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与尝试论文

时间:2023-08-18 07:43:20 其他教学论文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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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与尝试论文

篇1: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探究

本文立足课堂教学,着重介绍具体教学实施过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以期于教学工作有一定指导借鉴意义,提升课堂效率。

摘 要:在基础教育不断改革、文学边缘化、大学专业课时压缩以及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广大学生对文学、中文专业的学习与关注兴趣逐渐转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篇2: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探究

作为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及其思维方式、人生理想的建构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发生转变,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无法及时产生效应的基础学科均被学生逐渐冷落、淡忘。较之上世纪八十年代来看,学生的专业学习积极性有明显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有不少学生甚至不明鲁迅、老舍等当代名家,更遑论对其作品的了解程度。缺乏阅读,学生未能体会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自然也无法感受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精神,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对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当中,笔者作出常识性改革探索,以期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一、多样手段,增添课堂魅力

大量的.事实已经验证了兴趣对于学习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这毋庸置疑[1]。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缺乏是我们首要应当解决的问题,唯有在饱含学习兴趣的基础上,他们方能积极主动进行学习探究活动。那么如何提升增添课堂魅力,提升学生的学习探究兴趣与积极性呢?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巧用对比

在当下学生对文学缺乏新缺乏的情况下,教师更应因材施教、结合教学目标有效改革教学方式。巧用对比,顾名思义,就是结合各种阅读资源进行对比,在拓展学生视野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比较联系,变枯燥单调的平铺直叙为绘声绘色的对比介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最近不少学生都有阅读过鬼子先生《一根水做的绳子》,结合此点,教师可将其与沈从文先生《边城》的讲述联合起来,同为悲剧爱情故事,两本书中有不少可以比较联系之处。教师可根据书本内容,引导学生从主人公的身世背景、生活道路以及他们对爱情抉择上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沈从文先生作品中的翠翠,还是鬼子先生作品中的阿香,他们都具有美丽、善良、聪慧的特点。更巧合的是,他们都是那样“卑微而渺小”。沈从文与鬼子先生均让主人公经历了难言的痛苦和挫折,残酷的温情与冷漠的城市形成相衬托,然而两位主人公又因对待命运“抗争”、“妥协”的不同应对方式,各自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这让他们的人生既存在相似,同样又具有差异。在对比分析中,学生不仅深化了对主人公情感、作品精神的体悟,更深深沉浸到了两部作品所展现的情境之中。相较于单调的讲述来说,这样的方式显然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如此,这有助于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深化理解和视野拓展,学生积极性较高的情形下,教学效果自也不言而喻。

(二)现代手段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现代教学手段逐渐进入课堂,多媒体教学就是提升教学效果的有效现代手段之一。借助多媒体,我们可将原本课堂中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在《围城》的介绍讲述过程中,小说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展开叙述,反应那个时代部分人的生活与心理变迁。然而,方鸿渐生活经历极为复杂,繁琐的叙述颇费时间,借助多媒体,以图表的形式将方鸿渐复杂的经历展现出来,无疑更为简便清晰。这种方式对于情节较为复杂的作品、文学史的梳理均有作用。多媒体将单调的文字形象化、直观化,相较于单一的课本阅读来说,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除此之外,文章解析时,辅以一段婉转动听、适情应景的曲子,或是一段能够彰显文章意境的画面,这样化朦胧为清晰,变抽象为直观,无疑都有助于学生对文意理解的深化和情境融入。这样新奇的教学方式更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绝佳手段[2]。

二、课外阅读,增进鉴赏能力

就中文系学生来说,大量的阅读是极为必要的,这也是他们拓展视野,丰富知识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当代文学》所涉及到的作家作品众多,仅凭借课堂内极为有限的教学时间学习探索是不够的。要让课堂教学效果最大化,学生得以更大程度的提升,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的结合就尤为必要了。那么,如何有效的进行课外阅读,并以之辅佐课内教学呢?首先,教师应当介绍课外阅读书籍,制定书目,并明确阅读要求,让学生完成读书笔记。其次,在课堂上,教师应当设计部分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跳脱出课堂局限的问题。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这节内容讲述后,我们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课外阅读,各抒己见的对余秋雨作品进行评析、鉴赏,既能有效提升学生对文学的审美、鉴赏能力,也能反之促进学生课外阅读,一举两得[3]。

三、结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其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课程改革绝非仅是上述几点方向,这有待于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不断探索研究。在分析教材,结合教学目标与学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研究更具实效的教学方式,改革完善课堂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于宁志.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可行性研究[J].怀化学院学报,,3(12):121-124.

[2]丁明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刍议[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1(7):104-106.

[3]张小华.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析――以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语文教育专业为对象[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8):128-133.

篇3: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通常会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主要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性质、成就、特点及其经验教训,探讨并要求学生掌握各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文学思潮,研究并要求学生掌握各时期不同流派与不同艺术风格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作品,总结其发展规律。通过教学,一是要让学生牢固掌握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二是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艺作品进行鉴赏、分析等能力。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程因教学内容多、教学课时少,教师要争分夺秒赶进度等原因,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形成“满堂灌”、“填鸭式”的基本教学模式。此种模式在倡导“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的新形势下已不能适应师范生教育的需要,亟须改变。本文结合笔者所在单位的教学情况,谈谈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过程中的思考与实践,以期对同类高校有所助益。

一、更新教学观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就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应当明确为中学语文教育服务的目的。为了培养出具有相当文学感悟力与表达能力的新一代中学语文教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必须贴近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状况。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更新现有的教学观念。

首先,要重新确立“教”与“学”的关系。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较少互动,学生主要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忙于记笔记,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而且容易觉得枯燥,从而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我们倡导“问题式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教师在该课程正式讲授之前,先结合自己的教学计划,列出20个左右的选题(如鲁迅的当下意义,茅盾与社会剖析小说,巴金与家族文学,老舍与京味小说,沈从文的乡下人文体等)要求学生去思考,同时开列一些与作家、作品、文艺运动等相关的书籍和参考资料要求学生去阅读,在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加深他们对作家作品认识的同时,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一次的授课过程中,要有计划地留出5分钟左右的时间,指定1-2位同学阐释对某一话题的理解与认知。在实施课堂教学时,将基本知识点(如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概况等)交由学生自主整理,教师着重讲述重点与难点(如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论争的过程和特点、作家的创作风格、作品的主题意蕴等),而对于某些文艺思想论争的问题,或对某些作品的评价问题,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并指导学生课后查阅相关资料,写成书面作业。此举一方面能让学生获得独立分析作品、评论作家的锻炼机会,另一方面也在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这一模式中,教师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知识点的讲授和问题的引导、归纳与总结上,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身份得以凸显,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加深,成为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要改变传统教学中重视文学史而轻视作品选的现象。由于课程设置的`原因,许多高师中文专业没有开设专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或精读课程,而文学史的精华正是那些具有经典性的优秀作家作品,即那些既产生重要影响又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作品。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有意简化对文学现象等的讲授,而加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坚持既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的原则,对作家作品删繁就简严格筛选,将一批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重新定位,绝不盲从于所谓权威批评家的判断。最后,要重视文本解读。在多年的理论探讨与教学实践中,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阅读与写作能力是师范生必须狠抓实练的基本功。因此,在积极加强写作训练的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能力应当是语文教师的核心能力,师范生是明天的教师,他们的语文素养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对现代文阅读而言,文本细读是值得强调的文学作品分析的基本方法。只有循此路径进入作品,才能真正领略文学之美与窥探作家幽深的心灵。

二、关注学术前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既丰富又活跃的学科,复杂的文学现象与多义的文学作品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教师在稳固专业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应当努力追踪学科前沿动态,不断吸收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新经验,搞好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更新,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特点。具体做法主要有三。

首先,将课堂教学与个人的科研相结合。一堂课的好坏关键在于学术含金量的高低,学问家不见得是好教师,但优秀的高校教师大多是学问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非是讲解高深理论的课程,它更需要的是教师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能力。因此,我们有意识地重读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如《故乡》、《生死场》、《倾城之恋》、《茶馆》等,并对之进行了新解。需要注意的是,作品新解并非是一味求新,而是从新的角度进入作品的一种尝试,试图发现作品长期被遮蔽的意义。比如《故乡》,长期以来多被人注意的是其“归乡——离乡”模式、知识分子视角以及对乡土文学的开创意义,但是叙述者本身的心灵世界却多半被忽略。“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的精神追求面临着芸芸大众的世俗评判,物质层面上的局促无法满足普通大众的期待,也有违自己的拳拳爱母之心。此外,回乡自然带有寻找儿时梦幻的潜意识,但是梦幻被无情地击碎,从此故乡再无可恋之事。然而,鲁迅的卓绝就在于破灭之后的再出发心理,即便无路可走依然要去一试的韧性坚持。对于“我”心灵世界的探寻使得分析更上一层。从教学效果来看,新颖的教学内容令学生耳目一新,大大激发了他们对探究文学作品的兴趣,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写作小论文进行争鸣的意识。其次,关注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进行作品解读之外,我们也很注意投入到新热点的研究中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杂志的研究是新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借此可以发现影响文学创作的非文学因素。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期刊出版等现代传媒参与文学生产,这几年我们开展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期刊、出版机构等现代传媒而进行,并奉献出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授课过程中将这些新成果及时地传递给学生,让他们虽身处小城却也能跟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步伐,不至于有井底之蛙之感。最后,开设“新世纪文学批评”新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如何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其“生长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很多,但学生们往往更喜欢当下的一些新人新作。为提高学生们的阅读品味,我们特地开设“新世纪文学批评”新课程,为学生介绍、评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以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此,我们对一些新作如《秦腔》、《启蒙时代》、《兄弟》等进行了追踪评论,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批评样本。在授之以“鱼”的同时也授之以“渔”。

篇4: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

关键词:语文新课程;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一系列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加强学生对现代汉语言文学的掌握和运用,增进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感知和理解,培养学生的现代文化品位和现代审美情趣,训练学生分析、鉴赏、评论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现代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这门课程也是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范生将来成为合格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基础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社会转型,社会的价值观念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在文化领域造成文史哲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遭遇冷落,同时,文学也失去了它在80年代时的轰动效应,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现象,社会对文学的热情、兴趣都发生了变化。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高校满足了社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但由于录取分数的相应降低,生源质量降低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当前,高校的教学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进行课程改革,淡化专业,强化素质教育,增加了大量的通识课和选修课,导致专业课课时缩减。

面临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许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学者都在探讨本课程的教学改革问题,针对课时减少,生源情况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教学定位的调整等现实状况,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改革,大部分学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变了以往注重思想观念的灌输而忽视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的弊端,在本科基础课教学的过程中,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针对中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的事实,开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同时,开专题选修课,以扩展专业知识的广度、深度,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兴趣的学生的需要,弥补专业基础课课时的不足[1]。这些对促进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但这些改革主要是针对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完全相同,高师院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中小学师资,高师院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必须与基础教育的语文教学改革相适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正进行新的一轮课程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理念、性质,目标内容和要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小学语文教师的素质要求也发生了变化,由此高师院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必须与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相适应,改革的思路应该具有师范院校自身的特性。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面对新的教学对象及新的培养目标,转变教育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变革课程评价体系,探索一条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师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路径,是当务之急。

一、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

倪文锦说:“教师的教育理念主要有关于学习者和学习的理念,关于教学的信念,关于学科的信念,关于学会学习的信念,关于自我发展的信念等。教师的教育理念不仅会影响到教育教学的行为,而且对教师自己的学习和成长也有重大影响。”[2]337

高师院校培养的是未来的中小

学师资,因此,师范生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进程。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及教育理论和教学技能是师范生将来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当前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语文课程与教学全面转型,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和教学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高师的教学也一定要适应基础教育的改革,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以保证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

作为高师院校的专业课教师,应充分明确“师范教师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他的教育实践活动本身具有强烈的榜样作用和示范意义,对师范学生未来的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性”[3]197。师范生通过课堂上教师的授课,耳濡目染,直接地受到教师教育艺术的熏染,能直观地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教育理论和教育艺术。因此,有人认为,师范教师是一本“活”的“教育学”,对师范生的职业准备和教育生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师范教师有必要持续不断地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进行教育艺术的研究,并且把专业知识、教育理论及先进有效的教学方法完美地加以融合,“内化 ”为自己的教育能力,以达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完美统一,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社会和时代的要求,为社会培养出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人才。

篇5:独立学院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论文

独立学院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等学校中文专业(也包括一些非中文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熟悉并把握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具备文学鉴赏和批评能力。笔者从教院校为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这类学校的办学特点和培养目标及生源情况,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加以改革。

一、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1.总体生源质量较差,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比较薄弱

我校学生入学时的高考分数比较低,绝大部分学生刚刚跨过三本分数线,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在学校招生名额不足的情况下降分被录取的,因此,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应有的知识储备不足、科学合理的学习能力和方法皆不完善,亟待提高。

2.缺乏学习动力,学习自觉性不高

我校学生普遍缺乏明确的努力方向,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学生在高中阶段是在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下被迫学习的,进入高校后,原有的直接监管人和集体远离了他们,造成直接监管的缺失。另外,高校的学业压力没有高中时期面临高考选拨的紧迫和集中,能够让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较之前大大增加。再加之身边大部分学生的文化水平都相差无几,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导致许多学生失去了自控能力。

3.缺乏学习的自信心和恒心

考入三本,并且又在独立学院就读,我校学生普遍表现得较为自卑,缺乏学习的自信心和恒心。有一些自愿选择我校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学习态度也很端正,认为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会有所收获。而另外一部分由于高考失利或迫于家庭压力选择我校的学生,则自视清高,认为很委屈,对学校教学满腹牢骚,课堂不听课,课后不复习。日积月累,学习上的问题来越积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差,久而久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4.应有的阅读储备不足

学好中文的前提基础之一就是要有大量的阅读储备,尤其是文学经典的阅读量,但是阅读经典通常在短时期内无法取得直接的功利性回报,所以很难受到学生的重视,更不用说非经典的阅读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本身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然而,在应试教育仍旧大行其道的当下,学子们为了取得较为理想的分数,依旧在题海中苦苦挣扎,很难有充足的阅读时间。

5.课程课时数减少

随着独立学院的教学定位和专业设置的不断调整,尤其是国家推行的独立学院(包括高职高专院校)不断向应用技术型学院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课时数也由原先的一百多个减少为五十多个,这对独立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应对策略

1.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校园人文环境,培养学习兴趣

我校学生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学习自觉性不强,因此,更要注意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成长的校园文化环境,利用环境的熏陶,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从大一开课,对于刚结束高考踏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来说,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第一次上课时,教师要向学生讲解该课程的性质特点以及学好该课程的正确方法,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从而激发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2.以文本阅读为基础,提高学生理论素养

针对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少、重实践的课程特点,教学过程中,应调整教学重点,在使学生能够很好的掌握基本文学知识和文学现象的基础上,适当淡化“史”的线索(如思潮史、流派史等),将教学重点放在文本的阅读和深度理解上,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和鉴赏能力。比如,在开课之初,可以为学生开列出一份学期必读作品书目、一份参考阅读书目,可以以“鲁迅作品阅读”“巴金作品阅读”“王蒙作品阅读”“莫言作品阅读”等专题性作品阅读的形式构建。这样既能使阅读是系统的,同时又能对专题深入学习,能够得到系统性的锻炼。不但可以学习到相关理论知识,而且训练了学生对作品的感知能力、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另外,为了确保不流于形式,可以要求学生记读书笔记,教师定期不定期进行抽查,并且作为一项考查内容计入期末考试总成绩。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轮流上讲台就自己或大家感兴趣的作家作品阐述个人看法,引导学生相互争辩,以此提高他们的分析感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3.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

有了与学生特点相适应的教学内容,还要有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能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以教师的课堂教授为主,由教师在课堂上对文学相关基础知识进行讲解。在教师课堂点拨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作品的时候去体验、去感悟,并做好读书笔记,记下心得体会。这种教学方法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写作能力方面的训练。但是,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如果一成不变,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感到疲劳,渐渐地提不起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就要不断地变换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如讨论式教学方法。教师可以筛选指定一些与所讲授内容相关的话题,由学生分组自由讨论。例如,教师在讲述十七年文学时,可以安排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作家进行解读,然后每组将讨论结果表述出来,各组之间互相辩驳,老师在中间适当加以引导,最后对讨论结果进行点评,并加以总结。也可事先预设一个主题,学生自选感兴趣的作家作品,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两种教学过程都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独立钻研、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普及应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在开展“形象”教学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运用多媒体技术设计和制作教学课件,可以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知识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对学生尽快掌握学习要点,提高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产生巨大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建立影视资料库。让学生观摩经典作品,感受艺术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较之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是有大批的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被改编成为影视剧,包括不少的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传记资料片。多媒体教学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影视资料片段,如将《阿Q正传》《雷雨》《围城》等作品里面一些学生不容易理解的文学形象转换为浅显易懂的视听形象,带给学生极大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进而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影视资料库不仅可以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还可以弥补学生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的不足。影视资料对历史情境形象再现,能使学生更加真切地触摸历史、感受历史,产生情感的共鸣,同时反过来有助于更加透彻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例如,在讲授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篇目时,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这部散文诗集的思想内容和象征意蕴。如果直接讲解的话,学生难以理解。这就可以借助影视资料库,如播放纪录片《鲁迅之路》,让学生直观地认识鲁迅成长和创作的道路,结合鲁迅成长的背景,再去解读《影的告别》《死火》《过客》《雪》等具体篇目。

以上是笔者对于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体会及改革的思考。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因其特殊的培养目标,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独有的特点,在教学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从而采用最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使这门课的教学取得最理想的效果。

篇6: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路径研究分析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路径研究分析论文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方式和手段直接决定着课程的授课效果及质量。但是,传统教学方式和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当今课程教授的实际需求,无法对于教育师资队伍进行合理和科学的培训。

第一,教学理念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学生文学知识的积累,忽略了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以致用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第二,在相关教材中,内容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无法实现学术方面的突破,内容过于局限;在个别的教材中存在着一定的偏激观点,缺乏对于内容的客观性把握;有的教材,对于文学历史的阐述过多,对于文本内容的实质性分析较少;当前的现当代文学教材的适用性较差,对于不同等级和水平的教授群体,教材的内容过于混乱。

第三,教学方式和方法较为落后,未与先进科学技术融合,缺乏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方法的实质性改革。现当代文学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建立在科学和创新的基础上,需要对现有教学方法做出有针对性的变革和完善。传统的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已经成为文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绊脚石。因此,必须通过合理和科学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来实现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实质性改革和创新。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理念的定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核心命题是“人的文学”,传达现代人的精神情感、现代语言、现代审美方式。因此,在教学理念的设计上应将文学史的知识传授和文学人文精神的`追寻结合起来,通过文学史自身的文化语境,引导学生对文学准确的体悟和理解。既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也要做到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传达出一种是非观和积极的人文精神。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目标与思路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改革目标方面,不但要通过现当代文学的教育来实现学生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知识的熟练掌握,还要借此来提高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意境和精神的深入探究,并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精神层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坚持对人文立场的把握,通过对民族文化、人性美以及大自然的追求和关注,来实现对于文化的重构,引导人类社会的精神和观念走向先进和成功,实现人类社会的长久繁荣和发展。在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教授和解析过程中,要善于培养学生辩证的思维,突破传统思想对学生的束缚,鼓励学生勇于对错误的文学思想进行批判,并能通过独立的思考来加深对现当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中,要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鉴赏和判断现当代文学的能力为主要目标。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路径

(一)优化教学内容

1.加强现当代文学基础教育,注重教学的深刻性和学术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应将基础知识的讲授作为知识深化的大前提。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对历史的依托和融合。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应努力做到以点带面的教学方式,即借助历史作为串联纽带,将不同的作品和作者联系起来,并对文学的流派进行合理的联系,从而实现对文学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的历史性教授。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引导学生对作品及作者的相关背景进行深入的理解,将文学作品的历史性融入到作品的各种元素当中,为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更好地理解和熟悉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亦可深入分析作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够同时实现在“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对于文学知识和文史知识的兼顾。

现当代文学在夯实文学基础的前提下,要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知识内涵和内在联系的把握,使学生能够通过自身的观察来实现对于现当代文学更深层探索和把握孔因此,在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在文学作品背景、总体文学脉络以及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实现对作品立意的深化,将教授水平提升到理论高度,达到对于文学内在联系和艺术风格规律的深入解析和构建。

学术性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应该重视的方面,对于学术性的要求,主要是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讲授,培养学生对于文学作品质量的评价和鉴别能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可以将文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加深学生对于文学作品学术性的理解和掌握,使学生能够在理论的高度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意蕴理解,提高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学术性。

2.回归作品文本,充分体现文学作品的内涵和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应将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感悟传达给学生,从文学作品的本质出发,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如何做人,并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这就要求“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应引导学生对文本作品深入品读和研究,真实体会到文学作品所蕴含的道理和意义。因此,要实现对文学作品深入的品读和体会,就必须将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相结合,实现对文学作品底蕴的深化,促使学生体味到文学作品中包含的艺术魅力、人生感悟以及至真至诚的立意。“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通过对文本的回归,充分体现文学作品的内涵和魅力,并完成了对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升华,激发了学生对文学作品深入研讨和学习的兴趣。

3.重视人文情怀的培养。人文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人文性的体现是对以人为本原则的遵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要摒弃对于文学艺术简单性的解析和教授,要重视人文性,通过对文学作品中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解读,来对现当代文学中人文教育的典型进行深入的挖掘,实现文学教学中的人文情怀培养。

“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人文性为主,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了对人性的重视和感悟。因此,应重视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人文性的把握,结合人本的理念,让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学习,理解和关注人本理念,培养学生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二)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中国现当代文学核心命题是“人的文学”,传达现代人精神情感、现代语言、现代审美方式。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设计理念就是将文学史的知识传授和文学人文精神的追寻结合起来,通过文学史自身的文化语境,引导学生对文学准确体悟和理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理念上,应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实现对文学作品教学手段的深化和改革。

1.运用知识回授法,加强知识间的联系。这是一种为学生建立整体的知识体系的方法与体现,在讲新的知识时,联系到以往的知识或是其他学科的知识,通过启发诱导、创设提出问题的情境,让学生对新旧知识产生联系,让不同学科知识形成链条,来引发学生对知识的探索尝试,通过回授的方式,归纳结论、知识系统,达到一种变式练习的尝试。如萧红、沈从文,一个是写封闭的农村呼兰的《生死场》,一个则是写桃花源式的茶恫镇的《边城》,同写乡村,两者有着什么样的相似和不同;比如讲老舍《骆驼祥子》里面的虎妞对于爱情婚姻的变态追求,就可以和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进行对照。这样知识回授的方式可以加强知识的联系,也可以让学生在温故知新的过程中,对知识的理解有个新的提升。

2.运用阅读教学法,侧重培养阅读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喷薄的载体,面对激情洋溢的文本,该如何引领学生“识路入情”,在阅读教学中可采用“粗读”“研读”“品读”“回读”等多种方式来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3.创建开放、互动式课堂。本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让学生一同参与到课堂设计,使学生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通过创设问题法,鼓励学生发表见解;通过讨论互动式锻炼学生自主思维;通过自我展不法,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语言表达能力。如在课堂上设置10分钟的“读书show time”环节,让同学们把自己所读过的、感兴趣的、认为有价值的书介绍给大家,这既让学生的表达能力、评价能力和自我彰显能力大为提高,也极大地拓宽了其他同学的知识面,从而促进了生生之间的互动。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还应借助先进的电子教学设备,活跃课堂气氛,通过直观的教授,实现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强化。此外,还可以通过组织课外朗诵、话剧等活动来激发学生对于文学学习的兴趣,实现对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提升。

本文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目标与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对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新的途径。

篇7:细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毕业论文

王卉

[摘要]将文本细读引入高职院校文秘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审美能力和文学实践能力。教师可运用互文性文本细读的方法、评点法、导游式教学以及由学生主持讨论课的形式来进行文学教学。

[关键词]文本细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

[作者简介]王卉(1976-),女,安徽巢湖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苏南京210068)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35-0153-01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不仅是大学中文系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文秘专业开设的课程。由于文秘专业的教师很多毕业于中文系,深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所以教学时依然是以讲授现当代文学史为主,于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与学成了一个“传授文学史知识―――记忆文学史知识―――还原文学史记忆”的机械、枯燥的过程。很多学生并不是通过阅读来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如果学生喜欢某个作家,就会主动找寻与这位作家的有关作品阅读,而且兴趣盎然。他们对作品的评价也往往是从感性出发,而不是从文学史对作家的评价出发,也就是说对作品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史”的兴趣。笔者从中总结,并对文本细读与高职院校文秘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学相结合进行了思考和实践。

一、什么是文本细读

所谓文本细读,是指把作品文本视为一个有独立生命的对象,通过对文本的详细读解,以及对文本结构、意象、语义等细致的剖析,实现对文本意义的解读。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作充分阅读,即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通过细致的阅读和反复的阅读,注重细节的解读和结构的分析,对文本所蕴涵的深厚意蕴做出丰沛的阐释。

文学的研究需要直面作品去体验,文学作品的教学也应当如此,只有把个体的感悟转变为课堂上的集体意识,文学作品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美学价值。文本细读法正是直觉文学作品的有效途径,因此文学作品教学要推行文本细读教学法。

二、文本细读的作用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而强调文本细读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审美能力和文学实践能力。

1.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高职院校的文学教育不是培养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而是给学生打下较为宽厚的人文根底。走出僵化封闭的思路,学生的获益会更大。教学中应始终贯穿文学精神对学生的熏陶和影响,这也是激发学生浓厚感情和生命寄托最有效的方式。由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密切,文本上阅读分析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对社会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定的文本细读实践,将促进学生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促进他们的社会关怀热情。我们可以精选的文本为重点,通过文本细读、思考、讨论和辨析,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培育他们的人文精神:人的权利和责任,人的理想和品格,人性的健康圆满。

2.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学生的学习,不完全是职业性,更是一种素质教育,他们学习文学这门课程,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提高文学素养和文学审美能力。

这种素养和能力不可能在文化空谈中提高,它只有依靠大量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在阅读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体会和认识文学的全部魅力,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注重文本阅读实践,以文学作品本身的魅力去感染学生,培养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建立起对文学的信心。文本细读要体悟作品的文学性,美学意蕴正是文学性的体现之一。现代文学中的名著名篇就是美的结晶,它集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场景美、情节美于一体,文本细读可以加深学生对文本美学意蕴的体悟,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3.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实践能力。文学实践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对现实的认识能力,二是对语言的感悟及运用能力。由于文本阅读的重点在于对现代文本的分析综合,然后进行适当的表达,这事实上也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写作能力所共同需要的,也是大学生需要强化培养的重要思维方式。因此,文本阅读的训练也就成了学生写作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大量的文本阅读与分析实践不仅能大力提高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扩大学生的眼界,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的直接感悟性与运用能力,同时也为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方法,激发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实践的灵感与积极性。穿行在文学作品中,种种情景、情节、人物、生活片断可能激活学生沉淀在记忆中的生活素材,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引发他们跃跃欲试的创作激情,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实践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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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与尝试论文

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与尝试论文

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然而该课程在现行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作为教师,首先要从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入手,做到经典性与人文性、审美性相结合,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其次要尝试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

关键词: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

大学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手段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最终制作出与课程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我在06级本科班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开始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且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以直观、丰富的画面提高了学生上课时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极大地扩充了课堂教学信息含量,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是非常必须的,但同时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不能随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好的课件要经过自己的精心打磨,内容不宜过多,不能把讲义内容全部搬到课件上,但重点的东西要在课件中反映出来,也不能完全依赖课件。多媒体教学还须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这样方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教改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文学科在这场教学改革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还有许多潜能有待发掘。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不懈地进行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这也将成为我今后教学工作的主旋律。

篇9: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危机与出路论文

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危机与出路论文

摘要:由于移动互联网在高校的全面普及,基于讲台和桌面电脑的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正面临智能手机带来的新挑战。面对新的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将教师独白的文学“讲座”变为师生共同参与讨论的众声喧哗的文学“课堂”。当众声喧哗的教学空间形成以后,移动互联网超时空的触点式思维体验才能真正实现正向的教学功能。在众声喧哗的教学空间形成和移动互联网发挥正向功能的同时,教师有必要以基于案例教学的文学决疑术来逐渐完成师生双向自我的共导性建构。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空间;文学决疑术;自我建构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代表性人物莱斯利费德勒曾说,他们这一代的新批评家们走进大学讲堂,坐定在老一代批评家充满敌意的沉默中。[1]58国内高校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当下也遭遇到更为严重的“敌意的沉默”,然而,却不是来自从事这一学科教学的老批评家。中国现当代文学本科教学正在面对由移动互联网催生的“低头族”危机。如何打破文学课堂的沉默,迸发文学论辩的声音,正是身处其中的笔者在此思考的问题。

一、新媒介的影响:危机与出路

温儒敏曾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指出,“考上中文系的学生大多不再是第一志愿,学生都很实际,不大愿意学中文”。[2]陈国恩也以武汉大学文学院为例指出,“在追求娱乐性、消遣性的氛围中,要让学生提起对鲁迅的兴趣、乃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兴趣,确实成了问题。”[3]因此,正如温儒敏所言,“现当代文学课程必须调整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改不可。”他进一步指出,“要改革,就要充分考虑到现在学生普遍的知识结构与水平,想办法吸引他们,让他们产生兴趣,能在这方面多用心。”[2]温儒敏和陈国恩开出的药方,诸如课程内容调整、教材建设、课堂教学方法转变、考试方式变革等等,已将传统教改推向极致。然而,当我们参照他们的意见进行教改后,往往还是无法吸引绝大多数的学生。

原因在于,他们的心得体会和其他许多学者的教学经验仍然是基于讲台和桌面电脑时代的封闭教学空间,已严重滞后于当下席卷一切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兴的移动互联网的魔力远远超过既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的魅力。如果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出发,不难发现中国教育迄今为止发生了六次大的变更:从口头向甲骨和青铜器的转变;从甲骨和青铜器向简帛的转变;从简帛向纸张的转变;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向机械复制印刷的转变;从机械复制印刷向电子媒介的转变;从电子媒介向移动互联网的转变。这六个重大的转变,是一个文化由权威向大众、由庙堂向世俗逐渐下移的过程。最近的一次因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而发生的变化将移动互联网不分差别地带到教育领域。如果说依靠线缆的传统万维网提供的是管道式思维体验,那么摆脱了线缆的移动互联网提供的则是触点式思维体验。这种超越时空的触点式思维体验告诉我们,如果仍然坚持桌面电脑时代的教学思维,即使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即使处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金字塔顶端,也会被“移动互联网达尔文主义”的规律无情淘汰,也难以重新使绝大多数学生充满兴趣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之中。无线网络的高校全覆盖率,使不少高校老师发出类似的感叹:“现在的学生上课都不在状态,当我讲到重要内容时,下面的学生却都低着头。特别是一些理论课,一个班除了个别学生会听并做笔记,其余的都不怎么听。”[4]

如此景象,同样频繁地出现在全国高校的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新焕发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的生机已然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与其说将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归咎于电信运营商对大学生群体商业价值的过早和过度开发,倒不如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课程教学的沉疴在移动互联网大潮冲击下的集中爆发。不少高校学生坦言,“课堂上还要记笔记吗?你去看看还有几个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完全就是照着课本和电子课件念。”或者说,“与老师照本宣科枯燥无味的课堂相比,我更喜欢沉浸在互联网五彩缤纷的世界里。”[4]对比国内外的高校教学,我们会更加深信问题出在我们自身。欧美大学教师的授课方式,往往给来自中国的交换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在美国的课堂上,师生互动很多,老师是不可能让你有做其他事情的机会的。有一个老师更有意思,无课件无教材全口述加手绘投影教学,考试无笔试全口试,就是要让你专心听讲,你连走神的机会都没有。”[4]

换言之,不是移动互联网从现当代文学课堂上抢走了我们的学生,而是我们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授课方式和以知识记忆为主的考试方式将我们的学生赶进了移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

二、教学空间:从独白的文学“讲座”变为众声喧哗的文学

“课堂”传统以知识讲授为主的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教学模式。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扮演的是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客体,扮演的是知识接受者的角色。如今扁平化的移动互联网将教师和学生彻底拉到同一个平面之上,消除了中国人以往基于传道授业解惑原则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从属性角色关系。行为主义教学模式的问题之一在于作为教师的我们,往往非常自信地认为我们灌输给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及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都能有助于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种文学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记忆型教育,它导致的知识权威主义是大多数国人普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灵感的根源之一。约翰杜威告诉我们,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论教授现代文学》一文中说道:“如果这些作品真的能用一种准确的方式体现现代文学的本质,那么作为教师而言,他就会发现有必要询问自己的学生,他们对这样的‘大剂量’的文学输入有何反应。”[5]400由行为主义模式主导的教学,实际上都只是以讲授者为中心的“讲座”,而不是一个由教室中的绝大多数个体积极参与的“课堂”。只有当我们将以讲授为主的“讲座”,彻底转变为以讨论为主的“课堂”,我们才能彻底摆脱行为主义教学模式的泥沼,以一种不断打破任何时空局限的探讨,构筑一种基于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动态化文学教学。

在这一点上,莱昂内尔特里林再次给我们启示。他讲授简奥斯丁小说时就是采取的“课堂”形式而不是讲座形式:“在每周两次课的开始阶段,我都会对所讨论小说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评论。接着,学生要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展开或质疑我的评论以及他们同学的观点。”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以讨论为主的课堂会流于形式,特里林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教学方法很有可能会获得一种名不副实的强烈尊重感。在任何一堂课上,都会有那些无论怎么诱导,也什么都说不出的学生,也会有那些口若悬河的学生,当然,再滔滔不绝的口才也不能确保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切中要害的。”然而,他依然发现,“通过碰运气或小技巧,教师可以使这种方法得到良好的发挥,它具备特殊的教育价值。”[5]517对他来说,学生从讲座获得的文学认识往往是间接的模糊的,而学生通过以口头交流为方式的课堂讨论,他们获得的文学认识则是直接的彻底的。然而,我们如欲将讲座转变为课堂,首先需要将教师独白的教室变为师生共同参与众声喧哗的空间。笔者以为打破弥漫于中国高校课堂中的沉默,主要有激发兴趣和营造氛围两种途径。激发兴趣比较可行的是两种方法:一是娱乐的形式,二是返本开新的内容。心理学家鲁斯威斯西马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6]7在娱乐文化甚嚣尘上的今天,寓教于乐如果不能贯穿于现当代文学课的全程,至少也应该成为其出发点。尼尔波兹曼发现,教学更是一种娱乐活动,“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6]

例如,汪曾祺的名作《受戒》结尾的对话,教师单独的分析,可能会比较深刻,但远不如从听课的男女生中随机选择两位,分别扮演小英子和明海的角色,一问一答,更能引发效果。之所以这样做,也因为明海和小英子的天真烂漫最能契合大学生的心理。当然,也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活动影像是最具有娱乐效果的。因此,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可在讲授某部小说时播放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片段,如将小说《芙蓉镇》和电影《芙蓉镇》的讲解同时穿插进行;如讲授戴望舒的《雨巷》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可播画面唯美的电视朗诵片。所谓返本开新的内容,其中的“本”是指学生在接触大学现当代文学课程前通过中学语文学习已经形成的对于现当代文学名作的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新”则是超越学生已有认识的新内容和新观点。20世纪美国修辞学界泰斗肯尼思伯克提出了著名的同一性理论。他指出,“修辞者可能必须在某一方面改变受众的意见,然而这只有在他和受众的其他意见保持一致时才办得到。遵从他们的许多意见为修辞者提供了一个支点,使得他可以撬动受众的另外一些意见。”[7]56他同时指出,修辞者之所以在尽可能多的方面认同于对方,为的是换取对方在某一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上认同自己所持的观点。现当代文学课程涉及的许多名作,学生在中学语文课上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过,他们对这些作品已形成一种前理解。他们的这种主要来自中学语文老师的前理解,实际上几乎都是学术界早已形成的定论。大学教师在讲授这些名作时,首先应该返回学生已有之“本”,在承认这些定论的同时,再以新的材料和观点修正这些定论,从而在学生的心灵深处开启新的认知。例如,在讲授《小二黑结婚》时,既应该与学生共享这篇小说反抗封建家长包办儿女婚姻和歌颂自由恋爱的主旨,也应将另外两份尚未被文学史家利用的新材料提供给学生。,山西省左权县发现了一份与小二黑原型岳冬至谋杀案相关的一份判决书。,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鹭根据岳冬至同村村民曹旺生历经多年写成的调查报告改写成报告文学。[8]

这两份新材料,就可以激发学生从以往对小说文本轻松、诙谐和喜剧化的阅读定势中走出来,开始思考和讨论赵树理将悲剧变为喜剧的表层政治动机和深层文化因素。与激发学习兴趣相伴而行的,就是课堂讨论氛围的营造。如果课堂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开启心智和孕育新知,那么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表面上提倡的课堂讨论大多在研究生阶段才真正展开。小学语文教学的课堂讨论,要么单纯为了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要么就是为了课堂氛围的.预设答案的设问式讨论。初高中语文课堂一方面迫于升学的压力,讲究的是知识点的全面掌握,实施的是题海战术,比拼的是从沉默的笔试获得高分的能力。另一方面压抑与恐惧自我表现的社会氛围和民族文化性格也对刚刚涉世的初高中学生产生心理影响。当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进入大学之后,他们也将压抑与恐惧自我表现的沉默习性带进了现当代文学课堂。智能手机成了部分大学生保持课堂沉默的最好伴侣。笔者以为略显陈旧的刺激反应理论经过改造以后,在课程初段正好派上用场。在无论如何诱导也无人自发参与讨论的情况下,笔者在任教的两个汉语言文学班级以同样的文学史问题进行对比试验。一个班采用传统的诱导72第6期陈芝国: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危机与出路方法,在无学生自发参与讨论的情况下,从考勤表中随机抽取学生参与讨论,另一个班采用分数激励法,对自发参与讨论且能引发其他学生进行有效反驳的学生,一次在平时成绩栏加5分。仅仅2次课后,两个班级的课堂讨论氛围已是天壤之别。采用传统诱导法的班级,依旧乏人自发参与讨论,在笔者给出问题,开始随机抽取学生时,学生齐刷刷地开始埋头,教室陷入死一般的沉默,他们恐惧自己被点到的神情从他们低下的头颅中可一览无遗。采用分数激励法的班级,第一次课也只有不多的几个学生参与讨论,然而,当他们看到笔者在考勤表上的分数记录后,第二次课的讨论,学生们便开始非常热烈地参与讨论,教室不再是教师独白的场所,终于成为众声喧哗的空间。当众声喧哗的空间形成以后,移动互联网就不再是大学生逃避课堂的娱乐工具,也不再被大学教师视作洪水猛兽。智能手机在课堂上终于成为获取文学知识的学习工具。当一个学生正在发言时,另一个感到疑惑的学生,会立刻打开搜索引擎或中国知网或晚清民国全文数据库,查找相关文献,并利用相关文献,整理自己的思路,对前面同学的发言进行补充或反驳。

这种不预设结论的文学讨论,如果真正深入地开展,固定而短暂的课堂时间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教学空间的延伸成为必然。移动互联网的移动和社交属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建立QQ群和微信群,不仅课堂讨论得到延伸和继续,而且学界最新的观点和当代最新的作品也都可以得到共享和研讨。采用传统讲授法和诱导法的班级,不仅学生学习兴趣难以激发,而且由于禁止学生上课玩手机,反而遭到有些学生的反感。从课程结业考试的结果来看,两个班的差异就更加悬殊。采用传统教学法的班级,学生书写在试卷上的答案几乎都是搬自指定教材和教师讲义中的内容,结合移动互联网功能,采用讨论为主的教学法的班级,学生书写在试卷上的答案很少搬用教材和讲义中的内容,更多是融合各种观点后的自圆其说。

三、文学决疑术与师生自我的建构

当充满敌意沉默的教室变为众声喧哗的空间,当曾经被大学教师视为洪水猛兽的移动互联网,经过引导成为使课堂讨论得以延伸的重要工具,文学教师的功能和角色也要随之发生变化。由于现当代文学不同于任何其他文学课程,它本身没有时间下限,新的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新的文学话语借助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可以毫无二致出现在师生面前。文学教师因此不再是文学知识的掌控者,也不再是文学观念的裁判。那么,当移动互联网作为学生学习的强大工具出现在教育领域后,是否预示着文学教师末日的来临呢?笔者以为,这种情况所导致的恰恰不是文学教师末日的来临,而是教师处理文学教学张力的重要入口。因为现代以来的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一个负责的教师如何能为自己构建一个自我,从而帮助学生构建一个他/她所期望的自我。用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在伦理上完善自己,从而帮助学生创造对他们最有用的自我———不仅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有用,而且要创造一个最终有意义的人生,为一个有益的、可以坚守的社会服务。”换言之,“好的文学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对学生的生活也同样至关重要。把好的文学介绍给‘读者’,让他们读到好东西,是我们的使命。”[9]226-227然而,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上述基于人生意义和价值考量的文学教学的伦理关怀不仅不相称,而且是相悖的。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指出的那样,“从来都没有任何文学能像当今的文学那样表现出惊人的个人化特征———它向人们所提的所有的问题在文明社会里都是遭到禁止的。它问我们是否满意我们的婚姻,是否满意我们的家庭社会,是否满意我们的职业生活,以及是否满意我们的朋友。”[5]

因此,当移动互联网在教师的导引下把所有与文学作品相关的技巧性内容(例如格律、音尺、叙事人称、叙事频率、隐喻、转喻、提喻、能指、所指等)都清楚地呈现给学生之后,教师必须学会处理现代文学强大的个人化力量与文学教学本身的伦理关怀之间的张力。如何处理这种张力?莱昂内尔特里林“觉得应该将批评家和文学教师这两种身份混为一谈”,作为批评家的教师,“必须善于研究和呈现那些为了精神的完善而必需的因素,即使在实际的世界里它们属于异端甚至有害的文化势力。”[5]401韦恩布斯认为真正有效的答案是:“让学生投入到故事世界(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之中并且教他们批判性地阅读。引导他们,使他们不仅喜欢上这本或那本书,或是某个固定书目上的作品,还要使他们喜欢故事的诱惑及对这种诱惑进行批判的乐趣。”[9]

结合这两位长期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美国学者的观点,笔者以为,在文学课堂贯穿一种文化批判的视野,是师生双方自我建构皆可依赖的途径。这种文化批判的视野,通过泛泛的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往往很难实现,而应在文学教学中贯穿一种决疑术。“决疑术”,在方法论上,“被称为是一种‘基于案例的推理’,而与所谓的‘基于原理或规则的推理’正相反,它常用于法律和伦理中司法和伦理的讨论,通过某种法力解决法律、道德的难题。”[10]注重文学伦理关怀的韦恩布斯正是受到了新决疑术的影响,将其运用于文学教育研究之中。他指出:“文学教人有效地决疑,即对不同‘案例’进行比较、权衡及取舍。正是在故事中,我们学会对‘虚拟’案例进行思考,而这些案例和我们回到更无序的‘现实’世界时遇到的事情将相互呼应。”[9]

韦恩布斯不仅主张采用决疑术进行文学教学,而且给出了六点互相配合的建议。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文学教学的影响,将其归纳为三点。其一,开给学生阅读的书目中至少应有一部伦理上存在极大缺陷却受到文学史家青睐的作品,例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张承志的《心灵史》、贾平凹的《废都》,同时一定要另选一篇作品,其价值观能和那本有缺陷的书宣扬的价值观相抗衡,例如萧红的《生死场》、张承志的《金牧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就能确保我们列的阅读书目,乃至整个课程能让我们担心的价值产生内部冲突———推崇这些美德的故事本身就是对推崇那些美德的故事的批判———从而反复灌输关于决疑术的正确的理性思考。学生真正需要‘吸收’的是对待价值冲突及施行褒义上的‘决疑术’时的兴奋。”[9]

其二,选一些隐含作者巧妙地要求读者细读的故事,教学生在一篇既定的作品中找出隐含作者无意中的前后不一或不经心表现的瑕疵,从而使学生“寻回反讽”。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标准化文学教学导致了“反讽的丧失”,“即是阅读的死亡,也是我们天性中的宝贵教养的死亡”。[11]前者如莫言的《蛙》,叙述者在故事层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者“姑姑”的认同很容易让普通读者觉得莫言在歌颂存在人道缺陷的政策,而小说的隐含作者却极其微妙地告诉我们他对计生政策的批判以及对历史地深陷其中的执行者和被执行者同等的深重悲悯。后者如茅盾的《虹》,“是他作品中最精彩的一本”[12],然而,这部作品的结尾却是失败的,“在最后的一部分里,无论在思想上或情绪上的描述,已不复见先前那种真诚的语调了”[12]。进而让学生进行决疑:这种失败是因为作者抛开文学规律鼓吹共产主义思想还是因为作者无法像小说前半部中用写实的和细腻的心理手法去为这种思想辩护。其三,教师及教师所指定的作品一定要交给学生完全投入阅读的方法以及批判性地阅读,同时把相异的价值引入同一部作品中去,形成多维阐释。韦恩布斯将此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的过程简化为对三重视野的追求。首先,使学生们学会完全投入到作品中去,“在某种意义上,天真地实行柯尔律治所称的‘愿意暂时搁置怀疑’,‘成为叙述读者’”,实现“真正的倾听”,“常常在沉醉的感觉中体会逃离日常世界的欢乐”。其次,使学生们学会与作品的故事世界保持距离,成为隐含作者邀请的批判性读者。

第三,使学生们学会成为“一个具备充分的批判和怀疑精神的读者和听众,质疑对故事‘世界’的‘吸收’和隐含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意见。”[9]231例如在讲授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时,一方面让学生的全部身心沉浸到《边城》叙述的唯美纯真爱情和边地人文景观构成的乌托邦世界,另一方面也要让学生从故事背后发现隐含作者对现代性都市生活的反思与批判,同时还要让学生从传统乡村逐步走向凋敝的现实和中国现代城市工商业文明的积极价值质疑小说构筑的审美乌托邦以及隐含作者对现代性的反抗。

四、结语

移动互联网既然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也对国内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都是基于行为主义教学模式的讲座式教学,是一种知识权威主义的灌输式教学,而不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课堂式教学,更不是一种以师生双方自我建构为目的的探讨式教学。笔者结合相关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应对移动互联网挑战时,首先需要将传统的基于行为主义理论的独白的讲座空间变为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众声喧哗的超越传统课堂时空的新型课堂,进而在众声喧哗的超时空课堂以基于案例教学的文学决疑术逐渐完成师生双向自我的共导性建构。

参考文献:

[1]莱斯利费德勒.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53.

[2]温儒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29-32.

[3]陈国恩.近年来武汉大学的现当代文学教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270-282.

[4]曹正.移动互联网“入侵”课堂的隐忧[N].中国教育报,-03-30(3).

[5]莱昂内尔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BURKE,KENNETH.AGrammarofMotive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56.

[8]张鹭.小二黑的双重命运[J].中国新闻周刊,(47):76-78.

[9]韦恩布斯.修辞的复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0]舒国滢.决疑术:方法、渊源与盛衰[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5-21.

[11]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

[1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篇10:浅谈电影文学剧本与文化性

1中国电影剧作现状

从中国电影文学剧本的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电影初期到1945年左右,可称为发展时期;然后是第三代到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可称为文学改编成熟时期;第三个则是从第六代导演开始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时期。从最初的理论到最终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中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发展已经比电影大国有了不小的差距。虽然我们可以借鉴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来促进我国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电影剧作在理论和观念上还显得比较保守,如何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电影,仍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2早期电影的发展

早期电影剧作的发展,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剧本是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电影与文学结合的产物。从19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中国电影文学剧本从无到有,逐步走向成熟和独立。最开始,中国电影诞生后的一个时期里,拍摄了大量的戏剧短片、风景短片等,只是起到一个记录的功能,直到19,才出现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难夫难妻》,该剧由郑正秋编剧,以潮州地区的封建买卖婚姻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包办婚姻的故事。此时的电影剧本与后来的电影文学剧本相比要简单很多,且是采用了与戏剧相似的幕表式。但与戏剧明显不同的是,幕表式的电影剧本开始尝试着向观众讲述一个故事,并且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有一定的文学叙事的特征,为中国电影剧本的创作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到了代,电影剧本创作进一步发展,突破了幕表式的四项结构的束缚,己经有了电影情节的冲突设置等,而且用语言来描述电影动作,有一定的电影化叙述特征,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即不注重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语言的文学性也比较差。这个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表的电影剧本《阎瑞生》,这是一部长故事片,因为故事的长,给了电影剧本发挥的空间,得以铺设结构、塑造人物。同时,这个时期诞生了最早的电影刊物如《影戏杂志》、《电影周刊》等,因为发表出来是要读者读的,电影刊物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电影剧本对文学语言的运用,向文学读物靠拢,电影文学剧本初具规模。

3结语

各种题材的文学都对电影文学剧本的完善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二三十年代的鸳鸯蜂蝶派的小说对电影文学剧本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一直到了40年代,这种影响到达了极致,代表就是《小城之春》。传统小说、戏曲也成为电影文学剧本的重要素材来源,例如《孝妇羹》(取材于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的《珊瑚》、《荒山得金》(取材自明末抱瓮老人所辑《今古奇观》中的《宋金郎团圆破毡等》)和《莲花落》(取材于绍剧、秦腔中剧目《郑元和落难唱道情》和《刺目劝学》)等等,使得电影文学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很大的提高。

[浅谈电影文学剧本与文化性]

篇11:文学常识:说话与读文的区别

文学常识:说话与读文的区别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用来交流沟通的两套不同的信息系统,前者通过听觉来传播,后者通过视觉来传播,所以,两者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

口语是说的,不识字的人很多很多,但是除了哑巴人人都会说话,而且有的文盲还说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如果把口语写下来,那就是大白话、白话文。

文字是写的,以前识字的人不多,文字只在社会上层的小圈子里流传;现在识字的人多了,文字已经普及。但文字是供人看的,如果读出来,在古代就是满口“之乎者也”,犹如食古未化的酸腐秀才;在现代那就是读文,给人以咬文嚼字的感觉。

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古人说话一定也是用口语的,但因为古代的口语基本上没有记录保留下来,以至于人们误认为古人都是用文言文说话的了。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主张“言文一致”、提倡白话文,是为了便于普及文化知识,既不是为了消灭书面语,也没有取消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即使是“言文一致”的白话文,其与口语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在记录成文时多多少少还是被文人修改理顺了。口语对语法、修辞的要求比书面语低得多,但对表述速度的要求则高得多,口语词序可以错位、可以朴实而无修饰,但是反应速度一定要快,写字可以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说话必须滔滔不绝、应对如流。白话文虽然“言文一致”,但其已不是原汁原味的口语了。古代的这种并非原汁原味的口语在《诗经》、《乐府》、话本和演义小说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其踪迹。

口语表达得好主要靠能力,我们谓之曰“口才”;文字表达得好主要靠知识,我们谓之曰“文采”。当然,口才与文采也是相通的,尤其是对受过教育、识文断字的.人说话时要特别注重文采,才能做到妙语如珠、出口成章。

大学生演讲最常见的毛病就是读文——用书面语演讲而不是用口语演讲,把演讲变成了背诵或朗诵。这是因为当今中小学教汉语与教英语犯的是一样的毛病——只注重书面语训练而不注重口语训练,以至于如今的学生不仅学的英语是哑巴英语,而且学的汉语也是哑巴汉语,学生都只会写字读文而不会说话了。

要想学会说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说多练,舍此别无他途。欣闻今年新编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已加入了很大份量的口语训练,这说明有关方面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切实地在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若干年以后我们的青年都能学会说话而不再读文。

篇12:《童趣》《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比较文阅读训练含答案

《童趣》《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比较文阅读训练含答案

阅读甲、乙两段古文,按要求完成问题。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

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

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王戎①七岁,尝与诸小儿游②。道边李树多子③,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④。选自《世说新语》

注释:①王戎:晋朝人。②游:玩。③子:果实。④信然:真是这样的。

1.下面各项加粗字的'意思完全相同的两项是( )

A、以丛草为 项为之强

B、林拔山倒树而来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刻舟求剑》)

C、又留蚊于素帐中 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刻舟求剑》)

D、徐喷以烟何 不试之以足(《郑人买履》)

2.下列句子朗读停顿错误的一项是

A.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

B.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

C.故时/有物外/之趣。

D.昂首/观之,项/为之/强。

3.翻译句子

(1)昂首观之,项为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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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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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果如鹤唳云端”两个“果”字有什么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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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现代文给文章加一个结尾,要归纳出作者之所以能取得物外之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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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D

2.C

3.(1)抬起头来看群鹤舞空的景象,脖子因为这样都僵硬了。

(2)李树长在路边却结有很多果实,这一定是苦李子。

4.强调作者想象的逼真。

5.“略”。

篇13:文与可尝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州吾竹虽不及,文与可尝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州

文与可尝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州吾竹虽不及,文与可尝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州吾竹虽不及黄庭坚,文与可尝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州吾竹虽不及的意思,文与可尝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州吾竹虽不及赏析 -诗词大全

文与可尝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州吾竹虽不及

作者:黄庭坚  朝代:北宋 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

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还作辋川诗。

篇14: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内容提要:陶望龄是明代馆阁之中较早力图汰除王、李结习的人物。他阅历清华,高科重望,附应性灵说,为公安派誉播文苑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是泰州后学,谭道证性、赋诗为文,两者相发相生。文论借讲性气、论才情以反复古,颇具理论色彩。与三袁桴鼓相应,文学思想虽不及袁宏道那样锋芒裎露,但也可补三袁之不足。诗歌中也浸淫着佛理禅趣。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他与公安三袁(尤其是宏道)交谊笃厚,过从甚密。公安派能够使“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明史 文苑传》)与其乃一文学团体,而非一二才隽的孤独呼号不无关系。公安派中,袁宏道堪称白眉,成就最著、声誉最隆,但作为一种文学派别,自然有一些声气相求、桴鼓相应的同道好友。陶望龄、黄辉、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丘坦、袁宗道、袁中道等人便是宏道的重要羽翼,他们一起激荡推扬,最终形成了一股文学革新思潮。其中,具有高科重望的陶望龄、黄辉、袁宗道还有先发之功。清人陈田曰:“公安楚咻,始于伯修。黄平倩、陶周望与伯修同馆,声气翕合。中郎稍晚出,推波助澜,二人益降心从之。”(《明诗纪事》庚卷十六)宏道的诗文集中,与陶望龄有关的尺牍、诗歌尤其多见。其交谊诚如宏道《别石篑》中所云:“君携我如头,我从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东涉水。谁家薄福缘?生此两狂子,受用能几何,苦他双脚底。”他们一起谈禅论学,看山听泉。石篑的学术、文学思想也因与宏道的过从而变化。他曾说:“袁中郎以禅废诗,复以律废禅,仆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于诗甘取近代,于禅甘居小乘。”(《歇庵集》卷十六《与新安某君》)可见陶望龄与三袁之相得相宜。

陶望龄被誉称为“词苑鸿儒”,他与弟 龄都是主要以讲学而名世的。他之所以誉著当时,以至“海内二十年来远近识不识,靡不称有陶会稽先生。”则在于其如“再见坡仙”的文学才秉和如“慈湖、阳明再世”(余懋孳《歇庵集小引》《歇庵集》卷首)的学问。

陶望龄是泰州学派的直接承祧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于《泰州学案》,他有得于泰州之学的是圆融三教的学术精神。黄宗羲云:“先生之学,多得之海门,而泛滥于方外。”陶望龄自己也说“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周海门),受教最久。”(《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海门”是周汝登的别号。周汝登受学于罗近溪,近溪曾以佛经启教之,据《明儒学案》载:“近溪尝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览一二页,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因此,周汝登论学颇得禅学三昧,正如黄宗羲所说:“先生之无善无恶,即释氏之所谓空也。”(《明儒学案》卷三十六)陶望龄幼时即“终日与其兄问答,皆世外语。”(《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陶祭酒望龄》)其后又完全秉承了周汝登的这一宗风。“其时湛然、澄密、云悟皆先生引而进之,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同上)在馆阁之中,也与同官焦 、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详见《列朝诗集小传 陶祭酒望龄》所著《新释楞伽经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备解序》、《净业要编序》、《永明道迹序》阐论了他的佛学观念。其中对永明延寿的融通观念尤为激赏,曰:

永明大师嗣典浑理事而以身范焉,大师法眼之嫡孙,韶师之真子,妙契单传,亲蒙记 ,然禅宗不立文字,而师乐说,无碍百卷,河悬禅宗,呵斥坐禅,而师跏趺九旬, 巢衣 。禅宗指决唯心,无他净土,而师径行持念,角虎示人,禅宗但贵眼正,不贵行履,而师万善同归勤行,百囗八所以抑虚滥示之堤防导,因心趣于极果,真金出冶,盛作庄严,大海吞流,不辞涓滴,真祖位大成之圣,法王金轮之尊者也。(《永明道迹序》,载《歇庵集》卷三,&127;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据明万历本影印)

同样对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守仁、王畿、罗汝芳等人也推崇备至。推赞王守仁、王畿曰:“孔子既没,文不在兹乎,盖以当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圣、跨作者,郁郁乎明文,于斯为盛。”(《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虽“未尝见二先生(龙溪、近溪),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尤甚。”(《盱江要语序》,《歇庵集》卷三)称誉近溪“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明德诗集序》,《歇庵集》卷三)他认为明代文明之甚,在于谭道证性的学术思想而非文学,盛修古业的词章虽然数量很多,但卓然可垂诸后世者十分鲜见。对唐宋文学不但不能超迈,且鲜有可比肩而称者。但“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雨云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既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鲜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他推扬王学,亦可见其为学宗趣。这也是《明史》未将其列于《文苑》,而是与吴山、余继登、冯琦等人同列,誉之为“词苑之鸿儒,庙堂之岿望”的原因。与明代文士普遍“才为才矜,理为理掩”不同,“陶子于文有史汉、有骚雅而长于序记,其谭道证性,略物综事,炯如也;于诗为陶为柳,间为长吉而品置泉石,啸吟烟云,超如也;其才不敢谓出秦汉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为宋人之掩,学阳明子而不为辨说,得禅之深而一秉铎于孔氏。”(黄汝亨《歇庵集序》)学术、文学兼擅并茂是陶望龄的特色。

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一个特点是讲性气以反复古。由于陶氏擅谈学理,因此,赋诗为文也颇重理趣,这与明代前期的性气诗派相仿佛,而与信腕直寄的公安派意趣不同。宋人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受到明代理学家的普遍推崇,薛 、陈献章、庄昶等人或作诗规仿《击壤集》,或推赞邵雍的诗作,谓其“真天生温厚和平,一种好性情也。”(陈献章《送潘应昌提学山东序》)形成了“性气诗派”。陶望龄踵事增华,似乎比陈献章更重性气,如他说:

白沙子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予谓子美诗即圣矣,譬之犹以甜说蜜者也,尧夫蜜说甜者也。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此难以景物会而言语解也。盱江明德罗先生闻道于泰州之徒,尽超物伪,独游乎天与人,偕顾盼 欠,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因而兴起者甚众。予未尝见先生之诗,而平日持论窃谓先生全体即《三百篇》。其顾盼 欠,微谈剧论即其章句耳。……论者或谓伊川击壤,率取足胸次,不拘于法,而先生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尧夫之趣于诗,诗之外也,其意远,其诗传。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尽传而意为尤远。若其以诗为人,以人为诗;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好而乐之,安而成之。则二先生所同也。诗之工拙,传弗传置不论已。(《明德诗集序》,《歇庵集》卷三)

陶望龄认为,不论后人对罗诗如何评骘,但是律调兼具,意蕴悠远,应该予以首肯,乃至意欲与诗圣同列,而不满足于别传被打入另册。陶望龄肯定邵、罗的诗作,并不是要以议论为诗,而是要“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专注于内求,以心学与理学相颉颃。在这一方面与陈献章等人并无二致,黄淳为陈献章文集作序称:“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者在诗文。”陈献章主张“须将道理就自己性

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陈献章《次王半山诗韵跋》)陶望龄比陈献章更注重于诗歌描写带有人性色彩的自然万物,即他所谓“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陶望龄认为罗诗的题材、内容十分宽泛,视之若《三百篇》。但陶望龄认为罗诗则并不囿于温柔敦厚的儒学矩 ,如“春行雷动”,是个性的自然舒张,是“顾盼嗑欠,微谈剧论”的实录,是“尽超物伪”性情的真实坦露。至此,陶望龄与袁宏道又殊途同归了。只是比较而言,袁宏道近狂,是以峻烈不羁的语气,张皇宣说,激情所至,难免过正;陶望龄则近狷,他“模楷人伦而不为标,经纬当世而密其绪。”(黄汝亨《歇庵集序》)故而,陶氏持论不失醇雅,而宏道不无矫激。陶望龄推赞罗诗,与陈献章等人推赞邵诗还具有不同的背景:“性气诗派”乍兴之时,明代文坛的复古之风尚未形成,当时诗风虽渐趋靡弱,但“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直至弘、正之后,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陶望龄承性气诗派之流风余韵,显然是对复古派所谓“诗必盛唐”的异动,因此,他承荫泰州,推赞近溪,与其反对复古的文学旨趣是并行不悖而互相发明的。同样,在论文方面,他也对复古派的“文必秦汉”大张挞伐,云:

明兴二百余年,代有作者,率道斯路,弘、正之际,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时代为上下,谓西京以降无文焉,天下缀学之士靡然响风,其持论薄八家,不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汉子史残膏剩馥,、纫缀衣被而合说之,如枯杨之华,只增索然,而不见其所有迄今而弊极矣。《歇庵集》卷三《八大家文集序》

这种犀利的谈锋,是晋江毗陵辈不可语及的,显示了晚明新潮文学家无所拘碍的思想锐气。唐宋派矫秦汉派,也仅是将唐宋八大家列于文统而已,即如孙慎行在《荆川文集》中所说:“唐之韩、柳,即汉之司马迁,宋之欧、曾、苏、王即唐之韩、柳。”即所谓“文章千古一脉”,而陶氏则视其为“残膏剩馥”、“枯杨之华”。这种激厉之论,也与亲炙“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后学不无关系。

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二个特点是重才情以反复古。公安派与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共同的文学尚求在于: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他们或荒经蔑古,或主张师习古人真精神,都反对衣冠古人,徒袭皮毛。陶望龄也是如此,云:“嘻!古人之为文,其取夫称心而卑相袭也皆然已,无契乎独知而古是摹,虽程意袭矩犹谓之盗,况翦翦文句之末哉?……夫舍情与词则无文,剽古而依今,词则归诸古人,情则傅(附)诸流俗,己不一与焉,而谓之文吾且得信之乎?”(《歇庵集》卷三《方布衣集序》)作品当是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然发抒。李贽描述创作当是这样的情境:“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千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杂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描述了小修愁极而吟,因此是“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陶望龄也主张一任自然,莫辨雅俗,他列举了《诗经》中的《国风》为例。《国风》“多里巷之语,一夫一妇所遇述。”(《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但为何这样的诗还能补圣人所采录,以其“辨淫习,规政教,相准而施,不失铢两?”根本在于不假缀采 藻,即所谓“根实”,在于其发乎自然,“冲口而成之,顺途而咏之,薰于气,满于心,而动于不得已。如空穴之中,刁调出焉。”(《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当然陶望龄比李贽、三袁受王学的影响更深,诗文理论也更重理趣,他说“文成而理胜,则吾服膺子瞻。”(《歇庵集》卷三《章宁州诗集序》)他的自然论也具有更明显的王学烙印,更富性气的色彩,他以儒学经论为例,云:“六经《语》、《孟》非有意之言也,所谓经生者证之吾心而已,离心而求之章句则远离章句。”(《吴越菁华录序》)由他的重质实、尚自然的理论,引出了论诗歌风格的“偏至说”:

刘邵志人物,尝言:“具体而微,谓之大雅;一至而偏,谓之小雅。”盖以诗喻人耳,予尝覆引其论,以观古今之所谓诗辞,求其具体者不可多见。因妄谓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间文人韵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唯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穷于此,而后修而通者,始极于彼,此恒数也。古之人,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务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独无以揉之也,而且为之极焉。故其势充,其量满,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将来。吾观唐之诗,至开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沉舒促,浓淡悲愉,固已若苍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浅也,患其入也;而郊、岛则惟患其不入也。韦、柳之冲也,患其尽也,而籍建则惟患其不尽也。温、许之冶也,患其椎也;而卢、刘则惟患其不椎也。韩退之氏,抗之以为诘崛;李长吉氏,探之以为幽险。予于是叹曰:诗之大至是乎!偏师必捷,偏嗜必奇。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歇庵集》卷之三《马槽稿序》)

复古派与革新派文学风格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以何为法,革新主张以自然为法,复古派主张“格古、调逸”(李梦阳《潜虬山人记》)。这种“高格”,复古派内部也有不同的诠释,李梦阳主张柔淡、沉著、含蓄、典厚;何景明主张清俊响亮。但他们都主张有不可变易之法,即李梦阳所谓“圆规而方矩者也。”(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何景明所谓“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后七子首领李攀龙也主张“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推崇古人所作“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末五子之一胡应麟认识到“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文学嬗变规律,但是他仍然反对信阳以后的后生秀敏意欲自开堂奥的精神,主张兼工古法,“集其大成,何忝名世!”(《诗薮》)陶望龄虽然也论创作方法,但他主张“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法”不是规矩方圆,而是文学作品的一定创作规律,作家的性情、境遇、才秉、气质是作品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陶望龄论法,以张扬个性为前提。当然,陶望龄论诗时浓郁的性理气味,冲淡了他汰除复古之习的锐气。同时,具体而微的“大雅”仍是诗歌最为完善的审美追求。“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大全”该备,是欲达而难以臻达的目标,退而求次,不得已而以偏凑全。这与李贽相比较便显示了其锋芒的驽钝。与陶望龄矜谈形而上的“人之性”不同,李贽认为作家的“性格”、“性情”有异,作品的风格便迥然不同:“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情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焚书》卷三《读诗肤说》)个性鲜明不是“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的憾事。两相比较,根本原因在于李、陶两人的性情有别,李以狂者的姿态,以“异端”的色彩蜚声士林,陶望龄虽然对李贽推崇备至,称颂其“目如辰曦

,胆如悬瓠,口如震霆,笔如飞雨,万蛰俄开,群萌毕怒。”视其为“大鹏九万,”自己议论卓吾即如“玄驹而谈驷马。”(《歇庵集》卷十一《祭李卓吾先生》但他自己实质还是“修悟交深,权实互用而还证于圆。”(余懋孳《歇庵集小引》,《歇庵集》卷首)理论远不及李贽那样雄肆。因此,他说:“古之善为文者,其始未尝无华盛之观,豪爽不可驯之气也,然必退就平实,而后谓之至。”(《歇庵集》卷三《张世调制义序》)他的诗文理论中,谈性论学与性气诗派相关,肯定“里巷之语”注重国风,与台阁体所谓“闾巷小夫女子之为”,(杨?佟妒№┘?颉罚┖屠蠲窝羲?健巴尽《?镖?保?ā妒??孕颉罚┎晃薰叵担??院尉懊饕灿枰院芨叩钠兰郏骸按蟾聪壬?孕⒆诔?怨攀?南悦??湔衿鸸?肝?淮?⑼场!保ā缎?旨?肪砦濉对?蜗壬?颉罚┒院问弦崴铩靶闳笱诺?倍?吆尉懊饕欧绲氖?杵奈?奚停?鬃?对?蜗壬?颉钒?镏??/P>

同时,陶望龄颇富理论色彩的文学理论还表现在于其“内外”论,云:

凡事之难,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须学慕,但肯自废弃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晓作文,动言有奇平二辙,言奇言平,诖误后生,吾论文亦有二种,但以内外分,好恶不作奇平论也。凡自胸膈陶中写出者,是奇是平为好,从外剽贼沿袭者,非奇非平是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涛,奇者以江河风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双目两耳,人曰此奇丽也,岂有二哉?但欲文字佳胜,亦须有胜心。老杜言:语不惊人死不休。陆平原云:“谢朝华于既披,启夕秀于未振。”昌黎曰:“唯陈言之务去,乎难哉。”自古不新不足为文,不平不足为奇。熔范之工,归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时文虽小伎,然有神机须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书明,经书皆明,读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机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当一篇,则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余虽不足及此,于中亦少有领略。(《歇庵集》卷十六《登第后寄君 弟书五首》其三)

陶望龄这是就制义之文而发的。奇丽和平淡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当时明代的制义之文雅好奇怪之风,以博取主闱者的青睐,因此茅坤说:“近来举世已多务新奇,每一放榜,一番眩眼。&127;”(《与胡举人朴安书》)而陶望龄主张寓奇丽于平淡之中。他说:“文之平淡者乃奇丽之极。”(《歇庵集》卷十六《甲午入京寄君 弟书五首》其一)但奇丽与平淡并非陶望龄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内外之别才是陶氏论文的精要所在。内者:“自胸膈中陶写出者。”外者:“剽贼沿袭者。”晚明文人反对模拟因袭,但理论各具特色,有尚情,有求真,有唯求自我,独抒性灵,但除了性灵论前人语焉不详之外,其它都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传统范畴。而望龄的内外之论堪称独创。

陶望龄之所以拈出这两个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的范畴来论文,首先是因为王学当时因“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所致。众所周知,王学与程朱之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程朱认为“遍求”事物方可“达理”,要即物穷理。王阳明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心即理”。虽然王学也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阳明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认为“心”与万物同一。但是他特别申论万物“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心”才是最高本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乃至又衍生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结论。陶望龄深得王学宗传,一方面主张“道”(心)“事”无碍,云“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道之外必无事,事之外必无道。”(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另一方面也以心为本体,心为主宰,云:“向在京师,时苦诸色工夫间断难守。忽一日,觉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机,至无而有,至变而一,自幸以为从此后或易为力矣。”(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心”以哲学的观点言是生化万物的本体,在道德的角度而言是善的“尧谓之中,孔谓之仁,至阳明先生揭之曰良知。”(同上)在此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创作的“内外”论,肯定了“胸膈中陶出的”,无论是奇丽还是平淡,都是自然之文,都是好作品,相反,则是“劣骨相”。象王阳明泛滥词章,遍读考亭之书而终无所得,后出入佛老而学凡三变,“忽悟格物致知之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本传)一样,陶望龄也经历了一个诸色工夫难守的痛苦过程,也是由“泛滥于方外”,(《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文简陶石篑先生望龄》)而“觉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机”的。“悟”是王、陶学术思想变化的契机、手段。不管是王阳明对佛教“阳抑而阴扶”,还是陶望龄引湛然、澄密、云悟等人“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同上),公开认同佛教,他们都受佛禅的影响,因“悟”而明心。陶望龄也以此论文,虽然他所说的是如何学习“时文”,但也可透视出其文学主张在于得古人真精神,而非一篇一句地步趋形似。

可见,无论是陶望龄的“内外论”还是因“悟”而得“古人机杼”,都是植根于王学乃至佛禅的理论之上而与复古派颉颃的。

陶望龄的创作成就主要在诗歌。数量不很多,但无不受其“学”与“思” 的浸润。作品的成就诚如钱谦益所云:“万历中年,汰除王、李结习,以清新自持者,馆阁中平倩、周望为眉目。”(《列朝诗集小传》)不顾他人劝阻,与袁宏道等人相推求,谈禅论学,赋诗论文。诗歌也以清新自持,为晚明文坛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对陶诗的分析和评价,兹以朱彝尊所论谈起,朱氏在《静志居诗话》中云:

周望早年诗格清越,超超似神仙中人。中岁讲学逃禅,兼惑公安之论,遂变芸夫,荛竖面目。白沙在泥,与之俱黑,良可惜也。

朱彝尊对公安派的偏见实质是复古派文人的老调重弹。陶望龄与袁宏道的过从在当时即受到讥诃。陶望龄云:“袁中郎礼部,天才秀出,早年参究,深契宗旨,近复退就平实,行履精严,然不知者或目为怪罔,而疑仆不宜于游,仆何人,而敢与中郎游乎!”(《歇庵集》卷十五《与友人》)陶望龄本人对其很不以为然。事实上,陶望龄早年的“清越”之音在王、李结习之时,已成诗坛“眉目”。(《列朝诗集小传 陶祭酒望龄》)与宏道实为志趣相得者的唱和附随,“芸夫、荛竖”之谓,完全是封建文人卑夷民众的偏见。而“诗格清越,超超似神仙中人”颇值一议。

遍读陶诗,我们确实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悠扬清音,但是其馆课文字当除外。如:《塞下曲四首》

其一:

胡氛荡尽羽书稀,戍鼓无声猎马归。并州侠少经征战,但话休兵泪满衣。

其二:

寒沙月黑生残烧,陇水秋高足断云。谁上孤台夜吹笛,傍河胡帐几千群。

(《歇庵集》卷一)

这些积极用世的诗歌,就如同其“秉铎于孔氏”(黄汝亨《歇庵集序》)“谭道证性,略物综事”的表论序记文字一样。风格也苍劲浑厚,古朴本色。但是陶诗更多的是“品置泉石,啸吟烟云”(黄汝亨《歇庵集序

》)表达其“超如”(同上)洒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风格也清俊,意境闲谧深邃。

我国的疆土辽阔,峰奇石秀,林幽泉美,但是,就儒、释、道三教而论,归慕自然,颇得林下之趣,幽栖而乐行者主要是释、道两家。就儒家而言,虽然孔子说过“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转引自《荀子 宥坐》)荀子也说过“百仞之山竖子冯而游焉。”(《荀子 宥坐》)但是,大体而论,遁迹自然,幽栖林下,在儒家仅是无道之世,君子的偶尔为之,治国平天下才是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家则倡以“道法自然”,庄子说山林“使我欣欣然乐焉。”佛教为了修证佛法,也使佛徒割断尘网,以期泯灭人生的'欲念,在清幽静寂,远离尘嚣的方外成就佛法。因此,山水诗作只有到以佛道为主体的玄学产生后的东晋时期方“蔚成大国”(钱钟书《管锥编 全后汉文》卷八九)山水与诗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曰:“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原道篇》)但是,严格说来,佛道两家寄意山水的内涵、方法并不一致。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山水的泯合、交融、和谐。《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佛教嗜法自然,往往是因为身处清幽的林下,得于领悟禅意。梵语之“禅”间译即为寂静思虑之义。《俱舍论》二十八解释曰:“依何义立静虑名,由此寂静能审虑故。”因此,佛教之于山水,是禅门宗旨使其然,静寂是其特征,妙悟是其目的。因此,诗僧笔下的自然山水往往是荒寒幽冥之所,间或也有鸟鸣松间,溪流石上的灵动画面,但也是为了衬托寂静 冥的氛围、意蕴,而道家则无论是奇峰绝壑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白布九道的江河,还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都使其心驰神往。就诗人而言,受佛道不同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诗风,李白崇道而恣肆闳阔,王维佞佛则冲淡空灵。李白描绘的是烟云明灭、神奇莫测的奇山异水,王维渲染的是闲静孤寂的空林幽潭。

朱彝尊喻陶望龄早年似“神仙中人”未必恰当。陶望龄醉心山水,描摹自然的作品,是“得禅之深”(黄汝亨《歇庵集序》)使其然。如:

《长春园十景十首》其九

明月在溪上,月影漾溪底。溪月两澄映,侬心亦如此。

(《歇庵集》卷一)

再如:《暑月抱病戏成六绝》其一:

汲水闲煎新茗,拂石独坐苍苔。鸟外片云自去,竹间明月常来。

(《歇庵集》卷一)

诗、禅相得,往往在诗歌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意象、物境。如闲云、去幽林、鸣蝉、啼鸟等等,而尤其以明月最为达意。诗僧寒山在诗中有所语及:

岩前独静坐,圆月照天耀。万象静观中,一轮本无照。廓然神自清,含虚洞玄妙。因指见其心,月是心枢要。

月华如水,温润朗丽,没有骄阳的炫目,但澄澈空灵,给人以更多的感悟、想象的空间,这与佛教禅悟的旨趣多相吻合。同时,中国佛教尤重圆融,天台、华严的判教理论更是如此。天台的所谓五时八教,按释迦五时说法的教理浅深,分成藏、通、别、圆四种。认为《法华》经为佛在最后的说法,被判为化导的终极,纯圆独妙高出八教之表。华严的判教则是五教十宗,其终极之宗教分别是大乘圆教。因此,月轮之象的虚灵、圆满成了诗人们表现禅味的重要途径。

陶望龄自云:“虽以文词为识,而冗遢芜废,无少窥见,复耽味虚寂者,虽颇爱其言,实又无得也。”(《歇庵集》卷十五《与友人》)虽然对嗜虚寂之言有所懊恼,抑或是自谦,但诗歌中的虚寂之境确实较为经见。上引《长春园十景》诗,诗人描写的不是碧空皓月,而是溪底水月,以月影写“侬心”,这是典型的佛教“月轮观”。佛教认为金刚界以满月圆明之体与菩提心相类。如《心地观经》卷八曰:“凡夫所观菩提心相,犹如清静圆满月轮,于胸臆上明朗而住。”《法华轨》曰:“如秋月光明澄静仰在心中。”陶望龄诗歌中的澄月与心相的比况互证,传答出的是作者“谭道证性”的佛学旨趣。《暑月抱病戏成六绝》其一,并不象上一首那样明显地表现禅义,描写的是一远离尘嚣的幽独闲适之境,虽然诗中运用了汲、煎、指、坐、去、来诸动词,但是全诗给人们的印象则人是“闲”、“独”之人,境是片云、明月、幽篁。寓灵动于静寂,其中的深意也是颇值玩味的。

中国诗僧的作品以王梵志、寒山、拾得为最,其中王梵志的诗歌唐宋以来一直受至僧俗人士的喜爱,但明代以后逐渐失传,作品久佚难考,无专集行世,长期以来湮没无闻,清康熙年间编纂《全唐诗》对王诗只字未录,其生平仅见于唐人冯 的《桂苑丛谈》和宋人修纂的《太平广记》之中,直至清末敦煌藏书被发现,梵志诗又重新受到国内外学人的重视。王氏诗的特点是语言平白如话,口语俚语皆可入诗,但又富于理趣,富言外之韵。王维、皎然、黄庭坚,南宋的诗僧洪、克勤等人很推崇或仿效王诗,如王维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注为“二首梵志体”,(见宋刘须溪校本)克勤则把《土馒头》诗的四句化为八句。但是梵志诗是由偈颂演变而来,现存的为清一色的五言诗,而陶望龄在晚明时期,则又拟作梵志诗《歇庵集》中现存《袁伯修见寄效梵志诗八章拟作》:

其一:

腐烂光明萤火,细酸习气醯雉。妍丑衫儿宽窄,是非帽子高低。

其二:

水上蹋车彻困,屋底捱磨生盲。终日脚忙脚乱,那得半里涂程。

其三:

梦中捏紧拳头,捉得生狞一鬼。狂呼大叫傍人,着自家双耳。

其四:

老鼠相语穴口,笑杀飞空蝙蝠。饶尔健翅梢云,不及仓中有谷。

其五:

竺文儒典道经,浪说是非非是,都将付与村丁,还他黑字白纸。

其六:

泥馒头里肉馅,四板汤中糁头。好趁庖人未到,权时抹粉搽油。

其七:

莫笑蜉蝣暮死,就中定有彭殇。几代才消一局,神仙未是年长。

其八:

负心莫讶他人,孤恩最是吾身。日奉千金供养,偿伊一掬灰尘。

(《歇庵集》卷二)

陶望龄一反前人效拟梵志的俗途,翻空出奇,竟然以清一色的六言诗拟作梵志的五言。今存梵志诗366首中,仅《日日造罪不知足》、《人寿百昀不长命》,《出门拗头戾跨》等数首为七言,《吾有一言》等数首四言。(见张锡厚校辑《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陶望龄所为,颇令人费解,看一看他在《徐文长三集序》中所云,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解开个中之秘:

夫物相杂曰文。文也者,至变者也。古之为文者各极其才而尽其变,故人有一家之业,代有一代之制,其 隆可手模而青黄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屡迁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弊。(《歇庵集》卷三)

反对徒袭皮毛,追摹形式是晚明文学思潮,尤其是公安派文人的主要文学主张。陶望龄与公安三袁“声气翕合”(陈田《明诗纪事》庚 卷十六《陶望龄》)也主张文学当“屡迁而日新”。他师拟梵志,也仅限于俚俗直质的语言风格和浓郁的佛理禅味。而以六言拟五言,这一奇特的模拟方

法,正是陶望龄反对剿袭形式,而师习前人神韵的文学思想的体现。从现存梵志诗来看,陶望龄的拟作确实与李攀龙模拟古诗十九首而作的古诗后十九首那样“制辔 于垤中”(《古诗后十九首小引》)明显不同,其中仅第六、第八首稍见化王诗而出的意旨,但已不着因袭之迹。如王梵志诗:

城外土馒头,(《通俗编》卷二:“土馒头,墓冢之瘦辞也。”)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王梵志原诗颇受后人注目,黄庭坚云:“既是馅草,何缘更知滋味?”苏东坡易之曰:“预先以酒烧(浇),且图有滋味。”黄庭坚认为东坡改后,终未尽余兴,将后两句足成四韵:“著群哭相送,入在土皮里。次第作 草。相送无穷已。以兹警世人,莫开眼瞌睡。”(详见惠洪《冷斋夜话》卷十,明刻本,晓莹《云卧纪谭》卷上,转引自《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5、256页)黄庭坚的改作是否符合梵志原意姑且不论,而陶望龄改成“好趁庖人未到,权时抹粉搽油”恰恰是对东坡意旨的再度发挥,这正反映了晚明士人恋世乐生的人生追求,苏东坡“且图有滋味”和悦世情怀,正与此翕合,望龄推赞东坡乃至这样的地步,云:“初读苏诗以为少陵之后一人而已,再读更谓过之。”(《歇庵集》卷十五《与袁六休三首》其二)如果说王梵志诗中的“著我”之意比较明显的话,但他的那种“我”还是“不净脓血袋,四大共为因”(《王梵志诗校辑》卷五《前死未长别》)的类似于“补特伽罗”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完全意义的自我,而苏、陶等人的诗作中表现的才是较为完整意义上的自我,具有较为鲜明的主体意识,即晚明文人所弘扬的“真我”,因此,陶望龄拟作的第三首是“梦中捏紧拳头,捉得生狞一鬼。狂呼大叫傍人,摔着自家双耳。”身是亲身,性是自性,望龄所拟不但有五言、六言之别,而且“脱胎换骨”,意趣也有所不同。

陶望龄拟古之作十分罕见,而恰恰对沉寂多时的王梵志情有独钟,这首先是因为梵志诗作的俚俗朴质的语言风格与晚明文人宁今宁俗的文学旨趣相顾盼。因为王梵志“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皎然《诗式 跌宕格 骇俗品》,清抄本)的行仪风度与晚明文人疏狂不俗的性情颇多相似。即如陶望龄这样“一秉铎于孔氏”(黄汝亨《歇庵集序》)的狷者,也沿袭上了疏狂之气、禅悦之风,曾赠诗给友人云:“我亦清狂公记取,十旬三度净慈游。”(《歇庵集》卷二《陈侍御西湖庄》)影响于陶望龄最深的不是神仙之“道”,而是禅悦之风。

陶望龄虽不是公安主将,但是他与宗道、黄辉等人不驱附时流,声闻馆阁,为袁宏道力倡性灵说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袁宏道长于创作,理论根植尚嫌不深,后人有“浅卤叫嚣”的诟病,而望龄亲承泰州学脉,富有“谭道证性”之资,对公安派的理论有补苴之功。但是由于陶著自明万历年间初刻后,鲜有重梓,流布不广,因而后人对其研究甚少,本篇旨在引起学界对这一公安重镇的关注。

篇15: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内容提要:陶望龄是明代馆阁之中较早力图汰除王、李结习的人物。他阅历清华,高科重望,附应性灵说,为公安派誉播文苑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是泰州后学,谭道证性、赋诗为文,两者相发相生。文论借讲性气、论才情以反复古,颇具理论色彩。与三袁桴鼓相应,文学思想虽不及袁宏道那样锋芒裎露,但也可补三袁之不足。诗歌中也浸淫着佛理禅趣。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他与公安三袁(尤其是宏道)交谊笃厚,过从甚密。公安派能够使“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明史 文苑传》)与其乃一文学团体,而非一二才隽的孤独呼号不无关系。公安派中,袁宏道堪称白眉,成就最著、声誉最隆,但作为一种文学派别,自然有一些声气相求、桴鼓相应的同道好友。陶望龄、黄辉、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丘坦、袁宗道、袁中道等人便是宏道的重要羽翼,他们一起激荡推扬,最终形成了一股文学革新思潮。其中,具有高科重望的'陶望龄、黄辉、袁宗道还有先发之功。清人陈田曰:“公安楚咻,始于伯修。黄平倩、陶周望与伯修同馆,声气翕合。中郎稍晚出,推波助澜,二人益降心从之。”(《明诗纪事》庚卷十六)宏道的诗文集中,与陶望龄有关的尺牍、诗歌尤其多见。其交谊诚如宏道《别石篑》中所云:“君携我如头,我从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东涉水。谁家薄福缘?生此两狂子,受用能几何,苦他双脚底。”他们一起谈禅论学,看山听泉。石篑的学术、文学思想也因与宏道的过从而变化。他曾说:“袁中郎以禅废诗,复以律废禅,仆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于诗甘取近代,于禅甘居小乘。”(《歇庵集》卷十六《与新安某君》)可见陶望龄与三袁之相得相宜。

陶望龄被誉称为“词苑鸿儒”,他与弟 龄都是主要以讲学而名世的。他之所以誉著当时,以至“海内二十年来远近识不识,靡不称有陶会稽先生。”则在于其如“再见坡仙”的文学才秉和如“慈湖、阳明再世”(余懋孳《歇庵集小引》《歇庵集》卷首)的学问。

陶望龄是泰州学派的直接承祧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于《泰州学案》,他有得于泰州之学的是圆融三教的学术精神。黄宗羲云:“先生之学,多得之海门,而泛滥于方外。”陶望龄自己也说“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周海门),受教最久。”(《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海门”是周汝登的别号。周汝登受学于罗近溪,近溪曾以佛经启教之,据《明儒学案》载:“近溪尝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览一二页,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因此,周汝登论学颇得禅学三昧,正如黄宗羲所说:“先生之无善无恶,即释氏之所谓空也。”(《明儒学案》卷三十六)陶望龄幼时即“终日与其兄问答,皆世外语。”(《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陶祭酒望龄》)其后又完全秉承了周汝登的这一宗风。“其时湛然、澄密、云悟皆先生引而进之,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同上)在馆阁之中,也与同官焦 、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详见《列朝诗集小传 陶祭酒望龄》所著《新释楞伽经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备解序》、《净业要编序》、《永明道迹序》阐论了他的佛学观念。其中对永明延寿的融通观念尤为激赏,曰:

永明大师嗣典浑理事而以身范焉,大师法眼之嫡孙,韶师之真子,妙契单传,亲蒙记 ,然禅宗不立文字,而师乐说,无碍百卷,河悬禅宗,呵斥坐禅,而师跏趺九旬, 巢衣 。禅宗指决唯心,无他净土,而师径行持念,角虎示人,禅宗但贵眼正,不贵行履,而师万善同归勤行,百囗八所以抑虚滥示之堤防导,因心趣于极果,真金出冶,盛作庄严,大海吞流,不辞涓滴,真祖位大成之圣,法王金轮之尊者也。(《永明道迹序》,载《歇庵集》卷三,&127;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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