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的艺术美质（精选8篇）由网友“啵啵芋泥”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论《边城》的艺术美质，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论《边城》的艺术美质
摘 要：沈从文的《边城》以湘西小山城茶垌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对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淳浓的亲情、邻里之间互相友爱、和睦相处的乡情的细腻刻画，生动体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体现了作者笔下的所有人以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美。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是民族悲剧、爱情悲剧、人物命运悲剧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山水之美 人性之美 艺术风格 悲剧意蕴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品，发表于1934年。《边城》所写的故事很简单：在湘西边境茶峒附近住着一户人家。外祖父、少女翠翠和一只善解人意的黄狗。翠翠的爸爸和妈妈曾经有过一段私情，后来因为不被当地的风俗所允许先后自尽了。翠翠从小就和外祖父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翠翠长大以后有一年端午节看湘西人划龙舟比赛，遇见了当地关水码头的船总的次子傩送。在少女的纯真的心灵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后来托人说媒的却是船总的大儿子天宝。兄弟俩同时爱上了翠翠。照当地的风俗。兄弟俩人要到西边的山上唱山歌让翠翠从中选择。但天宝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于是在失望之余坐船远行，不料葬身与旋涡之中。傩送因为父亲一直不愿把间接弄死长子的姑娘娶进家中为媳也负气出去了。这一连串的事情让外祖父感到惊愕，他在为翠翠的命运担忧，终于在一个雷雨之夜死去，只剩下翠翠和黄狗孤独的守着渡船，她还在思念那个心上人，然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整部小说就在这哀伤的氛围中结束。
一、以“美”构筑的理想王国
《边城》描绘的是一个充满“美”的世界。作者笔下无处不美，山美，水美，人美。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幅原始自然的山水画，画中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缥缈美丽的世外桃源。小说开始的两段：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既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的游鱼来去皆可计数……”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副明丽的图画，把我带入了一个美丽的桃园。故事就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展开，又怎能让它不美呢?
《边城》就是由这样的美丽的山水构成，而其中的小说人物反面成了图画中的点缀。《边城》着重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特别抓住了山水的灵性，以山水作为背景，让水的色泽浸润到文字中去，将故事置于一种翠色的基色下，具有清新，柔和的格调。
《边城》“美”，又体现在“人性美”上面。这首先体现在翠翠身上。作者着重表现的是翠翠的品性美，童负美和爱情美。他笔下的翠翠，与青山绿水做伴，心灵上没沾染一丝尘埃。她乖巧伶俐又带有山区女孩的淳朴，天真而不娇嫩，就如湛蓝的天空下刚长上青枝翠叶的嫩竹。
沈从文用最细腻的心灵体味着它，又用最出神的笔墨将它写出来，这种情感导致了翠翠以及翠翠的母亲这样一些女性形象，都不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如痴如醉的爱，而只能产生怜爱。翠翠在恋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爱美，则更是真切感人。翠翠对“爱”的到来是怀着既向往又担忧的复杂心理的。当夜幕降临，外祖父仍“忙个不息” 时，她心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她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她担心在这个“规矩”中听歌的日子过去了，顿生“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的念头。而这正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理最细致入微的生动写照，洋溢着爱和美的柔情蜜意。包括祖父试探地问她“你试告我，愿意哪一个”时，她立刻娇嗔地把话题岔开，掩饰内心的真情，无一不包含一个初涉爱河的少女的羞涩。当翠翠想到自己走后，爷爷的孤独，凄苦，伤心与焦虑时，她又不免担忧起来。于是认真地说：“爷爷，我一定不走……”这时怎样一幅充满祖孙之爱的人间真情啊。作者用情真挚，细腻生动写出了湘西淳朴的社会风气。
《边城》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善良与美的化身，都具有作家所向往的人性美。《边城》处处洋溢着“美”与“爱”。作者写天宝兄弟俩对爱情的忠贞，坚贞，又表现了他俩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爱翠翠，都是以感情为重的。在他心目中，爱之所在与世俗的钱财，地位毫不相干，甚至头脑里没有这些概念.他们慎重选择爱人,但在自己的幸福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又能忍痛割爱,成人之美.正如小说研写:“弟弟一开口,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爱情本身有“排他性,按茶峒的习俗也是不兴“情人奉让”的,但他们却都以互助互爱的德性,以一种作者所理想的优美健康而自然的“人生形式“,演绎出一曲平凡而崇高的爱情之情歌,不能不让人为之动情,老船夫,是《边城》中最令人难忘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侠骨柔肠,淳厚善良.他有重重的心事,他牵挂翠翠的将来.正由于他的谨慎和关心, 增加了翠翠爱情的曲折.大老怪他,二老怪他,顺顺怪他,翠翠也不理解他.他带着委屈和寂寞死去.渡船和白塔是老船夫的化身.祖父是白塔下唯一的一家,五十年来,每天都离不开船,渡船被水冲走了,白塔坍了,老祖父死了,杨马兵主动来照顾翠翠,都显示了边城人以诚相待,互相友爱的美好情怀.众人捐助重修了坍塌的白塔,表示老船夫淳朴、善良的人性永远活着.船总是顺顺慷慨好义,豪爽正直,济人以急.小说的其他人物如杨马兵、过渡客人、商人也都那样热诚、质朴、善良……正是这些具有美好人性的人们,创造了边城和平安宁的“爱”的氛围.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的:“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边城》“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二、质朴、清新、自然、含蓄的艺术风格.
细读沈从文的《边城》,就会感受到他似乎是诉说着一个悠远的爱情牧歌,无论是翠翠,还是她的父母,冥冥中好像有宿命纠缠似的,尽管她们美好、恬静、是自然之子,他们的人生却同样令人悲哀,有一股扼腕之痛.他似乎要带给我们的就是那一股莫名的人间惆怅之感.沈从文的作品中并没有直接的叙述翠翠父母的爱情与死亡.他是从叙述中的交待,爷爷和杨马兵的回忆来让我们知道当年的那个故事.汪曾祺称“《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可以说,在翠翠这个温暖恬静的爱情梦的后面,她父母的非正常死亡始终就像一个咒语,影印在翠翠的头上,使得老船夫“因为翠翠的成长,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压在心上很显然是有些份量的.”这无形的“份量”正是让我们难以轻松的原因.翠翠会步她母亲的后尘吗?还是她会找到她自己的幸福.从爷爷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当年翠翠的母亲也是一个活泼、天真,“乖得使人怜爱”的摆渡女孩,她让人喜欢让人爱慕,杨马兵也是给她唱歌的其中之一的追求者,而翠翠母亲只爱那个“穿起绿盘云得胜褂,包青绉绸包头”的绿营屯戍兵.他们“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她不象翠翠那么害羞,却有苗人姑娘的大胆,在青山碧水之间与情郎对歌,她的爱热烈蓬勃,可是这样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姑娘为什么会放弃生命呢?研究者认为或许是民族成分不对,或许是军人不能与当地百姓通婚,更或许是门户财富不对,可是,无论二人不能结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在相爱之前就一定是知道这个结局的,因为老船夫显然不是婚姻的反对者,可以说,他们的命运早就横在前面等着她们了。
翠翠的成长似乎是她母亲的翻版,只是更为安谧、详和,象林中的小兽,她一天天的长大,也让爷爷为她的命运而一天天的担心.她会和她的母亲有一样的命运吗?这也是我们每个读者所担心的.翠翠不会唱歌,甚至遇见喜欢的人也“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跑了”,这就让人更加担心这个柔弱女孩的命运了.她的孤儿身份使她渴望爱情,她与傩送的初次相遇就两情相悦,坚定不移了.一个是非他不嫁,一个是非她不娶.都对对方充满了信心,当天宝大老也喜欢上翠翠,甚至托人做媒,当弟弟的却自信的说:“大老,你信不信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他们在这之前既没有相互对山歌,又没有月下相会,只是凭着对爱的直觉感应.可是直觉偏偏是个把握不住的东西,不然翠翠为什么在二老的山歌声中只会做梦去采虎耳草呢?虽然它暗示着爱情的萌动却也投下了对爱误解的影子.“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就是始终笼罩在人事面前那片莫名担忧之情.当我们看到王团总要用一座碾坊作为陪嫁,看中了傩送时,不由更加担忧起来,渡船竞争的过碾坊吗?这个担忧还没有平息,又传来大老落水身亡的消息以及顺顺父子对老船夫的误解,这接二连三人事的变动破坏了原来和平的境界,翠翠的命运变得前途未卜.难道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吗?翠翠的血管毕竟流着她父母的血,虽然她不能去斗争,她的心里埋藏极深,却也在不经意中维护自己的幸福.她会唱:“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团总的小姐”就是她潜意识中会破坏自己幸福的假想敌.雷雨之夜,爷爷去逝了,船总顺顺在安排完爷爷的丧事后也愿意把翠翠接到他家去,事情似乎峰回路转,傩送只是因为父亲逼他接受碾坊而赌气出走,而现在只要他回来就皆大欢喜了.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荼峒来”.甚至作者还说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命运难道就这样捉弄人吗?当一切外在的原因消失后,命运就充当了审判的`角色.可是翠翠的生命开始觉醒,她拒绝了去船总家,而是自有主张地在那里等着爱人,因为他“也许明天回来”.这种等待的本身就是这个柔弱的女孩对命运的反抗.我们所感到的灵魂的震荡不是由她的“等待”的行为所得来的.傩送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可是翠翠一定会等待下去.在茶峒,女孩十五六岁就该出嫁了,翠翠已经“满十五进十六了”,到了应该出嫁的年龄了,却选择在青山绿水间等待爱人,这种等待或许是一天,或许是一辈子呀! 小说无意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描绘人物的内心感情.整个作品是那样浑朴天成,如同作家笔下的溪水,顺着山势,或急或缓,自然流淌,毫无人为造作之感.小说的语言也与所表现的内容和谐统一,质朴、清新、自然、含蓄,处处蕰含着浓郁的诗情,字字浸渍着作家的温暖.表现在语言上,沈从文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去掉了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那些看来不用心修饰而却又是很考究的句子,以自然为最高修饰原则,以恬静之美为最高美学风范,构成了沈从文的叙事风格.
除了语言的诗化、散文化外,《边城》人物对话的语言也很有个性化,非常符合对话人的身份,让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比如有一年端午节之际,翠翠和外祖父商量谁去看龙船:
见祖父不在说话,翠翠就说:“我走了,谁陪你?”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翠翠把一对眉皱拢去苦笑着,“船陪你,嘿,嘿,船陪你.爷爷,你真是,只有这只宝贝船!”在这里,少女翠翠的天真烂漫,外祖父的爽朗风趣都跃然纸上.
《边城》在艺术上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其出色的心理描写,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的揣摩十分透彻、贴切,以至于让有的女性感叹说:“沈从文是个男的,怎么能够把女孩子的心理琢磨这么透.《边城》中有几处都写到了少女翠翠在初涉爱情时的矜持、害羞而又怦然心动的细微心理.她在初遇二老时曾因误解骂过他,然而当她回去听说此人就是浑名“岳云”的傩送时,到了家,“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翠翠情窦初开,这种爱情心理是十分含蓄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来他家提亲的却是老大天保:“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怦怦地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地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这里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少女的惊愕和极度失望、掩饰的心理过程,让人难以忘怀。
《边城》的结构也是十分精巧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有二十一章组成,恰似有各个乐部共鸣所组成的一部交响曲,内在的连贯是十分紧密的,然而拆开来看又可单独组成一个个精美的故事,很好地体现了沈从文追求小说结构匀称的美学主张.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具有蕰藉含蓄、回味无穷的味道,十分耐人咀嚼,让人感到一种忧伤、缺憾的美。
三、《边城》具有独特深层悲剧意蕴
首先文章具有民族悲剧: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人涉外能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寄托了作者民族和个人的隐痛。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在那**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沈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
历代统治者视湘西为“蛮族”“匪区”，实行征服、屠杀与同化的策略;现实的黑暗——地方军阀为一己私利的残杀、人民遭受的苛扰与歧视、精神上的被压抑、毒害，一齐汇集在作者对湘西历史——现实——未来命运思索而激起来的情感潮流中，向读者的心灵撞击。
湘西地方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见出湘西地方民族“生命”的神性。但它又带着几乎千年不易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如不加改造，势必在现代竞争中成为地方民族衰亡的因子。“这样，沈从文裸露出有关湘西人、事、景、物全部描写的核心——一个地方民族的悲剧命运。”
其次整个文章也充满着爱情悲剧:《边城》是一幕爱情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从文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得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理变化，生动地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作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的竟是一场悲剧。
翠翠的羞涩是自然的、不做作，但却是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在每一个女人血液中的沉淀。那深刻在女性血脉中的面对男性的自卑，那压抑真实感情、等待幸福降临的被动，都是人类几千年历史所赋予女性的性别特质。主人公翠翠到了“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的年龄，无意中与傩送相遇，从此便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甚至为“属于自己” 的事“沉默一个夜晚”，但她却羞于作大胆的爱情表白和热烈的追求，仅仅停留在对爱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朦胧憧憬上。对于爱情，对于幸福，翠翠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男人与女人的真正相遇，中间真的是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一部厚重而艰难的人类成长史。
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城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声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到头来，她的爱情以沉默告终。
小说的结尾挥洒得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圮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作者把文章中描述的翠翠和傩送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善”的悲剧，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
最后在刻画人物上体现了命运悲剧:真正进入悲剧情景的观众，由主角的悲惨遭遇中感受到的事实“人类”在无可预测的命运之手中的软弱与无助.整个文章浸透着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但更多的是淡淡的孤独悲哀，让读者常有一种“悲悯感”。
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实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和变动，天意与认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尽管写的只是沅水流域各个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
主人公翠翠不知道大佬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愤出走后发生“水鸭子”被溺死的悲剧，她不知道二佬傩送离乡远行也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她甚至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也全是由于替她的幸福思虑而心力交瘁所致。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之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夜晚”。最后，只得陷入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这些平凡生命主体的沉浮飘忽，折射出作家对人生命运的不可把握、偶然性和不可知性的深沉的忧虑和思索。小说深刻地反映了湘西人们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湘西人民生存在所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与历史的厚重。他们无法摆脱如画般静止的命运与生活，无法摆脱潜在的流动的悲剧命运。处处闪耀着人性关环的小说却是个悲剧的结局，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的湘西人却处处受命运的摆布，快乐、自由生活的人们都有一种难解的凄凉。捧着这部证明人性美的杰作，却感沉重的忧郁，那种对人世间容不得美物共存的朦胧的预感总是笼罩在心头，留给读者的是作品背后深沉的悲痛。
文章以“美”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湘西世界”,以质朴、清新、自然、含蓄的艺术风格.构筑了永久魅力的艺术乐园。而对美的别样追求，对生命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深层思考，对人生角色的悲悯情怀，则体现了其独特的深层悲剧意蕴。一个具体的现实人生景象里，寄托了一种人生情绪。人物在追求生命自主的现实人生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小说塑造的种种悲剧，蕴涵的种种悲剧情思，使小说的文体有一种独特的 “美”，奠定了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地位。这是广大读者喜爱沈从文《边城》作品的主要原因。
注 释:
①[美] 金介甫著.虞建华 / 邵华强 译.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113页
②凌宇.从边城走上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237页
③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386页
④《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版，第89页。
⑤《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版，第293页。
篇2：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组织形式和内部构造，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着内在的对应和同构关系，是作品意蕴和作者世界观的重要载体。沈从文小说的结构、意蕴与其创作意图和世界观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种完美的统一在《边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以及意象等，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特色：圆形美。
一、圆形叙述者
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一般说来，小说叙述视角又有内与外、全知与有限的区分。在《边城》里，沈从文主要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但同时也运用了人物的有限内视角，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小说的复合视角，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边城》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是一种作为整个故事背景的外在视角的叙述。叙述者以全知的视角置身于小说情景之外，引领读者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深入到作家笔下营造的偏僻“边城”，去感受和体验那里人们的生活。
全知叙述凸显了一种游刃有余的从容风格，达到了小说自由时空安排、极具对照、穿插等艺术整合功能的独特效果。对于《边城》而言，全知视角更是从文化层面审视人性世界，作者显示出一种深刻，对人生真相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全知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若仅此而已，《边城》则充其量只会是一部有着独特叙事内容的传统小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虽然运用了全知外视角，但读者始终能潜入文本，既不与人物隔阂，又不游离于故事。究其原因，这与小说文本整体上运用全知外视角，但局部细微处却运用人物内视角，从而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形成灵犀相通、代人立言的叙述风格，是分不开的。如下面这一片断：
翠翠睨着腰背微驼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她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唢呐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那翠翠却傍花轿站定，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与花轿上的流苏。
这里总体上属于全知外视角切入的叙述，但其中划线部分转为翠翠的视角，借其眼光去“眺望”所见，见之细，见之切，真实准确。人物内视角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情感，以一种体验的态度显示了主人公好奇、羡慕的内心活动。
另外，小说中每当老船夫与翠翠同时成为语境的中心时，叙述者便转换成一位特殊的戏剧化的叙述者，称老船夫为“祖父”(见以上片段中的黑体字)，像翠翠一样。这时叙述者变成了和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作者在小说中隐藏起来。这位戏剧化的叙述者借助小说中人物翠翠的旁观眼光，让生活以最自然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竭力避免以自己的身份去阐释人物的思想，从而达到一种自然、生动的效果。由于看不到叙述者，读者往往自然而然地随着人物角色进入了作者创造的世界，从而可以毫无中介地直接体会其情感和生活。
小说第十三章开头是对翠翠内心情感体验的一段叙写：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这一小段叙述充满了叙述者的议论与评价(见划线部分)，明显烙上了作者印记。虽然议论暂时阻遏割断小说的情节展现，但因为作者的这种介入是建立在感人物所感的基础之上，凸显了人物内心情感体验的真实与细腻，因而它能言人物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内心生活，带给读者的也是贴近人物心灵的真实感，因此没有明显地破坏小说的连贯性，也没有导致文本接受的生硬和隔膜。
由于《边城》的叙事采用外聚焦式的全知视角与多重移动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组合，于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也就出现了多重叙述声音的状况。小说《边城》中清晰地呈现出两个叙事人的声音，亦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隐指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按照布斯的看法，“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词可以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的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边地邻里之睦、男女之爱、友人之谊、父子母子祖孙之情等世态人性的精雕细刻，赞美了湘西人民简单而执着的生活信仰、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所以，《边城》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个精神上不堪现代商业文明挤压的美丽的神话世界。隐含作者的性情、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渴望及美学原则正是这一现代神话的创构原则;人性美、人情美则是其灵魂。叙述者一直忠实地维护着隐含作者的理想，贯彻隐含作者的审美精神。所以，《边城》中这位神秘的叙述者是完全可靠的。
衡量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另一方法是看体现叙述者创作追求的述本与底本之间的关系。所谓底本是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未经叙事处理的生活现象，它是述本的基础;所谓述本，则是指叙述者创作的体现叙述者意愿的叙事文本。从底本到述本的过程是叙述者实现自己叙述目的的过程，是一个倾注了叙述者满腔情感的艺术生产过程。如果叙述者过份地扭曲、变形底本，使述本与底本在质上根本不同，那么其叙述也是不可信的，叙述者失去了可信性。由此标准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边城》中叙述者又是不可靠的。 《边城》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情调，构筑了一个没有人间烟火味的纯净世界。在这里，弥满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氤氲着近于原始的传统风习，渲染出一段清新而美丽的爱情悲剧。自然之美、风俗之美和人性之美建构起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桃源净界。叙述者面对的似乎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他以诗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这是一个无须法律规范的世界，一个合符情理、人格平等的世界。这里一切未经商业文明污染。显然，“边城”完全是作家人性理想的一种感性形式，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永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趋近、不可获得，相对于我们的理性而言是不可靠的叙述，但是，小说却以强烈的情感性判断，给我们描述了这一现状。
此外，在作者如诗如画的描述的字里行间点缀着这样一些议论：“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歌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些明显的充满情绪性的介入式的叙述，同样使得叙述声音显得迷离而不可靠。
综上所述，《边城》的叙述者是一位性格极为鲜明生动的叙述者。这位多元性格的叙述者可以被称为圆形叙述者。小说的叙述声音游走在可靠与不可靠、全知与有限之间，腾挪闪躲，丰富了表现的效果。同时，叙述者众多不同的个性看似矛盾，叙述功能看似不同，但指向一致，均服务于隐含作者的创作目的，以此透视作家的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
二、时间结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基督教义在沈从文思想中的长期积淀，因此《边城》也重复着这种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小说中的“边城”是一个具有神话模态的异域世界，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在《边城》里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圣经》中的创世纪，描述了一个乐园——失乐园的图式，其中，那场大洪水扮演了关键角色。洪水被看成神对当时那个邪恶、堕落的时代所施行的审判，它预示着乐园时代的结束。《边城》中也有一场洪水。洪水，在中国民间叙事中是一场浩劫。暴雨之夜，爷爷死了，渡船跑了，白塔坍塌了。这意味着诗性人格在现实面前所遭受的重创，边城所象征的乐园的倾颓。就像《圣经》中有诺亚方舟以拯救上帝的选民一样，《边城》也提示了新生的可能性：翠翠虔诚地等待，二老“也许‘明天’回来”，白塔的重建都暗含了希冀。
如果从整体去观照《边城》，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一种复返乐园的强烈冲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边城》有助于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或许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许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这里虽然语气有点隐晦，但已透露出《边城》是怀古之作，描绘的是伟大的过去，弦外之音是引领读者怀想远逝的黄金时代，以激起在乱世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由此可见，《边城》创作遵循了一个“乐园——失乐园——乐园守望”的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沈从文想展示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而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性美的消蚀，以此呼唤那个淳美的湘西时代的回来。他预先设计了一个湘西乐园，之后又记录了乐园的覆灭。作者的终极目的是想通过乐园的历劫后获得乐园的重生。
三、人物塑造
《边城》人物塑造上的镜像结构，也反映了圆形美的特征。所谓镜像结构，是指人物之间或人物自身前后行为的相同相似或某种特殊联系，使故事的前后情节如镜像一般相互映照，人物的对映互照和形象的矛盾张力，产生了人物结构艺术的圆形特征。
首先，翠翠和她母亲存在着镜像关系。母女二人都是那样的美丽、乖巧、为长辈着想，都一样的用唱歌来选择对象，而二人爱情悲剧又是如此的相像。小说的第一章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悲剧，同时也为下文翠翠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翠翠的命运和她母亲如出一辙。在作者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翠翠偶遇二老傩送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大老与二老按茶峒人的规矩，打算轮流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看谁先赢得她的心。大老自知要失败，就悄悄退出，怀着一颗痛苦的心，领船下行，不幸在激流中丧生。消息传来，二老禁不住伤感，也悄悄出走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只能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无论是翠翠母亲的命运，还是翠翠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在老船夫的心灵镜象中，深切地感到“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为了获得爱情的精神生命并永久地占有它，都不明而然地要接受生生死死的严峻考验。在这个意义上，翠翠是她母亲的爱情生命的“复活”，也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爱神的使命。而翠翠与傩送的情缘所遭遇种种磨难所导致的爱情悲剧，也与翠翠母亲、父亲那一辈人的爱情悲剧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两代人互为镜像，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边城》中两个关键性的对比人物是老船夫和船总顺顺。小说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介绍了二人，两个家庭的两位家长一前一后，互为对照。老船夫靠摆渡为生，忠厚善良，安贫乐道，以奉献和牺牲为人生之要义。岁月的风尘与人世的沧桑，陶冶着他博大宽厚的襟怀。几乎是在老船夫死的同时，小城那座象征着纯朴道德民风的白塔也坍塌了。掌水码头顺顺作为老一辈中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远近各色人物“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这一点上，作者把穷的爷爷和富的船总均置于善与美的同一道德水平线上。茶峒人对老船夫“充满好感”，对船总顺顺却是怀着“一种尊敬”，从茶峒人这两种态度上也显示出老船夫和船总顺顺的身份、地位不同。随着翠翠和傩送爱情故事的演变，在对待儿女婚事上老船夫和船总顺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是让儿女婚事自己作主，后者是父母包办儿女婚事。当有人向老船夫的外孙女提亲时，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相比之下的船总顺顺虽然“大方洒脱”，但在对待两个儿子的婚姻大事上却和老船夫的态度全然两样。他为大儿子天保请媒人向老船夫攀亲戚，是因为他同意这门亲事;他为小儿子傩送安排和王团总的女儿相亲，也是因为他同意。他唯一不同意的是傩送和翠翠的亲事，即使傩送和他争吵也无济于事，最后傩送只好离家出走下桃源去了。顺顺的处事风格暴露出其商人的势利心态。老船夫死后，顺顺虽然对翠翠表示同情，但那只是对由他造成的爱情悲剧的一种虚伪的补偿。老船夫和顺顺互为镜像，人情味和人性丑在顺顺身上的混合映衬出人情美和人性美在老船夫身上的完美统一。
天保与傩送都可以视为翠翠父亲的变体。翠翠的父亲“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常“使女孩子动心”，同时，还“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二老傩送和屯兵一样美丽的很，“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便是称赞他的好处;且他们俩都有云雀一般的嗓子，都用唱歌来向心上人表达爱情。
翠翠父亲的爱情不幸在天保兄弟两人身上延续着。茶峒屯兵和翠翠母亲相恋后，困于虚无的常理无法结合而最终殉情。大老、二老与翠翠的感情纠葛中，也正是由于琐碎的常理影响而变得曲折，最终导致大老死于非命，二老离家出走。而三人在面对爱情挫折时，都采取了消极逃避的态度，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茶峒屯兵爱情遇到挫折时，“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从而服毒自杀。天保个性豪爽、坦率，相中了翠翠，就托人说媒。在得知弟弟也爱上翠翠后，便抽身而退，却不幸闯滩而死。二老虽然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选择时候选择了爱情，但却未能向翠翠再靠近一步，所以他的心思并未被翠翠所知，在哥哥不幸遇难后，难以承受现实的打击而孤独地远走他乡。这三个男人爱情命运的前后映照，让人倍感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无常。
结语
《边城》的艺术结构形式看似散漫，实则呈现为一种极为开放的圆形结构模式。在文艺美学中，圆形美属于古典美，但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有其复杂性。小说的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等都具有圆形美的特征，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是小说《边城》圆形美的重要特征。
篇3：《边城》艺术探微
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边城》说，“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是适度配置”。人教版高中语文节选了3―6节，在授课时，笔者和学生一起从“适度配置”入手，探讨《边城》的和谐之美。
背景环境――闹与静
第三节，开篇简要交代边城的安宁、有序的特点后，便用本节三分之二的笔墨，向读者展示边城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端午节。“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莫不”、“任何”、“必”，通过这些极为概括性和肯定性的文字，从参与度来说，端午节是边城传统的欢庆的节日，城中的每一个人都热情地投入到庆祝活动中去，不管哪年，皆是如此。从节日场面来说，庆祝胜利的鞭炮声、赛龙舟擂起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将节日的欢庆热闹推向高潮。而翠翠所处环境的宁静与这份热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章写道：“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这是一个安静的画面，静静的阳光，安然沉睡的黄狗，编棕叶玩的翠翠，没有任何声响。从表现人物内心来看，翠翠对边城端午的热闹浑然不觉，这源于翠翠心底的宁静。同时，在远处热闹声响的陪衬下，翠翠沉醉于两年前与傩送邂逅的美丽记忆中，这也体现出翠翠具有的自然、纯净之美。热闹的节日，无碍主人公翠翠安静地出场，在这一份热闹的映衬中，安静带有了空灵与悠远之感，也给人一种热闹归于寂然之感。正因为沈从文先生对于自然、纯净之美的热爱与珍视，才做到了对背景环境闹与静的适度配置。
人物心理――明与暗
第四节，作者将读者直接拉入翠翠两年前的端午回忆之中。独自留在城中的翠翠没有爷爷的陪伴一个人在昏暗中，这时，“河面朦朦胧胧，看上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下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从色彩上说，昏暗的光线，白色的鸭子，白色使昏暗中多了一点明亮;从心理上说，白色的鸭子使翠翠意识到不只是一个人独处于此，等待的焦虑得到一丝缓解，在心里添了一抹亮色。的确，二老傩送的出现本应是给昏暗中的翠翠带来明亮，但作者安排明暗的变化，给翠翠的内心增添曲折。文中接着写道：“码头上已无别的人，那人问：‘是谁人?’……‘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在对话中，体现了二老傩送的热情和关心，但处于焦虑与防备状态中的翠翠因误解了傩送话里的意思，以为是欺侮了自己，先前心里亮起的光又隐匿于昏暗之中。而二老派人打起火把将翠翠护送回家，无疑使孤单的翠翠走出了黑暗，翠翠的内心也亮起了二老为其打起的火把。在明与暗的`交错变换中，二老的出现无疑使翠翠的内心经历了由焦急到缓解，由防备到接受，由责骂到感谢。在明暗的适度配置中，翠翠将二老的影子投射入内心，也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人物出场――显与隐
第五节，翠翠特意在第二年端午到城里，希望与二老再次相逢。沈从文先生却着意设置翠翠与二老的错过，将二老从翠翠的视线中隐去，并安排在这年端午，让翠翠认识大老。塑造二老时，作者用昏暗中二老捉鸭的场景，体现他的勇敢与本领，将其放入翠翠孤单无助的背景中，体现他的热情和助人，使得二老的形象生动。而大老出场时，仅写到“大老把河中的鸭子捉回家里后，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鸭肥两次，顺顺就要大老把鸭子给翠翠”，不仅只字不提大老如何捉得肥鸭，甚至连鸭子都不是主动送出。大老的形象只是抽象而模糊的，虽没有安排二老出场却似隐实显，首先翠翠是因不能忘记他而前往城中，并且翠翠在得知二老在青浪滩后，听到爷爷唱起催橹歌时，便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在青浪滩呢?”可见，翠翠的心早已飞往二老的所在地，二老的形象已深深刻入翠翠的脑海里;而大老虽出场却似显实隐，因为翠翠的心中早已被二老占据，再也无法容纳下其他的青年男子，也才会说出“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因而透过翠翠的眼睛，大老的形象是抽象、模糊的。作者用了这种似隐实显、似显实隐，在不动声色中将二老、大老两人在翠翠心里的分量做了权衡，使得文章保持了舒缓、抒情的整体风格。
课上，我与学生们探讨出以上几个方面解读“适度配置”，旨在体味《边城》中那舒缓的笔调、平和的情感，重拾沈从文先生对失落的世界的追忆。
篇4：《边城》艺术赏析
《边城》艺术赏析
引导语：文章写出了一曲充满爱和美的人生颂歌，小编整理了相关资料，请大家细细品读。《边城》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其父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沈从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从文母亲是土家族)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备注：虽然沈从文生活在当代，但是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所以只称之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主题思想：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艺术特色：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人物形象：
翠翠：她是一个天真善良、聪慧温柔、单纯胆小又略带野气湘西边地少女，她应该是大自然的女儿，边地的灵山秀水哺育了她，在青青翠色的自然美中情窦初开，生理的微妙变化，初恋的神秘朦胧，造成她无法言说的意绪和隐约不定的心态。她深爱着傩送，但又不想伤害天保，但是等待她的却是悲惨结局。小说最后她怀着一颗坚贞的爱心，痴情地在渡口船上等待她的情人，不管他能不能回来，还是何时回来，她都在坚守的等待，等待着她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意中人。以一个意味深长的悬念结尾，给读者留下以无尽的深思、猜测和遐想，使这个纯情少女形象成为充满诗意的善与美的化身。
爷爷：他是一个勤劳、俭朴，安贫乐道、性格豪爽、重义轻利的老人形象，五十年来，他一直为行人摆渡，任劳任怨，风雨无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表现出古朴民风民俗之美，同时他对翠翠那样的宠爱和娇纵，也凝聚了母性慈爱的特征和人性光辉.
顺顺：他虽身为船总，但他却豁达洒脱、仗义疏财、公正廉洁、急公好义，备受人们崇敬。特别是老船夫死后，他在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中，帮助料理后事，又尽力关照孤女翠翠生活的情节，使人感悟到他高尚的思想品质、仁厚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人性人情之美，在他灵魂深处的闪光点。
天宝、傩送：他们是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虽然身体结实如虎，面貌俊如岳云，但在父亲教诲下也勇义自重，不浮夸，不仗势欺人，他们同时爱上少女翠翠，却毫不相争，相互退让，以热情温柔动听的歌声呈现给翠翠，听凭选择。体现出兄弟俩追求平等、自由的爱情观，这种充满真诚与和谐的关系，成为一种美与善友爱化身的具像。
篇5：沈从文《边城》艺术探微
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边城》说，“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是适度配置”。人教版高中语文节选了3―6节，在授课时，笔者和学生一起从“适度配置”入手，探讨《边城》的和谐之美。
背景环境――闹与静
第三节，开篇简要交代边城的安宁、有序的特点后，便用本节三分之二的笔墨，向读者展示边城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端午节。“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莫不”、“任何”、“必”，通过这些极为概括性和肯定性的文字，从参与度来说，端午节是边城传统的欢庆的节日，城中的每一个人都热情地投入到庆祝活动中去，不管哪年，皆是如此。从节日场面来说，庆祝胜利的鞭炮声、赛龙舟擂起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将节日的欢庆热闹推向高潮。而翠翠所处环境的宁静与这份热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章写道：“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这是一个安静的画面，静静的阳光，安然沉睡的黄狗，编棕叶玩的翠翠，没有任何声响。从表现人物内心来看，翠翠对边城端午的热闹浑然不觉，这源于翠翠心底的宁静。同时，在远处热闹声响的陪衬下，翠翠沉醉于两年前与傩送邂逅的美丽记忆中，这也体现出翠翠具有的自然、纯净之美。热闹的节日，无碍主人公翠翠安静地出场，在这一份热闹的映衬中，安静带有了空灵与悠远之感，也给人一种热闹归于寂然之感。正因为沈从文先生对于自然、纯净之美的热爱与珍视，才做到了对背景环境闹与静的适度配置。
人物心理――明与暗
第四节，作者将读者直接拉入翠翠两年前的端午回忆之中。独自留在城中的翠翠没有爷爷的陪伴一个人在昏暗中，这时，“河面朦朦胧胧，看上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下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从色彩上说，昏暗的光线，白色的鸭子，白色使昏暗中多了一点明亮;从心理上说，白色的鸭子使翠翠意识到不只是一个人独处于此，等待的焦虑得到一丝缓解，在心里添了一抹亮色。的确，二老傩送的出现本应是给昏暗中的翠翠带来明亮，但作者安排明暗的变化，给翠翠的内心增添曲折。文中接着写道：“码头上已无别的人，那人问：‘是谁人?’……‘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在对话中，体现了二老傩送的热情和关心，但处于焦虑与防备状态中的翠翠因误解了傩送话里的意思，以为是欺侮了自己，先前心里亮起的光又隐匿于昏暗之中。而二老派人打起火把将翠翠护送回家，无疑使孤单的翠翠走出了黑暗，翠翠的内心也亮起了二老为其打起的火把。在明与暗的交错变换中，二老的出现无疑使翠翠的内心经历了由焦急到缓解，由防备到接受，由责骂到感谢。在明暗的适度配置中，翠翠将二老的影子投射入内心，也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人物出场――显与隐
第五节，翠翠特意在第二年端午到城里，希望与二老再次相逢。沈从文先生却着意设置翠翠与二老的错过，将二老从翠翠的视线中隐去，并安排在这年端午，让翠翠认识大老。塑造二老时，作者用昏暗中二老捉鸭的场景，体现他的勇敢与本领，将其放入翠翠孤单无助的背景中，体现他的热情和助人，使得二老的形象生动。而大老出场时，仅写到“大老把河中的鸭子捉回家里后，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鸭肥两次，顺顺就要大老把鸭子给翠翠”，不仅只字不提大老如何捉得肥鸭，甚至连鸭子都不是主动送出。大老的'形象只是抽象而模糊的，虽没有安排二老出场却似隐实显，首先翠翠是因不能忘记他而前往城中，并且翠翠在得知二老在青浪滩后，听到爷爷唱起催橹歌时，便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在青浪滩呢?”可见，翠翠的心早已飞往二老的所在地，二老的形象已深深刻入翠翠的脑海里;而大老虽出场却似显实隐，因为翠翠的心中早已被二老占据，再也无法容纳下其他的青年男子，也才会说出“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因而透过翠翠的眼睛，大老的形象是抽象、模糊的。作者用了这种似隐实显、似显实隐，在不动声色中将二老、大老两人在翠翠心里的分量做了权衡，使得文章保持了舒缓、抒情的整体风格。
课上，我与学生们探讨出以上几个方面解读“适度配置”，旨在体味《边城》中那舒缓的笔调、平和的情感，重拾沈从文先生对失落的世界的追忆。
拓展阅读：《边城》读后感
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茶峒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明白了实情后，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架船下辰州，好忘却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一直爱着翠翠，但哥哥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误会，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人。
人世间的美好与凄凉，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翠翠与爷爷至深的亲情，天保、傩送两兄弟的手足之情，祖孙二人与村里人的和谐融洽又质朴的邻里关系，人与自然的统一，淳厚的民俗与民风……
又或许是秀美的景色，喧天的锣鼓，热闹的节日，吸引了眼球，掩盖了喜庆祥和背后的凄凉与伤痛。但作者清新隽永的笔词下的确有丝丝忧伤的情怀。就像这里也有亲人的离别与去世，有满满的期待未果，还有懵懂、朦胧，却又无疾而终的爱情……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繁华，却看不穿繁华背后的萧索与凄凉，经历了喧哗，却没有想过曲终人散后的寂寞是否也会升华。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了现象，却拨不开迷雾，也有些时候，有些话不说，就再难澄清，再难说出口。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长久以来，生命便如一条河流，激流曲折，却永远也回不了头。
我们总抓不住一些东西，改变不了一些事物，美丽的背后也有诉说不完的苍凉。就像翠翠这样明媚的孩子，最终也只得在江畔孑然一身独自的痴痴盼想。
这里的忧愁是一滴化不开的墨，滴到心上，纠缠不止，然后风干，凝结在那里，无法抹去，只有那澄明的江水，依然诉说着那些古老的故事……
篇6：浅谈《边城》的艺术成就(网友来稿)
浅谈《边城》的艺术成就(网友来稿)
陕西商洛 龙国利
《边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独运匠心结撰至思之作。在这部中篇小说里，沈从文不仅由衷地缅怀了边地过去民风的淳朴，如画地描绘了川湘边境那个苍崖翠竹、白塔与碧溪和往返的渡船交相辉映之美的风景，而且如歌似泣刻画出了生活在那小山城附近劳动人民之间的人情美、人性美。《边城》的艺术成就是相当突出的：
首先是其强烈的抒情性，营造了小说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作品的诗意主题、清新明丽的湘西风光描绘、撩人情思的风俗风情展示及人物身上寄予的理想主义人性美，构成了浪漫主义的内涵。作者正是因为反感于都市的污浊和“衣冠社会”人性的丑陋，才刻意倾心地描写湘西社会的安宁静谧纤尘不染，赞美湘西儿女们善良正直古朴天成的美好天性。作品要传达的是作者的衷心期待与善良愿望，因而也就具有了诗性气质。而作品中人物共同具有的完美品格与人性，则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彩。小说里精致描摹的自然美景，也与人物的.美好品性相映生辉：赛龙舟，摆渡船，提亲事，唱情歌等风俗风情既是实写，又洋溢着一派浑朴温情的韵致。
其次，小说自然流畅的情节构思如一江春水，万里无痕，却又依势赋形，将矛盾冲突弯曲盘旋得恰倒好处。作者对于情节的熟练把握，似一位丹青妙手，在画布上随意涂檫，每一段情节都是在势所必至时展开，于理所必然时收束，张弛有致，动静相宜。作品的结尾采用了西洋小说中常见的开放式结构，以翠翠在白塔下渡口边守着渡船等待傩送归来作结，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让无数读者心中留下永远的痛。
第三，小说的语言融合了方言、文言和古典白话小说的语式组合而成，具有一种独特韵味。如：“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翠翠还记着先前祖父说的笑话。耳朵又不聋，祖父的话说的极分明，一个兄弟走马路，唱歌来打发这样的晚上，算是怎么回事？她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这样的语言特点人们自然能够体会。
作者邮箱： lgl8851@slzx.cn
篇7：论浮雕艺术
论浮雕艺术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人类建造着自己的艺术宝库，古老的文明留给我们丰厚的艺术遗产。作为一种人文创造，浮雕始终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丰富着人类的历史与文明；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浮雕与其它艺术形式一道，以它的发生发展记载、构筑着艺术的演进轨迹与繁荣景象。
一、浮雕的概念和特征
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刻出凹凸起伏形象的一种雕塑，是一种介于圆雕和绘画之间的艺术表现形式。
浮雕的空间构造可以是三维的立体形态，也可以兼备某种平面形态；既可以依附于某种载体，又可相对独立地存在。一般地说来，为适合特定视点的观赏需要或装饰需要，浮雕相对圆雕的突出特征是经形体压缩处理后的二维或平面特性。浮雕与圆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相对的平面性与立体性。它的空间形态是介于绘画所具有的二维虚拟空间与圆雕所具有的三维实体空间之间的所谓压缩空间。压缩空间限定了浮雕空间的自由发展，在平面背景的依托下，圆雕的实体感减弱了，而更多地采纳和利用绘画及透视学中的虚拟与错觉来达到表现目的。与圆雕相比，浮雕多按照绘画原则来处理空间和形体关系。但是，在反映审美意象这一中心追求上，浮雕和圆雕是完全一致，不同的手法形式所显示的只是某种外表特征。作为雕塑艺术的种类之一，浮雕首先表现出雕塑艺术的一般特征，即它的审美效果不但诉诸视觉而且涉及触觉。与此同时，它又能很好地发挥绘画艺术在构图、题材和空间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表现圆雕所不能表现的内容和对象，譬如事件和人物的背景与环境、叙事情节的连续与转折、不同时空视角的自由切换、复杂多样事物的穿插和重叠等。平面上的雕凿与塑造，使浮雕可以综合雕塑与绘画的技术优势，保持手法上的多样性和多样化。二维空间中的透视缩减，陪衬主体形象的背景刻画或虚拟，使浮雕的塑造语言比之其它雕塑尤其是圆雕，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同时也不失一般雕塑的表现性。
压缩空间的不同程度，形成浮雕的二种基本形态――高浮雕和低浮雕。
高浮雕由于起位较高、较厚，形体压缩程度较小，因此其空间构造和塑造特征更接近于圆雕，甚至部分局部处理完全采用圆雕的处理方式。高浮雕往往利用三维形体的空间起伏或夸张处理，形成浓缩的空间深度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浮雕艺术对于形象的塑造具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和魅力。法国巴黎戴高乐广场凯旋门上的著名建筑浮雕《1792年的出发》，是高浮雕的杰作。艺术家将圆雕与浮雕的处理手法加以成功的结合，充分地表现出人物相互叠错、起伏变化的复杂层次关系，给人以强烈的、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感。
浅浮雕起位较低，形体压缩较大，平面感较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绘画形式。它主要不是靠实体性空间来营造空间效果，而更多地利用绘画的描绘手法或透视、错觉等处理方式来造成较抽象的压缩空间，这有利于加强浮雕适合于载体的依附性。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亚述人，大概是最善长于用此手段进行艺术表现的艺术家。在一系列的“亚述人狩猎图”中，他们很好地运用浅浮雕手法，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地表现出充满生气的艺术形象，并以复杂的动势贴切地展现出人物和动物的内在情感。
浮雕空间压缩程度的选择，通常要考虑表现对象的功能、主题、环境位置和光线等因素，其中环境与光线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优秀的雕塑家总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从而使作品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
在充分表达审美思想情感的基本创作原则之下，浮雕的不同形态各有艺术品格上的侧重或表现的适应性。一般地说，高浮雕较大的空间深度和较强的可塑性，赋予其情感表达形式以庄重、沉稳、严肃、浑厚的效果和恢弘的气势；浅浮雕则以行云流水般涌动的绘画性线条和多视点切入的平面性构图，传递着轻音乐般的平和情调和抒情诗般的浪漫柔情。
雕塑艺术的发展使圆雕日益强化了它的相对独立性，相比之下，浮雕虽然更多地受制于一种依存关系，即对“平面”或“墙面”的依赖，但其独特的表现特质和丰富的雕塑性造型手段仍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而且，其审美特性在现代艺术革命的促进下，也日益强化了它的相对独立性。对固定“墙面”的依赖性和适应性，在现代浮雕上已不再象古典浮雕那样显得那么地强烈、拘谨和不可动摇。对现代浮雕而言，作为载体或环境的“墙面”是自由的、可选择的，它因此具有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
二、浮雕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艺术一直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现象还无法正确地解释，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原始雕塑艺术也作为祭祀信仰、崇拜观念的体现方式或表达形式而得以发展。山洞中的原始岩画和雕刻，最初表露出浮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
人类的物质生活，往往影响到精神上的表现。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狩猎采集生活所接触的自然对象，把它们描绘成平面的绘画，以表达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关切。当人们发明线刻，意欲以岩石等硬质材料固定和保存这些形象时，最初的浮雕便产生了。随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了暗影表现法，逐渐由平面形相的涂绘进到对物象体积的关注。这种关注以及采用各种材料来达到体积表现的造型实践，促进了圆雕最初的发展。
原始时代的岩画、线刻，无论是模拟自然的写实物象或是装饰性的图案，其描写方法或造型模式多大同小异。尼罗河流域及地中海东部，各洞穴中所发现的线刻，其方法皆是先大略勾勒外面的形廓，然后予以着实的描写并刻成线形。随制作工具的发展，浅浮雕性质的岩刻也受到相应的促进。中国北方的原始游牧民族在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留下了大量记载他们生活历史的岩刻（或岩画）。这个地区的岩刻特点是，写实性强，多以牛、马、山羊、鹿、虎、豹等野兽和家畜为题材；原始艺术家们将图形绘于致密光洁的黑石上，后用专门磨出的尖锐硬石刻出图形，成为石刻浮雕艺术的早期表现。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与制陶相关的塑造技术和装饰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雕塑形态的发展。除彩绘线画外，不断推进的陶器装饰还发展出具有雕塑感的装饰形式，出现了立体的印纹、划纹、刻纹和堆纹等，甚至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陶质圆雕、浮雕或透雕。考古资料表明，与石雕一道构成原始雕塑的丰富面貌的陶塑包括泥塑，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欧洲中部西部以及中国等广大的文明区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浮雕艺术逐渐走向繁荣。在许多文明古国，为祈求死后永生而修造的陵墓，为祭祀祖先神灵而营建的庙宇，以及为颂扬帝王功业而树立的纪念碑，无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浮雕这种兼具雕塑的实体性和绘画的叙事性的表现形式，很大程度地适应于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取向，它为表现人们想象中的神圣世界或伊甸园般的天国理想，以及记录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方式和广阔的天地。
公元前25世纪，埃及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大量的浮雕被用来装饰陵墓、庙宇和纪念碑。埃及人创造性地运用了三种典型姿态（①全部的正面；②绝对的侧面；③俯视的顶面）来塑造浮雕人物形象，努力营造一种静穆、神秘与威严的气氛。“纳米尔石板”的浮雕风格形式，标志着影响持久的埃及艺术程式的形成。其单纯简练的曲线造型和几何因素，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已趋于完善。有力的线性的塑造，使浮雕与题目、铭文的刻划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里，硬直的阴刻线条强调了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动势”，而不再局限于再现一个现实化的形象和场面。
西亚的两河流域，孕育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浮雕艺术在两河流域的各个王国中呈现出不同风貌，而亚述王国的浮雕无疑达到了最高峰。亚述浮雕遵循叙事原则，以宏大的构图和细腻的刻画，铭记了国王的伟大功业和历代王国的兴衰荣辱。写实风格的《纳拉姆辛纪功碑》朴素而庄严，其构图巧妙，人物安排得当，对国王、侍从和敌人都作了出色的描绘；对体积感的强调和肌肉的夸张表现，赋予浮雕形式以遒劲而蕴藉的张力。《受伤的牝狮》也是亚述浮雕的代表作，它以生动准确的线条，精妙地把握住感人的瞬间动态，充分显示了亚述艺术家刻划形象、渲染气氛的高度才能。新巴比伦时期的琉璃陶浮雕，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与亚述王国的平面式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它以高浮雕的形式来塑造形象，然后再施以釉色装饰，这使得造型主体更加生动且具有真实感。新巴比伦的琉璃陶浮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亚述的艺术传统。
希腊古典雕塑是西方雕塑艺术的典范。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建造大规模的神庙是出于对神的崇拜，这些神庙成为浮雕的主要载体。公元前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的古希腊开始大量地运用浮雕来装点城市和建筑。包括三角楣墙雕刻、浮雕间板和饰带浮雕在内的巴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艺术，无疑是希腊古典雕刻遗迹中最伟大的作品。楣墙雕刻的高浮雕近乎于圆雕，；占据饰带矩形空间的是为数不少的浮雕间板，它们描绘了勒庇底人和堪陀儿、神祗和巨人、希腊人和阿马戎人的战斗场面。这些显然出自不同学派艺术家之手的浮雕间板，尽管雕刻风格和手法各不相同，但都能将多样丰富的内容巧妙、得体地安排在特定的平面空间中，没有生拼硬凑之嫌。饰带浮雕象间板浮雕一样，沿着建筑向四面伸展，规模宏大。《游行行列的骑手》对透视缩短理解得更为完美，表现技法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如恰当地缩小形象的最远的部分，而凸出的部分却保持高度上的一致；形象之间用相互穿插、依偎、重叠的方法，连续地传达浮雕的深度，以造成人的错觉。这种不断成熟的错觉深度的表现技巧，在珀加蒙的宙斯与雅典娜祭坛浮雕饰带《神祗大战巨人》中发挥到了极致。近似圆雕的高浮雕手法和渐远形体的大小交错排列，最大限度地暗示了空间的深度，整个构图形式则给予观者以强烈的运动感和冲击力。希腊浮雕艺术建立在卓越的写实基础之上，其人物造型结构严谨，解剖准确，表现出希腊人在写实造型方面的高超技巧。希腊人有注重“逻辑”和“求真”的传统，他们的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逐步找到了描写自然的方法。希腊早期的雕塑，衣服通常用凹线来表现，随着求真的发展，这些衣纹变为凸起的造型线，传统的二度空间被三度空间所取代。古希腊浮雕为西方艺术创造了一种美的典范，并在西方艺术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浮雕艺术以装饰形式在礼仪性器物上获得突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周青铜器上的浮雕装饰纹样，它“以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现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感情、观念和理想。”（李泽厚语）“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最有特色的一种浮雕装饰样式。作为平展的兽面纹，它以鼻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形象十分地图案化，雕塑技法的运用使之在器表的平面上表现出一种浑厚、凝重的立体效果。中国古代浮雕艺术的繁荣，集中体现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魏晋以后佛教造像与陵墓建筑之中。两汉时期为数众多的画像砖，是中国特有的浮雕艺术样式。它把叙事性和表现性统一起来，以生动的情节和传神的塑造，对当时的社会风俗、生产生活场面和神话故事予以形象的描绘。它的造型手法具有写实性，但其构图和空间处理却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方法，因此在把握对象方面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自由。画像砖中最常用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是“平面浅浮雕”，其一般做法是在印模压印出的凸起却细腻平整的画面上再加刻阴线，勾勒出画像的细部，穿插其中的面和线使造型形象丰富而生动。对中国浮雕艺术而言，作为造型语言的“线”的大量运用，是富有审美表现力和民族气质的特点。除汉画砖外，西汉的石刻艺术如陕西霍去病墓的石雕，也呈现出线性表现的重要特征。在这里，线比立体块面具有更大的灵动性和流动感，通过雕刻线条的运用，浮雕和圆雕结合一体，带给人以巨大的力量感、运动感和扩张感。东汉的墓室石刻艺术，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浮雕艺术的基本面貌。尽管它在内容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其雕刻技法或手法却变化较多，或剔地平雕阴刻，或剔地浮雕阳线，十分注重线型的凹凸处理，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和聪慧才智。
在古代印度，最受重视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雕塑。浮雕形式成为寺庙雕刻的主要装饰手段。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巴尔胡特宰堵波的围栏浮雕，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以线刻为主的浅浮雕，丰富内容的形象挤满了画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充实感和独具匠心的构图处理。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获得了艺术上的表现自由。作为神圣的象征，理想的人体造型为印度和古希腊人所认同，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强调人体的肉感，坦诚接受并歌颂肉体的存在。《约克西像》以优美的S形曲线，体现了合乎印度审美规范和艺术程式的标准的女性人体美，象所有代表印度教或佛教信仰的神像一样，该作也表露出惹人注目的性特征。这一切构成并赋予印度浮雕以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致上，柬埔寨浮雕艺术比它的印度原型更强调抽象性。偏爱对称而不喜欢有机的线条，造型以近乎几何形的对称为主要特色，这种特质似乎暗示着有别于其它宗教体制的思想信仰上的奥妙与神秘。柬埔寨的浮雕艺术较少印度式的肉体真实感，它似乎更加关注超越尘俗的神圣力量。在东南亚，吴哥浮雕所显示的高超技巧和艺术倾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以墨西哥为中心遍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早已闻名遐尔，在那里，浮雕以其独特的形式装饰着巨大的神庙建筑。玛雅的装饰性浮雕，将政治变化、宗教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复杂场景，表现于墙板、楼梯、门楣及方柱 。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古典艺术不同，玛雅文化的这些浮雕作品，有一种方正的块状感和庄重感，加上以剪切手法处理的造型，使玛雅艺术显得十分独特。荣起来。多置于石窟外壁的力士造型，总处在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中，因此浅浮雕显然不如近乎圆雕的高浮雕装饰更为适合。
在欧洲，与中国秦汉王朝遥相呼应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凭借其政治、军事上的天才，创建了庞大的帝国。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讲求实际，从希腊文明中取其所好，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罗马人的浮雕艺术延续着东方和希腊的古典法则，他们为庆祝胜利高奏凯歌修筑起凯旋门和纪念碑，并使之遍布浮雕饰带。象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图拉真纪念柱》等最富罗马特色的浮雕代表作，对于罗马人来说，无疑充分地满足了他们叙述帝国故事的爱好和热情。为纪念图拉真皇帝的功绩而建造的《图拉真像柱》，柱高27米，1米宽的浮雕饰带围之盘旋23圈，它完整地叙述了图拉真征服达西亚人的战斗故事。雕塑家将希腊艺术几百年来的技法和成就都用在这些战功记事的作品之中，但罗马人为使后人牢记其功德，而强调清楚的叙事和全部细节的准确表现。艺术的性质出现了某种改变，其主要目标已不再是和谐、优美和戏剧性的表现。与纪念柱同样著名的《和平祭坛》，在浮雕的技巧上略有突破。罗马艺术家在处理空间和深度上比希腊古典艺术家有所进步，如祭坛浮雕，他们处理平面化人物背景的柔软性，在技术上更到位些，几乎把后面的人物消失在背景之中的处理手法，将前面的人物浮雕层次托得更高。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基督教的盛行，使欧洲中世纪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多为建筑装饰的哥特式雕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随宗教观念由“神圣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建筑雕饰也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并逐步从墙面上独立出来，促成了新的雕塑风格的形成。这种风格突显于法国沙特尔教学正门上的浮雕，其人像比例适应建筑柱身形状的要求，形体被极度拉长，形成瘦长清秀的风格。裹住柱身的人像浮雕，头部探出柱身，浑圆且真实，它们不再是浅浮雕，而是几乎独立于柱头的高浮雕。这种力图摆脱建筑框架制约的尝试，使以后二、三百年的法国雕刻走向真实的空间和真实的生命。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佛教盛行的中国隋唐，石窟造像的营造和布局，为浮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使这一时期成为继商周、秦汉之后，浮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它的最大突破是，变从前的浅平线刻形式为立体而丰满的高浮雕。
中世纪热带非洲的浮雕艺术，可以与世界各国同时代的浮雕艺术相媲美。它们通常以雕花的门窗、浅浮雕和铜质饰板等形式出现。它们对宗教生活保持着某种独立性，不属于崇拜观念的产物或注释。虽不具备建筑特征，可它们与建筑或与王宫和圣殿建筑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镶板》一作，在其中央的一位女性形象，是以近乎圆雕的手法雕刻的，性的特征被突出地加以强调；背板所刻满的几何形纹饰可能代表这样一些象征意义：三角形表示三位一体神，棱形代表女性特征。在这里，尽管意义是具体的，但其符号形式却是抽象的。贝宁的青铜饰板《将军与士兵》，严格遵循对称原则来构图，其变化因素在于装饰纹样的区别。雕塑的主体部分采用近于高浮雕的手法，突出了所要强调的中心人物。饰板上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手法处理的细部装饰，将青铜铸造的精致性予以充分的发挥，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文艺复兴时代，在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表现性艺术的新艺术风尚应运而生，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人生和社会生活，努力将科学、艺术结合起来。雕塑家以理学的明智去认识世界，在肯定希腊、罗马写实雕塑的基础上，注重透视、解剖等科学的艺术研究，促使浮雕艺术日趋发展和繁荣。由吉贝尔蒂所作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天国之门》，运用科学的透视学原理，巧妙地将绘画透视法跟雕塑的主体空间效果相结合，其中背景部分的建筑物几乎是以画家的单一视点透视法来构成的。浮雕下部的人物采用了高浮雕形式，一部分人物的头部甚至被处理为圆雕。这种由高浮雕向浅浮雕过渡的表现形式，被艺术家运用得自然、妥贴和悦目。这一时期，浮雕线性透视技法的发现，使西方浮雕写实技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多那太罗在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中，通过运用绘画性的线性透视方法，对其背景作了引人注目的实验，即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用制造空间深度错觉来取代中世纪绘画或浮雕中的平面装饰效果。这种背景处理方法，成为西方美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色。
16世纪法国在浮雕方面的突出代表首推让・古戎。他的浮雕《无罪的喷泉》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既有古典韵味，又富有人情味。作品中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的冲击，是对人和自然的赞美。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艺术家们，面对前人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不得不试图以形式上的创新去进行超越。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的扩展及资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城市文明的进一步繁荣，促使浮雕艺术在建筑、园林、广场、街道等方面以持续的发展向前推进。
《1792年的出发》是雕塑家吕德为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创作的高浮雕。与凯旋门上的其它三块主题浮雕相比，它显得更为庄严、雄伟。雕塑家巧妙地运用了联想与照应的处理手法，通过一面向前迈进，一面伸手向后召唤的自由女神和蓄鬓男子的动势，让人们自然地感受到跟随其后的人流；由于运用照应手法把人群分上下两层，越发使人感到他们向前的运动是急速有力和真实的，以至造成雕像人物似乎要走出墙面的感觉。《出发》是这一时期法国浪漫主义雕刻的典范之作，采用类似手法的作品还有吕德的学生卡尔波所作的《舞蹈》，它们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仅善于处理雕塑的动态节奏和起伏变化，而且能很好地适应建筑墙面的整体。这一切突破了古典浮雕稳定而又显死板的格式，使浮雕在有限的空间中具有无限的活力与生机。
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受工业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 ，传统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受到挑战。在变革的形势之下，各种主题的浮雕纷纷脱离所装饰的主体而趋向独立发展，风格形式日趋多样化。
法国雕塑家罗丹，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地狱之门》。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地狱之门》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但整体看去，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充满运动感，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当作品第一次以独立的石膏代替品竖立在巴黎公共广场的时候，竟遭至巴黎美术学院学生们的攻击，以至砸成上百碎片。今天，当人们由衷地欣赏罗丹的作品时，是很难想象作者当年受到怎样的冷遇和指责。但历史最终选择了罗丹，这真是很有嘲讽意味的。
在浮雕领域，罗丹的学生布德尔表现出了比先生更具挑战性的形式探索和实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的浮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石窟造像的兴起为浮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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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飞天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显示了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接受。（图6―23）其飘逸的动势以及极富节奏和韵律感的飘带，体现了中国浮雕以线造型为主的风格。三度空间所特有的体积感、重量感，在这一时期的浮雕上显现出增进表达深度和造就凝重气氛的优势。魏晋的飞天浮雕形式，初步表现出对深度的探索。魏晋浮雕艺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把以往那种近乎于平面的线刻形态，发展成突出主体的丰满浮雕。这里所表露的、出于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佛的庄重之需要的对“体量” 的兴趣，使天王、力士造像随后大大地繁践。他吸收埃及、印度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雕塑的装饰特性，强调在浮雕上追求建筑感，注意将建筑中的构成因素运用到浮雕中去。他的浮雕作品总是将背景进行平面的几何化处理，简洁、概括、方直的塑造手法和风格面貌，形成了布德尔雕塑语言独特性。浮雕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圆雕愈益趋向独立发展的革命性变化，浮雕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与绘画、圆雕一样，这一时期的浮雕艺术受到众多流派风格的影响，象征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等等，在浮雕领域都有所表现。就整体而言，最近一百年间的浮雕艺术呈现二大走向。一种沿着罗丹的路线继续推进，大体属于写实范畴。一批卓有成效、影响广泛的雕塑家活跃其中，如布德尔、马约尔、柯勒惠之，麦尼埃、贾克莫・曼组、奥古斯丁基奇以及稍后时期的乔治・让克洛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中，他们始终坚持作为雕塑传统的体量和具象形式，同时也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接触到的新思想，进行各有特色的现代风格形式探索。一种则另辟蹊径，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汇集诸多流派或主线的庞大队伍，他们以趋向多元化极端的各种形式探索，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高更、马蒂斯、阿尔普等一批雕塑家，于20世纪的初期将绘画上的革新实验引入雕塑领域，为现代浮雕突破传统体量观念的空间拓展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世界浮雕艺术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浮雕艺术是在继承、借鉴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都对浮雕艺术建设与探索做出过值得记取的贡献，毫无疑问，来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都为浮雕艺术的未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浮雕的表现样式与风格类型
（一）浮雕的表现样式
试图对浮雕的样式进行分类，可以说是很困难的。在古今中外的漫漫艺术长河中，浮雕的样式早已呈现出纷繁多样的面貌，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浮雕的内涵和外延更趋宽泛。在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已经了解和掌握的资料，从浮雕的从属性、空间性及实用性几个方面，对它的表现样式，作一粗略的划分和梳理。
1、建筑装饰浮雕
建筑装饰浮雕是指依附于建筑，为配合、适应并装饰建筑表面空间而存在的浮雕形式。根据建筑物的功用性及装饰角度和装饰部位不同而又可划分为纪念性、主题性和装饰性三种浮雕类型。
（1）浮雕的创作要适应建筑的需要，同时也应充分展现自己的独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纪念性和主题性浮雕多遵循叙事性构图的原则，并含有指示象征意味。它适应着纪念性建筑深远意义的表达，具有延展建筑精神的作用。它为表达人们某种向往、崇敬、膜拜的情感，以及记录重大事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形式也由古至今，不断被使用和发展。
在雕塑史上，纪念性浮雕在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它常被用在为死后希望得到永生而建造的陵墓中，更被广泛地应用于为祭拜祖先、神灵而建造的庙宇以及为庆祝胜利或举行盛典而建造的纪念碑、纪功柱和其他纪念性建筑上。如古希腊的雅典卫城，罗马、巴黎的凯旋门及纪功柱；还有埃及、亚述神庙前的石门、石柱、方尖碑；还有古代中国龙门、云岗等的石窟造像，以及随处可见的牌坊、华表。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古代文明的这些纪念物，往往将建筑、雕塑、浮雕和绘画综合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传统的纪念性浮雕的面貌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改观，但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那些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为题材和反映人民社会生活为主题的大型纪念性、主题性浮雕，以其特有的感召力和震撼力而为世人注目。例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英雄纪念碑》和《胜利纪念碑》等纪念碑综合体，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另外，在东欧许多国家和中国，由于相当一段时间内积极提倡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鼓舞号召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艺术创作成为表现和宣传这些内容的重要手段，因此纪念性、主题性浮雕艺术便有了丰厚肥沃的土壤。浮雕所具有的叙事性功能的优越性被充分地展示了出来，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不断创新发展。诸如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念性浮雕等。1958年在天安门广场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上的汉白玉浮雕即讴歌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奋斗牺牲和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雕塑的经典之作。
1999年，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全体教员共同参与、创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群雕》，立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在研究古今中外纪念性雕塑形式的基础上，从本土艺术传统中特别是传统木刻浮雕中，借鉴到能有效解决群雕造型关键点的散点布局结构和压缩叠加的构形方法，以巨大的时空转换和自由性情景性描述的兼容，满足了群雕大跨度、大容量的叙事要求。该系列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发挥高浮雕、浅浮雕等不同语言的塑造优势，显得生动而活泼；还通过盘旋流转的造型布局，造成既无主次面之分而又连续不断地有机整体感，让观者在环顾中感到无穷的兴味和深远的空间效果。抗战组塑的.突出成就，在于打破了西方化的纪念碑浮雕模式，在借鉴吸收中国传统表现技法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当代纪念性浮雕创作的新领域、新纪元。
（2）作为对建筑妆点美化的装饰性浮雕来说，同样更多地依附于建筑主体并因此而存在。装饰性浮雕，一般总是雕刻在某座建筑物的部件或局部的表面，例如门框、窗边、梁柱、墙面、转角等或其它建筑物的表面。巴特农神殿的三角客墙和长浮雕饰带；巴黎凯旋门的浮雕和法国阿尔弗雷德、穰尼埃设计的巴黎现代艺术馆浮雕，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装饰性浮雕与主题性和纪念性浮雕的区别，主要在题材的处理和意境的表现上。装饰性浮雕一般不重情节描述和叙事性，也不着意于表现重大主题，而更多地是追求抒情性和赏心悦目的形式感，内容形式和装饰部位也相对地自由和活泼。它更强调对装饰对象的依附和烘托，更强调空间形态上的适应性功能，以及对平衡、对称、条理、反复等形式美的规律和装饰艺术语言的运用。20世纪以来，装饰浮雕的风格经历了从简约、抽象到多元繁荣的变化过程，被广泛地运用于城市建筑空间，起到了装饰建筑、美化环境的作用。
2、架上表现性浮雕
架上表现性浮雕是指依赖于建筑而存在，更注重雕塑家个人情感与观念表达的一种浮雕类型，它可作为架上陈列也可独立置放在特定环境中，在空间表现上独立性较强，题材表现也非常广泛，是一种较自由的表现形式。
随着艺术家对雕塑空间探索的不断拓展，浮雕这种形式已不再完全作为建筑装饰附属物而存在，而是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展现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罗丹的作品是架上的，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家，他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均衡方式的纪念性浮雕的实体和空间概念，预示和启发了现代浮雕对新的空间概念的认识，其意义是深远的。对雕塑空间的重新认识，形成了20世纪以来
浮雕艺术的多元、多种形式并存的态势。浮雕在和圆雕的手法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中发展。实际上在中国汉代的霍去病墓石刻群像中，已经出现过类似形式。布朗库西的《吻》在技法上就是以浮雕的表现技法赋予了雕塑强大的生命力的表现。浮雕的意义已不再仅仅通过纯浮雕形式而体现。
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浮雕更多地存在于个别雕塑家的作品当中，浮雕作为独立的雕塑形式发表使浮雕更能展示其自身的存在价值。立体主义的一批雕塑家如杜桑・维龙利普希茨、亨利・劳伦斯等等都创作了大量的架上表现性浮雕。利普希茨的作品把立体主义绘画的原则运用于雕塑，从比较单纯的几何形体出发，分割并穿插成人形。他尝试着实与虚的颠倒，探索着形体与空间的互相渗透，显示出一种复杂的情绪和个性。劳伦斯的作品受毕加索的影响完成了一系列陶土、青铜、木材与石材的浮雕，其特点是将美丽清雅的色彩融合进低浮雕。色彩对于劳伦斯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许多立体主义雕塑家都探索过色彩，就像立体主义画家追求浮雕和拼贴效果一样。劳伦斯认为色彩对于雕塑的功能，在于消除雕塑上光的变化，使雕塑具有它自身的光泽。
马蒂斯的作品《背・第5号》就象在他的野兽派绘画中一样，统帅其雕塑的是所谓“阿拉伯风”，即一种线条的观念和装饰的观念。4件“背”的作品反映了马蒂斯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倾向和心态的转变，所追求的是平衡、纯洁和宁静境界。
让・阿尔普和本・尼克松的浮雕都属于抽象形态，都被一种坚固形体的限制所支撑，却基于不同的前提。前者是“自由浪漫”的，后者是“古典持重”的。尼可松的《彩绘浮雕》是在蒙德里安的传统中完成的几何抽象；而让・阿尔普的“自由形式”则来自于达达派的艺术信条。阿尔普一直采用新奇的手法创作，并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创作抽象的浅浮雕、抽象拼贴画、着色木质浮雕，创造了一种简单而富有韵味的、具有隐喻和象征性的优美而单纯的形式。
奈薇尔逊的集合艺术风格是独树一帜的。在《天国大教堂》中，他把现成的物体和各种形体的箱子以格状分割排列，组织并堆积成一堵大规模的“浮雕墙”，构成一个抽象图案般的整体效果。旧木作的精细雕琢给作品增加了一种罗可可式的优雅，仿佛是对过去时代的辉煌文明的重新发掘和缅怀。
同样风格的雕塑家还有法国的阿曼，他创作的作品《长期停放》 是一个嵌进了60多辆汽车的方体水泥柱。作者没有肢解和破坏对象，而是把完整的旧汽车等物品集合起来，构成一件独立的浮雕作品。
波普艺术家西格尔，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浮雕作品，他表现的对象是人体，但他采用的手法是直接从活人身上翻制，材料是石膏，道具通常是现成品。他有意保留下翻制的痕迹以及石膏的质感和颜色。以期既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又保持作品与现实的距离。他把雕塑当成一种整体环境来考虑，不仅建立起了一种具有波普艺术内容的独特雕塑风格，而且积极地推动波普艺术向环境艺术深入。
现代艺术的发展，促使艺术形式日趋繁荣和丰富。相对独立的浮雕语言和形态的形成，为架上表现性浮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功用审美性浮雕
功用审美浮雕是适应、并装饰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一种雕塑形式，它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通常适应大众审美心理，适合工业和手工业生产，是物质生产与精神表述的综合产物。一般情况下它完全依附于载体，是一种在有规定和有限的空间内进行的艺术创造，但同样也可以表达艺术家个人的审美创造。它是古往今来一直倍受钟爱和重视的浮雕表现样式。
实际上，功用性浮雕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最早的艺术大概都与实用性有关。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民族、不同时期都有大量的功用性装饰浮雕出现。公元前6千～2千年，这种装饰形式就大量出现在不同造型的陶器表面，在实用器皿的外表和局部，以浮雕的形式表现人物、动物和几何形纹饰。商周时代青铜器的装饰，使浮雕的表现技法在实用审美领域推到了高峰，也使浮雕装饰手段成为各时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公元前4世纪出产于多瑙河流域的《包雷斯银杯》，展示了浮雕手段与锻造技术的独特魅力。埃特鲁里亚时期的赤陶《骑士》，以浮雕的几何化造形图案装饰，构成了一个富于装饰性的整体，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和展现了审美和实用功能的结合。
同样的例子在实用器物方面是数不胜数的。在各国的徽章、硬币、纪念币的设计制作中，浮雕形式显示出它独一无二的作用和意义。这类作品虽尺度不大，空间有限，但题材、内容和形式的表现均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我们通过一些章牌雕塑即可感受到其精致和完美的程度。这类浮雕多考究处理手法，做工精细，铸造精良，具有很好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一些现代艺术家从这种形式中得到灵感并大大拓展了其表现空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浮雕在实用功能上的表现潜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实用审美性浮雕也是如此，它肯定会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而得到更大的发展。
（二）浮雕的风格类型
大体上，可以对浮雕艺术的风格类型作以下几种划分：
1、具象写实型
这是一种源自欧洲古典传统尤其是古希腊传统的、覆盖古代和现时代的浮雕风格类型。在整个西方艺术史以至20世纪的世界艺术史上，它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早在古希腊时期业已确立的西方雕塑传统，受古典美学思想支配，始终遵循写实主义原则。其美学理论的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它强调客观真理的存在，追求对现实世界的如实反映或客观再现。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用力发展，古希腊的模仿理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模仿技能不仅仅是一种反映自然的技艺，更是一种揭示自然真实的科学。相应的写实原则要求艺术家限制个人的想象和主观情绪，以便不偏不倚地、冷静客观地对待自然，从而理性地把握世界的真实性。新古典主义继承了这种写实原则，并把自古希腊以来的追求普遍真理的思想加以片面化，强调用单纯的形式、准确的结构、实在的体量、静穆的风格以及更多取自神话的高贵题材，来表现理想化的社会思想主题，追求普遍与永恒的理性价值。
在总体上，具象写实型浮雕吻合于西方雕塑传统和概念的古典内涵以及相应的要求。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雕塑实践，历史地建立起有关雕塑观全部古典内涵。它大体包括：按几何学方式描述的长、宽、高三维形式架构；具有现实占据性的体积和实在质量的封闭静态实体：形体状态模拟客对观对象的自然结构和视觉特征：以石料、青铜等硬质材料为载体，以社会化、理想化的理念为内涵，种种形式要围绕理性规划的中心构成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最终依附于一个更大的具有限定意义的人文空间环境，并与其功用目的保持一致。
雕塑概念的古典内涵构成具象写实型浮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一般地说来，具象写实型浮雕因此所要接受的规范，体现为它针对建构预先规划的中心式雕塑整体和社会化、理想化的理念表现要求，必须以尊为审美标准或原则的写实性塑造手法、合乎主题思想与情节发展逻辑的结构、模拟事物自然特征和状貌的形式、以及切合建筑载体的功用目的与形态品格的风格来展开自己。显然，这一切意味着对它而言的高度的限制性，它在本质上不能与传统规范相悖，否则就是一种不合格的东西。在现代艺术革命崛起之前，这些限制性甚至在最基本的意义上，首先表现为浮雕对建筑、器物等载体的必然依附。这种作为前提的依附性，决定了作为浮雕本体特征的“平面性”――一种从雕塑角度理解的、依然有别于古典绘画平面的“平面性”。
就上述方面而言，“具象写实”作为类型化的浮雕艺术的规定或限制，其含义远不只是风格学或形态学上的，实际上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正因如此，现代艺术运动中的各种雕塑革命和反叛姿态，都把矛头集中地指向这一类型的浮雕艺术传统。就现代艺术实践的实际情形来看，各种雕塑革命所强调的创新理念以及所取得的创新成果，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对这一类型的原则、旨趣和特征的突破来确立或实现的，无论它们是部分的、有限的突破还是全盘的、彻底的突破。
在这一风格类型范围内，还可以析出一种亚型即“写实变异型”。其特点是：在不触动写实主义理念本质和审美理想的前提下，其风格形式上的变异并没有完全背离常规欣赏习惯、放弃视觉形式的还可以辨识的具象特征。这种变异形态，可以包括属于欧洲古典时代的、相对古希腊典型样式的一些非典型的风格形式；还包括属于20世纪的、相对典型具象写实型的一些非典型的风格形式。
写实主义雕塑传统，在20世纪遭到现代主义的激烈冲击。就现代雕塑的整体格局而言，它失去了以往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仅仅作为多元构成的一部分或一种手法。但是，它不仅从未中断，还通过深刻的价值调整，以某种变异的形态不断向前推进。写实变异型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于它不断地适应时代的需求从其它风格中吸收营养以丰富自己，不断革新自己的面貌。艺术家从各种文明文化传统、各个地域或民族的艺术创造以及现代科技成果中汲取营养，在形式结构方面对具象写实造型加以变异，产生出各种新的变体或者说新的风格，运用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等手法强化具象形式的新面貌。
2、具象表现型
这是一种源自西方文明传统之外的所有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传统、覆盖广泛、成分复杂、形态多样的浮雕风格类型。其一般特点是，在遵循人类欣赏习惯、保持艺术表现可以辨识的具象特征基础上，更加强调浮雕空间结构或视觉形象的象征性、寓意性以及种种非单纯审美的复杂社会功能，因此它的风格形式与欧洲古典雕塑传统相去甚远。
纵观世界范围的人类艺术史，在西方文明实行大规模扩张之前，包括亚洲、非洲、澳洲、拉丁美洲在内的各地域各民族的本土艺术创造，早已形成体现自身文化精神和社会生活需要的艺术传统或艺术体系。它们以不可磨灭的文化特性和美学特征，提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话语却与非西方民族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的艺术概念。像许多非西方艺术实践皆有体现的那样，这种艺术概念并不以可以独立看待和单纯把握的艺术性为艺术的本位价值，它强调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全面融入、全面承诺或全面体现，承担社会生活所期望、所需要、所赋予的且又非其不能的价值担待。与其说这样的艺术不存在本位价值，不如说它的本位价值所执不以西方话语的艺术性、而以本土话语的艺术性为据。
就活跃并作用于本土社会生活的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而言，其艺术性体现在一种样式、一种造型、一种结构或一种塑造方式，切实地实现了它的某种或某些价值担待。失去这一定的价值担待，或者所担待的不是社会化的价值，那么，作为艺术形式的上述任何成分，其本身则不足以自立自为，无从可言艺术性。因此，以社会价值担待为本的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总是和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信仰以及伦理道德等广泛的社会实践混合交融、并作为载体或媒介在整合社群、规戒示范、鼓动生产、记述历史、交流思想、传播知识、证明身分、昭示责权、惩罚褒奖、祈禳疗治以及寄情娱乐等复杂的社会功利方面，发挥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大量材料表明，传统非洲艺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果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是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需要，而且这种关联往往以随俗的方式得以实现。原生形态的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是本土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或价值独立性。一言以蔽，这种风格类型的浮雕艺术，是不具有独立性质也不以独立性质为终级价值追求的艺术，它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单纯性、独立性企图。
在遭遇西方文明的分裂力量并受其破坏之前，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性。尽管各民族信仰和文化并不统―，但如同中国人、印度人、印尼人、澳洲土人、玛雅人以及包括巴拉人、多贡人、塞努福人、巴加人、巴库巴人、区卢巴人等在内的热带非洲土人所创造的浮雕艺术所显示的，诸多非西方文明的艺术传统经受了巨大时空跨度的考验，而不曾为政治演变、朝代更替或外族入侵所改变。这是文明活力的使然，是民族信仰和文化内在连续性的使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浮雕艺术是可以诉说一切的语言、沟通一切的途径、体现一切的载体，它被那里的人民视为与普遍灵性打交道的适当方式。
3、抽象表现型
这种风格类型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世界各民族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创造的古典浮雕艺术，也包括西方现代艺术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流行的现代浮雕艺术。一般说来，这种风格类型的艺术造型很大程度地或完全地摆脱了模拟自然对象的倾向，而强调以非具象的视觉形式对人文理念或主观感受的表现；它在形式上的共同特征是，艺术形象失去了可供辨识的具象特征，而多采用抽象的或几何的造型元素来构造。
当然，古典的抽象表现型和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在精神内涵方面却有很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区别。
古典的抽象表现型浮雕，虽象现代抽象艺术一样表现为非具象视觉元素的结构，但它并不取决于单纯的形式趣味和形式法则。它强调并体现“意义”的联结，以“意义”本身的圆满构成为原则。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与纯粹个人的旨趣无缘，其根本来源是以传统风俗信仰为载体的历史性集体意识或社会意识。对于这类浮雕的内在结构，视觉形式元素本身，诸如其性状如何、关系如何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紧要的是它们必须顺应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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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种“意义”的中心需要。我们由许多非西方民族的古典浮雕形式上所感受到的，那种一应的抽象、夸张、变形和概括，都是结构表意化的自然形式效应。对这种古典抽象表现型浮雕来说，其抽象的艺术风格不能仅从艺术风格学上理解，而特别需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把握。它是这类艺术针对“意义”的圆满表达和传递所呈现的一种静态形式特征。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以抽象主义、构成主义为主体的现代艺术，体现了一种基于非具象倾向的广泛艺术思潮。早在罗丹的时代，这种艺术思潮便从反叛写实传统的细微处悄然滋生。早期现代艺术探索的各种非具象倾向，逐渐形成一种合力或趋势，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形式明确化，抽象主义由此崛起。艺术史家们，大体将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一书的出版作为一个标志，该书首先从理论上论证抽象艺术。在抽象主义的崛起过程中，除康定斯基外，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蒙德里安和风格派集团、塔特林等人创立的构成主义、以及包浩斯学院等个人与集体，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广泛的艺术思潮，抽象主义确立了二十世纪的“抽象艺术”概念。它的含义一般被限定在这样两个层面：“一是指从自然现象出发加以简约或抽取富有表现特征的因素，形成简单的、极其概括的形象，以致使人们无法辨认具体的物象；二是指一种几何的构成，这种构成并不以自然物象为基础。”（邵大箴：《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第232页，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依此，抽象表现型浮雕又有“抽象有机”和“抽象构成”之分。不管在哪一层含义上，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都最能体现现代文明精神，在风格形式上代表着20世纪浮雕艺术的一种主流。
在精神内涵方面，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与古典的抽象表现型浮雕相区别根本点，在于它的非具象视觉元素的结构，多取决于单纯的形式趣味和个人意旨。它所强调的意义表现，更多地是强调个人旨趣的表现，强调艺术家个性或个体生命价值的表现，如罗丹所言“颂扬自己的灵魂”。对于这类浮雕而言，视觉元素的构成形式往往是紧要的东西，它直接体现艺术家的个性，这包括他自己的思想观念、情感情绪和主观体验。因此，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在价值追求和形态面貌上是五花八门、难以理喻的。象所有现代艺术那样，它整体地卷入到反叛古典原则的激烈变革过程，以致很少有某种稳定的风格形式能够贯穿整个变革过程。因此，姑且可以总结的，或许就是一种似乎巳经特化为现代艺术精神的创新姿态本身。它所强调的对一切权威的、主流的或既成因素的否定，是本世纪行如穿校的各种主义流派确立自身的普遍策略。
4、观念综合型
这是一种充分体现现代叛逆精神，力图挑战、突破雕塑以至整个艺术的界限，创造全新“艺术”概念或形态的浮雕风格类型。
就极端状态而言，这种风格类型的前沿追求，已突破界定浮雕或艺术的底线，而消融于难以与现实本身相区别的“身体行为”或“思想活动”。不过，就一般特点而言，这种类型的追求往往不再考虑“具象”或“抽象”、“写实”或“写意”、“再现”或“表现”这类风格或手法方面的问题，也不再计较载体、材料、结构、形态、成品这类涉及艺术的空间存在性的问题，而是致力于“观念”、“创意”、“设计”等思想理念意义的表述与实施，并强调这种表述与实施的完整性、巧妙性、超常性或颖异性。所重的是关联“观念”的“装置”，以及“表现观念”的“过程”。象前一种类型那样，它所表述与实施的思想理念意义，绝多缘自单纯的个人范畴，具有极强的个人主义色彩。目前流行的属于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种种试验，在一定意义上，即还可以从形态上视之为“浮雕”的意义上，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
现代雕塑运动在持续的空间突破中，于80年代进入往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去辨析各种风格间的关系。支持人们作出确切判断的艺术规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已不存在也未再产生。其实，多元化本身已无形地成为反规范的“规范”――任何一种东西，无论它怎样极端怎样地缺乏认同者，只要被谁认作“艺术”它就是艺术。在此情况下，艺术只剩“艺术”这一词语形式，而毫无足以界定它的实质性的内涵。观念综合型浮雕也已处在难以规范和界定的境地，并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趋势中逐渐走向对浮雕自身以至艺术自身的彻底消解。
参考书目：
《世界美术史》 山东美术出版社
《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美国）罗伯特・戈德沃特
《黑非洲艺术》 让・洛德
《世界雕塑全集》 河南美术出版社
《艺术发展史》 （英国）贡布里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装饰雕塑设计》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西方现代美术思潮》 邵大箴 四川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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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论浮雕艺术
论浮雕艺术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人类建造着自己的艺术宝库，古老的文明留给我们丰厚的艺术遗产。作为一种人文创造，浮雕始终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丰富着人类的历史与文明；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浮雕与其它艺术形式一道，以它的发生发展记载、构筑着艺术的演进轨迹与繁荣景象。
一、浮雕的概念和特征
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刻出凹凸起伏形象的一种雕塑，是一种介于圆雕和绘画之间的艺术表现形式。
浮雕的空间构造可以是三维的立体形态，也可以兼备某种平面形态；既可以依附于某种载体，又可相对独立地存在。一般地说来，为适合特定视点的观赏需要或装饰需要，浮雕相对圆雕的突出特征是经形体压缩处理后的二维或平面特性。浮雕与圆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相对的平面性与立体性。它的空间形态是介于绘画所具有的二维虚拟空间与圆雕所具有的三维实体空间之间的所谓压缩空间。压缩空间限定了浮雕空间的自由发展，在平面背景的依托下，圆雕的实体感减弱了，而更多地采纳和利用绘画及透视学中的虚拟与错觉来达到表现目的。与圆雕相比，浮雕多按照绘画原则来处理空间和形体关系。但是，在反映审美意象这一中心追求上，浮雕和圆雕是完全一致，不同的手法形式所显示的'只是某种外表特征。作为雕塑艺术的种类之一，浮雕首先表现出雕塑艺术的一般特征，即它的审美效果不但诉诸视觉而且涉及触觉。与此同时，它又能很好地发挥绘画艺术在构图、题材和空间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表现圆雕所不能表现的内容和对象，譬如事件和人物的背景与环境、叙事情节的连续与转折、不同时空视角的自由切换、复杂多样事物的穿插和重叠等。平面上的雕凿与塑造，使浮雕可以综合雕塑与绘画的技术优势，保持手法上的多样性和多样化。二维空间中的透视缩减，陪衬主体形象的背景刻画或虚拟，使浮雕的塑造语言比之其它雕塑尤其是圆雕，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同时也不失一般雕塑的表现性。
压缩空间的不同程度，形成浮雕的二种基本形态――高浮雕和低浮雕。
高浮雕由于起位较高、较厚，形体压缩程度较小，因此其空间构造和塑造特征更接近于圆雕，甚至部分局部处理完全采用圆雕的处理方式。高浮雕往往利用三维形体的空间起伏或夸张处理，形成浓缩的空间深度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浮雕艺术对于形象的塑造具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和魅力。法国巴黎戴高乐广场凯旋门上的著名建筑浮雕《1792年的出发》，是高浮雕的杰作。艺术家将圆雕与浮雕的处理手法加以成功的结合，充分地表现出人物相互叠错、起伏变化的复杂层次关系，给人以强烈的、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感。
浅浮雕起位较低，形体压缩较大，平面感较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绘画形式。它主要不是靠实体性空间来营造空间效果，而更多地利用绘画的描绘手法或透视、错觉等处理方式来造成较抽象的压缩空间，这有利于加强浮雕适合于载体的依附性。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亚述人，大概是最善长于用此手段进行艺术表现的艺术家。在一系列的“亚述人狩猎图”中，他们很好地运用浅浮雕手法，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地表现出充满生气的艺术形象，并以复杂的动势贴切地展现出人物和动物的内在情感。
浮雕空间压缩程度的选择，通常要考虑表现对象的功能、主题、环境位置和光线等因素，其中环境与光线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优秀的雕塑家总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从而使作品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
在充分表达审美思想情感的基本创作原则之下，浮雕的不同形态各有艺术品格上的侧重或表现的适应性。一般地说，高浮雕较大的空间深度和较强的可塑性，赋予其情感表达形式以庄重、沉稳、严肃、浑厚的效果和恢弘的气势；浅浮雕则以行云流水般涌动的绘画性线条和多视点切入的平面性构图，传递着轻音乐般的平和情调和抒情诗般的浪漫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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