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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汉语比的语法化过程
汉语比的语法化过程
“比”由动词转化为介词经历了语法化过程.本文将这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比”字相应为等比动词,简单及物动词,连谓结构中的第一动词以及介词.本文通过阐述“比”字的这四种用法以及在各个时期中的不同地位,勾勒出“比”字的'语法化过程.
作 者：邓静怡 袁芳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刊 名：安徽文学（文教研究） 英文刊名：ANHUI LITERATURE 年，卷(期)： “”(9) 分类号：H1 关键词：“比”语法化 比较项 比较词 结论项篇2：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
摘 要：语法化理论进入中国后，介词研究进入全新阶段。
据目前研究，介词语法化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普通话研究成果多，方言研究不充分且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第二，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少;第三，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较少。
关键词：介词 方言 语法化 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
沈家煊(1994)在《“语法化”研究综观》一文中提到了“到”“被”“在”等介词的语法化，并提出语法化研究的两条路子与九条原则。
孙朝奋(1994)同年发表《<虚化论>评介》，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情况。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发表《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要素》一文，提出句法位置、语义变化、语境及重新分析是四种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要素。
以上三篇文章构成我国语法化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对汉语语法化研究产生引领性作用。
随后，沈家煊又介绍了国外最新语法化理论著作《演变而来的语法》，明确表示赞同此书作者的观点，认为弄清语法标记形成的历史过程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词义虚化机制。
语法化指导性理论建立后，介词语法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介词语法化动因与机制
动因与机制问题一直是介词研究的重点。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动因”与“机制”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但都不外乎回答动词为什么能够虚化为介词及怎样虚化为介词这两个问题。
石毓智(1995)分析汉语介词衍生的原因，认为汉语介词的衍生与连动结构的时间一维性有关。
时间的发展只有通过运动变化才能为人所感知，它又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一维地向前流逝，那么在计量它时，如果同一时间内发生多种多样的运动变化，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来计算。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提出，诱发汉语实词虚化的因素有四种，即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变化、语境的影响和重新分析，并讨论了汉语“把”字句与“被”字句的产生机制。
金昌吉()谈到介词来源问题时，赞同徐通锵提出的“结构的不平衡是变异之源”的观点，认为用“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介词的虚化问题，并分析了“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的形成。
洪波(1998)不同意石毓智的观点，他认为时间的一维性对于汉语介词的衍生只起间接作用，即它使得汉语介词所从来的那些动词在句法结构中的某些句法能力(如时体表现)大大弱化，从而为这些动词向介词虚化创造了条件。
他认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有两种：一是认知因素，一是句法语义因素。
刘丹青(2OO1)指出了介词的前置与后置之分。
他认为，动词虚化为介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赋元动词，这是介词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连动句的句法环境，这是汉语前置词来源的主流。
陈昌来()也认为句法结构位置是动词虚化的机制。
首先，虚化为介词的动词首先得能充当连动句的第一个动词，构成“Np+Vp1+Vp2”的格式，或充当连动句的第二个动词，构成“Np+Vp1+Vp2”。
其次，句法结构的变化和固定使得动词向介词虚化有了基础或前提，而实现这种虚化还需要动词词义的泛化以至弱化、虚化。
另外，张旺熹()对汉语介词衍生的语义机制，李永(2007)对动词词义虚化过程中的义素变化，何洪峰(;)对汉语限域性介词、汉语次生介词的演化机制都作过详细地分析。
根据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介词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问题，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但总体来看，都肯定句法位置是最重要的前提，语义的弱化则是另一重要的条件。
二、介词语法化的过程
(一)普通话介词
90年代以来，运用语法化理论分析汉语介词语法化的个案研究硕果累累。
主要包括单个介词的语法化研究及同类介词的对比研究，以下为近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马贝加撰文研究“向、沿、同、就、经”等介词的虚化过程，后又撰写《近代汉语介词研究》一书，集中研究了各介词从古至今的演变。
相关研究的文章还有李琳莹《介词“对于”的意义和用法考察》();陈安平《介词“问”的产生》();蒋绍愚《“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2003);陈勇《上古汉语“从”的虚化及发展》();章家谊《“让”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2005);陶振伟《“到”的语法化》();何洪峰、苏俊波《“拿”字语法化考察》(2005)。
邵宜《介词“往”的语法化过程考察》(2005);刘永耕《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2005);肖任飞、陈青松《介词“向”“往”“朝”的句法语义模式分析》(2006);周芍、邵敬敏《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2006)。
黄敬轩《汉语介词“就”的语法化历程》(2007);刘祥友《“向”的介词化过程》(2007);林运运《“把”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2007);郑宏《介词“将”的产生》();刘瑞红《介词“自”和“从”历时比较简析》(2008);晁端《汉语“给”的语义演变》()等。
(二)方言介词
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方言介词也成为语法化的主要研究对象。
以下是一些学者对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
鲍厚星在《长沙方言研究》(1999)一书中分析了“得、哒、在、到”四个虚词的异同，构拟了它们演变和发展的路径。
刘丹青(2003)发表《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单向性与双向性――以北部吴语的同义多功能虚词“搭”和“帮”为例》一文，通过分析吴方言中的虚词“搭”和“帮”的语义、用法和语法化路径，发现两者的多功能性和相反的语法化途径。
荣晶、丁崇明(2004)《昆明话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一文通过对比新老昆明话的语音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方言，论证“着”的不同读音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
李宇明、陈前瑞(2005)的《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一文考察了“给”字被动用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制约因素，认为北京话中的介词“给”在助词“给”的诱导下逐步发展出被动用法。
陈泽平(2006)《福州方言处置介词“共”的语法化路径》一文，认为“将”是来自书面语的外来成分，“共”是方言自源的成分，并且是个多用途的虚词，讨论了这个处置介词的产生时间和语法化途径。
吴福祥()《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一文从共时角度讨论汉语方言中趋向动词的若干语法化过程，概括出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四个语法化模式。
刘春卉()《河南确山方言中“给”的语法化机制考察》认为，河南确山方言中的“给”首先在动词“给予”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为、替、帮”义;后来随着“受益”意味的逐步弱化，它又开始引介动作的接收者、协同者以及比较对象或关系对方，表示“向”“对”“跟”;而当两对象之间的主从关系不明显或无关紧要时，“给”进一步向连词发展。
三、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其他视角
(一)介词语法化的语音表现
关于介词语法化过程中的语音表现，学者们做出了许多探索。
江蓝生(1999)以“动词+介词+处所名词”结构中的介词为例，探讨了音变与语法化程度的对应关系，指出伴随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杨成虎(2003)从语法化连续统渐变角度分析这一问题，认为音变也是一个连续统，其渐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重读到轻读(包括原有的重音失去，音节中的元音被弱化等)。
石毓智(2001)在其著作《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一书中提出，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往往导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
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主要表现为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化、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现象。
潘悟云()在《温州方言的介词》一文中指出介词具有前附的语音特征，表现为声调的弱化，即失去了固有的调值和调类，声调会中性化为一个短低调，略呈降势。
李如龙(2007)在《闽南方言的介词》中指出福建泉州话的介词“共、护、度”等作动词时重读，而用作介词时往往与单音节名词和音。
(二)介词语法化与重叠现象
曹广顺(2003)发现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并存原则”有时以一种特殊形式出现，即把新旧两种格式或虚词重叠起来在同一句子中重复使用，构成对语法意义重复表达的格式。
两种格式经过长时间的选择，一个消亡，一个保留;有时也会把不同表达方式凝固成一个整体使用下去。
并存原则与重叠现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表达同一语法功能的`不同语法形式在一个共时系统中同时存在;而后者是指新旧两种形式重叠使用，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结构中。
因此，重叠是并存的特殊情况。
王姝、王光全(2014)指出，从语法化的角度观察，汉语史上介词和连词的形式由小变大，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介词和连词也不断增多，这两个现象令人不解。
该文提出一种“叠加结构”假说，由于单音介词叠加，使介词的音节数目增加――由单音变双音，由双音变三音;某些连词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同时，叠加不断产出的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增加了同义介词和连词的数量。
(三)语法化与双音介词
马贝加()在《近代汉语介词》一书中指出，学界大多认为，汉语介词全部(或绝大多数)是从动词衍生出来的。
如果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仔细观察，现代汉语平面上，就介词范畴来源而言，所有的单音介词都脱胎于动词。
但是，双音介词却不同，双音介词的来源可以分为5种情况：
1.由两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按照、依据、依照”等。
2.由一个介词性语素加一个助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为了、为着、趁着”等。
3.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加一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关于、由于、对于”等。
4.由一个名词性语素加一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根据”。
5.由两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经过、作为”等。
金昌吉(1996)、陈昌来(2003)、刘丹青(2003)都对双音介词作过一定的研究。
(四)语法化与框式介词
关于框式介词研究，不得不提的是刘丹青(2002)的《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框式介词”是指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
该文分析了汉语后置词发生发展的动因，认为前置词短语从以动词后为主演变为动词前为主，使汉语前置词不再位于联系项倾向占据的中介位置，违背了联系项居中原则，从而促使方位名词等一些词语发展出后置词的用法，并与前置词一起组成框式介词。
陈昌来(2002)《介词与介引功能》一书设专节详细地描写了介词框架。
他根据后置词的词性将介词框架分为四种类型：介词与方位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名词性短语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连词、动词、副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准助词构成的介词框架;分析了介词框架的句法功能、语义性质、语用功能，讨论了介词框架中前置词和后置词的自由度问题，并简要分析了介词框架形成的动因、介词短语的前移等问题。
(五)类型学视角的研究
语言类型学是当前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与语言类型学结合，对于汉语介词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2003)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伴随介词。
通过对汉语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发现在汉语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样一个语法化链。
从汉语观察到的“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一演变模式，体现的是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一种演变类型。
与之对立的另一种演变类型是“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种演变模式广泛见于SVO型语言。
分析表明，导致伴随介词在SVO型语言里具有上述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因素是句法条件。
“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两种演变模式的认知动因也不相同。
前者由转喻操作诱发，后者为隐喻操作促动。
刘丹青(2002)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就汉语框式介词的存在动因、句法性质、语义特点等问题作了探讨。
其著作(2003)《语序类型学》对框式介词进行了更为广泛而全面的研究：介绍了框式介词，探讨框式介词的历史来源;讨论了先秦汉语中框式介词的形成及其诱因;在研究吴方言介词系统的基础上，将框式介词进行了跨吴语比较;按句法特点将框式介词分为四类：双重赋元框式介词、词汇性框式介词、强化式框式介词和连接式框式介词。
四、结语
汉语学界对介词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以上只提及一些语法化理论引入后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实早在“语法化”理论引入之前，汉语介词的研究就已非常发达。
根据目前的研究，学界对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通话介词研究成果较多，方言介词的研究不够充分，且多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对各地方言介词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双音介词与框式介词的研究也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涉及到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的研究少之又少。
3.涉及汉语方言介词的本字及语法化过程的研究比较少，各地记录方言时如遇不明本字的情况大多用同音字替代，这就造成了方言中误用、误读、不明真相的情况。
综上所述，汉语介词语法化特别是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仍将是汉语介词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鲍厚星.长沙方言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金昌吉.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4]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刘坚，江蓝生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6]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
篇3：《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化理论
《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化理论
国内系统的语法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于20世纪初的《马氏文通》中所涉及的'语法化问题,还仅仅是对某些虚词来源的考察.
作 者：郝凤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刊 名：安徽文学（文教研究） 英文刊名：ANHUI LITERATURE 年，卷(期)： “”(9) 分类号：H1 关键词：语法化 马氏文通 实词虚化篇4：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者在引进、介绍语法化理论的同时,也从语法化演变途径、语法化机制、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汉语语法化现象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研究视角与方法从语言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的宏观背景、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汉语语法化现象与印欧语语法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作 者：胡晓慧 HU Xiao-hui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刊 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9(3) 分类号：H04 关键词：语法化 历时演变 共时分析 语法化机制篇5：汉语助动词语法化的特点与原因
汉语助动词语法化的特点与原因
汉语助动词的语法化不同于一般的实词虚化,它只是语义由具体变得抽象,既没有失去独立运用的能力也没有造成语音形式的.弱化,但在语法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助动词语法化的原因从认知的角度看是认知域的转移,同时也与语法结构的重新组合和类推有关.
作 者：张宋兰 张德岁 作者单位：张宋兰(萧县函授学校,安徽・萧县,235200)张德岁(宿州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刊 名：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ZHOU EDUC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12(6) 分类号：H03 关键词：助动词 语法化 特点 原因篇6：俄汉语空间关系词汇的语法化现象
俄汉语空间关系词汇的语法化现象
语法化即词的虚化,其基础是隐喻化,语法化理论实现了对原有语言学理论的突破.语法化的`起点是词汇构造,而词汇构造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空间关系词汇,这是因为空间关系概念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俄语和汉语中的一些空间关系词汇积极参与着向体范畴、时间范畴和情态范畴转化的语法化进程,这为语法化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作 者：赵亮 彭文钊 ZHAO Liang PENG Wen-zhao 作者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欧亚语系,河南,洛阳,471003 刊 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年，卷(期)： 28(3) 分类号：H354 关键词：语法化 俄语 汉语 空间关系 隐喻化篇7：汉语发展史上词序的变化及语法化的论文
【摘要】本文对孙朝奋博士于出版的《汉语发展史上的词序变化及其语法化》一书进行了简要地介绍，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分析说明，也论述了它对语法化研究所做出的新贡献以及有待进一步改善之处。
【关键词】语法化；重新分析；类推
一、语法化与汉语句法研究
本书根据孙朝奋博士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19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分六章，基本上采用归纳—演绎—再归纳的写作思路。第一章勾画了本书的篇章结构，阐明了本书的研究目的。作者讨论了汉语句法研究与普通语法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国内外这方面研究的最新发展以及汉语历史分期和历史语料的选择问题。中国学者对汉语语法化的研究经历了由单纯描写语法现象到在描写的基础上解释语言现象出现的动因和机制的变化。本书也是对近期语法化研究发展的一个总结，作者以几个汉字为例，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从古到今的变化确实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从语言内部找出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动因和机制，继而对语法化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介词词组的语序变化与汉语语言结构
第二章讲述的是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及其与汉语语言结构的关系。作者以《左传》和《史记》为依据，选择了古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介词“以”，“于/於”，结果显示，无论数量上还是频率上，动词前后的介词短语比例大致相当，借此否定了所谓的参数设定变化(parametersetting)。
“以”用法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导致了交流上的障碍才使得它的诸多用法逐步被其他的词所替代。如“以”可以表示工具，后来被“把/将”取代，元代以后，又逐步让位于“用/拿”；上古汉语中，“以”还可引导间接宾语，但在v1v2连动结构的类推和两个同音异义词“与”的重新分析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双宾结构“v1do与io”，这也是现代汉语中“给”的前身。
同样的道理，“于/於”作为上古汉语中主要放在动词后面的介词，交流上的不便也是导致其变化的外部动因。其被动标记身份从六朝开始让位于“为”“被”，因为此时，带施事主语的动词性复合词v-杀与代受事主语的动词性复合词v-死之间的界限得以中和化(neutralization)，即它们既能带实施主语又能代受事主语，这样就造成了谓语之前的名词性成分角色的复杂化，施事和受事混杂不清，造成交际上的困难，这时的语言倾向于产生一种语法手段，有效标示谓语之前的施事名词，而“被”本身的特点最适合充当这一角色，便在此背景下语法化为前置施事标记(agentmarker)。
上古汉语中，“于/於”以及“如”“似”“比”还可以用作比较中枢词(pivot)，而现代汉语中，只有前置“比”有此项功能。这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相同的句法环境和语义相关性(semanticsimilarity)的推动下，“比”与其他成分进行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结果。
经过这些变化，放在动词之后的介词短语逐步让位于放在动词之前的介词词组，表面上形成了这种现象[v+附加语]—[附加语+v]。事实上，介词短语只是根据是否表示结果状态而进行重新分析而已，表示结果的附加语只能出现在谓语之后；而表示伴随状态的只能出现与谓语之前。由于现代汉语中介词短语是表示动作伴随状态的，所以整体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前移了，这是现代汉语影响全局的语法规律之一。介词短语的位置变化导致了s+pp+vp范式的出现，该范式的类推作用使得联动式的第一个动词倾向于语法化。(石毓智,《现代汉语变化的动因和机制》)
第三章主要关于“把”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功能，把字结构的产生，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汉语语言结构的关系和语言的本质问题。首先，关于“把”在现代汉语中的功能，作者认同hopper&thompson的观点，“把”是一个高度及物性的标志。现代把字结构中，宾语np必须特指，而且谓语动词因体标记“了”的存在而有界化，这些都决定了“把”是高度及物性的标记。
因为“把”字代替了上古汉语中的“以”字结构，其用法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现代汉语中，“把”的不同用法之间的关联不大，可视为同形异义现象。但在近代汉语中，它可作为实义动词，可用于连动式和目的结构中，甚至作为高度及物性的标志，语义范畴日益抽象，构成一词多义关系。同理类推，作者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推导出一个语言符号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映了语言的本质问题。作者从语法化过程中存在的语法临摹现象指出，任意和象似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语言的本质，这就有力的挑战了索绪尔一派的语言任意观，也是对普遍语言学作出的贡献。
大量调查和统计表明，把字句的产生仅仅是替代了古代的以字结构，并没有新的语序产生，况且这种句法宾语前置的比例还不到1/10，可以这样说，200多年来，汉语的语序一直相当稳定。
三、语法化的内部机制和外部表征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汉字“了”的演变历程及其理论意义。现代汉语中，“了”主要出现在两种句法环境中：作为句子附着成分(sententialclitic)表示完成体意义和作为后缀体标记(suffixalaspectmarker)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状况。根据之前的论述，这两种用法具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应属于同形异义，但更重要的是历史渊源不同。
词缀“了”源于上古动词“liao”，意为“完成”。“了”同“却”都可以用于“v+o+完成动词”格式中，这两个成分句法和语义上的象似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重新分析，最终出现了“v+o+了”的格式，同时联动结构的出现使得“了”前倾化，而“s+pp+vp”范式的影响又促使了连动式中第二个动词的语法化，并且，逐步弱化了与动词的词汇边界凝结成一个整体，动词和“了”相应的由句法关系变成了形态关系。但作为动词和作为词尾都体现了一种状态的改变，因此，这种语法化过程可以称为隐喻延伸或者类推，即从动词意义中延伸出来的新意义。完成体标记“了”，是一组表示完成体意义的句尾成分如“也，矣，来，了”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五章从两个角度论证了“得”的语法化以及有关的理论影响。上古汉语时期，主要作为实义动词，还在“得-v”格式中用作情态助动词；晚期，在连动式的类推下“v-得”格式形成，“得”用于一组心理动词之后，其语义不断抽象化，直到扩展出表示“可能”的意味。“v-得”格式与“得－v”格式中，“得”字语音语义上的相似性促使了它们之间的重新分析，再加上连动式的类推就产生了“v-de-v”格式，继而便是“v-des”结构，这也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用法。其中，当它表达潜在意义时，“得”是一个中缀；用来描写时，“得”附着于第一动词成为其后缀，这也是类推扩展的结果，源于第二个动词由非状态动词扩展出状态动词，也体现了象似性。由此可见，“得”从古到今的变化反映了由实义动词向词缀的变化，即由自由词素向粘附词素的变化，证明了“得”字的发展正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bybee&pliaca从历史记录中总结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词素倾向于由词根语气发展为认知语气。换一个角度讲，就是有一种语法化的趋势；“得”由词根情态词发展为认知情态词的过程说明其发展史是一部语法化的历史。同时，情态动词的词根语气和情态语气经常会发生语气含混现象，正是它带来了句法上的重新分析，由动词之前移到了动词之后，逐步语法化。
第六章是总结性的一章，作者简要回顾了这几个汉字的发展历程，在描写的基础上引进了理论思考，把语法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普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指出了一个词语的语法化过程具有各种各样的外部特征，如整体性(integrity)、聚合关系变异性(paradigmaticvariability)、依附性(bondedness)、辖域(scope)。
四、结语
该书运用系统的观点既从共时的角度描写了几个语言符号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又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不同用法形成的历史动因和机制提供了另一个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理论框架，为语言演化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突破了传统的以描写为主的语法化研究，引进了理论思考和解释。然而，作者的研究仍然从语法形式的内部寻找语言变化的动因和机制，忽视了语篇策略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语言变化总是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必然涉及到人的认知和话语的语用因素，这两个方面不能分开。(王葆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新尝试，外国语，)。因此，不但要从历时角度探讨语法化的过程和机制，还应该揭示历史演变中所涉及的功能因素，从社会学和功能观的角度全面的研究语法化，唯此方能更深入的探讨语言发展演变的动因、机制和规律。
【参考文献】
[1]石毓智.现代汉语变化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王葆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新尝试.外国语,2003.
篇8：汉语语法欧化现象论文
摘 要：五四运动以后，汉语受以英语为主的印欧语言的影响，走上了欧化的道路。汉语语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的一桩大事，使汉语语法从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演变和发展。我们要理性地面对汉语欧化现象，找到中西语言的契合点，促使汉语健康发展。
关键词：欧化；语法；利弊
一、汉语欧化现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文的变化极大。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文也渐渐走上了西化的路子。有人称这是汉语面临的西化危机。危机与否我们先不要下定论，西化现象已经是潮流所趋，势所难免。我们只有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个过程和现象，才能评判西化现象的利弊。《中文的常态与变态》这篇文章，用大量的事实和例子，写出了现代汉语受英文语法的影响而欧化的现象。例证详实，论证严密，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国语语法未来发展状况的担忧。自从开放国门以来，汉语语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词法和句法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例如词汇多音化趋势加强，词缀化倾向日益显著，被动结构的扩大等，种种变化打破了汉语意合的形态，使中文的常态优势尽失。本文拟通过对余先生观点的思索，来进一步探究汉语欧化的道路及其这条道路上的利与弊。
二、汉语语法欧化的表现
（一）词法上的变化
在欧化过程中，最先产生、最易辨别的词法上的变化。例如，词的组合结构趋向复杂；多音化趋势不断加强；词缀化倾向日益显著等。
1.多音化趋势不断加强
多音化趋势是指汉语多音节词汇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王力认为汉语多音化趋势是汉语自身发展趋势所在，但外来语的影响加速了汉语多音化的进程。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时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等。由于英语词汇的一个音节至少与汉语的一个汉字相对应，所以音译词也多为多音节。另外意译和音译兼意译，更要求外来词和汉语的成词习惯相对应，所以，翻译过来的词所含的义素一般都多于两个音节以上。另外汉语“词根+词缀”式构词方式，也是使多音节词汇增多的一个原因。
2.词缀化倾向日益显著
众所周知，汉语是孤立语，词汇缺乏形态变化，几乎没有词缀可言。但是随着外语对汉语影响地不断加深，兴起了不少汉语词缀。例如用法跟“—ize，—ise”相当的“化”（欧化、现代化），跟“—er，—ian，—ist，—or，—eer”等相当的后缀“家”（画家、歌唱家）、“者”（作者、读者）、“师”（工程师、魔术师）“员”（演员、教员。还有“反”（反人类等）“非”（非法、非礼）这种类似的前缀。
余光中先生通过对后缀“性”（可读性、纪律性）和“主义”（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驳，认为这些类似后缀的成分是汉语受西化影响而形成的“名词成灾”的诟病。近年来也出现了新的词缀，例如“被”，被幸福、被自杀、被小康等。通过研究发现，汉语受英语的影响，词缀的语义趋于抽象和泛化，构词位置日益固定，增强了汉语的构词能力，并且增强了表达效果。
3.“的”字结构乱用
我国文言文中，所属关系皆在字里行间，“的”字很少用，甚至不用。但“的”的滥用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现象。余光中先生在文中写道“一碰到形容词，就不假思索，交给“的”去组织，正是流行的白话文所以僵化的原因。”例如，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楼阁里。（徐志摩译《巴黎的鳞爪》）徐志摩的这篇翻译的确不尽如人意，有些蹩脚。
用了大量“的”字定语结构，使句子显得拖宕冗长。如果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不顾汉语自身的特点，紧紧跟随英语句式，势必会造成译文的冗长复杂。英语句子呈现句首封闭、句尾开放的特征。修饰语、插入语可以后置，句子可以不断向句尾扩展和延伸。与英语不同，汉语句子成句首开放、句尾收缩的特征。句首虽然开放，向左延伸，但扩展的长度和程度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像英语那样层层环扣、向后不断扩展延伸。需要标点和虚词把句子分开，化长为短。
因此英译汉时常常要破句重组、化繁为简，去除冗余，符合汉语言重逻辑、重悟性、的特点。
（二）句法的变化
1.句式趋向复杂多样，意合形态渐弱
汉语里有些句子，完全可以根据语气的需要而灵活变通，不需顾及句法结构的完整性，所以经常出现句子成分的省略、隐含、增减等现象。因而有人说“汉语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随机语法”。汉语灵性之根在于它的简易型。但是随着西方语法的影响，汉语更加注重形式，句式趋向复杂多样。
英语注重使用各种形式手段来连接词语、从句和分句，注重通过有形的标记来显示词语之间、主句和从句之间以及分句之间的关系。汉语虽然也通过介词和连词等形式连接句子，但使用频率上远不如英语那么高。汉语中虽有各种连词，但语义关系常常要通过语序和意义去体会。在英语里，词性相同的字眼常用and来连接：例如man and wife ，you and I ，back and forth。但在中文里，类似的场合往往不用连接词，所以只要说“夫妻”、“你我”、“前后”就够了。五四以来，“但是”、“如果”、“既然”、“即使”等连词的大量使用使汉语意合形态渐弱，走向偏重形合的特点。
2.被动结构的扩大
汉语中，被动结构所叙述的原是不如意或者不希望发生的事。但五四以来，汉语“被”字句出现频率明显增长。西方是形合的语法，动词被动形式的使用都是强制性的。依照汉语的传统，有时候只要被动关系可以意会，往往就使用无标志被动句形式，而不采用被动标记“被”字。在翻译西方作品的被动句时，人们往往根据句子形式，一律把被动句用“被”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使“被”字句明显增多。
在西化以后，被字句表示的也不限于不愿意或不愉快的事了。余先生举例：“我不会被你这句话吓倒。他被升为营长。他不被准许入学。”这三句话本可以说成："你这句话吓不倒我。他升为营长。他未获准入学。“句子简洁不拖宕，却生硬的用被动句来表达句子。
主动的表达方法，显示了汉民族自古以来“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哲学思想传统，在这种传统下，我们拥有的是主体涵盖客体的思维，必然不需要主体客体界限分明。
三、汉语欧化现象利弊说
汉语欧化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人们对汉语欧化的利弊观点不一，有人对欧化现象持宽容态度，认为欧化现象适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与世界接轨。
陆俭明先生的《汉语危机论可以休矣》，针对近几年来媒体上不断出现的“汉语危机”论，他认为这是人们缺乏语言意识的表现。陆俭明先生还认为语言实际并不存在纯洁性的问题。我们追求的是语言的健康使用，而非“语言的纯洁”。
由此可以看出，陆先生对汉语西化的问题保持宽容态度。汉语的欧化还有很多有利的方面，例如汉语利用欧化词缀构词，丰富了汉语附加式的构词法等。对于汉语欧化，反对的声音也有很多。
余光中先生在文章中就说“目前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这种危机，有心人都应该及时警觉而且努力抵制。”由此可见，余先生对西化持谨慎态度。的确，汉语在西化过程中，过度吸取了西方语言中一些不适应汉语的东西，使汉语“洋”相百出，丧失了中文先天的优势。这也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例如滥用词缀构词，造成造词生硬；存在“的”“们”滥用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被动结构的扩大，句式复杂多样等问题。面对汉语欧化现象，反对之声也层出不穷。通过《中文的常态和变态》这篇文章，我们更清楚了探析了汉语语法欧化的表现，在近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汉语不断发展，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都间接揭示了西方语法对我们的影响，展现出时代的不断变迁和发展。我们要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理性地吸收和接纳，并且要扩大中文对西方语言的影响，传播中华文化。
这样才能避免在强势英语的影响下，只有汉语欧化，而英语却丝毫未动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中西文化的最佳契合点，使它们优势互补，从而建构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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