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滞后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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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滞后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论文

篇1:城市化滞后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

城市化滞后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

本文就如何理解城市化及其滞后程度提出看法,并根据这种看法,对我国的城市化滞后程度做了匡算。

一、关于“城市化”和“城市化水平”

按照第6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的提法,所谓城市化,是指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的转变过程。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完成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与工业化的关系是理解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工业化之前,有城市,也有城市的发展,但不叫城市化。如同那时也有商家、酒店,但却不能称之为第三产业一样。城市化的进程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是工业化之后的事情。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对这种必然性认识不足,致使城市化发育不足成为制约甚至阻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工业化这一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的,工业化的内容,如今已远远超出了“工业”部门。在后面的统计处理中,笔者是从整个非农产业的'意义上来理解工业化这一概念的。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通常将城市化水平的本质理解为由于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劳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配比例,并在统计上,将这一本质通过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比例来予以反应。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6.22%。

二、关于“城市化滞后程度”与“工业化程度”

以上对城市化范畴的讨论,目的在于解决如何评价和测算“城市化的滞后程度”问题。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是:“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75%,……,我国只有36%”,并由此得出结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毋庸置疑,我国目前存在一个城市化的滞后问题。但是,第一,对这一滞后需要一个程度上的测定。将关于城市化的研究乃至决策,建立在“严重滞后”这样一种由形容词所构成的判断之上,是不够的。第二,在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进行定量判断的时候,用发达国家或者世界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做标准,则不仅不够,而且可能产生某种误导。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滞后与否,应该是相对与其自身而言的,说到底,应该是相对与其自身的工业化程度而言的。所谓滞后,是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是城市化的水平不能和工业化相匹配,不能满足自身工业化发展的要求。所以,我国的城市化滞后及其程度,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没有关系,和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也没有关系。

根据上述对“城市化”范畴的理解,笔者主张将工业化的既有水平,作为评价城市化滞后程度的标准。在和工业化水平的比较中,来测定我国目前城市化相对与工业化的滞后程度。此外,笔者还认为,预测若干年后城市化所可能或应该达到的水平,也只能以工业化所可能达到的水平为依据。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将不进行这样的预测。

这样以来,就需要先测算“工业化程度”。

用产值指标所计算出工业化程度,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这里,需要将工业化程度从社会劳动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比例的意义上来把握。只是,已如上述,这里的“工业”不应仅包括工业本身,而且还应该包括第二次产业的其它部分以及整个第三次产业,即通常所说的非农产业。

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我国20的工业化程度为50.00%。

三、“城市化滞后程度”和“城市化累积缺口”测算

在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数,就全国来说,这一差数为

工业化程度50.00%-城市化水平36.22%=13.78%。

看来,似乎可以将这一差数理解为“城市化的滞后程度”,但是:其一,这样一种理解,其背后的假定前提是,将“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这两个相对数完全相等,视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应状态。这是令人怀疑的。这样的适应状态将意味着,所有的乡镇企业都不复存在、整个农村不再有非农产业从业者。其二,现行的城乡人口统计,是将一些本来是城市化对象的人口,当作已经城市化了的人口予以统计了的。我国城乡人口统计所采用的是常住人口登记原则,而所谓常住人口,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规定,是包括那些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而常住户口仍在乡下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就是说,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也被统计为已经城市化了的人口。但是,“农民工”是一些虽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职业转换

[1] [2] [3]

篇2:城市化滞后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论文

城市化滞后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论文

本文就如何理解城市化及其滞后程度提出看法,并根据这种看法,对我国的城市化滞后程度做了匡算。

一、关于“城市化”和“城市化水平”

按照第6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的提法,所谓城市化,是指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的转变过程。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完成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与工业化的关系是理解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工业化之前,有城市,也有城市的发展,但不叫城市化。如同那时也有商家、酒店,但却不能称之为第三产业一样。城市化的进程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是工业化之后的事情。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对这种必然性认识不足,致使城市化发育不足成为制约甚至阻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工业化这一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的,工业化的内容,如今已远远超出了“工业”部门。在后面的统计处理中,笔者是从整个非农产业的意义上来理解工业化这一概念的。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通常将城市化水平的本质理解为由于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劳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配比例,并在统计上,将这一本质通过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比例来予以反应。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我国年城市化水平为36.22%。

二、关于“城市化滞后程度”与“工业化程度”

以上对城市化范畴的讨论,目的在于解决如何评价和测算“城市化的滞后程度”问题。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是:“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75%,……,我国只有36%”,并由此得出结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毋庸置疑,我国目前存在一个城市化的滞后问题。但是,第一,对这一滞后需要一个程度上的测定。将关于城市化的研究乃至决策,建立在“严重滞后”这样一种由形容词所构成的判断之上,是不够的。第二,在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进行定量判断的时候,用发达国家或者世界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做标准,则不仅不够,而且可能产生某种误导。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滞后与否,应该是相对与其自身而言的,说到底,应该是相对与其自身的工业化程度而言的。所谓滞后,是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是城市化的水平不能和工业化相匹配,不能满足自身工业化发展的要求。所以,我国的城市化滞后及其程度,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没有关系,和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也没有关系。

根据上述对“城市化”范畴的理解,笔者主张将工业化的既有水平,作为评价城市化滞后程度的标准。在和工业化水平的比较中,来测定我国目前城市化相对与工业化的滞后程度。此外,笔者还认为,预测若干年后城市化所可能或应该达到的水平,也只能以工业化所可能达到的水平为依据。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将不进行这样的预测。

这样以来,就需要先测算“工业化程度”。

用产值指标所计算出工业化程度,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这里,需要将工业化程度从社会劳动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比例的意义上来把握。只是,已如上述,这里的“工业”不应仅包括工业本身,而且还应该包括第二次产业的其它部分以及整个第三次产业,即通常所说的非农产业。

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我国2000年的工业化程度为50.00%。

三、“城市化滞后程度”和“城市化累积缺口”测算

在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数,就全国来说,这一差数为工业化程度50.00%-城市化水平36.22%=13.78%。

看来,似乎可以将这一差数理解为“城市化的滞后程度”,但是:其一,这样一种理解,其背后的假定前提是,将“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这两个相对数完全相等,视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应状态。这是令人怀疑的。这样的适应状态将意味着,所有的乡镇企业都不复存在、整个农村不再有非农产业从业者。其二,现行的城乡人口统计,是将一些本来是城市化对象的人口,当作已经城市化了的人口予以统计了的。我国城乡人口统计所采用的是常住人口登记原则,而所谓常住人口,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规定,是包括那些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而常住户口仍在乡下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就是说,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也被统计为已经城市化了的人口。但是,“农民工”是一些虽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职业转换,却尚未能顺利实现相应的生活方式转换的人口。应该说,正是这一部分人口的存在,使城市化成为了一个“急所”,成为一项亟须大力推进的历史性任务。他们应该是城市化的首要对象,而不应被列在城市化的任务之外。

因此,需要专门探讨测算城市化滞后程度的方法。下面,笔者利用工业化程度、城市就业人数、全社会就业总人数等指标,经过一些必要的调整,来匡算城市化的滞后程度:(1)200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数21274万人,就业人员总数71150万人,城镇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29.90%。(《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就业人员数是个户口数,不包括乡村人口在城市就业者在内,其内容是完全城市化了的社会劳动。(2)2000年中国工业化程度50.00%,与城镇从业人员比重29.90%之间的差数为20.10%,其内容是规模为14301万的“未城市化的非农从业者”。(3)对这14301万未城市化的非农从业者,须做若干扣除,才是亟待城市化的非农业社会劳动者人数。这些扣除应包括:(a)农村教育、卫生工作者;(b)乡政府工作者;(c)农村商业、服务业从业者;(d)不宜向城镇集中的农村企业从业者(如对本地资源高度依赖的工、矿业和手工业),等。

笔者对河南省调查匡算的结果,这些扣除,总计约占其农村人口的7.20%、农村就业人员的10.90%;占其“未城市化”的非农从业者的45.0%。若用上述占农村人口7.20%比例去对全国进行匡算,则这些扣除项总计约为5,800万人,约占全国“未城市化非农从业者”的40%。即全国未城化非农从业者14301万-各项扣除5800万=8501万人。

这里,不妨与上面的“未城市化”相对应,再提出一个“待城市化”概念。这8501万劳动者,可称之为“待城市化非农从业者”。这批劳动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在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另一种情况是已经在乡镇企业这类的单位就业,而这些单位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看,是应该向城市集聚和迁移的。这批劳动者的共同点是,已经脱离或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但却尚未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在中国,所谓“城市化滞后”,说到底,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批“待城市化”的劳动者及其应抚养的人口。这8501万劳动者加上其应抚养人口,其总规模为:待城市化非农从业者8501万×扶养系数1.52=待城市化人口12921.5万人。这8501万待城市化劳动者,或者12921.5万待城市化人口,是城市化滞后效应的直接承担者,是我国多年来,在城市化方面的累积缺口和我国当前城市化滞后的具体内容。

换言之,给这8501万劳动者以与城市人口从业者平等的.身份和有关待遇、为这12921.5万人口提供教育、居住、交通以及其它城市基础服务等,便是我国当前城市化的基本任务。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任务中是不包括为这8501人提供就业这件事情的,他们已经是从业者,且已经“工业化”,只是尚未“被城市化”。在笔者看来,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使农业人口不断得以转变为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的任务,不能记到城市化的账上。有关方面和学者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测算出比这8501万要大得多的城市化缺口来,那是由于混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的原故。

至此,城市化滞后程度相对数的计算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就全国而言,2000年的城市化滞后程度应为工业化程度50.00%-(城市就业人数21274万人+未城市化非农就业人员14301万-待城市化非农就业人员8501万)/社会劳动者总数71150万=11.95%

当然,也可以用如下的方法更简便地算出:待城市化非农就业人员8501万/就业人员总数71150=11.95%

由于上述缺口和滞后的存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成为当前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战略任务。在弥补这一缺口之前,我国的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无疑应该快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笔者甚至认为,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建立一个统计上的标准,去反映全国和各地城市化的“加速”程度。就是说,对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不仅用“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发展速度”指标去反映,而且用“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工业化发展速度”两指标的差数或比值去反映。无论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是高一些还是低一些,只要是明显高于本期、本地的工业化发展速度,就应该说,其城市化是实现了“非常速”,亦即“加速”发展的。不过,按照这一思路,现行的“城乡人口统计”的标准还得做调整。已如上述,现行的不考虑“常住户口”的“常住人口”登记办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统计出的城市化水平指标,将诸如“农民工”这样的城市化的对象和任务,当成了城市化的成绩。对正确反映和分析城市化进程不利。目前,废除户口人口数统计的呼声很高。但在笔者看来,在户口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内容都基础消失之后,这种废除才是合理的,目前还为时过早。因此,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出的“常住人口”登记办法,如果从统计本身或从于国际接轨的角度上看都是合理的,但却不能不说是有点操之过急。这就使得,以其为基础所统计出的城市化水平指标,在确定城市化的任务时,难以直接使用。笔者认为,计算出上述城市化的“缺口”,以每年“消化”这一缺口的可能性为依据,去安排今后若干年城市化的任务和发展速度,是比较稳妥的。目前流行的那种从全世界去寻找确定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依据的做法,多少是有点不着边际的。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只是由于上述全国8501万劳动者和12921万人口的缺口存在,“加速推进城市化”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才具有工业化方面的依据。一旦这一缺口被弥补,“加速推进城市化”就会失去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城市化将会成为以工业化为动力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不是一回事。不能以城市化去代替工业化,如果将必须靠工业化解决的问题用城市化去解决,将来,我们可能会面对比如今的城市化滞后更难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是不无隐忧的。

【参考文献】

[1] 陈相成,云伟宏.河南省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研究[A].李贵基,杨承训 河南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Z].北京:统计出版社,.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Z].北京:统计出版社,.

篇3:从农工产业角度浅析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

从农工产业角度浅析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社会内部同时并存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经济不发达部分和经济发达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经济整体.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所有国家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这种转化过程,实质就是工业化过程.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最初提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和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后者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超过前者,因而后者享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而这差异促使前者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后者,最终导致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

作 者:王一辛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刊 名:理论界 英文刊名:THEORY CIRCLE 年,卷(期):2002 “”(2) 分类号:F3 关键词: 

篇4:城市化与农民进城的论文

城市化与农民进城的论文

城市化滞后的种种表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才有了申奥成功,才有了加入世贸组织,才有了在上海召开APEC,才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改革过程中的制度设计,经济发展战略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我们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对下岗这个问题就是始料不及的,我们对可持续发展认识不充分,对供大于求的突然到来,这种通货紧缩的趋势真的会降临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说是始料不及的。城市化进程之快,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因此就难免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在城市化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和战略选择始终是在探索中。潜意识里人们认为农业发展、农村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认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首先需要在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普遍实行。在大城市问题上,是最明显的。我们多年来在究竟发展还是抑制大城市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很多争论。争论到最后往往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不是有个亚运会,北京这个城市建设的提速恐怕还得假以时日。上海曾经长期是中国工业固定资产的重心所在,中国产业的精英聚集所在。在整个8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城市几乎没有得到改造。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变化,看APEC,很多国外领导人看了后感慨地认为不是中国向世界靠拢,而是世界得向中国靠拢靠拢了。这话不是夸大其词。这个变化是从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还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时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就是说乡镇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在上缴国家税赋中所占比重都超过1/3。这么厉害的经济增长力,我们给人家定了一条政策,在第八个、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实际执行的叫“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让农民搞工业化非得留在乡村社区这么一种特定的环境中。这是在世纪之交,乡镇企业陷入低迷,被迫进行大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停留在乡村社区里面,信息的采集、资源的优化、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都难以满足了。这个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向城镇集中这个符合规律的过程不可逾越。

在城市化进程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以为发展城市、建设城市就是炒房地产,很多地方出现了房地产热。房地产热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一个新的趋势,实际上并没使城市面貌得到合理的改造。

城市化进程中的缺陷不只是这些,还包括我们在城市流通过程的改造中。在原有计划经济下,消费品流通体制基本上采用的`是配给制,所以有计划经济下的粮店、副食店等等。后来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物质丰富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消费品供应系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靠什么来支撑城市消费品的流通呢?靠和乡镇集市贸易特点相联系的路边式、马路式市场,靠小商小贩、小商品市场为主的低容量、高风险、高污染的流通系统来支撑城市消费品供应。

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还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忽略城市规划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这些年城市道路、桥梁的建设等,有些交通效率不是很高。

当然现在城市化建设又有新的思路,在重视、塑造城市形象上,这一两年来各个城市的力度都是非常大的。除了改造老城区再另找一块地扩张一个新城区,如上海的浦东新区等等。

城市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

实际上前,特别是20世纪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依靠一些城市的发展来支撑的。比如说特区经济,14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深圳成为华南地区市场经济发育以及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的浦东开发成为长江中下游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北京从90年代以来关于首都经济的讨论,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结构的调整成为支撑华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到,全国29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290多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的平均增长速度是在12%以上。如果不是这些城市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应对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就不可能保持稳定,就没有余地来调整、来发展。而这290多个城市经济中,支撑了经济发展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当时西部的9省份只占12%。可见,城市发展滞后是东西部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就业问题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强调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原因还因为我们在十五计划期间必须解决很多重要的战略难题。要解决的战略难题中包括结构调整,包括应对供求失衡、通货紧缩,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风险问题,以及对风险的防范。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3年脱困之后,国有经济面临如何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调整等等诸多难题。但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集中、最尖锐、最大的是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不解决,什么问题都谈不上。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制度安全、社会稳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19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始料不及的就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失业高峰以及失业形势之严峻没有估计到。没有估计到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估计到具有“全民”身份的职工会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就是下岗。经过连续3年多国有经济系统大规模分流剩余劳动力之后,到是不是这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了呢,没有。20上半年国家经贸委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国有经济系统中的冗员仍然超过1/3,而且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产业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就业形势严峻还不仅仅是国有经济系统要减少冗员,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开拓农村市场人们容易想到,不容易想到的是农民为什么不买东西。其实农民为什么不买东西也容易想到。我们在九五计划期间,尽管不断地提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收入,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简单说,在这5年中农民的年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连续下降的。并不是农民没增收,是增收的速度连年下降。20,甚至一些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年均纯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农民没钱。一方面收入预期不能支撑,另一方面消费环境也没有条件让他们大规模消费城市工业产品。农村市场没开拓出来。怎样就能够持续地、长期地、稳定地使农民增收问题得到解决呢?我们认为应该“减少农民”。为什么减少农民才能持续地、稳定地提高农民收入呢?是因为一个经济学道理。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一个人种一亩地打500斤粮食,理论上的解释是人均年实物生产率500斤,两个人种一亩地打了600斤,用经济学理论化的语言解释说,叫人均年实物生产率300斤,生产率反而大规模下降了。收入提高最重要的客观物质基础是生产率提高,那么显而易见,这第二个人应该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投入到别的领域中去。投入到哪去?投入到非农产业,投入到城市中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迟滞了20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这种城乡隔离的观念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这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而且是缓解日益尖锐的城乡矛盾的要求。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只能在中国这个经济系统内部去找办法,只能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人们按照简单、常识性逻辑的想象没地种的农民才叫过剩劳动力,而是如果这个劳动力追加到土地上导致平均生产率降低,这个劳动力就是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跟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个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是什么后果呢?后果是什么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都谈不到。

篇5:城市化程度对老年人心理状况影响研究论文

城市化程度对老年人心理状况影响研究论文

城市化使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此种老年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移居老人,即为追求更好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妥善的养老安排或更方便地照顾子女和孙辈或更方便地被子女或孙辈照顾,从农村或其他小城镇向大城市转移的老年人,此类老年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另一种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中受城市化进程影响的老年人,此类老年人基本上为被动型,不论其希望或是不希望,城市化进程都不可能因此而加速或停}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许多“老年村民”变成“老年市民”。本研究考察不同城市化程度区域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1资料与方法

1. 1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城市农村区域、农村转城市过渡区域与城市区域两个社区共300名老年人(60岁以上)进行问卷测量,发放剔除没有按照要求填写的问卷和不满足测谎要求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83份(61%),男73名(40. 0% )、女110名(60.0%);农村69名( 37. 7 % )、农转城65名(35. 5 % )、城市49名(26. 8% )。

1. 2工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老年人口的基本人口学资料、心理健康和孙辈依赖情况进行调查。工具如下: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区域等。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老年版)(e.o,包括自我、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和认知功能5个维度,共68道题(包括3道测谎题),评价每一项口所描述的情况与自身的符合程度,从不同意到同意4点计分,1表示不同意,4表示同意,总分为5个维度得分之和。5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hach曰为0. 75 - 0. 95,各项口与对应分量表及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 21一0. 76 ,0. 73 - 0. 92 ( P < 0. 001),重测信度为0.71 -0.9,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实证效度。

1. 3方法按照严格的质量控制,主试统一,指导语统一,集体实施测量,为保证客观性,问卷不记名,在被试完全明白如何操作时开始测量,文盲老年人在主试的帮助下完成问卷。

1.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6. 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双因素方差分析。

2结果

2. 1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现状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量表总分(198. 7士24. 1),心理健康各因子自我、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和认知功能5个方而的评分分别为(38. 09士4. 86 ) ,(49. 37士16. 68 )、( 53. 57士9. 39 )、( 33. 46士4. 74 )、( 25. 74士5. 52)分;心理健康各个维度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

2. 2区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性别:男,女)x3(区域:农村,农转城,城市)的组间设计,其中因变量指标为老年人心理健康量表总分及各因子的得分,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因子和“自我”因子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妞(1, 177)=8.274,P<0.O1;F(1,177) -5.584,P<0. 177=“” os=“”>=5. 659,P<0. O 1;F(2,177)=2. 449,P<0. OS;F(2,177) =2.794,P<0.05];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社会适应水平、情绪体验水平和老年心理健康水平上,城市区域显著优于农村区域与农转城区域,而农村区域与农转城区域间无显著性差异;“认知功能”因子的性别x区域交互作用显著(F(2,177)= 2. 775 , P < 0. 05 ],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控制性别变量,在男胜水平上无区域效应,而在女性水平上“认知功能”因子存在边缘区域效应(z,m}>-z.94z,p = o. os >o. os ),且城市区域显著优于农转城区域和农村区域,农村区域与农转城区域间无显著性差异。控制区域变量,在农村区域水平上“认知功能”因子存在“性别效应,(F(1,m}>-s.s4o,P

3讨论

李娟等发现男女老年人在心理健康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男性在情绪、社会适应、自我、认知功能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人际分显著高于男性。岳春艳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女性;在情绪、自我认知和社会适应方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本研究与李娟等和岳春艳等研究结果有差异,相比之下,较接近于岳春艳等研究成果,原因一是李娟等研究对象为北京市城区老年人,岳春艳等研究对象涵盖城市和农村,但不包括农转城区域,原因二测量工具不同,本研究测量工具为中科院李娟近年标准化的专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测量问卷,信效度较高,但真实情况尚需进一步大规模调查。产生差异的原因还可能是本研究选用城市老年样本较小。

本研究结果说明农转城区域虽然外界环境变得更加接近城市环境,但是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更加接近于农村环境,心理城市化难以跟上建设城市化,两级差异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城市化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因为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较丰富,信息源较多,环境较为复杂,使得城市老年人的性格开朗,所以适应能力比农村老年人强。而农转城区域的老年人相比于城市区域和农村区域老年人,个体情绪状态更加不良,心情更加不愉快。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原本稳定的居住环境,有些老年人还而临着搬迁,外界较为复杂的环境难免对其造成影响,难免造成心情低落。该条件下总体上农转城区域老年人更接近于农村区域老年人,但其置身于新城之中,生活各方而受到城市化的各种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具有复杂性及特殊性,应引起关注。

篇6:园林绿化的滞后与养护路径研讨论文

园林绿化的滞后与养护路径研讨论文

城市的绿化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在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管理方面,人们常说“三分种,七分养”,这话更适用于城市绿化建设,目前我国各个城市的绿化面积在不断的扩大,这对绿化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有粗放式的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的需求,需要更为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对城市绿化进行管理。同时现在城市化进程的速度特别快,各项建设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使城市绿化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此更应从科学的管理角度对园林绿化工作进行重视。

绿化养护滞后的主要原因

1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绿化养护的重要性

一个绿化工程干得是否美观,可否满足老百姓需求,在方案的设计、施工管理上是相当重要的,但绿化后期养护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成功典范绿化工程,70%都靠的是养护工作。如果养护工作不到位,方案设计者的意图就不能充分的体现出来,园林绿化必将失去它本身应有的意义。具有良好的绿化养护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爱惜绿化的程度、维护绿化的意识、支持园林绿化事业的热情,从而促进绿化建设的发展。例如,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活动,鼓励老百姓认养树木、组织幼儿园及家长集体植树认养亲子树活动,我们从娃娃抓起,从根本上意识到绿化养护的重要性。

2绿化养护经费缺失

在园林绿化养护工作上,养护的设施及技术不能及时的进行改善,这主要原因之一是养护费用缺失,养护工作的经费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造成养护工作不到位,同时部分领导也认识不到绿化养护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绿化养护经费上更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从而卖到绿化景观建起来后养护缺失,达不到美化的效果。

3养护工作缺乏新观念,需提高养护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

在园林绿化养护工作中,人员素质较低,因此在工作上一直因循守旧,很难有创新,养护方法和技术一直沿用于早期的简单方法,技术和设备根本就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绿地面积的需要,养护人员也很少进行正规化的技术培训工作,因此在工作中就无法按规定完成养护的任务。

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我们应注意的问题

1施工前应对养护工作做好准备

绿化的主要景观是树木,针对树木的养护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往往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对绿化工作的养护管理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识。所以在施工前就要对树木进行养护工作到位。在施工过程中移栽树木时,要注意保持树木的水分平衡,在起挖、运输、种植的过程中要尽量的减少对树木根部的伤害和注意树冠部位的失水情况以及树皮的损伤,在必要时,可以对树冠进行修剪,可以采取适当的遮阴措施,用湿草绳缠绕树干,并且用清水对叶面进行喷洒。在种植完成后要浇透定植水,保证泥土与很细的紧密接触,这样对根系的恢复有很大的好处,从而达到较高施工质量和效果,为后期的养护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2绿化养护应体现设计理念

园林绿化施工工作是体现设计理念的重要手段,只有高质量的施工工艺才能把设计者在整个项目中的设计意图、理念、思路充分体现出来。认真贯彻设计者的理念,加大对养护人员技术的培训,提高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要根据自然环境和人群众的需求、审美观、价值观等方面的要求,创造出良好的优美环境。

3园林绿化要以创造适合的生态环境为理念

园林绿化不仅为了美化城市的环境,同时对城市的整体气候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在绿化养护工作中,不能仅仅追求精雕细琢的美,还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养护中以人们的生活习惯为主,让人们感觉到舒适的环境。

篇7:城市规模城市化率与碳排放关系论文

城市规模城市化率与碳排放关系论文

一、引言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极其可能”是20 世纪中期以来观测到的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城市是人口、建筑、交通、工业、物流的集中地,其面积只占地球表面面积的2%,人口占总人口的50%,但温室气体排放却占总量的70%。因此,城市化和碳排放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对城市化和碳排放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围绕城市化率和环境的关系,考察人口城乡分布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二是围绕城市规模和环境的关系,探寻对环境最有利的城市规模。

从城市化率的角度, 多数文献认为城市化率与碳排放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在碳排放影响因素中处于主导地位。薛冰等利用112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 随着城市化率上升,人均碳排放量逐步增加。城市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是人口城乡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化带来了高能耗和相应的高碳排放。但是,城市化也可能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可能的途径是:城市化使产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得到更合理调整,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城市高度集中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形成能源消费的规模效应,降低人均能源需求; 城市化有利于环保科技创新,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可能。王子敏和范从来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 发现城市化和能耗之间符合倒N 形曲线, 城市化所导致的能耗由降到升的拐点出现在城市化率为27.3%,能耗由升到降的拐点在城市化率为76.2%。王钦池和王芳也注意到了城市化率和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对于城市规模和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是在最优城市规模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的最优城市规模理论主要是基于城市成本—收益的理论和经验研究。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最佳城市规模理论的研究重点从成本收益的经济角度转移到城市规模和环境质量的关系。Capelb 和Canagni 从人均能源使用和污染物排放的角度探讨了最优城市化规模问题,认为城市负荷效应与城市规模呈正U 型曲线关系。王桂新和武俊奎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发现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得碳排放强度上升。许抄军认为中国的城市规模和资源消耗之间的经验模型为正N 型曲线,最优城市规模为1060 万人。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过大规模的城市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不断涌现,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可见,已有文献对于城市化和碳排放(环境质量) 关系的研究是从城市化率或者城市规模的角度分别展开的。基于城市化率的研究为从宏观角度认识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启示,基于城市规模的研究则为认识城市影响环境的微观机制提供了依据。然而,城市化是一个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和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相互作用过程,仅仅从城市化率或者城市规模一个角度难以完整揭示城市化过程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的目的是把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分解为城市化率和城市规模两个因素,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城市化和环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相互协调的角度提出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和数据

1.模型设计

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是衡量城市化进程的两个基本指标。大量研究证实,城市规模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有密切关系,在既定的城市化水平下,城市资源过于分散或者过于集中都会导致效率损失。而城市化率是对城市化总体水平的衡量,可以反映不同规模城市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两个维度考察城市化和碳排放的关系。假设某个地区的总人口为p,有a 和b 两个代表性城市,规模分别为sa和sb,城市化率为u。容易理解,城市a 和b 对该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是城市规模及其占全国人口总量比例的函数。

模型的因变量是人均CO2排放量,用以衡量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自变量包括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其中,城市化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采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比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本文把城市分为5 个规模等级,分别为1000 万人以上、500 万-1000 万人、100 万-500 万人、50 万-100万人、50 万人以下。除了上述自变量外,已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技术、人口密度等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本文把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是人均国民收入。考虑到城市化、城市规模和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性,当仅把人均国民收入的一次项纳入模型时,可能把人均GDP和碳排放之间的曲线关系“转嫁”给城市化因素,从而无法体现城市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作为对比,在模型中分别对人均GDP 的一次项和二次项进行回归。技术因素用单位GDP 的CO2排放量表示。所有原始数据均以自然对数的形式纳入模型。

2.数据来源和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样本期为1960— 年。其中,城市化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人均GDP 和人均国民收入以 年不变价格美元表示。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包括161 个国家的6361 个观测值。其中,高收入国家44 个,中等收入国家85 个,低收入国家32 个。

3.模型形式确定

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截面维度和时序维度的特征,包含了个体、时间和指标三个方向的信息。因此需要对模型设定形式进行假设检验,以确定其属于不变截距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本文考察的是161 个国家的数据,各国的碳排放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城市规模都有差异,理论上选择回归模型时应体现个体差异。样本期较长(50 年),时期变更所产生的影响应予考虑。因此,构建同时含有个体和时期效应的双向效应模型是理想的选择。经F 检验,证实选择双向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是合适的。

三、结果和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不同的模型。模型①和②考察城市化率和城市规模两个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模型③和④考察城市规模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模型⑤和⑥考察城市化率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为了考察收入水平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模型①③⑤含有人均国民收入的二次项和三次项;模型②④⑥中只含有人均国民收入的一次项。所用软件为Eviews 7.2,结果见表2。

1.城市规模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

模型①和②的结果均显示,城市规模对人均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以50 万人以下规模的城市作为参照组,500-1000 万以及1000 万人口以上规模城市占城市人口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这说明500 万人口以上规模城市的碳排放压力大于参照组; 而50-100 万以及100-500 万人口规模城市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说明其碳排放压力小于参照组。进一步对比,人均碳排放压力最小的是100-500 万人规模城市,其次是50-100 万人规模城市,1000 万以上人口规模城市的碳排放压力最大。

对比模型①和②以及模型③和④结果发现,收入水平以一次项形式还是多次项形式纳入模型,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没有变化,但是回归系数的大小发生了变化,人均收入水平以一次项进入模型时的系数的绝对值大于以三次项形式纳入的模型。其原因在于,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规模也越大。当考虑经济水平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时,城市规模的系数反映的是城市规模本身对碳排放的净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以有人均国民收入三次项的模型结果作为分析依据。

进一步,为了估计对环境最优的城市规模,取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均值作为城市规模的近似值。根据样本计算得到,50-100 万的城市平均规模为68.8万人,100-500 万的城市平均规模为196 万人,500-1000 万城市的平均规模为720 万人,1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的平均规模为1650 万人。规模在50 万以下城市的平均规模取25 万人。

基于模型①(考虑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两个因素)和模型③只考虑城市规模因素)的不同等级城市规模与碳排放系数的关系曲线。结果显示,三次曲线的拟合效果优于一次和二次曲线。这表明,城市规模和碳排放呈倒N 型曲线关系, 人均碳排放量最低的城市规模为300 万人,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城市规模为1300 万人左右。这与许抄军的结果接近。

2. 城市化率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

模型①②⑤⑥的结果显示,城市化率对人均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模型①和②同时把城市化率和城市规模纳入模型,城市化率的二次项的'回归系数是正值, 这说明城市化率和人均碳排放量的关系是U型曲线。

3.控制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

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碳排放强度与人均碳排放量都显著正相关,而人口密度与人均碳排放量显著负相关,这与已有文献是一致的。根据模型①的结果,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碳排放强度每变动1%, 人均碳排放量同向变动0.844%和0.936%。人口密度每变动1%,人均碳排放量反向变动0.279%。

收入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复杂。在模型②④⑥中,人均国民收入的一次项与人均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在模型①③⑤中,人均国民收入对数的三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二次项的系数为正值,因此理论上人均碳排放和人均国民收入之间为倒N 型曲线关系。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碳排放是单调递增的。对比看,当模型中只含有人均收入的一次项时,人均收入对碳排放的影响明显大于含有三次项时的影响。上述结果说明,在非线性假设下,经济水平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线性假设。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已有文献在讨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碳排放关系时, 有的认为二者是倒U 型曲线,有的认为是N 型曲线, 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曲线,实际上都是涵盖了城市化和技术创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并没有清晰地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消费水平)如何影响碳排放量。

四、基于碳排放约束的最优城市化路径

前面的分析表明, 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两个因素的综合效应。理论上把城市化水平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对环境是有利的,但是现实中城市化还承载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重功能,因此推进城市化仍然是一个现实的理性选择。既然城市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难以避免,如何实现城市规模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均衡,从而把城市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减少人均碳排放量,可行的路径是把城市规模扩大,但是其扩大程度是有上限值的,并非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换言之,在既定的城市化状态下,城市规模的扩大是有条件的。显然,由于城市规模、城市化率、总人口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基于人均碳排放最小化的目标,需要在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之间寻求平衡。

五、总结和讨论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共识。然而, 对于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城市化影响气候变化的机制,已有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特别的,城市化的环境效应是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化率提高的综合结果,仅以城市化率或者城市规模都不能完整揭示城市化过程影响环境的内在机制。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利用近半世纪(1960—2009 年)161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把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分解为城市化率和城市规模两个因素,揭示了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城乡分布和城市内部结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理论上存在对环境最有利的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基于碳排放约束的城市化路径应该实现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的相互平衡。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远未完成。中国已经明确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优先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城市,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大分歧。本文的结论显示,从减少碳排放的角度,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地说优先发展中小城镇,或者优先发展大城市,而是应该统筹考虑城市规模和城市化总体水平两个因素,这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原则。

篇8:构建与城市化相适应的农村教育机制论文

构建与城市化相适应的农村教育机制论文

[论文关键词]城市化;农村教育;人口素质

[论文内容提要]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城市化发展速度规模和水平,而教育则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因此,深入研究城市化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关系,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教育机制,在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源转移的特点

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呈现出数量多质量低的特点,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城市化过程中伴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转移的人员文化程度偏低,直接导致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素质低下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集中的第三产业为例,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不适应现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我国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3.,是第三产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但与日本相比,我国这些行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仍旧低于日本0.8年而且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国的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有资料表明,20多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就业比重提升较快的行业有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社会服务业,而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交通通信卫生教育科研和机关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出现下降,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的就业比重变化幅度较小

二现阶段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培训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适龄人口的学历提高和在职培训方面,成人教育非学历教育职后培训的机构还不健全,机制有待完善从整体上看,各类各级教育衔接不畅,未能形成有机整体,教育信息化的水平也较低,各教育机构对城市的文化辐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尚不能满足城市化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在职业教育方面,内容单一,方法落后,与城市经济发展针对性不强,导致职业教育层次不高,普及面较窄,主要以城市青年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人群为主,而一些临时工城市民工都排除在职业教育之外,他们大多是“放下锄头就盖楼”的农民工,基本上很少接受过相关的技术教育培训,更难做到持证上岗,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外型建筑业劳动者素质的要求

2.农民子女的教育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农村“留守子女”现象和农民工子女“流动”学习大量存在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出现了农民工纷纷外出打工的“民工潮”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留守子女”和农民工子女“流动”学习现象

“留守子女”一般由那些留守在村子里的不能出门的年迈老人照顾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的老人基本上是小学文化程度,这里所谓的“照顾”也就是生活起居意义上的照顾,根本无力胜任“留守子女”的思想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任务,使得“留守子女”们在家庭教育这一环节严重缺失,这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习成绩,更多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农民工子女“流动”则是家庭条件好一些或者家里没有人照顾,子女们随着父母一同进入城市由于进城农民工学历技术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大多只能做一些零碎的粗活重体力活或者临时工等脏苦累的工作,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固定的工作,相对于城市居民,他们收入菲薄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对子女教育投资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般居住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生活环境条件较差,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更多的是“流动”工作因此,孩子也跟着他们满城市“晃”,今天插班这个学校明天插班那个学校同样,和农村“留守子女”一样,影响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更多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

其次,农村学生源向教育资源较好的城市转移成为趋势农村学生辍学问题,因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素质提高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农村学生源开始向教育资源较好的城市转移,因为城市具有较高的教育质量和教育环境许多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不辞辛苦劳作,只为了孩子能得到较好的教育,更有甚者,从幼儿园开始就送到城市里面上学农村学生源向城市转移,这不仅仅给农村学校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机,更多的是使城市教育资源紧张,不能使教育合理布局,进而优化教育质量以北京为例,北京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少年数目增加很快,这个数字是9.8万人,已经达到34.5万人,北京本地生源逐步减少,而外来学龄流动儿童数量不断增加流动儿童的流动性,是公办学校面临的新挑战

3.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农业科技师资队伍不健全农村中那些掌握农业科技农业致富信息农民实用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严重缺乏,这使得农村教育体系对现实农民的教育与培训难以有效实现在我国农村的绝大多数地区,缺乏掌握农业科技农业信息农民实用技术的专业人才,农民无法接受新科技新信息,依旧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方法然而,我国中高等院校每年有大量掌握农业科技的大学生毕业,还有在省市县乡的各个机构中,均设有农业科技站之类的,面向农民和农业的专业政府机构但是,实际上,这些中高等院校毕业的农业科技专业人才中,真正下基层作农业科技方面工作的人非常少,那些各级政府机构的农业科技站的工作人员,一年到头也很少下乡走到田间地头做指导讲技术,给农民传播的致富信息也往往是虎头蛇尾,“管种不管收”,效益好坏与他们没有关系,即使损失了那也不是自己的,更不说这期间的技术追踪了由此看来,我们怎么能要求我国的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呢?农村怎么会有“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呢?

其次,农业学校教育师资队伍不健全农村学校教育受教育管理体制的限制,教育投资有限,再加上地理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教育教学设施,不论硬件还是软件都不过硬,教育条件相对较差农村学校的师资队伍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健全不完善学校老师大多是从中专毕业的本地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从教多年受国家政策照顾转正的当地农民一位小学老师可以身兼“数职”,教完四年级语文再教三年级数学,还可以教其他年级的音乐或体育,农忙时节大家就轮流上课,使老师们可以轮流回家做农活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教育机制,充分发挥教育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1.科学规划农村教育,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和布局

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和布局是教育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措施之一鉴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状况,教育培训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缺乏,农村农民由于时间金钱和知识水平等方面限制,都接受正规教育根本不现实,也不可能再者,农村农民的学习需要是现实大多数正规学校教育无法满足的因此,面向农村农民的教育培训,应采取多元化格局,满足农村农民的教育需求况且,多元化的培训格局有利于形成培训市场竞争关系,激发培训市场的活力,同时弥补培训资源的不足为此,形成以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各行业部门所属培训机构和职业学校为依托的格局,鼓励有资质和培训能力的民办科研远程教育和职工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发挥作用,建立起服务于农村农民的多层次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网络同时,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机构还应建立广泛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加强教育资源内部流通和共享 2.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培训体系,满足社会发展和农村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 全力构建教育培训科学普及推广服务和信息传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采取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劳动技能培养实用人才三大措施,加快培养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农民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使其逐渐由单一的体力型向集智力技术为一体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转变,为在城市化进程中进入第二三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向农村农民的教育培训,除了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和基础文化教育外,还进行一种关于公民素质的教育,包括道德法制观念城市生活规则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文明行为权利能力社交能力心理健康等方面,改变其精神上不适应城市化进程的东西

3.壮大农村教育师资队伍

稳定学校教育师资队伍的基础和关键是提高教师待遇,较高的待遇才能有较强的吸引力,才可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要求,因此,我们应该把提高教师待遇列为学校的重要工作,同时大力弘扬敬业精神,努力稳定师资队伍

鼓励农业科技师资参加学历进修,提高学历层次鼓励农业科技教师参加种类培训,吸收最新信息如启动教育现代化工程培训智商测试培训微机培训英语培训等,使教师接受新知识信息,掌握新的教学手段,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在村校管理上坚持网络化管理,即中心校——辅导校——村校三级管理中心校及时掌握信息动态,加强对村校的指导检查和考核,使村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不断调整学校布局,逐步撤校并班,在撤并过程中辞退不合格教师,提高师资素质

全方位磨练,在育人中练业务青年教师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精力足知识新头脑灵活热情高,但没有经验,容易盲目办事培养教师时应坚持全方位磨练,促进青年教师在教书育人中得到全面的训练对优秀青年教师的工作经历可以这样安排:择优任班主任——提拔到业务领导岗位——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这样的青年教师,生活经验较为丰富,业务上既熟悉复式教学,又深谙班主任工作,来自基层,提拔上领导岗位之后,从思想素质到业务都比较过硬,在群众中有威信和号召力

分层次培养,促进青年教师逐步成长对青年教师从教育教学工作教育研究学历评优教龄等方面进行全面考究考察,分三个层次针对性地培养第一层教师经过几年锻炼,各方面表现较好,可以大胆使用,让他们担任业务辅导,承担较重工作量;第二层教师在工作上也有一定的起色,但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可以对他们充分信任,扶上马尽快发展,指导他们上好公开课,开展教育研究;第三层针对新教师而言,教育教学工作还没有入门,需要悉心关照,带着他们走,使他们掌握教学的常规

4.建立多元资金投入的教育培训经费机制

农村教育是个社会问题,自然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政府应将农村教育纳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政府预算之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保障农村教育的发展同时,企业直接资助是“双元制”职业培训经费的主要渠道企业投资建立职业培训中心,购置培训设备并负担实训教师的工资和学徒的培训津贴

个人负担主要是受培训者自己出资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参加教育培训能够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源共享,从而增加就业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因此,作为个人也应积极投资教育培训

混合经费资助是建立在企业直接资助和企业对外集资形式基础上,由国家对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而构成的一种间接资助形式简而言之,培训企业用于或交纳给基金会的资金在一定时候可从国家的税款中以一定比例扣出目前,这种优惠税款有:专门扣出款及时扣除款补偿款和社会福利优惠款等

[参考文献]

[1]张妍.城市化发展与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05,(8).[2]王小红.农村转移人员城市化的教育策略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8).[3]黄绿萍.度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素质教育[J].安徽农业科学,2005,33(9).[4]长春77中学课题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转型研究结时题报告[D].(3).

篇9: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析经济学论文

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析经济学论文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经济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1].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城市化在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比如城市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由此可见,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相关学者通过数学方法构建数学模型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2-15]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矛盾相互胁迫的关系,城市化规模的扩张和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持,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著名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为依据,揭示了大多数污染物质的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的增加呈倒“U”型的演变规律,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假设[2].黄金川、方创琳[3]根据Grossman的环境EKC曲线,采用数学方法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推导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数理函数和几何曲线,并说明交互耦合过程的四个阶段.乔标,方创琳等[4,5,6]以河西走廊地区 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为例,分析了干旱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交互胁迫、动态演变的关系,阐述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之间的规律性变化.刘耀彬等[7-1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特征和内在联系,证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作为基础,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制约城市化的发展.安瓦尔・买买提明,宋建波等[14,15]利用数学理论,在构建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根据协调度模型对城市的和谐发展程度进行计算并通过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类型.

本文以安徽省17座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建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建立和谐度判别模型,确定各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的等级,对结果进行分析,以期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析  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度来分析,可以将安徽省各城市按和谐度分为基本和谐、和谐、良好和谐的城市三类,如图1.以下是具体分析.

2.2.1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和谐的城市 马鞍山和铜陵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别为0.631和0.622,是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和谐的地区.

马鞍山和铜陵两座城市的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长江中下游,毗邻长江三角洲,自然矿藏资源丰富.依据地理位置和矿藏资源,经济发展起步较好早,发展水平较高.近年来,国家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皖江城市带应运而生,两市位于城市带主轴线上,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不断优化所有制结构和国有经济布局,努力提升经济活力,快速发展经济社会,不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两市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循环经济开发区建设,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先后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依据城市规划纲要,不断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扩大市区绿化覆盖率和公园绿地面积,改善了空气质量和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市社会经济水平发展,政府有了社会经济的支撑,可以拿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水平,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营造一个宜居的城市环境.最后,这样的良性循环发展会使得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度不断提高.

2.2.2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的城市 合肥、芜湖、淮南、淮北、黄山五座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别为0.549、0.531、0.484、0.448、0.416,处于0.4到0.6之间,是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的城市.

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市,芜湖是安徽省的经济、文化、政治次中心,两市同时也是皖江城市带的“两核”,是我省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两大增长极,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是国家级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核心城市.两座城市有着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前景,在国家新的经济政策下,正加快产业转移步伐,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社会经济水平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淮南、淮北是安徽省北部重要城市,有着丰富的煤炭矿产资源,煤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黄山是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自然旅游资源是重要的经济支撑.三座城市依靠地区的矿藏资源和旅游资源,利用区位优势,不断提高经济水平,逐步加快城市建设速度.

上述五座城市作为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近几年,城市社会经济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各地政府根据地区环境的不同,因地制宜,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摒弃老一套“先破坏,后治理”的发展路线,逐步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加强管理经济开发区“三废”排放量,将排放的污染物控制到最低.开始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注意在减少环境破坏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逐渐认识到只有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才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政府城市建设规划观念的改变,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得上述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处于和谐发展的水平,需要继续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建设适于人居和投资的良好环境.

2.2.3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基本和谐的城市 蚌埠、亳州、池州、阜阳、宣城、安庆、滁州、六安、巢湖、宿州十座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分别为0.372、0.361、0.360、0.359、0.346、0.346、0.318、0.313、0.311、0.296,处于0.2到0.4之间,是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基本和谐的城市.

蚌埠、池州、宣城、安庆、滁州、巢湖五座城市,近年来,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有所提高,城镇建设步伐有所加快.然而,生态环境建设却跟不上经济建设的步伐,相对滞后,环图2 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随人均GDP变化图Fig.2 Harmony degree of Anhui provinc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eco-environment and its evolution with GDP per capita境问题较为突出.政府应利用当前的良好时机,在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不能涸泽而渔,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亳州、阜阳、六安、宿州四座城市,经济水平在整个安徽省排在后几位,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经济水平的较为落后,当地政府正努力为招商引资而出谋划策.企业的进驻,工厂的建造,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环境污染监测力度以及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的不足,也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因素.

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上述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看到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影响经济水平的发展,应当认真对待处理这些问题,从而更好的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2.3 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与城市人均GDP的关系  由图2可以发现,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随着城市人均GDP的增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整体上呈现出增长的变化趋势.

3 结论与讨论

(1)运用模糊数学理论中的隶属度,建立了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判别模型,结合和谐度等级划分标准,可以将安徽省17座城市分为良好和谐、和谐和基本和谐三种等级.安徽省总体上处于较为和谐的状态,但空间上存在区域差异.

(2)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与城市人均GDP之间存在一种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人均GDP的增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度整体上呈增长的变化趋势.

(3)由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复杂性程度比较高,其评价因子众多,某些因子随着年际变化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给评价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度带来了一些困难.结合更多的评价因子,完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及和谐度判别模型是下一步工作重点.

参考文献:

[1]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GROSSMAN G, KRUEGER 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353-377.

[3] 黄金川,方创琳.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J].地理研究,,22(2):211-220.

[4] 乔标,方创琳.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J].生态学报,2005,25(11):3003-3009.

[5] 推进珠海市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6] 乔标,方创琳,李铭.干旱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过程研究进展及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05,24(6):31-41.

[7] 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意义.

[8] 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学报,2005,60(2):237-247.

[9] 中国经济可持续的源泉探究―基于城市化的引擎作用分析.

[10] 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与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3):55-60.

篇10:高职行业英语教学滞后现状原因与应对策略分论文

高职行业英语教学滞后现状原因与应对策略分论文

摘 要: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但是由于高职院校的一些特点决定了高职院校对于英语教学的一些“滞后”现状,本文就以高职行业英语教学的滞后现状为契机,分析一下其形成的原因与解决策略。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滞后;原因;策略

一、高职行业英语教学滞后的现状及其原因

1.学生。

高职学院的生源主要来自高考中没有考上本科的学生或者是一些职业学院毕业自考上来的学生,由于这些学生的学习基础比较差,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这些学生在上高中或者是职业学院的时候,英语水平的高低主要是通过考试来衡量的,所以学生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是以考试为目地的去学习,没有真正了解学习英语的作用,再由于绝大部分的学生对于学习英语的兴趣不高,进入高职院校也是为了学习一技之能,往往忽略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导致了高职学院学生英语基础相对较差,没有学习兴趣,这也是高职行业英语教学滞后的最基本原因,只有让高职学生提高对英语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主动的学习英语,高职行业中的英语教学才有提高的可能。

2.教师。

高职部分教师由于缺乏相应的责任心,只当教师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对于高职英语教学缺乏应有的定位,观念陈旧,不清楚高职英语教学的目的,所以没有设置相应的英语教学课程,沿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只是一味的进行照本宣科的讲解,忽略了学生的学习接受率,由于受到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影响,从而只注重课本,不注重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高职学生本来的学习基础就不是很好,对于学习英语的兴趣也不是很高,再加上教师的一味照本宣科,不但让学生没有学习兴趣,就连以往对英语学习很感兴趣的学生也渐渐的'失去了兴趣,还有高职教师很少有进修学习的机会,对于英语学习的最新模式没有概念,这一点也是制约高职行业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3.高职学院。

现在的高职学院还是以分数为主,以考试为目的的学校,高职学院没有认识到学校的本质,高职学院与本科学院培养学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高职学院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学校,注重的是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但学校往往将学生的英语成绩与一些职业证书挂钩,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忽略了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对教师的要求也没有侧重点,现在的高职学院主要培养教师的编写能力,撰稿能力,忽略了教师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也忽略了教师接触外界,进修等的培养,大大制约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让教师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上,主要来讲就是对现代化英语教学改革的认识程度上不来,没有应有的重视,将院校的声誉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将大力度投入在了招生方面,却没有加大力度在学生英语的应用培养上,这样会造成顾此失彼的结果。

4.高职教材。

针对于高职英语教学的教材很少,现有的一些教材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也没有应有的针对性,这也是制约高职行业英语教学滞后的一个原因。

二、提高高职行业英语教学质量的策略

1.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多开展一些活动,来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学校应该适当的聘请一些外教来与学生多做交流,举办一些英语讲堂等课外活动,经常给学生播放一些英语电影,通过这些活动来让学生对学习英语充满兴趣,平时多举办一些讲座,让学生了解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为英语成绩好的学生创造展现机会,多与其它学校英语成绩好的学生做交流,进而实现扬长避短的目的,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定不同的教学指标,对于相对较差的学生加强基础的练习,分层教学,并设置一帮一小组,规定时间进行考核,并将进步幅度大的学生实施奖励,以鼓励学生学习英语的劲头。

2.加大学校硬件设备的投资。

高职学院应该多吸取本科学院的优点,加大教学设备的投资,多利用现代化高科技技术来完善教学设施,利用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让教师改变以往照本宣科的模式,用新颖的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从而更好的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

3.学校加强提高英语教师队伍的素质。

学校应该加大资金投入来吸引高素质的英语教师,鼓励现有的教师考取职称并努力进修,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充分的挖掘现有英语教师的潜力,要加强对青年英语教师的培养,经常组织听课和评比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4.做好教材的选择。

一定要谨慎选择高职英语教学的教材,不要选择那些理论性比较强的教材,要选择注重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教材,最重要的是选择的教材一定要适应高职院校的学生特点,也就是具有实用性,教材应加大力度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最好是有声教材,这样的教材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体制也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5.改善对学生英语学习的评估模式。

传统考察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的就是笔试,为了适应社会的人才需要,高职学院应该用一种新颖的考察模式,例如,在考试中增加英语的对话能力考察、英语的听力能力考察、英语的应用能力考察等,最主要的目地就是使学生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学习英语,以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为最终目的,让学生从高职学院毕业以后能尽快的适应企业的需要,尽快的融入其中。

总结:

高职学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教育机构,其最主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所以学院应该以这个为出发点,加大力度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最主要的前提就是提高高职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职行业英语教学的滞后状态。

参考文献:

[1] 杨松,陶婧.如何贯彻高职英语教学大纲的“实用为主,够用为度”原则[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09).

[2] 林桂敏,王建军.任务型语言教学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及设计原则初探[J].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2).

[3] 卢春梅,宋丽伟,王雪莲.影响高职英语教学效果的因素及改善对策[J].黑龙江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学报,2008,(01).

[4] 刘艳林,张建英,杨晓.改革高职英语教学 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3).

[5] 陈水银.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特点和方法探讨[J].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1).

篇11:经济理论假设虚拟和实证滞后与经济跨期非均衡效应论文

经济理论假设虚拟和实证滞后与经济跨期非均衡效应论文

[摘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将导致对研究目的的偏离。当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假设虚拟,而对其实证和修正滞后时,会使经济运行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经济理论假设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前瞻性,能减少和缩短由于纠正理论误差时间滞后而产生的经济失衡。

[关键词]假设实证非均衡效应

一、引言

许多经济学提出并论证其经济理论及其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探索经济运行达到均衡或最优的途径。但是,某些理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或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在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引致其研究目的出现偏离,即构成某一经济理论基础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严重脱节,而学术界或实践过程对这种在虚拟假设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理论的实证检验往往滞后,不能在当期得到检证并对其误差及时予以纠正,在某一特定理论主导经济学派和经济决策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

本文主要对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静态研究方法的某些不足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二、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假设

以斯密,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研究方法的不尽完善,也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具体反映在上述理论的两大重要假设及其推论。

假设及推论1:市场完全竞争,价格充分反映供给与需求状况,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和实现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国家的过多干预不必要。

假设及推论2:只有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两种产品,两国物质条件与需求相同,一国(如A国)拥有丰富和价格便宜的劳动力,适宜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国(如B国)拥有丰富的`价格便宜的资本,适合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A国和B国各自专门生产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便都能从中受益获利。

三、对古典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条件的历史验证与实证分析

1.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结构,市场机制的假设与现实(包括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现实)不符。首先,由于存在垄断竞争,寡头竞争和垄断,市场结构通常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价格也随之被扭曲。其次,价格扭曲及其信息的不对称,使长期和稳定的供需平衡难以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达到。再次,既然市场不能总是出清,国家适度的干预作为一种次优调节手段是必要的。最后,依靠市场只能实现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非所有市场经济参与者都能实现其利益的最大满足。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调节机制理想化假设及其推论,主导了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一百多年,使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节弱化和滞后,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才对古典学派的某些不足进行了纠正或补充,但这是通过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一严重的经济失衡作为强制性的校正因素来实现的。

2.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对比较优势的假设及其推论,仅仅指出不同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和相互通过国际贸易能够获利,但是没有涉及对国际相对价格的确定及其贸易利益的分配均衡问题。按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和推导:资本丰裕的国家应该专门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应该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似乎就能使具有丰裕资本的发达国家,和拥有丰裕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但是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曾经已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使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日益恶化,与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南北国家经济失衡的调整和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是后来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次序,80年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结构,融入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过程来逐步达到。

另外,里昂剔夫(1956)用定量方法对赫克歇尔——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美国这一资本最丰裕的国家大宗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美国出口商品比其进口替代品的劳动密集程度高出6%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世界各国基本上都从事相对专业化生产,而非绝对专业化生产。

四、小结

与现实不符的理论假设及推导一旦主导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其正确性在实践和理论验证滞后情况下,会导致经济运行跨期失衡,背离经济研究的目的——使经济运行达到均衡。经济理论仅仅采用简单抽象法,静态研究法等排除一些重要现实因素以达到模型最优是不够的,尤其是重要经济理论的假设,需要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前瞻性,以便减少由于纠正理论误差的时间滞后而产生的跨期经济非均衡效应,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参考文献: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6页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44,55页

Gerber,James.InternationalEconomics.(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p.162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63页

篇12: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行政管理论文

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行政管理论文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化现状,找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着眼点,以期最终消除障碍,推进我国城市化健康、积极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 存在问题 对策

一、引言

城市化问题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的重大问题,是涉及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农村人口转化、剩余劳动力的走向以及城市工业、第三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如何把握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对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政治意义。

二、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我们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

三、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1.城市化发展速度快、城镇人口不断增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1978年增长到17.92%,近30年只提高7.3%,发展速度很慢。“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由的36.09%增长到的41.8%,达到43%,年均增长1.4%。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由1978的17,245万人增长到20底的56,212万人,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8个。

2.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大。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城市化水平及增长速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截至,全国城市总数为662个,其中,东部地区293个,占44.26%,中部地区247个,占 37.31%,西部地区122个,占18.43%。

3.城镇化水平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产值比重,年,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7.6%,而城镇化水平为43%,二者相差44.6个百分点。

四、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与工业化水平不高,城市化起步晚,发展波动大、水平较低,故我国城市化建设中依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城乡分割,协调性较差。在长期计划经济“城乡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以产生、固化乃至于不断强化。政府借助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管理体系。城乡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最终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即所谓的城乡差别。

2.结构雷同,特色不明显。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肇始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间布局和主导产业培植上皆表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行政偏好。其次,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成为普遍现象,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蚀了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3.强调行政催化作用,缺乏产业支撑。我国的城市化历程表现出与这种规律较大程度的背离,行政力量扮演着远比市场因素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导产业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摇摆不定;要么彼此“借鉴”,简单复制。其结果不仅浪费了较多的资源,而且使城市结构雷同、功能单一。同时,缺乏核心主导产业的支撑也使得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滞后。

4.重视外延拓展,忽视内在功能完善。在城市外围空间拓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同时,现有城市功能的完善则严重滞后。从城市景观的外观上看,我国的城市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但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的积淀上则呈现出天壤之别。拥挤的交通、令人担忧的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治安、脆弱的环保等“城市病”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的后续发展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五、完善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针对我国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我国城市管理的水平。

1.城乡互动,协调发展。要逐步摒弃片面强调发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间的拓展上)的传统做法,而应从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角度谋划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2.因地制宜,突出个性。审视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结构雷同、个性模糊是一个普遍问题。城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未来功能的定位上均显示出明显的趋同性,这种现象对于城市的后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实践证明,在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个性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干预力度。应强化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淡化行政干预色彩,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学习和运用现代经营城市理念,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4.突破制度瓶颈,净化外部环境。改革现行的城市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降低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生活、就业成本。努力为市民和农民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目的。

六、结论

1.要正确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把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区域平衡、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当作整体一盘棋来统筹制定总体战略。

2.必须将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逐渐过渡为辅助模式,在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下,加快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确立“以大中城市拉动型”的城市化主流模式,同时解决“三农”问题,逐渐把农业纳入规模产业现代农业进行经营,只有这样的经济工作和城市化才能真正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姚士谋,陈振光等.中国的城市群.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2.

[2]傅崇兰,董黎明.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

[3]薛东前.我国省会城市职能类型分离与职能优化配置.地理科学进展..2.

[4]周干峙.用科学规划开创城镇建设新局面.城市规划.2006.1.

[5]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等.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的综合分析.经济地理..6.

篇13: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与论文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与论文

【论文摘要】

城中村的发展一方面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人口素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加强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切实了解社区居民文化基础和文化需求取向,继承和发展社区优良的传统文化习俗,发挥大学生和外来人口这些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的作用。并注意发挥社区志愿者的作用,共同探索和创新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论文关键词】

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外来人口文化需求

“城中村”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现象,认清“城中村”现象,有助于把握我国城市化的特殊背景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探讨“城中村”的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城中村”的改造,进一步推进“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本文试以G市L街道的调研为切入口,对当前“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进行体验观察与阐释,并对发展走向提出笔者的思考建议。

1L街道及其社区文化的基本情况

L街道办事处管辖下的L中心居委和K居委两个居委会(即是原未进行“村改居”的L村,为考察完整意义上的“城中村”,本文尊重历史与现状,调研对象包括上述两个居委,并从表述方便上考虑,在下文将两个居委会按现行街道建制统称为L),是G市区最早发展起来的“城中村”之一,其所在地是规划中G市未来的城市中心——Z新城的主要组成部分,将发展成为G市集金融、贸易、展销、购物、文化、服务、居住、办公于一体的“中央商务区”,因此,其社区文化建设不仅是“城中村”的典型,更对“城中村”社区文化的如何发展提升具有启发性意义。

L街道现有本地人口约6300人,外地人约12600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人口比例是1:2。根据该社区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本地居民高中以下文凭占33%,中专或中技文凭的占25%,大专及本科学历的占40%,研究生学历占2%。各种职业在这里广泛的存在,其中党政机构有关的从业人员占1%,企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占8%,个体经商占25%,自由职业者占32%,其他占34%。

街道有一个文化站,文化站设站长1人(属街道办事处正式编制人员),另有3名专职工作人员(聘用制)。文化站建有培训室、舞蹈室、旱冰场、老人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场所,现有各种业余文艺活动团队12个。共建单位有G市聋人学校、某某小学、小区某某花园。文化站一直致力于整理当地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化遗产有乐社、醒狮、龙舟等,且此三者都在G市有关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文化站于被评为省特级文化站。

L街道是某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该高校公共事业管理系的部分学生被街道居委会聘为“社区助理”。地域内的其它几所高校常与L街道联合开展“大学生进社区”社会实践活动,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宣讲、文化表演、志愿者活动等。

2调研分析

在L街道党政领导和团委的大力支持下,笔者于2-3月,通过采用访问、座谈、实地察看、抽样问卷、参加活动等方式方法,对街道社区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其中,发出当面访谈抽样调查问卷220份,调研对象为包括本地和外来人口的居民,回收有效问卷198份,有效率是90%;回收答卷中,本地人口所做的问卷共有72份,占36.4%,外地人口所做的问卷共有126份,占63.6%。

2.1居民的文化基础教育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城中村”的本地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通过房屋出租、集体分红等获利又比较容易,所以他们普遍缺乏在文化和专业知识技能上进一步提高的愿望。L街道近年来一直开设村民素质教育课程,提高本地居民的素质。在调查到的72位本地居民中,共有36位(占50%)参与过村民素质教育课程,其中有49%的人认为参与村民素质教育课程对他的帮助非常大或比较大,31%的人认为帮助一般,20%的人认为帮助不大或没有什么帮助。在调查中显示,大部分的被访者还是保留一定程度上的“村民保守心理”,对于“L街道的文化活动都只是L街道本地人的活动”,有42%的人比较赞同这一说法,有31%的人不太赞同这一说法,有27%的人不赞同这一说法。这一定程度反映出村民素质教育课程所起的作用,只是还必须再进一步的加强。

2.2居民的社区文化参与认同

调查显示:只有25%的居民在街道办举办的文娱活动中扮演参与者的角色,有40%的居民扮演观众的角色,但是却有25%的居民很少或几乎没有去关注过。38%的居民认为其所在的社区的文化活动不丰富,有29%的居民认为太欠缺。有关文化站的使用,有21%的人表示经常去文化站活动,有27%的人表示很少去文化站活动,12%的人没有去过文化站。有关图书室的使用方面,有59%没有办理图书室的借阅证,有28%办理图书室借阅证,在办理图书室借阅证的人中,有45%的人经常或比较经常去图书室借书,7%的很少去借书,10%从不曾去借过书。有84%的人觉得图书室能够满足或一般能够满足其进一步学习的需求,有10%的人觉得不是很能满足,有6%的人觉得不能满足。而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现状的认同上,只有18%的居民认为L街现阶段的社区文化建设非常符合或很符合省特级文化站的称号,34%的居民认为一般符合,17%的居民认为不符合,25%的居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其获得省特级文化站这件事,这一方面由于其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强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省特级文化站的建设过程中忽略了调动广大居民的积极性。

2.3居民的文化需求取向

调查中显示,L街道居民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有33%的居民表示基本上一整天都有空的,而有55%的居民在空闲时间主要进行户内活动,只有23%的居民表示在空闲的时候会参加街道办举办的文娱活动。60%的居民表示他们是愿意参加社区举行文化娱乐活动,但是67%的居民表示社区的文化活动不丰富。在选择文化活动方式上,有24%的居民表示喜欢参加社区举办的集体活动,有37%的居民更喜欢参加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有24%的居民喜欢参加一些外来团体组织的文化活动。至于L街道目前的文化设施能否满足其文化需求,有59%的人觉得完全或基本能够满足,有40%的人觉得不满足,有10%的人觉得很不满足。这些一系列数据显示出L街道现有的文化活动仍未能满足居民的需要。

2.4一个特殊群体——外来暂住人员的文化需求关注

L街道作为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聚居地,在进行社区文化建设中应兼顾到这一部分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街道没有太多主要是针对外来人员文化需求的文化建设,外来人员对当地文化建设也是不太了解,对社区集体文化活动与建设参与度不高。当然,目前社区文化建设仍然是以行政行为为主,社区居民仍然是处在客体地位,外来人口的地位相对来讲更是低。由于经费、场地紧张等原因,一些文化建设的内容与社区百姓的需要仍有较大距离,外来的“新移民”、“过客”在他们眼里往往成了文化建设中“被遗忘的群落”。同时,由于外来暂住人员群体在城市生存压力大,往往工作时间很长,甚至没有休息日,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还未能成为他们的重要需求。此外,从“官方”的角度看,他们与原有村民关系密切,心理上的认同感强,在管理上又有一套驾轻就熟的经验,因此很自然地把文化建设的注意力放在本土村民身上,而对社区中的“新移民”中能为社区文化建设服务的丰富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

2.5社区文化的一股新活力:大学生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得到认可

调查数据显示:有55%的居民认为大学生在社区搞得志愿者服务活动“很受居民欢迎,居民参与热情很高,活动受到居民的好评”。对于目前大学生进社区开展活动,70%的居民认为“活动的次数不够多,希望再多搞一些类似的活动以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

3加强“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3.1要高度关注“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

“城中村”在乡村-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村民的社会特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中处处留有乡村文化的烙印,一方面他们渴望享受城市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城市问题敬而远之,这种尴尬而困惑的境地使得他们成为亦乡亦城的“边缘人”。“城中村”村民由于土地的丧失,在就业上被迫从农业向非农转移,但是一方面由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与土地、出租屋经济收益,使一些村民成为无业的食利阶层—“二世祖”。而一些村民由于文化水平与技能水平较低,则只能从事修理、搬运等服务或体力工作。另外,由于就业和传统观念的差别,村民无论在交往对象或范围上都极其有限,无法快速融入城市环境、分享城市文明。由此可见,村民的非正常收入、就业状况和社会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很难在文化层面上快速城市化。所以,村民的文化素质是影响“城中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社区文化建设是形成人们社区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社区文化的建设,可以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文明素养,培养居民的主体、平等、责任意识、公益观念和互助精神,也是维护社区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建设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在满足对物质生产生活产品需求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如何满足广大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全体居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进行社区文化建设中极为重要的问题。

3.2街道、居委在“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应发挥好指导与服务职能

社区文化是一种公共生活领域的文化,它的文化基础是社会公德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它与平等、权利、义务和正义等理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城中村”的社区文化主要是植根于当地农村,原住居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一套适应农村社区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社区成员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对原社区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都市文化、外来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不断发生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冲突中有融合,碰撞中产生交流。街道、居委必须坚持塑造现代文明居民这一城市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营造健康向上的“城中村”社区文化氛围,培育平等、参与、友爱、协作的'社区文化价值理念,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通过组织举办丰富多彩的、适合各种层次需要的文化活动,创造社区成员交往接触,增强其认同感,凝聚社区居民人心。另外,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使得“城中村”居住着许多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更需要关爱,他们比常人承受着更多的经济和精神压抑,政府也可以通过社区文化建设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抚慰。此外,在政府加快其职能转换的进程同时,政府也应该及时理顺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与城市基层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明确两者之间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权责关系,这一点在城中村的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显得尤有急迫。

3.3创新社区文化运作机制,活跃“城中村”社区文化

要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通过政府自身来承办和推动社区文化活动的做法,充分依靠社区居民的力量来组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可以建立各种社区文化活动组织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实现广大市民在社区文化活动中的自行组织、自行操作和自行管理。积极培育和建立社区中介组织和文化社团。在社区文化的建设中要大胆地引入市场机制,把可以市场化的文化行为相对一部分让给市场,挖掘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动力。通过市场化、产业化机制的有效运行,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使文化建设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社区文化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支持,逐步使社区文化的发展走上自主性发展的新路。

3.4关注外来人口的文化需求,在交流与融合中共建和谐社区

“城中村”由于其可供住房量大价廉、交通便捷,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在此聚居。“城中村”的发展趋势是本土居民越来越少,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事实地将“城中村”内的居住人口分为常住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两个不同的群体。一方面,原住居民强烈的乡土认同感和排外意识,给外地人融入当地文化造成了障碍,也不利于城市管理和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由于在外漂泊和生活艰辛,大多和自己原属同一地域的人往来,很难完全融入本地社会,使他们对“城中村”很少有强的归属感。这就造成了“城中村”社区环境不断恶化、社会问题滋生。因此,对于“城中村”合理城市化而言,其实质就是实现村民、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化,使他们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文明,实现村民、外来流动人口的文化整合和发展。这就要求通过村民、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生活相互作用来实现,这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

3.5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作用,创建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就社区而言,尤其是“城中村”社区,社会弱势群体结集较多,需加大为社区弱势群体服务的力度,而其需要提供的绝大多数的服务都是公益性的。但目前社区基层服务人员和社会义工等公益资源较为紧张,较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而大学里有着大量的青年志愿者资源,可以较好地补充这一不足。

针对目前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资源实际,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利用:

一是发挥专业知识优势,在社区内开展多种形式的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咨询服务。通过这样的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既提供了便民服务,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同时也巩固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同时丰富和促进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二是对居民进行义务专业知识、技能培训,为居民的再就业奠定知识基础。

三是关爱社区青少年问题,重点扶助社区弱势群体。一方面要以模范作用,协助引导教育好失学、失业、失管的青少年,另一方面要将社区贫困家庭、孤寡老人、失业人员等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办好事、解难事。

四是关爱外来流动人口,促进文化融合。大学生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作为桥梁,促进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文化交流,为社区文化建设向深度发展提供条件。

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社区文化志愿者必将会成为未来社区文化活动的主要载体,所以在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发挥社区文化志愿者的队伍,培养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社区文化志愿者成员,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区文化志愿者服务机制,使社区文化志愿者在一种规范、有效、科学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社区中的各个部门应为他们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和方便,以使社区文化志愿者的积极性得以更好的发挥,为社区建设出谋献策。

篇14:河南省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论文

河南省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论文

引言

住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呈高速增长态势,成为国民经济十大支柱产业之一,但近10 年来房价一路飙升,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年国家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很多城市都出台了限购政策,那么这种调控究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 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往往相伴而生,如果只考虑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城市化在其中的作用,就可能会得出虚假的结论,因此,把城市化、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纳入一个系统来研究很有必要。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命题起源于城乡人口迁移模型[1]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2 -4]两类文献[5].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城市化通过聚集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6 -7].而 A. Anas 和 V. Hen-derson 的研究则提出了相反的结论[8 -9].在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R. K. Green 和 J. Y. Champbell 的研究都表明房地产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10 -11].

段瑞君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则是很有限的[12].姚奕等的研究则表明我国不同区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13].巴曙松等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14].皮舜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15].陆菊春等的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但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因区域不同而有差异[16].向为民等的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化增长,二者具有一定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 205,二者互为因果关系[17].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的研究是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对这三者中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三者之间作用机制的规范分析相对较少,而将城市化、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纳入一个系统进行规范和实证研究的文献就更少,只有陈淑云等利用湖北省的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18].另外,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房地产投资状况和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区域经济框架下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实际意义。本研究在对城市化、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对河南省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1 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1. 1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城市化通过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要高于农村,随着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拉动消费需求增长; 同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也会引致道路、桥梁等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房等投资需求的增长。其次,城市化通过影响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将使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聚集,交易成本降低而交易效率提高,便于知识外溢、技术创新和扩散,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第三,城市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充分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实证数据表明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第一产业[19].

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化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需求由购买生活必需品向购买奢侈品转换,更加重视对教育和文化等精神方面的投入,而这些产品在城市的供给远优于农村,必然会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需求结构的变化也会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变革,而二、三产业在空间上一般更倾向于在城市聚集,也会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20].另外,在我国长期重城轻乡政策的影响下,非均衡的经济增长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再加上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等于变相地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这也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动力,推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

1. 2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房地产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投资是 GDP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其次,房地产业产业链特别长,与建筑业、建材业、化工业、冶金业、金融保险业、机械制造业、电器电信设备制造业等 50 多个行业都有关联,房地产投资的发展可以通过带动其前、后和旁侧关联产业的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第三,由于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的特点,房地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非常强,就业的增加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增加人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也有拉动作用。首先,房地产开发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房地产开发投资提供基础的资金保障。其次,经济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才能提升购房能力,产生对住房的需求,进而拉动房地产投资。

1. 3 城市化与房地产投资的相互作用机制

城市化拉动了房地产投资。首先,城市化使生产、消费、土地、人口聚集,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舞台,夯实了房地产投资的基础。其次,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张和空间结构的变化,大量农用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需要房地产投资来实现,而且,城市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改变房地产开发的空间布局,对房地产投资结构产生影响。第三,城市化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安家置业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房地产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从而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

房地产投资推动城市化进程。首先,房地产投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进程。其次,房地产投资增加使得城市的道路、桥梁、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得以带动和加强,提升了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为城市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房地产业产业链长,其相关联的建筑、建材、家装等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较强的吸纳作用。据河南省工商联的统计数据,房地产开发每开工 10 000 m,就能创造12 000 个农民工的就业机会[21],从而可以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

2 实证分析

2. 1 指标说明与序列平稳性检验

关于城市化水平的'度量,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采用的有单一指标,也有综合指标[22],而将城镇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度量指标应用最为广泛,且有权威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精确性,本研究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来反映城市化水平。房地产投资指标采用河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年度总额数据,以 1990年为基期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经济增长指标采用河南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数据表示,以 1990 为基期采用 GDP 折算指数进行折算。样本区间为 1990- 年,所有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 ) 》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3) 》。对城市化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实际 GDP 序列取对数以消除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分别用 ln U,ln R 和 ln G 表示。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用 Δln U,Δln R 和 Δln G 表示[23].

为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时出现的虚假回归问题,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选取适当的带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使用 Eviews 5. 1 软件对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变量 ln G,ln U 和 ln R 都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的,说明 ln G,ln U 和ln R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

2. 2 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使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法,确定当滞后阶数为3 时,AIC 的值最小,确定无约束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 阶,由于协整检验的滞后期为无约束 VAR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所以,将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确定为2,运用 Eviews 5. 1 软件得到检验结果( 表 2) .

式中: et为随机变量; 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 t 统计量值。从回归结果来看,方程拟合优度良好,统计变量显着。

协整方程反映了 3 个时间序列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加和城市化水平提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弹性系数是 0. 19,即房地产开发投资每变动 1 个百分点,实际 GDP 将同向变动0.19 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弹性系数为1. 35,即城市化水平每变动 1 个百分点,实际 GDP 就同向变动 1. 35 个百分点,后者的弹性大于前者,说明河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了弥补长期静态分析的不足,考察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VEC,依据赤池和施瓦茨信息准则,并通过对残差的自相关和正态性检验,确定 VEC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2,建立 ln G,ln U 和ln R3 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2. 3 Granger 因果性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说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还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来确定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 AIC 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数为 2 阶,利用 Eviews 5.1 软件进行检验( 表 3) .

由表 3 可知,房地产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增加,二者之间存在由经济增长到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则不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二者存在由城市化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城市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房地产投资的增加,但房地产投资对城市化进程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二者存在由城市化到房地产投资的单向因果关系。

2. 4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果

协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性检验的结果表明,虽然从长期来看,河南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之间存在比较稳定的经济关系,但在因果关系上,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反过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意味城市化进程随之而加快。其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河南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由此带来的集聚效应明显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河南省城市化进程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这与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长期的乡土情结,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多数都是以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形式进行的,这些人虽然进入了城市,绝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是,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村人口,而城市化指标采用的是城镇人口比重,所以,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的实现需要较长的过程,短期内过快的城镇化可能会阻碍经济健康发展。这反映了河南省的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城市化初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的配套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跟上,城市内各产业无法消化大量新增加的人口,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得农业生产在短期内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短期内不能很好地发挥。

河南省经济增长和房地产投资二者的因果影响也是单向的,即经济增长能够激励投资者加大房地产投资,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一味地通过刺激房地产投资来拉大经济增长的做法并不可取。房地产投资增加产生了较强的挤出效应,河南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比较低,人均 GDP 在全国仅排第 23 位,10 多年来房地产投资的迅猛发展挤占了其他生产性行业的投资和银行贷款,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加剧了投资结构的失衡; 而且,房价追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路飙升,加大了城市中企业的商务成本和投资成本,房价与收入脱钩,超出了人们的购买力,居民绝大部分的收入都要用于住房,挤占了居民消费支出。

较强的挤出效应所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城市化和房地产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是单向的,城市化能够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反之并不成立。

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产生对住房的需求,必将带来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而且这种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强,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长期内房地产投资并没有推动城市化进程,短期内的房地产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说明河南省房地产投资和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实现良性互动发展,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现有的住房供应体系制约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对城市化、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应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了河南省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河南省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稳定的长期经济关系,但这些变量的因果关系都是单向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反过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城市化进程随之而加快; 经济增长能够激励投资者加大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城市化能够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反之并不成立。这一方面反映了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指出来过去政策操作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例如,过分依靠加大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严重的“挤出效应”可能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政策效果,这也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没有对房地产市场过度干预的主要原因。

上述结论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首先,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城市化进程。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以避免对城市交通、环境等形成过大压力。目前,河南省城市化水平仅为42. 4% ,且没有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应着重发展郑州这一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促进周边中小城市统筹发展; 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河南省是农业大省,绝大多数人口都分布在农村,按照我省城镇化率每年提高 1. 7 个百分点的目标,一年就要解决170 多万人的进城问题,现有的区域中心城市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这么多人进城,而建设农村新型社区,使农村城镇化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其次,要适当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调整房地产投资结构,减少高档住宅建设,增加保障型住房建设,研究好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政策,建立完善分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 挤压房地产价格泡沫,合理调控房价,使房地产投资与城市化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M]. 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516 -517.

[2]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 3) : 155 -173.

[3]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 5) : 1002 - 1037.

[4]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 ( 1) : 3- 42.

篇15:对传统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与保护分析论文

对传统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与保护分析论文

一、传统社区印象

1950 年—1990 年间,中国有许多城市社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社区的基本形态。这种传统社区的文化形态带有多数农业文明的烙印: 边界不清的熟人关系;手工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血缘、地缘形成的社区关系纽带。

南通人受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影响,拥有比较强烈的社区依赖感。如今,南通寺街里仍然有许多住户,存留着不少明清时期庭院风格的民居,传统的手工工艺及供拜佛诵经的天宁寺都流传了下来。

二、传统社区的变迁

(一) 生产经营方式的变迁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相辅相成,它导致了工商服务项目在特定地域内集聚。因工商服务项目具有更强的劳动力吸收能力,必然促使传统社区中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转变。

1895 年,民族实业家张謇创建了大生纱厂,带动了老城区商业服务的繁荣,寺街一直以来的稳定形态开始瓦解。近代,人们开起手工工场,经营生意或是外出做工。改革开放以来,有空置房间的人家更是把空房改造成茶屋、书馆或旅社来吸引消费者。

可见,传统社区的经济活动变得多样,生产经营开始偏向更有利可图的工商服务领域,生产活动愈发迎合消费心理和市场需要。

(二) 社区空间结构的变迁

城市生态学理论认为: 同一社区的居民会因宗教、职业、文化水准、财富差异等原因,相类似的群体各集聚于一定区域。

随着生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传统社区逐渐出现了财富和地位上的分层,居住格局被打破。寺街中仍然以传统手工和小买卖为生的居民逐渐被边缘化到社区外围,居住空间拥塞阴暗;而翻新过的社区内层是被保护的名家故宅和私人用于开设茶馆、旅社的商业民宅。

(三) 社区关系的变迁

传统社区以血缘、地缘、业缘缔结成亲密的社区关系。改革开放以前,寺街居民几乎保持着以家族为单位的聚居形式。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社区居民间原有的`熟人关系体系逐渐破裂。首先,外来人口增加了社区的复杂性。社区环境的变化催生了居民排斥的心理状态,他们难以适应开放且异质的环境,进而消减了人际交往;其次,新生代寺街居民追求利益、速度和效率,情感沟通减少;最后,因为“个体更愿意与自身拥有相似资本的对象交往”,在具有多方面分层的社区里,寺街人交往范围的缩小化和交往对象的固定化变得合理。

三、传统社区的保护

2010 年开始寺街被列为重点景区。古老安宁的社区开始出现拥堵、失窃、污染等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现代和传统、变迁和保护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以适应城市化大趋势,又能使其不湮没在千篇 一律的城市化浪潮中呢?

(一) 建筑与历史环境的保护有学者在谈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法时,提出了三个步骤: 保存、更新和延续。

首先,需要保存的主要对象是历史遗存和风貌基调。寺街最为重要的历史遗存是天宁寺,它是全国罕见的宋元时期遗留下的木结构建筑,目前对天宁寺的保护未得到重视。另外,传统社区里民居风格繁杂,需要在不妨碍现代生产生活的前提下,修缮保留其原有的年代风格和特征。

其次,更新主要是针对旧建筑的工程作业,一方面是对建筑内部的改造工程,使其适应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要求;另一方面是拆除改建工作。当下寺街最重要的更新任务是社区外围民居的修缮、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区道路的拓宽。

最后,对寺街建筑与历史的延续可将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者需要联系。在这一点上,寺街人已有建树: 他们将宅院中的空置房改造为书馆、茶吧,用以满足城市快节奏下“慢生活主义”消费者们的需要。

(二) 生态与人文环境的保护

对社区生态和人文环境提出保护主要是基于居民异质性增强、环境破坏和污染严重以及社区关系趋于淡漠化这三点现实原因。

首先,在人口构成日趋复杂的社区中应着重开展针对不同群体的活动,加强异质性个人和群体的联谊,增进对彼此的认同。

其次,建立和完善社区管理制度。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设立奖惩机制等方式,提高外来人口对社区环境的保护意识。

最后,政府应加大投入,帮助社区做好环境治理优化工作。比如在寺街中修建公厕和设立垃圾分类回收箱,引导居民和外来者的文明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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