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精选10篇））由网友“粉色玻璃”投稿提供，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篇1：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
翻译学视角下的意义探讨论文
对意义的认识论展开研究是翻译学意义理论范畴最基本的任务。意义的认识论可泛指对意义的认识规律进行发掘研究，也可聚焦于某个实际点，譬如对意义的把握或“意义获得”翻译学意义理论的认识论，这种属于从“自实际出发”到“见实际成果”的理论描写，该理论描写包括意义的基本特征、意义的存在形态以及意义真值的逻辑分析等三个方面。
一、意义的实体性
意义的实体性就是所谓“言之有物”。言之无物，当然是nonsense，这是按常理而言。哲学上的“实体”是一个概念分类的最高范畴。实体可指物质的、非物质的，也可指有感觉的或无感觉的。这些实体一旦进入人类的认识世界，就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和逻辑学家波菲利所构建的一个树形图，哲学界称之为“波菲利树形图”。
根据波菲利的观点，一切概念皆实体，它可以是实的(Branch A)，也可以是虚的(Branch B)。“实的实体”指时空客体，因为它们的存在占有时、空，相当于波菲利的“物质实体”，虚的实体可以叫做抽象实体。抽象实体包括人的抽象概念、理论或科学概念等非物质概念，即柏拉图所谓的“观念或形式的现实本体论”。这一术语又被某些当代西方哲学家作“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讲，他们认为在虚的实体中除了一大批表示性质(如redness)和数量(如“一、二、三”)的形容词、量词和副词可以统称为“质量实体”外，还应包括“理论实体”和文艺作品中的“虚拟实体”。“理论实体”虽然可能还是科学假说，但只要科学理论反映客观世界的实在或现象(如H5N1病毒)，那么理论实体就一定有其指称和意义。“虚拟实体”则是艺术家根据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虚构想象出的某种实体(如“凤凰”、“丘比特”等)，这些概念显然也是具有意义的。
除了有实在的时空实体、可以表示性质和状态的质量实体(常常是可感知的，所以应该归属于“实的实体”)以及理论实体、虚拟实体以外，人的概念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专门用以表示关系的概念，可称为关系实体，包括一切发挥结构功能因而具有功能意义的结构的词(在汉语中称为虚词)和语句的结构机制。因此我们可以构拟一个翻译学意义实体的树形图。
实际上，在意义实体的树形图上与在波菲利的树形图上一样，有些项目很难在两枝之间划出一个绝对的次范畴。奎因也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他看到了这一点，才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柏拉图的实在论立场，提出“对本体论的承诺”的前提，也是明智的抉择。他将“类”(class)的概念引入实体(实在论)领域，从而厘清描述性抽象实体的意义。
二、意义的疏略性
意义这个网络系统具有疏略性，它并不具备细致入微的描写能力，这点可体现在语言的每个层级和每项意义单位。究其原因，首先，尽管人的思维是“非线性的”，但语言这个意义的承载体只能是线性的，也正因如此，语言并不具备与思维比肩的多维描写能力。
其次，就语言意义的疏略性而言，还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语词的有限性以及每个词外延意义的简约型。具体来讲，词汇系统虽具有开放性，但也无法避免某个特定历时和共时位置下词义义项的有限性。人类现在依然无力去用语言描写语言以外世界各种“存在”的特征(如质地、形状和色彩等)。此外，意义的简约性也是其疏略性的必然产物。从负面视角来看，这种简约性备受指责，早已有之，因此才使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用了数百字，以极尽精微之能事来解释一个小词“net”(网)。现代的辞典编纂者也是尽其所能，比如，《简明牛津词典》对“狼”这个词作如下解释：
Wolf：Erect-eared straight-tailed harsh-furredtawny-grey wild gregarious carnivorous quadruped allied to dog preying on sheep etc.or combining in packs to hunt larger animals.(Concise Ox ford Dictionary)
“Wild”(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一个概括词，即便前面加上四组复合限制定语(“竖耳”、“直尾”、“粗毛”、“褐黄”)，语义仍然简约疏略。可见，自然语言虽粗糙朴实，但却植根深厚;虽含混简约，却也丰富多彩。正因为这样，不少西方有见地的语言哲学家指出了对译学的意义理论来说意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不确定性”。
三、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确定性”这个概念而言的，因此，作为意义特征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倡导这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先驱便是皮尔士和奎因。从翻译学视角来看，意义确定意味着可译，不确定则意味着可译性的限度。
符号逻辑学家皮尔士早于19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指号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为两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公理”并予以阐发：前者受“因果律”(the law of causality)支配，后者受“偶然律”(the law of accidental cause)支配。而另外一名倡导意义不确定性的则是现代哲学家奎因。他认为，意义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翻译的不确定性正是源于不同语言对刺激反应在意义和指称的差异。奎因还提出，翻译中要对不确定性原则予以足够重视，这是因为译者通常会认为每个句子表达的意义并无关联，并习惯于将语言结构拆分开来进行翻译，此时对不确定性加以确定尤为重要。
四、意义的游移性
意义的疏略性和不确定性使其也产生了游移(fluidity)的效果，这使得语言意义具有无限能动性。所谓意义的游移性，主要体现在人类可以借由使用赋予词语意义，也就是维根斯坦所说的：
The meaning of a phrase for us ischaracterized by theusewemakeofit.Themeaningisnota mentalaccompanimenttotheexpression.Thereforethephrase“IthinkImeansomethingbyit，”or“I amsureImeansomethingbyit，”whichwehearsoofteninphilosophicaldiscussiontojustifytheuse ofanexpressionisforusnojustificationatall.Weask：“Whatdoyoumean?”i.e.，“Howdoyouuse thisexpression?”
因此，人是语言的主宰者，而非受到语言主宰。英语中早就有“词本无义，义随人生”(Wordshavenomeaning;mangivesmeaningforthem)之说，这非常符合语言的现实。凯撒只用了六个词“Icame，Isaw，Iconquered”来概括其毕生征伐的成就，这六个词的意义可以使人一怔：有人可能会咒骂，也有人可能对其雄心佩服得五体投地。莎士比亚那六个小小的结构词(虚词)“Tobeornottobe”更是拨动了五百年人心，使读者永远不会淡忘那个王子的幽愤。
汉语语义也是如此，意义的疏略性赋予我们更多游移地寓意寄情的机会。如“方寸之地”是指心，“方寸已乱”则指心乱(语出《列子·仲尼》)。不过由于语言符号犹如空框，它可以“尽如人意”地容载它可能容载的“意”，后人也可以撇去列子的比喻而用其实“意”。总之是“方寸地”何止方寸!可以说，意义如果没有疏略不实的特性，人类就不会有诗歌，不会有文学——当然也就不会有翻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现在已经有了六种译式，连武松打虎也有了三种“打法”。
在西方，除了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以外，当代欧洲还有很多知名的哲学家及文论家如利科(Paul Ricoeu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萨特(Jean-Paul Sartre)都极力支持意义的不确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连现代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家都在论证言语交流中语义的游移性问题。
五、意义与思维的伴随性
上述意义的疏略性、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就其深层原因，皆因伴随思维和观念而产生。思维(thinking)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观念(idea;thought)则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伴随”(attending)的意思是意义以其物质外壳(即词语)致力于观念的形成(shaping)。据洛克所言，承载意义的词语通常为一些不够完美(imperfectly)或漫不经心(carelessly)的意指观念，因而出现晦涩难懂或含混杂乱也是在所难免的。
六、意义的逻辑性
我们通常强调语言的逻辑性，其本质实乃意义的逻辑性。皮尔士认为意义逻辑性最需强调是思维的清晰度，他认为概念的内容即使再丰富，倘若逻辑混乱，便是一团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浆”。
符合逻辑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词语意义及搭配符合语法规范及社会语用规范;二是行文的叙述扩展条理和层次分明，二者缺一不可。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将翻译学意义观中的“意义”表述如下：意义是意指(signifying)过程的产物或结果，意指过程是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对指称(包括物质指称、关系指称和抽象指称)的观念化;因此，意义可以定义为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的指称。因此，意义高于指称。
篇2：聋人视角下亚文化理论审视意义论文
聋人视角下亚文化理论审视意义论文
摘要：聋文化作为聋人在交往中形成的群体特征，首先在聋文化研究的缘起中揭示了研究聋文化是为健听人与聋人可以达到有效沟通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其次主要梳理了“聋文化”观的理论内涵、亚文化的特征和基本构成要素，另外比较中美“聋文化”观的差异，总结了聋文化研究对于聋教育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聋文化；手语；身份认同；聋教育
“聋人，在这有声的世界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失去听力及开口说话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正常与外界交流，因此在生活、学习、就业等各方面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交流的障碍，听人也就很难理解聋人的困境，更不用说进入聋人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了。”[1]P(41)张宁生认为：“从事聋教育工作的健听人极少对聋人社会有足够的认识，也极少与聋人有真正的沟通。很少有聋人参与对聋生的教育与康复；相反，都是健听人主导聋人的生活，决定聋人该怎样思考，该用何种语言交流。”[2]P(164)所以在对待聋人和聋文化的问题上人们更多是站在健听人的角度来思考评价这一问题的，忽略的恰恰是聋人的视角及其他们对自身文化属性的认识与判断。身为聋人的聋校教师梅芙生（）认为：“我们的聋教育无视聋人是手语族。过分偏重口语教学，虽然教师花费多年苦功，而学生所学的文化知识过于浅陋，毕业后依然使用手语，不足以与健全人社会交往之用，对较高深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无条件学习，因而导致了聋人文化危机。”[3]P(41)因此聋文化作为伴随聋人社会群体产生的社会现象是需要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从事聋教育的工作者的合力研究的。对于聋文化探究的实质，也正是为健听人与聋人可以达到有效沟通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
一、“聋文化”观的内涵、特征及其构成要素分析
（一）“聋文化”观的理论内涵。“聋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手语语言学奠基者Stokoe在1965年首先提到了“聋人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但并未细分，此后关注的学者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探讨聋人社区和聋文化的专著。1980年，语言研究学者、聋人Padden在《美国聋文化》中尝试对聋文化进行较为细致的定义，并提出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聋人的文化价值观———价值观规定了聋人如何行为以及他们相信什么，主张什么”[1]P(13)。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聋人群体的“文化”“身份”与“种族”等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化，与此同时各国普遍开展了双语双文化的教育实践活动。聋文化观首先体现在如何对待“聋人”和“聋文化”的认识上，在Stokoe之前，人们主要是从医学角度界定耳聋现象，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了聋人是生理缺陷者这一看法，所以针对聋人这一群体聋教育界开展的是相应的补偿或矫正教育，目的是通过口语的大量操练使其进入主流社会；而聋人文化观则是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提出聋影响着人行为的诸多方面，只有在正视手语交际地位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聋人社会的复杂性。对于聋文化的认识，我国著名聋教育专家张宁生教授的看法较为客观，在《聋人文化概论》一书的序言中，他谈到聋人要在主观上具备一大一下两个D（d）的转化观点：聋首先是听不到，因此不能用文化上的聋（D）来否定医学上的聋（d）。同时也要有敢于跳出这个小“d”的勇气，与其无补于事，不如向天高歌。所以从小写的“d”到大写的“D”，正代表了聋人群体集体意识的一次提升。“我是聋人，归属于聋人群体”[1](P116)，这里的“聋”不仅是一种生理特征，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聋人身份，这个群体的成员共享着价值观、语言、交际和生活方式。比如，以视觉感知为优势、采取自然手语为主的面对面交际的方式，也因为使用共同的语言和分享相似的生活体验而构成该团体意识的基础，因而也增强了聋人群体的凝聚力。
（二）“聋文化”的亚文化特征。沈玉林（2002）认为：“聋人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聋文化就像其他文化一样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聋人群体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4](P19)他把聋文化也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做了区分，“广义的聋文化是指聋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4](P19)，“狭义的聋文化是指聋人群体在其特有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行为模式、文化心态、互动关系和活动方式”[4](P19)。我们一般所指的聋文化，都是指狭义上的聋文化，表现为聋人群体的社会精神文化。张宁生教授在《聋人文化概论》一书中提出的“亚文化”视角下理解聋人文化颇具启发意义。所谓“‘亚文化’亦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它是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同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观念，并构成亚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如企业文化、青年文化、校园文化等都是这种亚文化。由于亚文化是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心理环境，其影响力往往比主文化更大，它能赋予人一种可以辨别的身份和属于某一群体或集体的特殊精神风貌和气质”[1]P(21)。由于具有与众不同的手语沟通方式，使得聋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得以显现。但是聋文化和其他亚文化一样，并不是一种低一等文化，而是浸渗在主流社会文化中的多元文化的一种，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聋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沈玉林在《论聋文化与聋教育》一文中对聋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实际上这些具体表现也可以看作是“聋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
1.聋文化的前提构成要素———聋人手语。张松柏等（）认为“和聋人文化观相伴相生的，是聋人语言观的革命。传统的语言观站在听力正常人的立场上，否认手语的语言地位，对于手语的现实视而不见”[5]P(24)。聋文化首先正视了聋人手语的语言地位和语言功能，认为正是手语使得聋人成为一个群体。承认手语的交际价值是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只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手语和口语语言特征的比较研究，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手语。
2.聋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聋人独特的视觉认知世界的方式。聋人主要依靠视觉感官认识周围世界的人、物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依据视觉表象进行分析概括进而形成认识判断和价值评判，这是聋人认识思维的主要特点。学者沈玉林（2002）认为，聋人这种仅靠视觉认知世界的方法具有“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是其局限性的体现。
3.聋文化的外部构成要素———聋人参与的各类文娱体育活动及其形成的各类艺术作品。在聋人参与的文艺、娱乐、体育等活动中，那些可以体现聋人群体精神风貌的活动过程和最终展示的各类艺术作品，聋人通过自己的心灵和手来体现的艺术形式都可以作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比如聋人诗歌、笑话；手语歌曲、舞蹈；聋人哑剧等表演样式。另外还有聋人的绘画作品、手工艺作品和聋人的摄影作品等等都可以展现聋人独特的自信心、自豪感和成就感。
4.聋文化的主体构成要素———聋人的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聋文化归根结底要指向对聋人独特的'交往习惯和交往方式的研究上，受制于视觉交际的限制，面对面的手语交际是聋人更愿意面对的一种交往方式，聋人群体之间的交际习惯和交际方式，目前我们的研究成果还很欠缺，孙峰（）认为：“聋人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信念。”[6](P57)目前我们对聋人文化的描述只是停留在外显的聋人生活和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尚缺少一些对聋人内在的价值和信仰方面特征的描述。
二、中美“聋文化”观的异同比较
美国聋文化的产生有其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背景，它的聋文化观包括两个基本要点：其一是站在文化的视角上来解读耳聋现象；其二是主张尊重聋人，坚持聋人与健听人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的原则。美国的聋文化观认为手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是聋人的母语，与英语的地位是平等的，健听人没有理由要求聋人放弃手语，转而学习主流社会的英语，接受困难的口语能力训练。主流社会不应该要求聋人隐藏或矫正自己的聋人特征，去效仿健听人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是应该接纳聋人本来的样子，以尊重的态度、包容的胸怀去对待聋人，尽可能地改善各方面条件，以便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者消除耳聋给个体带来的限制。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听力残疾人数为万，占残疾人总数的24.16%，这组数字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一是我国存在听力损失的人很多，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二是我国总体上把聋人看成是残疾人的一种。我们之所以坚持将聋人群体归入残疾人之中，是为了有针对性地通过国家政策或法律、机构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能在社会大背景下完善自己的人格、施展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回归主流运动、融合教育活动，都是现实社会条件下对解决残障人问题的实践行动，这些行动给包括聋人在内的残疾人群体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帮助。所以说，尊重聋人和是否把聋人看作残疾人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孙锋（2007）认为：“我们在接受任何一种新思想的时候都应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分析聋人文化在欧美产生的社会根源，它的发展是否与整个西方社会大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社会中是否也同样存在着聋人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相应的发展环境。”[6](P60)总之，我们将聋人划入残疾人，是为了使他们能获得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与歧视和排斥等说法完全相反。黄昭明（2004）认为，聋人文化是“当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体现和深化，它是健听人与听障人共享民主、平等，公正等思想的具体体现。提倡聋人文化有助于形成各人群间与文化间的宽容、理解的氛围”[7](P42)。在强调聋人文化观及其社会意义的同时一定要关注其他不同认识视角的理性思考和实践行动。所以系统分析美国聋文化，有助于我们理性面对我国聋人的身份归属、生存状况与教育模式等现实问题。
三、“聋文化”研究对聋教育的影响
“聋人文化是聋人在聚集中形成的群体特征。”[6](P24)聋人学校是聋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聋人文化在其校园里体现也最为明显。因此从聋人文化视角来研究聋教育可以对聋校的教学目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教育教学管理文件的制定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丰富聋教育的内涵，促进聋教育的发展。学者李尚生（2004）曾指出：“无论科学技术给聋人语言教育带来多么先进的手段，缺少文化学的观照，聋人的语言教育口语教学法仍然走不出困境”。[8](P51)在我国，从聋人文化角度研究聋教育更是全新的课题。“中国内地对于聋文化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类研究也不多。我国的聋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语文和口语教学上，但收效不能让人满意。充分解读聋文化对进一步提高聋人的教育水平、聋人的经济状况、聋人群体的人权意识和自信自尊的信念至关重要。”[1]P(1)
参考文献：
[1]张宁生.聋人文化概论[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
[2]张宁生.听力残疾儿童心理与教育[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梅芙生.手语族与聋人文化[J].中国残疾人,2000(5).
[4]沈玉林.论聋文化与聋教育[J].现代特殊教育，2002(1).
[5]张松柏，徐铁卫.西方聋人文化影响下的中国聋人文化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0(4).
[6]孙锋.论聋人文化研究[J].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07(2).
[7]黄昭明.“聋人文化”观之辨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4(10).
[8]李尚生.从文化的视角探讨聋人语言教育[J].中国特殊教育，2004(1).
篇3：浅析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研究论文
浅析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研究论文
“戏剧”是个宽泛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它加以定义。在维基百科中“，戏剧（drama）”被定义为“演员将某个故事或情境，以对话、歌唱或者动作等方式表演出来的艺术”。在《大美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的“一种意由演员表演表现的文学形式”。戏剧写作的重要性最终使得很多戏剧都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因此，这些戏剧的文本，无论以何种形式问世，人们都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中，戏剧翻译对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推广、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英美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国翻译文学中的重要一员。然而在中国，在学者的翻译过程中由于缺乏理论依据、对研究术语理解不透，以及译者观念陈旧等因素使得国内翻译研究，尤其是戏剧翻译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
一、戏剧翻译的发展现状与不足
20世纪70年代巴斯奈特在相继参加了文学研讨会和翻译研讨会后，发现人们讨论翻译的术语落后、观念陈旧。在国内，人们对于翻译的研究，仍局限在一个价值判断式的讨论和批评中，没有统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和度量。译者通常只是根据自己对于戏剧翻译标准的理解，将其自身的戏剧翻译规范作为准绳，进而对他人的翻译作品进行比较，指出问题，找出异同。至此，研究就地止步。目前而言，在英美戏剧翻译实践中，每年只有极少数未曾被翻译过的作品问世，大多是译者根据所掌握的翻译技巧和方法进行实践翻译，通过对文本的中西文化对比进行研究，从而得出自身对该剧目文本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从实际翻译结果来看，过多注重戏剧翻译方法的研究在推动英美戏剧的翻译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并没有从本质上促进其发展。
此外，戏剧文学作为世界文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应体现出其具有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然而，根据相关资料研究表明，以文学翻译的角度去审视当前我国翻译学者的研究，发现其对英美戏剧汉译的考察、研究和重要性并没有引起关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英美戏剧汉译翻译在文学翻译中的地位也有所忽视。
二、戏剧翻译研究的意义
事实上，英美戏剧翻译作为我国翻译文学和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发挥着积极作用。自中国话剧诞生的那天起，西方戏剧（包括英美戏剧在内）就影响着其发展，并随时受到英美文学翻译的'推动和制约。我们有必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上看待英美戏剧翻译，使其成为我们戏剧文化建设乃至文化产业建设的新的发展分支，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鲜活的力量。
三、语用学翻译理论与戏剧翻译
1、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
人们在20世纪末期逐渐认识语境研究是不能脱离对语言意义的研究的。因此在此基础上，一门专门研究语言运用和语言载体相互关系的学科—语用学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学科，随着语用学发展的普及性，人们逐渐将其主要理论框架运用到对戏剧翻译的研究中。
英国哲学家奥斯丁（J.Austin）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得到推广和发展，他对这个理论的各个侧面进行了探索，其中一些看法为后来的翻译研究奠定了基础。哈蒂姆认为，对于翻译而言，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对戏剧翻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言语行为理论通过与针对主要以研究原有文本的语言风格、内容为主要内容的语言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言语行为理论顾及到了舞台表演者所表达的语言即台词在不同层次水平的观众心中形成的不同理解，相对于传统语言研究，其增加了对不同观众内心感受的考虑；它既照顾到了译者对原有文本意义的表达，也考虑到了文本文字下隐含的深意。
2、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
何自然指出，进行翻译的第一步应先理解原文。译者对原文理解准确的基础是对原文语境的把握，通过对原文语境的分析研究，发现原文与其所在语境之间的联系，最终体现原文的语境效果。戏剧翻译是双重推理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即构成了三元关系，由于原作者与译者、读者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的不同，通常使得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语境和内容不能正确的、直观的被译者所体会，因此，读者从译者的作品中体会到的语境就不尽相同。同样，被视为社会文化多元体系和世界文学翻译领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翻译文学，在发展中依然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诗学和多元化社会系统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方位对其进行研究。
3、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和戏剧翻译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法国兴起了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致力于对文化结构的束缚性、封闭性进行解除，主张对问题的研究应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者一直视翻译为研究语言差异的平台，试图运用翻译学多元理论研究语言和哲学。解构主义的思潮不仅影响到了翻译研究，也影响到了戏剧创作。解构主义能够对文本作者、原文本是否具有权威性以及翻译者是否能忠实于原文等内容进行释义。实践证明，在导演掌控整个剧组、“一剧之本”被结构的双重情况下，剧组相关人员对戏剧译本的最终面貌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因此，在我们对世界戏剧文学（包括英美文学）在理解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对文学艺术发展的观察和信息获取，及时掌握国外戏剧翻译发展的动态，并通过对国外优秀戏剧文学的翻译实践提取精华，促进我国本土戏剧的发展，使其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建设中的一支劲旅，对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篇4：小议高校视角下体育文化的意义论文
小议高校视角下体育文化的意义论文
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让广大学生得到文化体验
校园体育文化以其强烈的文化感染力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到体育文化的实践中，以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陶冶性情、培养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体育道德意识；同时以突出的实践性特点来积极引导学生的价值取向，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使学生形成高尚的人格和修养。广大学生亲身参与体验以大学精神打造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深受其熏陶和感染，潜移默化中形成文化理念、树立文化意识，从而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建立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构建文化自觉，培养文化认同感
校园体育文化是学校师生共同创造认同的价值观念，具有无形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校园体育精神的熏陶下，学生认识并体验到彼此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自我归属感和荣誉感。认同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过程，并通过他来实现自我，界定自我。体育文化的竞技文化恰恰是构建“我们”和“他们”边界的理想道具——正因为有对手的存在，才强化了“我们”这一方的意识。休闲体育通过身体锻炼提高机体机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调节、陶冶个体、完善自我，从而在心理上形成归属感，同一群体中个体之间形成连带意识，达到相互间的认同。
三、完成人文化过程，践行素质教育
体育“人化”过程不仅仅是人身体活动还包括人的德育、智育和审美教育等综合素质教育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力量。
1.促进学生全面与个性共同发展体育的主要功能是以其独特实践性特点促进个体发展的。体育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以社会人为本，促进人的生长和发展，培养人的社会生活应有的态度和能力，求得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发掘人的潜力、美化人的生活、树立理想的人生、进而创造完美的人。所以说，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分支，其终极目的同样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尊重与被尊重、欣赏与被欣赏的过程中更加自尊、自信、自强和自立。在参与校园体育文化的实践过程中体验竞争与合作、展现自我等体育文化精神，逐步建立自我发展同社会生活的全面联系。促进个体在校园体育文化环境中按规则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愿望并充分地表现自身的个性，实现个体全面与个性共同发展。
2.提高公民意识当前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比较淡薄，主要体现在主体精神缺失、缺乏集体意识与参与意识淡薄。校园体育文化以其独特的参与精神、实践性特点在践行着公民意识教育。校园体育文化活动要求在一定的规则下强调公平公正的行为准则，通过集体、个人等方式鼓励他人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展示自我，超越自我；倡导和平友爱、尊重自我和对手。呈现出参与的主体性、对集体和他人的认同性、对赛场的责任性和对规则的尊重性特征，树立规则意识，建立诚信理念。
3.陶冶情操，形成良好的审美能力人作为体育的主体通过直接参与其中，创造美、感知美、体验美。体育美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身体作为外在表现形式，塑造强健匀称体型、健康体魄、端正姿态，展现力量、速度、柔韧、动作的协调美和健康美；
（2）个体通过建立精湛技术动作，在个体人文综合素养的影响下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理解动作并且融会贯通，完成“人化”过程，形成一定的技术风格特征，展现艺术的魅力，构建和谐美、体现创造美；
（3）形体美、运动美是体育美的直观表现，个体观赏运动美并经过亲身体验，在色形声动等感官刺激下，完成对美的认知和感悟，完善审美能力；
（4）体育美的灵魂是人格美，是人在运动中，通过技术演练、赛场拼搏等过程中的主观体悟，呈现给他人的开朗、豁达性格、合作进取、不屈不挠精神特征，是个体思想与社会集体的高度统一。
篇5：关联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中隐含意义处理
关联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中隐含意义处理
文学翻译中隐含意义的处理是译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而关联理论对含意的`本质给出了全面的诠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更好地把握和处理含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般来讲,文学翻译中含意的处理过程实质就是追求最佳关联的过程,需根据译文和原文读者认知语境的异同来灵活处理,使译文读者能从译文中取得最佳语境效果.
作 者：朱华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37 刊 名：中国电力教育 英文刊名：CHINA ELECTRIC POWER EDUCATION 年，卷(期)： “”(24) 分类号：H3 关键词：隐含意义 文学翻译 最佳关联 认知语境篇6：语用视角下的幽默翻译
语用视角下的幽默翻译
幽默带给人们欢笑,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翻译幽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得以分享幽默.好的幽默翻译,不仅应当译文地道,而且能够准确地传递其中的文化信息,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的.内涵.本文首先探讨了幽默翻译的目标,即语用等值,以及关联理论对幽默翻译的启示.并将幽默分成普遍幽默,文化幽默和语言幽默三种情况.通过分析英汉互译的幽默实例,着重论述了注释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这两种策略在幽默翻译中是可行和值得提倡的.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内涵是幽默翻译成功的关键.
作 者：刘励 刘珊 作者单位：刘励(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430063)刘珊(武汉科技学院外语系,430073)
刊 名：中国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 “”(10) 分类号：H0 关键词：幽默 语用等值 关联翻译 归化策略篇7：延异视角下的翻译忠实
延异视角下的翻译忠实
“延异”作为德里达的一种解构策略和书写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同时也拆解了翻译中由来已久的'“原文(作者)/译文(译者)”的二元划分模式,从而颠覆了把“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标准这一传统观念.因此译文不管是在内容上或形式上忠实于原文,都是极难做到的.本文就是从“延异”的角度来解读翻译的忠实,指出翻译其实不必在所谓的原文和译文之间自设二元对立的界限和等级.
作 者：朱林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系,焦作・河南,454000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EDUCATION SCIENCE & CULTURE 年，卷(期)：2007 “”(13) 分类号：G05 关键词：解构主义 “延异” 忠实篇8：文学翻译视角下红楼梦赏析
文学翻译视角下红楼梦赏析
《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它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部着作现在已经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就《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来看,现在主流的译本有共有7种,本文笔者就霍克斯对于《红楼梦》的第二十八回的翻译,管窥蠡测,略探其翻译风格。
一、译者简介及《红楼梦》英译概况
大卫?霍克斯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Waley)的学生,1948年至1951年曾在北京大学做过研究工作。1955年以论文《楚辞的年代及作者考》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教授。霍克斯在进行《红楼梦》的英译翻译的时候把《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分为五卷。第一卷出版于1973年,名为“黄金时代”,共二十六回;第二卷名为“海棠社”,包括了从二十七回到五十三回;第三卷是从五十四回到八十回,名为“预兆”;标题为“泪债”的第四卷包括十八回。最后的二十二回构成了霍译本的第五卷,标题为“梦醒了”。
二、赏析霍克斯的翻译(下简称霍译本)
1、霍译本中语言的运用在语言运用这个层面上,古今中外的译家们都提出过各自的见解,如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鲁迅先生的“兼顾两面”论,钱钟书先生的“化境”,以及英国学者泰特勒的三原则和美国学者奈达博士的“对等”原则。但对于文学翻译来说,仅仅忠实与通顺是不够的,其目标是全面再现原文的审美意义。这样的目标决定了译者的翻译过程也是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霍克斯在对《红楼梦》进行翻译的时候特别注重细节方面的理解和把握,在选词上能够通过使用恰当的词语来描述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在本回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典型的例子。如:在本句“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中的“短命”译者并没有翻译为”short-lived”或者在别的译文中出现的”wretched”,而是使用了”hateful”一词,在展示林黛玉对贾宝玉怨恨的同时又很清晰的反映出其内心世界中对于贾宝玉的爱意。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顺,了解文章中的人物关系,在一些人称代词的处理上,霍克斯直接的把他们翻译为被指代的名字。如:文中的“宝玉向黛玉说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中的“二姐姐”直接被翻译为“Feng”;“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中的“太太,老爷,姨太太”被译为”SirZheng,LadyWang,Mrs.Xue”。
2、霍译本中有关诗词、歌曲和酒令的翻译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矛盾先生认为应该分为三个步骤,理解,印证和表达。理解是掌握原文所要表达的信息,正确的分析表层,挖掘深层。印证既“通过原着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作过程,把握住原着的精神,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表达则是在印证的基础上,运用合适恰当的文学语言,尽可能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形式,风格,使译文达到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再现原着的神韵和语言风格。
然而在《红楼梦》中,诗词,歌曲还有酒令随处可见,如何在领会原着的精神要旨之外,把其神韵、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呢?笔者发现霍译本中霍克斯在对诗词方面的处理也是比较独到的。中国诗词讲究的是句子工整,句式对仗,讲究押韵,霍克斯在翻译“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以及“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两句“葬花词”时,使用“attend”和“end”进行押韵,“fled”和“dead”押韵,比对原诗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中的“痴”和“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句中的“知”押韵,可见译者在处理的时候采用以[d]音结尾的词,和原文达到了一致。又如宝玉的诗,“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霍译本中译为:Flowersinmyeyesandbird-songinmyears,Augmentmylossandmockmybittertears.译者用押韵的”ears”和“tears”的押韵来反衬宝玉诗中的“左右”和“东西”有着异曲同工的妙用!此外,针对本回中的歌曲的翻译,译者在追求音美的同时追求它能给读者带来的感官上的美!如蒋玉菡在他做的酒令中所吟唱的歌曲:“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少配鸾凤,真也着。
呀!看天河正高听谯楼鼓敲剔银灯同入鸳帏悄”原歌中作者使用“娇”“霄”“少”“着”“高”“敲”“悄”几字进行押韵,使得整个歌曲一唱三叹,颇有韵律,霍克斯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则使用“love”与“above”,“sixteen”,“green”和“seen”,“high”和“sky”,“me”与“see”分别押韵,达到了原歌曲的效果。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其形式丰富多彩,如投壶猜枚,联诗对句,拆字测签,猜拳行令等,或遣词造句,或意义通联,或妙语双关,或双声叠韵,或顶针回环。真是变化万千,在翻译本回中的酒令时,译者也通过运用韵律的手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使外国人对中国这一传统的娱乐手段有所了解。
3、霍译本中的文化倾向性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因此翻译需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两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就注定它们之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等。在汉语译成英语时,由于文化的载体改变了,就会出现两种情况:首先,译入语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承载源语种的文化因素,形成词语空缺。其次,译文受众缺乏原文的汉文化背景知识,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译文,造成误解。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对原文蕴含的文化知识在译文中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在对异族文化中容易造成误解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转换,使读者有效地跨越了文化的障碍。
(1)霍译本中有关人名的翻译。在读霍译本的时候,笔者发现霍克斯在翻译人名的时候没有按照一般方法直接地按照汉语拼音进行翻译,而是创造性地在使用更加符合欧美人风格的名字的同时,将名字的寓意翻译了出来。如:贾宝玉的丫环和小厮的名字的翻译“晴雯”被翻译为“Skybright”(天晴),袭人被译为“Aroma”(香气),焙茗被译为”Tealeaf”(茶叶),锄药被译为”ploughboy”(耕童)。通过这样翻译贾宝玉的丫环和小厮的名字,霍译本不仅仅符合了原作名字本身的含义,并且使不具备一定《红楼梦》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在符合其自身的文化习惯的前提下,能够了解着作一定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就是译者对于“琪官”和“紫绡”二人名字的翻译。“琪官”是蒋玉菡的艺名,因此在文中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使用了“Bijou”。“Bijou”一词来自法语意为“珠宝”,通过使用法语单词,译者更好的增加了一定的艺术氛围,也便于读者去识别小说中的演员。关于贾宝玉的另外一个丫环“紫绡”的翻译,“紫绡”是曹雪芹在构思时所想使用的贾宝玉的四大丫环的名字,但是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曹雪芹把贾宝玉的四大丫环命名为“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可以说霍克斯是对《红楼梦》全书有着较为明确的了解和探考,因此在霍译本中把“紫绡”一名翻译为”Ripple”(波纹)。
(2)有关颜色的翻译。霍译本中有关颜色的翻译在本回中体现的并不多,如在翻译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的时候将其译为“GreenDelight”,在提到贾宝玉的丫环红玉和蒋玉菡的大红汗巾的时候转而将“红”译为“crimson”。颜色词“红”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等,然而在英语中,红色则是更多的和暴力、流血联系在一起。霍克斯明确的意识到这种差别,深刻理解“红”的含义,将其译为“green”或者“crimson”,从而避免了与外国文化得冲撞。
(3)霍译本中有关宗教用语的翻译。在本回中有两处提到了“阿弥陀佛”这个佛教用语,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把它们分别译为“BlessednameoftheGod”和“Holyname”。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这两句话是典型的基督教用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比较迷信,一般都信奉佛教,因此在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讲,他们很容易通过对“阿弥佗佛”的用法的理解来明白说话人的心境。但是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来讲,如果把他们译为“Buddha”,他们则可能很难理解。因此霍克斯直接把它们译为为西方人所熟悉的日常用语,以便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文中的本质含义及所想表达的思想。综上来看,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强调对于原文的整体把握,并且渗透了不少文化因素在其中,以便译文受众者更好地理解原着的精髓。
三、结束语
文学翻译不单单是事物概念和情节的记叙,更具有吸引读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不仅要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还要尽可能彻底地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通过对于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英文译本赏析,我们真切清楚地认识到文学翻译的标准,过程,语言艺术及和相关文化的关联。
篇9：浅析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春晓》诗词翻译论文
浅析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春晓》诗词翻译论文
一、《春晓》诗词介绍
《春晓》一诗共四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的这首《春晓》是他隐居鹿门山时的时候写的，意境非常优美。诗人没有采用一般手法直接叙述眼前春天景色的手法，而是通过春天早晨将要起床和起床后的感受，以及所见引起的回想来描绘体现春天的气息，有过这种经历和感受的中国人自然能体会到诗人那刻的这种感觉。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两句诗写出了诗人在气温适宜的春天里睡觉是多么的沉眠，以至于没有发觉早晨拂晓天亮，到处都是鸟儿鸣叫声，才吵醒了睡梦中的人儿。“处处闻啼鸟”就这么五个字，所用笔墨虽少，却充分展现了春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早晨。鸟鸣欢叫唤醒了夜晚春困沉睡的诗人，推开窗打开门春晨拂晓的光亮照进屋来。春天给人们夜晚一个美好的睡眠，早晨起来自然神清气爽，活力四射，听到鸟儿欢快的鸣叫就知道有多美好，向读者生动地展现了春晨鸟鸣的场景，体现了诗人对春晨的喜爱和怜惜。诗人就差直接感叹“春天多么没好”了。中国诗词的美妙之处正在于没有明说，却是无尽的赞美。这么美好的春天拂晓差点就淡忘了昨夜的风和雨，看看地上那么多落下的花瓣，方能肯定昨晚确实刮了风下了雨。昨夜沉眠的睡梦中似乎听到了风声和雨声，看看外面那么多落下的花儿又有多少是风吹下雨打下的呢?这多少让人有些伤感和失落，没有昨夜的微风和细雨，枝头依然挂满鲜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春日早晨的景象呢?应该会更美吧!虽然昨夜的微风细雨凋零了一些春光，但微风细雨也纯净了春日早晨的空气，柔和了清晨的阳光。音韵的和谐让人们读来朗朗上口，自然传唱千古，而且接地气贴近生活，自然为大众所接受，更重要的是景情交融引发人们无限遐想的空间。
二、接受美学简述
德国一个大学教授提出来的“接受美学”强调文学作品应该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考虑。一部好的作品，一篇好的诗词，作者写出来或者翻译者翻译出来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需要欣赏者读者来填补其中留有的无限遐想空间中的内容。
接受理论意在强调，每一首诗词的文字只是每一个作品的一个简单构成部分，诗词的符号和文字构成相当于一个作品组成部分中的载体。在没有读者阅读它之前，它仅仅只是文字和符号而已。然而经过读者的阅读，结合阅读者自己的情感经历再进行赏析想象，丰富了文字和符号的内涵，才成为了作品。作者和翻译者的作用在于提供了指引读者思考的文字和符号。好的作品在于为阅读者指引的这条道路仅仅只是相对固定，有比较大的自由度，需要融入读者的思想情感和经历体验。诗词的文字和符号可以离开接受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感知而保持其结构形态永远存在不变。诗词作品却需要读者接受并主动融入自己的审美体验和生活感受。读者生活经历的不同，思想感情的变化都会影响作品的呈现。诗词作品是阅读者升华的之后的文字和符号。
好的翻译文字和符号会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创造性地去使文字符号变成详细具体的形象和感受。中国的诗词作品总是含有许多隐含而未透漏的东西，读者阅读之后这些不确定的东西就能呈现出来，所以诗词文字符号的人物和场景等就含有了读者所赋予的一些美的内容了。不同的阅读者对相同的诗词文字符号，在理解方面会有细微的差别，只要总的感情基调没变，都是可以的，这正体现了潜在审美价值在不同阅读者身上的表现。翻译诗词作品时所用的文字符号应该考虑阅读群体普遍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这样才能到达原作者所作诗词的境界。诗人写出文字符号时赋予了文字符号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使其得以流通并被众多阅读者阅读接受。阅读者接受诗词文字符号时，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审美体验丰富了诗词文字符号的内涵而使其成为了作品。诗词的文字符号永久不变，但他们处于不同时代或者换了存在的社会环境就会成为不一样的作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理解诗词时要交待作者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这篇诗词。诗人写作诗词的文字符号给阅读者理解诗词划定了一个范围，阅读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也给自己理解诗词划定了一个范围，因此就会有不同阅读者对相同诗词在感受方面会有细微的差别，就像诗词赏析时各考生不会有完全相同文字符号的答案一样。
诗人写出那些文字符号时，他就希望阅读者从这些文字问号中读出他所期待阅读者读出来的东西，读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情经历与诗人产生交集。这种诗人与读者联系的`交集，一方面决定于诗词的文字符号，另一方面决定于阅读者所读类似作品而积累的经验。翻译者所要做的就是翻译出好的作品让读者能读出原作诗词的内涵。诗词作品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诗人恰恰期待读者用个人体验去发现这种不确定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给人启发越多的作品越好，阅读者的主动参与思考，使得诗词作品的内涵和意义不会一成不变。诗词文字符号需要阅读者自己润色补充内涵增添情感。诗词的文字符号只是作品里一串拨通联系读者的电话号码，读者接听了，接受并有自己的理解，与诗人产生共鸣才算达成了诗词作品的目的。
三、接受美学在《春晓》诗词翻译中的作用
翻译者在翻译《春晓》的时候，应该考虑阅读者的生活经历、情感经历以及阅读经历等，更多地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翻译。有了阅读者的参与，翻译出来的诗词在语言和风格方面都会更加贴近原作，因此接受美学在《春晓》诗词作品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传统翻译诗词的方式主要是从原作者诗词文字符号着手，而按照接受美学理论进行的诗词翻译更加注重读者阅读接受并调动自己思维积极参与的过程。按照接受美学理论翻译出来的诗词作品像原作一样含有一些空白和想象空间，必须读者根据联想来填补这些空白，让他们具体化。读者依据自己的阅读经验、生活经历以及情感体验会期待翻译诗词呈现某种画面，这必然和翻译者的翻译工作有关。《春晓》诗词作品翻译也一样必须考虑所翻译作品的大部分阅读群体的接受度。
四、融入接受美学的<<春晓>>诗词翻译作品赏析
将接受美学融入《春晓》诗词翻译，前者对后者有良好的适应性，从一些优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运用了这一理论，诗词的翻译将会有更美的效果，翻译作品也就从文本正真的走向文学。
译文一：
A Spring Morning/I awake light -hearted this morning ofspring/Everywhere round methe singing of birds———But now Iremember the night,the storm/And I wonder how many blossomswere broken?
这首翻译作品出自Bynner，他是一位对中国古诗词翻译很有见地的外国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评论家意见虽有出入，但是褒多贬少，在诗词翻译方面能够达到令多数人肯定的状态，已属不易，在对《春晓》这篇译文进行赏析之时，我们可以领略到大师的风采。外国翻译者相较中国的翻译者而言，优势在于对于外语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以及对于外国受众内心的熟悉了解，这两点是中国的翻译者所无法企及的，而他们翻译的弱势在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诗词意境的真正领悟，如果能将这二者结合，外国的翻译者能够翻译出很美很受大众喜爱的翻译作品。
首先，分析翻译者外语翻译技巧的采用，词语“light-hearted”和“singing of birds”应用的十分贴合场景，让读者读起来有身临其境之感，刚刚从睡意朦胧中，被鸟儿的轻盈的歌唱声敲打着蒙睡的心，初醒。读来喜爱春天的感觉慢慢升温。接下来译者用到了连接词语，来将诗歌中看不到逻辑思路用介词连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作者在描述一个春天的早晨时，不经意的就回忆起了夜晚似有听到楼外风雨和花瓣飘落的轻声。翻译成外语之时，作者选择了用连接词来表达这种逻辑，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同时，也和外国受众的逻辑思维方式相切合，我们注重感性的感受，重感性，少重逻辑，而西方受众的思维方式则是有这严密的理性思维，如此翻译，更加的贴合他们的审美。
其次，《春晓》这首诗，情感的表达方式，作者选取的是形象的描绘方式，并无虚无缥缈的词，多是精准的选用了和诗词内容意义对应的英译词，描绘出来的场景也和原诗词并无出入，从晨起蒙蒙睡意，处处可听见鸟儿的啼叫，敲打着刚苏醒的心灵，忽忆起昨夜，有风雨穿林打叶，不小心打落一地花瓣。西方受众读到翻译者对意境描写的诗歌，可以很直观的想象到这样的美好的场景，能很快的吸收并感受到作品的美，似乎可以与作者一同去欣赏这春的美景。从情感表达方式的选取上，译者充分的结合了接受美学，并使作品产生了好的接受效果。最后用“broken”来形容落花，花落到泥土里的状态，也将也来风雨打叶的感觉描绘得非常直观形象，贴合作品原有的语义和境界。
译文二：
One Morning in Spring/Late! This spring morning as Iawake I know/All a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crying/Thestorm last night,I sensed its fury/How many,I wonder,are fallen,poor dearf lowers!
这是诗词翻译家翁显良先生作品，他的主张是自由译，对格律与散体实现完美转换。这一篇译文，将他的理论观点很好的表达，在这首诗歌的翻译当中，译者并没有逐词逐句的进行对译，而是换了一些词语的说法。中国诗人英译的优势是读得懂中国诗人词人，能够将传统文化很好的理解领悟和表达出来，而较外国翻译者的劣势在于，如果不是很好的掌握外语翻译技巧及西方文化特色，对西方受的喜好和审美并无所知，则会产生翻译时表达不够贴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而最终没有使文本变为优秀的作品。译者的此篇译文，没有看到直译诗词的身影，是以一种意译的说故事的形式表达，而在表达的过程中，着重将原作者的感觉和心情描绘出来，使受众通过心境去了解情景。此词描绘的心境与第一首译文比，则略显悲凉凄婉，第一首叹春，这一首是有悲春色彩，与中国古代的词人喜欢借景抒发悲意是一致的，至于受众是否理解，取决于受众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程度。
篇10：跨文化视角下的外国文学作品鉴赏和翻译探讨的论文
跨文化视角下的外国文学作品鉴赏和翻译探讨的论文
因为民族文化和地域特点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文学作品翻译是文化融合的重要措施，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译者需要从跨文化视角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真实地还原作品的艺术特色，不断提升自身的外国文学作品鉴赏水平和翻译能力。
一、跨文化和阅读文学作品
在不同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会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就会存在差异性。正是因为生活环境和思维模式的不同，才会出现跨文化现象。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人民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形成了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会影响到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无法客观地去看待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文化差异的体现，而人们在交流中往往会忽视这些差异，因此会造成很多误会。而文学作品是人们传递信息、抒发感情的一种途径，展现出人类的生活状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推动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1]。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能够方便世界人民的跨文化交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涌入我国，我国的人民也开始重视西方文学，在作品翻译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语言和文字不仅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如何使用准确的语言进行跨文化翻译是非常关键的。虽然我国的学者充分重视跨文化翻译，但是翻译质量却有待提高。翻译不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解，还要对语言艺术和民族风情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除了语言通顺得体，还要兼顾文字的艺术性和美感。
二、跨文化视角下的外国文学作品鉴赏
外国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西方文化，我们可以通过鉴赏几部西方文学作品，来体味其中的文化内涵。例如《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妈妈说过：“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我们中国的观众看到这句话可能一时难以理解，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人生比作巧克力。这就需要了解西方文化才能领悟，因为西方的巧克力一般都是二十块左右，每一块巧克力的味道都不一样，而且包装纸也没有注明口味，必須亲自品尝才能知道，就像人生需要经历的酸甜苦辣一样各有其味。这个比喻用在小说中非常贴切形象，也教会了我们一个人生道理。再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是根据一个渔夫的经历创作的，主要是讲述了一位老渔夫出海捕鱼，在捕完一条大鱼后筋疲力尽，结果大鱼又被鲨鱼盯上了，于是被迫与鲨鱼搏斗，最后鲨鱼抢走了大鱼，留给老人一副鱼骨。虽然老人失去了大鱼，但他经过努力搏斗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塑造了一个身处险境永不言弃的.老人形象，展现出西方人民所推崇的敢于冒险的精神。如果没有了解西方文化，翻译人员势必无法通过文字向人们展现出这些文学形象的闪光点，也无法体现出作品的精神内核。
三、跨文化视角下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
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简单地直译，而是对西方语言进行再创造。优秀的翻译作品既能够做到尊重西方文化和民族精神，又能体现出本国语言的丰富底蕴这样才是最佳的翻译效果[2]。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塑造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夏洛克，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因此，之后有许多作家都用夏洛克来代指嗜钱如命的小人，翻译时看到这个名字就不能直接翻译成人名。《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另一部巨作，其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台词，To be其实是动词不定式表达法，具体意思也有好几种，如存在、做自己，如果没有深入研究文章内容，可能一时无法准确翻译出来，目前公认的翻译是存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如此翻译，就能深刻地体现出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不甘心和对死亡的恐惧等矛盾心理。再比如《富兰克林自传》中有“Gringding wheel”这个词组，如果直译成砂轮，就与文章内容毫无关系，综合上下文考虑，可以译成“上当”。这个译法是有据可循的，因为总统富兰克林小时候在用砂轮磨东西时，有一个陌生男人来访，希望富兰克林能帮他磨斧头，磨好后那个男人就走了，没有感谢也没有报酬，小富兰克林觉得很受伤，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因此西方文学会用Gringding wheel代指上当。如若不知道这个典故，就无法准确翻译文章，反而会闹笑话，因此，了解西方文化对于翻译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结语
因为文化差异，中西方交流始终存在障碍，这也是阻挠全球化的一个因素。因此，在翻译西方作品时，我们要不断学习西方文化和翻译技巧，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去展现西方文化的内涵，用最精准的语言向国人传播外国文化。深入研究外国文化，尊重文化差异，除了能够丰富自身知识以外，也可以促进世界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杨华.英汉身势语文内涵对比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3（06）：18-19.
[2] 栾晓虹.文化词语及其翻译[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3（0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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