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异视角下的翻译忠实（精选11篇）由网友“再吃一颗苹果”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延异视角下的翻译忠实，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延异视角下的翻译忠实
延异视角下的翻译忠实
“延异”作为德里达的一种解构策略和书写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同时也拆解了翻译中由来已久的'“原文(作者)/译文(译者)”的二元划分模式,从而颠覆了把“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标准这一传统观念.因此译文不管是在内容上或形式上忠实于原文,都是极难做到的.本文就是从“延异”的角度来解读翻译的忠实,指出翻译其实不必在所谓的原文和译文之间自设二元对立的界限和等级.
作 者：朱林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系,焦作・河南,454000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EDUCATION SCIENCE & CULTURE 年，卷(期)： “”(13) 分类号：G05 关键词：解构主义 “延异” 忠实篇2：文学翻译视角下红楼梦赏析
文学翻译视角下红楼梦赏析
《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它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部着作现在已经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就《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来看,现在主流的译本有共有7种,本文笔者就霍克斯对于《红楼梦》的第二十八回的翻译,管窥蠡测,略探其翻译风格。
一、译者简介及《红楼梦》英译概况
大卫?霍克斯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Waley)的学生,1948年至1951年曾在北京大学做过研究工作。1955年以论文《楚辞的年代及作者考》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教授。霍克斯在进行《红楼梦》的英译翻译的时候把《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分为五卷。第一卷出版于1973年,名为“黄金时代”,共二十六回;第二卷名为“海棠社”,包括了从二十七回到五十三回;第三卷是从五十四回到八十回,名为“预兆”;标题为“泪债”的第四卷包括十八回。最后的二十二回构成了霍译本的第五卷,标题为“梦醒了”。
二、赏析霍克斯的翻译(下简称霍译本)
1、霍译本中语言的运用在语言运用这个层面上,古今中外的译家们都提出过各自的见解,如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鲁迅先生的“兼顾两面”论,钱钟书先生的“化境”,以及英国学者泰特勒的三原则和美国学者奈达博士的“对等”原则。但对于文学翻译来说,仅仅忠实与通顺是不够的,其目标是全面再现原文的审美意义。这样的目标决定了译者的翻译过程也是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霍克斯在对《红楼梦》进行翻译的时候特别注重细节方面的理解和把握,在选词上能够通过使用恰当的词语来描述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在本回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典型的例子。如:在本句“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中的“短命”译者并没有翻译为”short-lived”或者在别的译文中出现的”wretched”,而是使用了”hateful”一词,在展示林黛玉对贾宝玉怨恨的同时又很清晰的反映出其内心世界中对于贾宝玉的爱意。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顺,了解文章中的人物关系,在一些人称代词的处理上,霍克斯直接的把他们翻译为被指代的名字。如:文中的“宝玉向黛玉说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中的“二姐姐”直接被翻译为“Feng”;“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中的“太太,老爷,姨太太”被译为”SirZheng,LadyWang,Mrs.Xue”。
2、霍译本中有关诗词、歌曲和酒令的翻译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矛盾先生认为应该分为三个步骤,理解,印证和表达。理解是掌握原文所要表达的信息,正确的分析表层,挖掘深层。印证既“通过原着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作过程,把握住原着的精神,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表达则是在印证的基础上,运用合适恰当的文学语言,尽可能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形式,风格,使译文达到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再现原着的神韵和语言风格。
然而在《红楼梦》中,诗词,歌曲还有酒令随处可见,如何在领会原着的精神要旨之外,把其神韵、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呢?笔者发现霍译本中霍克斯在对诗词方面的处理也是比较独到的。中国诗词讲究的是句子工整,句式对仗,讲究押韵,霍克斯在翻译“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以及“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两句“葬花词”时,使用“attend”和“end”进行押韵,“fled”和“dead”押韵,比对原诗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中的“痴”和“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句中的“知”押韵,可见译者在处理的时候采用以[d]音结尾的词,和原文达到了一致。又如宝玉的诗,“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霍译本中译为:Flowersinmyeyesandbird-songinmyears,Augmentmylossandmockmybittertears.译者用押韵的”ears”和“tears”的押韵来反衬宝玉诗中的“左右”和“东西”有着异曲同工的妙用!此外,针对本回中的歌曲的翻译,译者在追求音美的同时追求它能给读者带来的感官上的美!如蒋玉菡在他做的酒令中所吟唱的歌曲:“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少配鸾凤,真也着。
呀!看天河正高听谯楼鼓敲剔银灯同入鸳帏悄”原歌中作者使用“娇”“霄”“少”“着”“高”“敲”“悄”几字进行押韵,使得整个歌曲一唱三叹,颇有韵律,霍克斯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则使用“love”与“above”,“sixteen”,“green”和“seen”,“high”和“sky”,“me”与“see”分别押韵,达到了原歌曲的效果。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其形式丰富多彩,如投壶猜枚,联诗对句,拆字测签,猜拳行令等,或遣词造句,或意义通联,或妙语双关,或双声叠韵,或顶针回环。真是变化万千,在翻译本回中的酒令时,译者也通过运用韵律的手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使外国人对中国这一传统的娱乐手段有所了解。
3、霍译本中的文化倾向性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因此翻译需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两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就注定它们之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等。在汉语译成英语时,由于文化的载体改变了,就会出现两种情况:首先,译入语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承载源语种的文化因素,形成词语空缺。其次,译文受众缺乏原文的汉文化背景知识,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译文,造成误解。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对原文蕴含的文化知识在译文中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在对异族文化中容易造成误解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转换,使读者有效地跨越了文化的障碍。
(1)霍译本中有关人名的翻译。在读霍译本的时候,笔者发现霍克斯在翻译人名的时候没有按照一般方法直接地按照汉语拼音进行翻译,而是创造性地在使用更加符合欧美人风格的名字的同时,将名字的寓意翻译了出来。如:贾宝玉的丫环和小厮的名字的翻译“晴雯”被翻译为“Skybright”(天晴),袭人被译为“Aroma”(香气),焙茗被译为”Tealeaf”(茶叶),锄药被译为”ploughboy”(耕童)。通过这样翻译贾宝玉的丫环和小厮的名字,霍译本不仅仅符合了原作名字本身的含义,并且使不具备一定《红楼梦》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在符合其自身的文化习惯的前提下,能够了解着作一定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就是译者对于“琪官”和“紫绡”二人名字的翻译。“琪官”是蒋玉菡的艺名,因此在文中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使用了“Bijou”。“Bijou”一词来自法语意为“珠宝”,通过使用法语单词,译者更好的增加了一定的艺术氛围,也便于读者去识别小说中的演员。关于贾宝玉的另外一个丫环“紫绡”的翻译,“紫绡”是曹雪芹在构思时所想使用的贾宝玉的四大丫环的名字,但是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曹雪芹把贾宝玉的四大丫环命名为“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可以说霍克斯是对《红楼梦》全书有着较为明确的了解和探考,因此在霍译本中把“紫绡”一名翻译为”Ripple”(波纹)。
(2)有关颜色的翻译。霍译本中有关颜色的翻译在本回中体现的并不多,如在翻译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的时候将其译为“GreenDelight”,在提到贾宝玉的丫环红玉和蒋玉菡的大红汗巾的时候转而将“红”译为“crimson”。颜色词“红”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等,然而在英语中,红色则是更多的和暴力、流血联系在一起。霍克斯明确的意识到这种差别,深刻理解“红”的含义,将其译为“green”或者“crimson”,从而避免了与外国文化得冲撞。
(3)霍译本中有关宗教用语的翻译。在本回中有两处提到了“阿弥陀佛”这个佛教用语,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把它们分别译为“BlessednameoftheGod”和“Holyname”。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这两句话是典型的基督教用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比较迷信,一般都信奉佛教,因此在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讲,他们很容易通过对“阿弥佗佛”的用法的理解来明白说话人的心境。但是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来讲,如果把他们译为“Buddha”,他们则可能很难理解。因此霍克斯直接把它们译为为西方人所熟悉的日常用语,以便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文中的本质含义及所想表达的思想。综上来看,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强调对于原文的整体把握,并且渗透了不少文化因素在其中,以便译文受众者更好地理解原着的精髓。
三、结束语
文学翻译不单单是事物概念和情节的记叙,更具有吸引读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不仅要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还要尽可能彻底地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通过对于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英文译本赏析,我们真切清楚地认识到文学翻译的标准,过程,语言艺术及和相关文化的关联。
篇3：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
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
对意义的认识论展开研究是翻译学意义理论范畴最基本的任务。意义的认识论可泛指对意义的认识规律进行发掘研究，也可聚焦于某个实际点，譬如对意义的把握或“意义获得”翻译学意义理论的认识论，这种属于从“自实际出发”到“见实际成果”的理论描写，该理论描写包括意义的基本特征、意义的存在形态以及意义真值的逻辑分析等三个方面。
一、意义的实体性
意义的实体性就是所谓“言之有物”。言之无物，当然是nonsense，这是按常理而言。哲学上的“实体”是一个概念分类的最高范畴。实体可指物质的、非物质的，也可指有感觉的或无感觉的。这些实体一旦进入人类的认识世界，就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和逻辑学家波菲利所构建的一个树形图，哲学界称之为“波菲利树形图”。
根据波菲利的观点，一切概念皆实体，它可以是实的(Branch A)，也可以是虚的(Branch B)。“实的实体”指时空客体，因为它们的存在占有时、空，相当于波菲利的“物质实体”，虚的实体可以叫做抽象实体。抽象实体包括人的抽象概念、理论或科学概念等非物质概念，即柏拉图所谓的“观念或形式的现实本体论”。这一术语又被某些当代西方哲学家作“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讲，他们认为在虚的实体中除了一大批表示性质(如redness)和数量(如“一、二、三”)的形容词、量词和副词可以统称为“质量实体”外，还应包括“理论实体”和文艺作品中的“虚拟实体”。“理论实体”虽然可能还是科学假说，但只要科学理论反映客观世界的实在或现象(如H5N1病毒)，那么理论实体就一定有其指称和意义。“虚拟实体”则是艺术家根据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虚构想象出的某种实体(如“凤凰”、“丘比特”等)，这些概念显然也是具有意义的。
除了有实在的时空实体、可以表示性质和状态的质量实体(常常是可感知的，所以应该归属于“实的实体”)以及理论实体、虚拟实体以外，人的概念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专门用以表示关系的概念，可称为关系实体，包括一切发挥结构功能因而具有功能意义的结构的词(在汉语中称为虚词)和语句的结构机制。因此我们可以构拟一个翻译学意义实体的树形图。
实际上，在意义实体的树形图上与在波菲利的树形图上一样，有些项目很难在两枝之间划出一个绝对的次范畴。奎因也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他看到了这一点，才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柏拉图的实在论立场，提出“对本体论的承诺”的前提，也是明智的抉择。他将“类”(class)的概念引入实体(实在论)领域，从而厘清描述性抽象实体的意义。
二、意义的疏略性
意义这个网络系统具有疏略性，它并不具备细致入微的描写能力，这点可体现在语言的每个层级和每项意义单位。究其原因，首先，尽管人的思维是“非线性的”，但语言这个意义的承载体只能是线性的，也正因如此，语言并不具备与思维比肩的多维描写能力。
其次，就语言意义的疏略性而言，还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语词的有限性以及每个词外延意义的简约型。具体来讲，词汇系统虽具有开放性，但也无法避免某个特定历时和共时位置下词义义项的有限性。人类现在依然无力去用语言描写语言以外世界各种“存在”的特征(如质地、形状和色彩等)。此外，意义的简约性也是其疏略性的必然产物。从负面视角来看，这种简约性备受指责，早已有之，因此才使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用了数百字，以极尽精微之能事来解释一个小词“net”(网)。现代的辞典编纂者也是尽其所能，比如，《简明牛津词典》对“狼”这个词作如下解释：
Wolf：Erect-eared straight-tailed harsh-furredtawny-grey wild gregarious carnivorous quadruped allied to dog preying on sheep etc.or combining in packs to hunt larger animals.(Concise Ox ford Dictionary)
“Wild”(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一个概括词，即便前面加上四组复合限制定语(“竖耳”、“直尾”、“粗毛”、“褐黄”)，语义仍然简约疏略。可见，自然语言虽粗糙朴实，但却植根深厚;虽含混简约，却也丰富多彩。正因为这样，不少西方有见地的语言哲学家指出了对译学的意义理论来说意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不确定性”。
三、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确定性”这个概念而言的，因此，作为意义特征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倡导这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先驱便是皮尔士和奎因。从翻译学视角来看，意义确定意味着可译，不确定则意味着可译性的限度。
符号逻辑学家皮尔士早于19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指号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为两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公理”并予以阐发：前者受“因果律”(the law of causality)支配，后者受“偶然律”(the law of accidental cause)支配。而另外一名倡导意义不确定性的则是现代哲学家奎因。他认为，意义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翻译的不确定性正是源于不同语言对刺激反应在意义和指称的差异。奎因还提出，翻译中要对不确定性原则予以足够重视，这是因为译者通常会认为每个句子表达的意义并无关联，并习惯于将语言结构拆分开来进行翻译，此时对不确定性加以确定尤为重要。
四、意义的游移性
意义的疏略性和不确定性使其也产生了游移(fluidity)的效果，这使得语言意义具有无限能动性。所谓意义的游移性，主要体现在人类可以借由使用赋予词语意义，也就是维根斯坦所说的：
The meaning of a phrase for us ischaracterized by theusewemakeofit.Themeaningisnota mentalaccompanimenttotheexpression.Thereforethephrase“IthinkImeansomethingbyit，”or“I amsureImeansomethingbyit，”whichwehearsoofteninphilosophicaldiscussiontojustifytheuse ofanexpressionisforusnojustificationatall.Weask：“Whatdoyoumean?”i.e.，“Howdoyouuse thisexpression?”
因此，人是语言的主宰者，而非受到语言主宰。英语中早就有“词本无义，义随人生”(Wordshavenomeaning;mangivesmeaningforthem)之说，这非常符合语言的现实。凯撒只用了六个词“Icame，Isaw，Iconquered”来概括其毕生征伐的成就，这六个词的意义可以使人一怔：有人可能会咒骂，也有人可能对其雄心佩服得五体投地。莎士比亚那六个小小的结构词(虚词)“Tobeornottobe”更是拨动了五百年人心，使读者永远不会淡忘那个王子的幽愤。
汉语语义也是如此，意义的疏略性赋予我们更多游移地寓意寄情的机会。如“方寸之地”是指心，“方寸已乱”则指心乱(语出《列子·仲尼》)。不过由于语言符号犹如空框，它可以“尽如人意”地容载它可能容载的“意”，后人也可以撇去列子的比喻而用其实“意”。总之是“方寸地”何止方寸!可以说，意义如果没有疏略不实的特性，人类就不会有诗歌，不会有文学——当然也就不会有翻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现在已经有了六种译式，连武松打虎也有了三种“打法”。
在西方，除了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以外，当代欧洲还有很多知名的哲学家及文论家如利科(Paul Ricoeu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萨特(Jean-Paul Sartre)都极力支持意义的不确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连现代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家都在论证言语交流中语义的游移性问题。
五、意义与思维的伴随性
上述意义的疏略性、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就其深层原因，皆因伴随思维和观念而产生。思维(thinking)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观念(idea;thought)则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伴随”(attending)的意思是意义以其物质外壳(即词语)致力于观念的形成(shaping)。据洛克所言，承载意义的词语通常为一些不够完美(imperfectly)或漫不经心(carelessly)的意指观念，因而出现晦涩难懂或含混杂乱也是在所难免的。
六、意义的逻辑性
我们通常强调语言的逻辑性，其本质实乃意义的逻辑性。皮尔士认为意义逻辑性最需强调是思维的清晰度，他认为概念的内容即使再丰富，倘若逻辑混乱，便是一团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浆”。
符合逻辑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词语意义及搭配符合语法规范及社会语用规范;二是行文的叙述扩展条理和层次分明，二者缺一不可。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将翻译学意义观中的“意义”表述如下：意义是意指(signifying)过程的产物或结果，意指过程是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对指称(包括物质指称、关系指称和抽象指称)的观念化;因此，意义可以定义为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的指称。因此，意义高于指称。
篇4：语用视角下的幽默翻译
语用视角下的幽默翻译
幽默带给人们欢笑,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翻译幽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得以分享幽默.好的幽默翻译,不仅应当译文地道,而且能够准确地传递其中的文化信息,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的.内涵.本文首先探讨了幽默翻译的目标,即语用等值,以及关联理论对幽默翻译的启示.并将幽默分成普遍幽默,文化幽默和语言幽默三种情况.通过分析英汉互译的幽默实例,着重论述了注释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这两种策略在幽默翻译中是可行和值得提倡的.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内涵是幽默翻译成功的关键.
作 者：刘励 刘珊 作者单位：刘励(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430063)刘珊(武汉科技学院外语系,430073)
刊 名：中国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 “”(10) 分类号：H0 关键词：幽默 语用等值 关联翻译 归化策略篇5：理论旅行与翻译延异论文
理论旅行与翻译延异论文
论文摘要：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总是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近代中国风行的西方思潮经过了“理论旅行”，即历史情景和空间地域的迁徙之后产生巨大延异．与其“母本”有所不同。本文以现代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在新时期中国阐释的理论延异为例，探讨翻译延异和“理论旅行”问题。
论文关键字：“理论旅行”；历史情景；空间地域
一、从“忠实”传达到翻译延异
翻译活动以及随之开始的翻译研究已经有千年历史了，但是时至今日。翻译的定义、本质及学科定位仍然人言人殊，未有定论。人们给翻译下过很多定义。也推出过很多翻译标准。从严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信达雅”，到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到国外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ler)有名的“翻译三原则”q)以及奈达(EugeneNida)的“动态对等”虽然说法各有千秋，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都体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的思想，强调一个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传达。着眼于一个“信”字。
自翻译活动和研究开始之初，由此产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翻译标准问题上当然也存在其他声音，比如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他将原作的内容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水果的肉与皮那样不可分离，而到了译作，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却是隔离的．这种隔离导致了原作与译作的差别。他明白指出“‘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呢?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就其原文的诗歌意韵来看，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意义。而是赢得这样一种诗歌的意韵甚至于达到所指的意义受到个别词语的意指方式制约的程度。当人们说词语具有情感内涵的时候，他们通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产成为泡影，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本雅明，)
德里达与本雅明持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眼里。翻译也是一种延异的书写活动。因而翻译对于原作只能是一种“变形”。在其《书写与差异》汉文版面问世时，他对译者张明说：“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
二、“理论旅行”：历史情境与地域空间的转移
就翻译延异问题．本雅明与德里达的'论述主要着眼于语言阐释层面．赛义德批评了语言阐释的泛泛而论．他注意到如果将翻译的延异问题与地域空间的迁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联系起来，无疑将会衍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
直接启发赛义德对此问题思考的是卢卡契…戈德曼事例．即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其人室弟子戈德曼翻译迁移至巴黎后产生的理论延异，赛义德据此提出其“理论旅行”理论。卢卡契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者．戈德曼则是巴黎大学的历史学家．在将卢卡契的理论翻译迁移到巴黎时戈德曼的巴黎语境使其“把卢卡契的造反的强烈敌对意识改变成一种兼容并包的对应性和同源性意识”．将“一时的造反意识在另一时变成了悲剧观念”，理论延异由此产生。对于这一事例的解释赛义德没有跟随语言阐释学派的泛泛而论．而是转而强调理论移动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他说：“我们已经听惯了人们说一切借用、阅读和阐释都是误读和误释。因此似乎也会把卢卡契一戈德曼事例看作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误读和误译的又一点例证。倘若下此结论，那就太让人失望了。”他认为以“那种漫无边际的关于文本间性的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未免空洞，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出现的)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卢卡契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出他关于意识和理论的思想，与戈德曼在自己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把戈德曼的著作称为对卢卡契的误读，随即把他的误读与所谓阐释是误释的一般理论挂起钩来，那是对历史和情境置若罔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卢卡契到戈德曼的变化，引发了赛义德关于理论变异与空间移动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假设一种理论或一个观念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出现了，当它在不同的环境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以至在更为不同的环境中被再次使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能说明理论本身与批判及其界限、可能性和固有问题的什么情况。能表明理论与批判、社会与文化的什么关系呢?”他由此提出了“理论旅行”理论，并具体描述了“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于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抑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三、西方思潮于中国语境中的“理论旅行”
新时期“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涌至中国．风行一时。但是这些理论的最初得以翻译得以引进却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倡者突发奇想对这些西方理论发生了兴趣，而是要借此解决自己的问题。一种西方话语之所以流行于中国，缘自于中国的内在需要，根源于中国的现实，它影响了中国的现实，但同时又为中国的现实所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只不过是被借用来的斗争工具。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和思潮的翻译与引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是作者对沉闷落后的国内主流话语体系的发拨，国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翻译”引进来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并摆脱庸俗过时的艺术成规。“译者”在最初翻译这些术语时，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等种种因素难免会对这些术语的定名和阐述过程产生一定的干涉和影响。难免会根据现实语境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以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和新时期语境．因此在中国形成的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思潮是由中国的语境和新时期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与西方的“原版”有很大区别。理论再次经历了“旅行”，产生延异，不再等同于以前的“母本”。
熟悉了翻译中的这个“理论旅行”理论之后．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理论旅行的过程，而不会天真地认为此理论乃彼理论，从而受到语言能指的欺骗。
比如说我过国的人文主义就与其“母本”西方人文主义有很大差别。在西方，人文主义是与神学主义、自然主义相对存在的。强调的是人的个性解放。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要求实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中国在引进这个理论时更多的将重点放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社会性上，不自主地将其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相联系．使其增添了原本没有的一些要素，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所不同，翻译延异再次产生。
进人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也经过了同样的过程，在历经了大量的翻译、争论及文学实践后，现代主义终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稳固下来了。孰料，此时人们对中国现代主义的身份忽然产生了怀疑。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要素，与西方现代主义相比有很大差距，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现在看来，这些论调只是反应出当时批评家对于翻译的文化间性的隔膜和对于“理论旅行”特性的无知．他们认为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就是西方的“现代派”，其实一个理论在被翻译迁移到新的地域空间和历史情境之后，产生一定延异和变异是再所难免的，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情境自然会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新阐释。由此一来，西方的“modernism”与中国的“现代主义”就具有了全然不同的内涵。
另外中国引进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原版feminism也产生了一定隔膜和差异。西方个人传统中的feminism追求的是超越男权社会的女性独立．但它旅行到中国时，内涵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独立之余，一开始就将女性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强调女性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中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具有了不与男人作对、却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特点和深厚地社会性根源，与西方殊异，这充分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历史情境的改变和地域空间的迁移对一理论的必然改造和延异的力量。
四、翻译过程一“旅行”与延异的不可避免性
有句意大利格言“翻译者即叛逆者”，即通过翻译进行完全对等的转换是不可能的。本雅明说过，诗人的意念是“自发的，原始的”，而翻译者的意念却是“衍生的，观念的”。他认为原作的精神是译文永远不可能全部达到，“尽管我们可以从译文中尽可能多地收集那种主题，并将其翻译过来’，但真正的翻译所关注的那个因素去仍然相当遥远，不可企及。”(本雅明，1999)巴恩斯通(WillisBarnstone)也指出“语言之间的任何穿越必然意味着浪费混乱和重大的损耗。”(Barnstone，1993)另外．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任何理论总是有自己产生和存在的语境与空间，如果强行将其从一时一地迁移到另一时另一地，使其脱离了原来语境的理论，被安插到另一历史情景和空间地域中，产生延异和变动本是难免，更何况还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和重新阐释。西方理论与思潮总是与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过去相关联，而中国则有完全相反的“经验”，即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刘禾，)1995。因此．这些根源与其历史与过去的理论与思潮来到中国肯定会发生延异与变动．并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思想根源相结合，产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西方理论’’与“西方思潮”。
篇6：文化视角下广告的撰写及翻译
文化视角下广告的撰写及翻译
一、引言 文化不仅指狭义上的`文化现象,而且含有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道德和民族特性等因素,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并积累下来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地区间或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广告创作者在撰写和翻译广告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作 者：崔金枝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刊 名：集团经济研究 PKU英文刊名：GROUP ECONOMICS RESEARCH 年，卷(期)： “”(16) 分类号：H3 关键词：篇7：语言学视角下翻译中的语境
语言学视角下翻译中的语境
语境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意义的厘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正确理解语境,才能消除原文本字、词、句意义的模糊性、歧义性与不确定性,才能真实准确地再现原文内容与风格.语境的'划分超出语言本身,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界定.翻译中存在的语境模式和语境的三维层次很好地阐释了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性.
作 者：王艳红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黑龙江阿城,150301 刊 名：边疆经济与文化 英文刊名：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年，卷(期)： “”(1)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语境 翻译 语境划分 语境模式 语境的三维层次篇8：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翻译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翻译
隐喻的翻译需考虑两种文化在认知和思维方面存在的共性和差异.由于人类在认知、思维方面本身存在诸多共性,隐喻的'翻译应尽量采用直译,只有当喻体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存在差异时,方可采用意译.
作 者：张宏武 宋引秀 ZHANG Hon-gwu SONG Yin-xiu 作者单位：张宏武,ZHANG Hon-gwu(嘉应学院外语系,广东,梅州,514015)宋引秀,SONG Yin-xiu(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陕西,渭南,714000)
刊 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 年，卷(期)：2008 23(3) 分类号：H319 关键词：隐喻 认知语言学 文化 翻译篇9：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解读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解读
古今中外学者对翻译的方法和标准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主张各行其是或互为矛盾.关联理论从认知学的角度出发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式,给各类翻译活动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不会自相矛盾.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译者通过重新匹配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实现明示一推理过程、寻找最佳关联性等措施,使直译、意译、替代、直译加注释等翻译方法得到了完美的解释.所以关联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作 者：施建华 孙靖 作者单位：施建华(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孙靖(浙江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刊 名：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INSTITUTE OF MEDIA & COMMUNICATIONS 年，卷(期)： 15(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关联理论 信息意图 交际意图 明示-推理模式 关联性篇10：语用充实视角下的商务翻译
摘要：文章将语际交际中语用充实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商务翻译，首先,译者在理解原商务文本时需进行以逻辑知识、商务专业知识及其它百科知识等语境条件为基础的推理、意义选择与调整，其次，译者须尊重译文的语言规范和商务文化并根据他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的评估，动态地进行译语的选择、调整与顺应，也即寻找原语和译语之间的最佳关联,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语用等效。
关键词：语用充实 认知语境 关联理论 语用等效 商务翻译
一、引言：
语用学对翻译研究尤其是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目的明确的双语交际活动，重在商务交际意图达成的商务英语翻译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可以有效地指导其翻译实践。本文尝试把语用学中关于“语用充实”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商务翻译实践中的语言、文化语用类问题，提出商务翻译中的语用充实是一种商务语用认知过程和翻译重构策略，以期对商务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产生有益的启发。
二、语用充实与商务翻译
在跨语言、跨文化翻译交际活动中会存在如下一些现象：(1) 语言自身的不完备性而呈现出歧义、模糊、指向的不确定等现象 ; (2)语言使用的语境性导致说话人/作者可能省缺某些词汇或结构或蓄意使用带有含糊性、指称不确定的词汇或结构，(3)不同语言或语码之间的差异致使原语和译语之间出现不对等、甚至不存在的词汇或结构; ( 4)不同语言或语码之间的社交文化差异致使原语和译语之间出现不同的信息表达形式，甚至出现词语的“文化空缺”， 类似现象会带来如下结果：(1)某一词语、结构在特定语境中所表达的交际信息偏离其字面意义、编码意义或原型特征; (2)在用目的语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过程中，原文信息的亏损在所难免。总之，会使交际信息(即语境信息)和语言形式（原语或译语）之间出现“断点” 或空缺，说话人/ 作者和听话人/读者之间难以形成认知上的相互照应,自然容易出现理解困难,也容易产生不解、甚至误解。（冉永平, : 347）,这势必要求对词语或结构的语义信息和其在使用中的语境信息之间的信息差进行语用搭桥, 以弥合语言编码信息和说话人/ 作者的交际信息之间的“断点” 或空缺：首先，译者在话语理解时需进行以语境为基础的推理，意义选择与调整，其次，译者必须根据他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的评估，动态地进行译语的选择、调整与顺应，类似的语用信息加工属于语用充实过程，语用充实过程的基础为语境，以上信息充实、调整与顺应也被称作为“语境补缺” （冉永平, : 347）。
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有些信息是说话人明示表达出来的，有些信息是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明示表达的显性信息，结合语境推断出来的(Sperber , D. & D. Wilson , 1986/1995: 54-64)。语用推理就是语用者运用一定的知识和策略，推导话语与语境的关联，并解读由此产生的语境含义的过程。（何自然,:）
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交际行为，完全有理由被视为一种明示-推理过程，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行为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在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第二个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译者根据自己对原语篇、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把握，根据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张新红 何自然， ：289）。
在商务翻译这一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指的就是商务合作的一方将其建议，接受或否定意图向对方进行明示表征，商务英语译者调用可及的语境假设对商务合作的一方明示的话语信息进行加工理解的过程；第二个明示—推理过程指的则是商务英语译者将商务合作的一方所明示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向目的语商务文本的使用者进行明示、目的语读者据此进行加工处理的语用认知过程。
在商务翻译这一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离不开语境的作用，翻译中语境决定语义,语义依赖语境的互动关系首先体现在对原文含义的理解除依据语言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即言内信息)外,很大程度上依赖原文所提供的语境（言外信息)，(白世俊 ,2001)，其次，大脑中的语境知识具有补缺作用，具有激活，筛选大脑中相应的语言形式的功能，决定形式的可接受性(王初明， ,2006)。译者必须在忠实原文作者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切合译入语境,取得与原文相同的意义效果，取得翻译语用等效。
根据关联理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是一系列存在于人大脑中的假设，所以语境也称为认知语境，其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认知语境概念认为理解话语要看语境，而语境同样要在语用的一般原则下形成假设，通过心理认知过程，形成新的语境，根据关联理论, 构建语境是以寻找最佳关联为指针的。当说话人发出话语后, 听话人会将该话语及所表达的假设当作一种给定的直接语境，即初始语境。 如果在这一语境中不能找到最佳关联, 听话人就需要不断地扩充语境, 直至获得最佳关联,从而揭示话语明说的内容和暗含的内容，使交际得以成功（Sperber & Wilson, 1986 /1995: 15）。
语用充实源自由关联原则触发的、与关联原则相一致的语境假设，而语境假设的选择受制于由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这两个标准来评估的可及性程度。语用充实不仅由关联原则触发并要受制于此原则，只有与最佳关联原则相符的语用充实才能确保听话人找到具有最佳可及性、能够产生可接受的语境效果的语用充实（张新红，2008）。语用充实既可能在商务翻译第一次明示—推理过程中发生，也可能出现在商务翻译第二次明示—推理过程中。译者首先会选择可及性程度较高的语境假设对相关商务信息输入进行各种语用充实操作，此为第一次语用充实。准确把握了某方当事人合作意图之后，译者就面临着用目的语进行重新表达这项任务，这时，需要进行第二次语用充实。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商业文化背景的人的消费心理及文化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遵循不同的语言、商业规则，译者需要确保他在对译文读者进行明示时所选择的语义表征迁就于目的语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阅读期待和语用习惯。他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认知能力进行评估，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以便确定哪些信息对译文读者来说可及性强，哪些信息他们生疏、陌生， 需要为他们加以充实和补遗，以便对传递的语境信息进行有效的控制。
商务翻译中语用充实的最终目标应确保 “动态等值”翻译标准的实现，应努力使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译者在话语理解时进行以语境条件为基础的意义选择与调整，找出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同时强调译语形式的恰当性、适宜性与可接受性，等效翻译强调语言信息在交际转换过程中的动态对等，而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形式上的对等。语用等效指原作和译作在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个层面上所达到的等值效果（何自然， ：185—186）。因而，语用充实也就包括语用语言信息和社交语用信息等两方面的信息加工(Thomas，1995)。
三、商务翻译中的语用语言信息充实
语用语言信息充实涉及对词语、结构、话语或篇章等语言形式在特定语境中所隐含的交际信息进行推理活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根据具体的语境来辨别原文的暗含用意，也要确认字面明说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原作的真正用意。翻译时，必须注意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方面存在的差别，酌情按动态等值理论进行翻译，结合语境,适当调整,不计较每个字,译语恰如其分,达意传神,再现原文词、句风貌，使译文受众与原文受众达到同样的理解。
例(1)
原文 A∶The mentioned firm is known to be heavily committed and has overrun their reserves.
B: According to the sole agency agreement, you undertake not to sell the similar products of other manufacturers either on your account or on that of other suppliers.
C: At the price quoted to you previously, we ourselves even could hardly replenish our stock．
译文A：众所周知，上述公司已债台高筑；入不敷出。
B: 按照独家代理协议，贵方不能以代理或非代理方式销售其它厂家生产的同类产品。
C: 按照以前价格，我公司甚至连货都进不来。
根据词典释义,某一词语或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可能是多义的,且有的词语所承载的信息可能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或含糊性,但使用中该词语的选择及其意义的理解具有语境顺应性,因而理解话语时听话人必须进行语用充实。以上例句划线部分词语的概念模糊，无法直接套用字典释义去理解，翻译时译者需联系上下文分析，引入个人认知经验及社会认知在多个可选语境假设中做出取舍从而对原文加以理解，进行引申并重新编码,把原文中抽象或比较抽象(概括性)的词语具体化，将普通词汇含义充实为商务专业词汇含义。因此，翻译与话语理解一样具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需要根据特定的语境关系进行原语信息的语境补缺,并进行译语表达式的语用充实。
例（2）
原文A∶请尽早下定单。
B:请方便时将样品寄来并告知最惠条款。
C:请尽快将乐器的产品和价格目录寄来我方。
译文A∶So your early order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B: We should be obliged if you will send us some samples with the best terms when it is convenient for you.
C: Will you please send us as soon as you can the price lists and catalogues of all musical instruments.
英语句式和汉语句式存在诸多的差异，翻译时不能过分受制于原文的语序和结构。汉语中带‘请’字的祈使句译成英语时除了带“please”的祈使句式外，还可用其他句式。A译为陈述句，表面为事实陈述，实则委婉地提出建议。B为非真实条件句的虚拟语气，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客气地提出建议、要求、命令的方式。C句为疑问句, 通过“询问”, 间接谦和地向对方提出要求， 疑问句较前两类句式更婉转, 更有礼貌。
因为通过询问或征求对方意见这种间接方式以言行事, 不仅可以表明话语含义, 而且可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之感, 从而避免了过于直率而引起的冒昧不敬, 甚至盛气凌人, 高高在上之架式，就不会违背商务交际的平等，合作原则，不难看出,以上话语的表层语义与其译文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译语再现的是它们在特定语境中的语用信息,翻译所追求的就是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语用等效。
例（3）
原文 A∶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some parcels of Japanese make have been sold at the level of US$ 460 per metric ton.
B: However, we can only assume that this was either dropped or dadly stowed before the shipment.
C: Good to the last drop!
译文A∶情况表明一些日本产货物已按每公吨460美圆的价格水平售出。
B:但是，我们只能认为这是装运前货物掉地上或野蛮装运所致。
C: 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雀巢咖啡）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根据语法和词语含义的需要作出必要的增补或删减，在A，B句中对划线部分的词义进行挖掘，引申或扩充，使其含隐意思凸现，出于中文表达习惯，进行合理的补充完善，使译文表达更加完整。广告语句C在翻译时不仅对每个词，甚至整句的含义进行了充实 并且还考虑到了汉语的四字成语表达习惯，言简意赅，琅琅上口。
例(4)
原文A∶如买方提出索赔，凡属质量异议必须于货物抵达目的港后30 天内提出；凡属数量异议必须于货物抵达目的港后15天内提出。
B:我们从…处得知贵方的名址，希望与您建立业务关系。
C:如有我可为您效劳之处，请不要犹豫，随时与我联络。
译文A∶In case of quality discrepancy claims should be filed by the buyer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shipment at the destination, while for quantity discrepancy, claims should be filed within 15 day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shipment at the destination.
B: We have obtained your address from …and now hope to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you.
C: If I can help you in any way,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总体上讲,英语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注重显性衔接,注重句子形式及结构完整;而汉语是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衔接手段,注重逻辑事理顺序、功能和意义。译者需注意两种衔接手段的差异,并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差异,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翻译时有必要进行句式拆分及内容整合，冲破习惯思维模式和句子表层结构的束缚，探寻语言表层结构下的真实意图和信息，并据此对原文的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按译文的语言表达习惯翻译出上述意图和信息。上例中原语中的逻辑关联是暗含的，译语通过增加明确的衔接手段进行明示，以减少目的语接受者在阅读译作时所做的认知努力。
四、商务英语翻译中的社交语用信息充实
社交语用信息充实涉及语言使用中社会文化习俗、人际关系修辞原则、权势与地位等语境因素所隐含的交际信息的推理。商务英语翻译不仅包括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涉及不同商业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事商务翻译，不仅应精通语言本身，更应熟知原语和译语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及消费心理，为了取得社交语用等效，翻译时可以灵活地转换表达形式。翻译中，一些在原文语境中一目了然或有关的内在信息已被原文读者视为当然的浓缩信息可能会变得晦涩难懂，译者则要进行语用调整，或使用准确解释加以语用增补，或对特定词语做出相应的释义处理，或选用译文中语用意义与之相当的词语进行语用转换，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陈小慰，1998：55）。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
例(5)
原文∶红豆 (服装品牌)
译文1∶“ HONG DOU” 、“ Red Bean” 、“ Love Pea”
2:“ Red Rose”
“ 红豆” 牌服装,在国人看来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商标, 因为红豆是象征爱情的相思豆:不仅寓意优美，而且外形美丽，引起人们美好的心理反应和视觉效果，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但是, 如何把这美好的名称传递出去, 使国外的消费者能够产生和国人一样的“ 爱情联想” ? 是不是仅仅把它按照中国名称直译或意译, 如“ HONG DOU” 、“ Red Bea n” 或是“ Love Pea” 就行呢? 这些翻译其实和西方文化中的爱情寓意没有任何关系,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文化信息对等却是糟糕的 。只追求语言信息形式上的对等而没有注重社会文化层次上的等效， 译语接受者(消费者)是不可能获得同等感受的。运用关联理论进行意象重构, 在译语中找到和西方人“ 爱情”有关联的植物, 比如“ Red Rose” 等, 就可以更好地让译语接受者获得同样美好的感受。
例(6)
A) Dear Sirs,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15 January.
B) 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our WS range.
C) We can only accept your order partially.
称谓的使用及其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往往涉及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 称呼在对话过程中不仅仅表明交际双方的关系、地位和身份的差异, 也不仅仅表示一种呼唤或招呼功能, 在一定的语境中, 伴之以不同的语调，常被用来传递某种特殊的 “语力”。因而称呼语要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推断出其语用意义。在实施称呼言语行为时，必须符合所使用语言的社会文化规范，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达到礼貌的交际效果（唐兴红、刘绍忠 ）。A中的Dear Sirs,不译“亲爱的先生们”而译“（执事）先生”或“敬启者”， B中的you译为尊称“贵方”“贵公司”， C中的we译为谦称“敝公司” “我方”。
五、结语
商务翻译不是从一种语码到另一种语码的简单转换,而是带有明确商业意图的跨语言、跨文化的特殊交际活动。译者既要考虑作者的意图，又要考虑读者的要求，应兼顾交易相关方认知语境的语言特征、民情习俗、审美心理、消费理念等诸多因素，以上我们结合实例,借助语用学的关联理论阐释框架和分析模式对商务翻语译中的语用充实过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理论探讨和构思，商务翻译应按照语用等效原则，在理解和再现两个过程中进行语用充实，灵活处理文化背景、语言表达习惯等因素所造成的交际障碍。这为如何考察商务翻译理论及实践提供了新视角，也足以说明翻译学要善于从其它学科汲取理论营养。这将有利于国际商务人士在商务活动中更好地驾驭自己的语言，进行更有效的交际，有利于从事商务英语教学的人们更理性地进行商务英语的教学和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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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perber , D. & D. Wilson .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lackwell, Oxford, 1986.
[12]Thomas,J. Meaning in Interaction [M].London:Longman,1995.
Abstract:The present study related to pragmatic enrichment in the course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can be applied to business translation. On the one hand, inference, adaption and adjustment of meaning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language have to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context; and on the other, the target language needs to be enriched pragmatically and adapted dynamically to the assessment of the audience / readers cognitive context so that optimal relevance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can be satisfied, and pragmatic equivalence is finally achieved.
Key words:Pragmatic enrichment cognitive context relevance theory pragmatic equivalence business translation
篇11：宋濂忠实文言文翻译
宋濂忠实文言文翻译
原文
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连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唯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
注释
1.帝:明太祖朱元璋。
2.濂：即宋濂，字景海，明初文学家。
3.馔:饭菜。
4.见召问：秘密地召见（宋濂）询问，
5.臧否：好坏，善恶。
6.对：回答。
7.为：是。
8.惟：仅、只。
译文
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东西？宋濂全部拿事实回答。皇帝笑着说：“确实如此，你没欺骗我。”皇帝秘密地召见（宋濂）询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能了解他们。”主事茹太素上奏章一万多字。皇帝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皇帝）问宋濂，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皇帝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我）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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