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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根源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观点纷呈,智仁互见。总体上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危机(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意识形态诸方面)总爆发的结果。笔者也持此观点,但笔者 不同意有的论者所说:“至于苏联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苏联问题专家所言,是导因 于境内的民族紧张情势,虽然这的确一直是苏联的隐忧之一。促使苏联瓦解的真正关键 ,应该是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1]“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 义情感强烈的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 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宣布独立——苏联最后的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 力。”[2]笔者赞同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和日本学者谷烟良三早在苏联解体前所 提出的观点,前者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 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 同。”[3]后者强调,“民族问题已成为左右苏联对外行动的危险因素,也是从内部动 摇苏联体制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苏维埃帝国的崩溃。”[4 ]的确,苏联解体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民族问题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 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
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到蹂躏和屠杀,致使沙皇俄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5]。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节,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数最多的民族,约占苏联总人口的50%略强,多数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由于历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罗斯人散居在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俄罗斯人在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口中平均占 19%。俄罗斯民族同当地民族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俄罗斯人常被少数民族指责 为“占领军”、“殖民者”,而俄罗斯人则感到愤怒,认为俄罗斯对其他民族承担了过 多的义务,吃了亏还要挨骂,这是不公平的,因而从1990年起,《俄罗斯文学报》等报 刊发出了要求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家的呼声。
二是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内,除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外,在非俄罗斯民族中也存在着由争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一再要求把摩尔达维亚语定为国语,并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该共和国议会已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这又引起当地讲俄语的居民的反对,他们纷纷组织罢工抗议。摩尔达维亚境内的加告兹族人总数只有16万,可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害怕自己的语言被摩语同化,因而也集会游行,要求成立加告兹自治共和国。此外,有些民族地区与加盟共和国当局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虽然苏联宪法规定,根据各少数民族人数的多少和其他条件分别成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国,并且通过加入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却要求脱离加盟共和国。例如,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都出现了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的集会游行。
三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较大的民族为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实际上就是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积怨、宗教对立、领土纠纷或现实利益冲突等原因而存在着矛盾。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半岛、科利沃尔斯、顿巴斯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哈萨克之间关于坚季兹湖地区大片领土的争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关于威特比斯州3个区、哥美里州6个区及斯摩棱 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爱沙尼亚之间关于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纳 尔瓦河地区的争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关于撒马尔罕和布拉市的归属问题的争端等 等。这类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之间围绕纳 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而出现的武装冲突。1987年秋,阿境内主要由亚 美尼亚族组成的纳卡州认为本民族遭受歧视而提出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入亚美尼亚 共和国的要求,得到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而遭到阿塞拜疆的坚决拒绝。阿塞拜疆人涌入 纳卡州,与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发生暴力冲突,造成26名亚美尼亚人和6名阿塞拜疆人死 亡,近200人受伤的流血惨案。苏联中央政府调动军队制止了冲突。1988年3月,苏联最 高苏维埃宣布拒绝亚美尼亚的要求,同年7月12日,纳卡州苏维埃投票决定脱离阿塞拜 疆共和国,苏联中央政府和阿塞拜疆均不予认可。此后,阿、亚两族之间的敌对活动不 断升级,冲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1990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部分冲突严重的地 区处于紧急状态,并派苏军和内务部队赶赴当地恢复和维持秩序。此后局势非但没有根 本好转,矛盾反而加深。1991年苏联解体后,纳卡州归属问题遂成为阿、亚两个独立共 和国之间的争端。表面上看,这属于领土之争,而实质上,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却发展 为把矛头指向中央、反对苏维埃、要求退出联盟的政治斗争,而且,南高加索地区的民 族冲突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采取了武装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加盟共和国争取自主权和要求独立。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这三国虽是小国,但地处战略要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北欧国家相近,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而并入苏联版图的。并入苏联后,由于受全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各共和国之间“平调”政策的影响,三国发展缓慢,与北欧诸国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三国认为,并入苏联给他们造成巨大不幸。
于是从1987年起,每年的8月23日三国民族主义者都在各自的首都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打出以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旗帜,谴责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导致了苏联对当时独立的三个共和国的占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直至脱离苏联。1989年8月23日,这三国利用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了连接三国主要城市,长达650公里的人链,表明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决心,煽动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而且三国协调行动、步调一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过斗争的方式与前述纳卡问题不同,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而是以集会、示威、游行、立法等和平途径为主。二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民族问题,而只有当这些问题尖锐激化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统一。苏联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苏联民族问题激化并进而导致了联盟的解体?不少学者认为,其源盖出于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和国际反动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比较而言,下列因素更为重要。
(一)背离联邦制原则,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苏联的国家体制采用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时由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4个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组成,这4个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的名称来命名的。1924~1940年,苏联发展成为16个加盟共和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时是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这15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名也都是以一个主体 民族的名称来命名的。苏维埃联邦制是列宁的一大创造。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坚持无 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建立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采用联邦制 是历史的倒退,因而反对建立联邦制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内外出现十分尖锐和复杂的形势,列宁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转而认为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适宜的。因为列宁看到,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被压迫民族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建立了各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情况下,若再坚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就易使少数民族产生误解和不信任,加之协约国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联合武装干涉,如不建立各民族联合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行联邦制的条件下,列宁还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为体现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应以完全平等的主权国家自愿联合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有加入和退出联盟的权利。其二,联邦制是向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但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领导人却片面理解列宁的联邦制思想,把建立联邦制国家看成仅仅是为解决当时复杂民族问题的权宜之计,利用列宁关于联邦制是向集中制过渡形式的观点作为实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依据,从而背离了联邦制原则。从表面上看,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苏联宪法均重申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的精神,明确规定苏联是各主权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盟,苏联保护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利(典型的是联合国成立时,乌克兰、白俄罗斯也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并且长时间在联合国派有外交代表),并可以自由退出苏联。这种双重主权国家的规定,在世界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似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很大。而实际上,从1922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退出苏联,而加入苏联的共和国也不全是自愿的,如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以及完整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三国加入苏联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至于宪法赋予加盟共和国所享有的独立行使经济、财政、内务、司法、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检查监督和民族事务等方面的权利,也几乎是有名无实的。因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违背了列宁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加强了个人集权地位,形成了党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同时,斯大林又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内高度集权集中的组织领导体制推行到国家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权集中的国家体制。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高度集权集中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联邦制原则名存实亡。在经济上,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如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赫鲁晓夫时期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97%,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3%;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94%,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6%[6]。更有甚者,共和国连修建2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或投资400万卢布以上的项目的权利都没有,而联盟中央在共和国修建新项目都可以不经共和国批准,也不同共和国商量。这不但造成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使共和国利益受到损害,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共和国的积极性。这种僵化而非弹性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讲不利于苏联的 存在和发展,因为它把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推向一个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要么是被强行 地留在苏联,要么是一有机会就彻底挣脱联盟。而且不管多么有名无实,苏联的成立宣 言、联盟条约以及历次宪法所宣布和赋予的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及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 地位与自由退盟权,还是为民族分离和独立运动提供了合法理论依据,从而导致联盟的 解体。
(二)在理论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过早地宣布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导致民族关系中的消极现象日益增多。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加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需要逐步发展与完善,这就决定了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
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都未能达到列宁所达到的高度,他们在民族理论上一直存在“左”的倾向,这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们总是抱有不切国情的超前认识,不是盲目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或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问题必然随着社会进入高级阶段而不复存在。具体而言,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不久,联共(布)十八大进一步宣布,苏联已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因此,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已建立起来了,“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7]甚至认为苏联各民族“已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坚固的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
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8]。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在这个条件下,“苏联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9]同样,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转变,因而“民族问题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0]可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民族问题状况都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就连提出各种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也未能跳出上述观念的圈子,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很少论及民族问题,在民族理论上基本步了前任之后尘。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已得到确立,并已进入亿万人的意识之中。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 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11]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对本国民族关系发展状 况的错误估计,忽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因而苏共总是对实际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熟视无睹,报喜不报忧;总是强调各民族的共性而无视其个性,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这样,旧的民族问题被人为地掩盖起来,得不到及时解决 ,而新的问题又积累下来,新旧矛盾交织,一旦总爆发就必然危及国家统一。(三)民族政策失误引起族际关系紧张。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对民族关系状况及各民族间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列宁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估计太高,严重脱离实际,因此在民族政策上必然会出现一系列失误。苏联民族政策失误主要表现在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和维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两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与阶级、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两类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将其完全等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问题一般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能通过宣传、教育、疏导、协调等方法妥善加以解决。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忽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区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30年代初,苏联不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因饥荒而死亡500~900万人[12],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斯大林将他们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流放和镇压了大批 农民和富农。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 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机会主义一 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领导干部 和知识分子因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镇压。如1937~1938年间 ,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共中 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 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卫国战争时期,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与法西斯勾结而 背叛祖国”,就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弱小民族的大 约500万人赶出其世代居住地,强制其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等条件艰苦的地方,其中有 几个民族在赫鲁晓夫时期恢复了名誉,返回家园,恢复了自治,而另3个民族,后来虽 也恢复了名誉,但未允其重返家园,恢复自治,因而留下**的根子。赫鲁晓夫和勃列 日涅夫当政时期,仍然坚持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的观点,并且认为国内民族主义 活动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将各共和国内不满苏共政策、要求扩大自主权以及歌 颂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分子,大加批判或监禁,把 不满和反抗的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和镇压。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 民族问题,其结果是在民族关系中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属于各民族间的 内部矛盾人为地转化为敌我矛盾,造成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伤害了这些民族的感 情,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助长了民族分离倾向。
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为旧时代的糟粕,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以后理应予以清除。列宁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如大俄罗斯主义和各种地方民族主义,他要求着重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13]但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忽视了列宁的教导,虽然他们一直笼统强调反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第一,歪曲沙皇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把沙俄的侵略扩张说成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是少数民族的“自愿归并”,沙皇给被征服民族带来“文明与进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中苏联恢复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等地区,强制立陶宛、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四国加入苏联,收复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这样的边界最符合苏联 历史的真实”[14]。在斯大林看来,凡沙俄帝国占领过的领土都应该是苏联的领土,强 占这些地方是恢复苏联“合理的边界”。这实际上违背了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制定的关于 不允许划分势力范围的对外政策原则。第二,任意吹捧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 领导民族,无视其他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如他们宣称俄罗斯是各共和国联合成统一国家 的“中心”,吹捧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苏联各民族的母亲”,“是 俄罗斯人帮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15]。甚至在1989年9月 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仍坚持要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新联盟国家,继续强调“俄罗斯过去 和现在都是整个联盟国家的凝聚力量,对于克服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作出了决定性的贡 献”[16]。第三,俄罗斯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权。1923年6月,按斯大林在全苏民族工作 会议上提出的选举原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350名代表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 国代表为280名,占80%,而其他3个共和国代表只有70名,仅占20%[17]。在历届苏联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中,虽然各民族共和国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但历届国 家元首则大多为俄罗斯人,历届苏联政府首脑除斯大林一人外都是俄罗斯人,至于联盟 中央政府各部委主要领导职务也大多由俄罗斯人担任。在实际上直接掌控国家最高权力 的苏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虽有少数非俄罗斯人参加,但除斯大林外,其余各届苏共中央 最高领导职务均由俄罗斯人担任。典型的例证是,安德罗波夫为首的10人组成的中央书 记处全部是俄罗斯人;各主要民族共产党员占全体党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俄罗斯59.8 %、乌克兰16.02%、白俄罗斯3.76%、乌兹别克2.31%、哈萨克1.94%、格鲁吉亚1.68%、 阿塞拜疆1.6
5%、亚美尼亚1.51%、摩尔达维亚0.53%。上述做法,严重违背了各共和国 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第四,强制推广俄语并作为苏联的国语,歧视少数民族语言。语 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多民族国家里,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 克思主义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的任何歧视和限制,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 认为如果把一个大民族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民族,势必造成人为地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列 宁指出:“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 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18]他坚持民族语言平等, 反对强行推广俄语,他指出:“用棍棒强迫”其他民族学习俄语,其后果只能是“使伟 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为其他民族集团所接受,主要是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 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19]但列宁之后的历届领导人都违背民族平等的原 则,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广俄语,力图使俄语成为各共和国国语。据统计,1986年苏联 出版发行各种书籍22亿册,其中俄文书籍占86%,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书籍仅占14%(少 数民族人占全苏人口49.2%)[20]。有几十个小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处于消失的边缘。几十年来,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原则,事实上使俄罗斯处于联盟中央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权,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民族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激发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普遍存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互为因果,成为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
收稿日期:-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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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
苏联解体的原因:
1、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2、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3、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4、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具体地说,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篇3: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
苏联解体(俄文:Распад СССР,英文: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标志着冷战,两极格局结束。
至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自我解散,苏联从现实和法律上不再存在,红色帝国轰然倒塌。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苏联主要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苏联解体后,首都莫斯科成为最大加盟国俄罗斯联邦首都,分裂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等)。
解体原因
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无需讳言,它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将改革引向社会主义崩溃的方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 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 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篇4:苏联解体的缘由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戈尔巴乔夫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几十年的革命、建设与发展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建国建党的理论,更极大的鼓舞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但是,苏联的实践毕竟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在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之后党和国家并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纠正不当之处,加之苏联党的领导人在重大问题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及西方“不遗余力”的和平演变,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反思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具体地说,导致苏联解体的原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苏联模式的弊端
1、经济因素。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形成与30年代,在发展进程中显示过巨大的优越性,创造过公认的历史功绩,使苏联得以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这种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很大的缺陷和弊病,不能够充分发挥地方、企业以及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活力与生气;不能够及时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使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不能够正确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消费品生产比例过低,使苏联人民的生活始终不能实现由小康向富裕的转变;不能够全面地对外开放,吸取世界各国之长为自己所用。这样,必然使自己由停滞变为落后,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正是这种体制,使得苏联的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这是苏联机体的深层次的原因。
2、政治因素。苏联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其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没有找到如何管好党和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苏共长期的执政地位加上法制不健全,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使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党内还难免有各种不良分子,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的职权,干出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党的声誉和形象,引起人民的不满以至痛恨。其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集中于党和领导干部手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趋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P776)改革,实际上完全采用西方的一套,搞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削弱和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权力。
(二)意识形态的错误
苏联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长时期里,在文化问题上走极端。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教条化、封闭化,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一概排斥;后来又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论”,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并最终在指导思想上完全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列宁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号召青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主义,但切忌“死记硬背”,“要用对基本实施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 [2](P285)。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要联系实际,扩充知识,融会贯通,这是列宁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然而,从20世纪代开始,苏共却走上了一条文化专制道路,党内教条主义日益严重。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在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过程中,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特殊地位,泛化、神化列宁主义,致使其严重教条化。同时,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苏联展开了一场空前的神化斯大林的造神运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结合,使斯大林成为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解放。但是,赫鲁晓夫未能克服党内严重地教条主义习气,思想仍处于禁锢之中。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没有跳出教条主义的框框。
1985年,以“改革家”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很快便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口号,试图改变过去封闭僵化、万马齐喑的局面。可是,“民主化”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而成了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公开性”则是打着“公开”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对苏共进行攻击、诋毁;“多元论”实际上是让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任意滋长。这样,苏共从长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并严重背离的马克思主义。
(三)民族政策的失误造成激烈的民族矛盾,加快了苏联的解体
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无视苏联各民族发展的实际进程,出现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失误,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族群众。1936年,斯大林提出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民族纷争的基本组织者,即剥削阶级已经消灭”[3](P516),关系到各民族权利平等、经济和文化等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从而盲目地认为苏联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兄弟合作已经建立起来了”,因而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苏共处理民族矛盾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族矛盾。更为严重的是,苏共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容忍俄罗斯大民族主义长期存在。苏共的这些错误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不仅引起各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不满,而且造成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更大的仇恨和隔阂,人民群众对苏共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冲突,最终导致一些共和国宣告独立,苏联解体。
篇5:《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课稿
现代历史教育理论认为,中学历史教学目标不能仅仅定位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更主要的是使学生能够在探究性历史学习过程中,享受历史学习的快乐,感悟历史的价值,形成良好思维品质。
一、教材分析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既是雅尔塔体系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新变化的起点,还是国际共运史的重大挫折,不仅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演变有重大影响,是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出发点,也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使学生知道东欧剧变的概况,了解苏联解体的主要过程,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实质。培养学生构建历史知识结构和分析、归纳、比较、概括等历史学习能力。
2、过程与方法
精心设计并营造阅读、思考、质疑及合作探究的学习情境,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和合作学习;培养学生论从史书、史论结合的怡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3、情感与价值观
⑴在合作探讨、释疑解难的过程中,享受成功的愉悦和探索的乐趣。
⑵正确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增强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教学策略
1、教法运用
主要采用问题教学法,通过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问题,引导学生在主动阅读、思考、讨论(辩论)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和感悟历史。
2、学法指导
指导学生通过阅读法、比较法、讨论法、分析法等来加强对教材的理解,培养自学能力。
四、过程设计
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捆绑在一起,从含义、过程、原因、影响四方面来讲援。
1、导入。20世纪50、60年代,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却遭到重大挫折,史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2、破题。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这是任何一节历史课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目的是以破题入手,使学生形成本节教材最基本的历史概念。
提问:⑴什么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指导学生阅读、根据教材有关内容,形成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发挥老师指导作用,引导学生从形式(现象)和内容(实质)两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解析。
3、梳理过程。解决“怎么样”的问题。
旨在弄清东欧剧变和苏承解体的基本过程。
方法:通过以下两个问题,来引导学生探究解决。
问题⑵:东欧各国剧变的具体方法和结果有何不同?各国剧变的过程有何共同特点?
问题⑶:苏联解体历经哪几个重要步骤?
4、分析原因。解决“为什么”问题。
问题⑷: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哪些?
这个问题,我以为是本节教学重中之重,必须下力气解决:
首先,引导学生从内、外两方面分析“钱外长的一段话”,得出东欧剧变的.原因。在课文上边找出相应的答案,加以分析。
第二,要求同学们根据以上方法在教材中概括苏联解体的原因。
第三,引导同学们找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相同原因,然后一起重点分析哪一因素是决定因素?
解决的方法是:鼓励学生依据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精神加以分析,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积极引导学生的讨论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5、分析影响。
引导学生从国际关系格局和社会主义运动两方面去分析。
6、合作探究,拓展思维
由学生提出或老师设计一些具有思辩性的问题,分组合作讨论,引导学生遵循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相互辩论。以此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
问题⑹综合讨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有何重要启示?学生根据课内外所掌握的知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逐一列出苏东剧变的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7、教学总结与反馈
主要任务:巩固和落实课堂教学内容
⑴学生自主构建本课知识结构,小结本课教学内容,巩固基础知识。
⑵从剧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实质、原因和评价等方面由学生命制5道左右选择题和一道思考题,反馈课堂教学效果。
⑶布置学生课外阅读相关的文章和资料,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篇6:《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课稿
现代历史教育理论认为,中学历史教学目标不能仅仅定位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更主要的是使学生能够在探究性历史学习过程中,享受历史学习的快乐,感悟历史的价值,形成良好思维品质。
一、教材分析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既是雅尔塔体系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新变化的起点,还是国际共运史的重大挫折,不仅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演变有重大影响,是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出发点,也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二、学生分析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使学生知道东欧剧变的概况,了解苏联解体的主要过程,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实质。培养学生构建历史知识结构和分析、归纳、比较、概括等历史学习能力。
2、过程与方法
精心设计并营造阅读、思考、质疑及合作探究的学习情境,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和合作学习;培养学生论从史书、史论结合的怡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3、情感与价值观
⑴在合作探讨、释疑解难的过程中,享受成功的愉悦和探索的乐趣。
⑵正确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增强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教学策略
1、教法运用
主要采用问题教学法,通过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问题,引导学生在主动阅读、思考、讨论(辩论)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和感悟历史。
2、学法指导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课稿,标签:高中历史说课稿模板,高中历史说课模板,
指导学生通过阅读法、比较法、讨论法、分析法等来加强对教材的理解,培养自学能力。
五、过程设计
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捆绑在一起,从含义、过程、原因、影响四方面来讲援。
1、导入。20世纪50、60年代,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却遭到重大挫折,史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2、破题。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这是任何一节历史课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目的是以破题入手,使学生形成本节教材最基本的历史概念。
篇7:《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课稿
指导学生阅读、根据教材有关内容,形成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发挥老师指导作用,引导学生从形式(现象)和内容(实质)两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解析。
3、梳理过程。解决“怎么样”的问题。
旨在弄清东欧剧变和苏承解体的基本过程。
方法:通过以下两个问题,来引导学生探究解决。
问题⑵:东欧各国剧变的具体方法和结果有何不同?各国剧变的过程有何共同特点?
问题⑶:苏联解体历经哪几个重要步骤?
4、分析原因。解决“为什么”问题。
问题⑷: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哪些?
这个问题,我以为是本节教学重中之重,必须下力气解决:
首先,引导学生从内、外两方面分析“钱外长的`一段话”,得出东欧剧变的原因。在课文上边找出相应的答案,加以分析。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课稿,标签:高中历史说课稿模板,高中历史说课模板,
第二,要求同学们根据以上方法在教材中概括苏联解体的原因。
第三,引导同学们找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相同原因,然后一起重点分析哪一因素是决定因素?
解决的方法是:鼓励学生依据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精神加以分析,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积极引导学生的讨论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5、分析影响。
引导学生从国际关系格局和社会主义运动两方面去分析。
6、合作探究,拓展思维
由学生提出或老师设计一些具有思辩性的问题,分组合作讨论,引导学生遵循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相互辩论。以此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
问题⑹综合讨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有何重要启示?学生根据课内外所掌握的知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逐一列出苏东剧变的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7、教学总结与反馈
主要任务:巩固和落实课堂教学内容
⑴学生自主构建本课知识结构,小结本课教学内容,巩固基础知识。
⑵从剧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实质、原因和评价等方面由学生命制5道左右选择题和一道思考题,反馈课堂教学效果。
⑶布置学生课外阅读相关的文章和资料,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篇8: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哪些
原因一、经济因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而苏联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战略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首先,从经济体制上看,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经济。其基本特点是:
(1)企业与国家关系行政化。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干负责;
(2)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计划是管理国民经济的唯一手段,而指令又是推行计划的唯一手段;
(3)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的实物性。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不能不加以利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这在战争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是相当有效的,但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驱动机制的作用不断衰退,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体制运转失灵。
其次,从经济结构上看,苏联的经济结构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在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上以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上以重工业优先;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速度第一: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最后,从经济战略上看,苏联的经济战略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经济,“速度第一”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的。粗放经济增长的后果,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过高,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这种战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增加,停滞不前。
在这种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下,苏联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
第二,货币发行失去控制。
第三,债台高筑。
第四,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总之,僵化的苏联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原因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因素,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在:
(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客观上削弱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的政治领导。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级地方苏维埃实际上处于党的直接干预下,有名无实,这样,所谓苏维埃民主或苏联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也就谈不上人民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二)苏共党内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为个人专断、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了可能。苏联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权,一切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的机关,党的机关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手中,层层集中,逐渐变成个人领导,从而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成为可能。
(三)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离权力越来越远。人民群众逐渐与苏维埃、与国家政权相疏远,而脱离人民群众的国家政权无法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支持和拥护,一旦遭遇风浪便难免发生震荡,其履行国家权力的职能必然大受影响,也就失去了这个政权的合法依据,使国家失去了稳定的根基。
原因三、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是苏联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列宁之后,历届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他们信奉庸俗的国际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结果脱离了实际, 欲速则不达。
(2)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则就遭到了践踏,大俄罗斯主义盛行, 强力推行一体化,强迫少数民族迁徙,不关心和尊重各个民族的价值,而注重怎样消灭差异。结果伤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种下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祸根。而苏共领导又长期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积愈多。最终民族问题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推动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致使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走向崩溃。
(3)苏联领导人由于理论上的贫乏和不成熟,导致他们长期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承认各民族有权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物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怎样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的。这无疑为联盟的解体预留了一颗定时炸弹。
原因四、思想政策上的失败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失败,而失败的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首先,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开始,苏共就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苏共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党的理论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难应对。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不符合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的现实;讲“三无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完全是一厢情愿,反而麻痹了党和人民。有的俄共人士认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搞清楚,一度认为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提出“建成共产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以野蛮的、强盗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虽然公开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制定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实行错误的对外政策,加上党的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败,人民群众从不满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而这种情绪又总是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其次,苏共放弃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出让了文化舆论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因特网、CNN和好莱坞等思想宣传工具不断的向苏联选出自由、民主的观念,最终导致苏联民众观念的变化,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而转向资本主义打好了思想的基础。同时,在对内宣传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失误。
其向人民简单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传的不一样,反而对苏共的宣传产生了怀疑,为人们接受西方的思想买下了祸根。更为重要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前一段时期里,雅科夫列夫控制新闻机构和传媒,公开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大肆散布各种诽谤苏共和苏联的舆论,宣扬西方的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造谣诬蔑、丑化领导人的言论随处可见,却不允许正面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加剧了群众的思想混乱,毁掉了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苏联解体是国内和国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苏联的国内的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是最终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再加上民族问题处理的不当、思想意识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个人因素等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关于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俄文:Распад СССР,英文: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标志着冷战,两极格局结束。至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自我解散,苏联从现实和法律上不再存在,红色帝国轰然倒塌。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苏联主要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苏联解体后,首都莫斯科成为最大加盟国俄罗斯联邦首都,分裂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等)。
苏联解体后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实行“休克疗法”,借此来刺激俄罗斯经济和他梦想的100天实现资本主义的目标。并在其刚刚上台时就发行国有债券,每个俄罗斯公民都能拥有国有债券,但是俄罗斯人的憧憬很快就破灭了,在休克疗法的作用下,俄罗斯经济崩溃,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老人没有退休工资,国家财富被个人占为己有,小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赤贫,苏联时代的人人平等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就此终结。物价飞涨1600倍,卢布贬值并且退出了国际交易币种。国家已经乱成一锅粥,犯罪率急剧攀升,平均每天就有超过5人死在莫斯科街头,酒精控制也终结了,任何人都可以任意购买和使用酒精,枪支泛滥,警察无恶不作,政府部门贪图享乐。
另外在俄罗斯刚刚成立时,掀起了一股“去苏联化”运动,列宁像被拉倒,苏联书籍被焚烧,苏联老兵被侮辱,曾经在苏联政府工作过的人有的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甚至被枪杀。任何关于苏联的物品都被砸,被烧。
俄罗斯人的愤怒终于在1993年10月爆发,超过5万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著名的“十月广场”集结,挥舞着苏联国旗。呼唤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由如1991年是莫斯科人要求独立和美式民主是规模一样,不过已经是反对叶利钦独裁的游行了。权利之争在苏联解体后就一直存在,叶利钦曾经以追求民主的名义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却在掌权之后大权独揽,架空议会。人们聚集在“白宫”广场前高呼要求俄罗斯议会(议会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作为俄罗斯最高权力机构,广场前水泄不通,支持俄罗斯议会的人民、军队、警察,向对岸乌克兰饭店前的俄罗斯政府喊话抗议。原本以为叶利钦会做出让步,但以意想不到的是,叶利钦派了中央军区精锐坦克部队朝“白宫”开炮,顿时“白宫”火光冲天,军队对于广场上的人民大开杀戒,一共打死超过1500名维护俄罗斯议会的军人,平民。史称“俄罗斯宪政危机”。之后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并且一跃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党,直到统一俄罗斯党成立。俄罗斯“第一岗哨”在1993年宪政危机之后,从列宁墓转到红场旁边的无名烈士墓直到今天。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苏联解体这样评价: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他就没有良心;谁要是想恢复过去的苏联,他就没有头脑!
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帝国的解体可以说是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标志着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破产;其二,则是因为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也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因此初见端倪。
苏联帝国当时对人类和平的威胁,我们或许可以从它当时的军费开支上看出来。一九六〇年苏联的军费开支相当于360亿美元,当时绝大部分用于兵员和常规武器,到一九七〇年, 苏联的军费开支已达700亿美元,主要是用于发展导弹和核武器。据美国斯坦福研究所估计,一九七〇年苏联军费开支达743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九十。如把军事“科研和发展”费用算在内,实际军费开支将达905亿美元, 约占该年度苏联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也曾公开表示,一九六九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即达800亿卢布。即使按一九七〇年苏联的军费开支为七百亿美元计算,它占苏联当年的物质生产净值即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3215亿美元的21.4%,占整个财政支出1675亿美元的42%;苏联平均每人一年的军费负担约三百美元,占当年每人平均的国民收入1313美元的23%。由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 而每年的军费同美国接近甚至超过, 因此,它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无疑都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冠军”。1989年的第一次人代会上,苏联官方破天荒的承认之前公布的国防开支仅是军队的日常维持费用,1989年的国防开支为773亿卢布(约为1300亿美元,不包括70亿美元的军事宇航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占国民收入的12.1%,1990年公布的军费为709.76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和国民收入的11%。虽然这个数字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一般认为应在2100亿美元左右),但国际舆论倾向于认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就一般认为,苏联军费应该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17%之间。比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60年代中期,苏联的战略武器系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到70年代末,苏联在核武器总量、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导弹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的数量上都超过了美国。然而,正是因为军费的无节制增长,拖累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与美国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是骗局)的诱导下,苏联经济终于崩溃,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
有鉴于此,解体后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军事遗产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计划。首先是压缩军队规模。从1992年到,俄军从250万人裁减到170万人;到,俄军再次大裁减至124万人。开始,俄罗斯再次裁军,在,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人数将从现在的124万减少到100万,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4年。解体前苏联有五万多坦克,而裁减后只有3000辆!陆军中,唯一水平还能稳中有升的,是空降兵。在核武器方面,由于和美国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规模比起苏联来大幅缩水,而且现在的支柱力量是苏联后期发展的SS25白杨和SS27白杨M,此二种导弹目前只能搭载单弹头(55万吨TNT当量)。但是美国单方面废除《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又开始给白杨M发展机动多弹头,现在没有列装迹象。本来冷战期间苏联的核弹头是多于美国的,现在已少于美国。在海军方面,这个军种相对于苏联时期,可能是削弱最严重的。鼎盛时期的七艘航母,如今只剩一艘“库兹涅佐夫”号,而且由于发生了大故障,库舰远达不到设计航速,所以只能是给海军舰载航空兵练手用的训练品罢了。从规模上,俄罗斯海军只能达到苏联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或更弱了。在航天工业方面,当时苏联为了争夺超级大国地位,冷战时期一直奉行与美国争夺航天领先地位的发展战略。航天科技工业是前苏联少数几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领域之一,他们采取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航天工业的策略。在创造辉煌的上世纪60~80年代,全苏联的航空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已达到300余家,整个行业从业人数高达70万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约90%的航天工业,在改革过程中,俄罗斯航天计划经费大幅度下降,折合成美元一度低于巴西。从1990年到1994年,俄罗斯航天企业总人数减少35%,专家减少50%。
裁军与军费的减少的好处也是俄罗斯能有更大的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到20,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由于转型为市场经济,各种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许多原来公有制的军工企业以及为军工企业配套的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等先后转变为私有制企业,从事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社会生产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也有所发展,商品丰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补发了以往的工资、退休金等白条欠款。更重要的是:人们再不会把俄罗斯视为当年苏联那样是战争策源地。
然而,国际形势总是此消彼涨。就在俄罗斯裁剪军费走上和平发展之路的同时,一些国家——尤其是东亚一些国家,其军费开支却在增加。
比如日本。虽然,从开始,日本便因“财政难”而采取了控制国防预算的政策。20,民主党政府所拟定的国防预算是4万6453亿日元军费,比少600亿日元。可是,据《读卖新闻》1月8日报道,重获政权的自民党决定摒弃过去的防卫节约路线,本年度的军费开支将增加1000亿日元(约合11.5亿美元)。这其中大部分将运用于加强“军事预警”能力上,比如为早期预警机增更多燃料费与修理费、为研发先进雷达技术增加资金等。又比如,在-20间,亚太地区国家军费开支经历了快速增长,其中又以文莱、越南和菲律宾增幅最大:分别为135%、90%和80%。印度军费开支增幅约35%。英国IHS简氏集团预测,-,亚太地区军费开支将继续增长1180亿美元,涨幅高达37%。
当然还有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军费开支呈“凹”字状:改革开放之初,因为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所以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低到1984年的2.13%,下降幅度一倍左右。而在1986年到的间,中国军队处于忍耐期,被迫做出了巨大牺牲,那时候中国的年度军费仅够勉强维持正常运转。然而,从19开始,军费开始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的国防费比上年增加235亿元,增幅为17.7%;增加266亿元,增幅为17.6%;20增加200亿元,增幅为9.6%;增加292亿元,增幅为11.6%;的国防费预算比上年增加247亿元,增幅为12.6%。从~20的6年间,国防费支出从1207.54亿元增加到2475亿元,翻了一番。从年到的11年间,军费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总额翻了两番还多。因此,当20,中国军费开支为849亿美元时,便跃居全球第二位。。最新数据则是:2012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6702.7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76.04亿元人民币(约合1063.7 亿美元),增长11.2%。中国计划20军费1143亿美元 较去年增10.7%。
快速增长的军费其后果之一就是使“中国威胁论”再度升温。比如5月23日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就声称,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两到三倍”,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三倍甚至更多”,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5月25日公布了的最新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又称,“中国正在进行全面军事转型,加强力量投送,反进入和地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着眼点近期是应对潜在的台湾冲突,远期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目标;中国未来的军力将成为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亚太地区”。这种威胁论的升温,可能引发地区间军备竞赛,从而为和平埋下隐患;其次,过快的军费增加可能拖累经济发展。这道理也很简单:军费和经济发展是个零和游戏,军费越多,那么经济发展越小。过多的军费支出,可能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威胁社会稳定——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简氏集团分析师盖伊?安德森就指出:单纯的军工产业发展在和平时代势必会耗费国家巨额财政,拖累经济发展,苏联已经用事实告诉后人这一教训。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军费增加过快问题值得警惕。
篇9: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
(一) 苏联模式的弊端
1、经济因素。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形成与30年代,在发展进程中显示过巨大的优越性,创造过公认的历史功绩,使苏联得以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这种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很大的缺陷和弊病,不能够充分发挥地方、企业以及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活力与生气;不能够及时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使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不能够正确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消费品生产比例过低,使苏联人民的生活始终不能实现由小康向富裕的转变;不能够全面地对外开放,吸取世界各国之长为自己所用。这样,必然使自己由停滞变为落后,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正是这种体制,使得苏联的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这是苏联机体的深层次的原因。
2、政治因素。苏联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其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没有找到如何管好党和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苏共长期的执政地位加上法制不健全,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使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党内还难免有各种不良分子,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的职权,干出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党的声誉和形象,引起人民的不满以至痛恨。其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集中于党和领导干部手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趋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P776)改革,实际上完全采用西方的一套,搞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削弱和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权力。
(二)意识形态的错误
苏联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长时期里,在文化问题上走极端。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教条化、封闭化,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一概排斥;后来又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论”,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并最终在指导思想上完全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列宁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号召青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主义,但切忌“死记硬背”,“要用对基本实施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 [2](P285)。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要联系实际,扩充知识,融会贯通,这是列宁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然而,从20世纪代开始,苏共却走上了一条文化专制道路,党内教条主义日益严重。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在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过程中,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特殊地位,泛化、神化列宁主义,致使其严重教条化。同时,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苏联展开了一场空前的神化斯大林的造神运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结合,使斯大林成为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解放。但是,赫鲁晓夫未能克服党内严重地教条主义习气,思想仍处于禁锢之中。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没有跳出教条主义的框框。
1985年,以“改革家”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很快便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口号,试图改变过去封闭僵化、万马齐喑的局面。可是,“民主化”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而成了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公开性”则是打着“公开”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对苏共进行攻击、诋毁;“多元论”实际上是让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任意滋长。这样,苏共从长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并严重背离的马克思主义。
(三)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自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战争手段搞垮社会主义。1975年尼克松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战略;1989年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西方国家利用苏联东欧国家国内出现严重问题、正在进行改革的机会,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而苏联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不惜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上节节退让,迎合西方国家,一步步走向深渊。
(四)民族政策的失误造成激烈的民族矛盾,加快了苏联的解体
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无视苏联各民族发展的实际进程,出现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失误,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族群众。1936年,斯大林提出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民族纷争的基本组织者,即剥削阶级已经消灭”[3](P516),关系到各民族权利平等、经济和文化等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从而盲目地认为苏联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兄弟合作已经建立起来了”,因而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苏共处理民族矛盾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族矛盾。更为严重的是,苏共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容忍俄罗斯大民族主义长期存在。苏共的这些错误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不仅引起各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不满,而且造成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更大的仇恨和隔阂,人民群众对苏共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冲突,最终导致一些共和国宣告独立,苏联解体。
篇10: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
一、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再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和苏共的光荣历史。
赫鲁晓夫最为典型,1939年3月,他在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2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32次。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上同样大肆吹捧斯大林。1954年他下令刊登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歌功颂德的社论。
他经常肉麻地说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母”。但到苏共二十大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把一切最丑恶、最肮脏的语言加在斯大林头上。同时诬蔑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前“丧失警惕”,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这是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
苏共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又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并且为帝国主义攻击苏共提供了炮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走得更远,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怎样评价斯大林和苏共的历史,仍然是总结苏共失败教训的一个焦点。尽管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某些缺陷(—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是难以避免的),但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1913年(一战前的俄国最高年份)相比,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最突出的表现是打败了德、日法西斯。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邱吉尔曾指出:他从沙皇手里接过的是木犁,撒手人寰时留下的是原子弹。
有的说,“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不全面的。苏联垮台前夕,其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相当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其先进科学技术可与美国并驾齐驱,有的甚至领先于美国,即便是轻、重工业存在某些不协调现象,也不至于导致失败,更何况苏联解体是在斯大林去世38年之后发生的,怎么能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早已去世的人呢?
二、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列宁深刻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典范。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却投有根据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技术革命兴起的新形势,进行理论上的刨新,使党的理论停滞不前,甚至提出了“20年建成共产主义”这样盲目而不切实际的理论。勃列日涅夫虽有所修补,但基本上坚持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哓夫路线。到戈尔巴乔夫则走向极端,他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必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乐队的总导演就是戈尔巴乔夫。一时间,社会主义、斯大林、列宁被说得一无是处,资本主义成了人间天堂。对于拥护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力量,极力打压。结果就是党内思想严重混乱,人民失去共同理想。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不打自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面对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现状,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
三、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
随着苏共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苏共基层组织也丧失了先进性,失去了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质量下降,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到垮台前夕,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已经是徒有其名。有的说苏共20万党员时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35万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55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而在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党的思想教育长期无人过问。党的组织生活涣散,丢掉了批评自我批评。许多党员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迷失了前进方向,相当多的人入党不是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奋斗,而是为了自己在仕途上、物质上捞取好处,1993年重建俄共时,加人俄共的原苏共党员还不到10%。圣彼得堡原有苏共党员50万人,1993年加入俄共的只有2.1万人,该市的加里宁区原有苏共党员2万多人,而加入俄共的只有85人。
原苏联解体时规定,两个小时内党员必须选择政治上站在哪一边,结果绝大多数站到叶利钦那一边去了。这就说明苏共经过35年的蜕变,党员的质量严重下降,理想信念动摇了、瓦解了。可见,单纯追求党员数量、忽视质量是多么可怕!列宁说过,那些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话多么中肯,多么深刻!
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列宁的建党原则之一。列宁时期及斯大林初期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较好,斯大林后来也搞“一言堂”、“家长制”,长期不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靠反对“个人迷信”上台,但上台后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更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也是独断专行,就连向阿富汗出兵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是几个人推翻政治局不出兵的决定而出兵的。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公开性&rdquo。这样的党必然会失去党员和群众的信任,必然会失去党内和群众的监督,怎么能不失败呢?
四、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参加劳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
联共(布)党史中专门讲了安泰与大地母亲的故事,深刻阐述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坚决反对特殊,以身作则。他经常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据记载,仅在1922年10月2日至12月16日,就亲自接待125人次。
斯大林在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方面也是令人称赞的楷模。二战期间,他的儿子雅科夫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以释放雅科夫交换被俘的德军将领保卢斯,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结果雅科夫死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一件短皮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一直穿到去世。他去世后清点其物品时,发现他仅有900卢布存款。斯大林的后期也存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大搞“个人崇拜”,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党内滋生了特殊化倾向。赫鲁晓夫时期,党风进一步败坏,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不讲原则,瞎指挥,讲大话、空话、套话,胡干蛮干,不仅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而且搞工业党、农业党,盲目开垦“处女地”扩种玉米,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党风进一步败坏,他本人热衷于追求表面荣誉和奖赏,在其执政期间竟然得到200多枚各种勋章,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为他抬各种勋章、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还要与列宁并列,1977年的十月革命节游行中出现了与列宁像同样大小的勃列日涅夫画像。他有一次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而阿利耶夫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严重。干部职务越高,特权越多。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达100多处,在这里各种进口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供高级干部享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高干的子女也仰仗亲属的权威,为非作歹,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
五,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
自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甚至使一些干部受到不白之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任人唯亲,亲朋故旧、同学老乡、部属亲信倍受重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敢于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受到打击迫害。因此党内低级庸俗之风盛行,对领导人只说恭维话、客气话、官话、套话。党在选拔干部问题上的政治标准、德才原则,被任人唯亲所取代,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成为合法。
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各种借口推行其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他上任不久就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8人,撤职2人。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部长,近100名州委书记。有的材料说,短短几年内,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委的书记被更换了92.5%。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
俄共的许多同志认为,苏共没有解决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党的核心领导层出了问题,这是苏共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成长于苏共二十大之后,根本没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更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俄共有些同志说,他们的背叛行为终究有一天会受到正义的审判。还有的认为,苏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孤军奋战,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仍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压制,西方敌对势力采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搞垮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用收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手段,使之成为“第五纵队”,在剧变中充当“别动队”、“民主派”,以实现其阴谋诡计。
总之,苏共失败的教训,需要很好总结,以便成为我们的鉴戒,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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