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FDI安全性分析（精选9篇）由网友“壹零捌”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FDI安全性分析，希望对大家带来帮助，欢迎大家分享。
篇1：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FDI安全性分析
关键词：FDI,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要件,交往媒介,交往动机
一、交往理论的主要思想
关于交往理论，目前主要有五种相关学说：社会互动说、交往实践说、语言中介说、主体际关系说和双重关系说。这五种学说分别从运动方式、本质属性、实现媒介、社会属性和物质精神双重属性等五个不同方面阐述了对交往这一范畴的不同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学说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观和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交往是生产的前提，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因为生产除了受人口增长的硬约束外，“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孤立的个人无法进行生产，一定方式的生产或劳动必然会要求相适应的生产者数量和质量与之匹配，从而形成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不同的交往关系和方式。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交往决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交往一种，而是包括人们之间的所有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也即个人或团体的所有社会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其中，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是人们社会交往关系中最主要的两种关系。此外，马克思认为交往需要媒介，这种媒介可以有物质的外壳――语言和契约等，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自我存在的和现实的意识。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他把交往称为“交往行为”，并认为交往行为是所有四种社会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控制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中最为合理的一种。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化危机的关键都不在于工具――技术层面，而是指向交往关系层面。哈贝马斯很重视对交往媒介的研究，并提出交往的媒介应该是一种具备“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通用语言。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理论”的最主要贡献在于其所提出的交往环境“殖民化”：由于引入了不良属性的媒介――以技术、金钱和权力为基础的不平等契约等，导致原本自主独立的交往关系子系统被外界强迫同化。对此，他还呼吁要建立一套明晰的共同规范标准、开展对话活动、选择合适的媒介语言和大力提倡相互理解。
根据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观，社会是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物，生产关系也是交往关系的一种，人类社会就是在新旧交往形式的不断更新和嬗变中向前发展的。因此，运用交往理论可以解释几乎所有的人类生产或劳动行为，尤其是以盈利为直接或间接目的的物质生产和交换行为。
二、交往理论分析框架
结合以上交往理论的基本思想，笔者提出一个适于分析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交往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交往的定义、要件、功能和结果四部分构成，见下图：
1.交往的定义。广义的人类社会交往活动是指联系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狭义的交往活动是指不同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或群体之间的物资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有明确目的的交换行为。本文的交往是指狭义的交往。
2.构成交往行为的要件。(1)交往的主客体。交往是一种对象性活动，有其特定的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客体都是人。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相对的，只存在于交往活动的具体过程中，因为交往双方都是积极施加行动的主体，同时又都是对方行动的客体。(2)交往的媒介，即交往活动的中介手段，包括语言符号、实物资料、交往工具及其操作的方式。其中，语言符号是交往媒介的基础，实物资料是指运行于交往主客体之间并构成交往内容的物质产品，交往工具包括语言、货币、交易规则等。(3)交往的动机，即在交往活动开展之前形成于人脑的对交往结果的主观预测，是交往主体实施交往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内在动力。交往动机在整个交往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直接影响交往的结果。交往动机一般来自交往主体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自身需求，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会产生不同的交往动机。(4)先前交往的结果。基于先前交往结果的经验和教训，会影响交往主客体之间的认识，修正其对以往交往动机和交往媒介的选择，从而影响整个交往过程。
3.交往的功能。(1)实现个人的社会化。通过与不同个体或团体的交往，个人接受社会一致认同的一些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适应社会成员普遍采用的行为模式，从而成为一个携带特定社会属性的社会分子或网点。与此同时，交往还是个人形成外部认识和自我认识的重要中介，通过信息交流个人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也促使其形成自我评价的标准。(2)保证组织的合理性。交往在组织运行中起到沟通信息、协调关系、优化管理和利弊互补等作用，是组织得以存在的基石之一。各种组织形式的产生和演化都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产物，正是由于日益增多的人口导致范围越来越广泛、种类越来越复杂和形式越来越多变的交往关系，“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3)提高资源互换的效率。旨在建立中长期关系的交往活动，有利于增进交往双方的相互信任，从而降低交往双方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便于建立中长期契约关系，增强资源互换的连贯性和利弊互补性。
4.交往的.结果。即交往活动的成果，包括某一特定类型的交往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以及交往主客体对交往成果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交往结果也具备外在的客观形式，但其效用评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就是说对同一客观交往结果，持有不同交往动机和评价标准的交往主体会做出不同的评估。
三、交往理论在FDI安全性分析中的应用wDXH'Td Y G} SRTB4e .w&NK+`9^ Qq: 金 融 学论文 VBz:; Z ?$ I,Y)*k 3?,,t= }'O
笔者运用以上所提出的交往理论分析框架，对FDI的安全性进行分析。
第一，基于交往理论分析框架的FDI范畴界定。FDI是一种基于中长期交往关系的跨国投资行为，其具体含义是：投资方母国的交往主体――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交往客体――东道国公司，输入资金、技术、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等，以及东道国的交往主体对投资方母国的交往客体输入资源、利润和市场份额等。
第二，基于交往理论分析框架的FDI安全性分析。按照对FDI范畴的界定，运用交往关系中的交往要件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并着重使用交往媒介和交往动机分析每种类型FDI的安全性。论文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FDI安全性分析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1.按战略意图分类的FDI安全性分析。根据葛亮和梁蓓的理解，按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意图划分，FDI可以分为资源摄取型、商品转让型、市场分享或占有型和集团内部化型四大类。运用交往理论分析框架对这四类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具体见表1：
篇2：浅谈交往行为理论论文
浅谈交往行为理论论文
“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着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着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着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着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译者与读者间之间同样是不平等的。在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考虑是否按照标准运用语言、忠实原着外，还要考虑他的接受群体，并依据读者的需要决定自己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比如倾向于“归化”的译者考虑的是这样的译文更符合译人语的习惯，因此会帮助读者理解;而倾向于“异化”的译者是因为相信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总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口味是译者所关心的焦点所在。
这样，着者就成为译者极尽所能“尽忠”的对象，读者在译者眼里又是尽力想要讨好的对象。“戴着镣铐跳舞”是多年来翻译界对译者地位的一种认同，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对译者的一种赞美。而实际上，译者这种“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是导致翻译舍本逐末、单纯追求外部标准、忽视翻译的本质与目的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翻译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事实上翻译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对话;它不是一种“主体一客体”的行为，而是“主体一主体”的行为。总之，翻译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过程。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联结两个主体的重要媒介，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人类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通过理性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这种理性传统一直以来把人从世界中剥离出来。近代的科学实证的理性至上观点更是把主体的人与生活世界分离开来，人被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世界则是这个思维主体的认识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这种理性传统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泛滥已久，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问的关系也降格为主客体关系。当理性深入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那时的理性不再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许多哲人意识到理性带来的暴力，于是当代西方思潮一度矫枉过正地攻击理性，并把推崇非理性、反理性认为是抗拒工具理性异化的手段。
哈贝马斯针对理性泛滥、非理性矫枉过正的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认为哲学的危机不是理性的泛滥而是理性的匮乏，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工具理性侵入到一切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不应受工具理性的控制，应按照交往理性进行。劳动生产过程崇尚工具理性无可非议，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主体，致力于征服作为客体的物与自然。然而人与人的主体之间却不应该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应该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也就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不是条分缕析的认知，不应该被机械僵化的工具理性所控制，不应因为拘泥于外在规则的理性解析而使交往无法达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沟通和理解。这种交往行为不是要完全摒弃理性传统，而是希望以人文理性取代机械的工具理性。所以，交往理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具有人文关怀的理性成为人类交往能够达成的基础，而不是成为障碍。
篇3：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文
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文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指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交往活动。针时有效交往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三项要求，认为素质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行应该以能力教育为基础，以道德教育为灵魂，以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为保障。
自1988年我国提出素质教育改革这一名词起，至今已经历20余载，然而面对根基深固的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在其全面推行中仍然困难颇多。在困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阻力呢?笔者尝试从素质教育的内涵界定入手，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素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支撑。
1“素质教育”概念的众说纷纭
素质教育关注的是人的素质，然而日前国内教育界对素质的概念界定却不统一。有人认为素质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素质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广义的素质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还有人把素质分为内在素质和外在素质。内在素质主要是人对世界、环境、人生的看法，外在素质则是一个人具有的能力、行为、所取得的成就等。这些学说虽然对“素质”一词做了多维层面的界定与剖析，但同时也造成了概念的众说纷纭，造成了实践层面的不知所措。比如在某些地区和学校，“素质教育”竟被误解为“艺术教育”，“狠抓德育”，甚至要“取消考试”。
可见，正是因为公众不清楚素质教育的明确所指才使改革在实践中遭遇了重重困难。那么，“素质教育”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又是否与“考试”水火不容呢?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真正内涵。
2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原创性、体系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兼容力和吸纳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以及帕森斯和皮亚杰等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正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及规范调节等4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4种”。
第一，目的行为。即行为者使用手段实现个人目的的行为，主要关联于客观世界，要求真实性。
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指社会群体成员服从规范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行为，主要关联于社会世界，要求正当性。
第三，戏剧行为。它涉及互动的各个参与者，他们相互形成观众，并在各自面前表现自己，主要关联于主观世界，要求真诚性。
第四，交往行为。它指的是“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行为”。在交往行为中，行为主体“……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因此，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同时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看作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而其他各种行为都应处于交往活动的支配之下。
3素质教育的本质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交往，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相互来往，而是以意义的双向理解与生成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要达到理解，交往主体必须:①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②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③与他人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而“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因此，交往实质上等同于广义的教育，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以意义为取向的交往活动。
教育中的交往很久以前就为教育家们所重视。孔子特别强调学生间交往的作用，认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苏格拉底十分重视师生间的交往，主张以“对话法”发现真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此也有论述:“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可以说，任何中断这种我与你的对话关系，均使人类萎缩”。
素质教育本身是教育，必然具有教育的交往活动本质，只是它更强调人的素质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因此，对待素质教育，不能纠缠于对“素质”本身的界定，而应依据它在生活世界中特定的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考察它要培养学生怎样的素质;还应按照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交往要求，思考它的有效推行方式。
4素质教育的内涵
哈贝马斯受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启发，把世界分为3个不同类型，同时也把交往关系划分为3个层面。这3个世界与3个层面密切相关。3个世界分别是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主体世界。而3个交往层面是①认识主体与事件和事实世界的交往层面;②社会中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层面;③成熟的主体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与他者的主体性关系层面。
素质教育是一种为达到双向理解的交往活动。在素质教育中，作为活动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同时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打交道，并服从3种对应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笔者将从这3个方面分别探求素质教育的内涵。 4.1素质教育的基础在于能力教育
认识主体与事件和事实世界交往层面的真实性要求，确立了能力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在这个交往层面上，作为主体的人和自然世界处于一种“主一客”关系。这是与自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观相符合的，即把单独的个人看作是认识的主体，强调个人对其以外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涉及这个层面的教学交往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客观自然规律，还要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所以，传统教学方法中重视知识和技能传授的观念还是值得肯定的。
素质教育并非轻视知识，更不是要取消考试。人类文明史上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依靠知识的，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尤其如此。而考试作为一条有效的反馈途径，既能够查漏补缺又可以选拔人才，其地位也是无以取代的。但与应试教育不同的是，素质教育在强调学习知识的同时，更重视获取知识的方法、运用知识的实践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是复杂多变的，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旧知识不断淘汰，新思想不断涌现。学习的真谛在于学会学习，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运用知识。因此，作为素质教育基础的能力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基础知识、专业技能、思维水平、创新能力、心理素养等。
4.2素质教育的灵魂在于道德教育
社会中实践主体之间互动关系层面的正当性要求，决定了道德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灵魂地位。素质教育不能离开社会进行，教师和学生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实践主体，应该遵守社会成员共同约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我国著名教育家潘光旦先生曾经指出，“教育是养成人格的事业，教人做人总是第一位”。道德教育的重大意义可见一斑。
然而当前，许多学校重智轻德、重知识轻实践的趋向十分严重。现行的德育工作也已经淡化了生活层面的内容，演化成知识教育，强调对认知、记忆等的训练与培养，缺失了与学生真实生活的结合。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者一盲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生活世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宝贵的教育时机，因此，学校德育应该以生活为根基，通过生活进行德育，从而达到育人之目的。教师不仅要为人师表，还要有意识地帮助净化本地区的育人环境和舆论氛围，避免青少年学生受到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负面影响。
4.3素质教育的保障在于师生关系
第三个交往层面的真诚性要求，强调了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指的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主体间性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
素质教育的有效推行需要良好的师生关系加以保障。受以往认识论的限制，人们很难摆脱笛卡儿式的主客二分、单向理解的认知模式，往往把师生关系看成是“主一客”关系(即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或“主一客一主”关系(即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同时又都是教育的客体)。把师生关系看作“主一客”关系，显然是把学生等同于没有自由意识的物体，体现为传统教学中把教师奉为权威的思想;把师生关系看作“主一客一主”关系，尽管把学生也看成是主体，但仍没有摆脱“主一客”反映论的思维模式。哈氏理论告诉我们，交往双方或多方互为主体，只有通过平等对话，才能达到相互理解、实现共识。因此，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双向理解”的平等关系。教师是具有人性的存在，学生也是具有人性的存在，彼此都具有意义领悟的能力，教学过程是彼此进行意义的交流与沟通、平等地展开对话、不断进行双向理解的交往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不应对任何学生抱有偏见，素质教育首先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彰显了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的素质教育，是以“爱和友谊”为基础的师生心心相印的交往。它从不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相反，它关注和尊重每一个生命，它把爱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个教育者的心底，体现在每一个教学细节之中。
5结语
哈贝马斯虽非教育专家，亦无教育学专著问世，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当前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改革确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不仅帮助澄清了公众对“素质教育”的模糊认识，也为教育工作者明确了素质教育改革的工作重点。
篇4：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
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
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
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
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
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
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
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
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
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
--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
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
，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
，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
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
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
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
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
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
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
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
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
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
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
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
，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
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
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
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
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
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
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
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
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
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
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
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
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
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
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
übingen．1972，第14页以及下两页；以及《神话与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
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
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
I．Lakatos，A．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uth of Knowledge，Cambridge，
1970；狄特里希（W．Diederich）（编）：《历时性科学理论论文集》（Beitrae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 1974；布伯纳：
《研究逻辑的辩证法因素》（Dialektische Elemente einer Forschungslogik），载其
：《辩证法与科学》（Dialek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73，第
129页以及下两页。库恩（Th．Kuhn）：《新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Neuen），
Frankfurt am Main．1977。
6. 奥维尔曼（U．Oevermann）：《关于教化过程力量以及社会化研究策略的纲要性
思考》（Programma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Bildungsprozesse
und einer Strategie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载：胡莱尔曼（K．
Hurrelmann）：《社会化与生活经历》（Sozialisation und Lebenslauf），
Heidelberg，第34页以及下两页。
7. 丢伯特（R．Doebert），哈贝马斯，诺恩纳-温克勒（G．Nunner－Winkler）（编
）：《自我的发展》（Entwicklung des Ichs），K?ln ，1977。
8. 亨尼斯（W．Hennis）：《政治与实践哲学》（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Neuwied，1963；迈尔（H．Maier）：《古代德国国家学说》（Die
?ltere deutsche Staats-und Verwaltungslehre），Neuwied，1966；哈贝马斯：《政治
学与社会哲学的经典关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ae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页以及下两页。
9. 约纳斯（F．Jonas）：《何谓经济学理论：前古典思想与古典思想》（Was
heisst ?konomische Theorie？Vorklassisches und klassisches Denken），载：《施
默勒年鉴》（Schm?llers Jahrbuch），78，1958；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兴
趣概念》（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Frankfurt am Main．1973。
10. 约纳斯（F．Jonas）：《社会学史》（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第I-IV
卷，Reinbek，1968-69；R．W．Friedrichs，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Y． 1970
；T．Bottomore，R．Nisbet，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N．Y． 1978。
11. 哈贝马斯：《社会学的批判使命与保守使命》（Kritische und konsevative
Aufgaben der Soziolog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1971，
第290页以及下两页。
12. 参阅本书第VI章，第2卷，第173页以及下两页。
13. 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的“社会学”辞条，见《天主教国家词典》（
Evangelisches Staatslexikon），Stuttgart，1975，第2版，第2424页以及下两页。
14. 关于古典社会中的这“一对概念”，请参阅哈贝马斯：《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68a，第60页
以及下一页；米尔斯（C．W．Mills）：《社会学思维方式批判》（Kritik der
soziologischen Denkweise），Neuwied，1963。
篇5：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病症.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的根本办法是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有三条基本途径:一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二是承认和遵循共同的规范标准;三是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的'理论对应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启示性.
作 者：阳海音 YANG Hai-yin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湖北,武汉,430023 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年，卷(期)： 28(8) 分类号：B516.6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话语民主篇6：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
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
[1] [2] [3] [4]
篇7：浅谈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中的角色定位
浅谈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中的角色定位
毕业了，必须要提交毕业论文，合格方可毕业。现在的毕业论文要求挺高的，需要有理论部分，实际应用部分。毕业生们最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准备，写出有质量的论文。下面YJBYS给大家提供论文范文一篇——浅谈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中的角色定位，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文摘要：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着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呈不平等关系，译者处于“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应该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因而译者与着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翻译中应尊重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的译本，从而促进交往的达成。
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翻译;译者;平等;主体性
一、戴着镣铐的译者
综观西方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着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着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着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着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译者与读者间之间同样是不平等的。在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考虑是否按照标准运用语言、忠实原着外，还要考虑他的接受群体，并依据读者的需要决定自己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比如倾向于“归化”的译者考虑的是这样的译文更符合译人语的习惯，因此会帮助读者理解;而倾向于“异化”的译者是因为相信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总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口味是译者所关心的焦点所在。
这样，着者就成为译者极尽所能“尽忠”的对象，读者在译者眼里又是尽力想要讨好的对象。“戴着镣铐跳舞”是多年来翻译界对译者地位的一种认同，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对译者的一种赞美。而实际上，译者这种“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是导致翻译舍本逐末、单纯追求外部标准、忽视翻译的本质与目的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翻译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事实上翻译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对话;它不是一种“主体一客体”的行为，而是“主体一主体”的行为。总之，翻译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过程。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联结两个主体的重要媒介，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启示
1.交往理性的提出
人类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通过理性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这种理性传统一直以来把人从世界中剥离出来。近代的科学实证的理性至上观点更是把主体的人与生活世界分离开来，人被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世界则是这个思维主体的认识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这种理性传统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泛滥已久，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问的关系也降格为主客体关系。当理性深入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那时的理性不再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许多哲人意识到理性带来的暴力，于是当代西方思潮一度矫枉过正地攻击理性，并把推崇非理性、反理性认为是抗拒工具理性异化的手段。
哈贝马斯针对理性泛滥、非理性矫枉过正的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认为哲学的危机不是理性的泛滥而是理性的匮乏，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工具理性侵入到一切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不应受工具理性的控制，应按照交往理性进行。劳动生产过程崇尚工具理性无可非议，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主体，致力于征服作为客体的物与自然。然而人与人的主体之间却不应该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应该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也就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不是条分缕析的认知，不应该被机械僵化的工具理性所控制，不应因为拘泥于外在规则的理性解析而使交往无法达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沟通和理解。这种交往行为不是要完全摒弃理性传统，而是希望以人文理性取代机械的工具理性。所以，交往理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具有人文关怀的理性成为人类交往能够达成的基础，而不是成为障碍。
2.交往理性与翻译
翻译研究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一直以来以制定机械的翻译标准为主要目标，译者则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成为“译匠”。“这一观念(技术理性)波及到人文社科领域之后，人们在翻译研究中便制定出一系列的翻译标准、原则、方法和技巧，并将它们奉为金科玉律，尊为亘古不变的定理和公式，从而使译者在翻译时的手脚受到了钳制，主观能动性也无法得以自由发挥。”事实上，翻译是一种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它的终极目的是促成一种独特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人之间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层面可以根据交往性活动的观念来进行划分，与其他种类的活动相比，交往性活动是为了达到意见的一致。”这也就是说，交往性活动是为了不同背景、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交流，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语言的障碍，这种特殊的交往需要有人来承担桥梁的作用。译者的作用就是进行语言转换，由此达成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人的交往。
哈贝马斯在谈到语言的转换时说：“语言所发挥的是一种转换功能：由于诸如感觉、需求以及情感等心理过程被转移到了语言的主体间性结构中，因此，内在事件和内在经历就转变成了意向内涵，而认知则转变成了陈述，需求和感觉则转变成了规范期待。”译者在翻译中就是发挥语言的这种转换功能，这种语言的转换必然包含译者的情感、个性等主体内容，因此不可能完全以外在技巧的标准要求和评价译者。译者一方面应当遵循翻译的基本规范，方面不能忽视自己的交往主体的作用。“哈贝马斯的语言观是把言语视为言语行为，这个行为施行时，包括两个部分，即施行部分和陈述部分。译文只是陈述部分，其施行部分则是译者的文化立场、目的性、审美倾向、个人偏好、译文读者对象的选择定位等等。”翻译的标准问题之所以长期纠缠不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把翻译视为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忽视了施行部分即译者的主体性。
篇8：《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论文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论文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
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
[1] [2] [3] [4] [5]
篇9：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本文认为,从马克思开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时代变化、主题转换,其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诸形态的演进.但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不足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立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事.
作 者：陈树林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2002 “”(1) 分类号：B089.1 关键词：异化理论 物化理论 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 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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