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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文学

时间：2022-10-26 07:44:37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全球化时代文学（精选6篇）由网友“今夕是盒年”投稿提供，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全球化时代文学，希望能帮助大家!

全球化时代文学

篇1：全球化时代文学

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这本书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写了下面这段耸人听闻的话: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

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在这里,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她正在考虑论文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

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及其之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例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再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

我还向她谈起了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

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

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

”①

以上引用的德里达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说的这段话实在是骇人听闻,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是这样,比如像我,以及在文中与主人公对话、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并且有点儿不高兴的美国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

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可能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

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

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问号为作者所用—译注)当然,

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写情书!当然,我可以在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上创作并发送文学、哲学作品,甚至是情书,就如同我以前用手写、打字机、或者印刷出来的书来完成这些事情一样。

但是,精神分析学这门原本依赖面对面的谈话(interlocution,被称为“谈话疗法”)的学科怎么可以束缚在印刷机的控制之下,并进而迫于数码文化的转向而走向终结呢?

德里达这些唐突甚至有点儿近乎放肆的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正如那个研究生在听到德里达这样古怪的建议后心里涌起的想法。

顺便提一下,阿维塔尔·罗奈尔对德里达这个建议却另有一番理解,而且,毫无疑问,她没有把它当作德里达对正面提问的回答。

电话中的普鲁斯特和德里达的《明信片》都出现在了罗奈尔的名作《电话簿》中,并以自己的方式预言了新一轮电信时代的到来。

劳伦斯·里克尔斯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样,也早就在现代文学、精神分析和文化中概括然而鲜明地提到了电话②。

然而,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

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说,德里达这些话——不管是他(或者《明信片》中的主人公)跟那位研究生的,还是你我在那本书中读到的——在我们的心中都激起了强烈的恐惧、焦虑、反感、疑惑,

还有隐隐的渴望,这些话是“恰如其分”的施为性话语(“felicitous”performativeutterance)。

他们实践着他们的箴言而间接地带来了文学、情书等等的终结,正如德里达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所讲的,说“我爱你”这句话,不仅仅会在说话者心中产生爱的波澜,而且还会在听话者心中产生信念和爱的涟漪。

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得知。

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

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

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dichotomies)。

在书中,作者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的形式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讽喻性的描写,即不仅引述主人公与其所爱(一位或者多位)进行的大量电话谈话,而且还利用正在迅速消逝的手写、印刷以及邮寄体系这些旧时尚的残余:明信片。

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and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

如果它们正好落在我的眼皮底下,如德里达在《明信片》和他令人欣羡的散文《心灵感应》③中展示的明信片和信件,我就会使自己成为那个接收者,或者,我被奇妙地变成了那个接收者,那么,那些正好落入我眼帘的明信片或者电子邮件上的信息就是为我所写,或者说,我认为它们是为我写的,不管它们到底是写给谁的。

在我读以上我从《明信片》这本书中引用的段落时,情况就是这样。

说话人传达给那位研究生的坏的甚至是讨厌的信息——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终结——也同时传达给了我,我也成了这个坏消息的接受者。

在书中,由于主人公的话而使那位学生心中产生的强烈反感也同样在我的心中产生。

或许,德里达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所说的最让人心惊的话就是:比起那种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终结的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说得再准确点儿,德里达的原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统治(politicalregime)是第二位的。

我认为,“从这个意义说”,是指他不否认(我也不会)政治影响的重要性,但是,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是无限的,是无法控制的,除非是以一种“不重要”的方式,受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治控制。

众所周知,在西方,始于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以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中心的经济向越来越以信息的开发、储存、检索和发送为主导的经济的重大变革。

现在,甚至连货币都首先是信息,它以光的速度通过电信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兑换和发放,而同样的电信网络也在以数码的形式传播着文学。

例如,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小说现在可以从因特网上看到,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仍然属于现在这个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在印刷机统治下的历史时代。

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

正像三好将夫(MasaoMiyoshi)以及其他人曾经提醒我们的那样,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们中间,对这些设施的占有及其相应的影响很不均衡。

目前,在美国只有50%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当然,这个比例在其它许多国家还要小得多。

但是,不管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网,这种变化还会加快,就像当初电视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

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方面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

篇2：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传媒的功能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传媒的功能

提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论述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及其二重性,将当今时代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高科技和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学艺术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文学艺术作为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仍将在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样,在全球化的时代,电影早已受到电视的挑战,而此时它和电视同时也受到了网络的冲击,其前途令人担心。但这三种媒体并不一定总是呈对立的态势,由于它们彼此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呈一种互动和互补的关系,因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文学;电影;电视;

互联网中图分类号:I06;G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01-0003-5

为什么当今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谈论全球化?难道这个话题确实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吗?全球化究竟会带给我们幸福还是灾难?我的回答是,全球化确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它有如一个难以摆脱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制约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①诚然,经济全球化决不是少数专家学者躲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一个虚幻的现象,也不是新闻媒体肆意炒作出来的话题,而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日益逼近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影片的节节溃败;电视业也面临着入世之后西方媒体的冲击。毫无疑问,全球化使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一种以市场为主宰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循环中,抓住机遇就有可能迅速发展,反之就必定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全球化的法则使得经济发达者越来越强盛,而原先的经济落后者则再度被边缘化。全球资本将面临? 忠淮沃刈椤6杂谌?蚧?谋局?诚如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所总结的,“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全球化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同时又排除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均为其臣民。我们无法在我们当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一个中心、一个起源,或者一（3①收稿日期:-10-05作者简介:王宁(1955-),男,江苏南京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个权威。我们也无法验证权力的出处,无法找寻出责任的归咎或怨愤的起因。政治和经济的话语在传统意义上担当的角色———国家,公司(作为人的合法虚构的组织)———已不复有效:跨国公司并不拥有总部、中心或边缘。”[1]既然全球化使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边缘化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子越来越近,这种迹象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全球化可能给中国文化研究带来的后果,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学及影视传媒的功能。 & nbsp;

一、全球化理论质疑

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不少人曾一度沉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认为这一宏大的计划并未完成。那么为什么同时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谈论全球化?这一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学术界显然有着较大的分歧,但人们至少都认为,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批评话语,对欧洲中心主义有着强有力的消解和批判作用,同时,它也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对立物,对现代性有着某种反拨作用。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全球化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在对这一现象作了详细的历史溯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后总结道,“换言之,全球化究竟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然而,清楚的是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那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但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对全球化的成功的价值之考虑,正如它之于跨国资本那样,对世界主义的自由人士或左派也有着吸引力,它弘扬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但却忽视了继续存在的问题不只是过去的残存物,而是带有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假想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因为在传播民主的过程中,关于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正在局部地被撤消,甚至使全体选民们也爱莫能助。”[2]这也就是说,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在中心发挥作用,同时也活跃在边缘。同样,作为全球化的产物,跨国资本既剥削本国人民,同时也剥削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人民。它打破了原有的贫富等级序列,使富有者更为富有,贫穷者更为贫穷。这就是全球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经济上,美国的货币已连续多年占统治地位,美国经济也一直发展飞速而居高不下。在传媒领域,它的强大和无所不及性更是表现得明显。跨国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业和影视业,甚至在当地找到可以联手操作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人不仅参与了对别国的剥削,同时也剥削了自己的同胞,并直接参与了摧毁本国的民族电影和电视事业。在欧洲,面对美国文化的入侵,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北欧诸国,不得不制定一些相关的措? ?限制包括美国电影电视和麦当劳餐馆在内的美国文化的扩展。而在一些文化弱国,美国影视则如入无人之境,侵蚀着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因而不少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化上全球化的进程步步紧逼,强势文化可以借助于经济上的强力向弱势文化施加影响,使之趋同于强势文化。这样,在文化全球化这面大旗下,世界文化将越来越走向趋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忧虑。难道具有千姿百态的世界文化果真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走向同一吗?试想,假如有那么一天,整个世界的多种文化都成了一种模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依循一种创作方法和同一的技巧,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可怕!同样,在银幕和荧屏上,假如出现的都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或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广告,世界文化的末日便来临了!然而,历史将证明,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一种幻想,因为作为其对立物,文化本土化的力

量也不可低估,而且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或按照一个杜撰的英文术语所表明的,将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现象。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排除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趋同化之危险。既然全球化是来自西方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全球化这一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的,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其消极的东西。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论述的出发点: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从上面这段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曾在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但是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②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而未来的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这就是我对全球化现象之本质的认识和分析批判。由于我本人现在正从事文化研究和大众传媒研究,因此在下面两部分我将论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影视传媒之功能。

二、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精英文化的挑战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挑战。不管我们把定为新世纪的开始,还是把定为其开始,我们都可以说已经处于真正的世纪之交。这无疑是一个转折时期,过了这一转折时刻,我们的文学艺术就将进入第二个千年。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人们一提到“世纪末”(findesiecle)这个词,便立即会想到19世纪末西方文学艺术界出现的颓废情景:传统的现实主义受到各种文艺思潮的挑战,正在日益走向衰落,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先锋艺术流派的崛起使得文学的精英意识愈益浓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流行;此外文学艺术创作本身还受到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如此等等。这显然是针对上一个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艺术之走向而言的。那么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艺术之态势,我们将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艺术的走向有何认识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热烈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的指向是当代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等几个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考察分析。考察当代影视传媒无疑是文化研究者的任务,但是文化研究也不应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而文学艺术则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文学与影视尽管所使用的媒介不同,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电影译名为《战地钟声》)等所描写的波澜壮阔的场面正是通过电影的银幕才得以充分展现的,众多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优秀影片的故事情节也取自文学作品。因此研究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自然也是从事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始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建基于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之上,并扩展到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因而借此我们也不妨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学文类和跨文化等级的多元视角出发来考察世纪末中国文学艺术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其次,另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就是所谓的“世纪末”之涵义。若是专指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这一术语显然包含有“颓废的”、“没落的”涵义。但是正如另一些术语的涵义在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之后又具有了新的意义:最初出自宗教领域的现代主义这个词现已被广泛地用来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现实主义构成直接挑战的一种西方文艺思潮和运动,有些批评家甚至将其内涵无限扩大为包含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先锋派”这一术语则自其诞生之日起不断拓展其内涵,现已被广泛用来描述一切反叛传统并有着先锋和超前意识的东西方文学艺术思潮流派。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审美内涵也必须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人的重新阐释下才能真正具有意义,文学的经典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其内涵也在受到重构并趋于完善,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媒介。有时,一部电影或电视的成功也会使得久已被人们遗忘的一部文学名著再获新生。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小说原著的促销。因此,不加分析地将世纪末的文学艺术定为“颓废”和“消极”的,至少失之公允。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一个专指文学艺术的术语进行重新建构呢?[4]第三,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虽然在近一百年里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电影和电视更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引进的,它们在技术上的更新和艺术上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得助于其在西方的发展进步。但中国的文学艺术本身却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之所以要借助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来分析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恰恰是因为目前的中国? ?τ谝桓鋈?蚧?拇蟊尘爸??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则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语境下。

进入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在经历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代主义的渗入、80年代的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之后早已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的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更是占据了本来就在日渐萎缩的精英文学艺术的领地。人们不得不对世纪末文学艺术的走向以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而担忧、而思考、而憧憬。现在我们先对处于“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之现状作一匆匆的考察。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对中国文坛产生冲击以来,大众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的不安。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注意到9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和影视光盘。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到? 约涸?谛率逼谟泄?墓憷?疃?占?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为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作家的“寄主”地位变为“寄生”地位。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意逃避,因为在这部分人看来,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大计尚未完成,因而这样的挑战实际起到了中断现代性大计的作用;也有人则持不同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的崛起视为为知识分子在长期以来自我领地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欢迎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并且欢呼多元话语力量的角逐和多元共生时代的来临,因为对他们来说,作家和写作者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写作和实验各种文体风格和叙事话语,以便实现对广大读者的“后启蒙”之目标。如果说,前一种观点对文学的未来持一种悲观态度的话,那后一种态度则对之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毫无疑问,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同样,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欣赏文学,文学就不会消亡。即使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它仍有存活的理由,它仍能够在我们的文化? ?钪姓季菀幌?恢谩5?俏难У拇嬖诓⒉灰馕蹲庞笆哟?降氖艽?后者所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文学,而倒更是来自近几年来崛起的网络。网络的使用为当代人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赛博空间,网民无须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任意在网上发表自己所喜欢的作品或散布各种未加证实的信息;同样,他们也无所顾忌地在网上欣赏西方世界的最新影片和电视节目。毫无疑问,影视传媒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第四媒体”的挑战!有人甚至预言,在全球化的时代,网络不仅将取代传统的媒体,甚至还将取代电影和电视的作用。诚然,大众文化的滥殇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的普遍现象。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自然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和文学创作再度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新结构和重新组合,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高谈现代性大计已成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奢侈行为,等等。这一切均发生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理论思潮和后现代条件使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完全有理由从原先所致力于从事的写作和研究领域里退缩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指向的“公共空间”去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则经历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和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遍文化品味的下降,使得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担心。他们不得不问道: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未来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前途?我曾把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现在仍持这种观点。但我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态势并不会持续太久,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对于大众文化的挑战我们不必担心,它毕竟反映了一部分或大部分读者观众的暂时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终极审美目标。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决不应当只是一味地像以往那样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们,而应当首先走出狭窄的精英意识的象牙塔,置身到广大文学艺术读者和观众中,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而达到新的启蒙之目? ?也即所谓的“后启蒙”,这样便不致于造成新的精英/大众的人为对立。对于未来文学的前途,我曾和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他看来,文学将会永远存在,只要有人阅读和欣赏文学,文学就永远不会降低其固有的品格,因为尽管此时的文学领地正变得越来越狭窄,但文学的表达媒介所表现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是其它(大众传播)媒介所无法表达出的。[5]因此对未来的文学之前途所抱有的任何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影视艺术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对此,我将在最后一部分进行论述。

三、全球化时代影视传媒的功能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文化精品)、观赏和获得审美快感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

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9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在庆祝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曾撰文指出中国电影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6]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难以预计的,而且这一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越来越临近而愈加紧凑。曾几何时,在大众传媒业独领风骚的电视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了。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逼近,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它能够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吗?有人曾就全球化时代的网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我的‘泡沫’说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社会全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7]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却未免夸? 笃浯柿恕H绻?榭龉?嫒绱说幕?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在网上浏览新闻信息还可以令电脑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网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就令人难以承受了,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刊登在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观看电影或在网上观看也许更为有趣和简便,稍稍不满意就可无情地按下遥控器的键或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自然的。“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 摹?缁嵬季?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8]至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也不限于某一特定的传播媒体,因为每一种媒体都有着其它媒体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中国电影之未来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至少是短视的。全球化虽然已经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经济一样,它也更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网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而言,首先应数网络,其次是电视,最后才是电影;但就其艺术等级而言,则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数到网络,因为未经审查和筛选的网上艺术充满了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被影视埋没但确有价值的艺术品将被影视导演和制片人“发现”进而加工成艺术品。中国虽在整体上并未实现现代化,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大国,它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种种特征,特别是在北京的高科技园区以及上海、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和特区,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不少后现代特征。一批有着超前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先锋精神的文学艺术家在后现代文学艺术的启迪下,其艺术想象力异常丰富,他们努力奋斗,试图为当代人创造出可以满足其精神生活的文化艺术产品,因此可以肯定,在全球化的时代,电影艺术也和它的同伴———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一样,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同时具有更多的高科技制作技术含量和贴近自然的人文精神。

注释:

① 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研讨会上,探讨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的论文越来越多,大多数学者都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有人甚至对文学理论的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全球化的浪潮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趋同的现象愈演愈烈。

② 关于全球化的另一极致,美国经济学者丹尼斯·弗林曾对我说,如果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标志着全球化的一个极致的话,那么中国的丝绸之路及其向西方的扩展则是更早先的全球化现象,也即全球化的另一极致。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关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影响,参阅王宁等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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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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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5]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和文学的未来[A].王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97-403.

[6]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147.

[7]朱光烈.传统媒体,你别无选择[N].北京:中华读书报,2000-08-16(16).

[8]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M].王学东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3-14. 责任编校:冯革

篇3：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9・11”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

●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

上世纪90年代，现代历史的“战后”时期结束了。从那时以来，又过去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在最近1/4世纪的遭遇，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来得深刻。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并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和大国战略关系的新调度；对感冒病毒和鸡瘟的防范，耗费了众多国家的举国之力，动员了跨国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飓风、海啸、气候变暖已经到了“水漫金山”、“欧亚陆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荡和冲击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一个字眼―――“安全”。

三个事实，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有人用“全球化”来度量今天的安全问题。这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但惟独到20世纪90年代，它才发生了质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一是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而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

三是“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全球化”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是我们观察、理解和处理当代安全问题的纲。

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

随着地区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及地区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都屡屡呈现。这种状况要求在安全的哲学观念上与时俱进，更新思维。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倡导“二而为三”，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布热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为《大选择》。有意思的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家所发表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系列丛书，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败”、“大混乱”、“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这里面“大”的含义，是指站在全球视角谋划美国的国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必须在“领导”世界和“统治”世界这两个角色中做出选择。美国单枪匹马地干，将会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终自己也不会有安全；只有联合盟友，担当领导，美国才能成为强势超级大国，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赢得本国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这两个扩张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比过去大得多的活动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面对美军全球到达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同四面八方发生了相关的利益关系。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当前，多边外交在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争的舞台；最大的安全斗争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路线之争―――是谋求单极还是推动多极，是美国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成为国际力量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时代安全整体性日益增强的表现。

敌我界限与是非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全球化时代以来，各国的安全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来筹划国家安全。要根据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国安全利益的拓展，树立大周边、大安全的观念；要加入到全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去，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要从地区、周边和全球的层面塑造良性互动的安全结构；要把本国、本地区最紧迫、最要害的安全问题放到全球总的安全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决，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的大棋局中加以谋划。不仅要重视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互动，而且也要重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互动，还要高度重视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个安全的全球化时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从安全的行为体讲，在国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下，又有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各类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了处理安全问题的“多维”困境；通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系统性、综合性、模糊性成为处理安全问题管用的原则，意志力、稳健和成熟是领导集团维护国家安全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和品格。

《环球时报》 (05月11日第十五版

篇4：高科技时代的全球化“新经济”

高科技时代的全球化“新经济”

在近日河南郑州举行的2002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对全球化与高科技时代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做了论述。

一、世界经济的时空结构变化

当今的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两大结构性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的学术语言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其二，是时间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的习惯用语就是所谓的“新经济”。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宏观上经济体制趋同、微观上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套利活动、以及有助于降低远距离控制与交易成本的信息技术革命。由于全球化的运作机制是市场，因此，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的，因为它把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为他人的消费而进行的市场活动。因此，全球化的发展，势必会导致全球性的供给过剩与通货收缩。

如果说全球化增加了全球的供给，那么新经济则改变了需求的结构。新经济源于信息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造就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那就是IT产业，IT产业的崛起导致了全球性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即相当数量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正在从传统经济部门流向新经济部门。其结果是，传统经济部门的供给过剩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二、谁能够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赢家

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只有两类国家（地区）可以活的比较轻松，简单地讲就是一高一低的国家（地区）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这一高，就是拥有具有垄断性质的高科技的国家（地区）；这一低，就是具有全球最低生产成本的国家（地区）。前者因为可以借助于高技术的垄断权而保持经济的增长，后者则因为具有绝对的成本竞争优势而使经济的增长成为可能。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更加早些时候的德国与日本，都曾因为拥有可以垄断的先进技术而成为世界上增长较快的国家。目前的中国则因为拥有全球最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国家而长期保持着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随着原先公认为是先进的技术日益走向成熟，先是日本、后是德国，现在是美国，先后走上了经济衰退的`道路，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再具有可以垄断的高新技术，也没有廉价的劳动力来参与国际竞争了。后来又有东亚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这场危机的发生也是根源于这些国家不再拥有可以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廉价的劳动力。

三、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

目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国内的与国外的）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真实的问题而进行着热烈的辩论。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存在着方向上的错误。就中国目前实际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言，中国官方宣布的每年7－8％的增长其实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还应增加的更快。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今天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年均增长不能更快呢？我们的回答是，中国这架飞机的两个翅膀太沉重。这架飞机的左翼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其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不到，但是它们占用的现金流量却要超过全社会现金流量的50％以上。这架飞机的右翼是正在产生大量过剩人口的农村，中国农村的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不到，但是农村人口却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4％。其结果是，今天的中国既有资金的浪费，又有劳动的大量闲置。如果我们能够把被国有企业浪费的大量现金流量与农村闲置的人口有效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也是不难的。

环顾今天的世界经济，IT产业已经进入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个火车头（美国、德国和日本）已经先后熄火，具有绝对成本竞争优势的中国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大胆地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和让农民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城市化改革，从而把处于潜在失业状态的农民与被国有企业滥用的货币资产很好地组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迎来一个腾飞的中国。

篇5：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

中国已进入小康社会，正在向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迈进。传统的田园诗的生活已经或正在被打破，代之以核心家庭结构、高度个人自主的、等价交换形式的、强烈竞争性的、以个人才能和业绩为主要价值衡量的社会体系。中产阶级正在壮大，知识经济亦正兴起，传统意识形态退居次席，新人新事不断涌现，经常让人“看不懂”。不管人们怎么怀旧和伤感，怎么留恋昔日的温情，却很少有人愿意回到茅草屋、菜油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级制、慢节奏的生活，多数人有意无意地卷入了、认同于高度商业化、效率优先、平等意识日张的新环境。全球化正向我们走来，咄咄逼人地走来。跨国公司打进来，中国产品走出去。加入WTO不只是贸易的国际化，而且意味着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巨大革新，贸易的一体化迟早促成人的观念的国际化，这同样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样的情势下，一种新型公民正在诞生和成长。他或她不同于传统公民之处正在于开放而宽广的心胸，其眼界和处事方式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地方的、局促的传统，而真的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就是所谓“大公民”的观念。这种新观念要求今天的人们不仅在商场的拼搏中是个好手，而且懂得并尊重普遍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讲信用、重道德、履行政治和社会责任，有文化、懂得世界大势。然而，人的惰性是可怕的，考察身边世界，许多人并没有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尽管穿着西装、讲着洋话，思维和处事方式却仍然相当陈旧和狭隘。

我常给企业家们讲管理学，师生讨论之余，感触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企业家的素质，二是雇员们的“窝里斗”。许多私营企业家在特殊的情境下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个性、加上某些机遇而获得了成功，但企业做大、资产上千万之后，便明显地有点力不从心。他们所受的教育基础和知识面相当有限，并不了解今天的世界大势，甚至也不了解年轻一代的心理，因而大多仍然停留在家族管理阶段，“传子不传贤”的心态妨碍他们向国内乃至世界招聘一流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武大郎开店”岂能越开越红火？不少人不懂得管理心理和多样化的激励术，活脱脱是一个西楚霸王，除了训斥威吓，别无他术。而许多雇员也缺少现代意识，一些美国和台湾的企业家对此深感头痛。一个新的公司刚刚成立，虽是各地招聘来的人员，但很快就形成了若干个派别，无论大事小事，也不管是否有必要，“窝里斗”起来再说，耗费掉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影响生产和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当然，并非到处如此，那些观念比较开放的地方如上海和广州，情况就好得多。

这说明我们的大公民意识还相当缺乏，还需要培育和锤炼。既然进入了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世界，就要改变陈旧的思维和处事方式。放眼世界的襟怀还要求公民们不只是积累自己的财富，还要从大处着眼、从人类的生存出发去看待和处理问题。比如环保意识、博爱的胸怀、支持公益事业的意识等等。我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走遍了世界的主要大陆，今年春夏从欧洲十多个国家考察归来，感慨颇深。到处是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湛蓝的大海，英伦三岛随处可见葱绿的草地和森林，在英吉利海峡畅游更可亲身体验其海滩环境保护得好。就连昔日的雾都伦敦也难见有雾，因为污染的工厂大都得到了治理或者搬迁。伦敦泰晤士河和巴黎赛纳河之美，不仅在河上数十座桥建造得婀娜多姿，而且河水治理得好，河两岸到处都是剧场、影院、美术馆、博物馆，绘画、舞蹈、游艺等各类文化人丰富多彩的艺术表演更让人流连忘返。而欧洲各地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更是最积极的保护环境之举，普及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促使各国政府在处理工业废料特别是核废料时谨慎小心。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唯一的家园中的空气、水源、山川，需要每个人去精心维护。当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环保和文化意识自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人们生活舒适度的标志之一是闲暇时间及其利用的方式。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体育馆等各类文化设置便成了新型公民经常光顾的场所，而不只是喝酒行令、打牌赌博。可惜人们对文化远远不够重视，我在北京看到，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工艺美术馆不再陈列工艺美术的瑰宝，而成了某百货商场的服装门市部，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哀。相比之下，我在英国免费的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市立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科学馆、维多利亚艺术中心、莎士比亚剧场等数十个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和音乐厅当中看到的不止是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是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的一些重要记录。今天一个中国公民如果除了丰富的饮食、豪华舒适的住宅、轿车以外，不再有任何文化的追求和人文教育，那就只能是相当狭隘片面的人，而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

社会信任度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方面。一些人只是个土财主，并不知道如何确立自己的社会信誉，做生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捞一笔马上走人，所以生意总是做不大。做假账成风已经成了人们对股市缺乏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的欺骗行为加大了交易成本，也毒化了社会风气。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公共开支，至今还未见多少好转。

我们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但周围也免不了弱势群体，如伤残人、绝症患者、生活不能自理者、失业者，这些老弱病残的人恰恰是需要社会予以特别关爱和帮助的对象。患难中的朋友乃真朋友，在关键时刻给人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正是公民的一份社会义务，也是一种博爱的伟大胸怀。非常遗憾，我们的传统意识中还有不少东西叫人看了不舒服。每当我看到一群健康的孩子追打一个弱智儿童时，不由心生悲凉。难道仅仅是无知顽童之错吗？非也。一些幼儿园、学校乃至大学对于残疾人的歧视随处可见，甚至保险公司也拒绝接受他们的投保。而各种各样的歧视在我们的社会经常见怪不怪，那么多的招聘者拒绝接受女性，不少大学非表演类的系科（如法律、外文、师范等）竟然在招生广告中对考生提出身高、体貌的要求，这是公开表示要剥夺身高低于某个标准的人们的受教育权利。现代公民的平等权利是超越国家、民族、性别、年龄、体貌、才能的'普遍要求，宪法就是要保障这些权利，不得例外。

任何社会都存在弱者，社会风气对待弱者的态度反映了其公民的精神面貌。我真不愿意看到类似“笑贫不笑娼”的恶劣风气滋长蔓延。学校正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弱势者的孩子本来已经受到心灵的创伤，如果在学校再受到同学乃至老师的歧视，则是雪上加霜。全社会不仅需要在精神上同情弱者，而且应当建立发达的社会救助网。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还需要大力加强，尽管有一些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在主导社会救助，个别急需换肾的大学生得到了同学和社会人士的捐助，但与国际上强大而广泛的慈善机构相比，我们的社会救助实在太小太少。以治疗白血病的骨髓库为例，台湾地区只有大陆人口的60分之一，却拥有比大陆大得多的骨髓库。世界上许多社会均存在大量热心于公共慈善事业的人们，或者是出于宗教的信仰，或者是出于道义良知，但都出于真诚的博爱仁义之心。每当天灾人祸，总有大批民间慈善团体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其言其行，着实令人感动。

我们的周围正在产生一批富有者，但他们每个人在精神上是否真的富有，是否承当起了自己的社会义务，并且热心于慈善和公益事业？这些却让人心存疑虑。一些富有者的逃税行为令人发指，更不同情和赞助弱者，似乎弱势群体与他们完全无关。其实一个社会的人们永远是相互联系的，高度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富者的人身安全、生活舒适度都会受到影响。这里我决没有把富人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毕竟富人中也有不少颇有觉悟和社会责任心的大好人。但的确有些人与大公民的观念相去远矣，比如虐待打工者，对其劳动保护等权益置若罔闻，甚至克扣其血汗钱。需知，值此全球化时代，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途径不断扩大，甚至可能超出国界。我在欧洲看到不少国家的公民向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控告本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自己权利的侵害，而且往往取得胜利，可见人心今非昔比。

总之，值此步入小康社会和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培养有文化教养、了解世界大势、自觉捍卫公民权利、讲求信誉、追求平等、赞助弱者、博爱仁义的大公民意识。

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时报》元旦特刊

篇6：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俞可平

自从有了国家及其政府以後，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我国古已称之为“善政”，大体相当於英语里所说的“ GoodGovernment ”（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善政的最主要意义，就是指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各级官吏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不过，更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在现代，都基本类似，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毫无疑问，只要政府存在一天，这样的善政将始终是公民对於政府的期望和理想。

但是，善政在政治理想中的这种长期独占鳖头的地位，从90年代以後却在世界各国日益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与善政构成挑战的是“善治”，其英文名为 GoodGovernance （可直译为“良好的治理”等）。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GovernanceAndDevelopment），《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8年第3 期还出了一个名为“治理”（Governance）专号。“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有一个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这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直至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90 年代後，在英语的政治学文献中，善治概念的`使用率直线上升，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善治究竟意味着甚麽？它的本质特徵是甚麽？它有哪些基本要素？对这些问题政治学家们尚在争论之中。不过，从业已发表的文献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6个：

(1) 合法性（legitimacy）。它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依

M 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legal）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反之，具有合法性的作用，也不见得一定符合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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