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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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论文

篇1: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论文

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论文

内容摘要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已逾百年之久,诸多议论中虽不乏高屋建瓴、真知灼见者,然停留于抽象论说层面者居多,缺乏强烈现实感的理论针对性和实践可行性。本文从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和合学和科学技术等三个方面,扼要介绍和论述了这一新的文化哲学构想。

关键词: 和合学 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一、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 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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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

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

内容摘要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已逾百年之久,诸多议论中虽不乏高屋建瓴、真知灼见者,然停留于抽象论说层面者居多,缺乏强烈现实感的理论针对性和实践可行性。本文从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和合学和科学技术等三个方面,扼要介绍和论述了这一新的文化哲学构想。

关键词: 和合学 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一、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 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利、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经济附庸的帮办,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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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

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

和合学与21世纪文化价值和科技

发布时间: -9-11  作者:张立文

内容摘要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已逾百年之久,诸多议论中虽不乏高屋建瓴、真知灼见者,然停留于抽象论说层面者居多,缺乏强烈现实感的理论针对性和实践可行性。本文从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和合学和科学技术等三个方面,扼要介绍和论述了这一新的文化哲学构想。

关键词: 和合学 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一、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 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利、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经济附庸的帮办,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发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第二、 立足现代文化的科技化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时起时落的“古今之辩”,从秦始皇以来,已延续多年。近代又伴随着“中西之辩”的走进了艰辛的理论道路和学术历程。由于价值观念上的极端化偏向,或偏向颂古讽今一极,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极,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之矢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观念冲突。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辩”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之辩”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创造性转换:

一是变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动方式,实现实践手段的技术化革命;二是变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维方式,实现认知工具的科学化革命。

这两个创造性转换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义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学价值原则。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其最本真的战略意义,就是在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认知工具和实践手段的科学革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前列。

第三,立足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上。科学技术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这样,20世纪里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21世纪将面临更强烈挑战和更严峻的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按照和合学的理论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体的结构地位和功能作用,取决于该元素、因素的实力状况、能量级别以及它对和合体的贡献水平。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21世纪文化进步的行列,

雄居人类文化系统的上位,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实自己,尽量大努力拓宽自己生存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这一战略基点上,和合学批判那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保守主义,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颓废的科技悲观主义。保守主义不符合文化进步的历史趋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人的创造智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的和合之道,在战略上是积极进取的,不是消极保守的;是理智抉择的,不是盲目冲动的。

后两个战略基点是时间性的,它们的共同宗旨在于,通过对民族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创新,驱动全民族的创造智能,牵引中国文化快速转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速公路,结束科技欠发达的现状,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文化和合体内最夺目、最辉煌的部分。

和合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与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和合化和信息化的和合前景。实现这三个宏大的主题,和合学必须转换自己的功能角色,实现从文化价值观到文化方法论的转换。

二、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

和合学能否成为一种严谨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而升华为文化价值哲学、一般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元理论与元逻辑角度讲,主要取决于和合学能否为自己铺垫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凝结一个踏实的逻辑核心。笔者认为,和合哲学的理论基石或生长点、逻辑核心和枢纽工程,当是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整体对应,学理际进,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和合价值学。

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20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进而设计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战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价值和合这一跨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和合学的理论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和合学永远得以滋润和哺育的源头活水之一。依据现代学术通行的逻辑惯例梳理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和合,并对其进行创新转生,和合学理论开拓才能获得一个逻辑支点。和合学要化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实际上亦是价值危机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与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相联系;社会危机、人际危机、心灵危机,都与价值危机与冲突相关联。和合学能否化解五大危机和冲突,就在于和合学能否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据此理论解决人类文化价值系统日趋严重的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冲突。笔者在专著中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

从论证陈述的角度讲,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可能需要两个必要的理论过渡环节,即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

第一、价值度量理论。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平上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承诺一种尽善尽美的绝对本体和一个全智全能的无限主体,才能保证为善去恶的价值选择是当然而必然的,否则就会陷入善恶无限冲突。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只能在多元分维的定量水平上得到解决。

从度量理论出发,价值范畴本是量化概念,“作价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价值的标量测度,然后才是价值量的分类定性。比如汰劣与择优中提出的公平、正义、合理和真实、完善、优美等价值观念,都具有量化特征,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为不都是要么善,要么恶;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恶极端。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分强化了价值的定性特征,结果导致了在价值的两个极端点上手舞足蹈,二难抉择的逻辑假相,或称价值不相容冲突假相。

和合从度量理论考察,意蕴着价值量的代数运算,类似于算术中的加和法,数学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论中的积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价值空间中思维逻辑演算,是范畴逻辑结构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恶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价值度量值,区别仅在于标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据某种价值度量标准,某人一生中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分量为:善值为(+100),恶值为(--30),那么,他的道德价值和合量为[(+100)+(-30)=(+70)],即和合为善值。

在价值领域引入度量化处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逻辑演算,理论上有其长处:

1. 对以往哲学而言,和合学的价值度量理论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绝对化、实体化、极端化理解的偏颇和人为制造的价值二元对待和不相容选择假相,恢复价值范畴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来特征,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铺好逻辑道路。

2. 对和合哲学自身而论,价值度量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和合学中的一些悖论,使和合学的理论水平、逻辑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优劣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优劣实体化,误以为优质与劣质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元素、因素。基实,优劣是同一实体元素、因素的两种相容的度理特征。同一实体元素、因素对于低级标准而言,会是优质的;但相对于高级标准而言,则可能是劣质的。又如同异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同异关系单一化、绝对化。两种实体元素、因素的同异关系,取决于甄别同异的尽度之大小。小尽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大尺度上是异质的;大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小尺度上可能是异质的。如以社会文化为尺度,人类与动植物殊异,无等价交换关系,难以平等地和合为一体;如以细胞单元为尺度,人类与禽兽草木无异(皆属细胞和合体),可以等价交换,利用遗传工程杂交和合;如以原子结构为尺度,人类与万物平等,没有任何尊贵性可言。《庄子》与名家学派深谙同异关系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庄子的“万物齐一”与“肝胆楚越”,惠施的“大同异”与“小同异”,《墨经》的“同异”说等。

第二、智能创造道路。价值空间的危机或阻碍,意义世界的悖论或冲突,真正得以解决,在价值度量理论中是难以彻底实现的。根据《新人学导论》中关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②(包括价值与意义的创造)的公理化约定,只有通过智能创造道路,人类才能消除价值危机和意义冲突,达

到和合境界。

人类的创造本质,就目前的理解水平,可以归结为智能创造,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原典佛学最重智能创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为“克已复礼”的行为能力,“克”可训为“能”);孟了的“良知(智)”与“良能”;荀子的“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③;《易传》“乾以易知(智),坤以简能”④;《中庸》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⑤,仁勇属能,知即智。都注重人类智能的创造性品德及其文化开发。宇宙本来没有价值空间,自然本身不存在意义世界。价值空间与意义世界,是人类智能创造活动的文化结晶。只有在这里,和合效应才是基本的。价值可无限加和,意义可无穷迭合。价值加和与意义迭合,又是在智能创造实践中实现的。

智能创造道路要注意保证价值空间内的加和效应沿正则方向连续增益,防止价值空间的加和效应反变、顿断或减损、停滞,要注意确保意义世界中的迭合效应沿生成方向无限连通,防止意义迭合中的阻碍、坏死、荒诞、虚无等现象发生。

智能创造道路将创造功能限定在人类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内。以防神灵创世纪论、自然创生论等泛创世论,使人类智能创造范畴人文化、价值化、科学化。

三、和合学与科学技术

科技史上的综合与分化并行构成内在和合机制,科技与人文的和合历史及其现代危机,科技内在的和合精神是最高水平的人文精神新生态。传统人文精神必须在科技革命中涅 化转生,更新媒体。

(一)和合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

和合学与20世纪的科学技术有两个基本的关系:一是和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特征;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向更真、更善、更美水平发展的全新基础和既成前提。

古代科学技术,是东西古代人文实践和合的文明结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综合了古埃及的土地测量技术思想,三角运演方法,以及古希腊的思辨自然哲学,概念辩证法。欧氏几何公理的普遍有效性支撑了西方古典哲学本质研究。当非欧几何出现后,便否定了欧氏公理的绝对性,使现象背后唯一绝对本质发生了动摇。这样,现象后面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永恒本质。每一个现象都得自己确立自己背后的本质。

托勒密的天文学综合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天文观察资料,历法编制技巧,于公元140年的《天文学大成》中系统地、定量化地提出了地心说宇宙论模型。他巧妙地运用本轮--均轮体系,获得与当时观测一致的计算结果和宇宙论哲学假设。然而到了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却被教会用来作用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

中国的《九章算术》集秦汉以前丈量、测度、运筹、方程等等思想和算法之大成。九章即:方田--土地测量;粟米--计算粟米饭的比例等;衰分--各比例计算,如劳役、租税、产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广--生活中方程算法;高体--体积算法;均输--如何公平征科;盈不足;方程--生活中方程算法;勾股。 些数学都有自身特殊的具体内容,并发现了数与数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吴文俊认为,《九章》机械化数学,将重新焕其光芒。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对于天文历法特别重视,据《史记》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⑥。《索隐》引《系本》和《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纶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⑦。黄帝组织了占日、占月、占星气律吕、算数以及造历,容成综合这些观测天文的资料,以算数的成果而制定了《调历》,(可能是《黄帝历》)。《汉书》记载:先秦有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⑧。秦统一中国后,曾采用《颛顼历》。

中西古代天文历法算数方面的科技成果,都是中西古代人文实践活动的科技珍品。

近代科学技术是近代人文解放运动的历史产儿。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弘扬,解放了人的创造智慧与发明才能。牛顿经典力学和瓦特等人的蒸汽机技术,都是高度综合的产物。比如牛顿是伽利略、笛卡儿、刻卜勒、哥白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原理。运动三定律的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性质比较明显;万有引力原理扩展为天体运行动力与运动轨道形成的研究;并通过比较方法,测量诸天体的质量及相互间引力大小的数据;他还证明了以数学表达方式出现的万有引力的普适性,以及推测地球的两极是扁平的。后来求得地球扁率为1/334,与牛顿理论推算近似⑨。人文主义与近代科技,是西方近代文化进步的两个冲突融合难分的方面。

中国近代文化人文启蒙思潮的流产,以及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失落,从反面实证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冲突融合的关联。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人文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观念的、民族的原因等等,错综复杂。就狭义的文化原因而言,是地缘政治论,人种优劣论和文化中心一元论,以及殖民主义观念等等。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消除战争,保卫和平,克服落后,共同发展的人文文化的努力结果。尽管从局部的动机、暂时的情况看,似乎现代科技是战争的帮凶,先进剥削、压迫落后的手段;但从整体的趋势,长久的效果看,现代科技的不断革命和不断跨国界的发展,已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生死与共、荣辱相关的利益和合体,使全球性战争和倒行式的衰落得到一些遏制,并终将被彻底清除。

生态、粮食、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危机,与其说是科技引起的,不如说是科技发现的。事实上,即使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农耕文化时期,亦已引发了土壤沙漠化、植被森林破坏,动物群落退化等地域性、局部性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都见于史书记载。将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完全归咎于现代科技,理由是不充分的。导致当前各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与人类由来已久的传统价值观念,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人类依赖自己的创造,发明了高科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导致了负面效应的各种危机。化解各种危机,也只有依靠人类自我创造,通过现代科技,从根本上转换人们的错误价值观念与不恰当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平

共处与协调发展。这是因为,要使人类与自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就必须真实而系统地把握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法则,把握自然生态平衡的约束条件和人类文化进步的可能道路。没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高度完备的现代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人文精神的更真实、更完善、更优美的和平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形式,又是这一活动形式的和合产物。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类文精神价值规范和行为选择的结果。科学技术的滥用,显示了人文精神的分裂和病态。对科学技术的厌倦、反感、担忧、悲观,甚至愤怒、仇恨,亦反映出人文精神的虚弱,不健康和不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冲突融合而和合机制,有两个必要的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理论的诸原理、诸学说和诸规程合乎逻辑创造性和合;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诸要素、诸方面和诸规范合乎价值的创新性和合。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完成第二个方面的创新性综合。相反,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是人文学者无能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科技是和合精神的现代体现

人文精神生生不息,但其媒体历经历史更替。宗教神学、伦理道德为人文和合精神的古代形态;科学理论、技术工程为其现代形态。中间以近代宗教革命、道德启蒙为联系环节的发展枢纽。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合人文精神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古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哲学、宗教神学或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在具体现象后面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比如桌子、人的后面有一个抽象的桌子和一般的人。桌子人是具体项,如各门个体科学理论。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应有一个统摄各类现象的东西,即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学的科学,这就是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或具体学科之上。对形而上学作理性理解的是哲学,作超理性的理解是神学。哲学与神的互补,构成了西方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在中国被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诠释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⑩卦爻阴阳是形器的现象层面,形器现象的后面是所以为形器的形而上之道或理。然而,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各派以及佛教,各有其道。各家各派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国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宗教革命与人文启蒙来解放自己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冲突互补,人文主义得以发扬。人文主义者承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发展人的才能思想,发展世俗化的人文科学,以便取代宗教神学。他们在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等方面宣传和发展人道精神,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他们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来世哲学;以人性、人道与神性、神道主义相抗衡。高扬以人为中心的革命,歌颂、赞美人,以针对宗教神学。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英、法、俄和德国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属经验型的人道主义;二是以德国、荷兰的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型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均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尊严、价值等。

现代的和合人文精神,是通过科学理论革命和技术工程革命来自我批判、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世纪的和合人文精神,渗透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之中。从思维方式上看,它集中表现为相对论的宇宙观、量子论的结构观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学说之中。从实践方式上看,它主要体现为遗传学的生命工程、信息论的知识工程与智能科学的智力模拟之中。离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而别谈所谓“人文精神”,只能是对时代精神的误解。

正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合学原理的实践运用便集中探究和合自然科学、和合伦理学、和合人类学、和合技术科学、和合经济学、和合美学、和合管理学以及和合决策学等领域中的人文化和合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三)人文精神的科技奠基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长期被囚禁在“经学”之中而不能开放,开放也不能转生。转换新的媒体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用现代科技为其奠基,这是中国和合人文精神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合学原理实践运用的现实使命:一是尽现现代科学技术内在的和合精神及其人文价值;二是转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和合理想,使其健康发展。

在20 -21世纪之交,人类文化处于转基时代。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形态,其文化价值观念,是与宗教神学的教条和道德形上学的准则分不开的,有的就是他们演绎下来的直言命令、绝对理念,真如本体。从形式上看,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绝对的、永恒的,以及“万古不易”的“天理”、“良知”或“律令”。实质上是将人异化,使人成为价值理念表现自己的工具,异化成为天命义理施展权威的场所。

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取向,它是现实感性生活中的世俗化。它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生存、发展和完善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和价值使命。它将现实人的安身立命牢固的确立在大地之上,并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增益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断减损人世的痛苦和烦恼。换言之,现代文化将和合人文精神奠基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文精神脚踏实地,落到实处,避免虚幻无力与苍白无色;才能使学科技术服务于人类;避免盲目滥用与本质异化。这样,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就能融突而和合,人类社会才能化解各种危机,而开拓为和合的人文世界。

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现实表现,是现代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在实质。人的主体的生命活动一部分客体化为智能机,客体化的智能机又转化为主体的生命活动,在这互动中,便把人的创造性的人文活动推向一个更完善的阶段。从和合学的视野来考察,这种互动,便是和合人文精神优美化的现实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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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21世纪文化的冲突与客家文化的发展

21世纪文化的冲突与客家文化的发展

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走向是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多元化.东方文化将面临西方文化新一轮冲击.客家文化将如何面对并在冲突中求得发展 ? 这是需要认真研讨的.我们不能重开殖民主义时代以 “ 文化孤立主义”对抗 “ 文化霸权主义”的 “ 文化保卫战”,而应该以 “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与积极主动的姿态,吸纳他种文化的精华,为发展自己的'文化服务.

作 者:张卫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 刊 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年,卷(期): 18(6) 分类号:G0 关键词:文化孤立主义   全球化   多元化   客家文化  

篇5:展望21世纪科技哲学的发展与转向

展望21世纪科技哲学的发展与转向

21世纪科技哲学的.发展将会出现科学化与人文化两种不同的趋向;计算哲学将成为21世纪最具时代特色的科技哲学的典型代表,而认知转向则会成为科技哲学在21世纪最有影响的事件。

作 者:郝宁湘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政法系,广东,湛江,524048 刊 名: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3(5) 分类号:B089 关键词:科技哲学   计算哲学   认知转向  

篇6: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以人的意志(或由人以神的名义)为核心而形成的使物质和精神相互协调的生存方式体系。每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发达与不发达,都以其独特性丰富着人类文明。由于时空的差异,根据历史和地域诸多因素。人类文明被大致区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以及两者之外更具局部特色的区域文明。时至今日,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大冲突、大混战、大交流,除去个别地区,完全纯粹的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都已不复存在,然而,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并末因此而消失,随着东方民族经济地位的崛起和不断上升,向西方文明一边倒的状况正在转变,对东方文明之价值的重新审视,成为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时,许多睿智之士认真思索的重大课题。

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都是宗教文化。其重要性的程度在于,足以依据它来判断是文明,还是野蛮。一个民族或其起源时的部族、部落,当他们已经具备共同信奉的宗教时,哪怕仅仅是原始宗教,这个民族部族或部落,就已经脱离了野蛮,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举起了文明的火矩。这种判定文明的依据,不以此宗教为高,也不以彼宗教为低,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依照这个标准,东方民族不仅具备自己的宗教形态、自己的文明体系,而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本文中所说的东方宗教文化,特指在东北亚地区,在中、韩、日三国具有广泛深入影响的儒释道三教文化。

殖民时代的思辩方式,曾经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文明为基准,判定哪个民族是文明的,哪个民族是野蛮的,成为一个了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理由。所谓“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曾经令人发指地摧残过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东方文化,在他们所谓“野蛮”的东方民族面前,暴露出他们自己才真是野蛮。他们曾经企图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把自己的文明属性特征――基督教加强给全部东方民族。历史证明,这种虚妄的企图最终也未能彻底实现。

尽管以西方文明替代东方文明并未能实现,但是,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优势地位仍是明显的。当然,这种优势已经不完全属于基督教,而是属于连基督教也要背离的所谓“现代文明”。我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特指不仅背离传统,甚至背离人性,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这种“文明”以现代媒体为依托,正挟持着无数年轻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扑向21世纪。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20世纪是“除魅”(解咒)的时代。知识分子以人类的启蒙导师自居,把既往的神圣打翻在地。他们希望籍此而唤醒人类,让人权胜过神权,从而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会。于是,一个缺乏神圣感的时代终于降临了。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认为“人皆可为舜尧”、“满衔都是圣人”,然而,“神道设教”被斥为愚民政策,成佛成神成圣,受到奚落嘲讽鄙视。在以佛神圣为一端,以痞子无赖为另一端的精神架构中,处于中间地带的平民百姓青年后生,无可挽回地向后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成为一种不绝于耳的哀叹。

应该说,任何一种正当的信仰,都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土壤植被。邪门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当的信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恶席卷大地,恰恰因为正当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坏。

21世纪初,应该是知识分子对20世纪深刻反省的时期。人类社会出现颠倒荒谬,人们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实,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有密切关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带来了后遗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回顾到二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元创时代。在东方,佛陀、孔子、老子,他们为人类的真心、良知和至善举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东方社会几千年的历程。打倒他们,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乱,世道何以不浊!对于他们,不是“除魅”,而应是“复魅”。因此,重新修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一定要找回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在不仅对中、韩、日三国是极其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重要。

在中、韩、日三国,儒释道三教曾经是共同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无论韩国还是日本,儒佛两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声相和,中、韩、日之所以能维系数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话语材料。

从全世界历史的总体范围来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中能够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汉文化圈中才有可能。这恐怕涉及到东西方对“宗教”功能的认识就有差异。“宗教”,是现代语汇概念源于日语shukyo,是对英语religion的意译。Religion,强调信仰,以自身信仰为主体,排斥任何客体,信仰对象不变化时,信仰者就只能追随不变。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汉语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释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设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开宗立教,是为了辅助王道,教化百姓,启发智慧,解除烦恼,安祥人心,稳定社会,总之,不是以“教”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主体,为社会服务。因此,“以天地立心,为往圣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成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功能的基本认识。“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一”是超载于“教”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同戚,经过一个时期的论争磨合,终于达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东方宗教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贡献,从本质上讲,仍然应该是提供以教化为已任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对于突出自身主体性因而产生排他性的宗教来说,东方宗教文化将成为借鉴的典范。

当然,由于东西方文明仍处于交错撞击的历史时期,目前,东北亚三国的传统宗教文化都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一、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条件下,重新建立年轻一代对正当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佛神圣的正确理解和正常仰慕。

对青少年的引导,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再认识和新阐释,要形成一种思潮、两个导向。一种思潮,即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复魅、复归、复兴,加以不懈的鼓吹,树立社会的正气和荣尚。两个导向,即引导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以国力推动;即引导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使每个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从感性到理性都发生转变。

如何使儒佛禅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的教化作用,重新成为三国加深交往、共同发展的牢固纽带。

东亚的儒佛禅思想虽源于中国,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前,始终处于为中国的落后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几代中国人,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儒佛禅只有浅薄混乱的认识。相比之下,韩国之儒佛、日本之佛禅,都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没有失去社会精神支柱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以汉文化即儒佛禅宗教文化反哺中国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在,中国虚下心来再学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禅的根毕竟在中国,且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复兴,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邻”,中、韩、日三国在文化交流中会推

动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会使文化的纽带更牢固。

如何弘扬儒释道文化传统的精华,与西方文明对接,取长补短,共创人类新文明。

进入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是其融合的过程,恐怕还需要几百年、上千年。佛教与中、韩、日三国,儒教与韩、日两国,都创造了在和平友好的交往中,不同文化最终水乳交融,和而不同的典范。这也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的前景。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仅仅西风东渐是不够的,东风也要向西方吹。日本将禅向欧美传播的经验,是东方宗教文化向西方普及的范例。在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要西方以谦虚的态度聆呼东方的声音是不容易的。但是,东方宗教文化“上善若水”,其质虽柔,柔可克刚。三国的经济背景虽有不同,但是三国的宗教文化精神力量确有同一性,以接近同一的东方宗教文化,和平地持久地共同面向西方,将形成西方文明不能不正视的态势,而最终将造福于全人类。

篇7:迈向21世纪的学校美育胡价值取向论文

迈向21世纪的学校美育胡价值取向论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美育是属于最高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培养人的活动。学校美育所追求的是教育理想的最高境界,即使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然而,已往的学校美育大都只把美育价值取向定位于工具价值,即把美育视为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或是审美的人的手段。这种价值取向的偏失使美育步人误区,表现为:其一,把美育局限在音、体、美等学科的教学中,美育似乎仅是音、体、美教师的任务,与其他教师无关,其二,把美育置于次要地位,当美育无关“升学”的大局时即可将其砍掉。其结果致使学校美育偏离其追求的目的,不能体现其根本价值。学校美育的这种境况关系到教育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和教育的最高理想如何定位的问题。本文试从美育的价值及价值取向和学校美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学校典育的价值与价使取向的理性思考之初步门释

要弄清美育的价值,首先要弄清美的价值及美的本质。以往美育价值的偏失,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美的本质”的理解出现误差所致。对美的本质的认识最经典的是马克思提出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G1,而人的本质特征恰恰是在二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产生和体现的fxI0他还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看,美的尺度就是火洲盯引睡今“:在“美”的境界中}s.}人的本质的确证和人的自由发展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美的尺度即人的解放的尺度丢人的娜放的标志是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全面发脱的尺度。由此“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t的.完润的展现”md

从价值观的角度看,美就是真、普统一的主体自由的最高价值。因此,美育的价值与其他价值的不同就在于,它既直接表娜个人自身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塑造个性,帮助人形成自我超越的能力,实现育“美的人,之目的;又要把对美的鉴赏和创造作为人类一种创造容观世界和完善自身的价值定向,用以边求彼育的理想。这样,学校美育的价值取向应是:以美育人、育“美的人”、“美的人”〔或完美的人),而不能只停留在培养审美能力或审美的人这一工具层次。

美育固然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这是“美的人”必备的基本条件。但具有审美能力的人和“美的人”存在着质的区别。审美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视为具有某种或某些感受美、鉴赏美等方面的技能、专长,或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的人。美育的价值取向定位于培养审美的人,那么,美育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知识、技能的学习活动。而‘.美的人”则艇“人的本质力t的最完满的展现”的人。热育屏面对的必须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

是培养审美的人,还是堵葬理魏的人”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薄于劝组是跳能幼攀矛段这一根本间题的认识。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

席勒已经朦脱地意识到美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辩证关系。后来马克思又有了伟大超越。应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学校美育的价值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定位。令我们汗颜的是,在实践中,我们一直把美育定位于工具性价值,将其仅仅看作手段。

这种价值取向的偏失,使学校美育长期在表面化、简单化层面排徊,误认为教学生唱歌、画画,就是进行美育了。其实有些所谓的美育,就是连艺术教育也算不上的“扫盲”训练。近年来,面对素质教育的新要求,一些学校对美育的实施也不断地花样翻新。然而,在价值取向偏失的情况下,偏离美育的“轨道”越来趁远。

美育在理论上属于美学,在实践上属于教育。值美育不同于美学教育,也不同于一般教育。因为无论美学教育,还是一般教育,都是以传授知识,掌握技能,提高认识为目的。而美育则不同,王国维认为,实现艺术的人生是美育唯一之目的。蔡元培以陶冶感情为美育的目的。笔者认为,美育是帮助人类及个体实现对自身未来真、善、美的展现,它指导对人生及生活意义的正确理解,因而是价值性的。美育的目的是对人性最高层次的追求,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高理想境界,即标志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辩证统一,体现着人以全面、科学与合理的方式实现着对人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

正基于此,美育的价值是“美”的工具性

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辫证统一。这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及全面发展教育〔各育)只有借助美及美育才能得到实现,这是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价值。而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指德、智、体等方面的发展,更包括人的个性、创造力等方面的自由发展,这就要使美育的价值取向定位于对人的本性的终极关怀,所以美育的目的是培养.‘美的人’。

美育之所以能使人趋近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高理想境界,是由美的本质和美的价值所决定的。美育是以美育人,即在对美的本质准确把

握前提下的真正意义的美育。为此,擂要演龙地认识到:现代学校美育不等同于审笑教育。审美教育是美育的一个方面,审美活动是美育的基本活动;审美教育并非艺术教育,更不等于音、体、美教学。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美、鉴赏美、表达美的胎力是美育的任务,而不是美育的目的。

美育不是要人们沉溺于与现实人生无关无涉的玄学思辨之中,而是要通过美和审美带助学生认识客观世界,认识人的创造能力,进而认识现实社会的人的本质力量,更加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世界。以美育人,育“美的人”将成为新世纪教育的主旋律与价值追求。美育一旦冲出误区,就能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既是现实的育人实践,又是人类最高教育理想的追求。这时,美育也就从其他各育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上位概念”及高层次的育人活动。美育应是每一个现代教育工作者的必担之责和自觉行为。

二、典育与索质教育关系

素质教育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而是创造适合每个学生的教育。素质教育说到底,是“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教育[m0素质教育的提出不仅仅是对“应试教育”的针泛,而且是实现现代教育向自身的回归。

素质教育与已往所说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素质教育不仅要发展学生的德智体诸方面,更要培养学生以发展和强化人的自我生命意识为核心,在多元综合方向上确立人的主体意识,发展个性意识及自由全面发展的意识。素质教育把学生从‘应试教育’的侄桔下解放出来并非仅是使学生“宽松”,而是要把每个学生那最宝贵的有限时光,投人到对人自身来说最有价值的实践中。如果说,索质教育把学生从“应试教育”的栓桔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那么将解放出来的学生“引向何方”更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行考试侧度依然存在宾一陀攀霭优到仕”的观念仍有稳固的根基、市场经济仍不发达的情况下实施素质教育,尽管对其理解和认识一论再论,尽管“红字头”文件一发再发,但是一些教育工作者及教育管理者在具体实践中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实际上,能斌予素质教育以“回天之力”的恰是美育。这是因为: (一)美育既为素质教育“铺平”道路,又是素质教育追求的理想境界。对人的发展而言,素质教育的任务是发展学生的个性,而人的个性何以得到发展呢?首先要求人要有超越糟神,因为人的超越精神使人获得解放。只有解放,才能自由;只有自由,才能发展个性。而美育是培养学生超越精神的最佳路径。

迈向新世纪的素质教育应是按着美的规律进行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活动成为一种对美的追求,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它彻底地摆脱了外在目的的规定,即不是为了分数、升学而疲于拼命,而是在超功利的追求中享受个人的生命表现,这是因为探索“合规律性(真)与合目的性(善)统一”的活动,“对象成了他本身”。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中,不是对客观规律的屈从,而是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的解放。对美的追求的教育的根本着眼点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把“人的世界”还给学生。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使每个学生真正体验到有限的学习生活所带来的无限的人生快乐及意义,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潜能,实现人人成功、个个发展的教育目标。这样的学习活动对于学生来说,已不是外在于他的异物,而是他的本质力t的确证,他因此而感觉到对象的美。而美的力t,恰恰就是人们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力量。

审美的超越是对世俗功名利禄的超脱,它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无视,而是不要因为贪求这些东西而忽视了生括多方面的价值。因此,审美超越实际上是对人性异化的一种否定,反过来,它是对人的全面肯定。

超拍精神使亦羲得解放,而作为内的解放的标志是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全面炭展*,这就

需要熹得自由。在审美中主体所得到的不仅是外界(他人)给予的自由,吏是自姗碑难寒得的自由。在美学意义上,“自由’和消十性“:是等值的;生命的自由境界,・祖淮基主捧如个性得到充分肯定和实现的状态。但是i”娜举盘是“极复杂的合金”(苏君姆称州翻确影拼级要在人的家质全面提高的墓础上乃姚天的个性发展。。:,・-’

如上所述,美育必须立足于素质斌育,众质教育借助美育方可得以实施,并且更婆以关育作为教育的理想追求。

(二)美育是对人自身素质.深层次开发。要从素质教育角度看美育对人的“时,,的后续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认识美材在未来教育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在目前事态下,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探讨教育在当前世界中的深知t义,并且!新估计教育对于那些要为明天世界作好准番的场生一代所应负的贵任。我们必疚探讨教育的力量和理想,它的前景和目的。n,}f31}年国际}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弧润“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焦,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从教育理论上讲,发展是不能给予或传播给人的,而必须由人自己的内部的活动和普慧及反映人的本质的力量来获得。那么健使人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力是什么?马斯洛认为,人有使自己趋向于更健康、更道材、更智盆、更美好和更幸福的自我实现的摇要和潜能。笑育的基本作用就是指导和促进每个人的誉能得以发挥和发展,并且在永不满足、不断越建中把自己推向更高的人生境界。这是因为,美本身是在不断被创造、被发展的动态存在‘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不仅是对创造性成果的拿受,更是创造性活动本身,尤其是在封造过程中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才能的充分发摔。因此,为共产主义奋斗不仅是一种“献身”,而是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这种自我是个体和社会在吏高形态上的统一,统一的基础不仅基举里卜・而是按用羡的规律塑造新的自我。美的吸…翁毒泊乎人生的崭新境界就在于,当美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带来享受的愉悦时,享受者正在生产、正在创造着羡。这正是美育对人的“财富”的后续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当我们在世纪之交展望新世纪教育发展的前景时,当我们感受科技迅猛发展的热浪时,可以依稀地看到,曾被国际公认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人才与教育的竟争”这条推理,是否又可以进行一螺旋式的上升―仍然是产品的竞争。正是在人所创造的成果上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完满程度―折射着美。未来国际竞争的白刃战中,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产品。但是所不同的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产品的竟争力不仅体现在使用价值、科技含量方面,还体现在审美价值方面。在这种情势下研究面向未来的教育,必须把视角投向“美”。

在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找到了前人未能认识的文化价值―“美学或鉴赏力”。有许多产品的设计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如一把会鸣叫的水壶,把哨子改成能吹出和声的汽笛,使人在水开时不致因尖叫声而惊惶;在超市的平推车上加一个翻板,老弱者购物时,累了可以权作靠椅,坐下休息片刻;有两个伞顶的雨伞,使夫妻或情侣可以在雨中悠闲散步……这些产品的着眼点在于,让社会上尽量多的人感到世界的温暇,体味着善的情怀,接受着美的感悟。产品的美不外乎是主体世界美的物化形态,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本质的表现。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在“合目的又合规律”之中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还是持着物对人的冷淡和无视搞假冒伪劣,实行物对人的无情掠夺,以至陷人拜金主义的深渊,造成人的疏远性和个性的泯灭,甚至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低毁?这是素质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要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到“美的王国”寻找答案。我们的任务是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蔡元培认为:投有美育,所谓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役有创造性。创造活动的发动,产生于情感动力。人的世界是人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人也才更加感到这个世界的可亲可爱和人自身的崇高和伟大。而美育,就是为了人自身,为了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

迈向21世纪的教育,最终都将同归于以美育人、立“美的人.这一现代学校美育的最高价值取向―实现审美能力、审美的人、“美的人”的统一与升华。

篇8: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

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

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

发布时间: -9-28  作者:张立文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争论(诸如抽象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论、综合创新论等等),凸现了同一个课题:文化整合。作者由此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和合学”主张,并从哲理上系统阐发了这一学说,论述了和合之真及所蕴含的“融突论”的基本内涵;追究了和合学五义及融突论的根据;强调了理论学说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的呼唤;而和合学是求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是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原则,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高价值。

在此世纪之交之际,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和同一文化圈内部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文化如何作出回应?归结到一点,便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百年来,中国人就如何或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各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等,莫衷一是,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然而,尽管提出了这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种种主张,为什么中国仍然未能走向现代化?其中有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种种复杂问题,也有价值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问题,是一个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谈资,而未能落到实处。

为什么会流于纸上谈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问题。譬如:什么应当批判或抛弃?什么应当继承或选择?中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体、西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用?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应当如何转化和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新之所以为新?为什么彻底决裂?什么为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应复兴什么?如何以及应怎样返本?返什么本?开什么新?等等。

价值是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自然、社会、他人和某种客体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人把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作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对象,外部世界亦是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客体世界与人的主体需要的关系,称为价值关系。价值标准是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①

价值评价标准取决于诸多因素,基本上有:一、人的需要和利益,它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成为评价标准的一个内容;二、客体现实情境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这表现为不同时代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中的内容;三、价值理想的合理与不合理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此三者的统一,便是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然而,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予肯定的、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什么是应予否定的、批判的、无价值的糟粕,都会随历史朝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种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这说明好与坏、肯定与否定、正价值与负价值、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否定什么,继承什么,均受不同价值观念的制约。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方法与手段而言,与唐宋时期有某些相似处。唐宋时面临着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出现了释盛儒衰的情境。宋代还面临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之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冲突的挑战。当时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试图在兼容并蓄中使传统经学儒学与当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相适应。然而,从唐到宋初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并没有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未能复兴儒学,以致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化作法,反衬出佛、道文化挑战的威胁下儒学的危机。到宋初,虽然仍然实行兼容并蓄,但一些学者对佛道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孙复说:“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②孙氏重在从伦理道德上批判佛道所造成的破坏和失序,李觏则从富国强兵方面批判了佛道。但是,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学说和观念,并未使兼容并蓄的方法得以落实。

直到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并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宋代理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佛学和道学均被融摄在理学之中,凸显了中国文化能经受各方的激烈冲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各方面精华智慧,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当时社会的新环境的需要。以现代的话说,即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

今天,中国文化所面临挑战的内涵、性质、特征虽然与唐宋有异,但情境、形势与宋有相似之处。作为如何和怎样走向现代的方法、手段,诸如抽象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等,与兼容并蓄之名虽异,但作为文化整合方法、手段,其实相同。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仅停留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的争论上,方法还可以提出很多种,但并不能解决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利益和需要。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涵着和合,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中,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都是和合,乃至存有的追根究底,亦是和合。存有就是和合论,即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和描述。和合如何可能?和合的本质是什么?和合如何或怎样是一个真?

和合之真,是和合关系之真,即“融突”关系之真。和合而有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质只有在和合存有,无和合亦无所谓事物本质,通过和合才能有张力。它是如何的真?可谓是差异和生之真,存相式能是和合的本质形式义,冲突融合是和合的变化超越义,汰劣择优是和合的过程真切义,烦恼和乐是和合的艺术美感义。统此五义,即“融突”关系之真的和合整合。

(一)差异与和生。天地间万事万物是依“和”或“合”而有的“和合者”,外于和合而有的“在”,为“非在”;“非在”转换为“在”,必待和合,经和合而拥有“在”的质或式。故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共名的事物是和合,殊名的一事一物亦是和合。和合就是差分,只有差分和异质,才能回应“如何与怎样和合”是可能的。

和合是差分、异质元素及多元要素和合而生生。唯有和合,才能变易、转换为新生命、新事物,故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作为和合者之“在”或“有”的一种根据或根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西方的神创思维持一个被普遍认同和强化了的“创世记”说,天地万物最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犹太教、基督教预设了一个唯一绝对的、全知全能的客体精神来创造世界万物。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神创世记说,哲学家们为了回答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采取了解“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的“观”的方法,并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由男女(夫妇)交合而生出新生儿,新生儿的本质即在和合中存在,由此而推及天地万物的化生:“天地�s�A,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②“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③这就是天地、阴阳、夫妇各种差分、异质元素的和合而生生。

(二)存相与式能。天地间的存有都是“相”,无论物相、事相、心相,还是道相、法相、名相,都是存有之相。存相分殊,分殊而有别,别即有对待。千差万别的存相,便是差异分殊,差异分殊便有冲突,冲突就需要选择,相亦是选择,由选择才能转换为式能。

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亦指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如日月星辰、四时运行的自然存相的和谐而有秩序的潜能方式。人心身、家庭、社会、国家的存相的和睦而有序的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走向和谐有序。式能是即存有即活动,即方式即潜能。存相的殊途同归,便是式能展现为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灵的和合。作为方式潜能的“能”,是无限的、活泼的、日新的,是天地万物存相的动力和生力。

(三)冲突与融合。冲突是指诸元素性质、特征、功能、力量、过程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冲撞、伤害、?牾状态。冲突包含差异,是差异的激化。宇宙间没有无冲突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和文明。冲突既有原结构方式的突破、破坏;又有秩序结构的冲击、打散。由无构、无式而需要重建结构、秩序、方式或继存过程中,各自的生命潜能、力量、特质、价值均有赖于另一方的聚会、渗透、补充和支援。融合在冲突过程中实现,它标志着新结构方式或方式结构的化生。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现代人类面临着种种冲突,怎样化解此种种冲突,是人类文化生命之所在和时代人文精神之精髓。这便是更高层次,即和合。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作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它是一种提升,使原来的冲突融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冲突只有在新的和合体中,才能继续发展和获得价值。冲突需要融合来肯定和认可,融合的正面价值,亦需要冲突来肯定和定位。冲突就是生活,融合亦是生活,融突的和合体,便是生活体。

(四)汰劣与择优。和合是诸多差分元素之优质成分的和合,并形成新事物或新结构方式。何为优质、劣质?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既不简单地划分彼此优劣,亦拒斥依某一时期政治权力意志的需要而定优劣。在这里仅提出判断优劣成分的价值原则,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现实层面,即公平、正义、合理;二是超越层面,即真、善、美。优质价值原则的规定,是以预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有优质元素、要素存在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先定法。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时空中,吸收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新结构方式;新事物的过程若失败,重又分解成元素、要素,于是便吸收另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另一种新结构方式,并在时空中较稳定地生存下来,这是后定法。

以和合为汰劣择优的真切义的过程,和合就是一个不断符合真切的过程。选择说到底是主体人的选择,择优是主体人在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汰劣是对于差分中有符合于和合需要的元素、要素的淘汰。汰劣是冲突原则,择优是融合原则,由择优构成了新和合体。

(五)烦恼与和乐。人活在世上就包含烦恼、不安、困惑、痛苦、恐惧等等,这是人的精神生活受逼迫而成。人的烦恼、焦虑、困惑、痛苦的原因千差万别,有政治的、经济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理的、生理的、情感的等等。烦恼、痛苦等是人类普遍的主观感受,由于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观念、地位、阶层的氛围中,其主观感受亦差异。每个生命实体的心灵中都有生存意欲和生命的意识,以及追求快乐、幸福、自由、富贵、长寿等强烈愿望,便与人的必死的局限、痛苦、贫贱、短命构成相对关系。

生与死的冲突,贫与富、贵与贱的冲突,哀与乐、善与恶的冲突,对人生生命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压抑与紧逼,因而产生恐惧感、孤独感、疏离感、使人的精神与心理失去平衡,而有烦恼痛苦。因而有人便要求在精神生活结构方式上有所改善,以获心情的宁静、和乐。心灵不和不乐,便会唤起贪欲诈伪之心。“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①

和合能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焦虑、孤独、空虚等冲突,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由人和而天和,进而是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心灵境界。无论是和而合,合而和,还是和合,合和,都以差异、冲突的存在为“在”,而否定“一律”、独尊、独断,才能构成冲突融合或差分融合的和合体。这个和合体犹如一曲美妙的交响

乐,由各种不同的乐器,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正因其不同,才能以其内在的和谐,深刻的意蕴,高超的艺术,呈现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心灵的真谛的感受。即使是独奏,也是这一乐器所奏出高低、迟速、轻重等不同音律的融合。这就是“和六律以聪耳”②,方成一美妙动听的乐曲,给人以美的享受一心灵的愉悦,使人心理平衡,思虑静定。若只有一种声音,便“声一无听”③,是使人心烦意乱的噪音。

和合五义,都蕴涵着“融突”理论,即关于融合冲突关系的理论,简称“融突论”。差异一存相一冲突一汰劣一烦恼为“突”;和生一式能一融合一择优一和乐为“融”。融突统一、提升,即是和合。和合此五义,即是和合意蕴的内在结构方式:和合第一义,有自性,才能生生,差异和生,生命生生之所本;第二义,有本质,才有形式,存相式能是变化日新之所本;第三义,会变化,才会超越,故冲突融合为大化流行之所本;第四义,有过程,才会真切,故汰劣择优是对称整合之所本;第五义,有艺术,才有美感,故烦恼和乐是中和审美之所本。差异和生的�s�A原理,存相式能的选择原理,冲突融合的变化原理,汰劣择优的互动原理,烦恼和乐的平衡原理,是“和合论”的五原理,这便是“融突论”和合的基本内涵。

所谓和合学,是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是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凡存在都涵蕴着“融突”,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蝼蚁,都是融突和合。和合宇宙是无数自性关系、本质关系、变化关系、过程关系、艺术关系的整合结构方式。和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一切融突存在,都是和合存在。这就是和合学所要研究的。

下面我们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切入,来凸显和合学的意蕴。

(一)然与所以然。和合的主旨是生生,生生是不息的流程,是新生命的化生,体现了对生命存在的关怀。生生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中国哲人在对于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识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人生生命的尊严、价值和意义,爆发出对于生命生生的活力和对于真善美境界的快乐的深沉感受,以生为乐是一基本价值取向。孔子、颜回对于生的乐道精神,体现精神生命的文化价值,开出了中国文化的个性路向--积极入世的人间性、道德性、政治性。个体生命的超越和升华,便是普遍的德性。对于地间生命的普遍关怀,孕育了中国文化对普遍生命价值、作用的尊重。

如何生生?怎样生生?生之后所以然,本身便是和合或合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①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究,即诸多异质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学说,即生生哲学。

冲突融合而生生不息,这是然,犹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犹如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②道就是阴阳的所以然,而和合就是冲突融合生生的所以然。

(二)变化与形式。和合作为差分存相的式能,存相便是有待,有待就是有变化;式能作为存相方式的潜能,是存相涵蕴的内在潜能方式和外在潜能结构。式能是存相之为存相,以及存相存在的性质、状态、结构的获得的能。有此式能,便能呈现存相的种种形式。存相是形式,式能相作为有冲突的存在,亦日新变化。“变”的初义是“更”,即易常之意。生生的后一个“生”字,便蕴含着变易的意味。“化”是教化,人通过教化,便改过迁善。

和合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说亦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待,“融”是到了一定限度,便进入顿变的阶段,是新生命的化生。《周易》以“易”命名,即蕴含变易之义。64卦的总体结构方式和每一卦卦画结构,都以阴(- -)与阳(--)为基本元素、要素,阴阳异质对待变化而变易各不相同的卦,其所蕴涵之义亦异。《易传》运用《易经》的结构方式,又超越此结构方式,以天地变化来论证新生命的化生。因此,变化日新是和合生生的普遍原则。

和合学是对于存相式能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究。它是对诸多元素、要素构成新事物、新生命的中介转换机制的探讨,是对于存相变化日新的生命力潜能的寻求。和合学也是对于存相式能的各种理解与解释的理论反思,包括这种理论前提能否成立、是否合理,以及这种理论形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思考。和合学试图和合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公共理性与分殊理性之间的两极对待,以“融突论”为指导,达到和合境界,即使之成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亦即元体。

(三)流行与超越。冲突涵摄天地,融合亦涵摄宇宙。宇宙间万物万物都是“融突”的大化流行中的存相与大化流行中的式能。一切事物都要在大化流行中被冲洗裸露出来,即剥光了层层服饰,而显其真元。因此,冲突融合的大化流行,本身便是汰劣择优的过程,它毋需预设价值原则,这就使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的和合为新事物成为可能。

宇宙是一个大化流行,万物的“资始”、“资生”,乃“乾元”、“坤元”之大化,“云行雨施,品物流形”③。为什么宇宙大化,周流六虚?为什么为道屡迁,妙用莫测?非上帝之使然,亦非天的主宰,乃和合体内在的异质差分元素、要素的互相冲突、碰撞,也即和合中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的展现,而有�s�A、摩荡之相。此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无以名之,名之曰“神”。《易传》说:“知变化之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①此“神”非为实体性鬼神、神灵、上帝,乃神之潜能的发动,无限微妙,神妙莫测,“阴阳不测之谓神”。②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③。神的不可测度,就是妙。朱熹认为,神是阴阳变化的所以然④。由阴阳变化,推而宇宙大化流行,均是神之所为所使。神之所为所使是“自造”,就是自然而然的“为”和“使”。自然而然即出于和合体内在的潜能,它无迹可见,运于无形。“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⑤,宇宙大顺大化,不待征于色,发于声,人莫知其所以然之妙,可称谓为神,或称为“神化” 。

和合学是对于宇宙大化流行的动因的追究,它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只有超越冲突融合,才能涵摄冲突融合的原因和根据;也只有超越,才能成为自

由和合与和合自由的根由。超越基于价值理想的追求和价值导向的理势。

(四)对称整合。优与劣是对称的价值判断,汰与择又是相对的主体态度和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最鲜明地体现了对称原则,即宇宙间各种现象在形态、结构上相对称的表征。“太极图”是由缔合转换所引起的对称。对称亦被解释为在分界面或正中面侧的部分具有对应的大小、形状和相对位置,这是左右对称,还有中心对称等等。

对称也是事物整体统一性中的系统与系统内部各要素、元素间的一种相应的等价性关系。这种关系提升为概念,如左右、上下、徐疾、动静、形神、有无等。如果系统经过一定中介选择交换后发生了变化,就是非对称,非对称即对称的破缺。对称与非对称是系统转换发生前后的两种状态,非对称是系统内部的不同要素与系统、环境之间差异所引起的冲突表征。冲突就意味着重新整合,亦意味着否定。经过某种转换,又出现新的对称。

这里所说的某种转换,包括整合的方法。整合是关于诸多元素与要素统一所构成一整体结构。冲突包含对称,融合包含整合。因此,对称整合与融突相联结。对称的差异,意味着相对相成,而非独对独成。相对意蕴着此消彼长,即在对称相对中择优。故对称整合,即是汰劣择优,而达整体的统一和谐。

和合学的本旨是和,它是对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整体之和谐、协调、有序的探索;是对于什么是优与劣的为什么的追求,以及什么是优劣的价值原则的为什么的追究。对称整合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原则,在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对称整合是和合学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结构方式,汰劣择优是和合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亦是和合学所关心探索的课题,以求和合新生命的生生不息。

(五)中和与审美。有差异,才有中和。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存在差异中和,人的精神生活中亦存在差异中和,诸如人心的焦虑、苦闷、孤独、烦恼、痛苦等等,都是人生生命存在中由种种内因外缘所引起的对人的心灵的刺激的回应。如何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冲突而获得和乐愉悦,这需要在承认差异冲突的情境下,处理好种种关系。春秋时,“和合”从五行和而生物,已推衍到社会生活以至精神生活领域。如治疗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也要从各个方面着手。《诗经》上讲“和羹”,《左传》、《国语》讲和声、和味、和政等,中和之美感,与人的心灵密切契合。⑥中和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需要通过主体的实践和感受。若无主体的感受和交往活动,中和之美只是一种潜能方式。荀子认为,中和之声能激起主体内心情感的发动,以协调、和谐人心灵各种冲突、差异。①《乐记》认为:“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②中和之声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理失衡、情绪失序、精神失常等得以调理,达到血气和平,和美愉悦,并收到移风易俗、天下安宁效果。

和合学是和乐、和美、和和,它是对人类精神生活之所以有烦恼、苦闷、困惑、痛苦的`原因以及造成这种原因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关系的追究,是对于如何修养心性的所以然的探讨;是对于什么是审美价值的为什么的追究。

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之为美的审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结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和,道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是中和。因此,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所以,和合学亦是关于和合之所以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原因、根据的探索,换言之,是什么原因或能量使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生命智慧呈现为和合,以及为什么和合构成中国文化和生命智慧的稳定结构。

和合学五义与合五义相对应,蕴涵“融突”理论与对于“融突论”根据的追究。和合学义蕴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相契合,并通过纵横互补律、整体贯通律,达到和合艺术境界。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它们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以至人人均不可逃。为了索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东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计。但笔者认为,任何理论、学说和设计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言词表述的高深玄妙,而在于能否化解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的现实,即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或时代的呼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一切文化,则无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绝对界限,也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世人便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融突论”的和合观念,即和合而化生新生命、新文化的观念思考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问题,从而超越长期以来纠缠不清而又道说不明的东西(即中、西)和古、今(即传统与现代)文化论争的情绪。

笔者认为,化解人类五大冲突之道,和合学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不仅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亦是东西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获共识。

基于这种“和合”观念,以“观”人类21世纪所面临的一大冲突以至种种多元冲突,人们可通过共识而获得五个中心价值或五大原理。这便是:

(一)和生原理。人类和一切生物、非生物,都由自然而生。生物、非生物的自身差分形成彼此的差异,又与外缘内因相联系。自然制造了人的生命,而又异化了人,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者;人亦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主宰、支配人的生命。在这种互动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应建构共生意识。因为任何一方的生命受到威胁或危害,另一方生命亦会遭到威胁和危害而不可逃,只有共同生存于这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才能使各自的生命延续得到保障。人与自然关系可作如是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以及各文明间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和生意识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他人以及贫富、集团之间,都应相互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否则就会走向共亡。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但这种竞争、冲突,导向和谐、融合,即融突而和合,意蕴着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换言之,共生意识要抽升为和生意识,使生态环境、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际心灵、生态文明,皆依和生原理实现。

(二)和处原理。“共生”意识是与“共处”意识相联系的。人类既最善于共处,又最不善于共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各样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活活动。人类一旦离开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至心灵的共处,即不存在。人们欲自己生存,亦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生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的差异,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们必须以“温、良、恭、俭、让”①的规范自律。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及他人心灵,都应以温和、善良、宽容、恭敬、节俭、谦让的态度相互共处。这种共处意识应成为人类自觉的责任,故笔者称其为和处意识或和处原理。

(三)和立原理。人们囿于优胜劣败的偏见,总想显示人类无所不胜的力量,导致毁灭性地开发自然,砍伐森林,滥捕动物,以及制造种种大量高效杀人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总以对立面的消灭、消亡为自我力量的实现和和证明。其实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自然有自然自身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社会有社会自己选择各种各样生存方式的自由和发展道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活动方式、方法;文明有各个文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文字,以至每个人的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等等,大相径庭。对此,必须建立和立意识,绝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霸权主义,以他物、他国、他族、他种、他人的失败消亡来使自己生存成功。这种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的精神,以开放的、宽容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人生、他人心灵与他文明,按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和适合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发展,不要搞一律、一个模式化,而是求多样、多元的和生、和处、和立,这便是和立意识或和立原理。

(四)和达原理。和立意识基于和达意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他人心灵都应共同发达。尽管自然生态环境各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亦有先后、贫富的差异,文明的特征、风格、信仰也相距甚远,但既然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就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各国、各族、各人、各文明既自己走自己的发达之路,亦要有和达的意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都应具有共同发达的意识。要知道发达国家是靠过去侵略、剥削殖民地或战争赔款来发达自己的,曾经把自己的不发达转嫁他国身上。发达国家应以和达意识指导、帮助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而不应采取各种制裁、 限制等等手段,延误其发达。任何国家、社会、人都在关系中生活,离开关系就无法生活。

假如发达国家与不发达中国家冲突愈烈,积怨愈深,贫富差距愈大,“地球村”世界就会发生**,“太空船”就会翻船,发达国家亦不会安宁太平。现代明智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应具有长远的观念来观照不发达和发达中国家。和达意识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样式各种错综复杂情境中求取协调、和谐,以获共同发达,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达人意识,便是和达原理。

(五)和爱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意识的基础和核心是共爱,即兼爱意识,如墨子那样,对于他人、他家、他国都像爱自己、自己的家、自己的国那样地去爱,推而广之,对于自然、社会、文化,也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这就是说,人类要懂得爱,学会爱,这是人类生命生存第一要义。这样,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以至种种冲突,均会得到化解。人类再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可能逐步实现大和理想社会。这就是孔子“泛爱众”、墨子“兼相爱”的和爱原理。

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亦即五大中心价值,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原理和最高的价值。中国文化在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冲突中,将阔步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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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出路与方法21世纪西方美学研究论文

出路与方法21世纪西方美学研究论文

【摘要】21世纪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对于20世纪西方美学的深入理解;加强外语学习,达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真切理解西方哲学。由此,新世纪的西方美学研究方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美学/西方美学/西方哲学

美学原本是西方的一门学科,它是与西方科学技术一起传入中国的。中国人依照这个葫芦画瓢,开始研究美学,并试图建构中国美学。因此,认识这个“葫芦”是首要的事情,我们研究美学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理解西方美学。近一百年来,经过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介绍,中国人对于西方美学的认识不断加深。这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朱光潜先生,他早年以流丽的文笔生动地描述了西方美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后来推出力作《西方美学史》,晚年还以80高龄翻译维科的《新科学》,为西方美学的翻译、评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中国美学界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都是20世纪的事情了。21世纪已经来临,中国美学研究的路在哪里?西方美学研究还有哪些重要的问题需要探索?根据我对于西方美学的学习、探索,现提出几个问题,就教于学界同人。

首先,对于20世纪西方美学思想和理论要达到内在的把握。

20世纪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不用说火星探测、克隆技术、太空旅游等,就是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空调、电视、数码相机、电脑等,对于19世纪的人类也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人类的思想,同时它必然也会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生影响。一些20世纪西方的著名哲学家,例如弗雷格、罗素、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对于现代科学都有精深的了解和研究,整个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都是科学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不发生巨大的变化。

就像现代量子力学已经超越了牛顿经典力学的领域和观念一样,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发生了思维和观念上整体的变化。在哲学领域中,现代逻辑远远比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逻辑三段论缜密、完善。20世纪西方分析哲学,用逻辑和数学,在技术上把语词意义的分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清晰、明确程度。而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力求把哲学论证的标准提升到自明的程度。所谓自明,就像一个普通人对于颜色的直观那样明了。(而对于一个先天的盲人,无论我们怎样用语言描述他都无法理解颜色。)弗洛伊德的巨大发现,打破了人类的自大和自信,把我们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推进到无意识的深处。20世纪的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在观念上更加进步,方法上更加精密,视野上更加开阔。如果不认识到这种变化,我们就远远停留在19世纪的观念之中。

一些传统的哲学、美学问题在20世纪哲学家的视野中,就像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一样,变得更加清晰、明确。我们不仅看到这些命题的意义,而且也更加明确地看到这些命题的局限。譬如,黑格尔的美学核心命题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命题从思维特征上来说是思辨的,具有传统形而上学的性质。它的致命处就在于不能用经验来实证。因为我们无法直观“理念”怎样在感性中“显现”,只能是思辨地理解。同样,在中国内地风行一时的“实践美学”,它的核心命题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自然的人化”(“积淀”),实际上与黑格尔美学命题在思维方式上是同类的。它的理论实质上与形而上学形态的哲学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这种思辨命题甚至没有达到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花是美的”不同于“花是红的”的直观有效性。因为,“花是红的”可以用实验手段检验,是普遍有效的。而“花是美的”却不能用实验的手段检验。20世纪西方哲学已经证实了这类思辨命题面对经验事实时所出现的软骨症。因此,用20世纪的学术眼光来看待“实践美学”,它的局限性就非常清楚。而我们在经验现实中发现的“实践美学”的重重问题,也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解释。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接触西方20世纪的哲学、美学理论。更为困难是,很多中国学者长期受到19世纪西方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既定的思维模式。他们常常是从19世纪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的西方美学,因此不免隔靴搔痒、望文生义。虽然我们现在翻译介绍的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书籍、文章大约有上万种之多,但是,真正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达到内在理解和把握的学者并不多。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我们看到有些知名学者引用一些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文字,虽然原文不会有错,但解释的意义风马牛不相及。这证明他们没有从根本的思想上理解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因此,我们大概需要经过一个从19世纪西方哲学到20世纪西方哲学观念的跨越,需要一个在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转换,这样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才会达到内在的理解,不会出现上述隔靴搔痒、望文生义的现象。

因此,不管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必须要真正理解它。因为,美学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如同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必须要站在最新的前沿一样,我们的美学研究如果只能站在19世纪的前沿,那样的研究还具有什么意义呢?但必须强调的是,站在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前沿,不是指必须要把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是说,我们在美学研究的任何领域,都要具备20世纪的观念和眼光。就像王国维那样,虽然他在政治上守旧、愚忠,但作为一个学者,不管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他的观念和眼光都是现代的,而不是乾嘉那一套。与王国维相反,当下很多美学学者在政治观念和外表都比较新潮,而学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却十分陈旧。

第二,加强外语学习,实现与西方学者的真正对话。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西方美学只是停留在翻译、介绍、评述的层面,还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学习,现在我们可以考虑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层面,实行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

近十几年来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密切。有些中国学者应邀参加国际美学会议,并能够在大会上发言。同时,国内也经常举办一些“国际会议”,邀请一些国外学者与会参加研讨。此外,很多高校和研究院、所还邀请国外的学者来举行学术讲座或讲授课程。出国访学的中国学者日益增多,也有学成归国的学者。但是,严格地说,我们仍然没有实现与国外同行真正的学术对话。在很多会议上,我们都是各说各的,没有交锋。尤其是对于西方美学,我们在国际学术界还没有发言权。

只要真正进入西方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需要外语和西方的文化知识。朱光潜先生在他翻译维科的《新科学》时候,尚且感到西方古代文化史的知识不够。由此可见,我们对于西方历史、文化、语言的知识离学术研究的差距有多远。

真正进入西方美学的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外语。当下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还没有彻底摆脱汉语的拐杖,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仅需要掌握英语、德语、法语等这些比较流行的外语,还需要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这样的西方古典语言。因为,不仅整个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哲学、美学著述都是拉丁文写成的,拉丁语作为西方的书面语言直到18世纪还在流行。被称为西方美学之父的鲍姆加通的《美学》原本也是拉丁文,而且至今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包括德语)的完整译本。而不懂古希腊语,我们就不能阅读原汁原味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对于辉煌的古希腊美学我们只能雾里看花。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在西方美学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掌握这两门西方古典语言,我们的西方美学研究剩下的地盘少得多么可怜!不仅如此,很多现代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都是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没有对于古希腊、罗马的美学的真切把握,近代以后的西方美学研究也是缺少根基的,是不彻底的。正如没有经过传统小学的训练,缺少古汉语的功底和知识,我们不仅无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历史,实际上也无法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只有具备这些扎实的外语功底,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西方美学的原著的文本世界,才能够谈得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就像当年陈康教授可以依据希腊语就柏拉图哲学中的问题与外国学者进行讨论、批评一样,当我们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也可以与外国的美学学者进行讨论、批评。而如果我们只是依靠翻译来阅读这些文本,我们的西方美学研究就永远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永远炒冷饭,永远不能达到世界一流。

第三,需要深入、真切理解西方哲学。

美学是研究美的学问,因此与艺术相关。中国学者此前比较注重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该记取,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艺术学之间有交叉的现象,但是,它与艺术学之间的界限是确定的。而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从整个西方美学史可以看出,一些西方美学的大家,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包括20世纪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都是大哲学家,而不是大艺术家。他们的美学思想和理论是他们哲学思想和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西方美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如果不能够对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理论有个整体的把握,我们就难以达到对于他们美学思想的真正理解。

例如,康德撰写他的美学著作《判断力批判》的意图,是要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沟通必然与自由、现象与本体、知识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这是通常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康德究竟是怎样进行沟通的?如果我们不切实理解康德的知识论和伦理学,即前两大批判的基本思想,对于康德哲学没有一个内在的、整体的把握,我们就读不懂《判断力批判》上卷的“导论”,无法理解康德关于自然“合目的性”论证的根本思想,因此也不知道康德的具体论证。这样,即使我们知道他关于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和崇高的论述也是极为表面的。因为,如果脱离康德哲学的整体思路,只是简单地理解这些理论,我们对于有些审美经验也不能作出解释。而康德很多极为深刻和精微的思想却被我们遗漏了。

中国美学界对于西方哲学的忽视有着历史的根源。1963年,朱光潜先生出版了汉语世界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从基本的体例、使用的术语以及写作的范式上,奠定了汉语西方美学史著的基本形态,对此后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朱光潜先生的这部力作,不仅对于一些美学大家哲学思想的描述有简单化的倾向,还存在对于西方美学中美学基本线索的描述和理解的偏颇,出现了篇幅不少的与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史重合的部分,具有很浓的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色彩。全书锁定的四个“关键性问题”,即“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其实只有“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才属于真正的美学问题,而“典型人物”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则属于文艺理论的问题。由于朱光潜先生在美学界的巨大影响,这种失误造成了汉语西方美学研究的一个误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淡漠与此有很大关系。

国外的一些西方美学史家都具有很深厚的哲学素养,塔塔凯维奇撰写过西方哲学史,鲍桑葵本人就是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和功底,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是难以达到高度的学术水准的。

篇10:康德对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启示论文

人类带着20世纪创造的巨大财富迈进了21世纪。然而在财富的背后却蕴藏着严重地焦虑:世纪之初民族的冲突、邪教的抬头、恐怖活动、严肃文化失落……。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问题,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在此时此刻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不能建立在宗教上

技术理性的膨胀使物质财富成为上个世纪人们关注的中心,“人死了”、“知识分子死了”被视为对20世纪最深刻的批判。21世纪许多人企求通过宗教的炼狱恢复人类基本精神价值,希望借助神的力量实现人的回归,在这种背景与境遇中,某些邪教也蠢蠢欲动。然而,早在18世纪,启蒙大师康德就在其批判哲学中指出:宗教无力也不能根本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不能建立在宗教上。

康德指出,对存在的真理性认识来自于经验,任何存在不经人类主体经验的建构都是不可知的、虚无的。将不可知或虚无作为实存的真理加以阐释,不是愚昧就是欺骗。在人类历史上,主体经验从没有证实神的存在。在公众意识中,上帝是由非经验的启示来证明的。这种非经验的启示分为三类:“宇宙论的”、“本体论的”和“自然神论的”。关于“宇宙论的”启示,康德认为:在日常经验中,因果关系只有通过主体经验直观和思维知性的建构才具有必然的真实性。一个偶然的事物生成一系列必然因果链才是现实的。一旦将日常经验的这一规律运用到超验界将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悖论。宇宙总体不可能被经验而只能被视为人类理解有限生存世界的超验预设,用只能在经验世界具有真实性的偶然因果律推论宇宙存在的原因,并将神确立为这个最终的原因,从而证明神是存在的,无异于“一人自语道:我从永恒中来到永恒中去,在我之外除由于我的意志使之存在,绝无其他事物存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伦敦1924年版,第157页)神只是思维中的纯有,同时也就成为现实中的纯无,这恰是对神真实存在的否定。与此同时,基督教采用“抽去一切经验,完全用先天的纯粹概念论证最高原因的存在”(同上,第376页)

的“本体论”的方式证明神的存在,同样也是荒谬的。因为神的存在是判断的宾辞,存在并未给予作为判断主辞的神以新的规定性,而仅是设定主辞神自身存在于一切宾辞之中(存在Sein即一切),判断对象与判断结果绝对同一,主辞与宾辞之间只能构成同义反复的虚无关系,所以神是否存在根本不可知。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和许多哲人、艺术家以大自然美丽、秩序、和谐为由,坚信神是存在的,但“自然神学的”证明的谬误则在于“把现存世界所有的经验作为一种证明基础。但这种经验基础却不能使我们产生最高的存在者一定存在的信念”,(同上,第381页)一切希冀在现实世界中为神的存在找到此岸界域的根据并想以此实现某种异化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篇11:康德对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启示论文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这样描述世界的历史精神:古代社会以美为形态,焕发着艺术的魅力;近代则充满着矛盾、分裂、对立。美已逝去,四处散发着感伤、痛苦、自言自语的散文气息。而黑格尔之后的二十世纪剩下的只是怪异、陌生、外在的丑,充斥世界的是模式化制作、广告式宣传、倾销式发行以及由现代传播媒介统摄的飘浮不定、转瞬即逝的精神消费。伴随着审美与艺术的消亡,当代人文精神也就失去了家园,成为孤独在世的流浪者。

21世纪之初,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悲伤的'情景,也许康德关于审美与艺术的阐释能给我们以希望的启示。康德认为审美与艺术是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之所居。生活在日常中的人通过审美与艺术能够随时随刻地领悟到人的自由、把握人文精神之所在。

在日常生活中,审美是极为平凡的事,它几乎完全在人的情感过程中完成对对象的把握。康德发现,审美并不囿于现象的有限之中,它还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质。当人们沉浸在审美之中时,时刻占有并体尝着全部生命力的洋溢与灵魂的升华,具有某种解放的性质。这种解放的自由感绝不是单纯的对道德命令的服从,而是内心的自主欢悦,因为,情感在本质上是想象力、知解力和表现力和谐的统一体。情感的对象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纯粹的本体,而是美。在审美中,人们可以“不凭任何利益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对象或形象的显现方式进行判断”(康德:《判断力批判》,牛津大学1950年版,第50页),摆脱了人类一般现象性活动在把握或占有对象时对对象和主体的限定,超越了对象的物性而直接以主体的方式显现与确证自己。同时,每个审美个体所获得的美感都具有类的普遍有效性。这种普遍有效性“不涉及概念而普遍地使人愉快”(同上,第60页),即获得个人愉快不再像功利性现象所实现的满足感那样只对自己有效,而对所有人类有效,体现出所有的人类的本质。所以,审美不服务于任何具体的功利性目的,却内在地指向一个总体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不是别的,正是类的人。由于有了这一指向,审美对于人的现象性生存而言有一种必然性,它必然地产生作为主体的审美个体的愉快。这愉快是个体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的自由欢悦,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与肯定。

艺术创造也是在现象界实现本体自由,在有限中确立无限的重要方式。康德认为,只应把通过理性为活动基础的意志活动的创造叫作艺术。艺术的活动是真正非异化的活动,它的全部意义寓于整个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现象的创作冲动用审美意象表达着主体的自由本质。艺术的审美意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达。正是在这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本体,日常生活中实现了对自由的享受和拥有。

篇12:华夏文化与21世纪的人类生态伦理

华夏文化与21世纪的人类生态伦理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得生态伦理问题成为人类日益关注的'热点.建构生态伦理,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清理、总结中国文化中丰富的传统生态伦理理念、资源,有助于建构以至丰富和发展21世纪人类的生态伦理.

作 者:陈寒鸣 贾乾初  作者单位:陈寒鸣(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贾乾初(天津师范大学)

刊 名:理论与现代化 英文刊名: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B82-05 关键词:生态危机   生态伦理   华夏文化   可持续发展  

篇13:21世纪历史学对承认的文化的探讨论文

21世纪历史学对承认的文化的探讨论文

一、当今历史思想中种族中心主义的危险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同传统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文化交流中日益增长的密切联系对历史思想构成挑战。而正是在历史中,人们才得以阐述、表达和讨论他们的认同,他们之间的归属感和共性,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全球化进程使传统的历史认同直而飞速变化的生活环境,要在不同民族的生活领域之间做出传统的区分己变得十分困难。文化生活中的混合现象与普遍化因素,正如互联网和某些重要的文化产业部门所表现的那样,需要我们重新界定究竞是什么造成了自我与身处其他文化的他者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了自己的身份。

而对文化生活中普遍化倾向的挑战,要强调某种历史认同,就必须深化这一集体认同的历史表述中的差异意识。如此以来,构成文化认同的那些既存的和长期被运用的文化策略才会重新获得力量,并因此能够被用于今日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然而,对历史认同的传统表述方式,即所谓的主导叙事存在某些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主导叙事的逻辑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同它一起发生作用的还有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不平衡的关系,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表现在自我对某种强大的历史认同的必要评价是以牺牲他者的'异他性(othemess)为代价的。 历史认同中种族中心主义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它存在于世界各地,表现为:某一民族在历史上总是代表着文明及其成就,而他者的异他性则是对这些文明标准的背离(有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相反的评价,即对某种生活方式加以改善的期望被投射到他者的异他性当中去了。但这只是次要的,它实际上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我与他者、一致性与相异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必然会导致文明的冲突气因为他者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以否定他者的“他者”为代价来获得自尊。

这一趋势在历史研究中也十分明显。“文明冲突论”甚至是学术话语中的重要议题,但大多数参与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一下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对世界诸文明争论的逻辑前提,就会发现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十分常见,并且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二、历史思想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逻辑

主导叙事是怎样向人们讲述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生活在一起的他者又是谁的呢?为了让人信服,主导叙事具备如下三种基本的方式和特征:①不对称地在自我与他者中分配正而评价和负而评价;②认为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具有口的论上的连续J性;③自我的生活方式在时间向度上具有单一中心的空间构成。

由于涉及导向性的价值体系,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思想便建立在善与恶之间不平衡的关系之上。正如我己经指出的,正而的评价构成了自我的历史形象,负而的评价则构成了他者的形象。下而这个它支配着主导叙述中的历史观念。传统认为,历史的发展源自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历经时间的变化,走到今天的状况,其未来发展则是这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各种要素在时间上的延续。这一点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共性。按照主导叙述的一般原则,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可以在这种原始的起源形式中找到其表现形式。②历史就诉诸这种起源,以其合法性赋予过去历史意义。历史的这种口的性正是它发展的动力。并且,这个起源总是特定的,它只能是某一民族的起源。他者的异他性要么被归属于不同的起源,要么与这一起源性生活方式的合法性所指引的发展道路相背离。

三、形成历史意识的非种族中心主义方式

怎样才能克服历史上认同形成的种族中心主义逻辑?如何祛除内在于文明冲突理论的这种逻辑?按照历史思维的逻辑原则,答案十分简单: 鉴于评价的不平衡性,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在穿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时,必须履行平等的原则。这样,差异本身便会丧失区分事物的传统效力。但是,与深深镌刻于历史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之中的差异—它们构成了认同的基本问题—相比,平等就显得过于抽象。如果人们一方而将平等的原则应用于认同形成当中,同时也保留必要的既定差异,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后果将会是一种互相承认对方差异的原则。这种相互关系使平等得以实现,平等也因此表现为一种平衡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把这种相互关系归于某种特性的话(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认同是一种形成中的价值判断叉我们可以称之为承认的原则。

戚口的论上的连续性而言,替代它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观,它如今被定义为是对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间之链的再造。这种思考历史的方式是在历史性中获得的,即人们确实是在回顾过去,而不是利用过去来企盼现在。也就是说,将当前的生活状况及对其未来的展望回置于过去之中,以获得事先理解这种当前生活状况及其未来变化的知识。这种历史思维模式会强化历史经验中的偶然性、断裂和非连续性等因素,人们也因此能够认识到历史经验中形成认同的价值体系里的矛盾之处和含混之处。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过去的东西将不再被认为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此会变得大为不同,现实发展中的必然性也将不复存在。如果人们将这一逻辑用于欧洲的历史认同,就会发生如下明显的变化:人们不得不放弃今日欧洲及其统一进程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观念。为了实现这种承认,文明需要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语用学。藉此,有关认同争论的模式和规则得以展现讨论以及被应用到不断发展着的交流进程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样做会让我们通过承认他者而丰富自己的历史认同。

篇14:体育文化创建价值与功能思考论文

体育文化创建价值与功能思考论文

一、校园体育文化的基本内容

1体育精神文化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反映着深层次的体育思想观念,它具有很强的渗透力,融入于整个学校校园环境与群体之中。体育教师通过为人师表,甘为园丁的精神,养成良好的人格魅力。学校体育管理者自觉做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学校和班集体通过组织和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不仅能调动每名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潜能,还能够养成良好的团结协作习惯,并且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氛围,使全校师生和全班师生产生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

2体育物质文化

高校校园的体育物质文化主要是指各种体育场馆以及各种体育器材的数量和质量,还包括体育专业阅览室、体育文化宣传媒体等方面。有了这些物质条件作保障,师生们可以更好的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追求体育的价值、凝聚体育的精神,为校园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

3体育制度文化

高校在其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建设健全体育教学训练管理、各级运动竞赛管理和学校体育社团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在规范教学训练秩序、规范师生体育行为、维护高校正常的体育秩序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还能反映出高校领导和体育管理者的体育观念与价值取向。高校体育文化制度建设在体现着校园文化的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在体育文化制度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形成良好的管理文化氛围,从而促进全体师生的健康成长。

二、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校园体育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传承体育文化,和完成高校体育任务。校园体育文化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不能缺少和不可替代的一种文化作用,是营造学校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是推动校园文化发展的有力手段;特别是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比赛和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师生的体育人文修养和素质,增强扩大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的意识,进而完善师生人格和构成好的价值观的同时,又可以改善师生的职能结构,加强学校与社会交往,对传承人类社会的文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实现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创造了优越条件,校园体育文化功能主要包括:教育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健身娱乐功能、心理疏导功能、个性塑造功能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激励价值、竞争价值、人文价值、健康价值和审美价值。

1体育活动对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

体育文化理念和精神是校园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积极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调节师生心理压力、促进身体健康的作用。高校很多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往往又是通过体育文化进行传播和推广的。高校的体育教学、训练竞赛和体育社团组织是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学习体育知识、技术、技能,以及进行身体锻炼的过程。同时又是学生培养情感、锻炼意志品质、完善人格和形成各种优良品质的过程。体育教师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不仅传授体育知识、技术、技能,更主要的是传授健康教育的理念,对各体育社团组织进行指导和帮助,这些都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体育行为的导向作用

每一项体育活都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和交往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形成的风气能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该做什么?怎么做?从而成为师生们共同遵守的自觉行为规范。个人和集体的自尊和荣誉,对胜利和成功的渴望和拥有,能够使人们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积极进取,战胜困难,培养开拓创新的意志品质和追求理想抱负的自信心。凝聚力来源于普遍的认同感和理解,体育活动有利于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相互信任和支持。如开展校际之间,院系间,班级间的体育比赛能够强化集体的凝聚力、责任心和荣誉感。

3对终生体育形成作用

终身体育思想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和“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理念紧密联系的,通过体育文化的不同传播方式,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或对其进行模仿。通过参加校内外各级体育比赛和各种体育活动,在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还能不断提高学生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并且能够逐渐培养不怕困难、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性格和品质。长期进行体育锻炼将更好地促进身心健康,养成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在心理、情感、观念等方面受到先进性的科学培养和熏陶,使师生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三、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对策

学校各级领导要认真贯彻“健康第一”教育思想,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校制宜地落实好我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充分发挥好人、财、物对繁荣发展校园体育文化的作用。

1加强校园体育文化的组织建设

学校的各级领导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组织保证,首先要提高领导对“健康第一”教育思想的认识和重视,对校园体育文化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人具有功能作用予以是足够重视,制定一些有利于繁荣发展体育文化的政策。

2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体育教师是校园体育文化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体育教师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专业特长等,都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能以要建设一支思想过硬、知识宽泛、业务能力强、爱岗敬业、善解人意、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体育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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