿途可观赏300余座孤峰、5000亩荷花湖、83个溶洞。壮族的祭龙节，彝族的抹花脸、火把节、摔跤节，苗族的采花山等民族节庆风情浓郁。另外变幻无穷的冲头云海、垂直落差500米全长9公里的清水江大峡谷、三千年前古代鸟氏民族先民绘制的“鸟图腾”岩画、全国仅有的古石油田地质奇观等，无一不令人心弛神往，

资料

风景区内居住着壮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热情好客。文山是我国著名的“三七之乡”，饮食文化独具特色，为游人提供各种名特风味小吃。

景区内大小湖泊68个，河流15条，孤峰300余座，大溶洞73个，地下暗河长120千米。座座孤峰，耸立于湖泊或平坝之上，湖水迂回孤峰之间。从仙人洞村乘船至落水洞，行程12千米，远视群峰林立，近看青峰浮波，仙人湖、灯笼湖上13个小岛漂浮于水面，仲夏，300余公顷白荷花洒满水面，呈现出大自然的秀美。

在普者黑，有水必有山，有山必有洞。已发现月亮洞、火把洞、仙人洞、彩云洞、神怡洞、红土洞等73个面积罗大的观赏溶洞。不论是蒙蒙细雨，还是柔光晚霞，普者黑的水、洞、峰都是忽明忽暗，时隐时现，彝家人的小木船在湖面荡漾，又多了几分古朴。

普者黑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西北部，距昆明286公里，距县城13公里。是云南新开发出的景点，不少昆明人也从来没有涉足此地，与其被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水泄不通的人流弄得晕头转向，大可改道来这里尝个新鲜。这里还被国家建设部专家组称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山水田园风光。

平心而论，普者黑景色之美，与丽江、版纳、中甸相比还略逊一筹，而且昆明到普者黑路况不佳，但是，人少是它最大的优势，在喧闹的都市里呆久的人们，可来这里放松一下心情。

篇6：论会计的精神

论会计的精神

什么是会计？有观点认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1]。如果我们用“语文”的方法，提炼出句子的主干，则这一概念可以表述为：“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更简捷一点则：“会计是活动。”据此，我认为这一概念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1、会计具有统一性。一笔经济业务应如何登记和做账，在全国都基本上是统一的，甚至有些可以超越国界而达到全球统一。而活动不具有这种属性，也许有人会说篮球、足球是活动，同样具有统一性，但我认为，这种活动统一的是游戏规则，而并非活动本身，如果统一的是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所有参加的人应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参加同一活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码的一点，这种活动其规则就限定了参与的人数。

2、会计具有确定性。也就是说，一笔经济业务应如何登记、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其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都是确定的。例如我国《企业会计报告条例》第17条就规定：“企业不得违反本条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随意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企业违反本条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而活动明显不具有这种属性，仍以足球为例，比赛开始后，只要不违反游戏规则，任何一方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意变更自己进攻或防守的程序和方法，任何人无权干涉。

3、会计具有强制性。即任何企业都必须对所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那怕设置会计人员的单位和企业也要委托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专门的会计人员对其业务进行账务处理。例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条就规定：“本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向国内有关部门编报财务报告。”而不进行账务处理是无法编制财务报告的。活动明显不具有这种属性，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曾规定有哪项活动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参与的。

4、我们知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利用法律法规处理案件的活动，我们通常称为“执法”，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执法活动与法律、法规本身混为一谈，那简直是非常可笑的。这一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把利用会计技术、会计方法等进行经济管理的活动与会计本身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会计不是活动，也不可能是活动。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制度体系，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据此，我们可以把会计的概念表述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系列制度、方法的总称。我认为会计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会计，也可以称为纯粹的会计，就是指会计的核算、反映、监督这三项基本职能。广义的会计除了这些以外，还包括：账簿该如何设置、该采用什么样的记账方法、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如何制作会计报表以及应当设置哪些会计人员和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等，具体来说，就是还应当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师条例》、《现金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可以说已经融入并贯穿到所有的会计教科书当中，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法律法规来学习会计，是根本不可能学好的，或者说即使学了也是没用的，至少在我国境内是这样。

既然会计是一种制度，那么这种制度的价值何在？制定这种制度的目的和宗旨何在？即通常所说的，为什么要制定这种制度？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所谓的会计的精神。换言之，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制定这些与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我国《会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和加强会计工作，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制定本法。”真的仅仅是这么简单吗？

其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共产党也不反对这一理论。我国《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方面的结合[2]。所谓专政是指对极少数严重的犯罪分子实行专政[3]。而所谓的人民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其中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依靠力量[4]。可见，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可以说自己是人民，哪怕是犯罪分子，在他犯罪之前和刑满释放后，也同样可以说自己是人民。于是我们可以说这种专政是事后的专政。而从法的原理上来说，犯罪分子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并不等于没有强制力），如果他受法律约束，他就不会犯罪，这就是所谓的“违法的人，其行为是不受法约束的”。可见法最终是约束了人民的行为，因为一旦人民的行为不受法的约束而超越了法的界限，就由人民变成了敌人。会计法等与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是“法”，当然也不会例外，当然也就是国家用来约束公司、企业以及会计人员的工具。这就是会计法律、法规的本质。

但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约束呢？不可能是凭白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会计和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其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一开始，特别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由于生产的规模很小，人们是不对生产进行记录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在绳子上打个结来记录生产中的一些事，这就是“结绳记事”，由于这种记录方法的相似性和不确定性，导致这种记录容易混淆和忘记，慢慢的人们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之，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文字”，但这时的记录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对些重大事项的记录上，这种记录的进一步细化，扩张到了投入和产出的数量的记录，于是产生了“数字”和“计数法”，数量记录的发展，演变成了数量的“计算”，简单的“加减运算法则”应运而生。从生产的属性上来看，由于边角废料的存在，产品的绝对数量总体来说是呈减少的趋势，这就是损耗，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产生了“成本”的概念和观念，“计算”也就相应地变成了“核算”。但这时这些记录等工作，基本上是由生产人员作为一种附带性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这些工作从生产中独立出来，于是产生了“会计”和“会计人员”。但这时的会计基本上是由业主自己进行的，随着雇佣劳动的出现，会计便增加了“监督”职能，当业主把会计交给其他人去做的时候，会计人员便承担起了向业主反映情况的工作，于会计便产生了“反映”职能，现代意义上会计报表制度，实际上就是反映职能的发展。这就是现代意义上会计的记录、核算、监督和反映等职能的产生过程（有的书上也将记录职能归入核算职能）。

但直到这里为止，会计仍然是狭义的会计，是纯粹的会计，仍然是生产经营者自主的会计，国家基本上是不参与的，也没有参与的必要。而国家又是怎样参与到会计中的呢？这又得从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税收最早是采用实物形式缴纳的，如英国的羊毛税，法国的兽皮税，瑞士的麻布税，北美的牦牛税，我国古代所谓的“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史书上记载的周代的“九贡”都是实物征收形式，宋代实物收入的内容更广泛而具体，分为谷、帛、金铁、物产四大类，仅谷类就有71种之多[5]。这就必然要求税率只能采用定额税率，所谓定额税率，又称固定税率，是按单位征税对象，直接规定固定税额的一种税率形式[6]。说简单点，就相当于“一亩地纳多少粮”。这种税收形式可以说是原始的、粗放的、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此时为止，人们收入的多少和国家的税收的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国家也就基本上不参与会计，使得会计仍然处于“纯粹的会计”的阶段。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企业大量的出现，并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就是由农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这就向传统的“定额税率”的税收形式提出了挑战――由于公司、企业的个体差异非常大，不象土地一样可以用面积为衡量标准，不可能让每一个公司、企业都交同等的定额税，但不对公司、企业征税，国家又不甘心，于是，以收益为征税对象的比例税率应运而生。所谓比例税率，是指应征税额与征税对象为等比例关系的税率[7]。在英国最早兴起了对所得额的课税，一开始是为了应付由战争引起的庞大经费开支，只是一个临时性税种，随着战争的发生和停止而时兴时废，因此又有“战时税”之称，直到1874年才成为英国税制中的一个永久税种，以后相继被世界各国所采用[8]。这样生产者和经营者收益的多少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就由原来定额税率制时的无关紧要变得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公司、企业的老板，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做账时多记录支出，少记或根本不记录收入，把盈利变成亏损，从而减少所上的税。这肯定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是不会得到国家的允许和赞成的，因为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手段，目前，税收收入在我国家财政收入中已占95%以上，在日本占91%，英国占96%，美国占98%[9]。而在我国的'现行税制当中，仅消费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三大流转税就占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20%左右[10]，加起来就超过了90%，而这些税种都是实行比例税率，可见，会计做账的真实性成了决定国家财政收入多少的关键环节，这就使得会计的规范化变得刻不容缓，于是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方式逐步参与到会计中来，力图规范会计行为，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说，今天的会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会计”，国家法律、法规已经渗透到了会计的每一个环节，会计的点点滴滴都是国家“人为”雕琢的产物。所有的会计人员啊，你知道你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吗？

如果觉得还不够具有说服力，那么，请看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当中的第201条：“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会计的精神表述为：会计是一种制度，制定这种制度的目的和宗旨是为了规范公司企业的做账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其价值可以等同于税收的价值。

结语：国家具有对内维护阶级统治、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对外抵御外敌入侵的基本职能，这一系列活动都需要钱、需要经济支持，而如前所述，我国95%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要税收的存在，等于不要国家的存在，税收的重要性可以等同于国家的重要性。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我们完全可以正大光明，但几乎所有的会计教科书都只告诉我们该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而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至于很多会计人员对此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连《会计法》也对本文所说的“会计的精神”闪烁其辞，我真搞不懂，我们到底怕什么？

凯歌’的保安看到，接连上来了十来个人把三个出租车司机揍了一顿。三个人不服又找来一帮人，架越打越大。晚上快12点，福州110出动了两辆警车想平息态势，结果刚停在门口就被一哄而上的保安团团围住，用钢钎扎破了汽车轮胎。”这桩哄动一时的“袭警案”结果悄无声息的不了了之。

警方人士说，利用徐聪荣的关系，陈凯还在司法系统内提拔和他利益相关的人。涉案的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和陈凯自小就认识，吴××是在基层派出所干了之后才提拔上来的。

陈凯娱乐场的赌业终于还是碰上了麻烦。《福建晚报》某记者曾在报纸上披露“老虎机”问题，没过多久该记者家中被黑枪袭击，玻璃和天花窗被击碎，这一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事件后来导致了福州老虎机的全面整顿。该记者回忆说:“事隔一年后，我和几个朋友在陈凯的酒楼吃饭，陈凯出来敬酒，面带笑容，说久闻大名，向你开枪的人实在很卑鄙。”此后陈凯和该记者成为朋友，陈凯曾对媒体称，“要到我的‘凯歌’采访明星，先要通过该记者”。12月12日，记者从警方获知的材料，根据已经调查的结果，19的黑枪确为陈凯雇人所为。

两亿元违规借贷

陈凯日渐庞大的“娱乐王国”尽管一再得到政治层面的助力，却并没有解决始终捉襟见肘的资金问题。于海说:“陈凯在娱乐场所和打理各种关系上的开支过于浩大，他的资金实际上一直并不宽松。”

1993年陈凯用“老虎机”的赢利修建完两个全嘉福酒楼后，便第一次遇到了严重的资金困境。酒楼原来的一名经理告诉记者:“酒楼建完，已经没有装修的钱，陈总从银行贷了250万元用于装修和酒店开业。”知情人说，这250万的贷款是以全嘉福酒楼本身为担保，“但是这两座楼的地都是租来的，酒楼只有经营权，算不上实体，这不符合正常的信贷程序。”记者在调查中得知，这笔贷款为陈凯鼎立相助的是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原行长陈秀竹。陈秀竹在陈凯事发不久，便被批捕，随即进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在清理中行福州分行不良债务时发现，从陈秀竹手上违规借贷给陈凯的资金多达两亿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行现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两亿元贷款中的任何一笔无一例外都是没有实力的单位帮助担保，或者根本没有抵押物。”“陈凯这些年的利息拖欠就超过3000多万元。”

据这名官员介绍，陈秀竹是“文革”前的人大学生，人看上去很斯文、性格内向，“在他手下的支行行长甚至都觉得要去猜测他的意图，我们都觉得他是个不太擅长与人交流，也不太好接近的领导”。陈秀竹肯如此为陈凯出力让许多人不解。知情人分析，因为陈凯最早的“南方娱乐城”就在中行边上，中行的职员经常周末或者过节要在陈凯的娱乐城搞活动，二人有可能因此结识。“陈凯出手阔绰又与社会名流有诸多交往，陈秀竹刚开始确实曾看好过陈凯的企业，想有所扶持。但是陈凯如何与陈秀竹逐步深交，的确不得而知。”

有了一个坐镇资金审批口上的人，陈凯的资金困扰要减少许多。1994年，陈凯斥巨资收购在福州赫赫有名的海山宾馆，这个同样集住宿、夜总会、桑拿、酒楼和赌博机的综合性宾馆后来被证明成为陈凯主要的赢利项目之一。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行官员说，“海山宾馆的资产评估为7000多万元，陈凯用3500万元收购了一半的股份，如果没有陈秀竹，以‘凯旋集团’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完成收购。”陈凯与中行有关官员的熟悉程度，据说到了隔三差五就“凑在一起打麻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年中行内部进行“岗位轮换”，陈秀竹由于年龄偏大的原因被从一线调入人行工会，失去了资金审批权。

“凯旋集团”再度陷入低迷。“一方面，凯歌音乐广场的修建用去了陈凯的绝大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大规模房地产项目的破土动工一度让陈凯一筹莫展。”知情人评价说。记者在福州市工商局查询的“福建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档案显示，“凯旋花园”项目立项时间是194月28日，总投资额205亿元。“如果没有银行资金注入，陈凯将难以为继，但一旦资金到位，按目前每平方米5000元的均价简单计算，这个项目将赚2亿元左右。”

周先生回忆，就在年5月的那个当口，凯歌音乐广场快修建好、开业之前，“‘凯歌’突然发生离奇大火，陈凯的解释是电焊产生火花所致。火烧得很厉害，有些是不在理赔范围的，外面传怀疑是改动了时间或其他，消防也帮助出具了证明。听说保险公司最后作了赔偿。”“骗保”一说的真实性目前未必具备有力的证据，但陈凯“娱乐王国”的资金链在陈秀竹退居二线后出现断裂却可以被完全证实。

知情人士对记者说，陈凯的解决之道是找到陈秀竹之后的替代者，“他的目标是时任中行另一位领导，陈凯给施送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20万元的现金存款，当时表示的意思是这只是第一笔”。但“该领导把银行卡的储户名修改为‘陈凯’后，将卡寄还给了陈”，“陈凯无奈之下又找到了工商银行福州分行”。

这些贷款的关键性工作都是陈凯的财务总管替他完成。“陈凯一直未婚，此总管算是他身后的女人，所以才死心塌地地替陈凯打理这一切，但这段关系陈始终没有承认。”知情人说。

陈凯的仕途努力

记者从警方内部人士得知，警方在两年前就想发觉陈凯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有力的证据。

陈凯案的突破口是一名涉嫌“顶包案”的福州官员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知情人告知，“，在方××仍是鼓楼区委书记的时候，在福州西二环上撞了一个人，找司机顶包，当时盖了下去，又利用关系将司机放出来，透过福州市公安交警部门，把事故责任推给死者，自己只赔偿三五万元人民币。但死者家属坚决不答应，后来方××提出私了，赔偿死者家属的费用，并从其下属福州市鼓楼区房管局等单位从公款支付80多万元，其中赔偿死者家属几万元，其余数十万元被私分掉。后来在纪委专案人员的追查下，发现这80多万存于方私人金库中的钱都来自陈凯。”“一个大案由此被揭开了盖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刚刚被“双规”的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的儿子几年前就去新加坡留学，方××的女儿被送到英国。据称，这些官员子女一年的许多学费都由陈凯提供。

知情人说:“福州很多机关干部在陈凯的几家生意里都入了空股，每年分红，吃年饭的时候很多地方官员来捧场，在案的很多人都是在吃年饭的时候收的红包，有时候红包就干脆在‘凯歌’的包厢里派发。”

篇7：论会计的精神

论会计的精神

什么是会计？有观点认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注1]。”如果我们用“语文”的方法，提炼出句子的主干，则这一概念可以表述为：“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更简捷一点则：“会计是活动”。据此，我认为这一概念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1、会计具有统一性。一笔经济业务应如何登记和做账，在全国都基本上是统一的，甚至有些可以超越国界而达到全球统一。而活动不具有这种属性，也许有人会说篮球、足球是活动，同样具有统一性，但我认为，这种“活动”，统一的是游戏规则，而并非活动本身，如果统一的是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所有参加的人应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参加同一活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码的一点，这种“活动”，其规则就限定了参与的人数。

3、会计具有强制性。即任何企业都必须对所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那怕未设置会计人员的单位和企业，也要委托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专门的会计人员对其业务进行账务处理。例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条就规定：“本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向国内有关部门编报财务报告。”而不进行账务处理是无法编制财务报告的。活动明显不具有这种属性，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曾规定有哪项活动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参与的。

4、我们知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利用法律、法规处理案件的活动，我们通常称为“执法”，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执法活动与法律、法规本身混为一谈，那简直是非常可笑的。这一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把利用会计技术、会计方法等进行经济管理的活动与会计本身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会计不是活动，也不可能是活动。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制度体系，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据此，我们可以把会计的概念表述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系列制度、方法的总称。”

我认为会计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会计，也可以称为纯粹的会计，就是指会计的核算、反映、监督这三项基本职能。广义的会计除了这些以外，还包括：账簿该如何设置、该采用什么样的记账方法、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如何制作会计报表以及应当设置哪些会计人员和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等，具体来说，就是还应当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师条例》、《现金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可以说已经融入并贯穿到所有的会计教科书当中，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法律法规来学习会计，是根本不可能学好的，或者说即使学了也是没用的，至少在我国境内是这样。

其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共产党也不反对这一理论。我国《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方面的结合[注2]。所谓专政是指对极少数严重的犯罪分子实行专政[注3]。而所谓的人民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其中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依靠力量[注4]。可见，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可以说自己是人民，哪怕是犯罪分子，在他犯罪之前和刑满释放后，也同样可以说自己是人民。于是我们可以说这种专政是事后的专政。而从法的原理上来说，犯罪分子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并不等于没有法的强制力），如果他受法律约束，他就不会犯罪，这就是所谓的“违法的人，其行为是不受法约束的”。可见法最终是约束了人民的行为，因为一旦人民的行为不受法的约束而超越了法的界限，就由人民变成了敌人。会计法等与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是“法”，当然也不会例外，当然也就是国家用来约束公司、企业以及会计人员的工具。这就是会计法律、法规的本质。

但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约束呢？不可能是凭白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会计和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其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一开始，特别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由于生产的规模很小，人们是不对生产进行记录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在绳子上打个“结”来记录生产中的一些事，这就是“结绳记事”，由于这种记录方法的相似性和不确定性，导致这种记录容易混淆和忘记，慢慢的人们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之，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文字”，但这时的记录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对些重大事项的记录上，这种记录的进一步细化，扩张到了投入和产出的数量的记录，于是产生了“数字”和“计数法”，数量记录的发展，演变成了数量的“计算”，简单的“加减运算法则”应运而生。从生产的属性上来看，由于边角废料的存在，产品的绝对数量总体来说是呈减少的趋势，这就是损耗，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产生了“成本”的概念和观念，“计算”也就相应地变成了“核算”。但这时这些记录等工作，基本上是由生产人员作为一种附带性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这些工作从生产中独立出来，于是产生了“会计”和“会计人员”。但这时的会计基本上是由业主自己进行的，随着雇佣劳动的出现，会计便增加了“监督”职能，当业主把会计交给其他人去做的时候，会计人员便承担起了向业主反映情况的工作，于会计便产生了“反映”职能，现代意义上会计报表制度，实际上就是反映职能的发展。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会计的记录、核算、反映、监督等基本职能（有的书上也将记录职能归入核算职能）的产生过程。但直到这里为止，会计仍然是狭义的会计，是纯粹的会计，仍然是生产经营者自主的会计，国家基本上是不参与的，也没有参与的必要。

而国家又是怎样参与到会计中的呢？这又得从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税收最早是采用实物形式缴纳的，如英国的羊毛税，法国的兽皮税，瑞士的麻布税，北美的牦牛税，我国古代所谓的“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史书上记载的周代的.“九贡”都是实物征收形式，宋代实物收入的内容更广泛而具体，分为谷、帛、金铁、物产四大类，仅谷类就有71种之多[注5]。这种实物形式的税收就必然要求税率只能采用定额税率，所谓定额税率，又称固定税率，是按单位征税对象，直接规定固定税额的一种税率形式[注6]。说简单点，就相当于“一亩地纳多少粮”。这种税收形式可以说是原始的、粗放的、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此时为止，人们收入的多少和国家的税收的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国家也就基本上不参与会计，使得会计仍然处于“纯粹的会计”的阶段。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企业大量的出现，并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就是由农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这就向传统的“定额税率”的税收形式提出了挑战――由于公司、企业的个体差异非常大，不象土地一样可以用面积为衡量标准，不可能让每一个公司、企业都交同等的定额税，但不对公司、企业征税，国家又不甘心，于是，以收益为征税对象的比例税率应运而生。所谓比例税率，是指应征税额与征税对象为等比例关系的税率[注7]。在英国最早兴起了对所得额的课税，一开始是为了应付由战争引起的庞大经费开支，只是一个临时性税种，随着战争的发生和停止而时兴时废，因此又有“战时税”之称，直到1874年才成为英国税制中的一个永久税种，以后相继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注8]。这样生产者和经营者收益的多少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就由原来定额税率制时的无关紧要变得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性，连花草树木都知道向着有阳光的方向生长，何况是比花草树木高级千万倍的人呢？这就是利益。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它反映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利益的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且，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动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注9]，“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注10]，因而，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必然要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利益[注11]，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注12]。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中才有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阶层利益、国家利益等形形色色的利益。由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其他生产的基础，人们的经济关系是一切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因而以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利益也就获得了相对其他利益的基础地位，支配和影响着其他利益的发展。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与国家就是两种不同的甚至有直接经济利益冲突的利益主体，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公司、企业等经济实体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国家非但不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从社会索取物质财富，以支持其庞大的国家机器运作，这就是所谓的“税收”。

于是，公司、企业的老板，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做账时多记录支出，少记或根本不记录收入，把盈利变成亏损，从而减少所上的税。这肯定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是不会得到国家的允许和赞成的，因为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手段，目前，税收收入在我国家财政收入中已占95%以上，在日本占91%，英国占96%，美国占98%[注13]。而在我国的现行税制当中，仅消费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三大流转税就占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20%左右[注14]，加起来就超过了90%，而这些税种都是实行比例税率，可见，会计做账的真实性成了决定国家财政收入多少的关键环节，这就使得会计的规范化变得刻不容缓，于是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方式逐步参与到会计中来，力图规范会计行为，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说，今天的会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会计”，国家法律、法规已经渗透到了会计的每一个环节，会计的点点滴滴都是国家“人为”雕琢的产物。现在会计教科书上所说的所谓的核算、监督、反映等会计的基本职能无非是用来掩人耳目、混淆视听的，真正的会计的职能是国家征税、查税的工具。

第一，所有的会计制度，无非都是用来保障国家税收的，关于这点，不仅有《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师条例》、《现金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加以保障，甚至纳入了《刑法》的管辖，我国《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而你知道吗？这条所在的章称为“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所在的节称为“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二，所有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无非都是用来为国家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稽查提供方便的，因为只要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摒除国家税收的因素，仅就公司、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的需要而言，那么所有公司、企业现在的会计人员、会计记录（如会计分录）、会计账簿等等，至少可以裁减一半以上，在一些小一点的公司（非上市的）甚至仅仅记录一下收入和支出也就可以了，但这样国家会同意吗？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性将无法查证，也就等于收益的多少无法核实，将直接影响国家税收。所以国家必然要求你的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做到有据可查、有账可查，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对现金管理得这么严的原因！基于这一目的，国家不断地为会计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添砖加瓦，使得本来很简单的会计不断地变形、变味、变态，变得越来越臃肿不堪、艰深晦涩和繁杂无比。()为此，公司、企业每年不知要花费多少冤枉钱，真可谓“自己花钱为国家审查（税务稽查）自己提供方便”，而国家却坐享其成！

第三，我们知道，现在国家对社会上的很多行业都实行职业准入制度，也称执业资格证制度，例如电工证、钳工证、执业药师、执业医师等等。但是，这些资格证多半不是从事这些工作所必须的，而仅仅是工资晋级的依据和需要，有的资格证甚至还要求从事相关工作一定年限方可报考，例如，一个中专毕业生，如果想报考执业药师的话，必须从事相关工作七年以上。而会计则完全不同，必须取得相关的资格证方可从事。或许大部分会计人员只知道国家既然这么规定就照着去做，而不问为什么？其实这一样是为了国家税收！所以，会计人员的学习，才是真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因为国家的建设资金来源于税收，而会计人员的学习无疑是加强税收的保障）！所有的会计人员啊，你知道你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吗？

结语：国家具有对内维护阶级统治、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对外抵御外敌入侵的基本职能，所以需要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机构，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要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无时无刻都需要钱、需要经济支持，而如前所述，我国95%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要税收的存在，等于不要国家的存在，税收的重要性可以等同于国家的重要性。所以，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我们也完全可以正大光明，但几乎所有的会计教科书都只告诉我们该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而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至于很多会计人员对此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连《会计法》也对本文所说的“会计的精神”闪烁其辞，我真搞不懂，我们到底怕什么？

篇8：论科学精神及其传播

论科学精神及其传播

科学精神一直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科学实践的范式,它凝聚着当代人类智慧、品质、意志、理想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所揭示的自然界和社会的真、善、美,是反对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有力武器.

作者：施威颜家安 SHI Wei YAN Jia-an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5 刊名：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4(2) 分类号：N02 关键词：科学精神内涵传播意义

篇9：论哲学精神及其教育

论哲学精神及其教育

哲学教育应该体现哲学的内在精神,不能“以非哲学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哲学'教育”.要改变哲学教育中非哲学化教学方式,哲学教育者就必须掌握哲学的`内在精神并在哲学教育中体现贯穿哲学的内在精神.哲学的内在精神主要有怀疑批判精神、逻辑思辨精神及还原实证精神.

作者：张世明 ZHANG Shi-ming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社科部,河北,唐山,063000 刊名：唐山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5(6) 分类号：B014 关键词：哲学精神怀疑批判逻辑思辨还原实证

篇10：论经济法的精神

论经济法的精神

李昌麒

法律是一个以部门法为单位不断增长的体系。作为时代的产物，部门法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需要和精神。作为继民法之后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经济法自有贴近时代精神的特点。经济法的精神是架构于价值与制度之间的一座桥梁，是连接人们主观世界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通道。在什么是经济法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之前，认识经济法的精神也许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内涵，也使盲目、分散的经济立法活动和散乱的经济法规范有一个统一的纲领。

一、经济法是限制经济自由之法

建立在经济人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和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以经济自由为理念的法律制度安排，既证明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同，也证明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成就。“追求自由是人类固有的本性”①。不管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法学，以自由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是人类思想的极大进步，是对人的基本需要的尊重。社会成员应当享有经济自由，是因为他们具有“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做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可能最大化”②的理性。在这一基础上，每个人“都是由一只看不见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非出自其个人的意愿”③。可以说，没有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肯定，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社会的文明。所以，将自由作为法的价值目标得到了法学家的一致肯认。经济自由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成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成果，而且需要人们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化成社会财富。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诞生不久出现的近代民法集中体现了经济自由精神，是将经济自由思想成果运用到社会生活的一个法律部门。所有权神圣、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等原则既是经济自由的法律化形态，也是民法具体规则的最高抽象。在近代民法中，与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前提相适应的是当事人也完全理性，因而，完全自由的理念贯穿于民法内容的始终。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在民法的呵护下，把个人的潜能、智慧、创造精神、冒险精神等发挥到了极致，也使个人和社会财富飞速增长，社会利益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实践证明，以经济自由为基础并以维护经济自由为主旨的近代民法制度是适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但是，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以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存在着不足，由此做出的制度安排也存在着诸多缺陷。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有理智、会计算、有创造性”地在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长，另一方面，非理性的本性决定了经济人必然存在着忽视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和行为倾向。由于经营者并不具有完全的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而且单个的经济人“实际上并没有增进公共利益的打算”④，所以，一些经营者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滥用经济权利和自由，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中满足个人利益，如滥用法人制度逃避债务和转嫁经营风险；滥用所有权侵犯他人权利；滥用合同自由，牟取垄断利润、限制竞争、侵犯消费者或劳动者权益；滥用经营权破坏生态环境。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经济人的非理性本性。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前期，社会分工比较简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以及个体经营者规模较小，经济人的个体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负面影响还非常有限。但是，随着社会生产进一步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个体势力的日益壮大，经营者的个体行为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就日渐密切，个体行为更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其非理性行为有时影响的不仅仅是与其发生交易的特定的个人或组织的利益，而是关系到整个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次经济危机，追根溯源和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难解干系。垄断、欺诈消费者、破坏生态环境、侵犯劳动者利益等非理性行为既暴露了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的疏漏，也显现出以当事人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民法制度安排的不足。经营者的上述经济行为从形式看似乎符合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等原则，至多侵害的是其他个体的利益，但实质上这些行为已超越了特定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尽管后来民法在不断改进中也顾及了公共利益的问题，并以社会化的方式对经济自由的原则进行了修正并对一些制度重新做出了安排，但民法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实际很难突破传统的窠臼，最终还是只能强调以个体利益为主，社会公共利益为辅。而且，由当事人通过自行设定民事义务与启动责任追究机制来约束和消弭其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实际上绝难实现。自由和限制自由的矛盾决定了民法不可能同时二者兼顾。为此，限制经济自由和当事人非理性行为的法律制度，必须在民法之外寻找。

经济法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限制经济人或当事人的经营自由为自己的特色。不管是反垄断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和危机对策法，虽然目的各异，但都体现了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以反垄断和保护公平竞争为首要特质的法律制度是经济法的最早形态，它与现代市场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和战争的联系却是偶然的。战时经济法只是利用了经济法限制经济自由的功能实现战争的目的，而与现代市场经济无缘，和市场缺陷与经济人非理性无关。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危机对策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限制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经济的现代经济法精神，构成经济法的一项主要内容⑤。“由于个人归根到底只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自由总是要受到社会法则的制约”，否则，“也就等于失去了自由”⑥。法律既要保障自由，也要为了保障自由而限制自由，只是“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⑦。对经济自由的限制是在对经济人有限理性和经济自由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制度选择趋向。经济人具有理性，所以他应当有经济自由；经济人具有非理性一面，所以必须限制其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既体现着经营者和消费者、劳动者等主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体现着经营者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法律既要对体现前者经济自由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也要对体现后者经济自由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民法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之法，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基本法律制度，民法中的各项民事权利是个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的具体化。在经济自由的思想指导下，由当事人决定民事权利的分配是民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特征。民法虽然也有限制经济自由的功能，但这种限制仍然是与当事人理性的理念保持了一致，即以当事人自行设置义务并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对侵犯经济自由的行为寻求国家救济的方式限制自由。在当事人的经济自由只涉及特定人的利益时，这种限制是有效的，而一旦自由行为的后果超越了个体利益的范畴，以当事人自律方式限制经济自由往往是无效的。二十世纪以来，为适应社会之需，民法出现了社会化的立法态势，通过限制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原则以及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来限制经济自由。但“所谓社会化法制，在于矫正19世纪立法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其基本出发点，仍未能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⑧在保障自由和限制自由这一矛盾的命题之间要寻求妥协，民法至多只能做出诸如“不得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⑨一类原则性的规定。其基本理念决定了无法在同一部法律中调和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契约自由和限制契约自由的等之间的矛盾，而必须以社会本位作为指导思想，通过限制当事人的经济自由，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

经济法对经济自由的限制是通过限制经营者经营自由的方式进行的，即在经济活动中为经营者附加某些强制性或禁止性义务，如上市公司如实披露信息、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不得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禁止生产伪劣产品和破坏生态环境等。以附加义务的方式限制经济自由实际是权利和义务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再分配，是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实现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为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首先是在社会主体之间分配权利和义务，将那些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如自由）确定为法律权利，将有害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设定为法律义务（积极的或消极的）。经济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始终是法律调整的一个对象，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效果关键取决于对导致经济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基本事实――即经济行为的认识以及在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经济法之前，人们对经济关系的认识仅局限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水平上，认为经济关系主要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个体经济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认识严重不足。所以，在此基础之上设计的民法制度必然是把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决定权和处分权完全授予民事当事人本人。民事义务是当事人的自我限制或互相限制，在这种限制中，当事人只关心和自身利益相关的行为，对关系自身以外的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当事人则普遍采取漠视的态度。事实证明，将权利和义务完全交给当事人去分配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漠视，在法律中长期忽视或不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的恶果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倒退和每个人的利益受损。纠正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倾向的方法，就是必须改变以往的权利和义务配置方法，将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单元予以重视。“自由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个人的独立和自决与社会的统一和公决、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而也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双向的权利义务配置”⑩。但公共利益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群体利益，是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而和社会成员不直接关联而内部又十分分散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侵犯公共利益的，主要是那些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经营者（有时也包括政府），因此，把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在经营者和社会整体之间重新分配权利和义务，以法律义务的形式约束经营者的某些经营行为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主要方法，也是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一个基本方法。从这一角度讲，（对经营者来说）经济法是义务法和责任法，是限制经济自由和经营自由之法。

二、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法

法律自产生之日起就和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11]。“法律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综复杂和冲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种利益中大部分或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以满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地牺牲”[12]。在一定程度上讲，法律无非是利益的法律化，是以赋予权利和附加义务的方式对利益的确认和调整。乌尔比安最早将涉及国家利益，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规则称为公法，将涉及和保护个人利益的行为规则称为私法。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调整的利益关系或社会关系将法律分为若干个法律部门。每个法律部门都在反映、确认和保护一定的利益关系，相反，一定的利益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律部门进行调整。在各种利益中，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既是人们争论的问题，也是每个部门法都必须处理的基本利益关系。基本理念不同，二者的位阶则不同，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和调整方法也就不同。如果说民法体现的是以个人利益优先，以社会利益为次的精神，那么，经济法则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以个体利益为次的一个法律部门。

社会公共利益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关系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一种利益。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经济秩序屡遭破坏和公共利益屡次受损，人们在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重新定位后形成的一种新的认识结果。在此之前，个人利益被神圣化，以经济人理性假设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使社会公共利益被湮没，在众多人的视野中，市场主体的行为几乎都是有利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个人利益优先的原则。用以往的法律标准来判断，垄断、不正当竞争、欺诈消费者、漠视劳动者利益、污染生态环境和操纵市场等行为不过是事关民事当事人利益的行为，与公共利益无涉。只要当事人之间默许，这种行为永远都是合法的。但屡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打破了“私利即公益”的信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人的本性和公共利益问题，探寻个体行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由此，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共利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确认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也成为法律制度安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和行政法虽然作为公法，但其主要任务是限制国家特别是政府权力[13]，确认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其他合法权益[14]，在限制经营者行为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二者难以染指。刑法是公法中专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首要任务的一个法律部门，即便行为人侵害的具体对象是公民个人或法人的利益，刑法保护的出发点仍然是社会。但是，调整手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只能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对虽侵犯了公共利益但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经济行为，刑法却无能为力。所以，尽管刑法在维护社会经济利益方面非常有力，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民法是以维护个体利益为先，社会公共利益为次的法律规范。二十世纪以来，民法虽通过自身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但个体权利本位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性，决定了它难以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求得彻底的平衡。随着危害公共利益行为的不断增多，民法很难再通过个别条文的社会化对当事人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约束，通过抽象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等规定也难以判断经济行为的社会效果。所以，在社会化生产程度渐高，个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现代经济社会，必须对个人利益优先的原则进行修正，确立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理念。只有通过制定系统的经济行为规范，作为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规则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判断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判规则，才能有效地制止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些经济行为规范的总称即构成继民法之后并与民法在市场经济中共同发挥作用的新的部门法――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精神，构成了经济法区别于民法和其它部门法的特质，也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同等地位，进而实现了两种利益在法律中的和谐与共容。

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法专门维护的对象或利益单元应该有自己的内涵和制度安排，否则，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不但是一种空谈，而且极易被政治国家随意利用，成为侵蚀个人利益的借口。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基本要素分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较低的失业率、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等应当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基本内容。而经济法的目的与这些利益目标完全契合。其中经济秩序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经济法在维护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首选目标。因为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之必须，是社会赖于存在的基础。经济活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必须从事的自然活动。但无论是生产、交换、分配、或竞争，都应当是在一定的秩序下进行，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否则经济秩序就会受到破坏，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决定了不仅经济法将其作为自己维护的对象或追求的目标，而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刑法也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5]。经济法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为价值取向，反映了法的秩序价值。从经济法发展的历史来看，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维护竞争秩序，通过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制止伪劣产品以规范公平交易秩序，通过制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以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以及通过规范劳动力市场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和公平的分配秩序等，都反映了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立法实践和具体制度表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始终是经济法的一个精神和区别于其它部门法的首要特征。

当然，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必须通过对具体经济行为的规制来实现。这是因为公共利益既是一种整体利益，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又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只有通过具体的经济行为或经济关系才能体现。从第一种表现形式看，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经济秩序、公共财产和宏观经济环境等，人们多将这一意义上的公共利益称为国家利益。而第二种社会公共利益则表现为具体的利益冲突，如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冲突、经营者和消费者、企业和劳动者等之间的冲突等。正如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一样，在许多情况下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都是个体利益，破坏的社会关系形式上也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与社会秩序有着紧密联系，已经超出了个体利益的范畴上升为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社会关系，所以侵犯个体利益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危害了社会利益。刑法所维护的社会利益和调整的社会关系实际是以个体利益和个体社会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关系（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法也是如此。从形式上看，垄断、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及其它妨害市场秩序的行为似乎侵犯的都是具体个人或经济组织的利益，所产生的经营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与分配关系似乎也都是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从形式看，这些经济关系主体之间的地位似乎也是平等的，其利益完全可以通过自行设置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平衡。但是，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代表的经济行为侵害的不单是个体者的利益，同时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由这些行为产生的经济关系也不单纯是个体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通过对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个体经济行为的规制和对个体利益的保护来才能实现。

三、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问世，使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共同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干预是国家从社会经济利益出发，采用一定手段主动介入市场的一种活动。国家干预的法律基础取决于立法机关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水平和立法水平，即国家是否需要干预，通过何种手段，由哪个机关进行干预，首先由立法机关决定。而从直接行使国家干预权的角度看，因为立法权和司法权都不具备主动介入社会生活的特征，只有行政权才能主动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所以，国家干预实际主要是政府干预，亦即行政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也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即经济法以法律形式授权政府可以也应当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从而使得政府能以合法形式介入市场。首先，依法行政原则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否则，这种干预就是非法。经济法是在行政权被严格限制的法治条件下，授权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部门。在此之前，十八、十九世纪确立的民主宪政制度已经使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约，依法行政成为行政机关管理社会最基本的原则。“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6]使人们对授予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倍加小心。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自然秩序的观念几乎统治着包括经济领域的所有社会领域，经济人完全理性的认识排除了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人们以为，国家只需提供一定的法律制度，市场便能自动保持一个良好的自然秩序。与此相适应，法律中也排除了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切经济秩序都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实现，政府职能也因此被限制到了“夜警国家”的最低程度。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后，经济危机随之频繁爆发，市场调节作用也不断失灵。对此，经济学论证了以国家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市场也在呼吁国家的介入，以恢复经济秩序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市场属于市民社会领域，公权力进入不仅意味着市场中将出现一个最大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其行为要影响整个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而且意味着对市场主体市场自由的限制和某些个体经营者获利能力的降低。在宪法和行政法未授权政府可以介入市场的前提下，尽管政府进入市场是必要和合理的，而从形式上必然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随意的干预不仅是对法律秩序的破坏，背离了法治的原则，而且极易出现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导致政府干预的失灵。所以，国家干预在市场需要和法律约束两者之间，首先应满足后者要求，服从法治的基本要求，否则，即便这种干预的实质是有效和必要的，也会因违法之嫌而招致反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政府的“新政”举措从实质上看对当时美国的市场经济绝对有利，但不能就此认为反对“新政”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不是在维护法治秩序，而是纯粹的保守主义者。双方的冲突中尽管也包含着两种经济思想的冲突，但更主要的是两种法律观的冲突，是政府干预和依法行政何者优先的斗争。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以判例的形式支持了罗斯福的“新政”举措，从而使国家干预取得了合法的形式，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美国才得以确立。这是判例法在对行政权制约出现疏漏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和法律的冲突，而在一个成文法国家，如果事先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认可，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危险程度将无以度量。所以，经济学的论证不能同时代替法律上的论证，经济学的观点也不能直接作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依据。政府要突破原有的法律界限对市场进行干预，必须在经济学论证的基础经过法律上的论证，取得合法地位后并以法律形式才能进行。否则，宪法秩序和法治原则将受到破坏。

法律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而应当是促进经济的一种内在因素。要适应市场经济对国家干预的合理需要，法律应当对政府不得干预市场的禁令适当解禁。从法律的内部分工看，宪法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对政府来说，宪法是控权法而不是授权法，或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原则性的授权，仍无法使政府干预的具体行为合法化。所以，宪法不能直接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法律。行政法主要是从程序方面控制行政权以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对政府来说，行政法也是控权法，而非授权法，政府也不能以此作为进入市场的依据，所以，行政法也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根据。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之法，任何公权力在民法领域中都不起作用，权力主体在民法中和其他当事人的地位一律平等，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当事人，因此，民法也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的法律规范。国家通过经济法形式将干预经济的权力授予政府（有的国家也授予司法机关对市场的干预权力，如美国反垄断法），解除了法律对政府进入市场的限制，满足了市场对政府干预的需要，从而结束了国家干预无法可依的状况，实现了经济和法律的联姻。因此。对政府来讲，经济法是授权法和干预经济的法律依据。如今，不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方面，政府能自主合法地发挥调节作用，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运行，皆得益于经济法。

其次，国家干预或政府干预首先是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变革的观念。要把这种理论或思想付诸实践并成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必须将其上升为法律制度，取得社会公信力。在人类社会，一种思想和理论要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制度作为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是实现人类思想和理论价值的主要手段。政治思想要成为政治实践，首先要上升为政治制度，成为政治活动的规则。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科学研究的成果要转化为社会行动，也必须通过制度的形式。而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法律制度是最为普遍和约束力的制度。因此，法律制度是贯彻一切理论思想的最权威和最理想的选择。纵观经济和法律发展的历史，不论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还是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与政策主张，都是通过法律制度的支持实现的[17]。重商主义理论的实践与《圈地法》、《谷物法》等法律难以分开，而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的思想，是在废除《谷物法》和确立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及合同自由的制度之后才真正转化为全社会的实践活动。没有对经济人的自由采取宽容和保障的法律制度，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很难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如此大的贡献。经济活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基本活动，而资源的稀缺性要求人们在利用资源和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否则，人类社会就会陷入争夺资源的混乱状态。所以，作为“自己生命生产”的一种本原的社会制度，相对于其它制度而言，经济制度更应采取法律的形式。国家干预思想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纯粹的市场调节缺陷越来越明显和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在既有的自由经济思想已经被法律化和制度化以后，要修正既往的经济制度，理应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所以，只有首先将国家干预的思想上升为法律制度，才能使这种干预之合法化，成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18]。

第三，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在国家干预思想产生之初，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主要是经济政策，这是因为经济学虽然主张国家干预，但在干预形式上更青睐于以经济政策作为实施经济思想或理论的手段，认为法律只不过是实施经济政策一种工具或补充的方式[19]。应当说明，法律和政策二者关系的位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政策作为实现政党或政府意志的一种手段，其原则性、灵活性、及时性和宏观覆盖程度都是法律无法比拟的，它随时能够把各种思想进行应用转化，调节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单就经济领域的需要来讲，政策有时更能适应经济生活的多变性特点，而法律手段略显迟钝。但由于缺少严格的制定程序和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政策的稳定性、科学性、规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都远逊色于法律规范，其社会认同程度也低于法律。从总体看，政策的随意性、多变性最适宜人治性社会的需要；而法律手段则以严格的程序限制了少数人的随意，以多数人的意志代替了个别人的意志，反映的是法治社会的需要。如果政策在一国中的地位、作用和效力高于法律，法律完全服从政策的需要，则该国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如果政策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和运作的，则该国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了法治。自从国家干预思想产生以后，经济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国家干预经济手段，其关系就日显紧密。二者追求的目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政策追求的是经济增长、降低通胀和失业率等经济目标，而经济法所追求的是经济秩序、经济效率、经济公平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目标，虽然路径不同，但却殊途同归。从政府的角度看，经济政策和法律手段有异曲同工之美，如果作为工具来用，二者都不可或缺。但是，从法治的意义上讲，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地位并非平等，更不是法律一味服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是政府行为，因此这种行为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内容和程序上符合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的要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可以经过一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但作为政府独立使用的一种手段，必须服从法律。美国“新政”时期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冲突，实质也是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选择上的冲突。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应当是国家干预的主要形式，经济政策则是政府根据复杂多变的市场需要并按照法律程序制定和自由适用的一种干预手段。经济法的使命之一就是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政府干预既符合法治的要求，又适应经济生活对经济政策的需求。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经济之法，消弭了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冲突问题，以法律形式上理顺了政府干预两种手段的关系。如我国《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规定的政府可以采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价格法》等法律中体现的有关垄断、竞争、就业政策等微观经济政策等。

四、经济法是限制政府干预经济之法

经济法是政府介入市场干预经济的法律依据和裁判市场行为是否背离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则。经济法的授权，使得政府和司法机关一样拥有了裁判某些经济行为的资格。与司法权被动介入社会关系的特点相区别，行政权一般都是以主动方式行使的，这一特点正好适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需要。但主动性特点往往使行政权在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各种动机驱使下干预市场，妨害市场功能的发挥。而一旦法律允许行政权进入市场领域，其滥用权力的机会无疑性会增大。“权力运行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在国家权力中“最需要控制的是行政权力，这是由行政权的特点所决定的”[20]。“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征，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在国家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21]。我国以往的教训表明，只有将政府干预行为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实现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良性互动。所以，经济法在授予政府干预权力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如何防止其干预权的滥用；既要从公共利益出发，为政府分配适当的干预权，也要从行政权的特点和一般公权力的本性出发，谨慎地为政府配置权力。

法律一般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程序既有保障权利的功能，也有限制权力的功能。正当程序作为行使公权力机关的一种行为规则是对其滥用权力的直接限制，因此是一种最直接和有效的制约。立法程序和诉讼程序分别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行使权力进行限制，行政程序则限制政府的行政行为。政府干预行为无疑应当受到控制，这种控制首先应从程序上寻找方法。“典型的现代行政法是行政程序法”。所以，在控制政府干预方面，行政法有着独特的作用。控制行政权是行政法的任务所在，其目的是保障经济自由[22]。行政法治要求政府的一切行为包括干预经济生活的行为既要符合法治的形式标准，也要符合实质标准。行政程序法追求的是形式标准，而经济法追求的是实质标准。()行政法控制政府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形式上的行政法治，是保障经济法和其他有关实体法得以实施的程序法规范。从行政法角度看，只要行政机关的行为及过程有法可依，就应当认同。所以，行政法是直接从程序方面规范政府干预行为的法律规范，是控制政府干预最为有效的法律手段。

但是，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仅从程序上控制还难以保障政府干预符合市场的需要，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原则也只能在形式上制约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保证政府干预符合经济规律和有效弥补市场调节不足的实质性要求，还必须通过其所依之“法”在实体上进行制约。和程序法一样，实体法也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即既是当事人的行为规则，也是法律适用机关的裁判规则。从行为规则的角度看，当事人必须遵守；而作为裁判规则，裁判机关同样必须遵守，否则，即便程序公正，其结果也难以公正。例如，民法是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但也是法院处理民事案件必须遵守的规则。法院仅遵守诉讼程序是不够的，严格依据民事规则处理案件同样是法院的义务，否则，就是滥用自由裁量权。所以，完善的民事规则，也是制约司法权，防止滥用权力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条途径。当事人可以利用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的原则，通过自行设定严密的权利和义务规则来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即当事人在利用民事规则限制司法权上有较大的选择权。经济法是限制经营者经济自由和授权政府限制经济自由之法，是政府干预市场必须依据的实体法，因此，它既是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规则，同时也是政府判断经营者行为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判规则，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等。与民事规则不同的是，经济法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排除了经营者自行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自由，以法定方式规定经营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限定了政府干预可以适用的手段和自由裁量权。经济法作为实体法的功能，和行政法相配合，既保证了经营者依法从事经济活动，又限制了政府在法律以外的行为，使政府干预在符合形式标准的基础上满足了弥补市场调节不足的实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