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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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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问题研究

篇1：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问题研究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实施7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国家机关、企业单位的体制、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及劳动者法律意识的增强，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呈日趋上升之势。由于此类案件时间性强，主体、内容复杂、政策法律滞后，处理难度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于4月16日发布了法释〔〕14号《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该解释是一个内容丰富翔实、论证充分到位，研究透彻、指导科学全面、充满务实，非常振奋人心的重要司法文件。它不仅有利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而且有利于增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但通过《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两年来的司法实践发现，该解释有的关条款与法律、法规的规定存在缺陷，导致仲裁人员和法官在实践中认识不统一，裁判不一致。本文拟就《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加以分析。

一、劳动争议性质的界定缺乏规范性

（一）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相互矛盾

国务院1993年7月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将劳动争议性质界定为“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下列劳动争议：（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劳动法》第二条对劳动争议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该法实施后，劳动部（劳部发[1995]309号）《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劳动法意见》）第82条、第84条对《劳动法》第二条作了解释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作了补充性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一条则将劳动争议界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一）劳动者与用从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从上述规定看，法律、法规、规章与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性质分别作了不同的界定。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第一、劳动争议性质界定的方式不同。《劳动法》对劳动争议性质作了原则性界定，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主要是从劳动争议内容上作列举式界定，《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则主要是从劳动关系上作概括式界定。第二、劳动争议性质依据的背景不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对劳动争议所作的界定以固定工制与劳动合同制并存为背景，该条例第二条的第（一）、（二）项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是固定工制的劳动关系的争议，第（三）项主要是因劳动合同的争议，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所作的界定，主要以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为背景。第三、各自规定的受案范围不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和该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裁定不予执行，告知当事人在收到不予执行裁定书次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这充分表明作为行政法规《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的性质所界定的范围不尽相同。有一种观念认为，这里说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事项，是指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而与劳动者发生的争议和因职工下岗等引发的争议。笔者认为，《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所作的界定，其不足主要在于忽视了劳动权利义务的对劳动争议的界定作用，《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虽然考虑到了劳动权利义务这一作用，但其（一）、（二）项中的列举的事项又显得过窄。

（二）劳动争议理念的分析与确认

劳动权利义务是劳动争议的标的，劳动争议处理的目的就是明确和实现劳动争议当事人双方所争议的劳动权利义务。因而，争议当事人和争议标的是界定劳动争议的两个基本要件。劳动权利义务既包括实体法上权利义务，又包括程序法上的权利义务。作为争议标的只限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实体法的劳动权利义务从时间上看，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缔结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劳动关系终止后的权利义务。从内容上看，既包括就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权利义务，也包括劳动关系运行、组织和参加工会、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的权利义务。从依据上看，包括劳动法律、法规、政策、集体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和内部劳动规则为依据的权利义务。结合争议当事人和争议标的两个基本要件在界定劳动争议理念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劳动关系缔结前不存在劳动争议。由于争议当事人只限于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发生在包括劳动合同签订在内的劳动关系缔结环节的劳动关系权利义务争议，就不应当列于劳动争议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在劳动关系缔结环节如果发生争议，劳动关系尚未缔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尚未成为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当事人。所以，劳动争议只能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劳动关系缔结后的劳动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

第二、劳动关系终止后尚存在劳动争议。劳动权利义务不仅存在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而且还存在一定条件下继续存在于劳动关系终止的一段时间内。例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情况下退休，劳动关系终止后，原用人单位还负有向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义务。又如，在劳动合同约定劳动者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而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保密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劳动者仍负有保守秘密义务。所以劳动关系终止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就继续存在的基于原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应当列入劳动争议的范围。

第三、内部劳动规则应视为劳动合同附件。劳动权利义务的依据，除劳动合同外，还包括劳动法律、法规、政策、集体劳动合同和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在法理上属于劳动合同的附件，因而可列于劳动合同的外延之内） .因而，劳动争议不能只限于就劳动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更不能只限于因履行劳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虽未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就劳动法律、法规、政策、集体劳动合同和内部劳动规则为依据的劳动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也应当列入劳动争议的范围。

第四、因劳动权利义务发生的争议均应受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基于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实体权利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都可能成为争议的标的，然而，在《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中，有的劳动争议尚未明确列入，例如，就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之外的纪律处分（如警告、记过等）所发生的争议，就职工民主管理、组织和参加工会等所发生的争议等等。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于是，在机构改革，企业改制中，有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转为民营企业、有的将医疗卫生、学校、幼儿园卖给个人经营，有的企业歇业、租赁、关闭，有的企业对职工实行买断工龄等引起的企业职工下岗、拖欠职工工资、社会养老保险等劳动争议纠纷，按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讲话的精神，此类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人民法院不应受理。笔者认为，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社会养老保险，虽然是机构改革、企业改制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但仍然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只不过是其原因与机构改革、企业改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紧密联系而已。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应当服务于改革，决不能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置于司法调整范围之外。就机构改革、企业改制导致职工下岗和拖欠工资及社会养老保险等所发生的争议本属于劳动权利义务争议，并不能由于是机构改革、企业改制中出现的，而认为其不属于劳动争议。这种争议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机构改革、企业改革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只是解决此类争议的一种方式，不能由此来排斥当事人司法救助权，更不能剥夺当事人的诉权。同时，此类纠纷尚无法律、法规规定由政府解决，也无法律规定此类纠纷不属人民法院主管。司法救助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此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是于法无据；二是该纠纷不通过司法裁判，将会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公正处理，给社会带来了一棵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各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完善，政策对立法起补充作用，是与时俱进的时代需要。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政策性文件在司法实践中被法院视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渊源而予以适用，这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更为突出。机构改革，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职工下岗、拖欠职工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既是政策性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商事纠纷虽然是在机构改革、企业改制中出现的，但都被纳入人民法院受理范围，那么就没有理由将机构改革、企业改制中出现的包括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社会养老保险等在内的劳动争议纠纷排斥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外。据笔者调查发现，这类纠纷主体复杂，政策性强，法律滞后，当事人众多，社会影响大，人民法院受理后，给审理、执行带来很大的难度。有时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案件审理、执行难，不应是将案件排斥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之外的理由，更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劳动法和民法立法的目的。此外，有的还认为：“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而与劳动者发生的争议，不是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也是不妥的。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是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往往也为劳动合同和内部劳动规则所约定；并且，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所依据的内部劳动规则，属于劳动合同的附件，在此意义上遵循内部劳动规则也就是履行劳动合同内容之一。所以，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劳动行政管理所发生的争议，也是劳动权利义务争议，应当纳入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给予开除、除名、辞退和解除劳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就属于这类争议，已被列入劳动争议的范围。那么，具有同样性质的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给予其他纪律处分所发生的争议，就没有理由被置于劳动争议范围之外。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的完善中，应当从争议当事人和争议标的的角度，将劳动争议界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关于劳动权利和义务而发生的争议。

二、劳动合同期满未终止的法律后果缺乏统一性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因该规定与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导致在实践中的仲裁裁决与司法裁判不统一，对此规定有必要研究探讨。

（一）劳动合同期满未终止的理解。

如何理解“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立法精神，在劳动部门与审判机关和有关学者和法官对此理解存在争议。

通过对《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和《通知》第十四条的分析可知，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原劳动合同尚未终止，但是否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的问题则不确定；不同点在于原劳动合同期满后的劳动关系，《通知》第十四条认为是事实劳动关系，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则未以明确是否事实劳动关系。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期满未终止，应视为劳动合同转化为不定期的劳动合同。从合同法原理而言，合同期满后当事人双方仍继续履行原合同，就表明原合同已续延并且已转化为不定期合同。就劳动合同看，不定期劳动合同较之定期劳动合同，在就业保障上对劳动者更有利，尤其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发生用人单位在使用完劳动者“黄金年龄”、“最佳劳动力”后不再使用劳动者的现象。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中把不定期劳动合同放在高于定期劳动合同的地位。其表现之一就是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定期劳动合同可自动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可见，在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法律上认为原劳动合同自动转化为不定期劳动合同。

（二）劳动合同期满未终止的法律后果。

如何理解“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立法精神。通过对《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与《通知》的比较与分析，《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这种规定，是以《通知》第十四条为基础的。因为根据该条规定，虽然“视为续订劳动合同”，但尚未办理续订手续，故原劳动合同期满后已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所以，在一方提出终止事实劳动关系时，法院应当支持。

笔者认为，《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这种规定，既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权，也不符合劳动法的主旨。劳动合同虽然期满但尚未终止，并且还被“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和被“视为双方同意的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么，原劳动合同期满后的劳动关系应当是劳动合同关系，而不是事实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合同关系无论是定期的还是不定期的，“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实际上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且《劳动法》已对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明确规定了条件和程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只有在符合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情况下，仲裁部门、司法机关才应当支持。在司法实践中，较多存在劳动合同期满后未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现象，有多方的原因，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如果用人单位做到及时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因而，在处理这种纠纷案件时，应当加重用人单位的责任，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而不宜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来促使当事人双方及时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与此精神不符。如果在“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时，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则处理，就更有利于促使双方当事人特别是用人单位及时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加强劳动合同续订的管理，从而更好地防范和减少劳动合同期满后未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现象。

基于上述，笔者建议，最高法院对《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修改完善为：“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合同内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三、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缺乏救助性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通过分析，该条很显然是将仲裁申请时效转化为司法诉讼时效。此规定旨在弥补《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所规定仲裁申请时效的不足，然而实际上未能达到目的。

《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是对《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补充和完善。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申请的.一方应当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对《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补充、完善，一是仲裁申请时效的起点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补充、完善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是“仲裁申请时效最长由六个月”补充完善为“60日”。本来“争议发生之日”不等同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因为争议的发生需要以当事人一方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并且能够和敢于或愿意与对方争议为前提。若当事人一方尚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虽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却不能，不敢或不愿与对方争议，就不可以发生争议。在现实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其权利被侵害而不知道，即使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不能，不敢或不愿与用人单位争议，是常见的现象。所以《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才未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害之日”作为仲裁申请时效的起点，而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为时效的起点。可是，《贯彻劳动法意见》第八十五条仍然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样，就把《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所规定的六个月仲裁申请时效缩短为60日。在如此短的60日期限届满后，劳动者就丧失了仲裁申请的权利，同时也丧失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权。以致把《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作用限制于60日内。“劳动法只有60日的效力，超过60日就成了无效之文”。这显然不利于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与劳动法立法的宗旨不符。可见，这种缺陷的关键因素是60日仲裁申请期限太短，而忽视了劳动者因处于弱者地位而往往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即使在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后也不能、不敢或不愿与用人单位争议的现实。正因为这些缺陷，为了防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劳动者申请超过60日的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导致劳动者告状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局面，才需要司法救助。然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所规定的补救措施却是软弱无力，甚至可以说没有意义。这是因为：一是《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把仲裁申请时效期限转化为民事诉讼时效时，并未改变《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和《贯彻劳动法意见》第八十五条所规定的60日时效期限及其起点。二是对当事人来说，《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的超过民事诉讼时效的后果与《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超过申请仲裁时效期限的后果几乎是一样的，即劳动仲裁委员会是从程序上“不予受理”和“人民法院是从实体上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者都意味着对被侵害的当事人权益不予保护。所以，《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贯彻劳动法意见》第八十五条的缺陷仍然存在。

通过分析，《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在法理上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届满的法律后果不是实体意义上胜诉权的消灭，而是程序意义上起诉权的消灭，并且也没有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规定。这表明仲裁申请期限不具有消灭时效的属性。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却把仲裁申请时效视为民事诉讼时效。是胜诉权的消灭。第二、既使《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是消灭时效意义上的仲裁时效，也只应当适用于仲裁程序，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却将其照搬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劳动诉讼适用民事诉讼，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的有关时效。

劳动争议案件是一种民事案件，但他与一般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具有需要及时处理的特点。因而有必要适用特殊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但应当以符合劳动法的宗旨，有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合法为前提。()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60日的诉讼时效期限虽然是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也不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因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在修改《劳动法》和最高法院在补充完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时，对劳动争议仲裁的诉讼案件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所规定的为期一年的特殊诉讼时效期限。以工伤赔偿案件为例，它与一般人身伤害赔偿案件相似，《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适用为期一年的特殊诉讼时效，而劳动工伤赔偿适用60日诉讼时效期间，这显然不公平，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人权的歧视。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三条修改完善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但未超过《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特殊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也应受理；对于超过该特殊民事诉讼时效期间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篇2：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问题研究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实施7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国家机关、企业单位的体制、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及劳动者法律意识的增强，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呈日趋上升之势。由于此类案件时间性强，主体、内容复杂、政策法律滞后，处理难度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于204月16日发布了法释〔2001〕14号《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该解释是一个内容丰富翔实、论证充分到位，研究透彻、指导科学全面、充满务实，非常振奋人心的重要司法文件。它不仅有利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而且有利于增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但通过《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施两年来的司法实践发现，该解释有的关条款与法律、法规的规定存在缺陷，导致仲裁人员和法官在实践中认识不统一，裁判不一致。本文拟就《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加以分析。

一、劳动争议性质的界定缺乏规范性

（一）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相互矛盾

国务院1993年7月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将劳动争议性质界定为“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下列劳动争议：（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劳动法》第二条对劳动争议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该法实施后，劳动部（劳部发[1995]309号）《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劳动法意见》）第82条、第84条对《劳动法》第二条作了解释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作了补充性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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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刘文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简称“解释（三）”）于9月14日公布施行。解释（三）与解释（一）、（二）一样，针对目前各地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争议案件，弥补法律了的粗陋和疏漏，解决和澄清了部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另外，解释（三）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对于劳动者恶意滥用诉权的行为也予限制，是该解释的重要亮点。解释（三）是在“两裁共规”、劳动人事并部管理的大背景下出台的，须有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出台，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解释本身也存在着“粗陋和疏漏”问题。

一、“两裁”初共规的立法特点

解释（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仲裁和人事争议仲裁于1月1日统一适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后公布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但与解释（一）、解释（二）一样，仅针对劳动争议案件而未涉及到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这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人事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后颁布的其他相关规章类似，虽然将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同时提出，但内容实质上多针对劳动争议而极少涉及人事争议。如果国务院长期保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的行政设置，处理劳动和人事争议裁决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将会长期以劳动争议重点；同时，人事争议仲裁逐步吸收劳动争议方面的制度精华和司法实践经验，逐步使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完全适用同一规则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者，熟悉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法规就足以满足日常管理需要。但作为从事专业法律人士，则应当注意主动学习和吸收人事争议方面的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二、扩大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亟需配套法律支持

解释（三）顺应了国家和政府“维稳”的要求，将司法实践中可能两类导致群体事件的劳动者“投诉无门”的案件纳入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其一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其二是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另外，还将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和“改制争议”往往是一个用人单位中众多员工都存在的问题，容易引发群体事件，但过去不少地方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对这两类案件不予受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也因存在行政处理前置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或者虽已投诉但劳动行政部门不作为，没有作出“加付赔偿金”的决定，劳动者还是无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现将这三类案件作为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是可解决劳动者“投诉无门”的问题，但是，裁决机构如何裁决，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面临着缺乏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甚至是在受民法规定的时效限制等问题。当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用人单位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受到损害，远不止不能补交社会保险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统一标准，授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新的司法实践的混乱。至于企业“自主进行改制”，也同样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是政府主导的“改制”引发的争议，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也存疑问。至于“加付赔偿金”争议，如果未经行政处理前置甚至仲裁前置程序，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作出对实体权利的判决呢？如果不可以，劳动者同样要面对因行政不作为而致法定权利无法获得的困境；如果可以作出实体权利判决，则法院可能代为行政机关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权力，是对现行基本法律制度的挑战。

总而言之，法院从保护劳动者的诉权角度扩大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体现司法机关敢于为政府分忧的责任心，但是如无相应的配套规范，法院也很难统一司法标准甚至难避“越权”之嫌。

三、增加诉讼主体，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三）对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经营者或/及出资人、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对于仲裁阶段遗漏的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追加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这些规定无疑扩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直接称为“用人单位”，显然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概念有抵触。二是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第四条），是否意味者劳动者只能在经营者或者其出资人中选择其一作为当事人而不能同时选择呢？如果是，劳动者的权利仍然无法得到全面保护。笔者认为，在此应当“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应当是并列关系（同时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关系（二者择其一）。三是法院在追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当事人，在一审阶段尚可施行；如在二审阶段发现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是否也可追加，应当明确。如果在二审阶段增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共同仲裁参加人并对其应当承担的一并处理，显然剥夺该当事人在仲裁、一审阶段的抗辩权力，对于该当事人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些不能不说是解释三的“粗、漏”之处。

四、对特殊用工关系的处理，加大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三）规定，对于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务关系处理（第七条）；对于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动关系处理（第八条）。同样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主体资格“不适格”者建立用工关系，但区别对待，体现了对相对更加弱势的劳动者的保护。但是，如果这些涉及弱势劳动者关于社会保险待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要求用人单位双倍支付工资等方面的请求，如果仍然按照劳动关系处理，则可能引发更多的新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的问题。

五、首次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

解释（三）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我国的劳动立法，向来都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置于首位；一直将劳动者认定劳动合同关系中弱势的一方。劳动立法向来力求明确和强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鲜有对合同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的承认，更无对劳动者契约意识的强调。由于总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对待，一些用人单位因没能跟上我国劳动立法的快速变化而与时俱进地仅从形式上调整公司的薪酬结构（如珠三角地区港商习惯采用的月薪制），被部分员工离职前 “秋后算账”，提出了天价加班费请求；同时还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理由。甚至有一些无良的法律工作者，以此理由鼓动用人单位的整个部门甚至整个公司的员工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开价加班费及经济补偿。还有些劳动者，在按照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取得报酬或者补偿、赔偿后，又以处于弱势地位，被欺诈、胁迫或者用人单位乘人之危等理由提起额外请求。裁决机关，也基于劳动者是弱势群体的'惯性心理，否定双方的真实合意，裁决用人单位承担额外的义务。此条规定，无疑是对于我国劳动立法缺陷的补充，也是我国劳动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另外，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一条），其实也是对当事人合意的承认。

六、对于加班事实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解释（三）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第九条）。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能够证明加班事实的证据材料，一般均由用人单位掌管，过去均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现解释（三）规定由加班事实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与目前大量涌现的劳动者漫天要价的加班费“秋后算账”不无关系式。此规定对部分员工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了限制，但也不能不让人担心部分无良老板强迫员工超时加班而不付或者少付加班工资的现象重新泛滥。

七、明确的终局裁决的标准及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终局裁决、久裁不决可直接提起诉讼等制度，但存在认定标准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解释（三）对这两项制度进行了细化，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对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也进行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具有了更强的操作性。

篇4：企业破产劳动争议案件问题研究

企业破产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研究

序言

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企业通过破产等多种形式转换经营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企业在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企业破产必然涉及多方利益冲突，其中企业与劳动者间因双方劳动权利和义务而发生的纠纷，直接影响企业改制的进程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好、解决好劳动争议纠纷，意义重大。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式，劳动争议极少发生，即使发生一些争议，也是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代，劳动关系随之转变为利益化和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劳动关系，转变为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等多种经济形式劳动关系并存的局面；过去国家代表企业、企业代表职工，转变为国家、企业、职工成为各自相互独立的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对劳动关系的调节和规范，也转变为以法律手段和市场自行调节。[1]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政府关于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层出不穷，一方面国家关于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相关规定呈现出不够完善或相对滞后的状况，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企业破产等改制中的劳动争议纠纷的有效解决存在许多困难。

笔者试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实例，就企业破产中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关问题发表浅薄见解。

问题的提出

案例：1970年原告王某在县水泥厂做家属工，1984年12月27日，被批准为县纸品厂（水泥厂下属新办集体企业）正式职工，期间，原告一直在水泥厂厂部做勤杂工，1985年7月20日，原告以身体患有疾病，要求调整工种。在未获同意后，又于8月12日报告要求病退，请求给予照顾，发给一定的生活费。同时，离岗在家休息，工资停发。8月14日水泥厂办公室主任丁某批示：请纸品厂按政策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厂部研究批复。1986年3月11日，县纸品厂报告称：王某不符合病退条件，给予一个月工资30元，按自动离职处理。5月21日，丁某批示：“经研究决定，一次性结算付清，共付六个月工资”。但单位未通知原告，原告知道处理意见后，于5月30日报告，六个月工资不要，要求安排适当工作，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此后，单位未给予答复，也未发给任何生活费或救济金。1990年后，原告及其弟弟曾找时任厂长陈某，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但未获果。1995年6月，原告已届退休年龄，单位未给予办理退休手续，也未告知王某不予办理。8月10日，县水泥厂经县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8月15日清算组成立。11月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办退休手续，补发生活费。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已超过仲裁期限，于月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原告于2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自86年5月21日作出处理意见，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双方仍然存在固定劳动关系。但1995年6月原告达退休年龄，未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应知道权利被侵害，至年11月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上诉至中级法院，二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再次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认为：1986年5月21日，原县水泥厂在县纸品厂递呈报告中作出处理意见后，原告不愿接受，但水泥厂既未安排原告从事一定的工作，又未进一步作出处理。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作为用人单位在提出处理意见后，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由此，可认为双方仍存在固定的劳动关系。1995年6月，原告已满50周岁，符合国家规定的女职工退休年龄，用人单位未给予办理退休手续，原告因此没有享受国家规定的任何退休福利待遇。故原告的权益自此显然受到侵害。然而，原告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至2000年11月申请仲裁，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且无其他正当理由，因此，原告具状提出办理退休手续，补发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重审判决，再次上诉至中级法院。在二审审理期间，县水泥厂清算组解散。此劳动争议案件的被告已不存在。二审告知原告撤回起诉，另行起诉。

月，王某以原县水泥厂的主管部门县经贸委为被告，再次提起诉讼。

上述案例几经周折。不论诉讼的结果如何，但此案中的一些问题令人深思：

（一）企业破产过程中，劳动争议中与劳动者相对的一方主体处于变动的状态中，一旦发生变化，案件究竟如何处理。

（二）劳动争议案件提起诉讼必须以“劳动仲裁”为前置条件，主体发生变化后，原劳动仲裁可否视为已“仲裁前置”而作为主体变化后的案件的起诉条件。

（三）劳动仲裁机关发出的不予受理通知因无起诉的期间，是否意味着不受时间的限制可随时提起诉讼。

（四）劳动法规定的仲裁申诉时效制度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有何异同。

……

问题分析

一、关于诉讼主体

劳动争议主体即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包括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劳动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企业与职工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

如果企业已进入清算阶段，则劳动者与清算组可作为争议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条第（八）项规定，清算组可“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和仲裁活动”。

如果清算组已解散，在一定情况下原企业的主管部门或开办人可成为被追及民事责任的主体。如劳动部《对〈关于因破产、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自行解散的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如何确认被诉人的请示〉的复函》（劳部发[]285号）规定，企业开办的企业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实际上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应当以其经营管理或者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开办的企业虽然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其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规定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根据上述规定精神，企业因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解散、撤销或歇业后，应当由其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作为被诉人参加仲裁活动。[2]

司法实践中一般情况下也是按照这样的规定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决。但是，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企业进入破产阶段，其主体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如：劳动仲裁之时企业仍存在，但诉讼时企业进入了清算阶段；或仲裁之时处于清算阶段，但诉讼时清算组已解散；或一审之时企业仍存在，二审时已进入清算阶段；或一审之时处于清算阶段，二审时清算组解散。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人民法院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产生操作上的困难。而理论界目前对此实务问题却未能给予必要关注。

本案中，二审时就出现了被告主体发生变化的问题：即一审时该案被告

为清算组，二审期间清算组解散。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一般认为：债权人是否愿意起诉、起诉谁，均由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应干预，因此审判中发现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要求原告撤诉，原告坚持不撤诉的，裁定驳回起诉。这是当前审判实践中的普遍做法。该案二审也是采取了这种做法：要求原告撤回起诉，然后以企业的主管部门为被告，向法院再次提起了诉讼。可是，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因为主体的变化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却使得人民法院就相同的争议事实审理了三次，经过了三次一审、二审。历时不可谓不长。

况且，理论上，这种主体的变化可能不止一次，如一审时原企业存在，二审时进入清算阶段，原告撤回后，重新起诉清算组，进入二审后清算组被解散，原告只能又撤回起诉，重新起诉原企业的主管部门，则原告就必须撤回二次，起诉三次，这还未将发回重审情况算在内。

这种情况的存在，漠视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浪费了司法资源，与处理劳动争议的基本原则和立法价值取向以及司法实践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相违背的。

首先，因为主体的变化，使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程序繁琐，不符合劳动法关于解决劳动争议的及时性原则，不利于人民法院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的实现。

《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正确地处理劳动争议，第一、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协调，维护合法的劳动关系，促进合理的劳动用工制度，激励双方积极性的发挥。第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维护，企业能够从劳动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好生产。第三、可以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可能带来的混乱和损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第四、可以保障各项改革顺利进行。当前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的各项重大改革，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劳动双方主体的独立利益和自主权利，加之这种利益关系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变革和调整之中，因而劳动争议相应增多，只有及时、依法予以处理，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领域的稳定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继续深入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3]因此，及时有效地解决劳动争议，是处理劳动争议案件首要追求和价值取向。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劳动法》关于劳动争议的解决的期限都规定得较为短暂。如该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第八十三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定的期限内一方当事人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决的，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据此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次，因为主体的变化，使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程序繁琐，不符合司法效率的原则。

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具体讲，从整个社会利益看，就是“通过司法机关的严格执法和裁判公正从而有效地解决冲突和纠纷，减少和防止各种社会冲突给社会造成的各种损失和浪费”；对于法院而言，则是以最小的诉讼成本实现司法公正；对于具体当事人来说，则是通过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裁判纠纷，平息纷争，付出最小的成本实现自身的权利。因此，司法效率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合理地运用司法资源，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程序，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司法制度对于效率思想的引进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方面，效率标准弥补了传统司法过程中长期适用公正标准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诉讼周期的过长与诉讼程序的繁琐大大增加了诉讼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故提高司法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是现代司法应然之举。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人们诉诸法院是希望获得司法救济，并且希望其权益尽早得到维护。不讲效率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因为它损害了公正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司法资源。[4]

那么，对于在诉讼过程中，主体发生变化，是否一定要通过原告撤回起诉，然后重新起诉才能解决呢？其实不然。

笔者认为，如果在诉讼期间（不论一审、二审），出现被告由企业法人变为清算法人的主体变化，人民法院应通知原告更换变化后的主体作为被告，在原告更换了被告后，诉讼程序继续进行，对于原告不同意更换的，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第一、清算法人与企业法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是基于企业法人在清算阶段其民事主体资格依然存续的基本观点，为清算解散企业法人的债权债务成立的清算组织，在性质上应为解散企业法人在清算阶段的法人机关，在具体诉讼活动中，负责代表清算法人参加诉讼。[5]因此，在诉讼期间，清算法人代替企业法人作为被告，法律关系与法律性质并不发生本质的变化。第二、民事诉讼法为了尊重当事人的诉愿而不规定允许法院更换当事人条款。那么当被告因客观原因发生变化时，主动请求更换符合主体条件的人作为被告，这也是当事人的诉愿，人民法院应当尊重。第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原告享有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处分权。原告主动申请更换被告，应属于依法享有的具有处分性的诉讼权利。第四、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是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的普遍适用的原则，人民法院审理中发现被告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应从“两便原则”出发，通知债权人更换被告，符合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6]

如果在诉讼期间发生企业终止，即清算法人也消失了的情形，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一）如果还在一审期间，法院可通知原告更换主管部门为被告。原告同意更换后，则法院继续审理。法院允许原告更换，是尊重当事人的诉愿和处分权，也是法院尊从两便原则的体现。（二）如果已在二审期间，法院则应告知原告撤回起诉，另行以企业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诉讼。如果原告不撤回，法院应驳回起诉。这是因为，企业的主管部门与劳动者之间的争议与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争议已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其理由见下文）。若直接更换主管部门为被告，将使被告丧失上诉的权利，违背了二审终审的法律制度。

二、关于仲裁前置

《劳动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案件进入诉讼的前置程序。就企业破产过程中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因为主体发生变化，原告重新起诉，那么，是否还应以劳动仲裁为前置程序。比如上述案例中，劳动者以清算组为被仲裁对象，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关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后，劳动者向法院起诉。在审理期间，清算组解散，原告撤回起诉，重新起诉企业主管部门，那么，劳动者是否应重新以企业主管部门为仲裁对象，再次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待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定、决定或通知后，方能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就将原仲裁裁决算作劳动者起诉企业主管部门的前置条件？

笔者认为，不管主体发生何种变化，均无需再次进行劳动争议仲裁。理由是：

（一）仲裁机关以劳动者与企业为主体作出

仲裁裁决，进入诉讼阶段，如果主体转变为清算组，该裁决仍可作为诉讼的前置条件。因为如前所述，企业解散后其法人资格并未消灭，企业法人解散至终止前，在性质上应为清算法人。清算法人与原企业法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即由于企业法人因解散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故以清算法人这一特定的形态代替原企业法人行使权利，除了能力有所缩小外，其他与原企业法人无二，两者系同一人格。只不过此时的清算法人是法律上为了某种需要而拟制的法人而已。[7]而且，劳动者与原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的事实依然如故，并未因清算组的产生而有所变化，再行仲裁根本没有必要。故无论劳动者以原企业或清算组为仲裁对象或诉讼被告，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这也是企业破产后，经原告申请法院可直接将清算法人变更为被告的理由。

（二）如果清算组解散后，劳动者以原企业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诉讼，严格意义上讲，已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无需以仲裁为前置条件。首先，主管部门不是劳动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只能是原企业。劳动争议的主体也只是劳动者与原企业。故清算组解散后，企业法人终止，劳动争议的一方主体业已消灭，无法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前置已不可能。其次，根据企业法人制度理论，企业法人一经合法产生，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财产，对于民事活动就应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企业法人解散的情况下，原则上应由解散企业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当然包括劳动争议纠纷中应当由其承担的民事责任。第三、主管部门如果作为解散企业法人的清算义务人，在企业法人解散时负有的基本民事责任为清算责任，即对解散企业法人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的责任。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能追及到作为清算义务人的主管部门的民事责任：1、基于清算义务人的作为和不作为的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其对债权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2、作为清算义务人对解散企业法人未了的债务承诺承担责任。3、基于投资不足产生的民事责任。[8]可见，主管部门承担的责任，并非是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责任。劳动争议中应当由原企业承担的责任，如果追及到企业主管部门，只能在上述情况存在时，才能由主管部门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劳动者与原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在企业终止后，劳动者因原企业侵害其合法权益应负的民事责任，如果追及到主管部门，已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争议纠纷，而应当作为一般的损害赔偿纠纷处理。故无需进行劳动仲裁便可以直接起诉主管部门。

三、关于起诉期限

《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明确了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以仲裁前置为条件及起诉的期间。

实践中仲裁机构往往因某种事由对劳动争议纠纷不予受理或因某种原因逾期不作出仲裁。如法院以此为由也不予受理，将会形成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告状无门，其合法权益无以保障的情况。这与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和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原则的精神是相悖的。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及时作出司法解释，对劳动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和逾期不作出仲裁裁决，当事人均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实际上是对劳动法规的完善和补充，满足了劳动关系双方寻求司法保护的需要，也体现了仲裁前置为条件的法律要求，确保了司法统一。

然而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不服仲裁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期间，均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在收到不予受理通知后，在多少期间内可以向法院起诉，不得而知。没有规定是否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起诉？抑或在十五日内？在二年内？在二十年内？

上述案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原告在收到仲裁机关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年多，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应否受理，就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理由是劳动仲裁委员会所作的.不予受理通知书，等同于仲裁裁决书，应当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起诉期间。本案原告在接到仲裁裁决十五天后，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间，故应当不予受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是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不同于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书是对劳动争议的实体处理，但不予受理通知书是劳动仲裁委员会以某种事由作出的，仅仅是作形式上的审查，未进行实体处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法院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受理此案。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以《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来弥补，看其行使权利是否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二年内提出，未过二年则应予受理。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均值得商榷。第一种观点存在明显的法律缺陷。由于劳动法没有对不服不予受理的通知作出起诉期间的规定，劳动仲裁委员会在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中，无法交待当事人在什么期间内行使诉权，当事人实际上处于一种不知情的状况。如果法院以超过十五日为由而不予受理，当事人的权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违背了法律的根本宗旨。第二种观点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如果当事人在接到不予受理通知后，无限期保留行使自己的诉权，将会使诉讼法中的期间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使法律上关于程序规定的价值丧失，直接影响实体审理。第三种观点更不可取。因为这种观点混同了程序法中期间与实体法中诉讼时效期间的概念，前者服务于程序，后者服务于实体，二者不可相互替代相互弥补不足。

综上，笔者认为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对不服不予受理通知的起诉期间。由于不予受理通知是形式上的审查，也是程序上的审查，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所以相对于仲裁裁决起诉期间，笔者建议，立法上对不服仲裁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的起诉期间，可规定为十日，即在接到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有了明确规定后，劳动仲裁委员会就可在不予受理通知书中明确交待诉权，当事人可在规定的期间起诉，既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提高解决争议的效率，也能做到有法可依，不致造成混乱。

就本案而言，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只要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法院就应当受理此案，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四、关于时效

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为六十日。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所涉及的时效期间，是适用劳动法规定的六十日，还是适用《民法通则》一般诉讼时效的二年？即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申诉期间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但未超过民事诉讼一般诉讼时效，当事人的权利是否仍受民法通则的保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作出明确规定，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

请求。”

可见，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作为一项时效制度，与《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相比，有其共同点：一、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和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都属于丧失时效，即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内不主张权利就丧失民事权利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二、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和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在时效的开始上相同，即都是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9]对于“争议发生之日”作何理解，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1、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2、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作出处分决定之日。3、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因劳动权利义务问题发生争议，并有一方向对方明确提出解决争议之日。[10]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首先，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其次，劳动者作为劳动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十分清楚其权利和义务，也最关心自己所应享有的权利。当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在法律规定的期间积极主张权利。如果怠于行使，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申诉时效和起诉期限，法律将不再保护其实体胜诉权，这是劳动法追求的及时调节、稳定劳动关系，促使劳动关系及时有效解决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同时，第二种观点不利于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因为用人单位相对于劳动者处于强势地位，其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处分，可能从利于本单位的角度出发，而致劳动者利益以损害。第三种观点则有可能使劳动争议纠纷一直存在于争议发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劳动关系当事人在发生争议后，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时间再提出解决争议的要求，既不符合劳动关系及时解决的原则，而且由于企业的发展变化（如分立、合并、租赁、破产）、人员变动等情况的发生，事过境迁，使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仲裁和司法部门对争议事实的确认均成为困难，不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

但是，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作为一项独立的时效制度，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一、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是一种短期时效，其目的是促使权利人尽快主张权利，稳定劳动关系。二、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中止有其自身的特点。引起劳动争议申诉时效中止的事由有两种：1、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期间，这一期间最长不超过三十日。超过三十日，申诉时效从三十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2、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后的答复期间。从申请至受理的期间应视为时效中止。三、劳动法对于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中断、延长没有规定。[11]时效中断属于时效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依据民法原则，时效的中断，是指在时效期限内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致使已经进行的时效期限全部归于无效，法定事由消除后，时效重新起算。但劳动法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中断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是否为立法者的疏漏？有人就认为，劳动法没有规定，应当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即民法通则有关时效中断的规定也适用于劳动法中关于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规定。这样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理由很简单：1、劳动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不是一回事。2、立法者之所以未设立仲裁申诉的时效中断，其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劳动者及时提请仲裁，而避免因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找该单位或主管部门不放，却放弃寻求仲裁、诉讼程序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现象。

但是，笔者认为劳动法可以没有仲裁申诉时效中断的规定，却不能没有关于仲裁申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在法律规定的仲裁申诉期间无法行使申请仲裁的权利，劳动法应该给予适当延长，否则将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在劳动法颁布之前，国务院1993年7月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这后一条款就是关于仲裁申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对于这一条款在劳动法颁布后能否继续适用，劳动部下发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问题规定：“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对一般情况下仲裁申诉时效作了规定，《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的规定是对特殊情况的规定，应当继续执行。”[12]因此，对于一般申请仲裁时效的规定，应当适用六十日的规定。而特殊情况下，可不受六十日的限制。

那么，在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而延长的情况下，最长仲裁申诉时效又是多长？劳动法也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从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出发，法律应对劳动争议最长仲裁申诉时效予以明确。基于劳动关系的群体性及相似性的特点，为防止造成纠纷的连锁性，对最长仲裁申诉时效应规定得较短，可以一年最长仲裁申诉时效为宜。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避免造成适用法律上的混乱，目前，对于最长仲裁申诉时效，可参照适用民事纠纷案件最长诉讼时效二十年的规定，虽然十分的不合理，也仅为权宜之计。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劳动法关于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的规定很不完善。同时，由于实行“一裁两审”的体制，使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时间拉得很长，并且，还有发回重审的情形（如文中案例，二审即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这一体制本身，即与劳动法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的及时性原则明显相悖。因此，有专家提出：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应该是有限的，监督仲裁裁决主要应当是审查裁决的形式是否合法，即仲裁裁决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而裁决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原则上不宜审查，否则，仲裁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合同纠纷和有关的财产权益纠纷的解决实行或裁或审的制度实质上也就被否定了。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制度对我们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13]如果人民法院对于仲裁监督采用有限性与形式性的审查方式，则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效率将会大大提高，类似于本文案例中的许多问题也将不会如此繁琐、杂乱了。

篇5：企业破产劳动争议案件问题研究

企业破产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研究

序言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政府关于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层出不穷，一方面国家关于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相关规定呈现出不够完善或相对滞后的状况，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企业破产等改制中的劳动争议纠纷的有效解决存在许多困难。

笔者试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实例，就企业破产中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关问题发表浅薄见解。

问题的提出

案例：1970年原告王某在县水泥厂做家属工，1984年12月27日，被批准为县纸品厂（水泥厂下属新办集体企业）正式职工，期间，原告一直在水泥厂厂部做勤杂工，1985年7月20日，原告以身体患有疾病，要求调整工种。在未获同意后，又于8月12日报告要求病退，请求给予照顾，发给一定的生活费。同时，离岗在家休息，工资停发。8月14日水泥厂办公室主任丁某批示：请纸品厂按政策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厂部研究批复。1986年3月11日，县纸品厂报告称：王某不符合病退条件，给予一个月工资30元，按自动离职处理。5月21日，丁某批示：“经研究决定，一次性结算付清，共付六个月工资”。但单位未通知原告，原告知道处理意见后，于5月30日报告，六个月工资不要，要求安排适当工作，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此后，单位未给予答复，也未发给任何生活费或救济金。1990年后，原告及其弟弟曾找时任厂长陈某，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但未获果。1995年6月，原告已届退休年龄，单位未给予办理退休手续，也未告知王某不予办理。2000年8月10日，县水泥厂经县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8月15日清算组成立。11月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办退休手续，补发生活费。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已超过仲裁期限，于2000年12月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原告于年2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自86年5月21日作出处理意见，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双方仍然存在固定劳动关系。但1995年6月原告达退休年龄，未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应知道权利被侵害，至2000年11月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上诉至中级法院，二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原告不服重审判决，

[1] [2] [3] [4]

篇6：劳动争议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劳动争议若干问题研究

一、引言

二、关于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

三、关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

四、关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

五、结论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以及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上升趋势和新的特点。所谓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关于劳动权利、义务的争议。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资料统计，1999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20191件，涉及劳动者493757人，同比增长28.3%和32.2%；因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非国有的多种经济成份力量的逐步增大，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比例下降，非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比例明显上升。1999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26726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22.2%，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已连续六年呈下降趋势；非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76633件，同比上升17.6个百分点，占案件总数的63.8%；个体工商户劳动争议2449件，占2%；1999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集体劳动争议9043件，涉及劳动者319241人，分别比1998年增长了33.6%和27%.[1]劳动争议案件是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类型民事案件。[2]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劳动仲裁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相应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和新的特点。

作为劳动争议形成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于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由于历史原因，该法只是确立了劳动争议案件的一般原则，面对新类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多，劳动法对其调整已力不从心。作为劳动争议仲裁主管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11月26日至1999年7月7日共颁布了有关劳动争议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62件，[3]以调整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收到了效果，但与现实的需要却相去甚远。最高人民法院面对上述现实状况，利用其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定权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制定了有关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共11件，[4]最新的司法解释是《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人民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提供了依据。但新类型案件的不断出现，司法解释的作用显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劳动争议中涉及的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之间的区别、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问题、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的关系问题，法律、法规及规章均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无法可依，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依的法治原则失去了基础，使得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屡屡发生，而劳动者却投诉无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从理论上及实务上研究上述三个问题，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

劳动法律关系，是指劳动者与所在单位（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有如下特点：

1、它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在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是平等的主体，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以及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由其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确定。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后，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处于提供劳动力的被领导地位；用人单位则成为劳动力使用者，处于管理劳动者的领导地位，双方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该特征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平等性、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隶属性相区别。

2、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国家意志为主导、当事人意志为主体的属性。劳动法律关系是按照劳动法律规范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形式形成的，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又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劳动法律关系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性质，当事人双方的意志虽为劳动法律关系体现的主体意志，但它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并以国家意志为指导，国家意志居于主导地位，起统帅地位。这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平等性，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志。行政法律关系具有隶属性的法律关系，具有国家强制性相区别。

3、它具有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特征。劳动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劳动关系。只有劳动者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才能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劳动法律关系。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也就是劳动法律关系得以实现的过程。劳动过程形成和实现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与流通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民事法律关系区别开来。 [5]

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1、主体要素。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是劳动者，且劳动者必须是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能力的我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即企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工勤人员，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非工勤人员，以及其他通过劳动合同（包括聘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一方是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单位及个体经营单位。2、内容。即指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承担的义务。3、客体。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即劳动者的劳动行为。

但在理论上及实践中，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却经常混淆，特别在处理劳动争议时，将二者混淆的情况时有发生，即本应当是劳动法律关系，却认定为雇佣法律关系；而将雇佣法律关系，认定为劳动法律关系。因此，从理论上分析雇佣法律关系的特征，即有重大的意义。

雇佣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特征是：

1、它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没有隶属性。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不管是雇佣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及履行，均是平等的，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

2、它具有当事人意思为主导的特征。作为雇佣法律关系，它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标志。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国家意志基本不干预。

3、它主要是在流通领域发生的关系，而不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

它的要素包括：1、主体。雇佣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合伙、国家、外国组织以及其他特殊组织（包括非法人组织、清算组织等）。2、内容。它的内容即权利义务具有广泛性。3、客体。即包括行为，也包括物、智力成果及与人身不可分离的非物质利益（人格和身份）。

根据上述分析，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二者的区别是：

1、主体及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同。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必须是劳动者，且必须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雇佣法律关系的主体则没有上述限制。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没有隶属性；

2、国家干预的程

度不同。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国家意志为主导、当事人意志为主体的特点；雇佣法律关系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

3、形成的过程不同。劳动法律关系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雇佣法律关系则主要是在商品流通领域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

4、内容不完全相同。根据上述区别，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义务不具有广泛性；雇佣法律关系的内容则具有广泛性。

5、客体不同。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只能是劳动行为；雇佣法律关系的客体，不仅包括行为，还包括其他方面。

6、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同。劳动法律关系产生的责任不仅有民事责任，而且有行政责任；雇佣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区别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处理劳动争议具有重大意义。

1、法律关系性质不同，导致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程序不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因劳动法律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即劳动仲裁程序是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雇佣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二种法律关系所适用的时效期间不同。劳动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是6个月，且不存在中止和中断的情况，非基于不可抗力或者有正当理由，超过时效期间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雇佣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诉讼时效期间2年，且存在中止、中断的延长的情况，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仅失去胜诉权。

3、二者所适用的法律不同。当事人因履行劳动法律关系而引发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方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雇佣法律关系在履行中所发生的争议，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三、关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劳动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仲裁程序是法定的必经程序，即劳动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决，对仲裁裁决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没有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即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是人民法院受理的前置程序。同时，如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间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裁决即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如一方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内容，当事人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在收到不予执行裁定书后，在法定期间内，可以就不予执行的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

需研究的问题是：

1对前置程序的疑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或者经济纠纷），当事人约定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即或者仲裁，或者诉讼，二者选一。而劳动争议却是必须先劳动仲裁，只有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服，方可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样一个劳动争议纠纷，可能要经过三个法律程序，即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对仲裁裁决不服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的一审程序、不服一审裁决的上诉审程序，方能生效。而一般的民事案件，经过一审及二审程序即发生法律效力。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弱者地位，简化程序，但实际却造成了比一般的民事纠纷更多的程序，更长的期限；同时，当事人起诉是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而当事人不能针对劳动争议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并不对仲裁裁决进行法律上的审查；[6]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在这里“增加诉讼请求”的用语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只有在当事人起诉后，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才是增加的诉讼请求。而在这里的增加的诉讼请求却是与劳动争议仲裁的申请事项相对应的）的，如增加的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分性，应当合并审理，这种规定与前置程序相互矛盾。既然是前置程序，那么，在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没有解决的争议事项，人民法院怎能合并审理？这样就产生了对仲裁前置程序的疑问，即前置程序是否合理？笔者认为，前置程序不合理。理由是（1）它造成了程序重复、浪费。如上述。（2）它不利于保护作为弱者的劳动者，使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3）它造成了法律程序制度的不统一及混乱。如上所述，在我国仲裁程序制度中，存在劳动争议仲裁和经济仲裁，而二种仲裁与诉讼程序的关系完成不同，造成程序不统一和混乱。笔者的建议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确立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相互独立地位，即劳动争议仲裁是解决劳动争议的唯一程序，一裁终局。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有异议，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而不是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执行程序中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

2、对执行程序的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不予执行。人民法院在不予执行的裁定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规定的时间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生效的劳动仲裁书及调解书进行法律审查，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的仲裁书和调解书不予执行，是法律规定的程序。但问题是，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劳动争议事项，对该争议事项应当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笔者认为不当。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之一是“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及调解书有该情形的，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对该我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没有问题。因为，该事项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范围；情形之二是“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对该情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妥。理由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是人民法院受理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即生法律上的效力。人民法院在审查中认为适用法律却有错误，不予执行有法

律根据，但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受理当事人的起诉，而应当再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方为妥当；情形之三是“仲裁员仲裁该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对该事项也不应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理由同上。情形之四是“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对该情形，笔者认为，当事人也不应当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理由是，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生效后，如果执行会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的当事人一般是普通劳动者的前提出发，那么，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在此情形下，笔者认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也应当再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出现上述困惑的根据原因，笔者认为，还是前置程序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笔者在对前置程序困惑中提出的办法。

四、关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他有关的规定，劳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发生劳动争议，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除非有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的，仲裁决机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决定或者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有相同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从法律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情形，期间届满，当事人的权利消灭。而诉讼时效期间有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情形，期间届满，当事人仅失去胜诉权。笔者研究的问题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制度是否合理？笔者认为不合理。理由是，劳动法律关系体现了国家意志为主导的法律特征，目的是为了保护作为弱者的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规定了如此短的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且只有不可抗力或者正当理由，方能受到保护，与上述特征及目的不相符。反对者认为，正当理由的不确定性，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及法官的解释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可以通过扩张解释的方法，以扩大其适用范围，以达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但笔者认为，上述反对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在法律不明确的前提下，仲裁员或者法官也可以通过限制解释的方法，来达到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目的。因此，根据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修改法律，将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由除斥期间，变为诉讼时效，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五、结论

总之，劳动争议纠纷中有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笔者只是择其要者进行研究。希望能抛砖引玉，并得到同行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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