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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卷二十五诘术篇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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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卷二十五诘术篇文言文

篇1：论衡卷二十五诘术篇文言文

论衡卷二十五诘术篇文言文

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诘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其有宅也，犹鸟之有巢，兽之有穴也。谓宅有甲乙，巢穴复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独在民家，不在鸟兽何？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以田饮食，以宅居处。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间阡陌，可以制八术，比土为田，可以数甲乙，甲乙之术独施於宅，不设於田，何也？府廷之内，吏舍比属，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处，何异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独以甲乙数宅，何也？民间之宅，与乡亭比屋相属，接界相连。不并数乡亭，独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独立於民家也？数宅之术行市亭，数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门曲折，亦有巷街。人昼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实一也，市肆户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县邑杂处，与街巷民家何以异？州郡县邑何以不数甲乙也？

天地开辟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开辟本有甲乙，则上古之时，巢居穴处，无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数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数日亦当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时。支干加时，专此者吉，相贼者凶。当其不举也，未必加忧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轻重，上官平心，原其狱状，未有支干吉凶之验，而有事理曲直之效，为支干者何以对此？武王以甲子日战胜，纣以甲子日战负，二家俱期，两军相当，旗帜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与子专比，昧爽时加寅，寅与甲乙不相贼，武王终以破纣，何也？

日，火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何以验之？阳燧乡日，火从天来。由此言之，火，日气也。日有甲乙，火无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与子连。所谓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将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图甲乙有位，子丑亦有处，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营卫，常居不动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东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与日廷异，何谓甲乙为日之名乎？术家更说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胜负为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当用甲乙决吉凶而已，何为言加时乎？案加时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胜负？

五音之家，用口调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张歙，声有外内，以定五音宫商之实。夫人之有姓者，用禀於天。天得五行之气为姓邪？以口张歙、声外内为姓也？如以本所禀於天者为姓，若五谷万物禀气矣，何故用口张歙、声内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像、以假、以类。以生名为信，若鲁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为义，若文王为昌、武王为发也。以类名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为类，有似类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义，名赐字子贡，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则以本所生，置名则以信、义、像、假、类，字则展名取同义，不用口张歙、〔声〕外内。调宫商之义为五音术，何璩见而用？古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则用所生，以氏姓则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张歙调姓之义何居？匈奴之俗，有名无姓字，无与相调谐，自以寿命终，祸福何在？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转易失实，礼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调谐姓族，则礼买妾何故卜之？

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夫门之与堂何以异？五姓之门，各有五姓之堂，所向无宜何？门之掩地，不如堂庑，朝夕所处，於堂不於门。图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门，人所出入，则户亦宜然。孔子曰：“谁能出之由户？”言户不言门。五祀之祭，门与户均。如当以门正所向，则户何以不当与门相应乎？且今府廷之内，吏舍连属，门向有南北；长吏舍传，闾居有东西。长吏之姓，必有宫商，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迁徙，未必角姓门南向也；失位贬黜，未必商姓门北出也。或安官迁徙，或失位贬黜何？姓有五音，人之性质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向门，则人禀金之性者，可复不宜南向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门，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黄。五色之人，俱出南向之门，或凶或吉，寿命或短或长。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长者，未必色黄也。五行之家，何以为决？南向之门，贱商姓家，其实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气之祸，若火延燔，径从南方来乎？则虽为北向门犹之凶也。火气之祸，若夏日之热，四方洽浃乎，则天地之间皆得其气，南向门家何以独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气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独有火，四方无有也，犹水位在北方，四方犹有水也。火满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谓火常在南方，是则东方可无金，西方可无木乎？

翻译

图宅术说：“选择住宅有八术，按六十甲子来推算和排列，住宅的次序排定了，它有关甲子的名称也就确定了，与住宅相关的五音也就区别开了。住宅的方位与五音有关，宅主的姓氏与五音也有关。住宅方位与主人的姓氏不适宜，姓氏与住宅方位相伤害，那么宅主就会疾病死亡，犯罪遇祸。”

责问说：人在天地之间，不过是万物中最尊贵的罢了。人有住宅，如同鸟有窝，兽有穴一样。说住宅有甲乙的排列顺序，鸟窝兽穴也有甲乙的排列顺序吗？甲乙之神，为什么只存在于民宅而不存在于鸟窝兽穴呢？人有住宅，就同有田一样，靠田获得食物，靠住宅来居住。老百姓所看重的，没有比饮食更迫切的了，所以先治田后修住宅，田比住宅更重要。田间的小路纵横交错，可以根据它来制定八术，耕地相连成片，可以推算甲乙顺序了。推算甲乙顺序的方术，唯独施行于住宅，而不施行于田，这是为什么呢？

官府里面，官吏的住宅一间连一间，官吏住宅的形状结构，与百姓的住宅有什么不同呢？官吏居住的地方，与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呢？不用甲乙顺序来排列官吏住宅，却唯独用甲乙顺序来推算老百姓的住宅，这是为什么呢？民间的住宅，与乡亭的房屋一所挨着一所，接界连成一片。不把乡、亭也按甲乙顺序排列，却唯独排列老百姓的住宅。甲乙之神，为什么偏偏只存于老百姓家呢？推算住宅的方术，也应该施行于市亭，推算巷街以排列甲乙顺序。进入市门曲折曼回，也有大街小巷，人昼夜在家中居住，早晚在市上做事，其实是一样的，做买卖的人家为什么不按甲乙顺序排列呢？州、郡的官府排列相居，县、邑的衙门混杂相处，与大街小巷中老百姓的住宅有什么不同呢？州郡县邑的官府，为什么不按甲乙顺序推算呢？

天地开避之时就有了甲乙呢？还是后代才有甲乙呢？候如天地开避之时原本就有甲乙，那么上古时代，人类巢居穴处，没有房屋居住、街巷构成，甲乙之神都在哪里去了呢？推算住宅吉凶既然用甲乙，那么五行之家推算日子也应当用甲乙来定吉凶。推算日子的甲乙是用天干地支相配，天干地支又用在时辰上。天干地支用在时辰上，天干地支上下相生之日就是吉日；相克之日就是凶日。如果正遇上人们没有办事情，那么未必会给人们带来灾难。

事理有曲有直，罪法有轻有重，长官本着公正的态度审核罪状，没有用干支来推断吉凶的应验，却有判明事理曲直的效果，利用干支推断吉凶的人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呢？周武王在甲子日取得战争胜利，殷纣王却在甲子日战败，双方同时，两军相遇，旗帜相望，都在同一天，有的胜利而有的败亡。况且甲与子相生，天刚亮时属寅时，寅与甲子不相克，武王终于在甲子日寅时打败纣王，是什么原因呢？

太阳就是火，在天上是太阳，在地上是火。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用阳燧对着太阳，火就从天上取下来。由此说来，火就是日气。日子有甲乙等名称，为什么火没有甲乙等名称呢？日子有十个名称而时辰有十二个名称，日子与时辰相配，所以甲与子等名称就相连接。所谓日有十个名称，指的是什么呢？是圆圆的太阳有十个呢？还是一个太阳有十个名称呢？如果圆圆的太阳有十个，甲乙等是它的名称，为什么不只是称为甲日、乙日等，而必须提到子、丑等名称呢？

日廷图上甲乙等有位置，子丑等也有位置，各有部署，排列分布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就像人间的君王四周的护卫一样，所处的位置没有变动。现在圆圆的太阳在天上运行，清晨出于东方，傍晚落于西方，运行不止，与日廷图上的太阳不一样，为什么说甲乙等是太阳的名称呢？术家又会说：“称呼日子用甲乙等名称，甲乙等本身就是天上的神，它们每天轮流主事，自身按照天干和五行相配相生相克的道理来显示吉凶，并不是圆圆的太阳的名称。”

如此说来，对于五行之家只须用甲乙等来推断吉凶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说那些把干支用在时辰上的话呢？考察干支用在时辰上的原因，是根据圆圆的太阳的不同方位而用的。圆圆的太阳怎么会相生相克呢？

五音之家，根据发音来使姓、名、字协调而不出现相克的情况，根据姓的发音来确定名，又根据名的发音制定表字。发音时口有开合，声音分外音和内音，根据口的开合和音的内外来确定某个属于五音中的某个音。人之所以有姓，是由于承受了自然之气。人是以获得五行之气来定姓呢？还是以口的开合、音的内外来定姓呢？如果是根据原来从自然承受的气来定姓，就像五谷万物承受自然之气一样了，为什么要用口的开合、音的内外来制定姓呢？

古时候，根据人的出生来赐姓，是根据他出生的'情况来给他赐姓。例如夏禹是由于他母亲吃了薏苡怀孕而生的。就姓苡；契是由于他母亲吃了燕卵怀孕而生的，他的姓就为子；弃是由于他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怀孕而生的，他的姓就为姬。取名是根据信、义、像、假、类这几种情况来取的。根据出生时的特征来取名这叫“信”，如鲁公子友生下来的时候，手纹有“友”字所以取名叫友。根据德行来取名这叫“义”，像周文王取名为昌、周武王取名为发。根据类似的东西来取名这叫“像”，像孔子取名为丘。借用器物的名称来取名这叫“假”，像宋昭公取名为杵臼。根据类似父亲之处来取名这叫“类”，因为有类似于父亲的地方。人们取表字，是把名转成的它的同义词来取的，端木名赐取字叫子贡，宰名予取字叫子我。人们取姓是根据原来出生的情况来取的，取名则根据信、义、像、假、类这几种情况来取，取字则是把名转成同义词，并不是根据口的开合、发音的内外来取的。根据协调宫、商等五音的道理而产生的“五音术”，有什么根据而值得采用呢？

古时侯姓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是根据职业制定的氏姓；上官氏、司马氏，是根据官职制定的氏姓；孟氏、仲氏，是根据他们祖父的字制定的氏姓。制定氏姓有三种情况：根据职业、根据官职、根据祖父的字。制定本姓则根据出生时的情况，制定氏姓则根据职业、官职和祖父的字，根据口的开合协调姓的道理在哪里呢？匈奴的习俗，有名而没有姓、字，没有什么来与名调谐，照样活到老才死，祸福又表现在哪里呢？《礼记》说：“买妾不知道她的姓就用占卜求问她的姓。”所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她的本姓。妾必然有父母家的姓，然而一定要占卜她的姓，是妾的本性可能由于她被辗转变卖而不确实了，《礼记》上把娶同姓的女子看作是严重的事，所以必须占卜她是否与自己同姓。如果仅仅用发音来调谐姓族，那么《礼记》上为什么规定买妾要占卜她的本姓呢？

图宅术说：“姓属商音的人家门不宜朝南开，姓属徵音的人家门不宜朝北开。”这是因为“商”属“金”，南方属火；“徵”属“火”，北方属“水”。水胜火，火克金，五行之气相互不协调，所以五姓的住宅，开门各有合适的方向。谁家门向与姓氏适宜，就会富裕尊贵，吉祥昌盛；谁家门向与姓氏不适宜，就会贫穷低贱，衰弱破败。门与厅堂有什么不同呢？有五姓的门，就有五姓的厅堂，为什么厅堂的朝向没有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呢？门所遮盖的地方，不如厅堂、走廊占的地方大，人朝夕居住的地方，在厅堂而不在门。用图宅术推断吉凶的人，应当都根据厅堂来推断树。如果说大门是人所出入的应该规定朝向，那么旁门也应该是这样才行。

孔子说：“谁能够不经过屋门走出屋外去呢？”孔子只说屋门而不说大门。对五种神的祭祀中，门神与户神是同样的。如果应该以大门来确定住房的方向，那么屋门为什么不该和大门相应用来确定方向呢？况且现在官府之内，官员的房屋一间接一间，门的朝向有南有北；长官的宿舍，门所处的方向有东有西。长官的姓，一定有属于宫音、商音的；一般官吏的宿舍，一定有姓属徵音、羽音的人居住。官职稳定官位提升，不一定是因为姓属于徵音的人门朝南开；丢掉官职，被降职罢官，不一定是因为姓属商音的人门朝南开。有的人官职稳定官位提升，有的人丢掉官职，被降职罢官是为什么呢？

姓分属于五音，人的气质特征也具有属于五行中的某一特性。按照五音之家的说法，姓属商音的人家不适宜朝南方开门，那么禀性属金的人，是否又不能朝南坐、朝南走呢？我要驳斥说：有姓属五音人家的门，就有具有五行特征的人，如果一个姓属商音的人家有五口人，五个人就有五种面部气色，禀木性的人脸色是青的，禀火性的人脸色是红的，禀水性的人脸色是黑的，禀金性的人脸色是白的，禀土性的人脸色是黄的。有五种气色的人，都从朝南的门出来，有的遇凶有的遇吉，有的寿命短有的寿命长，遇凶而短命的不一定是脸色白的人，遇吉而长寿的不一定是脸色黄的人，五行之家根据什么来作出判断呢？朝南开的门，伤害姓属商音的人家，它的真实情况怎样呢？南方属火，如果火气造成的祸害，就像烈火曼延一样直接从南方来，那么即使是朝北开的门，也同样要遭受凶祸，要说火气造成的祸害，就像夏天的热气一样遍及四方吗？那么天地之间都要受到热气之害，为什么唯独朝南开门的人家遭凶害呢？南方属于火，是因为火位在南方。驳斥说：夏天的热气分布在四方，未必仅仅南方才有火，四方就没有火。如同水位在北方，四方仍然有水一样。火布满天下，水流遍四方，火有时在人的南面，有时在人的北面。如果说火经常在南方，照北说来东方可以说没有金，西方可以说没有木吗？

篇2：《论衡卷二十三间时篇》文言文

《论衡卷二十三间时篇》文言文

世俗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如考实之，虚妄迷也。何以明之？

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无状，加罪行罚，非有二心两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岁月，岁月恶其不避己之冲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动地体，无状之过，与移徙等。起功之家，当为岁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岂岁月之神怪移徙而〔不〕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过人，犹县官谪罚民也。民犯刑罚多非一，小过宥罪，大恶犯辟，未有以无过受罪。无过而受罪，世谓之冤。今巳、酉之家，无过於月岁，子、〔寅〕起宅，空为见食，此则岁冤无罪也。且夫太岁在子，子宅直符，午宅为破，不须兴功起事，空居无为，犹被其害。今岁月所食，待子宅有为，巳、酉乃凶。太岁，岁月之神，用罚为害，动静殊致，非天从岁月神意之道也。

审论岁月之神，岁则太岁也，在天边际，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国一州之内，假令扬州在东南，使如邹衍之言，天下为一州，又在东南，岁食於酉，食西羌之地，东南之地安得凶祸？假令岁在人民之间，西宅为酉地，则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审谁也？如审岁月，岁月，天之从神，饮食与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间，百神所食，圣人谓当与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众物，无用人者。物食人者，虎与狼也。岁月之神，岂虎狼之精哉？仓卒之世，谷食乏匮，人民饥饿，自相啖食。岂其啖食死者，其精为岁月之神哉？岁月有神，日亦有神，岁食月食，日何不食？积日为月，积月为时，积时为岁，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增积相倍之数，分余终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祸福之验乎？如岁月终竟者宜有神，则四时有神，统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与岁月终竟何异？岁月有神，魄与弦复有神也？一日之中，分为十二时，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则十二月时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独食，岂日加无神，月建独有哉？何故月建独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无神，用时决事非也。如加时有神，独不食，非也。

神之口腹，与人等也。人饥则食，饱则止，不为起功乃一食也。岁月之神，起功乃食，一岁之中，兴功者希，岁月之神饥乎？仓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废，兴功者绝，岁月之神饿乎？且田与宅俱人所治，兴功用力，劳佚钧等。宅掘土而立木，田凿沟而起堤，堤与木俱立，掘与凿俱为。起宅，岁月食；治田，独不食。岂起宅时岁月饥，治田时饱乎？何事钧作同，饮食不等也？

说岁月食之家，必铨功之小大，立远近之步数。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内；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祸有近远。蒙恬为秦筑长城，极天下之半，则其为祸宜以万数。案长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兴功至大，当时岁月宜多食。圣人知其审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经传之文，贤圣宜有刺讥。今闻筑雒之民，四方和会，功成事毕，不闻多死。说岁月之家，殆虚非实也。且岁月审食，犹人口腹之饥必食也；且为巳、酉地有厌胜之故，畏一金刃，惧一死炭，同闭口不敢食哉！

如实畏惧，宜如其数。五行相胜，物气钧适。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决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胜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当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胜多，小不厌大。使三军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气，匹夫必死。金性胜木，然而木胜金负者，木多而金寡也。积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烁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钧也。五尺童子与孟贲争，童子不胜。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众食人，人众食狼。敌力角气，能以小胜大者希；争强量功，能以寡胜众者鲜。天道人物，不能以小胜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厌除凶咎，却岁之殃，如何也！

注释

翻译

社会上相信破土建房，岁神月神就会对人有所侵害，受侵害的地方，一定会死人。假如太岁运行到子位，岁神就会侵害西面的人家，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月神就会侵害南面的人家。北面、东面破土建房，那么西方、南方的人家就会被侵害了。被侵害的人家，就要搞“厌胜”巫术，用五行之物悬挂金木水火以避祸害。假如岁神月神侵害西家，西家就悬挂金以避祸害。岁神月神侵害东家，东家就悬挂木炭以避祸害。或举行祭祀以消除那些凶祸，或者全家出走搬迁以躲避那些祸殃。一家仿效一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考订核实一下这种看法，这是一种虚妄的主张。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天上地上的神，用心是相同的。百姓无礼，就加以罪名实行惩罚，天地之神不会有二心两意，前后相反的情况。搬家不避开岁神和月神，岁神和月神憎恨他们不避开自己相对的位置，就会谴责他们。现在修建房屋的人家，也触动了地体，无礼的过错，和搬迁之家是同样的。建房的人家，应当被岁神和月神所侵害，为什么反而让南方、西方之地受到他们的祸害呢？难道岁月之神责怪搬迁而不祸害建房的人家吗？岁月之神所用的心意，多么不公平啊！

鬼神惩罚人，如同天子谴责惩罚老百姓一样。老百姓触犯刑法而受惩罚的很多不只一个，小过错可以宽赦，大罪恶就受刑法处治，没有因无过错而被判刑的人。无过错而被判刑，世人就称为受冤枉。现在巳、酉之地的人家，对岁神月神毫无过错、子、寅之地的人家建房，他们平白无故地被侵害，这就是岁神月神冤枉无罪的人家了。而且太岁运行到子位，子位的房屋“直符”，午位的房屋正相对，不须建房办事，空坐家中什么也不干，仍然被岁月之神所侵害。现在岁月之神所侵害的地方，一定要等到子、寅之地破土动工，巳、酉之地才有凶祸。岁月之神，给予惩罚造成灾害，对“兴功起事”和“空居无为”的人家造成的祸害不一样，这不符合上天采纳岁月之神的意见进行惩罚的道理。

仔细论述岁月之神，岁就是太岁，它在天的边缘，立于子位。盖房的人在中国的某一个州之内，假设这个州是扬州的话，它处在东南方。假如像邹衍所说的，全中国是一个州，又处在东南方，岁神侵害酉地，那么受害的该是西羌那些地方，位于东南的地方怎么会遭受凶祸呢？如果岁神就在民间，西边的房屋都是酉地，那么修建房屋的人家，房子中也有酉地，为什么不就近侵害他家房中的酉地，反而去侵害别家呢？况且侵害人的究竟是谁呢？如果确实是岁神和月神，岁神和月神是天的从属之神，它们的饮食与天相同。天饮食时不吃人，所以帝王郊祭时不用人作牺牲。如果岁神和月神不是天神，那也不会吃人的。

天地之间，各种神所吃的`东西，圣人认为应当和人吃的一样。根据侍奉活人的道理去侍奉死人，根据侍奉人的道理去侍奉鬼神，所以对各种神的祭祀都用各种东西，没有用人来作祭品的。动物中会吃人的，是虎狼。岁月之神，难道是虎狼的精气吗？战乱灾荒的年头，谷物食品缺乏，人民吃不饱常受饿，自相残食。难道那些吃饿死者的尸体的人，他们的精气变成了岁月之神吗？岁月有神，日也有神，岁神侵害人，月神侵害人，为什么日神不侵害人呢？一天天聚集就成月，一月月聚集就成季，一季季聚集就成年，1539年为一统，46为一元，月、时、岁、统、元是不断增加聚积的相互的倍数、分余完毕而取的名称而已，怎么有鬼神之怪、祸福的征兆呢？

如果岁月完毕应当有神，那么一年四季就有神，统、元就有神。月亮初三日露微光，初八日成弦月，十五日成望月，这与岁月完毕有什么不同呢？岁月有神，新月、弦月、满月时也有神吗？一天之中，分为十二个时辰，寅时天刚刚发亮，卯时太阳出来了。十二个月建月所用的寅、卯等十二辰，也就是十二时所用的寅、卯等十二辰。每天用十二辰不侵害人，唯独每月用十二辰会侵害人，难道每天用十二辰没有神，唯独每月用十二辰就有神了吗？为什么每月用偏偏侵害人，每天用就不侵害人呢？如果每天用十二时辰没有神，那么用时辰来判断事情就不对了；如果每天用十二时辰有神，那么，唯独日神不侵害人就不对了。

神的嘴巴肚子，和人的是同样的。人饥饿了就要吃东西，吃饱了就停止了，不是因为有人盖房子才吃一次东西。岁月之神，有人盖房子才吃，一年之中，盖房子的很少，岁月之神吃不饱吧？战乱灾荒年代，百姓逃亡，室宅没有人住，根本没有盖房子的人，岁月之神会饿死吧？况且田地和住宅都是人整修的，修田造屋所花的气力，劳逸是相等的。盖房子要挖土树立屋架，修田地要挖沟筑起堤坎，堤坎与屋架都是人建立的，掘土和挖沟都是人干的。盖房子岁神月神侵害人，修田地，岁神月神偏不侵害人，难道盖房子时岁月之神饥饿，修田地时它们是饱的吗？为什么事情相等，劳动相同，而岁神、月神的侵害却不相同呢？

说岁神月神侵害人的人，必定要根据工程的大小来确定岁月之神祸害人的远近范围。假设建三尺的工程，就祸害一步以内的人家；建十丈的工程，就祸害一里以上的人家。如果工程有大小，祸害就有远近。蒙恬为秦朝修筑长城，工程达到全中国的一半，那么岁月之神为害的范围就该有几万里了。考察长城的建造，秦朝的百姓并没有多死人。周公兴建洛邑，建造工程极大，当时岁月之神应当多侵害人。圣人周公如果知道岁月之神确实会侵害人，就应该把岁月之神所侵害之地的老百姓迁走，安置在吉祥的地方。如果不知道避开，人民就多有凶祸，经传上的文章，贤人圣人就应该有所刺讥。现今听说建造洛邑的百姓，四方和睦相聚，建造工程完毕之后，没有听说多死人。说岁神月神侵害人的人，说的恐怕都是虚假不实的话。

岁月之神真能吃东西，好比人的口腹饿了一定要吃东西一样，因为巳、酉地搞厌胜术的缘故，岁月之神由于害怕刀剑，畏惧没有燃烧的炭，难道就闭口不敢吃了吗！如果真要使岁月之神畏惧，就该用与建筑工程数量相当的五行之物来压制它们。五行相克，物和物、气和气之间的数量多少要相当。假如泰山失火，用一杯水去浇，黄河决口千里，用一捧土去堵塞，能够灭火堵决吗？这并不是没有把握五行相克的道理，而是小与大多与少太不相称了。天地万物的特性，是人和物的力量，少不能胜多，小不能胜大。让众多的军队拿着木杖，让一个人拿着一把刀，施展力气，互相争斗，这个人必然被打死。金的本性能胜木，然而木胜金败，是因为木多金少的缘故。

堆积如山一般的金属，燃烧一盆炭火去烧熔它，这堆金属必然不会熔化，并不是没有把握五行相克的道理，而是金属多炭火少，少与多、小与大太不相称了。身材矮小的儿童与孟贲争斗，儿童不能取胜，并不是儿童胆小，是力气太小的缘故。狼多就吃人，人多就打死狼。施展力气，相互争斗，能够以小胜大的很少；争比强弱，较量威力，能够以少胜多的极少。天道人事，不能以小胜大，是由于少数不能压过多数。用一把刀剑，一盆炭火，压过解除凶祸，消掉岁月之神带来的灾殃，怎么可能呢？

篇3：《论衡·卷十七·是应篇》文言文及翻译

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硃草、醴泉、翔〔风〕、甘露、景星、嘉禾、诟、蓂荚、屈轶之属；又言山出车，泽出舟，男女异路，市无二价，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颁白不提挈，关梁不闭，道无虏掠，风不鸣条，雨不破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龙、骐驎、凤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瑞应之物，或有或无。夫言凤皇、骐驎之属，大瑞较然，不得增饰；其小瑞征应，恐多非是。夫风气雨露，本当和适。言其〔风〕翔、甘露，风不鸣条、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言男女不相干，市价不相欺，可也；言其异路，无二价，褒之也。太平之时，岂更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异乎？太平之时，无商人则可，如有，必求便利以为业。买物安肯不求贱？卖货安肯不求贵？有求贵贱之心，必有二价之语。此皆有其事，而褒增过其实也。若夫诟、蓂荚、屈轶之属，殆无其物。何以验之？说以实者，太平无有此物。

儒者言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谛危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臰。夫太平之气虽和，不能使厨生肉冢以为寒凉。若能如此，则能使五谷自生，不须人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冢何不使饭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灶乎？凡生谡撸欲以风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谝苑缰乎？厨中能自生冢则冰室何事而复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冢须手摇之，然後生风，从手握持，以当疾风，诓还亩，言诟自鼓，可也？须风乃鼓，不风不动。从手风来，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须诟？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论之既虚，则诟之语，五应之类，恐无其实。

儒者又言：古者蓂荚夹阶而生，月朔日一荚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荚；於十六日，日一荚落，至月晦，荚尽，来月朔，一荚复生。王者南面视荚生落，则知日数多少，不须烦扰案日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荚以为日数，何不使荚有日名，王者视荚之字则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数，不知日名，犹复案历然後知之，是则王者视日，则更烦扰不省蓂荚之生，安能为福？夫蓂，草之实也，犹豆之有荚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陨零，万物皆枯，儒者敢谓蓂荚达冬独不死乎？如与万物俱生俱死，荚成而以秋末，是则季秋得察荚，春夏冬三时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荚，於十六日荚落，二十一日六荚落，落荚弃殒，不可得数，犹当计未落荚以知日数，是劳心苦意，非善佑也。使荚生於堂上，人君坐户牖间，望察荚生以知日数，匪谓善矣。今云“夹阶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称尧、舜高三尺，儒家以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荚生於阶下，王者欲视其荚，不能从户牖之间见也，须临堂察之，乃知荚数。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於扆坐，傍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且凡数日一二者，欲以纪识事也。古有史官典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数荚？尧候四时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时气，四星至重，犹不躬视，而自察荚以数日也？

儒者又言：太平之时，屈轶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状，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圣王则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圣王莫过尧、舜，尧、舜之治，最为平矣。即屈轶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来辄指知之，则舜何难於知佞人，而使皋陶陈知人之术？《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逾贤圣也。狱讼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轶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听讼，三人断狱乎？故夫屈轶之草，或时无有而空言生，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圣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轶能指佞人， ”百官臣子怀奸心者，则各变性易操，为忠正之行矣，犹今府廷画皋陶、<角圭><角虎>也。

儒者说云：觟<角虎>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曰：夫觟<角虎>则复屈轶之语也。羊本二角，觟<角虎>一角，体损於群，不及众类，何以为奇？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案能与贲，不能神於四足之龟鳖；一角之羊何能圣於两角之禽？

狌々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天性能一，不能为二。或时觟< 角虎>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恶受罪者之不厌服，因< 角圭><角虎>触人则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齿无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角虎>能触谓之为神，则狌々之徒皆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如以觟<角虎>谓之巫类，则巫何奇而以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杖钺把旄，号其众曰： “仓兕！仓兕！”仓〔兕〕者，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仓〔兕〕害汝，则复觟<角虎>之类也。河中有此异物，时出浮扬，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缘河有此异物，因以威众。夫< 角圭><角虎>之触罪人，犹仓〔兕〕之覆舟也，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又言太平之时有景星。《尚书中候》曰：“尧时景星见於轸。”夫景星，或时五星也，大者岁星、太白也。彼或时岁星、太白行於轸度，古质不能推步五星，不知岁星、太白何如状，见大星则谓景星矣。《诗》又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亦或时复岁星、太白也。或时昏见於西，或时晨出於东，诗人不知，则名曰启明、长庚矣。然则长庚与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时，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类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复更有日月乎？诗人，俗人也；《中候》之时，质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时，太白经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见之，则亦复名之曰景星。《尔雅》《释四时章》曰：“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气和为景星。”夫如《尔雅》之言，景星乃四时气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儒者所共观察也，而不信从，更谓大星为景星，岂《尔雅》所言景星，与儒者之所说异哉？《尔雅》又言：“甘露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醴泉乃谓甘露也。今儒者说之，谓泉从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说相远，实未可知。案《尔雅》《释水》章：“泉一见一否曰瀸。槛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悬出，悬出，下出也。”是泉出之异，辄有异名。使太平之时，更有醴泉从地中出，当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释四时章》中，言甘露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从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

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风起，甘露降。”雨〔霁〕而阴曀者谓之甘雨，非谓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论，甘露必谓其降下时，适润养万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饴蜜者，俱太平之应，非养万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饴蜜者，着於树木，不着五谷。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时，土地滋润流湿，万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尔雅》且近得实。缘《尔雅》之言，验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树木，察所着之树，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异於《尔雅》之所谓甘露。欲验《尔雅》之甘露，以万物丰熟，灾害不生，此则甘露降下之验也。甘露下，是则醴泉矣。

篇4：《论衡·卷十七·是应篇》文言文及翻译

俗儒谈论太平之时的祥瑞，都说那时的瑞气和祥物卓越异常，如朱草、醴泉、祥风、甘露、景星、嘉禾、萐莆、蓂荚、屈轶这类瑞物。又说山里出现神车，水泽出现神马，男女各行其道，集市上没有两种价格，耕田的退让田界，行路的人互相让道，头发花白的老人没有提着东西走路的，关口桥梁不设关卡，路上没有抢劫的现象，风柔和得不让树枝发出声音，雨水不会冲坏土块，五天刮一次风，十天下一次雨，瑞应之物极美，出现了黄龙、麒麟、凤凰。俗儒的谈论，有些称美过分超出了实际。瑞应之物，也许有也许没有。说凤凰、麒麟这类瑞物，因为这些是很明显的大祥瑞，不必夸大修饰，那些小瑞物的征兆，恐怕很多不是事实。

风气雨露，本来应当调和适时。说那些柔风祥瑞露水甘甜，柔风不会让树枝出声，雨水不会冲坏土块，是可以的；说它五天一次风，十天一场雨，就夸张了。风雨即使适时而来，也不能完全按五天、十天这样的数字规定。说男女互不相犯，市价不互相欺骗，是可以的；说它男女分道而行，集市没有两种价格，就夸张了。太平之时，难道会另外给男女各修一条路吗？不另外修路，男女在一条路上行走，怎么能够异路呢？太平之时，没有商人则罢，如果有，必然会把赚钱图利作为经商的目的，买东西怎么肯不求买便宜的呢？卖东西怎么肯不卖高价钱呢？有求卖贵买贱的心思，必然就有讨价还价的话语。这都是有过的事实，而俗儒夸大得超过实际了。如萐莆、蓂荚，屈轶这类东西，大概是没有的。用什么来证明呢？可以用实际情况来说明，太平之时并不存在这些东西。

俗儒说萐莆生长在厨房中，是说厨房中自己长出了萐莆，薄得像扇子一样，摇动产生风，让食物冷却，使它不腐烂变味。太平之气即使谐和，也不能使厨房里长出萐莆，并用它来让食物冷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就能使五谷自己生长出来，不必要人去栽种它们了。太平之气能够让厨房里自己长出萐莆，为何不让饭自己在甑子中蒸熟，火在灶里自己燃烧起来呢？凡是长出萐莆，是想要用它扇风吹冷食物，为何不让食物自己不腐烂变味呢？何必要长出萐莆来吹冷食物呢？厨房中能自己长出萐莆，那么冰室为什么还要采冰用来冷藏食物呢？

人们在夏天拿着扇子，必须用手摇动扇子，然后才能产生风。用手轻轻拿着扇子，迎着大风，扇子也会摇动。那么说萐莆自己会摇动，也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风它才会摇动；没有风，它就不会摇动。既然把手放松要等风来扇子才会摇动，那么这风本身就足以吹凉厨房里的食物了，何必还要萐莆来扇风呢？世上传说燕太子丹使西斜的太阳再回到天空正中，天上下粟雨，乌鸦的黑头变成白头，马头上长出了角，厨房门上雕刻的木象生出肉脚来，评论它既然是虚妄的说法，那么关于萐莆的传说，也就如上述五种感应的传说同属一类，恐怕并没有这种事情。

俗儒又说：“古代的蓂荚沿着台阶的两旁生长，每月初一开始，一天长出一片荚来，到十五天就有十五片荚，从十六日起，每天落一片荚，至月底荚全部落完。第二个月的初一，一片荚再长出来。帝王朝南坐着看荚的生长脱落，就知道日子数目的多少，不必费事去查看日历来弄清日期。”上天既能够让荚长出来作为记日数的东西，为什么不让每片荚上有日子名称，帝王看到荚上的字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只是知道日子数，不知道日子的名称，还要再查看日历然后才能知道，这样帝王看日子不就更麻烦而不清楚了，蓂荚的生长，怎么能带来福呢？

蓂荚，是草的果实，如豆有豆荚一样。春夏季不结豆荚，豆荚的产生必定是在深秋之时。冬天非常寒冷，霜坠雪落，万物都枯萎了，俗儒能说唯独有蓂荚到冬天不死吗？如果与万物同样生长同样死亡，荚要在深秋才能长成，这样就只能在秋末考察蓂荚，春夏冬三个季节就不能考察了。而且十五天生十五片荚，在第十六天开始落荚，第二十一天落六片荚，落下的荚已散弃消亡了，不可能得到它的数目，还需要计算没有落下的荚才能知道日子的多少。这样劳苦心思，并不是什么有益的天助。

假使蓂荚生在殿堂上，君王坐在门窗之间，观察蓂荚的生长情况以此知道日子的多少，这才差不多可以说是有益的了。现在说蓂荚沿着台阶生长，就是长在殿堂之下了。君王的殿堂，墨子说尧、舜的殿堂高出地面三尺，儒家认为这还说得太低了。假使殿堂就是这样吧，高出地面三尺的殿堂，蓂荚长在台阶下，君王想看这些蓂荚，是不能够从门窗之间看到的，必须到堂前才能看见它，才会知道有多少片荚。起身去看殿堂下的蓂荚，这和把日历挂在君王座位附近，君王向旁一看就能见到相比，哪一个更方便些呢？天生祥瑞之物是想以此来使君王快乐，必须起身查看才知道日子多少，这是上天生出麻烦的东西给帝王添累赘啊。

况且蓂荚是一种草，君王的殿堂是他早晚要坐的地方，古代的人虽然生活朴实，宫室里面，长草了就要锄掉，怎么能够长出蓂荚来并让人可以从月初到月底都去数它呢？而且凡是计算日数的目的，都是为了用来记事。古代有史官主管历法负责记日，君王为什么要亲自去数荚片呢？尧要测定四季的中分之日，就授命曦、和他们四人观测四座星宿据以测定四时和节气。观察四星的出现事关重大，君王尚且不亲自去观察，反倒会亲自去察看荚片来计算日子吗？

俗儒又说：“太平之时，屈轶生长在殿堂的台阶下，形状像草一样，主要指明谁是佞人。佞人进入朝廷，屈轶就在殿堂的台阶下把他指出来，圣王就知道佞人在什么地方了。”上天能够有意识地生长这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不让圣王天生就能识别佞人，或者使佞人根本不能出生，一定要再另外生出一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为什么上天这样不怕麻烦呢？

圣王中没有谁能超过尧和舜，尧舜治理之时，天下最为太平。如果屈轶已经自己长在殿堂的台阶下，佞人来了，就指出来让人知道他，那么舜对于识别佞人又有什么困难，而要让皋陶陈述识别好人坏人的方法呢？经书上说：“能理解人就显得明智，连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人都含有五常之气，语言气息互相沟通，尚且还不能互相了解。屈轶，不过是一种草，怎么能够了解谁是佞人呢？如果俗儒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太平之时，草木的智慧就超过圣贤了。

打官司总有对有错，就人的情理来说也有理亏与理直，为什么上天不让屈轶直接指出那个有错而理亏的人，而一定要费尽心思去听取双方的申诉，判决以后还要等三天才定罪呢？所以屈轶这种草，或许根本没有而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或许真有这种草而捏造说它能指出佞人。假定这种草能指人，也可能是这种草生来见了人就会动。古人思想单纯，看见能动的草，就说它能指人，能指人，就说它能指出佞人。司南之杓，把它放在地上，它的柄能指向南方。鱼肉腐烂后生的小虫，落在地上后往北爬，这是虫的本性如此。现在草能指人，也是天性如此。圣人因为草能指人，就宣扬说：“殿堂阶下有屈轶，能够指出佞人。”百官臣子中有怀奸诈之心的人，就各自改变品性和操行，变为忠诚正直的品行。好比现在衙门里画着皋陶和觟……来威吓罪人一样。

俗儒说道：“觟……是一只角的羊，天生就能识别有罪的人。皋陶审理案件，对那些怀疑有罪而难以肯定的人，就让羊去触他，如有罪羊就抵触，无罪羊就不抵触。这大概是天有意生下来的独角怪兽，帮助法官检验疑案，所以皋陶很敬重羊，时刻都要侍奉它。这就是神妙奇特的瑞应一类的东西。”

王充说：有关觟……的说法仍旧是重复有关屈轶的说法。羊本来有两只角，觟……有一只角，形体上与一般的羊有所残缺，还不及同类，有什么神奇呢？三只足的鳖叫“能”，三只足的龟叫“贲”。考察能与贲并不比四只足的龟和鳖神奇，一只角的羊怎么会比两只角的更神圣呢？猩猩能知过去的事，喜鹊能知未来的事，鹦鹉能学人言，这些禽兽天生各有一种本领，不能再有第二种本领。

也许觟……的天性只能触人，不一定能知道谁是罪人，皋陶想把事情神化来帮助他处理政务，又讨厌判刑的人不心服，就借助觟……用角触人来判人的罪，意思是让人畏惧它而不犯法，判了刑的人终生不会有怨恨的话。动物的`天性各自有所知道的东西，如果认为觟……能触人就说它神奇，那么猩猩之类都应该神奇了。巫师能知道吉凶，是替人预测祸福的，没有人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把觟……也说成是巫的一类，那么巫有什么神奇之处值得赞美呢？这都是人们想把事情神化以便施行教化。

师尚父任周代的司马，率领军队讨伐纣王，到达孟津渡口上，执钺握旗，号令他的部下说：“河中有仓兕！”仓兕是水中的一种怪兽，善于弄翻人乘坐的船。师尚父要借助神力来鼓动将士，想叫他们尽快渡河，说不快渡河，仓兕要祸害你们，这也是重复关于觟……一类的说法。河中有这种奇异的动物，有时浮出水面扬起身子，身上有九个头，人们又害怕又厌恨它，其实它不一定会弄翻人坐的船。尚父因为河中有这种奇异的动物，就借它来威慑众将士。觟……能触有罪的人，如同仓兕能弄翻船一样，大概徒有虚名，并没有什么实际效验。人们畏惧怪奇之物，所以就凭空把它夸大。

俗儒又说太平之时有景星出现。《尚书中候》上说：“尧的时候曾经有景星出现于轸宿所在的位置。”景星，或许就是五星。其中最大的就是木星和金星。或许那个时候正是岁星、太白星运行到了轸宿所在的位置上，古人头脑单纯不能推算出五星运行的度数，也不知道岁星和太白星是什么样子，出现大而亮的星就说是景星了。《诗经》上又说：“东边有启明星，西边有长庚星。”或许也是再次出现的岁星和太白星。或是黄昏时出现在西边，或是清晨出现在东边，诗人不明白，就叫做启明星、长庚星了。

然而长庚星与景星相同，都在五星之中。太平之时，日月分外明亮。五星，与日月同属一类。如果太平之时会另外出现景星，可以再另外出现日月吗？诗人，只是平常的人；《尚书中候》所记的时代，是质朴的时代，都不明白星的运行。王莽的时候，太白星横贯天空，明亮得如同半弦月，假如不明白星的运行的人看见它，就又再会称它做景星。

《尔雅·释四时章》上说：“春天万物开始生长，夏天万物兴盛，秋天收获农作物，冬天万物安定宁静。四季之气调和就称为景星。”按照《尔雅》上的说法，景星是四季之气调和的名称，恐怕不是指依附在天空的大星。《尔雅》这本书，是用来训诂五经的，是儒者共同钻研的书，反而不信服它，另外称大星为景星，难道《尔雅》上说的景星与儒者说的景星不同吗！

《尔雅》上又说：“甘露及时降下，万物因此得到好处，就叫做醴泉。”醴泉说的是甘露。现在俗儒的说法，称泉水从地中出来，它的味道甜得像甜酒一样，因此叫做醴泉。两种解释相差甚远，确实不容易弄明白。考察《尔雅·释水章》：“泉水一会儿出现一会又没有了叫‘瀸’。喷泉水直喷出来。正出，就是喷涌出来的意思。沃泉水从上往下流出。悬出，就是从上面流出的意思。”这类泉水流出的情况不同，就有不同的名称。如果太平之时，另外有醴泉从地中流出来，应当在这一章中说到它，为什么反而记载在《释四时》这一章中，说甘露是醴泉呢？如果这样，俗儒说醴泉从地中流出，又说甘露的味道很甜，就不可信了。

俗儒说：“道德达于上天，能感动上天使日月分外明亮，星辰不偏离运行的轨道，祥风吹来，甘雨普降。”雨停后天阴刮小风这种雨有利于农事就叫做甘雨，并不是说雨水的味道是甜的。据此推论，甘露必然是说它降下的时候，恰好滋润养育了万物，不一定露的味道是甜的。也有露水甜得像蜜糖一样，这都是圣王太平之时应和出现的祥瑞，并不是《尔雅》上说的那种滋养万物的甘露。用什么来证明呢？考察一下像蜜糖一样甜的露水，都是附在树木上，而不附在谷物上就可以证明了。那些味道不甜的露水，它们降下时，土地全都滋润，万物沾蒙恩泽，普遍受惠。

据此说来，《尔雅》上的解释比较接近实际。根据《尔雅》上的解释，对实物进行验证，考察味道甘甜的露水降下附着在树木上，察看甘露附着过的树木，并不比不附着甘露的树木更茂盛。然而儒者现在所说的甘露大概不同于《尔雅》上所说的甘露。要想验证是不是《尔雅》上所说的甘露，用农作物饱满成熟，灾害没有发生作为标准，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甘露下降的证明。甘露降下来，这也就是醴泉了。

篇5：《论衡卷二十四卜筮篇》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二十四卜筮篇》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作者：王充

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蓍神龟灵，兆数报应，故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谓天地审告报，蓍龟真神也。如实论之，卜筮不问天地，蓍龟未必神灵。有神灵，问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

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苇藁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龟不灵，盖取其名，未必有实也。无其实，则知其无神灵，无神灵，则知不问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问之？天与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问，不自对见其人，亲问其意，意不可知。欲问天，天高，耳与人相远。如天无耳，非形体也。非形体，则气也，气若云雾，何能告人？蓍以问地，地有形体，与人无异。问人，不近耳，则人不闻，人不闻，则口不告人。夫言问天，则天为气，不能为兆；问地，则地耳远，不闻人言。信谓天地告报人者，何据见哉？

人在天地之间，犹虮虱之着人身也。如虮虱欲知人意，鸣人耳傍，人犹人闻。何则？小大不均，音语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问巨大天地，安能通其声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怀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在形体之中，神明是矣。人将卜筮，告令蓍龟，则神以耳闻口言。若己思念，神明从胸腹之中闻知其旨。故钻龟揲蓍，兆见数著。”夫人用神思虑，思虑不决，故问蓍龟。蓍龟兆数，与意相应，则是神可谓明告之矣。时或意以为可，兆数不吉；或兆数则吉，意以为凶。夫思虑者，己之神也；为兆数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为思虑，在胸外为兆数，犹人入户而坐，出门而行也。行坐不异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为兆数，不宜与思虑异。天地有体，故能摇动。摇动有生之类也。生，则与人同矣。问生人者，须以生人，乃能相报。如使死人问生人，则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龟死，以死问生，安能得报？枯龟之骨，死蓍之茎，问生之天地，世人谓之天地报应，误矣。如蓍龟为若版牍，兆数为若书字，象类人君出教令乎？则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则亦不听人之言。天道称自然无为，今人问天地，天地报应，是自然之有为以应人也。案《易》之文，观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月。以象类相法，以立卦数耳。岂云天地〔告〕报人哉？

人道，相问则对，不问不应。无求，空扣人之门；无问，虚辨人之前，则主人笑而不应，或怒而不对。试使卜筮之人，空钻龟而卜，虚揲蓍而筮，戏弄天地，亦得兆数，天地妄应乎？又试使人骂天而卜，驱地而筮，无道至甚，亦得兆数。苟谓兆数天地之神，何不灭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乱其数，使之身体疾痛，血气凑踊？而犹为之见兆出数，何天地之不惮劳，用心不恶也？由此言之，卜筮不问天地，兆数非天地之报，明矣。然则卜筮亦必有吉凶。论者或谓随人善恶之行也，犹瑞应应善而至，灾异随恶而到。治之善恶，善恶所致也，疑非天地故应之也。吉人钻龟，辄从善兆；凶人揲蓍，辄得逆数。何以明之？纣，至恶之君也，当时灾异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龟，罔敢知吉。”贤者不举，大龟不兆，灾变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龙兴，天人并佑，奇怪既多，丰、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体，所致无不良；凶人之起，所招无不丑。卫石骀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卜以龟为有知也。龟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时不卜，谋之於众，亦犹称善。何则？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实也。

夫钻龟揲蓍，自有兆数，兆数之见，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适与相逢。吉人与善兆合，凶人与恶数遇，犹吉人行道逢吉事，顾睨见祥物，非吉事祥物为吉人瑞应也。凶人遭遇凶恶於道，亦如之。夫见善恶，非天应答，适与善恶相逢遇也。钻龟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类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龟。公曰：“乃逢是吉。”鲁卿庄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夫卜曰逢，筮曰遇，实遭遇所得，非善恶所致也。善则逢吉，恶则遇凶，天道自然，非为人也。推此以论，人君治有吉凶之应，亦犹此也。君德遭贤，时适当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

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实诚者寡。论者或谓蓍龟可以参事，不可纯用。夫钻龟揲蓍，兆数辄见。见无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谓之凶，凶数而占谓之吉，吉凶不效，则谓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数，非吉凶误也，占之不审吉凶，吉凶变乱，变乱，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龟卜，犹圣王治世；卜筮兆数，犹王治瑞应。瑞应无常，兆数诡异。诡异则占者惑，无常则议者疑。疑则谓〔世〕未治，惑则谓〔占〕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数，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圣德之验也。周王伐纣，遇乌鱼之瑞，其卜曷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当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当兴，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谓之凶者，失其实也。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夫子贡占鼎折足以为凶，犹周之占卜者谓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犹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贡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诡论之材，故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世因武王卜，无非而得凶，故谓卜筮不可纯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专。

著书记者，采掇行事，若韩非《饰邪》之篇，明已效之验，毁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误也。《洪范》稽疑，卜筮之变，必问天子卿士，或时审是。夫不能审占，兆数不验，则谓卜筮不可信用。晋文公与楚子战，梦与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监其脑，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君之脑者，柔之也。”以战果胜，如咎犯占。夫占梦与占龟同。晋占梦者不见象指，犹周占龟者不见兆者为也。象无不然，兆无不审。人之知暗，论之失实也。传或言：武王伐纣，卜之而龟<兆昔>。占者曰“凶”。太公曰：“龟<兆昔>，以祭则凶，以战则胜。”武王从之，卒克纣焉。审若此传，亦复孔子论卦，咎犯占梦之类也。盖兆数无不然，而吉凶失实者，占不巧工也。

翻译

世俗迷信卜筮，认为卜是向天问疑，筮是向地问疑，蓍草和龟甲都很神灵，龟兆和蓍数就是天地对占卜者提问的答复，因此遇事便不和人商议而去占卜算卦，违反事情是否可行的道理而去迷信吉凶之说。人们内心认为天地确实会给予答复，蓍草和龟甲真是很神灵的。按照实情论述此事，卜筮并不能问天地，蓍草和龟甲不一定那么神灵。说它们有神灵，能向天地提问，这是俗儒的说法。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子路问孔子说：“猪羊的肩胛骨灼后同样可以得到兆，用雚苇藁芼这些草同样可以得到数，为什么一定要用蓍草和龟甲呢？”孔子说：“不是这样，大概只是取蓍和龟这两个名字的含义吧。称之为蓍，是指生存时间长；称之为龟，是指年代久远。要辩明疑惑不定的事情，应该请教年岁大、有经历的人。”由此说来，蓍草并不神，龟甲也不灵，这只是取它们的名，不一定有其实。没有其实，就说明它们没有神灵；没有神灵，可见用龟蓍占卜并不是向天地问吉凶。

况且天地的口耳在哪里，而能够问它们呢？自然和人事是同一个道理，想要了解天，根据人事就可以知道，相互提问，如不亲自当面看见对方，亲自问对方的意见，那么对方的意见就没法了解。想问天，天很高，天的耳与人相距很远。如果天没有耳，天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那就是气。气像云雾一样，怎么能答复人呢？蓍草是用来问地的，地有形体，与人没有差异。向人提问，不靠近耳朵，人就听不见：人听不见，口就不会回答人。说问天，天只是一种气，不能使龟甲产生兆象；说问地，地的耳朵很遥远，听不见人的提问。确实认为天地会答复人的提问，有什么根据呢？

人在天地之间，如同虮虱附着在人身上一样。如果虮虱想了解人的心意，它们在人的耳边鸣叫，人仍然听不见。为什么呢？因为虮虱和人小大不同，声音语言不通。现在用微小的人，去问巨大的天地，他们的声音怎么能相通呢？天地怎么能知道人的旨意呢？有人说：“人怀有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在人的形体之中，这就是神了。人将要进行卜筮，告知蓍草龟甲，神就用耳听口言。如果自己思念，神就从胸腹之中了解人的心意。所以钻薄龟甲揲分蓍草，兆象出现数字也明确。”

人用精神进行考虑，经考虑无法决定，所以就求问蓍龟。蓍龟表现出的兆数，与人的心意相吻合，就可以认为这是神明答复的了。有时自己的心意认为可行，而兆数又不吉利；有时兆数就算吉利，而自己的心意又认为是凶。所谓思虑，就是自己的心神；所谓兆数，也是自己的心神。同一个身体的神，在胸中就是思虑，在胸外就是兆数，就同人进屋坐下，出门行走一样。或行或坐不会和自己的心意不一致，或出或入也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如果兆数是由神明形成的，就不应该和思虑有什么不同。

天地有形体，所以能运动。能运动的，都是活的东西。天地既然是活的，那就与人相同了。问活人必须用活人，才能得到回答。如果让死人问活人，那就一定不能互相应答。现在天地是活的而蓍龟是死的，通过死的龟甲、蓍茎去问活的天地，怎么能得到回答呢？用枯龟的骨，死蓍的茎，去问活着的天地，世人认为天地会答复，这就错了。

如果说蓍龟有如版牍，兆数有如文字，就像君王发布命令一样吗？天地的口耳在何处，而能发布命令呢？孔子说：“天说过什么呢？但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天不言语，那么也就不听人的言语。天道崇尚自然无为，现在人去问天地，天地有答复，这就成了自然有意识地答复卜筮者了。考察《周易》上的文字，看它所载的用蓍草算卦的方法，是将蓍草分成两部分以象征天地，四根四根的分数以象征四季，所剩的余数放在旁边，以象征闰月。这是用类似的事物相互仿效，以此确定构成卦象的数字罢了，哪里是说天地真会答复卜筮的人呢？

人事的道理，互相提问则回答，不问就不回答，没有所求，平白无故地敲别人家的门，不提出问题，毫无目的地在别人的面前空辩，那么主人或者只笑不答应，或者生气而不回答。假如让卜筮的人平白无故地钻薄龟甲而卜问，毫无目的地摆弄蓍草来算卦，对天地进行戏弄，也会得到兆数，难道天地在胡乱答复吗？假如又让人咒骂天而占卜，敲打地而算卦，无理至极，也会得到兆数。如果说兆数是天地神灵的表现，为什么不灭掉他灼龟的火，烧他的手，使算卦人的手发抖而扰乱他求得的数字，让他身体生病疼痛，血气积聚喷涌呢？反而还为占卜的人显示兆数，为什么天地不怕辛劳，用心如此善良呢？据此说来，卜筮不能问天地，兆数也不是天地的答复，是很明白的了。

然而卜筮也一定会表示出吉凶。有些发议论的人说卜筮的吉凶是随人们行为的善恶而相应出现的，如同祥瑞应和善行而出现，灾异随着恶行而到来一样。国家治理的'好坏，相应招致祥瑞或灾异，怀疑这不是天地有意应和的。吉人钻薄龟甲卜问，吉兆往往随着出现；恶人揲蓍算卦，往往得到不吉利的筮数。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殷纣王，是极凶恶的君王，他在位时灾异一个接一个，他占卜了七十次都是凶兆。所以祖伊说：“贤人和大龟板，都觉察不出一点吉兆。”贤人不称赞，大龟板不显现吉兆，灾异屡次到来，因此周武王承受天命灭殷称君。刘邦兴起，天和人全都护佑他，奇异的现象已经很多了，丰沛的百姓，占卜得到吉兆。所以吉人的占卜，所招致的兆象没有一个不吉利；恶人的揲蓍，所得到的筮数没有一个不是坏的。

卫国的石骀死了，他没有嫡子，却有六个庶子，就用占卜决定谁为继承人，占卜的人说：“洗头洗澡佩带玉器就会得吉兆。”五个庶子都洗头洗澡佩带玉器。石祁子说：“哪有为父亲守丧期间还洗头洗澡佩带玉器的呢？”他不洗头洗澡不佩带玉器，石祁子得到了应继承父位的吉兆。卫国人认为龟甲是有知的。龟甲并不有知，而是石祁子自己有知。祁子施行善政，又有好的言语，言语好政治善，所以得到明显的吉兆。假使当时不用占卜决定继承人，让众人来商议推举，人们也仍然会称赞他好。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思和神的旨意对吉凶的看法是相同的。以上的这些话好像是对的，但并不符合占卜算卦的实际。

钻薄龟甲摆弄蓍草，自然会得兆数，兆数的出现，自然会有吉凶，而有吉凶的人，碰巧与兆数相遇。吉人与好的兆象吻合，凶人与恶的筮数相遇，如同吉人走在路上遇到吉祥的事物，随便就可以看到吉祥之物一样，并不是吉祥的事物有意表现为吉人的祥瑞。凶人，在路上碰到坏事也是如此。善恶事物的出现，并不是天的回答，是碰巧与善恶之人相遇到一起了。钻龟占卜揲蓍算卦会出现吉凶的征兆，就是由于有相遇上吉凶事物这类情况。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周武王生病，周公用龟甲占卜了三次，周公说：“所遇到的都是吉兆。”鲁国大夫庄叔生个儿子叫穆叔，用《周易》给儿子算命，遇上明夷卦变谦卦。占卜称为“逢”，算卦称为“遇”，实际上是各人的遭遇所得到的卦象，并不是由善恶所带来的。善就遇上吉兆，恶就碰上凶兆，天道自然如此，不是由于人的善恶所造成的。根据这种情况而论，君王治国有吉凶征兆出现，也仍然是这个道理。君王碰巧道德高尚，时运碰巧天下应当太平，美好的事物奇异的征兆就会偶然出现。不贤德的君王碰到的情况，也就和这种情况相反。

世人谈论卜筮的很多，懂得卜筮的真正道理的人很少。有的论者认为龟蓍卜筮的结果可以作为做事情的参考，但不能完全信赖它。钻龟占卜揲蓍算卦。兆数总是会出现的，它的出现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是由占卜的人主观加以解释。出现吉兆而占卜的人认为它是凶兆，出现凶数而占卜的人认为它是吉数，如果吉凶不灵验，就认为卜筮不可信。周武王讨伐纣王，筮算这件事，不吉利，占卜的人说：“大凶。”姜太公推开蓍草践踏龟甲后说：“枯骨死草，怎么能知道就不吉利呢？”卜筮出现兆数，不是兆数所显示的吉凶错了，是占卜的人辨别不清吉凶，把吉凶说颠倒了。吉凶颠倒了，所以姜太公不相信它。

用蓍草算卦龟甲占卜，如同圣王治理天下；卜筮出现的兆数，如同圣王治理天下时出现的祥瑞。祥瑞不经常出现，兆数变化多端。兆数变化多端就使占卜的人疑惑，祥瑞不经常出现就使议论的人怀疑。怀疑就认为天下尚未大治，疑惑就认为占卜不正确。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吉利的兆数，吉人可以遇上；治理天下遇上祥瑞，是圣王有德的证明。周武王讨伐纣王，遇到赤乌鸦和白鱼的祥瑞，他占卜为什么会遇上不吉利的兆数呢？假如周武王命中不应当兴起，出兵就不该遇上祥瑞；假如周武王命运该当兴盛，占卜就不该遇上凶兆。据此说来，武王的占卜，不应该得凶兆，说它是凶兆，就违背了它的真实情况。

鲁国将要攻打越国，对这件事算卦，得的爻辞是“鼎折断了足”，子贡占断这件事认为是凶兆。为什么呢？鼎折断了足，行走要用足，所以认为它是凶兆。孔子占断这件事认为是吉兆，孔子说：“越人居住在水边，行动用船，不用足，所以认为它是吉兆。”鲁国攻打越国，果然战胜了越国。子贡占卜“鼎折断了足”认为是凶兆，就同周代占卜人说武王伐纣不吉利一样。不吉中一定含有吉，就像“折鼎足”这样的预兆有利于攻打越国一样。周代人多数像子贡那样只有死板地解释兆数吉凶的能力，很少有像孔子那样的与众不同的论证的才干，所以看到异乎寻常的兆数，就不能辨别清楚了。世人因为武王占卜，没有过失而得凶兆，所以认为卜筮不能完全信赖，只能略微用来辅助政务，表示有鬼神在支配，说明不是自己在专断。

编书记史的人，收集以往的事例，如韩非《饰邪》那样的篇章，用已经发生的史事作证明。抨击指责卜筮，反对人们迷信卜筮。卜筮并不是完全不能用，是卜筮的人往往占断错了。《尚书》中的《洪范》记载考察疑难问题，以及卜筮的卦象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一定要求教天子和大臣，或许确实是正确的。不能对兆数作出确切的解释，兆数不灵验，就认为卜筮不可信赖。晋文公与楚成王开战，梦见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他身上吮吸他的脑汁，占梦的人说：“是凶兆。”咎犯说：“是吉兆！您得天的保佑，楚成王是低头认罪。吮吸您的脑汁，会使他软弱无力。”事后与楚成王交战果然获胜，正如咎犯所占断的一样。

占断梦象与占断龟兆相同。晋国占梦的人不明白梦兆的意思，如同周代占卜的人不明白龟兆的意思一样。梦兆没有不对的，龟兆没有不明的，由于人的才智愚昧，论断兆象偏离了实情。有的传上说：“武王讨伐纣王，占卜此事龟兆不清楚。占卜的人说：“是凶兆。”姜太公说：“龟兆不清楚，依照这个兆象举行祭祀就不吉利，依照这个兆象进行战争就能取胜。”武王听从了太公的话，终于战胜了纣王。如果真像这种记载所说的那样，也就又同孔子解释卦象，咎犯解释梦兆是同一类的了。大约兆数没有不对的，而吉凶失实，是因为占卜的人不高明巧妙的缘故。

篇6：文言文《论衡卷十一谈天篇》的原文和译文

文言文《论衡卷十一谈天篇》的原文和译文

原文：

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无以非，若非而无以夺，又恐其实然，不敢正议。以天道人事论之，殆虚言也。

与人争为天子，不胜，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有力如此，天下无敌。以此之力，与三军战，则士卒蝼蚁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胜之恨，怒触不周之山乎？且坚重莫如山，以万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动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难；使非柱乎？触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复难。信，颛顼与之争，举天下之兵，悉海内之众，不能当也，何不胜之有？且夫天者，气邪？体也？如气乎，云烟无异，安得柱而折之？女娲以石补之，是体也。如审然，天乃玉石之类也。石之质重，千里一柱，不能胜也。如五岳之巅，不能上极天乃为柱。如触不周，上极天乎？不周为共工所折，当此之时，天毁坏也。如审毁坏，何用举之？“断鰲之足，以立四极，”说者曰：“鳖，古之大兽也，四足长大，故断其足，以立四极。”夫不周，山也；鰲，兽也。夫天本以山为柱，共工折之，代以兽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鰲足可以柱天，体必长大，不容於天地，女娲虽圣，何能杀之？如能杀之，杀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则皮革如铁石，刀剑矛戟不能刺之，强弩利矢不能胜射也。

察当今天去地甚高，古天与今无异。当共工缺天之时，天非坠於地也。女娲，人也，人虽长，无及天者。夫其补天之时，何登缘阶据而得治之？岂古之天，若屋庑之形，去人不远，故共工得败之，女娲得补之乎？如审然者，女娲〔已〕前，齿为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时，天如盖乎？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涬濛澒，气未分之类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如说《易》之家、儒书之言，天地始分，形体尚小，相去近也。近则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娲得补之也。含气之类，无有不长。天地，含气之自然也，从始立以来，年岁甚多，则天地相去，广狭远近，不可复计。儒书之言，殆有所见。然其言触不周山而折天柱，绝地维，消炼五石补苍天，断鰲之足以立四极，犹为虚也。何则？山虽动，共工之力不能折也。岂天地始分之时，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触而折之？以五色石补天，尚可谓五石若药石治病之状。至其断鰲之足以立四极，难论言也。从女娲以来久矣，四极之立自若，鰲之足乎？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

案邹子之知不过禹。禹之治洪水，以益为佐。禹主治水，益〔主〕记物。极天之广，穷地之长，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国之地，鸟兽草木、金石水土，莫不毕载，不言复有九州。淮南王刘安，召术士伍被、左吴之辈，充满宫殿，作道术之书，论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异类之物，外国之怪，列三十五国之异，不言更有九州。邹子行地不若禹、益，闻见不过被、吴，才非圣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昆仑之高，玉泉、华池，世所共闻，张骞亲行无其实。案《禹贡》，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载，不言昆仑山上有玉泉、华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

凡事难知，是非难测。极为天中，方今天下，在极之南，则天极北，必高多民。《禹贡》“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则天地之极际也。日刺径千里，今从东海之上会，稽鄞、鄮，则察日之初出径二尺，尚远之验也。远则东方之地尚多。东方之地尚多，则天极之北，天地广长，不复訾矣。夫如是，邹衍之言未可非，《禹纪》、《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邹衍曰：“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天极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东南，视极当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极南也。以极言之，不在东南，邹衍之言非也。如在东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时，其光宜大。今从东海上察日，及从流沙之地视日，小大同也。相去万里，小大不变，方今天下，得地之广，少矣。雒阳，九州之中也，从雒阳北顾，极正在北。东海之上，去雒阳三千里，视极亦在北。推此以度，从流沙之地视极，亦必复在北焉。东海、流沙，九州东西之际也，相去万里，视极犹在北者，地小居狭，未能辟离极也。日南之郡，去雒且万里。徙民还者，问之，言日中之时，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复南万里，日在日〔南〕之南，是则去雒阳二万里，乃为日南也。今从雒地察日之去远近，非与极同也，极为远也。今欲北行三万里，未能至极下也。假令之至，是则名为距极下也。以至日南五万里，极北亦五万里也。极北亦五万里，极东西亦皆五万里焉。东西十万，南北十万，相承百万里。邹衍之言：“天地之间，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万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万五千里。二十二万五千里。如邹衍之书，若谓之多，计度验实，反为少焉。

儒者曰：“天，气也，故其去人不远。人有是非，阴为德害，天辄知之，又辄应之，近人之效也。”如实论之，天，体，非气也。人生於天，何嫌天无气？犹有体在上，与人相远。秘传或言：天之离天下，六万余里。数家计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数。如天审气，气如云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书者，天有形体，所据不虚。〔由〕此考之，则无恍惚，明矣。

注释翻译：

儒者的书上说：“共工与颛顼争做天子没有成功，发怒就撞不周山，结果把撑天的柱子弄折了，系地四角的绳子搞断了。于是女娲熔炼五色石来补苍天，砍掉鳌的脚来顶住天的四边。由于天的西北方残缺，所以日月往那里移动；由于地的东南方残缺，所以众多的江河向那里流去。”这是很久以前的记载，又为世间上人们肯定的说法。有学问的人，感到奇怪却无法指出它的不对，或者认为不对，却无法给予驳斥，但又恐怕它确实如此，因此不敢直接加以论述。用自然的道理和社会的情况来讨论，大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跟别人争当天子没有成功，发怒撞不周山，把撑天的柱子弄折了，把系地四角的绳子搞断了，有这样大的力量，那么天下就没有敌手。用这样大的力量，跟三军打仗，那么敌方的士兵像蝼蚁，武器盔甲像毫毛麦芒一样不堪一击，怎么会有失败的怨恨，发怒去撞不周山呢？况且坚固厚重没有比得上山的，用万人的力量，共同推座小山，也无法能推动。像不周山，是座大山。假使它是撑天的柱子呢？弄折它确实困难；假使它不是撑天的柱子呢？撞不周山而使撑天的柱子折断，这也还是不容易的。如果共工确实能“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的话，颛顼跟他争当天子，就是拿出天下的军队，用尽四海之内的人力，也抵挡不了，他怎么会打不胜呢！

再说，天，是气呢？还是实体呢？如果是气，那跟云烟没有什么两样，怎么会有撑它的柱子而且被折断呢？女娲用石补天，那么天是实体了。如果确实是这样，天就是玉石之类。石的质量重，做成千里长的一根柱子，是不能胜任的。像五岳的山顶都不能高达天上成为顶天的柱子，那像不周山能高达天上吗？不周山被共工折断，在这个时候，天就被毁坏了。如果确实被毁坏，用什么去支撑它呢？可以砍下鳌的腿来顶住天的四边，解释的人说：“鳌是上古的大兽，四条腿又长又粗，所以砍下它的腿可以顶住天的四边。”不周山是山，鳌是兽。天本来用山作为顶天柱，共工折断它，改用兽腿来替代，兽骨会腐朽，怎么能永久地顶住它呢？况且，鳌腿可以用来作柱顶天，那么它的身体必然又长又粗，天地不可能容得下，女娲虽然神圣，怎么能杀得死它呢？如果真能杀死它，那么是用什么东西杀的呢？鳌腿可以用来作柱顶天，那么它的皮革像铁石，刀、剑、矛、戟不能刺穿它，强弓利箭也不能射穿它。

观察现在的天离地很高，相信古时候的天与今天的没有区别。当共工毁坏天的时候，天并没有坠落在地上。女娲是人，人即使再高，也够不到天。那么她补天的时候，是攀登和依靠什么去补天的呢？难道古时候的天像屋顶的样子，离人很近，所以共工能够毁坏它，女娲能够补上它吗？如果确实是这样，女娲以前，开始作为人的，是人皇最先。人皇的时候，难道天像车盖一样离人很近吗？

解释《周易》的人说：“元气还没有区分开，浑浑沌沌是一体。”儒者的书上说：“自然之气浑浑沌沌模糊不清，是气还没有分清浊的状态。等到它们区分开来，清的成了天，浊的成了地。”按照解释《周易》的人和儒者书上说的，天地刚分离时，形体还小，相互间距离很近。因为天地间距离很近，那么天也许靠近不周山，所以共工能毁坏它，女娲能补好它。

有气存在的万物，没有不增长的.。天地，是有气存在的自然界，从开始产生以来，时间已经很久远了，那么天地间相互距离的远近，也就无法再计算了。儒者书上的话，大概有自己的见解。但它说共工撞不周山而弄折了顶天柱，搞断了系地的绳子，女娲熔炼五色石来补苍天，砍掉鳌腿来顶住天的四边，这就是假话了。为什么呢？山很难推动，共工的力量不可能撞折它。难道天地开始分开的时候，山小而人反倒大吗？怎么能撞折它呢？女娲用五色石补苍天，还可以说五色石像药物能治病一样。至于她砍掉鳌腿来顶住天的四边，这就很难说了。从女娲以来已经很久远了，天四极的存在和以前一样，难道它是鳌的腿吗？

邹衍的书上，说中国有九州，这就是《尚书·禹贡》上所说的九州。《尚书·禹贡》上的九州，实际上是邹衍书上说的“大九州”中的一个州。像《尚书·禹贡》说的“九州”，世界上共有九个。《尚书·禹贡》上的九州，就是现在中国的九州，由于在整个大九州的东南角，起名叫赤县神州。另外还有八个像中国这样的州。每个“大九州”四周有海环绕着，这海名叫“裨海”。九个“大九州”之外，另外有“瀛海”环绕。这话希奇古怪，使听者震惊害怕，但又不能证实它是不是这样，只是随便读读传诵用作说话的材料。所以真事和假事，都同时在社会上流传，真假无法分辨。世人感到迷惑，因此，这就需要加以责难和评论。

据考察，邹衍的见识超不过禹。禹治理洪水，曾用伯益作辅佐。由禹主持治理洪水，伯益负责记载各种事物。如记尽天的广阔，地的长度，遍及四海之外，穷尽四山之表，三十五国的所有地方，鸟兽草木，金石水土，没有不完全记载下来的，就是不曾说还有九州。淮南王刘安招致术士伍被、左吴之类，充满了宫殿，让他们作道术的书《淮南子》，谈论天下的事。《淮南子·地形》篇讲不同种类的事物，外国的奇奇怪怪，列出了三十五国的差异，也没有说另外还有九州。邹衍走过的地方不如禹和伯益多，听的和见的也超不过伍被和左吴，才智不如圣人，能力不是天授，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根据禹的《山海经·山经》，淮南王的《淮南子·地形》，用它来考察邹衍的书，都是些没有根据的假话。

太史公司马迁说：“《禹本纪》说黄河源出昆仑，昆仑山高二千五百多里，日月都被相互隔开不得相见而各自发出光亮，那山上有玉泉、华池。如今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穷究黄河源头，哪里能看到过《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说到九州山河的，只有《尚书·禹贡》较为接近实际情况。至于《禹本纪》、《山经》所记载的事情怪物，我不敢去说它。”其实，不敢说，就是认为它毫无根据。昆仑山很高，山上有玉泉、华池，是世人都听说过的，至于张骞亲自到过却没有那事实。考察《尚书·禹贡》，九州的山河，希奇古怪的东西，金玉的珍品，没有不完全记载下来的，就是没有说昆仑山上有玉泉和华池。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山经》、《禹本纪》都是没有根据的假话。

凡事难于识别，是非难于判定。北斗星是天的正中，如今中国在北斗星的南面，那么北斗星的北面一定还有很多人。《尚书·禹贡》载“东面到海，西面至沙漠”，这不是天地的最边沿。太阳直径有一千里，现在从东海边上会稽郡的鄞县和鄮县，观察太阳刚升起时直径只有二尺，这就是太阳离东海还很远的证明。太阳离东海还很远，那么东方的土地就还很多。既然东方的土地还很多，那么北斗星的北面，天地广阔，就更不可估量了。照这样说，邹衍的话就没有可指责的，而《禹本纪》、《山海经·山经》、《淮南子·地形》都不能相信了。邹衍说：“如今中国在地的东南面，称作赤县神州。”北斗星是天的正中，如果现在中国在地的东南面，看北斗星就该在西北面。今天北斗星正好在北面，现在中国就在北斗星的南面。以北斗星来说，中国不在地的东南面，所以邹衍的话是不对的。如果中国在地的东南面，就靠近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如果升起的时候，它的光芒就该更光亮。今天从东海上观察太阳，跟从沙漠地区看太阳，大小都一样。相离万里，所看见的太阳大小不变，可见如今中国占有的土地面积，是很小的。

雒阳在中国的中心。从雒阳向北看，北斗星正好在北面。东海岸边，离雒阳三千里，看北斗星也在北面。根据这个来推测，从沙漠地区看北斗星，也必然它还在北面。东海与沙漠，是中国东、西的边沿，相隔万里，看北斗星还是在北面，这是因为地方狭小，不能远离北斗星的缘故。日南郡离雒阳将近一万里。迁居到那里的人回来，问他们，回答说太阳正中的时候，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也不在太阳的南面。这样，推测从日南再往南一万里，那地方就应当在太阳的南面。这就是说，离雒阳二万里的地方，才是太阳的南面。

现在从洛阳观察与太阳距离的远近，跟在洛阳观察北斗星的远近，是不同的，北斗星要更远些。现在即使想向北走三万里，也不能到北斗星的下面。就算到了，这就叫做到了北斗星之下的地方。从北斗星之下的地方到日南是五万里。那么北斗星之下的地方的北面也该有五万里。北斗星下的地方的北面有五万里，那么北斗星下的地方的东面与西面也都该各有五万里。这样东面到西面十万里，南面到北面十万里，相乘是一百万万平方里。邹衍说：“天地之间，有象中国大小的州九个。”按照周代的中国，东西宽五千里，南北长也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中国这一个州有二千五百万平方里。天下有象中国这样的州九个，九乘二千五百万平方里，是二亿二千五百万平方里。像邹衍书上那样记载，如果认为说多了，按计算的来核实，反倒是说少了。

儒者说：“天是气，所以它离人不远。人有对有不对，暗中做了好事或坏事，天立即就知道，又立即会报应，这是天靠近人的证明。”按事实评论，天是物质实体，不是气。但是人在天禀受气而产生，又怎么能怀疑天没有气呢？可见还有一个实体的天在施气的上面，它与人相离很远。秘传有的说天离地有六万多里。按天文历算家计算，三百六十五度是一周天。天的转动可用周度来量，天的高度可用里数来计算。如果天确实是气，气象云烟，怎么能用里去量呢？再用二十八宿来证明，二十八宿是日、月停留的地方，就像地上有邮亭是地方长官停歇的地方一样。邮亭附着于地，也像星舍附着于天一样。考察秘传上写的，天有形体，依据不假。由此考察，那么天不是恍恍惚惚不可捉摸的，这已经很清楚了。

篇7：论衡卷十七指瑞篇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十七指瑞篇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卷十七·指瑞篇

作者：王充

儒者说凤皇、骐驎为圣王来，以为凤皇、骐仁圣禽也，思虑深，避害远，中国有道则来，无道则隐。称凤皇、骐驎之仁知者，欲以褒圣人也，非圣人之德不能致凤皇、骐驎。此言妄也。夫凤皇、骐驎圣，圣人亦圣。圣人恓恓忧世，凤皇、骐驎亦宜率教。圣人游於世间，凤皇、骐亦宜与鸟兽会。何故远去中国，处於边外，岂圣人浊，凤皇、骐驎清哉?何其圣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圣人者当隐乎，十二圣宜隐;如以圣者当见，凤、驎亦宜见。如以仁圣之禽，思虑深，避害远，则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陈、蔡，非也。文王、孔子，仁圣之人，忧世悯民，不图利害，故其有仁圣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节，不能禁人加非於己。

案人操行莫能过圣人，圣人不能自免於厄，而凤、驎独能自全於世，是鸟兽之操，贤於圣人也。且鸟兽之知，不与人通，何以能知国有道与无道也?人同性类，好恶均等，尚不相知;鸟兽与人异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鸟兽，鸟兽亦不能知人，两不能相知;鸟兽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称凤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鸟兽，论事过情，使实不著。

且凤、驎岂独为圣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时，凤皇五至，骐驎一至，神雀、黄龙，甘露、醴泉，莫不毕见，故有五凤、神雀、甘露、黄龙之纪。使凤、驎审为圣王见，则孝宣皇帝圣人也;如孝宣帝非圣，则凤、驎为贤来也。为贤来，则儒者称凤皇、骐驎，失其实也。凤皇、骐为尧、舜来，亦为宣帝来矣。夫如是，为圣且贤也。

儒者说圣太隆，则论凤、驎亦过其实。《春秋》曰：“西狩获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说之，以为天以命孔子，孔子不王之圣也。夫驎为圣王来，孔子自以不王，而时王鲁君无感驎之德，怪其来而不知所为，故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知其不为治平而至，为己道穷而来，望绝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为来哉”，知驎为圣王来也。曰：前孔子之时，世儒已传此说，孔子闻此说而希见其物也，见驎之至，怪所为来。实者，驎至，无所为来，常有之物也，行迈鲁泽之中，而鲁国见其物遭获之也。孔子见驎之获，获而又死，则自比於驎，自谓道绝不复行，将为小人所蹊获也。故孔子见驎而自泣者，据其见得而死也，非据其本所为来也。然则驎之至也，自与兽会聚也。其死，人杀之也。使驎有知，为圣王来，时无圣主，何为来乎?思虑深，避害远，何故为鲁所获杀乎?夫以时无圣王而驎至，知不为圣王来也;为鲁所获杀，知其避害不能远也。圣兽不能自免於难。圣人亦不能自免於祸。祸难之事，圣者所不能避，而云凤、驎思虑深，避害远，妄也。

且凤、驎非生外国也，中国有圣王乃来至也。生於中国，长於山林之间，性廉见希，人不得害也，则谓之思虑深，避害远矣。生与圣王同时，行与治平相遇，世间谓之圣王之瑞，为圣来矣。剥巢破卵，凤皇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渔，龟、龙为之不游。凤皇，龟、龙之类也，皆生中国，与人相近。巢剥卵破，屏窜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游，无远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国也?龟、龙、凤皇，同一类也。希见不害，谓在外国;龟、龙希见，亦在外国矣。

孝宣皇帝之时，凤皇、骐驎、黄龙、神雀皆至，其至同时，则其性行相似类，则其生出宜同处矣。龙不生於外国，外国亦有龙。凤、驎不生外国，外国亦有凤、驎。然则中国亦有，未必外国之凤、驎也。人见凤、驎希见，则曰在外国;见遇太平，则曰为圣王来。夫凤皇、骐驎之至也，犹醴泉之出、硃草之生也。谓凤皇在外国，闻有道而来，醴泉、硃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时?醴泉、硃草，和气所生，然则凤皇、骐驎，亦和气所生也。和气生圣人，圣人生於衰世。物生为瑞，人生为圣，同时俱然，时其长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气，和气时生圣人。圣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时有凤、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骐驎见於鲁之西泽。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际，凤皇集於济阳之地。圣人圣物，生於衰世。圣王遭见圣物，犹吉命之人逢吉祥之类也，其实相遇，非相为出也。

夫凤、驎之来，与白鱼、赤乌之至，无以异也。鱼遭自跃，王舟逢之;火偶为乌，王仰见之。非鱼闻武王之德，而入其舟;乌知周家当起，集於王屋也。谓凤、驎为圣王来，是谓鱼、乌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贵之命，故其动出见吉祥异物，见则谓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见，定德薄厚。若夫白鱼、赤乌小物，小安之兆也;凤皇、骐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不见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时矣。且凤皇、骐驎，何以为太平之象?凤皇、骐驎，仁圣之禽也，仁圣之物至，天下将为仁圣之行矣。《尚书大传》曰：“高宗祭成汤之庙，有雉升鼎耳而鸣。高宗问祖乙，祖乙曰：‘远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见雉有似君子之行，今从外来，则曰“远方君子将有至者”矣。

夫凤皇、骐驎犹雉也，其来之象，亦与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复合於本。武帝议问群臣，谒者终军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众枝内附，示无外也。如此瑞者，外国宜有降者。若〔是〕应，殆且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而蒙化焉。”其後数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将数千人来降，竟如终军之言。终军之言，得瑞应之实矣。推此以况白鱼、赤乌，犹此类也。鱼，〔水〕精;白者，殷之色也;乌者，孝鸟;赤者，周之应气也。先得白鱼，後得赤乌，殷之统绝，色移在周矣。据鱼、乌之见以占武王，则知周之必得天下也。

世见武王诛纣，出遇鱼、乌，则谓天用鱼、乌命使武王诛纣，事相似类，其实非也。春秋之时，瞿鹆来巢，占者以为凶。夫野鸟来巢，鲁国之都且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为季氏所攻，出奔於齐，死不归鲁。贾谊为长沙太傅，服鸟集舍，发书占之，云：“服鸟入室，主人当去”。其後贾谊竟去。野鸟虽殊，其占不异。夫凤、驎之来，与野鸟之巢、服鸟之集，无以异也。是瞿鹆之巢，服鸟之集，偶巢适集，占者因其野泽之物，巢集城宫之内，则见鲁国且凶、传〔主〕人不吉之瑞矣。非瞿鹆、服鸟知二国祸将至，而故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为家，家人将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见於人，知者占之，则知吉凶将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为吉凶之人来也。犹蓍龟之有兆数矣。龟兆蓍数，常有吉凶，吉人卜筮与吉相遇，凶人与凶相逢，非蓍龟神灵知人吉凶，出兆见数以告之也。虚居卜筮，前无过客，犹得吉凶。然则天地之间，常有吉凶，吉凶之物来至，自当与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为也。夫巨大之天使，细小之物，音语不通，情指不达，何能使物?物亦不为天使，其来神怪，若天使之，则谓天使矣。

夏後孔甲畋於首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来，之子必大贵。”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将生子，而其子必〔吉〕凶，为之至也。既至，人占则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见於王朝，若入民家，犹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将生子，为之故到。谓凤皇诸瑞有知，应吉而至，误矣。

文言文译文：

俗儒说凤凰、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认为凤凰、麒麟是仁圣的禽兽。

它们思虑深远，远避祸害，中国政治清明就出现，政治昏暗就隐藏不出。称颂凤凰、麒麟如此仁智，是想用它们来颂扬圣人。因为不具备圣人的道德，就不能招来凤凰、麒麟，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凤凰、麒麟仁圣，圣人也仁圣。圣人忙碌不安为天下操心，凤凰、麒麟也应当遵循圣人的教化去做。圣人在人世间来往，凤凰、麒麟也应当与鸟兽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要远远离开中国，处在边远地区呢?难道是圣人的道德不高尚，凤凰、麒麟的道德清高吗?为什么它们的品德如此相同而行为却又如此不同呢?

如果认为圣人应当隐藏，那么十二圣就应当隐藏起来;如果认为圣人应当出现，那么凤凰、麒麟也就应当出现。如果认为它们是仁圣的禽兽，思虑深远，应该远避祸害，那么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在陈国、蔡国间遭难，就不对了。周文王和孔子，都是仁圣的人，操心天下爱惜百姓，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他们具有仁圣的才智，才遭受拘禁困穷的祸患。凡个人进行修养，能够修养身心端正节操，却不能够阻止别人把非议加在自己的头上。考察人的道德行为，谁也超不过圣人，圣人都不能使自己免受灾难，而凤凰、麒麟偏偏能自我保全在世上，这样说来，鸟兽的操行比圣人的还要好了。

鸟兽的思想，不与人相通，凭什么能知道中国政治的好坏呢?人与人的禀性和种类是相同的，好恶也是相等的，尚且不能相互了解，鸟兽与人的禀性不同，怎么能够了解人呢?人不能了解鸟兽，鸟兽也不能了解人，两方面互相不了解，鸟兽比人愚蠢，为什么反而能够了解人呢?俗儒都称赞凤凰的品德，想用它来表彰圣王的统治，反而使人有圣王不及鸟兽的感觉，论事超过实情，反而使实情不明显了。而且凤凰、麒麟难道是单为圣王才出现的吗?孝宣皇帝的时候，凤凰五次出现，麒麟一次出现，神雀、黄龙、甘露、醴泉，全都出现过，所以才有五凤、神雀、甘露、黄龙这些年号。假如凤凰、麒麟确实是为了圣王而出现的，那么孝宣皇帝也是圣人了;如果孝宣皇帝不是圣人，那么凤凰、麒麟是为贤人而出现的了。凤、麟为贤人而出现，那么俗儒称赞凤凰、麒麟，就失去它的实际意义了。凤凰、麒麟为尧、舜而出现，同样也为孝宣皇帝而出现。如此说来，凤凰、麒麟既为圣王出现也为贤人而出现。俗儒颂扬圣人太过分，而称赞凤凰、麒麟也言过其实了。

《春秋》上说：“有人在鲁国西部打猎，获得一头死麒麟，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它为谁而来啊!它为谁而来啊!’把袖口翻过来擦脸，泪水打湿了衣襟。”俗儒解释这件事，认为是上天用麒麟来授命于孔子，因为孔子是没有当君王的圣人。麒麟是为圣王出现的，孔子因为自己不是君王，而当时的周王和鲁君又都没有能感召麒麟的德行，对麒麟的出现感到奇怪而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所以就说“它为谁而来啊!它为谁而来啊!”孔子知道它不是为政治贤明而出现，是为自己到了穷途末路而出现，希望破灭内心伤感，因此泪水打湿了衣襟。从孔子说“它为谁而来啊”这句话，可知麒麟是为圣王而出现的。

我说：在孔子以前，俗儒已经流传着关于麒麟是为圣王而出现的这种说法了，孔子听见了这种传说而又很少见到这种动物，所以见到麒麟出现，就奇怪它为什么到来。实际上，麒麟出现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它也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它行经鲁国的草泽之中，鲁国人见到这种动物，碰上就捕获住它了。孔子看见麒麟被捕捉，捉到后又死了，就以麒麟自比，自认为治世的主张到了穷途末路不能再继续施行，将会被小人所拘禁了。所以孔子见到麒麟而自己哭起来，是由于见到麒麟被捉住并且死了，并不是根据它原本是为什么来而哭的。然而麒麟的出现，是它自己与兽类相聚会;它的死，是人杀了它。假如麒麟有神智，是为圣王而出现，当时并没有圣王，它为什么出现呢?它能思虑深邃，远避祸害，为什么会被鲁国人捕获而杀死呢?从当时没有圣王而麒麟出现来看，可知麒麟不是为圣王而出现的;从它被鲁国人捕获杀死来看，可知它并不能远远地避开祸害。圣兽不能自免于灾难，圣人也就不能自免于祸患。祸患灾难的事件，圣者不能避开，而说凤凰、麒麟能思虑深邃，远避祸害，太荒诞了。

而且凤凰、麒麟并不是产生在边远地区，中原有了圣王才来出现的。它们生于中原，长于山林之中，性情清高很少出现，人们不能够伤害它们，就说它们思虑深远，能远避祸害了。它们与圣王同时产生，活动正与政治清明时期相遇，世上的人就说它们是圣王的祥瑞，是为了圣王才出现的。捣毁凤凰巢，打破凤凰卵，凤凰因此会不飞翔;烧毁森林来打猎，放干池水来打鱼，龟、龙因此会不游动。凤凰，是龟、龙的'同类，都产生在中原，与人相接近。巢被毁卵被打破，凤凰就躲避起来不飞翔;林被焚烧池被放干，龟、龙就隐藏起来不再游动。并没有它们远远离去的文字记载，怎么知道它们存在于边远地区呢?

龟、龙、凤凰、麒麟，同属一类。凤、麟很少出现不受伤害，就说它们存在于边远地区，龟、龙很少出现，也存在于边远地区了。孝宣皇帝的时候，凤凰、麒麟、黄龙、神雀都出现。它们都同时出现，那么它们的本性和行为是相同的，它们的产生和出没也应当在同一个地区了。龙不产生于边远地区，边远地区也有龙;凤凰、麒麟不产生在边远地区，边远地区也有凤凰、麒麟。然而中原也有的凤、麟，未必就是边远地区的凤、麟。人们见凤凰、麒麟很少出现，就说它们存在于边远地区，看到它们正巧在太平的时候出现，就说它们是为圣王而出现的。

凤凰，麒麟的出现，就和醴泉的出现、朱草的产生一样。说凤凰存在于边远地区，听见中原的政治清明而出现，那么醴泉、朱草知道什么，怎么会产生在太平的时候呢?醴泉、朱草，是由和气所产生的，同样，凤凰、麒麟也是由和气所产生的。事物产生就是祥瑞，人物产生就是圣人，同时产生本性相同，等到他们长大后，自然就相遇在一起了。衰世也有和气，和气有时也产生圣人。圣人在衰世产生，衰世中也不时会有凤凰、麒麟出现。孔子出生在周代的末世，麒麟就在鲁国的西部水泽中出现。汉光武帝出生在西汉成、哀之际，就有凤凰在济阳那个地方停落。圣人圣物，生于衰世。圣王恰好出生，圣物恰好出现，遇到圣物，好比有好命的人遇上吉祥之物一样，他们实在是偶然碰在一起了，并不是互相为了对方才产生出来的。

凤凰、麒麟的出现，与白鱼、赤乌的出现一样，并没有什么奇异。白鱼正好自己往上跳，武王的船也正好碰上它;火偶然变成乌鸦，武王抬头就看见了它。并不是白鱼知道了武王的德行而跳入他的船中，赤乌知道周朝要兴盛才在武王的屋顶上停落。说凤凰、麒麟为圣王而出现，这就是说白鱼、赤乌也是为武王才出现的了。当君王的人承受了富贵之命，所以他行动外出时总会看到些吉祥珍奇的东西，看见了就称之为祥瑞。祥瑞之物有小有大，各人以见到的瑞物的大小来判断它所象征的功德的大小。白鱼、赤乌是小瑞物，是小安的征兆;凤凰、麒麟是大瑞物，是天下太平的征兆。

所以孔子说：“凤鸟不飞来了，黄河也没有图出现，我这一生可能是完了。”孔子看不到太平盛世的征兆，自知遇不上天下太平的时候了。而且凤凰、麒麟为什么是太平盛世的征兆呢?因为凤凰、麒麟是仁圣的禽兽。这种仁圣之物出现，象征着天下将要出现仁圣的教化了。《尚书大传》上说：“殷高宗祭祀成汤的宗庙，有野鸡飞到鼎的把手上鸣叫。高宗问祖己这预兆什么，祖己回答说：‘远方的君子大概有要来朝贡的。’”祖己看到野鸡的性情具有和君子的操行相类似之处，现在又从外面飞来，就说“远方的君子将有要来朝贡的”了。

凤凰、麒麟同野鸡一样，它们出现时的征兆，也与野鸡相同。汉武帝到西部巡狩，获得一头白麟，长有一只角，每个蹄子上有五只脚趾，又有一棵树，树枝长出来又合并到树干上。汉武帝询问群臣，谒者终军说：“野兽的角两只合并长成一只，象征天下归附西汉;所有的枝条内附树干，象征没有背离的人。像这种祥瑞出现，边远地区应该有来归附的人。这个祥瑞如果应验的话，大概将会有解散发辫、改掉向左开襟的衣服，头上戴帽，腰间系上带子而来接受教化的人了。”说这话后的几个月之内，越地就有来归降的，匈奴的名王也率领数千人来归降，竟然和终军所说的符合。终军所说的话，得到了祥瑞应验的证实。

用这种事实来推论白鱼、赤乌的出现，仍然属于这一类情况。鱼，是水中精气所生;白色是殷朝的服色。乌鸦是孝鸟;红色是周朝的瑞应之气。武王先得白鱼，后得赤乌，殷朝世代相传的国统已经断绝，服色已经移到周朝崇尚的红色上来了。根据白鱼、赤鸟的出现，以此推测武王的命运，就知道周朝必然统治天下了。世人看到武王诛灭纣王，出行时遇上白鱼、赤乌，就说上天用白鱼、赤乌来授命武王诛灭纣王，事情有点相象，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春秋的时候，有鸜鹆飞到鲁国来筑巢，占卜的人认为是凶兆。野鸟飞来筑巢，预兆鲁国的都城将要变成废墟，鲁昭公将要离开国土去逃难。后来，昭公被季氏所驱逐，逃难到齐国，至死也没有回到鲁国。贾谊任长沙王太傅时，服鸟停落在他的房舍上，他打开策书占卜这件事，书上说：“服鸟飞入房内，主人应当离去”。事后，贾谊果然离开长沙国了。野鸟的种类虽然不同，但占卜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凤凰、麒麟的出现，与野鸟的筑巢，服鸟的停落，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鸜鹆的筑巢，服鸟的停落，只是偶然来鲁国搭窝和恰巧停在贾谊的屋顶上，占卜的人因为它们是生长在野泽中的飞禽，筑巢停落在都城宫室里面，就看出鲁国将有凶险、传舍人不吉利的征兆了。并不是鸜鹆、服鸟知道长沙国和鲁国的祸害将要发生，而故意为它们筑巢停落表示预兆。

做君王的人以天下为家。家里人将要发生或吉或凶的事情，吉凶的征兆对人事先表现出来，有才智的人占卜它，就知道吉凶将要到来，并不是吉凶之物事前有知，故意为吉凶之人而来的。好比蓍草有数，龟甲有兆一样，龟兆蓍数预示的，经常有吉有凶，吉利的人去占卜，正好碰上吉兆，不吉利的人去占卜，正好遇到凶兆，并不是蓍草龟甲有神灵，知道人的吉凶，显出龟兆出现蓍数用以告知人们。无事时空坐家中占卜，面前没有来求占卜的客人，仍然会得出凶兆或吉兆。然而天地之间，经常有吉有凶，吉凶之物出现，自然应当跟吉凶之人相遇到一起了。有人说这是上天指使它们这么做的。巨大无比的天，指使细小的东西，声音言语不相通，思想感情无法表达，怎么能支使吉凶之物呢?吉凶之物也不会被天所指使，它出现的神奇怪异，若是上天指使它的，那么就可以说是上天指使的了。

夏朝君王孔甲在首山打猎。下雨了天色阴暗，孔甲进入一位百姓家，这家主人正在生孩子。有人说：“君王到来，这个孩子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也有人说：“不能承受这种福气，这个孩子将来必有祸殃。”孔甲进入老百姓的家里，是偶然遇雨而去躲雨，并不是知道老百姓家将要生孩子，而他家孩子将来必定有凶险，才为此到他家的。既来之后，人们加以预测就会出现吉凶两种不同的说法了。吉凶之物在王朝中出现，或者进入老百姓家，好比孔甲遇雨进入百姓家一样。孔甲不知道他家将要生小孩，而因为这个缘故才到他家的，说凤凰等各种瑞物有预知，是应和吉祥而出现的，这就错了。

篇8：文言文《论衡·卷五·异虚篇》原文及翻译

文言文《论衡·卷五·异虚篇》原文及翻译

原文

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谷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谷亡。三年之後，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谷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谷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

祖己之言“朝当亡”哉！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欲死，怪出。国欲亡，期尽。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祸？夫家人见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见妖改政，安能除祸？除祸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国，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谷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

鲁昭公之时，瞿鹆来巢。师己采文、成之世童谣之语，有瞿鹆之言，见今有来巢之验，则占谓之凶。其後，昭公为季氏所逐，出於齐，国果空虚，都有虚验。故野鸟来巢，师己处之，祸竟如占。使昭公闻师己之言，修行改政为善，居高宗之操，终不能消。何则？瞿鹆之谣已兆，出奔之祸已成也。瞿鹆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叶安得不茂？源发，流安得不广？此尚为近，未足以言之。夏将衰也，二龙战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於殷；殷亡，传於周，皆莫之发。至幽王之时，发而视之，漦流於庭，化为玄鼋，走入後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历王惑乱，国遂灭亡。幽、历王之去夏世，以为千数岁，二龙战时，幽、厉、褒姒等未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祸安得不就？瑞见，福安得不至？若二龙战时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则褒姒当生之验也。龙称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则厉王不得不恶，恶则国不得不亡。征已见，虽五圣十贤相与却之，终不能消。善恶同实：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谓恶异可以善行除，是谓善瑞可以恶政灭也。

河源出於昆仑，其流播於九河。使尧、禹却以善政，终不能还者，水势当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龙不可除，则桑谷不可却也。王命之当兴也，犹春气之当为夏也。其当亡也，犹秋气之当为冬也。见春之微叶，知夏有茎叶。睹秋之零实，知冬之枯萃。桑谷之生，其犹春叶秋实也，必然犹验之。今详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见於夏时，又何以知桑谷之生，不为纣亡出乎！或时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远近之实。高宗问祖己之後，侧身行道，六国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长未终，则谓起桑谷之问，改行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谷之生，殆为纣出，亦或时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寿长。祖己信野草之占，谓之当亡之征。

汉孝武皇帝之时，获白麟戴两角而共牴，使谒者终军议之。军曰：“夫野兽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为一也。”麒麟野兽也，桑谷野草也，俱为野物，兽草何别？终军谓兽为吉，祖己谓野草为凶。高宗祭成汤之庙，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为远人将有来者，说《尚书》家谓雉凶，议驳不同。且从祖己之言，雉来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鸟之形，若民人处草庐之中，可谓其人吉而庐凶乎？民人入都，不谓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则民人之类。如谓含血者吉，长狄来至，是吉也，何故谓之凶？如以从夷狄来者不吉，介葛卢来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为凶，硃草、蓂荚出，是不吉也。硃草、蓂荚，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为不吉。何故谓之瑞？一野之物，来至或出，吉凶异议。硃草荚善草，故为吉，则是以善恶为吉凶，不以都野为好丑也。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则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孙术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则雉之吉凶未可知，则夫桑谷之善恶未可验也。桑谷或善物，象远方之士将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获吉福，享长久也。

说灾异之家，以为天有灾异者，所以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过，异见於国；不改，灾见草本；不改，灾见於五谷；不改，灾至身。左氏《春秋传》曰：“国之将亡，鲜不五稔。”灾见於五谷，五谷安得熟？不熟，将亡之征。灾亦有且亡五谷不熟之应。天不熟，或为灾，或为福。祸福之实未可知，桑谷之言安可审？论说之家著於书记者皆云：“天雨谷者凶。”传书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此方凶恶之应。和者，天用成谷之道，从天降而和，且犹谓之善，况所成之谷从雨下乎！极论订之，何以为凶？夫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阴阳和者，谷之道也，何以谓之凶？丝成帛，缕成布。赐人丝缕，犹为重厚，况遗人以成帛与织布乎？夫丝缕犹阴阳，帛布犹成谷也。赐人帛，不谓之恶，天与之谷何，故谓之凶？夫雨谷吉凶未可定，桑谷之言未可知也。

使暢草生於周之时，天下太平，人来献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与彼桑谷何异？如以夷狄献之则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谓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炽酿，芬香暢达者，将祭灌暢降神。设自生於周朝，与嘉禾、硃草、蓂荚之类不殊矣。然则桑亦食蚕，蚕为丝，丝为帛，帛为衣。衣以入宗庙为朝服，与暢无异。何以谓之凶？卫献公太子至灵台，蛇绕左轮。御者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车轮左者速得国。”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见太子，太子曰：“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於君，不行私欲，共严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国而拜，其非君欲。废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则不忠。而欲我行之，殆欲吾国之危明矣。”投殿将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剑而死。夫蛇绕左轮，审为太子速得国，太子宜不死，献公宜疾薨。今献公不死，太子伏剑，御者之占，俗之虚言也。或时蛇为太子将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实。夫桑谷之生，与蛇饶左轮相似类也。蛇至实凶，御者以为吉。桑谷实吉，祖己以为凶。

禹南济於江，有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嘻笑而称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也。”龙去而亡。案古今龙至皆为吉，而禹独谓黄龙凶者，见其负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谷比於龙，吉凶虽反，盖相似。野草生於朝，尚为不吉，殆有若黄龙负舟之异。故为吉而殷朝不亡。

晋文公将与楚成王战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问咎犯，咎犯对曰：“以彗斗，倒之者胜。”文公梦与成王博，成王在上，盬其脑。问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战必大胜。”文公从之，大破楚师。向令文公问庸臣，必曰不胜。何则？彗星无吉，搏在上无凶也。夫桑谷之占，占为凶，犹晋当彗末，博在下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对彗见天之诡。故高宗长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问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战以大胜，世人将曰：“文公以至贤之德，破楚之无道。天虽见妖，卧有凶梦，犹灭妖消凶以获福。”殷无咎犯之异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谷之文，传世不绝，转祸为福之言，到今不实。

翻译

殷高宗的时候，桑树穀树一齐在朝廷生长，七天就长成两手合围那样粗。高宗召见他的相来问，相说：“我虽然知道这件事，但不能说。”于是高宗问祖己，祖己说：“那桑树穀树，是野生的东西，而现在长在朝廷中，意味着王朝要灭亡了！”高宗感到恐惧、害怕，就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思考求索前代圣王的政治措施，讲求敬养老人的道理，复兴频于灭亡的国家，延续中断了世袭权利的贵族世家，起用了隐居的人。于是桑树和穀树消失了。三年之后，远方诸侯通过翻译来朝拜殷高宗的有六国，他终于享受了百年的福分。殷高宗是个圣贤的君主，能感触到桑树和穀树生于朝廷的异常现象，而问祖己，按祖己的话，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于是桑树与穀树生于朝的凶象消失，诸侯来朝，在位时间长久。修善的意思诚心，所以吉祥的福多。这是靠不住的话。

照祖己的说法，商朝应当灭亡！王朝该灭亡，如同人该死一样。人要死，凶象就会出现；国家将亡，是期数已到尽头。人死与国命终止，人死不能再活，国亡就不会再存在。祖己讲改善政治，对于避免商朝灭亡有什么好处呢？高宗修善操行，对消除灾祸又有什么帮助呢？老百姓出现凶象修养善行，不能得吉祥；殷高宗出现凶象改善政治，怎么就能消除灾祸呢？消除灾祸尚且不能，何况要招来六国朝拜，延年到百岁！所以人的死活，在于生命的早亡与长寿，不在操行的好坏；国家的存在与灭亡，在于期数的长短，不在政治的得失。考察祖己的预言，桑树和穀树在朝廷长出是商朝将亡的凶象，灭亡的预兆已出现，即使修政改行，又会有什么补益呢！用什么来证明？

鲁昭公的时候，八哥到鲁国筑窝。师己取鲁文公、鲁成公时童谣中的话，有关八哥的传言，见如今有八哥来筑窝的应验，就预测说是凶象。那之后，鲁昭公被季平子所驱逐，出走到齐国，国家果然空虚，都城成为废墟，应验了童谣。由于野鸟来鲁国筑窝，师己作出判断，灾祸竟同他预测的一样。假使鲁昭公听到师己的话，修善操行改良政治，具备了高宗的操行，也终究不能消除灾祸。为什么呢？因为有关八哥的童谣已是征兆，出奔他国的灾祸已经成就。可见八哥的征兆，已在鲁文公、鲁成公的时代出现了。根已长出，叶子怎么能不茂盛；水源已发掘，水流怎么能不广阔。这个预言和应验的时间还相距太近，不足以说明王朝的灭亡早就注定。夏朝快要衰亡，二条龙在宫庭中争斗，吐了口水就离开了，夏王用木柜藏起它。夏朝灭亡，传给殷商；殷商灭亡，传给周朝，都没有把它打开。到周厉王的时候，打开来看，龙的口水在宫庭中流淌，化作一只黑蜥蝎，跑进后宫，跟女人交合，终于生下褒姒。褒姒嫁给周幽王，使幽王迷惑混乱，国家终于灭亡。厉王、幽王距离夏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二龙争斗的时候，周厉王、幽王、褒姒等还没有出生，周要灭亡的凶象，就已经出现很久了。凶象出现，灾祸怎么能不成就？吉兆出现，福分怎么能不到来？就像二龙争斗时说的：“我们是褒国姒氏的两位祖先。”这就是褒姒该出生的应验。龙说是褒国姒氏的祖先，所以褒姒不能不生下来，褒姒生下来那么幽王不得不作恶，周幽王作恶那么国家就不得不灭亡。灭亡征兆已经出现，即使许许多多圣贤来帮着阻止灾祸出现，始终不能消除。好坏都是同样的情况：好的征兆出现，国家肯定兴盛；坏的预兆出现，王朝必定灭亡。说凶兆特殊可以用好的操行来消除，这等于说吉兆也可以用坏的政治来消灭。

黄河的源头出于昆仑山，它的流水向九条河道流散。即使尧、禹想用他们好的政治使河水倒流，也终究不可能返回的，河水的流势该这样，靠人的好政治是不能阻止的。黄河的源头不可能堵住，二龙不可能消除，那么桑树和穀树所预示的灾祸也是不能避免的。王朝命数该兴旺，就像春天应当顺变成夏天一样。它该灭亡，就像秋天应当顺变成冬天一样。看见春天小小的叶芽，就知道夏天它会具有粗茎茂叶，目睹秋天凋落的果实，就知道冬天它们会枯萎。桑树和穀树的生长，那就像春天出芽秋天结果一样，它所预兆的事情是必然要应验的。如今即使认真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怎么能消除它呢？由于周朝灭亡的凶兆，在夏朝时候已出现，又凭什么知道桑树和穀树的生长，不是为预示商纣的灭亡而出现呢！也许祖己说的话，是相信了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预兆，但在应验时间远近的事实上弄错了。殷高宗问祖己之后，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远道的六国诸侯碰巧朝拜而来，高宗的生命本来就长不该寿终，就说成是由于高宗问起了桑穀生于朝的吉凶，于是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享受百年的福分。可见桑树和穀树的生长，大概是为预示商纣命运而出现。也或许是吉兆而不是凶兆，所以殷朝没有灭亡，高宗长寿。祖己相信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凶兆，就说它是商朝该灭亡的征兆。

汉武帝的时候，获得一只白麒鳞，头上长着一只肉角，每条腿有五个蹄，叫谒者终军来商议这事。终军说：“野兽的两角并成一角。象征着天下合为一统。”麒麟是野兽，桑穀是野草，都是野物，兽与草没有什么区别，终军说野兽是吉兆，祖已则说野草是凶兆。殷高宗祭祀成汤的宗庙里，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祖己认为是远方的使节将要有来朝贡的，但解说《尚书》的人则认为野鸡飞入宗庙是凶兆，议论杂乱不一。按祖己的说法，野鸡飞到宗庙是吉兆。野鸡趴在野草中，草掩盖了野鸟的形体，就像人住在草屋中，能说人是吉兆而草屋是凶兆吗？人进都城，不能说是凶兆；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为什么就不是吉兆？野鸡与人是一类。如果说有血气的是吉兆，那么高大的'狄人到来，这该是吉兆，为什么要说是凶兆呢？如果认为从边远夷狄地方来的人不吉利，那么介国的葛卢来朝见，这该是凶事了，（为什么鲁君要以礼相待呢？）如果认为草木是凶兆，朱草，蓂荚长出，这该是不吉利的事。朱草、蓂荚都是草，宜长在野外却长在朝廷中，这该是不吉利的，为什么要说它吉祥呢？同是野生的东西，或到来，或长出，都有吉凶两种不同的议论。如果认为朱草、蓂荚是好的草，所以是吉利的，那这是以草的好坏作为吉凶的标准，而不是以草长在都城或野外作为区分好坏的标准。周的时候天下太平，越尝族献野鸡给周公，周公得到以为吉祥，野鸡也是草野之类东西，怎么就认为是吉祥呢？如果以为野鸡耿直有点像士，那么獐也依然有点像君子，公孙术得到白獐，占测怎么就认为是凶兆呢？这样看来野鸡的吉凶还不能知道，那么桑树与穀树的善恶也不可能验证。桑树与穀树或许是好东西，像远方的士将要在殷高宗的朝廷上站立，所以高宗得到吉祥福分，长期享受。

解说灾异的人认为天会降灾祸，用来谴责、警告国王，是确信无疑的。

国王有过错，灾害显现在国家；不改正，灾害显露在草木；再不改正，灾祸出现在五谷；还不改正，灾祸殃及自身。《左氏春秋传》上说：国家将要灭亡，“少有不连续五年粮食丰收的”。灾害在五谷上出现，五谷怎么能成熟呢？不成熟，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可是，上面《左传》说的灾异也有国家将亡而五谷丰收作应验的。可见五谷不成熟，或许是灾祸，或许是福分。是祸是福的情况并不能知道，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怎么能断定呢？著书立说的人写在书上的都说：“天降谷子是凶兆。”传书上说：“苍颉创造文字，天降谷，鬼夜哭。”这是说明天降谷是坏事的感应。“成谷之道”，从天降下适合五谷生长的风雨，作为对人事的应和，尚且还说它是吉兆，何况现成的谷物随雨而降呢！极认真地研究考查一下，为什么是凶兆？风调雨顺就五谷庄稼成熟，否则遭受灾害。风调雨顺，是五谷丰收的道理，为什么说它是凶兆？丝织成帛，线织成麻布。赐人丝、线，尚且算厚重，何况是用织好的帛与织好的麻布赠送人呢！那丝线如同风雨，帛布就像成熟的五谷。赐给人帛不认为是凶兆，天给人谷子为什么就认为是凶兆呢？看来天降谷的吉凶不能够断定，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是否正确也不能知道。

假使畅草长在周朝时候，天下太平，倭人来贡献畅草。但畅草也还是草野之类的东西，跟那桑树穀树有什么两样？如果以为夷狄贡献的就是吉利，那么假使畅草长在周王的朝廷中，能说它不好吗！畅草可以用来造酒，芬香畅达，要祭祀的时候把畅酒洒在地上，能求神降临。假设本来长在周朝，那与特别茁壮的禾、朱草、蓂荚之类没有区别。然而桑叶可以喂蚕，蚕吐丝，丝织成帛，帛做成衣，穿着它进入宗庙就成了朝服，这与畅酒没有区别，为什么认为它是凶兆呢？卫献公的太子去灵台，蛇缠绕他车子左边的车轮。驾车的人说：“太子赶快下拜。我听说国君的儿子遇到蛇绕在车的左轮上的，就很快要做国君。”太子始终不下车，直返回到住处。驾车的人遇见太子，太子说：“我们说做部下的，应该尽量对君主恭顺，不要搞私利，要恭顺严肃地接受君主的命令，不能扰乱君主的安宁。现在我要是做了君主，这国君就失去了安宁。只看见做君主的私利而忘掉国君安宁。这不是做儿子的道义。为了得到君位就下拜，这不是君主希望的事情。舍弃做儿子道义的不孝，背逆君主希望的则不忠，你想要我干这事，大概是希望我的国家发生危险已明显表现出来。”于是要拔剑自杀，那个驾车的赶忙阻止他却没有能制止住，终于用剑自杀而死。那蛇绕左边车轮，明明是为了太子赶快取得君。位，这样太子该不死，献公该早死。如今献公不死，反而太子用剑自杀，可见驾车人的预言，是庸俗的假话。或许蛇是太子要死的凶兆，驾车的相信了庸俗的预言，所以违背了吉凶的真实情况。看来桑树穀树长在朝廷上，与蛇绕左边车轮相类似。蛇的到来实际是凶兆，驾车的却认为是吉兆。桑树穀树的生长实际是吉兆，而祖己又认为是凶兆。

禹南渡长江，看见有黄龙驮着一只船，船中的人，惊恐得六神无主。禹却笑着自称说：“我从天那儿承受了命令，尽力为百姓操劳。活着，像寄身在外；死了，就像回到家里，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我看龙就同蝘蜒差不多。”于是龙离去而灾祸消除。考察从古到今有龙来都是吉兆，而禹独说黄龙是凶兆，是他看见那黄龙驮船，船中的人惊恐的缘故。拿桑树和穀树跟龙相比，对吉凶的看法虽然相反，但大概相类似。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如果是凶兆的话，那大概有如把黄龙驮船是吉兆说成凶兆一样。看来桑树和穀树长在朝廷中，本来是吉兆，因而殷朝没有灭亡。

晋文公快要与楚成王在城濮大战，彗星出现在楚国天空，彗星的柄在楚国一边，晋文公就这事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用扫帚当武器去进行战斗，把它倒过来用的人得胜。”晋文公梦见跟楚成王搏斗，成王在上面吸他的脑髓。又以此事询问咎犯，咎犯说：“君王得到天的帮助，成王低头认罪，打仗肯定要大胜”。晋文公听从了他的话，大败楚军。那时要是晋文公去问平庸的臣子，肯定说：“打不赢。”为什么呢？因为彗星不是吉兆，而搏斗时处在上方也不是凶兆。对桑树和穀树出现的预言，是凶兆，就同晋国处于彗星尾端，晋文公与楚成王搏斗时被压在下边，认为是凶兆一样。然而桑树与穀树的出现是吉兆，大概就像处于彗星尾端，脸向上这种奇异的征兆一样，（表面看来是凶兆，其实是吉兆），所以殷高宗在位长久，殷朝没有灭亡。假使晋文公不去问咎犯，或者咎犯不明白那是吉兆，打仗能大胜，世人就会说：“晋文公以最贤良的德操，打败了楚国的无道之师。天上虽然出现凶兆，睡觉又做恶梦，尚且能泯灭凶象消除恶梦而得到福分。”殷朝没有咎犯那样具有特殊才智的人，而只有祖己这种相信一般占卜的人，所以关于桑树与穀树出现于朝廷的记载，一代一代相传不绝，于是变祸为福的说法，至今没有被确定下来。

★ 诚实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