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论》李陵论文言文（集锦10篇）由网友“炎臣婧”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备论》李陵论文言文，欢迎您阅读，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备论》李陵论文言文
《备论》李陵论文言文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
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制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
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
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冒顿单于嫚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
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
汉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徙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广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
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汉武之于李氏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
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
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篇2：文言文《李陵论》练习题
文言文《李陵论》练习题
李陵论
白居易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固亦从而无讥，又可乎？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殚，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
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窍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
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汉李陵策名上将 策名：出仕，为人之臣
B．罪逭于躬，祸移于母 逭：免除
C．酌其本末，事不相侔 酌：斟酌、考虑
D．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 爱：怜爱
2．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都是直接表现李陵失君子之道的一组是（3分）
①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 ②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 ③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 ④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 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 ⑥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
A．①③⑤ B．②④⑥ C．①②⑤ D．③④⑥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白居易认为，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这不同于范蠡、曹沫的忍辱负重的'行为，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对这种变节行为也没有进行应有的批判。
B．白居易从传统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了《史记》《汉书》对李陵变节没有明讥的做法，他觉得忠、孝、智、勇这四个方面李陵一个都不符合。
C．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李陵不能死战的苦衷，反而听信流言，对李陵宗族施以重罚。白居易对此也深表同情，认为李陵功大于过。
D．在白居易看来，李陵如能舍命取信、忘身守死，这是死得其所，必能死且不朽；可惜李陵不死，结果自毁声名，移祸亲人。
4．请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9分)
(1)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3分）
(2)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3分）
(3)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3分）
篇3：《李陵论》文言文原文及译文
《李陵论》文言文原文及译文
原文：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固亦从而无讥，又可乎？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殚，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
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窍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
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译文：
《论》说：“忠、孝、智、勇这四个方面，是做臣子、做儿子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君子，奉行并不断追寻着这四个方面，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们，就不配做君王的臣子、父母的儿子了。汉代的李陵出任上将，出兵征讨匈奴，我私下认为，他不为国家的事业而牺牲是不忠，活着投降匈奴是勇，放弃先前的功绩是不智，招致后来的祸患是不孝，四个方面没有一个是可以的，因而使自己的宗族灭亡了，可悲啊！
我读《史记》《汉书》，发现它们对李陵都没有明确的批评，私下为此感到很是疑惑。司马迁虽然是因为李陵而遭受罪责的，然而对李陵没有批评，是应该的吗？班固也跟着司马迁而没有批评李陵，还是应该的吗？按照《礼记》上说：“为军队谋划的人，失败就要死去。”所以失败而死，这是死得其所啊。然而李陵该死时却不死，能不得到批评吗？我看他最初带领步兵，深入到匈奴的领地，能用少数军队攻击众多敌人，用辛劳的军队击败准备充分、养精蓄锐的敌人，一再打仗一再胜利，没有谁能比他的功劳大的。然而到了士兵用尽、力量衰竭、锋锐遭受摧折而失败的时候，他不能够拼死一战，最终被活捉而投降了。
唉！丢掉国君的使命，挫伤国家的威风，不能够称作忠；向匈奴屈服，束手就擒成为俘虏，不能够称作勇；丧失战功在前，不要自己家庭的名声在后，不能够称作智；（只顾）自己免除罪行，而将灾祸转移到母亲身上，不能够称作孝。他却引用范蠡、曹沫来自比，又是多么荒谬啊！况且会稽的耻辱，不是范蠡的过错；鲁国蒙受羞辱，曹沫一定会讨回损失，所以这二位不死。然而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降低身份，使自己受制于强敌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报国之心，又有什么作为呢？那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作为大汉的将军被单于活捉，这是助长敌人（的'气焰）而严重地侮辱了国家啊。况且这二位即使不死，也不会有李陵的投降的恶名；这二位如果被活捉投降，也不会有李陵的延及父母的祸患。考察这几件事的始末，李陵的事与这两位的事并不相同，然而李陵却自以为是仰慕（效仿）他们的行为，这是严重地失去了做臣子的道义啊。
我看李陵回复苏武的书信，他心中只是担心汉朝不明白自己，却没有自我反省这件事的始终。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刺穿心脏自我表白，割下头颅表明心志，何如尽到臣子的节操献上生命来取信于国君呢？与其痛心母亲之死，悼念冤死的妻子，怨恨君王埋怨国家，何如舍弃生命坚守正义而死，从而解除亲人的祸患呢？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具体情况，而听信下面的流言，立刻对李陵的家人施加重重的刑罚，难道不是对不起李陵对汉朝立下的功劳吗？”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苟且偷生，而能够接着死去，那么朝廷一定会将对他的赏赐延续到他的后代，刑罚也不会施加在他的父母亲族身上，李陵的战功足以冠绝当时，他的豪壮气节足以为后世垂范，忠、孝、智、勇四者都成立了，而且他的死将永垂不朽，哪有流言能涉及他啊！
所以不是该做的事，君子不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到了该牺牲的时候，君子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李陵不死，就失去了君子该行的正道。所以陇西的士大夫们以姓李感到惭愧，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吗？
篇4：《李陵论》文言文原文及译文
《李陵论》文言文原文及译文
原文：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固亦从而无讥，又可乎？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殚，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
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窍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
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译文：
《论》说：“忠、孝、智、勇这四个方面，是做臣子、做儿子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君子，奉行并不断追寻着这四个方面，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们，就不配做君王的臣子、父母的儿子了。汉代的李陵出任上将，出兵征讨匈奴，我私下认为，他不为国家的事业而牺牲是不忠，活着投降匈奴是勇，放弃先前的功绩是不智，招致后来的祸患是不孝，四个方面没有一个是可以的，因而使自己的宗族灭亡了，可悲啊！
我读《史记》《汉书》，发现它们对李陵都没有明确的批评，私下为此感到很是疑惑。司马迁虽然是因为李陵而遭受罪责的，然而对李陵没有批评，是应该的吗？班固也跟着司马迁而没有批评李陵，还是应该的吗？按照《礼记》上说：“为军队谋划的人，失败就要死去。”所以失败而死，这是死得其所啊。然而李陵该死时却不死，能不得到批评吗？我看他最初带领步兵，深入到匈奴的领地，能用少数军队攻击众多敌人，用辛劳的军队击败准备充分、养精蓄锐的敌人，一再打仗一再胜利，没有谁能比他的功劳大的。然而到了士兵用尽、力量衰竭、锋锐遭受摧折而失败的时候，他不能够拼死一战，最终被活捉而投降了。
唉！丢掉国君的使命，挫伤国家的威风，不能够称作忠；向匈奴屈服，束手就擒成为俘虏，不能够称作勇；丧失战功在前，不要自己家庭的名声在后，不能够称作智；（只顾）自己免除罪行，而将灾祸转移到母亲身上，不能够称作孝。他却引用范蠡、曹沫来自比，又是多么荒谬啊！况且会稽的耻辱，不是范蠡的过错；鲁国蒙受羞辱，曹沫一定会讨回损失，所以这二位不死。然而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降低身份，使自己受制于强敌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报国之心，又有什么作为呢？那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作为大汉的将军被单于活捉，这是助长敌人（的气焰）而严重地侮辱了国家啊。况且这二位即使不死，也不会有李陵的投降的恶名；这二位如果被活捉投降，也不会有李陵的延及父母的祸患。考察这几件事的始末，李陵的事与这两位的事并不相同，然而李陵却自以为是仰慕（效仿）他们的行为，这是严重地失去了做臣子的道义啊。
我看李陵回复苏武的书信，他心中只是担心汉朝不明白自己，却没有自我反省这件事的始终。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刺穿心脏自我表白，割下头颅表明心志，何如尽到臣子的节操献上生命来取信于国君呢？与其痛心母亲之死，悼念冤死的妻子，怨恨君王埋怨国家，何如舍弃生命坚守正义而死，从而解除亲人的祸患呢？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具体情况，而听信下面的流言，立刻对李陵的家人施加重重的刑罚，难道不是对不起李陵对汉朝立下的功劳吗？”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苟且偷生，而能够接着死去，那么朝廷一定会将对他的赏赐延续到他的后代，刑罚也不会施加在他的父母亲族身上，李陵的战功足以冠绝当时，他的豪壮气节足以为后世垂范，忠、孝、智、勇四者都成立了，而且他的死将永垂不朽，哪有流言能涉及他啊！
所以不是该做的事，君子不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到了该牺牲的时候，君子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李陵不死，就失去了君子该行的正道。所以陇西的士大夫们以姓李感到惭愧，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吗？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进士及第。8，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晚期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
篇5：朋党论文言文
朋党论
宋代·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篇6：强弱论文言文
强弱论文言文
汉武帝朝有云：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山野先生曰：实为强汉者论，然后世有几何？
宋乃巨富国也，岁岁援捐于外，朝朝进贡于它。僻野蛮族，屡屡犯边，边民涂炭，同胞离恨。山野先生曰：交也，情真爱挚，岂钱所能为也？酒肉兄弟，金钱友谊，恶俗低贱者推崇备至，实乃无义无德者度他人之腹，以私益忖天下，自取其辱。
昔有慈禧太后者，秉政于国，袁世凯奸雄，每见之汗出如浆，惧而怕之，大唐周天子武后者第二，女中豪杰也；然私家天下，不能脱离私字于万一。岂非人杰者之过？然晚清有赖于太后，中兴也。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新欢。国将不国，唯有下策也。宁与洋贼，不予家奴。百姓何辜？沦落为奴于清？
山野先生曰：世间事强者心强乃大，色厉内荏者每每高喊天下无敌，然自虐自卑多显。每每结钱他国于前，自屈辱他国于后，实为人皆有阅人之标准，唯私心低贱者不醒也。
有闻华裔被蛮族欺凌者，然汉武帝魂久未归，只能自怨自叹，甘受于辱。山人多有不服者曰：吾乃强国上邦，何故如此？忍让为进，等他日图报。山野先生曰：强者公心也，大者无私也，有私则万民可牺牲，有利则万民可放弃，何论强弱？公心为强，私利为辱，苟延权力，满足私欲，晚清慈禧太后也。
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对民暴力者，划同胞敌我者，私政也。而弱国无外交，私政无国民。外耻苟安残喘，内欺凌百姓为能，乱臣贼子也。
山野先生曰：往溯千年，朝兴朝替，私国中华，生民涂炭，何有家国？移民于外者，生死靠天，每每被异族屠之，何有敢言者？有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意淫也。叹、叹，同胞遇难，鞭长莫及。竟有炕头光棍者，论私自去国、它国法律，言下之意，生死由它。畜生尚念骨肉亲情，贱畜何敢言也。
篇7：论阔文言文
论阔文言文
古之贤人必有阔。阔者，所以宽容大度能错也。人非圣贤而无过者，过而容改，大度者也。过而不解，其为过终于心也，量小矣。长于斯者，其有过于吾，吾宽容而待之；长于斯后，其有过于吾者，吾海量而容之。吾待人之道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是故长幼无异，无轻无重，道之所存，胸之广长存也。
嗟乎！宽容之不存已久矣，欲人之改过也难矣！古之中华，堪之于今远矣，尤倡大海之量；今之众人，识超古人亦远矣而量小于古。是故越容越小，道之不存久矣。量大之所以为宽，容小之所以为窄，皆源于此也。
爱其弟子，教之以宽；于其身也，则耻于宽，谓之怪哉？己所不欲也施于人。吾未见其明也。观之田间小民，错而为宽者善也，反观上层之人，过而于心终为过。犹五千文明史，记亿长存也。问之，则曰：“彼与彼时为误也，误之为误，终为误矣。”
呜呼！宽道之不复可知矣。谓之小民之人，师表之人不屑，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非无过，孔子尚不足，况于凡人呼？
篇8：论毅力文言文
论毅力文言文
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而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
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客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破，而遂有应刃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彼皆与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顺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容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得达也。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箦，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篇9：兴亡论文言文
兴亡论文言文
夫观天下，巍巍华夏五千，朝代之更替，如日月之交换，繁而杂乱，不易梳理。兴亡却有之轨迹，循而复始。
自三皇起，过五帝至夏，政权更替多用禅让。三皇者，不可考也，余乃观之，有巢、遂人、神农乃历史变化之三个时期也。有巢者，渔猎时期也，遂人者，游牧时期也，神农者，农耕时期也。
五帝自《史记》世系表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此皆禅让而更替行政之权者矣。禹治水而功，受禅于舜，至此废禅让而专世袭，其子启建而立夏，为中国之第一王朝矣。
夏至太康之时，因荒淫而遭有穷氏后羿撺掇，然虽有少康之中兴，再至桀时终亡于商。至此定下王朝兴衰之变化规律也。商初而兴，至中盘庚而盛，末由帝辛亡于周。
周始行封建，分封诸侯于四野，天子拥天下而临中央。然封建之流弊亦随周之兴亡而暴露之。周自迁都洛邑，国力不负，诸侯乱而相伐。始皇出，天下安，诸侯灭，中国一，统钱字，定轨尺，环宙宇，归六合。废封建而行郡县，权归中央，任命地方，乃天下之大新也。然六国者不安矣，秦之亡，实乃六国者也，封建余孽对峙于集权新政，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此，终亡矣。
从此之天下，历朝均有封建，虽集权于中央，然封建犹阴魂不去，祸国为害不浅。汉之封建，招之七国叛乱，晋之封建，亦八王之乱矣。唐初之封建于子孙，乃出玄门之变，后期之节度者，离中央而行军政之权，实乃与之封建无异。宋虽封建势弱，仍有赵氏子孙封地为王。蒙古之封建，四汗国并存然其崩解。明时封建，亦出靖难、宁王之乱矣。清之封建三藩，亦是如此，封建荼毒岂非亡国之一罪乎？
王朝更替之规律，无非初期之修养，中期之兴盛，末期之衰亡。初期之时，因祸乱战伐，民不聊生，为促国盛而行休息之策。转至中期，国力强盛，乃兴兵扩疆，扬名世外。而至末期，国力财富因中期奢而霍之，故变而匮乏，不得已加赋税，重徭役，逼民谋起，门阀叛反，再加之边患外急，内外蛀食，遂而亡。
汉初用黄老之策修养民本，至武帝时削封建而强集权，罢百家而尊儒术，王朝强盛于世，而北拒匈奴，西通西域，南阔疆土，至元帝时，犯强汉者，虽远诛之，中国国力之强盛，与罗马、安息、贵霜并举。然穷兵黩武，耗其国力，终至流民四起，颠覆王朝。流民起义者，乃国之亡之二罪矣。
夫观隋时，合中国，开科举，凿运河，游河西，千邦来贺，万国来朝，却因好大而喜功，国民生况日下，遭至门阀义起，终二世而亡。盛唐初时休息，至武后、玄宗时盛极于世，然地方势力之盛强必削中央之实权，安史一乱，帝国终不复往，流民又起，遂而亡之。然隋唐之亡，乃至汉之亡，均可归于藩镇门阀之祸矣，藩镇之祸实乃亡国之三罪矣。
至宋时，太祖门阀出身，深知藩镇之弊，从此强集权，削地方，重文抑武，实文化昌盛，科技辉明，货币之兴荣，钱财之富足为后世所惊叹哉。然之武功却无他见，边疆烽烟终烧至京都。然宋之军弱，重文抑武实乃其一，二者乃唐时之民族政策，对边民之宽容，使之肥沃牧场尽归游民所有，至宋之时，河西为西夏所据，无天然牧场驯马，宋之步兵实难与之骑兵对敌。三者乃燕云十六州之失也，五代之时，燕云之地尽归契丹，宋虽统一，然燕云未收，攻无天险可据，退无长城可守，与辽金对峙，实难取胜。四乃辽金夏已与其他游牧有别，其乃建立王朝政权，与之汉唐时之匈奴、突厥不可同语矣。宋经靖康而退居长江以南，利其天险延其国祚，其军抗击蒙古之久，又岂可言其武力之差乎？然亡于蒙古乃大势所归矣，世界皆为蒙古铁蹄之颤，何其宋焉？
明之立国初者，亦用其修养之策，然其策之税法，为之后世伏患矣。观明一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华夏之功竹难书罄。废宰相设内阁，促工商，兴远洋，资本之新发，火器之昌盛亦属世界之前。然其税法之误而亡其国，虽得张居正改革历变，然不得其解，是为亡明之一矣。明初对峙蒙古，后对峙于满清，又平倭患，援朝鲜，战事终无断矣。战事劳其民，伤其财，使之民怨，终激而民变，是为亡明之二矣。然一二者，实为相绕着，因其税务，国之库府无充盈之财，因其战事，损之库府本不充盈之财，国之为于战事，必充其饷，然东林之辈所累，矿盐之商少税难收，复征其农者，农者本无财，刮之民膏必使民变矣。东林之辈，误国者何其词也，南迁之议，诺成定案，然中央移至应天，国祚仍在，不至军阀四起，私拥立王而内乱纷纷，整顿国事再图北伐者，收复之望尤在矣，此乃亡明之三者。末帝崇祯，虽除阉党，整朝纲，然刚愎自用，生性多疑，频换内阁，丧失民心，斩杀守将，扰乱边防，终使满清入关。观当之气候，正值冰寒侵袭，农耕欠收，游牧外窜。满清者，金之后裔也，早窥中华久矣，明末国力微衰，内乱四起，趁而侵之，入主中原，剃发易服，臣服汉民。此之为亡明之四矣。
然观之宋明二朝，皆亡于异族外国，虽此时已融而合一，然当时却是如此。异族入侵实乃亡国之四罪也。清之亡者，乃时代变迁，大势所趋，无奈何他，然仍逃不过息、兴、衰三步规律尔。终观华夏古史，息、兴、衰尤滚滚车轮，无可逃逸。而祸国之四罪者，封建、藩镇、民变、外敌。此四罪者皆关乎亡国灭种之祸端，史来有之，必慎重而行之。
百年兴亡，终不过一届废丘，百姓安危，却如是一叶枯城。王朝兴衰贯穿始终，英雄小丑都归尘土。当之读史，应以史为镜，了知兴衰，引之为鉴，杜之安然。此乃史之价之所在也。
然国之强，必先民之富，《管子·治国》有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国安必可断其流民变起之罪矣。国富而军强，重国防，顿军务，绝边患，安国邦，兴科技，集智囊，必可断其外敌入侵之罪矣。强中央，分地方，收兵符，渐民权，必可断其封建、藩镇之罪矣。
余望想，吾华夏之威，故必复现，重回秦之傲骨，汉之雄武，隋之威严，唐之世盛，宋之富足，明之刚毅，至时千邦来贺，万国来朝，巍巍华夏，永立东方。
篇10：朋党论文言文及翻译
朋党论文言文及翻译
原文
〔宋〕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团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末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胡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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