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新司法解释（锦集9篇）由网友“多西呆待哪呆”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新司法解释，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新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11号，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0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8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为正确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第二条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
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
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第十三条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八条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九条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
(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
(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
(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
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第二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篇2：诉讼时效中断司法解释
第十三条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第十四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第十五条 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六条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第十七条 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八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九条 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
(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
(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
(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
第二十一条 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第二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篇3：民事答辩状诉讼时效
答辩人肖鹏，男，1988年出生，汉族，学生，住********。
答辩人因原告肖亮诉我遗产继承纠纷一案，现根据事实和法律答辩如下：
一、原告肖亮已丧失了继承权。
理由是：原告肖亮和被告肖鹏之父肖明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但肖立被宣告死亡后，被告肖鹏之父与被告肖鹏表示继承遗产古画5幅、存款23万元、120平米房屋一套，而原告肖亮未表示接受继承。
实际该遗产已由肖明继承，自此算起原告明知其权利受侵犯之日到6月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因此原告肖亮已丧失了继承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肖鹏所继承的财产是父亲肖明所应继承的财产。
肖立被宣告死亡后，父亲肖明已继承了肖立的遗产古画5幅、存款23万元、120平米房屋一套，肖明于在一次车祸中死亡，被告肖鹏作为肖明合法的继承人，继承了肖明所继承的肖立的遗产，不属于代位继承。
三、肖立所立的两份遗嘱合法有效，对第二份遗嘱，古画二幅、存款5万元可以由肖哲继承。
因为被告肖哲自206月才得知有该份遗嘱，从其主张继承的权利至提出继承权止未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综上所述，被告肖鹏认为，原告已丧失了继承权，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被告肖哲可继承古画二幅和存款5万元。
此致
________人民法院
答辩人：肖鹏
年 月 日
附：1、本答辩状副本____份。
2、证据复印件____份。
篇4：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和适用的相关内容整理如下：
1，起诉期间为不变期间，而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其次，过了起诉期间，法院不予受理。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照样可以起诉，也可能胜诉。
除斥期间的客体为形成权，而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其次，除斥期间届满，发生的效力是实体权利消灭。而诉讼时效已过，实体权利还在。
基于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强制性，当事人不得自由约定变更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中断与诉讼时效不完成、中止、不起算制度的区别在于：
第一，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为主观是由;而后三者事由则为客观事由。
第二，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而诉讼时效不起算，是指在诉讼时效不起算事由消失后，诉讼时效开始起算;而在诉讼时效中止情形，客观事由消失，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在诉讼时效不完成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在客观事由存续期间以及客观事由消灭后的法定时间内不完成。
2，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存款请求权的实现关系到民众的生存利益，如果兑现存款本息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则将危及到民众生存权，故该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司法实务中，针对某一、某几个特定主体定向发行的企业债券，因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如果规定出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则有违公司资本充足原则，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其他足额出资的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故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不具有财产内容的请求权并非债权请求权，而系绝对权请求权，关系到作为民事主体的人的人格存续、生存利益以及伦理道德问题，故不适用诉讼时效。不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人格权请求权主要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等。
基于身份权被侵害产生的给付赡养费、抚养费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请求权，因涉及关于保护公序良俗和生存权的基本考虑，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如果被抚养人已经不具备被抚养条件的，仍要求其以前的抚养费，则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诉讼时效期间从不具备被抚养条件之日起计算。
基于知识产权被侵害产生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3，第二条 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不能延长和缩短诉讼时效，但能否排除呢?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强行性，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而且，举重而明轻，既然当事人约定缩短或者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约定尚且被认定无效，那么排除更不行。
此外，当事人约定排除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事由适用的，也属于违反法定性的行为，应认定无效。
4，第三条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缺席视为缺席方承认相对方相关事实和诉讼主张，可以作出缺席判决。正因为此，就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而言，在缺席判决的情形，应视为缺席方不行使抗辩权，法院不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应注意的是，虽然当事人未到庭或者在退庭之前未当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如果其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则应认定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当然下落不明公告送达的案件，法院也不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5，第四条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应注意对义务人在二审期间才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予以支持的情形是义务人基于二审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但是在再审阶段，即使有新证据足以证明其享有诉讼时效抗辩、并据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
6，第五条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同一笔债务具有整体性，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整体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但给付定期给付之债每一期债务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问题，由于争议较大，没有形成倾向性意见，故没有规定。
定期给付债务与分期给付债务的区别在于：
定期给付债务，主要是继续性合同在合同履行中持续定期发生的债务，如租金、工资、水电煤气费、利息等定期给付债务。
分期给付债务，即某一债务发生后，当事人依照约定的时间分期履行，其债务在合同订立时即产生，并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如买卖合同中约定分期付款、分期交货，借款合同中约定分期还贷的。
当事人对分期履行的债务约定担保责任的，如何确定保证期间起算点。如果当事人约定保证人对整个债务提供担保，保证期间应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但分笔保证的话，如何起算存在争议。
因滚动支付合同之债所产生的给付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在实务中不易判定某一笔款项究系支付何期货物的价金，故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较为适宜。当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结算后给付款项的，则给付款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结算之日起计算。
7，第六条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其实，该条司法解释就是避免直接适用合同法第161条规定的不利于债权人的后果。合同法该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篇5：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同意履行义务不仅包括同意履行全部义务，还包括同意履行部分义务。
义务人认可债务的存在，但主张其已经清偿，不应负清偿责任的情形下，如权利人举证证明其未清偿债务的，义务人对债务的承认能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该书的回答是，中断。
18,第十七条 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所谓连带性，就是指基于连带关系，对于连带之债的任一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务人发生的事项，对于其他连带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也发生效力。
应当说，自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对于对连带之债中一人所发生的事项是否涉他性问题就存在分歧。但基于连带之债有共同目的的这一特征，尽管各国立法对连带之债性质认识不同，但各国均规定，为实现满足债权的共同目的而为清偿或与其同视之的事项具有涉他性。分歧主要集中在前述事项之外的事项是否具有涉他性问题，本规定所涉诉讼时效中断的涉他性问题即属其一。
如果对一连带债务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事项对其他连带债务人无涉他性，则由于债权人未向其他债务人主张权利，其他连带债务人所负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其他债务人可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而无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则将导致承担了债务清偿责任的债务人的追偿权因其他债务人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而无法得到保护。
连带保证人就不一样，连带保证人是非主债务人，在主债权人只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而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并不能推定其向保证债务人也主张权利，因此，依照《担保法解释》第3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但是权利人向从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应可以推出其主张主债权。
主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为法定代表人同一的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写有债务人及担保人名称的催款通知单的债务人一栏内签字并加盖公章，并未在担保人处签字和加盖公章的，可以认定该催收行为对债务人和保证人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一连带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为不具有涉他性。
19，第十八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20，第十九条 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本书观点认为，债权转让应由原债权人通知。因为债权转让通知行为实质体现债权人对权利的处分，是一种处分权，该权利应由原债权人来承担。
债权人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意味着其不放弃债权，明确和维持债权的存在，而且在司法实务中，债权转让通知多含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
在“债务转移”情形下，债务转移须经债权人同意。在征得债权人同意的过程中，无论原债务人及新债务人均对所负债务予以确认，同意履行债务，故应认定在该意思表示到达权利人时，诉讼时效中断。
在债务人加入人与债权人签订债务承担协议、原债务人不知情的情形下，能否认定该债务承担行为对原债务人承担的原债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作者，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我赞同这一看法，否则，恶意的债务人加入，诉讼时效永远存在。
由于在签订债务承担协议时并不一定构成原债务人承认债务，故第2款规定，债务承担、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理解第2款，应注意，只有在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才能认定在原债权人与原债务人之间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在债权转让情形下，债务人能否对新债权人主张原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我认为这是当然可以的，否则，在实务上，诉讼时效就永远不会消失。
21，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
(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
(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
(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
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为客观事由，常是当事人主观意志所不能控制的事由。
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尽管权利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情况下，但均可依法委托代理人主张权利的，所以，不应认定属于诉讼时效中止事由。
债权人被专案组接管、无法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止。
22，第二十一条 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保证人在主债务人已经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可以拒绝履行主债务的情形下，却因其无因管理行为造成主债务的诉讼时效被激活，主债务人必须履行债务，这显然不属对主债务人有利的行为。因此，其要求被管理人给付该部分管理费用的诉讼请求不应被支持。另外，从委托代理说，超越授权范围从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自己负担。
当然，从私法自由的角度看，保证人自愿承担债务，也是他的自由。
23，第二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诉讼时效利益的事后放弃，其只要有义务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并不要求当事人达成合意，更不以义务人实际履行义务为必要。
只因义务人承认债务存在(不包含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则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将给义务人带来极大的不公平。如资产负债表在债务诉讼时效完成后才发布的情形。
义务人在催收债务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可以作仅收到催收文书和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债务两种理解，所以最高法院法释7号批复不能扩大适用。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书面承认全部债务，但只同意偿还部分债务的。作者认为，应认定债务人放弃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由于承若一经作出即已经发生效力，义务人单方承若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债务后反悔，法院不应支持。
保证人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提供担保，判令其承担担保责任，并不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加重其担保责任，故其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
义务人自愿履行部分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权利人要求义务人履行全部债务，法院应当区别对待，在义务人以行为方式默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情形下，除非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义务人放弃全部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否则，不能只根据义务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认定其放弃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而只能认定其只放弃部分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一般而言，下列情形可认定为义务人并无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义务人虽在催收欠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但同时明确写明，其不认可该债务，其不同意履行该债务，签字或者盖章只代表收到该通知书。还应注意的是，如果只系义务人的相关人员在邮件文书的信封上签收，而信封未写明催收债权内容的，也不应认定该签收行为表明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
在保证期内催收，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如果催收行为发生在保证期间届满之后，则保证责任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多笔债务中一笔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履行了其中一笔，但未表示是何笔，在这种情形下，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可以认定履行的是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务。
24，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在对本条进行理解时，应把握一个基本问题，即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应溯及至其解释的法律实施之日。
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例外规定：
一是补缺例外，是指在旧法没有规定而新法有规定的情形下，新法的规定弥补已有立法空白。
二是持续性例外，是指引起纠纷的行为为持续性法律行为、且该法律行为持续性至新法实施之后的，应适用新法的规定。
三是从宽例外，是指当新法规定认定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而旧法认定无效时，新法可以溯及既往。
25，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篇6：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附：
最高法院民二他字第3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3月10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高法民一请字〔2005〕1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报告所述情况，冯树根向广州市白云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农业公司)购买农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白云农业公司向冯树根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不符合法复〔1994〕3号批复适用的条件，故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1994年3月26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鲁高法〔1992〕70号请示收悉。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
此复
8，第七条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
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如果原物存在，主张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如果不当得利请求权则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物不能返还分为法律上不能返还和事实上不能返还，法律上不能返还原因在于存在善意取得的情形下。
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问题，因为争议较大，司法解释没有规定。
合同被撤销前，合同约定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能否以该诉讼时效抗辩权对抗撤销合同请求权。不能。在一方申请撤销合同时，若对方当事人以合同有效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为由对撤销合同请求权进行抗辩的，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9，第八条 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10，第九条 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
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11，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主张权利之所以具有中断的法律效力，原因在于权利人以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方式明确和维持了权利，并希图实现权利，因此，诉讼时效期间继续经过的事实基础不复存在，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义务人为自然人，如果其家庭成员并非系前述同住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且未经授权、或不能将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转达给义务人的，则其签收主张权利文书的行为不应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并不以义务人在主张权利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作为必要要件，义务人不在主张权利文书上签名或盖章，但能够采取其它方式证明主张权利的文书到达义务人的，均可以进行认定。
本项所指的债权金融机构从债务人帐户内扣划欠款本息行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是指对于未被抵销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其适用的法理为部分主张债权具有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及于其他债权。
义务人所留邮寄地址原并无错误，但后由于义务人变更地址未及时通知债权人，权利人仍依以往邮寄惯例进行邮件催收，这能否导致时效中断呢?作者认为，义务人所留地址错误都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依照当然解释，应当认定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
在自己网站上发布催收公告不具有主张权利的效果。
行政机关的相关行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权利人向与义务人为同一法定代表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中断。
债权人不知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变更，向原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的，基于合理信赖，应视为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了权利。
特性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后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仍为特殊诉讼时效期间。
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时应尽可能做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债权人向义务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因具有可认定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的客观事由，应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12,第十一条 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本条规定的是同一债权可分给付之状况。但是，在可分之债中各债权、各债务均各自独立，因此，由一方当事人就分割部分产生给付，对其它当事人不产生影响。
同一债权包括同一笔债务分期履行的情形。
不管主张本金或者利息都及于全部。
13，第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各国立法将“提起诉讼”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立法理由在于，权利人未怠于行使权利。由于权利人是向法院请求，请求意思表示到达法院即生效。
即使原告诉错法院其起诉行为也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这里的提起诉讼，包括附带民事诉讼和因错误认识而提前的行政诉讼，也包括代位权诉讼。
但是，法院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理由在于，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起诉应指合法之诉，或者虽非合法但足以认定真正权利人向真正义务人主张争议权利的，可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否则，就不具有时效中断的效力。
由于特殊政策性原因而暂时不予受理，也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暂不予受理期间应持续中断，直至法院下发恢复受理的通知之日止。
起诉后撤诉的，视为未起诉，但如果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的，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但未到达义务人的如何处理，争议很大，没有统一意见。
14，第十三条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权利人是基于主张权利的目的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者死亡，如果并非基于主张权利的目的，则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诉讼时效中断后的重新起算应自中断事由终止时开始，中断事由持续一段时间的，应自该期间届满后重新起算。
诉前财产保全即使被裁定解除，由于权利人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意思表示存在，故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15，第十四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这里的“有权”，是指相关组织必须具有解决相应民事纠纷的权限，而并非权利人向任意单位提出请求均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在司法实务中，权利人向妇联、工会、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请求保护民事权利较为多见，如权利人请求保护的民事权利系在上述组织权限范围之内，则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撤回请求存在争议。但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的，应认定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则发生诉讼时效中断。
16,第十五条 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这里所谓“权利人向公检法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并非严苛权利人必须在刑事报案时明确提出是基于保护民事权利而报案或者控告的，就应能从其报案或者控告的行为中推出其有“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意思表示，就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权利人在生效刑事判决作出后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当事人的，其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
撤回报案或者控告的，若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的，应认定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故发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但在不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形下，能否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尚存争议。
17，第十六条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义务人向权利人承认义务，推翻了原诉讼时效进行的事实基础，使债权得以明确和维持，故无需权利人再通过其他方式明确和维持权利。
篇7：民事诉讼时效的一般和特别规定
民事诉讼时效的一般和特别规定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虽可拒绝履行其义务，权利人请求权的`行使仅发生障碍，权利本身及请求权并不消灭。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后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般诉讼时效 指在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时效，这类时效不是针对某一特殊情况规定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一般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 二年。
特殊时效可分为三种
一、短期时效为一年。短期时效指诉讼时效不满两年的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时效为一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被损坏的。”
二、长期诉讼时效。长期诉讼时效是指诉讼时效在两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诉讼时效。
《环境保护法》第42条“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起时计算。”及《海商法》第265条“有关船舶发生油污损害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六年。”规定诉讼时效为3年
《合同法》第129条“第一百二十九条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诉讼时效为4年。
三、最长诉讼时效为二十年。
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根据这一规定，最长的诉讼时效的期间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权利享有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效最长也是二十年，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时效具有强制性，任何时效都由法律、法规强制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时效的延长、缩短、放弃等约定都是无效的。
篇8：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全文
第二十三条 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法院基于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作出再审判决、裁定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二十六条 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20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对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篇9：新物权法司法解释
因无法形成共识等种种原因，我们倾注大量思考的诸多重要问题，未能体现在最终颁行的司法解释之中。此外，就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条文而言，也有一些文本之外的思考需要加以说明和阐释。因此，在职业转换之后，我希望借“拾遗系列”，以上述问题为重点展开连续探讨，慰藉在解释制定过程中的未竟之业。
流押禁止正在失去其强势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中，由于物权法定主义余威犹存，建构非典型担保制度的努力未能取得成效。本文将就其中的取舍之道进行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1月25日，张某与甲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甲公司开发的商铺，双方办理了合同备案登记手续，甲公司出具不动产销售发票。次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如甲公司在借期3个月届满不能偿还，则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因甲公司未能偿还借款，张某遂诉请甲公司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涉案原型案件为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344号，相关文书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或无讼案例，亦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2期(裁判文书选登栏)]
日本民法学者加藤一郎将法律规定形象比喻成一个中心浓厚、边缘稀薄的框，其文义在框之朦胧地带，将有复数解释之可能性，因而应依其他解释方法始能解决。(加藤一郎：《民法的理论与利益衡量》，有斐阁1974年版，第36页)《物权法》第186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依规范事项，前述规定之含义当属明确，所谓“框的中心浓厚”，即是如此。但题设类案是否属于该法律条文规范的范畴，则将我们引入“框之朦胧地带”。近来，有关该规定在前述类案中适用问题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主要争议为：如何看待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性质;如何适用流押禁止原则。
二、法律关系性质分析-房屋买卖与非典型担保
民法上的担保，依是否为制定法明定之标准，分为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就制度构造看，非典型担保是在不移转占有的前提下，以移转担保标的物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方式，实现债权担保之目的，故又被称为权利移转型担保。题涉交易情形的出现，与非典型担保的域外发端有着极为类似的实践动因。站在比较法层面，考察域外法制应对之策的演变轨迹，当属必要。
依担保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转移的时间，非典型担保主要分为三类：假登记担保(代物清偿契约、买卖预约);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因非典型担保本非担保物权的预定制度而由立法者所设计，各国(地区)学者对其种类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采纳日本学界的观点)题设情形有别于所有权保留无需赘言，是否属于让与担保不无疑问。让与担保中，标的物权利系在先转移于债权人，依此初步判断，题设情形不属于让与担保。从类型分析看，广义的让与担保包括让与式担保(让渡担保)和买卖式担保(卖渡担保)。前者是指债务人将标的物的财产权转移给债权人，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就标的物取偿;后者是指以买卖的方式进行信用的授受，授信者没有请求返还价金的权利，但受信者享有通过支付一定的金额而请求返还其所让与标的物的财产权。质言之，让与式担保权利移转的原因是债权的担保，当事人之间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式担保中权利移转的原因是买卖，当事人之间没有除此以外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买卖型担保已成特例，几近萎缩，现实语境下的让与担保就是指狭义的让与担保，即让与式担保。即使仍从广义角度理解，题述情形因存在买卖关系而不属于让与式担保，又因存在债权担保而不属于买卖式担保。
假登记担保契约，其发端旨在规避法律中有关流担保约款禁止的规定。学理上的分类主要包括买卖预约、代物清偿契约以及附停止条件的代物清偿契约等。代物清偿契约，是指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指定特定财产，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则转让该财产并以之充当债务清偿的合意。(我妻荣：《新订担保物权法》，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570页)其特点有二：一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是特定财产之财产权在债务不履行时才移转于债权人，而非在缔结代物清偿契约时发生移转。其与附停止条件代物清偿契约的差别在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标的物权利并非当然归属于债权人，而须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意思表示，标的物方可移转归属于债权人。(四宫和夫：《让渡担保》，日本评论社1972年版，第528页)买卖预约情形中，债权人、债务人不设立担保物权而设定买卖关系，在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一定价格买受该标的物。综合来看，买卖预约与题设情形最为相近，可为题设命题提供非典型担保物权上的学理归位，后续的比较法解释、分析乃至判断的基础亦由此奠定。当然，概念化的法学研究成果，亦会存在不被实践引据的可能，理论上有无必要拓展非典型担保之类型，可予更进一步研究。
三、虚伪表示之检讨-非典型担保物权合法化努力之一
当前，我国理论与实务界中有关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买卖关系的观点，正是着眼于通过买卖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仅属形式，当事人间实质上并无移转标的物权利之意思，故构成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判断。域外物权实践中，非典型担保物权之滥觞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纵观其渐生发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否定、改良、承认的演变过程。在否定阶段，主要理由就在于，当事人设定让与标的物物权(以所有权为代表)移转之意思，构成虚伪表示。(但此种见解，仅在德国普通法时代与日本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曾经出现，其后即无迳以其为通谋虚伪表示，认其为无效者。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自发行三民书局经销2004年8月修订三版(六)，第456页)
非典型担保物权制度藉由学说鼓噪并最终通过判例甚至立法得以确立，此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与实务努力首先表现在，赋予其设定目的上的独立性，使其摆脱了“虚伪表示”的嫌疑。非典型担保中，担保金钱债务履行是当事人的目的，通过买卖或者其他设定行为移转权利则属于手段。之于目的而言，手段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一直纠结着学者的逻辑思维。最终确立该手段合法性的理论创造和移植，也历经了一个不断完善自洽的过程，第一步体现在虚伪表示概念的重新界定上。耶林在其《罗马法的精神》中，从技术意义上阐释了一个区别于虚伪表示的新概念，即伪装行为。与虚伪表示不同之处在于，伪装行为并非旨在排除因其法律行为所生之法律效果，而恰恰是为了获得在该行为中所包含的两次性效果。于历史角度考察，该行为多是因为企图回避不便的法律而为，其概念系经由习惯法上的长期沉淀而最后形成。(Jhering,Geist des romischen Rechts,II2,4.Anfl.(1883),§III1,§ 58 S.281 ff.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41页)库勒在继受与虚伪表示相区别的伪装行为概念基础上，认为其间存在一个隐匿行为，亦即当事人虽然意图某一法律效果，但该行为自身却是为了与该法律效果不同的经济目的而进行。题涉类案中，作为目的存在的“担保”，即属隐匿行为，但系双方当事人有真意意思表示不一致的结果。在内部关系中，应对各方产生拘束力。学说上根本解决“虚伪表示”问题的标志，是信托行为理论的提出。非典型担保物权之理论溯源于罗马法中信托行为理论并吸收日耳曼法上之信托成分，经由百多年发展演变而来。英美法中信托财产之所有权采“二元所有权”观念，大陆法系继受信托制度时虽未确定承袭该称谓，但无不认为受托人之所有权及受益人之受益权决不可与民法中所有权及债权请求权相提并论。亦即，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信托制度中对该独立性的把握体现了信托关系的内外权利构成，也为学说最终以担保权架构理论取代所有权架构理论解释非典型担保物权架构奠定了基础。在信托行为理论更为精准划分当事人内部关系权利义务内容的基础上，德国学者Rigelsberger认为，信托行为就是当事人为一定目的而采取的超出必要限度手段的法律行为，最终是为了达到法律所许可的目的。就法律效果而言，标的物所有权基于买卖而转移，但经济上或者说实质层面的担保设定，应被视为该法律行为的动机。(田高宽贵：《担保法体系的新发展》，劲草书房1996年版，第48-49页)建立在学说的一系列努力之上，日本于1977年颁行《假登记担保契约法》。至此，假登记担保契约这一非典型担保物权终获立法肯认。尽管仍然间或面对“卑劣的担保手段”、“私法上的泥沼植物”乃至“私法交易上的私生子”等质疑和讥讽，但理论上已一致认为当事人就非典型担保物权之约定，乃出于真正之效果意思而为表示，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间故意为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者，显有不同。(谢在全：《民法物权论》，自发行三民书局经销2004年8月修订三版(六)，第456页)
四、脱法行为之反思-非典型担保物权合法化努力之二
否定非典型担保物权最为坚挺的理由在于，其违反了流担保禁止原则，构成不正义的法律规避，即脱法行为。域外学说在解决此问题时，重要着力点之一，是将强行法禁止规范区分为目的行为禁止和方法行为禁止两种类型。在前者，强行法规系在防止当事人企图实现一定事实之效果，若有违反自属无效，此类脱法行为亦同。至于后者，强行法规仅在禁止以特定手段发生一定之效果，因之：如直接违反此项强行法规者，同属无效;惟倘系依其他手段发生同一效果者，则不在禁止之列，仍属有效。流担保禁止规定即属此种强行法规，亦即仅在禁止以设定抵押权、质权之手段达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之效果，并非一概不许依其他担保方法发生相同效果。(谢在全：《民法物权论》，自发行三民书局经销2004年8月修订三版(六)，第464页)《物权法》中有关流担保禁止规定之立法目的、条文性质与域外法例完全相同，在解释上作一体解读，应无不妥。
如果说前述努力还带有分析法学的色彩，那么彻底扫清非典型担保物权之伦理障碍并使其最终摆脱脱法行为质疑的，当属清算义务的确立。该项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对流担保禁止制度的一系列深刻反思。以流押禁止为例，其系基于民法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以及抵押权价值权属性，为杜绝债权人压榨债务人，禁止当事人在抵押权设立至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约定债权人未获清偿即取得抵押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在采禁止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中，改变原有立场已有著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2007年3月28日修订)第873-1条、第893条。前条内容为：约定于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为清偿时，抵押物之所有权移属于抵押权人者，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抵押权人请求抵押人为抵押物所有权之移转时，抵押物价值超过担保债权部分，应返还抵押人;不足清偿担保债权者，仍得请求债务人清偿。后者第二款规定质权之实行准用第873-1条规定)禁止流押的立法考量主要有二：一是债权人、债务人地位失衡，债务人极易受到胁迫和压榨，而其往往无法充分证明其受到的胁迫和压榨;二是执行流押条款将严重损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使其高额财产低价转至债权人处。其中，后者应为法律禁止流押的核心考量和实质要件。此种立法考量折射出慈悲的家父情怀，应然主义色彩浓厚。但从实然层面检验，其制度目的很难在实践中予以理想化地贯彻。抵押财产之价格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达成流押条款之时与债权人取得抵押财产之时往往存在价格差异，是否一定会在客观上导致债务人权利受损的结果，不能一足而定。此外，抵押权实现程序往往存在时间、金钱上的高昂成本支出，这些最终还是要由债务人来承担。从抵押权实现一般途径看，拍卖、变卖为典型方式。基于强烈的变现偿债(而非最大化实现市场价值)需求，抵押物在拍卖、变卖过程中普遍通过逐次降价方式，最终在低于市价相当比例之价格区间内成交变现。所谓依抵押权实现时抵押物市价担保债务履行不过是制度设计的美好愿望，现实情况大体都不会按此设想运行。此外，在抵押财产价格降低时，若否定流押条款之效力，债务人仍需就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责任。按此操作，则在实质上确立了债权人于流押条款“损害”其债权情形下之复次救济权。此种结果是否符合流押禁止原则之初衷，不无疑问。
以上述反思为切入点之一，学界从未放弃对违反物权法定法律后果的研判和反思。当事人订立流押条款，构成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违反。违反物权法定的法律后果有二：一是相关约定不发生物权效力;二是该民事行为无效。物权法定主义的奉行出于公益维护之考量自无疑问，但在方法论上，是否有所节制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按照比例原则平衡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很重要。尽量减少无效情形是一项重要的法政策。如借鉴抵押权实现的一般路径即可消弭压榨债务人后果的发生，填置清算义务便能公平兼顾双方利益，则应采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最低程度的干涉手段。仅因当事人订立了流押条款就否定整个合同对当事人的约束力，显属过度干预。亦即，虽当事人有关债务不履行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之约定不发生物权效力，但其担保设定之意思当为有效。申言之，对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之约定，应当首先将其确定为不发生物权效力，在运用法理将其作有效转换失败的情况下，才可依法律、行政法规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认定民事行为无效。所谓不发生物权效力，实为不发生当事人意欲实现的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效力(内部)，以及不发生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效力(外部)。无效民事行为转换这一成熟民法理论的价值取向殊值借鉴。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所作的约定虽然不产生物权效力，但如果符合其他法律行为生效要件，应当认定其产生相应法律效果，比如在让与质型让与担保中，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物权效力，但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产生质押法律效果;再比如，债权人与抵押人(非债务人)约定，就某项不动产不论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均设定抵押权，此时虽然《物权法》意义上的具有优先受偿效力的抵押权不能成立，但在内部关系中，应当认定债权人享有依据合同约定主张就该项不动产变价受偿的权利。
当然，清算义务的确立，离不开担保权架构理论取代所有权归属架构理论这一前提。基于此，尽管在目的上主要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利益，但所清算义务的确立对当事人而言均属法定义务，由此便可实现平等保护之目的：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片面执行流押禁止规定所无法回避的类似囚徒困境的难题，另一方面也使非典型担保在当事人之间的约束力受到了某种符合法律正义观念的规制和干预。但质言之，这不过是还原了非典型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本质，即控制标的物之交换价值同为目的与手段。
流押禁止适用交易类型的细化，是民法理论精耕细作的又一范例。从制度目的上看，流押禁止一般应在民事交易场合发挥作用，这一点在立法机关阐释流押禁止不公平性时所拟举的预想案例中，也能找到答案。(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408页)较之民法对公平正义的孜孜以求，商法更加注重效率与秩序。某些利益在民事交易中被视为性命攸关，而在商事交易中往往因系商行为人基于更高风险判断和承受能力，所为旨在获取更高营业利益之正常行为的判断，被予以分别化的评价。比如在民法中定有流质禁止原则的日本(民法典第349条)，其商法典中则没有此种限制(商法典第515条)，商行为人可以约定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质物之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再比如，针对留置物占有与债权发生之间的牵连关系，日本民法典(第295条)与商法典(第521条)的分野亦同。(前述日本相关条文，均引自1999年修订版民法典、商法典)其中的利益把握，体现出立法者对商行为人意思自治更具弹性的容忍和尊重。题设案件显然不属于民事交易，其商行为特征十分显著。在这类纠纷中，适用流押禁止原则的妥当性本身就值得商榷。此外，就规避角度而言，债权人将借款关系彻底隐藏起来并不困难，若在双方并未隐藏借款关系的情形中认定当事人所订房屋买卖合同构成流押，将充分释放债权人隐藏借款关系的激情，当我们只能面对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时，又该如何判断呢?流押禁止原则，无需通过牵强绞杀某类疑似行为彰显其存在价值。于流押禁止违反场合，根据事实情况，依是否有悖公序良俗、是否构成暴利行为而决定其法律后果似乎更为妥当。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抑或一个社会，最无法承受的代价付出，就是诚实信用。以摧毁诚实信用原则为代价，让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客观上成为背信一方手中的武器，无疑将间接而深刻地挑战立法目的。按禁止反言原则，不允许当事人对其先前表述的事实或者主张的权利作出不一致的表示，尤其是另一方当事人对其先前表示已经给予信赖并依其行事的时候。尽量限缩流担保禁止原则的过度适用，其伦理基础建诸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的维护。法学家们在试图摆脱法律适用的道德拷问中，付出了所有努力。抛开所有的逻辑与技术问题，若不惜开动法律解释机器，只是为背信者开辟获取“无效利益”的“合法通道”，实为足够奢侈的司法成本付出。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诸如“还有什么合同是无效的”、“某某规定岂不是要被架空”之类的疑问，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显然不应附加必须将某类社会生活积极主动填充到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所预设情境之中的“硬指标”。
近现代物权立法的实践表明，非典型担保物权几乎与制定法中典型担保物权共其发展，物权法定主义的奉行始终未能摆脱所谓非典型担保物权的干扰和困惑。非典型担保物权在域外终获承认的现实，有理由让我们反思今天“该如何面对”的重大问题。
五、代物清偿之廓清-以物抵债之本土化归位
代物清偿，其基本含义为：当事人之间约定由债务人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且债权人予以受领，从而消灭原债关系。对代物清偿的性质，有特殊变更契约、债务更新、要物合同说等诸多观点。目前实务中，将代物清偿定性为要物合同(实践性合同)的.观点较为普遍。以此为支点，很多人认为，我国实践中的“以物抵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虽非民法用语，但其本质就是代物清偿。而在题设类案中，当事人实际上是以变更原给付的方式消灭原债，当属以物抵债(代物清偿)，而因要物性之控制，在债权人未实际受领他种给付时，代物清偿不生效力，双方权利义务仍处在原债关系之中。
代物清偿，我国民法未作制度性的明确规定。但因实践的客观存在，学说的妥当运用显得尤为重要。传统民法肯认代物清偿有其较为明确的社会背景，亦即在相对简单的民事交往中，简单债的关系最好做简便化处理，添置复杂意思层次自无必要。审视本土实际可知，现前的所谓“以物抵债”早已不似前述类型一般单纯，引发争执的恰恰是仅就“变更原给付”达成一致，但实践性未获满足的情形。在交易类型上，后者基本上都是利益较为重大、目的较为复杂的商行为。在此情况下，仅仅看到代物清偿的要物性特征，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对代物清偿性质的分野，很大程度上即来自于日益复杂交易生活的现实需求。由此，至少可以在逻辑上将以物抵债性质作出区分：简单民事交易中为要物性;复杂交易中为诺成性。尽管在何为简单、复杂的判断上，仁智互见，但法律源于实践，简单民事交易中，因不履行以物抵债所生之纠纷毕竟极为罕见。由此，可将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物抵债总体上都纳入诺成性范畴，其合理性在于：1、可极大限度尊重意思自治;2、最大程度维护诚实信用;3、更加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4、极尽所能鼓励交易;5、精准契合《合同法》之本意。就最后一点，略作引申为：《合同法》对合同究属诺成性抑或要物性的立场是明确的，即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立法者对后者情形均采明确列举之立场，如该法第210条(自然人间借贷)、第367条(保管)等，在合同不依诺成而立显属合同成立一般情形之例外且已呈式微之势的情况下，解释上自然也应坚持相同取向，哪怕面对的是无名合同。至于第1、2点，在域外法治为非典型担保正名的努力中，我们已可找到答案。崔建远教授对此有精辟见解，即不宜硬性地套用境外关于代物清偿的规则及其理论，削足适履式地、作茧自缚般地处理，而应更注重实际生活的本质要求，从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尽可能地贯彻意思自治(除非它违背公序良俗)的立场出发，来类推适用有关法律规定。(崔建远：《以物抵债的理论与实践》，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3期)当然，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仍然要面对诸多疑难问题，比如新债旧债之间的关系问题，此种需要精准把握以物抵债与相关制度(如新债清偿、专为清偿、债务更新等)之间的关系。囿于本文论题及篇幅，不再赘言。
六、比较法解释的司法运用尝试
基于域外法制实践的启示，在题设案例的原型案件中，考虑到非典型担保物权尚未获得实定法肯认，加之《物权法》制定过程体现出的对通过裁判确立新物权种类的抑制倾向，最终变通选择了“尊重当事人交易安排”的路径，以迂回实现确认“非典型担保意思独立性”之目的。前述理论上一致肯认之所谓“当事人就非典型担保物权之约定，乃出于真正之效果意思而为表示，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间故意为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者，显有不同”，于此间可以产生契合与共鸣。简言之，即便房屋买卖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但通过履行买卖合同担保借款之偿还的意思当属双方之真实意思。而对是否构成流押禁止违反问题，则借鉴学理有关强行法禁止类型区分之研究成果，将《物权法》第186条理解为方法行为禁止规范，排除其在题设类案中的适用。
至于清算义务，在法律依据尚付阙如的情况下，虽可依维护公序良俗、禁止暴利等原则添加清算程序，但为避免裁判依据过于笼统之诟病，在查明事实阶段，综合运用和借鉴了举证责任以及撤销权之制度机理。由于该案债务人未能证明价格条款的不公平性与施加清算义务的合理性，遂判决按照房屋买卖合同履行。
七、《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折中立场的解读
作为一种“非正规”金融形态，民间借贷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而广泛地作用于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自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启动以来，有关题涉问题司法应对方案的争论，无疑也是焦点之一。随着裁判案例的渐次纷呈，带有制定法规范色彩的司法解释究竟会采纳何种立场，可谓万众期待。历经多次讨论，该司法解释第24条最终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第一款)。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第二款)。总体来看，物权法定主义的威仪仍然存在，非典型担保制度于某种程度上的构建努力失之交臂。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细细品味其中的取舍之道。
抛开上述些许遗憾，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前述规定之积极意义不容忽视：1、从逻辑上讲，第一款规定虽在实质上仍认为买卖合同构成虚伪表示，但“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这一适用前提的添加，显然表明其并未采纳实践中既已存在的，不问青红皂白简单粗暴认定买卖合同只能作为民间借贷担保而存在的不当做法。毕竟在解释上，当事人所签买卖合同不能仅作为借款担保而存在的可能性客观存在。当事人之意思自治并未受损，进一步的探索和努力还有空间。笔者进而认为，仅因当事人之间存在两种合同关系，就认定房屋买卖是民间借贷的担保在文义解释角度就是错误的，其二，担保意思之有无须有当事人明确约定，推定存在当慎之又慎;2、在第一款规定前提下，第二款规定显非必须明确的事项，因其完全可被纳入判决生效后，如何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债权的范畴之内。司法解释看似闲来一笔的规定，实质上正是注意到了清算义务的合理价值和积极作用。由是以观，该解释相关规定应被视为对争执两端立场的技术性糅合，但在度上当属更多采纳比较解释结论后所形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已然是一个“在路上”的阶段性成果。
八、《物权法司法解释(一)》之无奈遗珠
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制定过程中，针对违反物权法定之法律后果，我们的思考已如前述。为了扭转实践中的模糊认识，参酌无效民事行为转换法理，解释稿中曾经作出如下规定：当事人之间关于物权种类和内容的约定违反《物权法》第5条规定，其依据相关约定请求确认物权或者保护其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一款)前款所称当事人的约定虽不发生物权效力，但符合其他法律行为生效要件的，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今天看来，耗时近7年的起草工作最为遗憾之处莫过于未能保留该条文。虽然今天我们不认为题设案件情形构成流押禁止违反，但即便这一认识仍存商榷空间，按照解释过程稿中的立场，至少也可以对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所裨益。
九、结语
回顾近现代民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十分有趣但却令人深思的现象：社会交往相对简单时，法律的刚性特征非常突出，复杂交易所体现的意思自治往往受到压制;市场交易纷繁复杂时，法律的柔性色彩日益浓厚，复杂交易所体现的意思自治往往获得尊重。在法律自严苛向宽容转变的过程中，先前视为怪胎后来登堂入室的情形，并不鲜见。融资租赁即为著例，域外法制中的非典型担保亦如是。所有的转变，最终都离不开对当事人真实意思螺旋式上升的探究和琢磨。可谓败也意思自治、成也意思自治，当事人之意思自治未曾改变，改变的只不过是面对它时所秉持的态度。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妥帖把握干预的强度，事关契约精神的树立与合同自由的维护，没有这个基础，司法判断的正义性或将存疑。
典型担保物权的创设是法学思维为促进交易繁荣倾力奉献的杰作之一，但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成文法的僵滞性愈发凸显。百多年前，非典型担保物权之萌芽，也被视为洪水猛兽。基于对物权法定主义僵化执行以及流担保禁止原则强势运用的担忧，学界、实务界耗时百多年为非典型担保物权正名的努力虽然艰苦，但成效卓然。此间，各种解释方法频繁运用，遇有不济之时，不惜发明创造;判例的配合作业，尽管缓慢但颇为坚实;制定法的接力亦已有所著例。当下对非典型担保物权的种种质疑，域外法制均曾面对并已成功解决。即使重复他人久远以来走过的路，也应对走向何方有所斟酌。正确和妥当的解释，是法律实现良法之治的重要手段。经验性地运用比较法解释，是通过探寻域外相似规则在特定法律体系中产生的社会效果，来预测和评估对本国法相关条款作相应解释时将产生的社会影响。司法审判中虽很少运用比较法解释方法，但在解决题涉一类较为特殊的案件时，却是不能也无法回避的问题。纵使成效有待检讨，但努力不应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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