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精选11篇）由网友“wyouen”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汇总后的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四·变虚篇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传书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守心，公惧，召子韦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也?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於岁。”公曰：“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尽也，子毋复言。”子韦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对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赏，星必三徙。徙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岁。臣请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请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韦之言，则延年审得二十一岁矣。星徙审则延命，延命明则景公为善，天佑之也。则夫世间人能为景公之行者，则必得景公佑矣。此言虚也。何则?皇天迁怒，使荧惑本景公身为有恶而守心，则虽听子韦言，犹无益也。使其不为景公，则虽不听子韦之言，亦无损也。
齐景公时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暗，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回德，方国将至，何患於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後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齐君欲禳彗星之凶，犹子韦欲移荧惑之祸也。宋君不听，犹晏子不肯从也。则齐君为子韦，晏子为宋君也。同变共祸，一事二人。天犹贤宋君，使荧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独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寿，何天佑善偏驳之齐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动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桑谷不生朝。高宗消桑谷之变，以政不以言;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恶言，能使荧惑守心乎?夫三恶言不能使荧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荧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获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岁之寿乎?非天佑善之意，应诚为福之实也。
子韦之言：“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於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人体比於天，非若蝼蚁於人也。谓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况天与人异体、音与人殊乎?人不晓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辞?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气变。”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於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贤者也。贤者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莫不尧、舜，恶人，莫不桀、纣。尧、舜操行多善，无移荧惑之效;桀、纣之政多恶，有反景公脱祸之验。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岁，是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今则不然，各随年寿，尧、舜、桀、纣皆近百载。是竟子韦之言妄，延年之语虚也。且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若是者，天使荧惑加祸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将相、若岁与国民乎?天之有荧惑也，犹王者之有方伯也。诸侯有当死之罪，使方伯围守其国，国君问罪於臣，臣明罪在君。虽然，可移於臣子与人民。设国君计其言，令其臣归罪於国人，方伯闻之，肯听其言，释国君之罪，更移以付国人乎?方伯不听者，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也。方伯不听自国人之罪，荧惑安肯移祸於国人!若此，子韦之言妄也。曰：景公听乎言、庸何能动天?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方伯闻其言，释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释诸侯之罪，荧惑安肯徙去三舍?夫听与不听，皆无福善，星徙之实，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然，则知天无验矣。
宋、卫、陈、郑之俱灾也，气变见天。梓慎知之，请於子产有以除之，子产不听。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使子产听梓慎，四国能无灾乎?尧遭鸿水时，臣必有梓慎、子韦之知矣。然而不却除者，尧与子产同心也。案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审如此言，祸不可除，星不可却也。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若荧惑守心，若必死，犹亡祸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却之?善政贤行，尚不能却，出虚华之三言，谓星却而祸除，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误矣。观子韦之言景公，言荧惑之祸，非寒暑风雨之类，身死命终之祥也。国且亡，身且死，祆气见於天，容色见於面。面有容色，虽善操行不能灭，死征已见也。在体之色，不可以言行灭;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见於面，人或谓之曰：“此必死之征也。虽然，可移於五邻，若移於奴役。”当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为善言之故灭，而当死之命，肯为之长乎?气不可灭，命不可长。然则荧惑安可却?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荧惑守心，未知所为，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谓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历於三舍也?案子韦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知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荧惑守心，为善言却，如景公复出三恶言，荧惑食心乎?为善言却，为恶言进，无善无恶，荧惑安居不行动乎?或时荧惑守心为旱灾，不为君薨。子韦不知，以为死祸。信俗至诚之感，荧惑去处星，必偶自当去，景公自不死，世则谓子韦之言审，景公之诚感天矣。亦或时子韦知星行度适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让之所致;见星之数七，因言星七舍，复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计年之数。是与齐太卜无以异也。齐景公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固可动乎?”晏子嘿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见公：“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夫子韦言星徙，犹太卜言地动也。地固且自动，太卜言己能动之。星固将自徙，子韦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钩星在房、心，则太卜之奸对不觉。宋无晏子之知臣，故子韦之一言，遂为其是。案《子韦书录序秦》亦言：“子韦曰：‘君出三善言，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时星当自去，子韦以为验，实动离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数，又虚生二十一年之寿也。
文言文翻译:
传书上说：“宋景公的时候，火星在心宿附近，宋景公感到害怕，召子韦来问他：“火星快要处在心宿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子韦回答：“火星的出现，预示着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但是，可以把它转嫁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我任命治理国家的人，却把死转嫁给他，不吉祥。”子韦又说：“可以转嫁给老百姓。”景公回答：“老百姓死光了，我将去做谁的国君呢?宁可我一个人死。”子韦再建议：“可以转嫁到年成上去。”景公则回答：“老百姓饥饿，一定会死去。做君主的却要杀他的百姓来求得自己活下去，那谁还肯把我当做君主呢?看来，这是我的寿命本来已经到头，你不要再说了。”之后，子韦又返回来，朝着北面再向景公叩拜说：“臣冒昧地向君王恭贺。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能听见地上的话，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这样君王就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景公问道：“你怎么知道呢?”子韦回答：“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所以要受到三次奖励，火星肯定会移动三个地方。移动一个地方要经过七颗星，一颗星相当于一年，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的寿命会延长二十一年。臣请求匍伏在宫殿的台阶下面观察，火星如果不移动，臣请求处死。”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动了三个地方。像子韦说的那样，景公确实得到延长寿命二十一年。火星果真移动，景公就延长了寿命，寿命确实延长，那么景公行善，这是上天保祐了他。这样看来，世上能做到景公善行的人，就必然会得到景公那样的上天保祐。这话不确实。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上天会降怒的说法，假使火星本来是由于景公自身有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听了子韦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火星不是为了景公的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不听子韦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齐景公的时候有彗星出现，景公要派人去祭祀和祈祷以解除灾难。晏子说：“没有用处，那只会受骗。天道不糊涂，不会更改它的命令和主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禳解它呢?况且天有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德行，又何必去禳解它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禳解又有什么用处呢?《诗经·大雅·大明》上说：‘这个周文王，小心翼翼地特意侍奉上帝，得到许多福祐;他的德行不奸邪，因而享有四方诸侯国。’君王你没有奸邪的德行，将要拥有四方诸侯之国，为什么要担忧彗星呢?《诗经》上说：‘我没有什么借鉴的，只看到夏朝和商朝，它们由于政治昏乱的缘故，老百姓终于流亡。’如果君王的德行邪乱，百姓就要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动，是无法弥补的。”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于是就停止了对彗星禳解的祭祀和祈祷。
齐景公想禳解彗星的灾难，就像子韦想转嫁火星的灾祸一样。宋景公不肯听信子韦的劝说，就像晏子不肯依从齐景公禳解彗星灾难一样。齐景公如像子韦，晏子如像宋景公。同样的凶兆，同类的事情，表现在两个人身上，上天好像赞赏宋景公，让火星移动三个地方，延长他寿命二十一年，唯独不称赞晏子，让彗星消除增添他的寿命，为什么上天保祐善人那么不公平、不纯正，不用同一个标准呢?国君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语，好德行生于好心，好言语出于好意，它们同样的来源，同样的气，没有什么两样。宋景公说了三句好听的话，在他说三句好话之前，必定有好的德行。有好的德行，一定有好的政治。政治好，就会有吉祥的征兆出现，福祥的到来，火星就没有理由迫近心宿。假使宋景公有错误的德行，导致成恶劣政治，恶劣政治发生，就会凶兆出现，火星就会迫近心宿，像桑树和穀树就会突然在朝廷里长出。商高宗消除桑树和穀树的灾祸，是靠改善政治，而不是靠讲好话;宋景公消除火星的灾祸，也应该靠好的行动。宋景公有恶劣德行，所以火星侵犯心宿。他却不改善政治修养德行，而是坐着说三句好话，怎么就能感动上天!上天怎么肯答应!用什么来证明呢?假使让宋景公说三句坏话，能使火星吃心宿吗?三句坏话不能使火星吃掉星宿，那么三句好话怎么能使火星退去转移三个地方呢?以三句好话得到二十一年寿命，如果说一百句好话，那不是要得到千年的寿命?这不是上天保祐善人的意思，也不是用赐福来报答诚心人的实情。
子韦的话说：“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的耳朵离地面却很近，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其实天体跟地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有形体的，耳朵都生在头上。身体与耳朵分开，从来没有过。天离人有数万里，假使让耳朵长在天上，要听数万里之外说的话，是不可能听见的。一个人坐在楼台上，观看地上的蝼蛄和蚂蚁，尚且看不见它们的身体，怎么能听到它们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蝼蛄和蚂蚁的身体细小，不如人体大，声音小、气少，是不可能达到楼台上的。如今天很高很高，并非楼台可比，人体与天比，不同于蝼蛄和蚂蚁跟人比。说天能听见人说话，于是随着人的善恶而降吉凶，这不对。四方的民族到中原地区来，要通过翻译才能互通语言。同样的形体，承受相同的气，说话却互相不懂得，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离开翻译而独自懂得四方民族的语言，何况天与人不是同一种形体，声音跟人不一样!人不知道天要做什么，天又怎么能知道人要做什么呢?假使天是实体，耳朵离地面太远就不能听见人说话。假使天是气，气同云彩烟雾，怎么能听得懂人的话!解释灾变的人说：“人在天与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一样。人能够用行为感动天地，就像鱼动能震荡水一样。鱼动水被震荡，就能使气受感应发生变化上达于天。”这不是事实。假使真是这样，也不会上达于天。鱼身长一尺，在水中动，震动旁边的水不会超过数尺，大的不过与人一样，所震荡的远近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仍然安然清彻平静，因为离得太远了。如果说人操行的善恶能使气变动，那么其远近应该跟鱼震荡水的远近相等，气受人操行善恶感应变化的范围，也应该跟水一样。人这七尺小的形体，形体中细微的气，不过跟蒸熟一鼎食物所需的气相同，却要从下面的地向上感动上天，怎么能达到那么高呢?况且宋景公是个贤者。贤者的操行，比上达不到圣人，比下超不过恶人。谈到世间上的圣人没有不说尧、舜的，讲到恶人没有不骂桀、纣的。尧、舜的操行多善行，并没有使火星移动地方而延长寿命的效验;桀、纣的政治多恶行，也没有火星降灾的效验，反而有宋景公逃脱灾难不早死的应验。宋景公说了三句好话，得延长寿命二十一年，那么尧、舜就应该得到延寿千岁，而桀、纣就应该夭折。如今则不然，他们各人随顺自己的年寿而终，尧、舜、桀、纣，都活到了近百岁。这样看来，子韦的话终究是不可靠的，宋景公延长寿命的说法是假的。
而且子韦的话说：“火星的出现，是上天要它这样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要是这样，就是上天使火星降灾祸给宋景公，怎么可以转移给将相，或者年成及老百姓呢?上天有火星，就像当王的人有方伯一样。诸侯有该死的罪过，王就派方伯去包围、监视这个诸侯国家。国君向大臣问罪，大臣说明罪在君王，即使这样，君王仍然可以把罪转移在大臣和老百姓身上。假设国君考虑了子韦的话，命令他的大臣把灾祸归罪在百姓身上，方伯听了，肯听话，而免除国君罪过，转移给老百姓吗?方伯之所以不肯听，因为本来是国君的罪过，并非是老百姓的罪过。方伯不肯听从，本来是国君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转移灾祸给老百姓呢?像这样，子韦的话就是假的。再说，宋景公不听从子韦的劝说，怎么就能感动上天呢?如果诸侯不肯听他臣子的话，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方伯听了他的话，能免除他的罪过，放他离开吗?方伯不免除诸侯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移动三个地方呢!可见，听不听子韦的话，都没有福善之类的事发生，火星移动的事情，不能相信。天上与人间是同样的道理，喜好和厌恶没有什么两样，人间的道理不是这样，那么也就知道上天不会有免除宋景公罪过的效验。
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同时发生火灾，这种气数的变化上天早有预兆。梓惧知道了，告诉子产，想办法把它禳除掉，子产不听。认为天道该这样，人力无法消除它。如果子产听了梓慎的话，四国能不发生火灾吗?尧遭遇洪水的时候，大臣中肯定有像梓慎、子韦见识的。然而没有禳除，是尧与子产有同样的想法。
考察一下子韦说的：“火星是上天派来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果如此言，灾祸不能消除，火星也不会退出。至于寒温失调，风雨不合时令，解说政事的人说它是政治失误造成的，可以用好的政治好的`行为来消除并恢复正常。像火星迫近心宿，如果就预示必定死君主还要亡国家的话，那么灾祸怎么能消除呢?改良政治改善行为，又怎么能消除它呢?好的政治、好的行为，尚且不能消除，讲了华而不实的三句话，说火星就能退去，灾祸就能解除，于是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这话不对。看子韦讲火星的灾祸，并不是寒暑风雨之类，而是君主身死王朝命终的征兆。王朝将亡，君主将死，凶兆在天上出现，将死的神色在脸上呈现。脸上有将死的神色，即使有好的操行也不会消除，因为死的征兆已经出现。在人身上的神色，不能用言论、操行来消除;在天上的凶兆，怎么能用善政来消除呢?人病重将死，气色显在脸上，人有的说：“这肯定是要死的征兆。虽然如此，但是可以转嫁给五邻，或转嫁给奴仆。”该死的人即使严正他说不能够嫁祸于人，那将死的神色肯因为好听的话的缘故而消除，该死的命肯为之而延长吗?妖气不能消除，生命不能延长。那么火星怎么能够退出，宋景公的寿命怎么能增长呢?由此说来，火星迫近心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宋景公才没有死。
况且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的人，讲的是什么呢?是火星三次移动三个地方呢?还是一次移动经历三个地方呢?考察子韦说的：“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像这样火星终于移动了三个地方。宋景公竟坐着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个地方，如果说了十句好话，那火星岂不是要移动十个地方吗?火星迫近心宿，因为几句好话就退去，要是宋景公重复说出三句坏话，火星会吃掉心宿吗?因为好话而退去，因为坏话而进犯，无好话又无坏话，火星就会安定在位置上不行动吗?或许火星迫近心宿是旱灾的预兆，而不是君主要死的预兆。子韦不知道，就认为是君主将死的灾祸，便相信了世俗至诚能感动上天的说法。火星离开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它恰巧本来该离开，而宋景公本来也不该死，世人则说子韦的话确实，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上天。也或许是子韦知道火星按运行的度数恰好本来要离开，自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智，宣扬它是君臣相互推让造成的。他知道火星运行的规律每移动一次要经过七星，因此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于是宋景公又得二十一岁，这是通过火星移动地方来算出延年的数目。这与齐国的太卜没有什么不同。齐景公问太卜道：“你的道术能干什么?”太卜回答说：“能震动地。”晏子会见齐景公，景公说：“我问太卜：‘你的道术能干什么?’他回答：‘能震动地。’地会震动吗?”晏子默然不回答，出去碰见太卜说：“以前我看见水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地会震动吗?”太卜说：“对。”晏子外出，太卜跑去见齐景公说：“臣子不是能震动地，而是地原来将要自己震动。”看来子韦说火星移动地方，就像太卜说会使地震动一样。地本来将要自己震动，太卜则说自己能使它震动;火星本来将要自己移动，子韦则说宋景公能使它移动。假使晏子不说水星在房宿与心宿间的事，那么齐太卜欺骗性的回答就不会被发觉。宋国没有像晏子样有才智的臣子，所以子韦一说，就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考察《子韦书录序奏》也说子韦讲过：“君主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应该要移动。于是守候着，火星果真移动了地方。”但没有说移动三个地方。或许火星该自动离开，子韦以此作试验，而火星确实移动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世人便夸大说移动了三个地方。这既凭空夸大移动三个地方的数目，又虚构生出二十一年的寿命。
篇2：论衡卷六龙虚篇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六龙虚篇原文及翻译
原文：
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藏於树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屋室，则龙见於外。龙见，雷取以升天。世无愚智贤不肖，皆谓之然。如考实之，虚妄言也。
夫天之取龙何意邪?如以龙神为天使，犹贤臣为君使也，反报有时，无为取也。如以龙遁逃不还，非神之行，天亦无用为也。如龙之性当在天，在天上者固当生子，无为复在地。如龙有升降，降龙生子於地，子长大，天取之，则世名雷电为天怒，取龙之子，无为怒也。且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不在木中屋间。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传曰：“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传又言：“禹渡於江，黄龙负船。”“荆次非渡淮，两龙绕舟。”“东海之上，有A丘欣，勇而有力，出过神渊，使御者饮马，马饮因没。欣怒，拔剑入渊追马，见两蛟方食其马，手剑击杀两蛟。”由是言之，蛟与龙常在渊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间明矣。在渊水之中，则鱼鳖之类。鱼鳖之类，何为上天?天之取龙，何用为哉?如以天神乘龙而行，神恍惚无形，出入无间，无为乘龙也。如仙人骑龙，天为仙者取龙，则仙人含天精气，形轻飞腾，若鸿鹄之状，无为骑龙也。世称黄帝骑龙升天，此言盖虚，犹今谓天取龙也。
且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则龙贱矣。贵者不神，贱者反神乎?如龙之性有神与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龟蛇亦有神与不神，神龟神蛇，复升天乎?且龙禀何气而独神?天有仓龙、白虎、硃鸟、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虎鸟与龟不神，龙何故独神也?人为倮虫之长，龙为鳞虫之长。俱为物长，谓龙升天，人复升天乎?龙与人同，独谓能升天者，谓龙神也。世或谓圣人神而先知，犹谓神龙能升天也。因谓圣人先知之明，论龙之才，谓龙升天，故其宜也。
天地之间，恍惚无形，寒暑风雨之气乃为神。今龙有形，有形则行，行则食，食则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体之类，能行食之物，不得为神。何以言之，龙有体也。传曰：“鳞虫三百，龙为之长。”龙为鳞虫之长，安得无体?何以言之，孔子曰：“龙食於清，游於清。龟食於清;游於浊;鱼食於浊，游於浊。丘上不及龙，下不为鱼，中止其龟与!”
《山海经》言：四海之外，有乘龙蛇之人。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由此言之，马、蛇之类也。慎子曰：“蜚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雨霁，与蚓蚁同矣。 ”韩子曰：“龙之为虫也，鸣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尺余，人或婴之，必杀人矣。”比之为蚓蚁，又言虫可狎而骑，蛇、马之类明矣。传曰：“纣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极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挟，则必龙肝豹胎。夫龙肝可食，其龙难得。难得则愁下，愁下则祸生，故从而痛之。如龙神，其身不可得杀，其肝何可得食?禽兽肝胎非一，称龙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时，龙见於绛郊。魏献子问於蔡墨曰：“吾闻之，虫莫智於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智，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智。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舜，而锡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鬲幋ǎ鬲幰氖鲜瞧溽嵋病9实鬯词鲜烙行罅。及有夏，孔甲扰於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於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龙。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後。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亨〕之。既而使求， 惧而不得，迁於鲁县，范氏其後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低伏，郁湮不育。”由此言之，龙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无其官，又无董父、後刘之人，故潜藏伏匿，出见希疏;出又乘云，与人殊路，人谓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则龙，牛之类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经》言之，以慎子、韩子证之，以俗世之画验之，以箕子之泣订之，以蔡墨之对论之，知龙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电取龙，明矣。世俗言龙神而升天者，妄矣。
世俗之言，亦有缘也。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谓龙从木中升天也。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也。见雷电发时，龙随而起，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兴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夫盛夏太阳用事，云雨干之。太阳火也，云雨水也，〔水〕火激薄则鸣而为雷。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雷高，云消复降。人见其乘云则谓“升天”，见天为雷电则为“天取龙”。世儒读《易》文，见传言，皆知龙者云之类。拘俗人之议，不能通其说;又见短书为证，故遂谓“天取龙”。
天不取龙，龙不升天。当丘欣之杀两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渊之外，雷电击之。蛟则龙之类也。蛟龙见而云雨至，云雨至则雷电击。如以天实取龙，龙为天用，何以死蛟〔不〕为取之?且鱼在水中，亦随云雨，蜚而乘云雨非升天也。龙，鱼之类也，其乘雷电犹鱼之飞也。鱼随云雨，不谓之神，龙乘雷电独谓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实也。物在世间，各有所乘。水蛇乘雾，龙乘云，鸟乘风。见龙乘云，独谓之神，失龙之实，诬龙之能也。
然则龙之所以为神者，以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屈伸其体，存亡其形，未足以为神也。豫让吞炭，漆身为厉，人不识其形。子贡灭须为妇人，人不知其状;龙变体自匿，人亦不能觉，变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
狌狌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三怪比龙，性变化也。如以巧为神，豫让、子贡神也。孔子曰：“游者可为网，飞者可为矰。至於龙也，吾不知其乘风云上升。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夫龙乘云而上，云消而下。物类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圣，尚不知龙，况俗人智浅，好奇之性，无实可之心，谓之龙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文言文翻译：
天取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以为龙神是上天的使者，那么就像贤臣是君主的使臣一样，会定时回去报告，用不着来取它。如果认为龙会潜逃不回去，这不是神物的行为，上天也就用不着这样做。要是龙的本性该在天上生活，那么在天上的本来就该在天上生子，用不着又到地上来。如果龙有时升上天，有时降下地，降下地的龙在地上生子，子长大，上天来取它，然而世俗却称雷电为上天发怒。上天来取龙子，根本用不着发怒啊。
况且龙居住的地方，经常在水泽里，不在树木之中与房屋之间。怎么知道呢?叔向的母亲说：“深山大泽，确实有龙蛇。”传书上说：“山达到一定高度，云雨就在那里兴起。水达到一定深度，蛟与龙就在那里产生。”传书上又说：“禹渡长江，看见一条黄龙背着船前进。”“楚国的次非渡淮河，有两条龙绕船而行。”东海上有个叫菑丘的，勇猛有力，路过神潭，让赶车的给马饮水，马一饮水就被淹没了。菑丘大怒，拔出宝剑跳入深潭中去追马，看见两条蛟正在吃他的马，于是手持剑杀死了两条蛟。”从这些事情说来，蛟与龙常在深水之中，不在树木中房屋间已经很清楚了。龙在深水中，那就是鱼鳖之类。既然是鱼鳖之类，为什么要上天?天来取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以为天神是驾龙行空，但神却是恍恍惚惚没有固定形体，出入没有阻拦，根本用不着驾龙。如果是仙人要骑龙，天为仙人来取龙，而仙人怀有天的精气，身轻能飞腾，像天鹅的形状一样，根本用不着骑龙。世俗称颂黄帝能骑龙升天，这话大概是假的，就像现在说天要来取龙一样。
况且社会上认为龙能升天，肯定是神龙。不是神物，就不会升天;能升天，就是神物的证明。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人是最高贵的，相比之下而龙是低贱的。高贵的不是神物，低贱的反而是神物了吗?如果龙的生命有是神物与不是神物的，是神物的能升天，不是神物的不能升天。那么龟蛇也有是神物与不是神物的，神龟神蛇是不是又能升天呢?况且龙又是承受了什么气而偏偏是神物呢?天有仓龙、白虎、朱鸟、玄武的星象，地也有龙、虎、鸟、龟等动物。天上四种星的精气，下到地上就产生了龙、虎、鸟、龟四种野兽。虎、鸟与龟都不是神物，为什么龙偏偏是神物呢?人是裸露动物中的'首领，龙是有鳞甲动物中的头领，都是一类动物中的领袖，为什么说龙能升天，人就不能升天呢?龙跟人一样，只说龙能升天，是不是认为龙是神物呢?世上有人说圣人是神能先知，就说神龙能升天。因为错误地认为圣人有先知的高明，于是在评论龙的本领时，就说龙能升天，本来是可以的。
天地之间，恍恍惚惚没有固定形体的东西，像构成寒暑风雨的气才算是神物。如今龙有形体，有形体就会行动，能行动就要吃东西，吃东西则是动物的本性。天地的生性，有形体之类，凡能行动，会吃东西的动物，不能成为神物。为什么说龙是有形体的呢?传书上说：“有鳞甲的动物三百种，龙是它们的头。”龙是鳞甲动物的头领，怎么会没有形体呢?为什么说龙会行动能吃东西呢?因为孔子说：“龙在清水中觅食，在清水中游动;龟在清水中觅食，在浑水里游动;鱼在浑水中觅食，在浑水中游动。我上不及龙，下不是鱼，处在它们中间，可能是龟吧!”
《山海经》上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会骑龙蛇的人。一般人画龙的样子，是马头蛇尾。像这样说来，龙是马蛇之类东西。慎子说：“飞龙能驾云，腾蛇在雾中游，云散雨停，跟蚯蚓、蚂蚁一样。”韩非子说：“龙这种动物很温和，可以亲近并骑它。然而喉下有一尺多长倒着长的鳞，人要是碰着它，龙一定要整死人。”他拿蚯蚓、蚂蚁来作比较，又说既然龙可以亲近而骑它，那么它是蛇、马之类的东西，是很明白的了。
传书上说：“纣做象牙筷子箕子哭泣。”哭泣的原因是痛心纣做得太过分了。因为有象牙筷子，一定会有玉石杯子。玉石杯子装的，象牙筷子挟的，那一定是龙肝豹胎。龙肝可以吃，这龙难得。龙难得就会使下面的人发愁，下人发愁就会产生灾祸，所以箕子接着就悲痛起来。如果龙是神物，它的身体不可能被杀，它的肝怎么可能被吃呢?禽兽的肝胎不止一种，称作龙肝、豹胎的，人得吃了就知道它们的味道很鲜美。
春秋时候，龙在绛城郊外出现。魏献子问蔡墨说：“吾听说，动物没有比龙更聪明，因为它不会被活捉。说它聪明，是真的吗?”蔡墨回答说：“是人实在不知道它的习性，并不是龙真的聪明。古时候养龙，所以国中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说：’这二个姓氏我也听见过，但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两个姓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蔡墨回答说：“过去有飂国的国君叔安，他有个后代子孙叫董父，实在很喜欢龙，能设法知道龙的嗜好和要求来喂养它们，很多龙都归顺他。于是他就驯养龙，以此来伺候舜，舜便赐他姓董，氏豢龙，封地在鬷川，鬷夷氏是他的后代。因此帝舜氏时代有养龙的。到了夏朝，孔甲顺服上帝，上帝赐给他乘坐的龙，黄河与汉水各二条，各有一雌一雄，孔甲不会喂养，而又没有找到豢龙氏。陶唐氏已经衰落，后来有刘累向豢龙氏学习驯龙，以此侍奉孔甲，才有了人能喂养龙。于是夏朝君主孔甲嘉奖他，赐氏叫御龙，用他来代替豕韦的后代。龙中一条雌的死了，刘累背地里剁成肉酱给夏朝君主孔甲吃。孔甲吃了，不久又让他再找来吃。刘累害怕找不到，就迁移到鲁县，范氏就是他的后代。”献子说：“现在什么缘故没有了?”蔡墨回答说：“事物都有掌管它的官，官要改进他管理的方法，早晚都在考虑它。要是一天失职，就死到临头，丢官不再吃俸禄。官要安于自己的职业，生物才会到来。如果消灭丢弃它们，生物就会潜藏不出，郁结不能繁殖。”像这样说来，龙既可以养又可以吃。可以吃的东西，不可能是神物。世上没有这样的官，又没有董父、孔甲、刘累这样的人，所以龙潜藏隐伏，出现稀少，出来又都驾着云，跟人不同路，于是人就认为它是神物。如果保存驯龙的官，又有能当这个官的人，那么龙，就像牛之类，怎么会是神物呢?
用《山海经》的话来说，用慎子、韩非子的话来证明，用世俗画来险证，用箕子的哭泣来考订，用蔡墨的回答来评定，知道龙不能是神物，不能升天，天也不会用雷电来取龙，这已经很清楚了。社会上一般人说龙是神物而且会升天，简直是胡说。
社会上一般人的说法，也有缘故。因为短书上说：“龙如果连一尺小树那样的凭借都没有，就不能升天。”又说“升天”，又言“小树”，所以认为龙是从树木中升天的。那些写短书的人，是社会上普通的人。看见雷和电发生的时候，龙跟随着腾起，当雷电击断树木的时候，龙正好跟雷电一齐在树木的旁边，雷电消失，龙随着就向上飞升，因此说是从树木中升天的。实际上云与龙同类，能够用气相互感召，所以《易经·乾卦》说：“云跟着龙，风跟着虎。”传书上又说：“老虎咆哮，山谷中会刮起大风;龙飞腾，天空中会出现彩云。”龙与云互相招致，虎跟风相互引致，所以董仲舒的云祭办法，是设一条土龙以此来感召云雨。那炎热的夏天太阳主事，云雨来干扰。太阳是火，云雨是水。水火互相冲击而发出的响声就是雷。龙听见雷声就腾起，一腾起云就来，云到龙就乘坐它升天。云雨感召龙，龙也就驾起云升天。升到天和云的最高处，云消失又降下来。人看见龙乘云就说是“升天”，看见天产生雷电就认为是“天来取龙”。世上的儒者读《易经》，看见传书上说的，都知道龙是云之类，但由于他们拘泥于庸人的议论，不能正确理解那说法;又看见短书能作证，因此就认为是“天来取龙。”
其实天不会来取龙，龙也不会升天。当年菑丘杀两条蛟的时候，是用手抓住它的尾巴，拖出来到深潭的外面，让雷电击杀它。蛟就是龙之类。蛟跟龙一出现云雨就来了，云雨一来那么雷电就击杀它。如果以为天确实来取龙，龙为天使用，那么天为什么要取死蛟呢?而且鱼在水中，也随着云雨跳出水面，但乘云雨却不能升天。龙跟鱼一类，龙驾雷电，就同鱼随云雨跳出水面一样。鱼随着云雨跳出水面不认为是神物，而龙驾雷电却偏偏认为是神物，可见社会上的说法，不真实。动物在世界上，各有各自乘坐的东西。蛇驾雾，龙乘云，鸟御风。看见龙乘云，就认为它是神物，这不符合龙的实情，而是在捏造龙的本领。
然而龙之所以被认为是神物，是因为它能收缩与伸长自己的身体，形体可以时隐时现。能收缩与伸长自己的身体，形体可以时隐时现，不足以认为是神物。豫让吞下木炭，用漆涂身变得像得了麻风病一样，使人无法识别他的形体。子贡拔掉胡须装成女人，让人不晓得他原来的样子。龙变化身体自动隐藏起来，人不过不能察觉，这是由于它变化和隐藏得巧妙。动物的天性也有生下来就这样的。像猩猩知道过去的事情，喜鹊知道未来的事情，鹦鹉会说话，这三种不常见的动物跟龙一样，天性就能这样变化。要是以巧变为神物，豫让、子高就是神人了。孔子说：“水里游的东西可以用鱼线来钓，天上飞的东西可以用矰来射。至于龙，我不知道它能乘驾风云上升至天。今天我看见老子，他大概就同龙一样吧!”龙乘驾云上天，云消失就下来。动物一类的可以考察，上天下地可以知道，却说孔子不晓得。以孔子的圣明，尚且不知道龙，何况庸人智慧低下，有好奇的性格，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于是认为龙是神物而且会升天，这就不足奇怪了。
篇3：论衡·卷六·福虚篇的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六·福虚篇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徒见行事有其文传，又见善人时遇福，故遂信之，谓之实然。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
禁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问：“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废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人闻之也;谴而行诛乎?则庖厨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见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积皆愈。故天之亲德也，可谓不察乎!曰：此虚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佑也。何则?惠王不忍谴蛭，恐庖厨监食法皆诛也。一国之君，专擅赏罚;而赦，人君所为也。惠王通谴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监食皆当伏法。然能终不以饮食行诛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觉而不诛，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细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则不然，强食害己之物，使监食之臣不闻其过，失御下之威，无御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监食失甘苦之和，若尘土落於菹中，大如虮虱，非意所能览，非目所能见，原心定罪，不明其过，可谓惠矣。今蛭广有分数，长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犹将见之，臣不畏敬，择濯不谨，罪过至重。惠王不谴，不肖二也。菹中不当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见，怀屏隐匿之处，足以使蛭不见，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误在菹中，可复隐匿而强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佑之，是天报佑不肖人也。不忍谴蛭，世谓之贤。贤者操行，多若吞蛭之类。吞蛭天除其病，是则贤者常无病也。贤者德薄，未足以言。圣人纯道，操行少非，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过。必众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佑人，何不实也?或时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无有不死，腹中热也。初吞时蛭〕未死，而腹中热，蛭动作，故腹中痛。须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积，殆积血也。故食血之虫死，而积血之病愈。犹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类相胜，方药相使也。食蛭虫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无不死，死无不出，之後蛭出，安得佑乎?令尹见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当死出，因再拜，病贺不为伤。著已知来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与子韦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动无以异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改，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犊祭。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生白犊。其父又使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复以犊祭。一年，其子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独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军罢围解，父子俱视。此修善积行神报之效也。曰：此虚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报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视哉?不盲常视，不能护乎?此神不能护不盲之人，则亦不能以盲护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战顿兵，流血僵尸，战夫禽获，死亡不还。以盲之故，得脱不行，可谓神报之矣。今宋、楚相攻，两军未合，华元、子反结言而退，二军之众，并全而归，兵矢之刃无顿用者。虽有乘城之役，无死亡之患。为善人报者，为乘城之间乎?使时不盲，亦犹不死。盲与不盲，俱得脱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当宋国乏粮之时也，盲人之家，岂独富哉?俱与乘城之家易子 骸，反以穷厄独盲无见，则神报佑人，失善恶之实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风寒发盲，围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见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犊祭，宋、楚相攻独不乘城，围解之後父子皆视，则谓修善之报、获鬼神之佑矣。
楚相孙叔敖为兒之时，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对其母泣。母问其故，对曰：“我闻见两头蛇死。向者，出见两头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日： “今蛇何在?”对日：“我恐後人见之，即杀而埋之。”其母日：“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之。汝必不死，天必报汝。”叔敖竟不死，遂为楚相。埋一蛇，获二佑，天报善明矣。曰：此虚言矣。夫见两头蛇辄死者，俗言也;有阴德天报之福者，俗议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议而必报，是谓死生无命，在一蛇之死。齐孟尝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让其母曰：“何故举之?”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何也?”婴曰：“五月子长与户同，杀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户乎?如在天，君何忧也;如在户，则宜高其户耳，谁而及之者!” 後文长与一户同，而婴不死。是则五月举子之忌，无效验也。夫恶见两头蛇，犹五月举子也。五月举子，其父不死，则知见两头蛇者，无殃祸也。由此言之，见两头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获二福，如埋十蛇，得几佑乎?埋蛇恶人复见，叔敖贤也。贤者之行，岂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时，多所行矣。禀天善性，动有贤行。贤行之人，宜见吉物，无为乃见杀人之蛇。岂叔敖未见蛇之时有恶，天欲杀之，见其埋蛇，除其过，天活之哉?石生而坚，兰生而香。如谓叔敖之贤在埋蛇之时，非生而禀之也。
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缠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尧、舜、桀、纣犹为尚远，且近难以秦穆公、晋文公。夫谥者，行之迹也，迹生时行，以为死谥。穆者误乱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误乱之行，天赐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夺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过晋文;晋文之谥，美於穆公。天不加晋文以命，独赐穆公以年，是天报误乱，与“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恶人众。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载之寿，恶人为殇子恶死，何哉?
文言文翻译：
世人议论做好事的福至，干坏事的祸来。福与祸的报应，都由天定。人做出来，由天报应。公开做了好事，君主会奖励他的操行;暗中做了好事，天地会报应他的德行。不论贵、贱、贤、愚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由于他们不仅看见过去的事例有文字记载，又看见做好事的人时常得福，所以就相信了，认为确实是这样。这话或许是圣贤想规劝人们做好事，用一定会行善得福，为恶遭祸的说法，来表明有德必得好报;或许是做好事的人当时碰巧得福，遇见这种情况的人就认为行善得天好报这种情况是确实的。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判断，怎么会有上天赐福保佑的事呢?
楚惠王吃凉酸菜发现有蚂蟥，于是就吞食了，之后腹部得病不能吃东西。令尹问安道：“君王怎么得这病的?”惠王回答说：“我吃凉酸菜发现有蚂蟥，想如果责备厨师而不治他们的罪呢?这是破坏法令而使自己威严建立不起来的做法，我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怕百姓知道。要责备并给予他们惩罚呢?那厨师和管膳食的人按法律都该处死，心又不忍。我害怕左右的人看见，于是就吞食了。”令尹离开自己的座位再次叩拜并恭贺说：“我听说天道是没有亲疏的，只帮助有德行的人。君王具有仁德，靠天的帮助，病不会造成伤害。”这天晚上，惠王去后宫厕所排出了蚂蟥，同时病了很久的心腹积块也全都痊愈了。所以上天是爱护有德行的人的，这还能说不清楚吗!我说，这是句假话。
考察惠王吞吃蚂蟥，可以看出他是不贤明的君主。有不贤明的德行，上天不会保佑。为什么呢?惠王不忍心责备冷酸菜中有蚂蟥的事，恐怕厨师和管膳食的人按照法律都被杀掉。一国的君主，独断全国的奖励与惩罚;而赦免罪人的权力，也是君主所掌握。惠王用通常责备酸菜中为什么会有蚂蟥的作法，厨师和管膳食的人都该被依法处死，然而最终能不因饮食问题把人处死，并赦免，不判罪，其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厨师的罪过被发觉而没有杀他，自然会自新，改过以后不再犯。惠王宽恕小罪，使地位低微的人保全了性命，自身也会平安而不生病。现在则不是这样，惠王硬吃下有害自己的东西，让管理膳食的臣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失去了统治臣民的威严，可见没有制止错误的意思，这是不贤明之一。即使厨师和管膳食的人调味不当，或把尘土落在酸菜中，大小如虱子的卵，不是一般注意力所能察觉，不是眼睛所能看见，在推究动机定罪时，没有揭发他的过错，就可以说是极大的恩惠了。现今蚂蟥体宽可以用分来计算，身长可以用寸来衡量，掉在凉酸菜中，就是瞎了一只眼也还能看见，臣子对君王没有怕惧，又不恭敬，挑选洗涤不小心，罪过极大。而惠王却不责备，这是不贤明之二。酸菜中不该有蚂蟥，不能吃就应扔在地上;如果怕左右侍臣看见，可以把它揣在怀里，然后丢在隐蔽的地方，完全可以使蚂蟥不被人看见，又何必吃下去呢?如果不能吃的东西误落在酸菜中，难道能再悄悄地硬吃下去吗?这是不贤明之三。有不贤明的德行，而上天保祐他，这是上天善报保佑不贤明的人。
不忍心责备厨师和管膳食的人就吞食蚂蟥，世人于是认为贤明。贤者的操行，大多像吞食蚂蟥之类，吞下蚂蟥天就解除他的病，这样贤者永远不会生病。像这样的贤者品德太差，不足以称道。圣人的道德纯厚，操行很少有不对的地方，做出怜悯人的德行，以宽容人过失的事，一定很多。然而周武王有病，孔子生病，天保祐人，为什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呢!
或许是惠王吞下蚂蟥，蚂蟥正好自然被排出。人吃了活的东西在肚子里没有不死的，因为腹中是热的。刚吞下的时候，蚂蟥没有死，由于腹中热，蚂蟥翻动起来，所以腹中感觉疼痛。一会儿蚂蟥死了，腹痛也就停止。蚂蟥的本性吸血，惠王心腹的积块，大概是瘀血。所以吸血的虫死了，瘀血的病也就痊愈了。就像野猫本性吃老鼠，人得了鼠病，吞吃野猫就会自动痊愈一样。物类相互克制，开方配药正是利用它们相克的特点。吃下蚂蟥病痊愈了，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吃了活的东西在肚子里没有不死的，死后没有不被排出的。死后蚂蟥被排出，怎么能是天保祐呢!令尹看见惠王有怜悯人的品德，知道蚂蟥进入人腹中肯定要死，然后被排出体外，于是又叩拜又恭贺惠王的病不会造成伤害，是要显示自己知道未来的客观规律，以讨惠王的心欢喜，这跟子韦说宋景公说了三句怜惜人的话火星就会移动离开心宿，太卜在齐景公面前吹嘘自己能使地震动，没有两样。
宋国有个人喜欢做好事，祖孙三代都不懈怠。家中不知道什么缘故黑牛生了白犊，便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它去祭鬼神。”于是立刻用白犊去祭祀。过了一年，他父亲的眼睛无缘无故地瞎了。之后，黑牛又生了一头白犊，他父亲又让他儿子去问孔子。孔子仍然说：“是吉祥的征兆，用它去祭鬼神。”又立即用白犊去祭祀。过了一年，他儿子的眼睛又无缘无故地瞎了。那之后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城。在这时候，彼此交换孩子来吃，劈开人骨来烧。就唯独因为他父子双眼都瞎了的缘故，可以不登城守卫。等楚军退去，城的包围解除了，他父子的眼睛一齐恢复了视力。这就是修善积德天神报应的证明。我认为，这是假话。
宋人父子修善像这样，天神报答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先瞎然后再恢复视力呢?眼睛不瞎经常看得见，就不能保护他们吗?这样天神不能保护眼睛不瞎的人，那么也就不能用使人失明的办法来保护人了。假使宋国与楚国的君主使两军交锋兵器都用钝了，战士流血死掉，被俘虏，死去回不了家，他们却因眼瞎的缘故，能脱身不去打仗，可以说是天神报答他们了。如今宋军与楚军相互围攻，两军并没有交锋，宋国大臣华之与楚军大将子反口头达成协议各自退兵，双方军队都完整地撤回，武器的锋刃没有用坏的。即使有登城的战斗，也没有死亡的威胁。说善人得报应指的是登城守卫这段时间吗?如果当时他们不瞎，也还是不会死。眼睛瞎不瞎，一样能摆脱而免死。天神让他们瞎了眼，对行善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在宋国缺乏粮食的时侯，瞎了眼睛的人家，难道能独家富裕吗?一起参与登城守卫的人家都交换孩子来吃，劈人骨来烧的时候，反而因贫困偏偏瞎了眼看不见东西的，却成了天神报应保祐的人，真是违背了善恶的实际情况。或许是宋人父子以前正好自己因为风寒发病瞎了眼，楚军围城解除之后，失明碰巧自己好了。世人看见他们父子做好事，又用二头白犊祭祀，宋军与楚军相互攻打，唯独他们没有登城守卫，包围解除以后，他们父子的眼睛又都恢复了视力，就说这是修善的报应，得到了鬼神的保祐。
楚国令尹孙叔敖是孩子的时候，看见了两个头的蛇，于是把它杀死并埋掉。回家对着他母亲哭泣。母亲问他原因，回答说：“我听说遇见两个头的蛇的人会死。刚才出去，碰见了两个头的蛇，恐怕就要撇下母亲死去，因此哭泣。”他母亲说：“现在蛇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我恐怕后来的人看见，就杀掉埋了。”他母亲说：“我听说暗中有德行的人，天会以福佑报答他。你一定不会死，天肯定要报答你的。”孙叔敖终于没有死，并做了楚国的令尹。埋掉一条两头蛇，得到二次保祐，天报应做好事的'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我认为，这是假话，因为看见两个头的蛇就会死，这是老百姓说的;暗中有德行的人，天会报答他福禄，这是老百姓的议论。孙叔敖相信老百姓的话埋掉两头蛇，他母亲相信老百姓的议论，认为一定会有好报，这就是说人的生死不决定于命，而决定于一条两头蛇的死活。
齐国孟尝君田文因为五月五日出生，他父亲田婴责怪他母亲说：“为什么要养活他呢?”孟尝君长大后问他父亲：“你不愿抚养五月出生的孩子，为什么呢?”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到跟门一样高，就会克死他的父母。”孟尝君反问道：“人命由天决定呢?还是由门决定呢?如果由天决定，你担忧什么!如果由门决定，那就应该把门增高，谁还能长到跟门一样高!”后来田文长得跟门一样高，而田婴并没有死。所以五月养孩子的忌讳，没有被验证。讨厌看见两个头的蛇，就像讨厌五月养孩子一样。五月养孩子，他的父亲没有死，就知道看见两头蛇的人，没有祸害。由此说来，看见两头蛇本来不会死，并不是他埋掉两头蛇的缘故。埋掉一条两头蛇，能得到二次保佑，如果埋掉十条两头蛇，要得到几次保祐呢?埋掉蛇是怕别人再看见，这是孙叔敖的贤行。贤人的贤行，难道只有埋蛇一桩事情吗?在埋蛇以前的时间里，应该已做了很多的好事。从天那里禀承了善性，一举一动都会是贤行。有贤行的人，应该见到吉祥的东西，不应该只看见会克死人的两头蛇。难道是孙叔敖还没有见到蛇的时候就有罪恶，天想杀他，见他埋掉两头蛇，解除了他的罪过，是天使他活下来的吗?石头本性坚硬，兰草生来幽香，如果说孙叔敖的贤行只在埋蛇的时候，那就不是生来就从天那儿禀承了善性。
儒家的门徒董无心，墨家的弟子缠子，相互见面交流学术思想。缠子称颂墨家尊重鬼，因此招致秦穆公有贤明的德行，上帝赏他多活十九年。董子以尧、舜没有受到上帝赏给的年寿，桀、纣也没有夭折来进行反驳。尧、舜、桀、纣的时代就算久远，姑且用秦穆公、晋文公来辩驳。谥号是人生前行为的写照，朝廷考察生前的行为，作为死后的谥号。“穆”是行为错乱的称号，“文”是有道德、贤惠的标志。为什么有错乱的行为，上天赏给他年寿;而有道德、贤惠操行的，上天却要缩短他的寿命呢?考察一下秦穆公的霸业超不过晋文公，晋文公的谥号比秦穆公美。天不给晋文公增加寿命，而偏偏赏给秦穆公的年寿，这说明天对人报应的错乱，跟秦穆公的行为一样。天下的好人少，坏人多。好人遵循道义，坏人违反天意。然而坏人的命长，好人的命短。天不要好人常享有一百年的寿命，坏人早死短命，这是为什么呢?
篇4：文言文《论衡·卷五·异虚篇》原文及翻译
文言文《论衡·卷五·异虚篇》原文及翻译
原文
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谷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谷亡。三年之後，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谷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谷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
祖己之言“朝当亡”哉！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欲死，怪出。国欲亡，期尽。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祸？夫家人见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见妖改政，安能除祸？除祸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国，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谷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
鲁昭公之时，瞿鹆来巢。师己采文、成之世童谣之语，有瞿鹆之言，见今有来巢之验，则占谓之凶。其後，昭公为季氏所逐，出於齐，国果空虚，都有虚验。故野鸟来巢，师己处之，祸竟如占。使昭公闻师己之言，修行改政为善，居高宗之操，终不能消。何则？瞿鹆之谣已兆，出奔之祸已成也。瞿鹆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叶安得不茂？源发，流安得不广？此尚为近，未足以言之。夏将衰也，二龙战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於殷；殷亡，传於周，皆莫之发。至幽王之时，发而视之，漦流於庭，化为玄鼋，走入後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历王惑乱，国遂灭亡。幽、历王之去夏世，以为千数岁，二龙战时，幽、厉、褒姒等未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祸安得不就？瑞见，福安得不至？若二龙战时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则褒姒当生之验也。龙称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则厉王不得不恶，恶则国不得不亡。征已见，虽五圣十贤相与却之，终不能消。善恶同实：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谓恶异可以善行除，是谓善瑞可以恶政灭也。
河源出於昆仑，其流播於九河。使尧、禹却以善政，终不能还者，水势当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龙不可除，则桑谷不可却也。王命之当兴也，犹春气之当为夏也。其当亡也，犹秋气之当为冬也。见春之微叶，知夏有茎叶。睹秋之零实，知冬之枯萃。桑谷之生，其犹春叶秋实也，必然犹验之。今详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见於夏时，又何以知桑谷之生，不为纣亡出乎！或时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远近之实。高宗问祖己之後，侧身行道，六国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长未终，则谓起桑谷之问，改行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谷之生，殆为纣出，亦或时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寿长。祖己信野草之占，谓之当亡之征。
汉孝武皇帝之时，获白麟戴两角而共牴，使谒者终军议之。军曰：“夫野兽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为一也。”麒麟野兽也，桑谷野草也，俱为野物，兽草何别？终军谓兽为吉，祖己谓野草为凶。高宗祭成汤之庙，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为远人将有来者，说《尚书》家谓雉凶，议驳不同。且从祖己之言，雉来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鸟之形，若民人处草庐之中，可谓其人吉而庐凶乎？民人入都，不谓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则民人之类。如谓含血者吉，长狄来至，是吉也，何故谓之凶？如以从夷狄来者不吉，介葛卢来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为凶，硃草、蓂荚出，是不吉也。硃草、蓂荚，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为不吉。何故谓之瑞？一野之物，来至或出，吉凶异议。硃草荚善草，故为吉，则是以善恶为吉凶，不以都野为好丑也。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则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孙术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则雉之吉凶未可知，则夫桑谷之善恶未可验也。桑谷或善物，象远方之士将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获吉福，享长久也。
说灾异之家，以为天有灾异者，所以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过，异见於国；不改，灾见草本；不改，灾见於五谷；不改，灾至身。左氏《春秋传》曰：“国之将亡，鲜不五稔。”灾见於五谷，五谷安得熟？不熟，将亡之征。灾亦有且亡五谷不熟之应。天不熟，或为灾，或为福。祸福之实未可知，桑谷之言安可审？论说之家著於书记者皆云：“天雨谷者凶。”传书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此方凶恶之应。和者，天用成谷之道，从天降而和，且犹谓之善，况所成之谷从雨下乎！极论订之，何以为凶？夫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阴阳和者，谷之道也，何以谓之凶？丝成帛，缕成布。赐人丝缕，犹为重厚，况遗人以成帛与织布乎？夫丝缕犹阴阳，帛布犹成谷也。赐人帛，不谓之恶，天与之谷何，故谓之凶？夫雨谷吉凶未可定，桑谷之言未可知也。
使暢草生於周之时，天下太平，人来献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与彼桑谷何异？如以夷狄献之则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谓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炽酿，芬香暢达者，将祭灌暢降神。设自生於周朝，与嘉禾、硃草、蓂荚之类不殊矣。然则桑亦食蚕，蚕为丝，丝为帛，帛为衣。衣以入宗庙为朝服，与暢无异。何以谓之凶？卫献公太子至灵台，蛇绕左轮。御者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车轮左者速得国。”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见太子，太子曰：“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於君，不行私欲，共严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国而拜，其非君欲。废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则不忠。而欲我行之，殆欲吾国之危明矣。”投殿将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剑而死。夫蛇绕左轮，审为太子速得国，太子宜不死，献公宜疾薨。今献公不死，太子伏剑，御者之占，俗之虚言也。或时蛇为太子将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实。夫桑谷之生，与蛇饶左轮相似类也。蛇至实凶，御者以为吉。桑谷实吉，祖己以为凶。
禹南济於江，有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嘻笑而称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也。”龙去而亡。案古今龙至皆为吉，而禹独谓黄龙凶者，见其负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谷比於龙，吉凶虽反，盖相似。野草生於朝，尚为不吉，殆有若黄龙负舟之异。故为吉而殷朝不亡。
晋文公将与楚成王战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问咎犯，咎犯对曰：“以彗斗，倒之者胜。”文公梦与成王博，成王在上，盬其脑。问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战必大胜。”文公从之，大破楚师。向令文公问庸臣，必曰不胜。何则？彗星无吉，搏在上无凶也。夫桑谷之占，占为凶，犹晋当彗末，博在下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对彗见天之诡。故高宗长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问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战以大胜，世人将曰：“文公以至贤之德，破楚之无道。天虽见妖，卧有凶梦，犹灭妖消凶以获福。”殷无咎犯之异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谷之文，传世不绝，转祸为福之言，到今不实。
翻译
殷高宗的时候，桑树穀树一齐在朝廷生长，七天就长成两手合围那样粗。高宗召见他的相来问，相说：“我虽然知道这件事，但不能说。”于是高宗问祖己，祖己说：“那桑树穀树，是野生的东西，而现在长在朝廷中，意味着王朝要灭亡了！”高宗感到恐惧、害怕，就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思考求索前代圣王的政治措施，讲求敬养老人的道理，复兴频于灭亡的国家，延续中断了世袭权利的贵族世家，起用了隐居的人。于是桑树和穀树消失了。三年之后，远方诸侯通过翻译来朝拜殷高宗的有六国，他终于享受了百年的福分。殷高宗是个圣贤的君主，能感触到桑树和穀树生于朝廷的异常现象，而问祖己，按祖己的话，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于是桑树与穀树生于朝的凶象消失，诸侯来朝，在位时间长久。修善的意思诚心，所以吉祥的福多。这是靠不住的话。
照祖己的说法，商朝应当灭亡！王朝该灭亡，如同人该死一样。人要死，凶象就会出现；国家将亡，是期数已到尽头。人死与国命终止，人死不能再活，国亡就不会再存在。祖己讲改善政治，对于避免商朝灭亡有什么好处呢？高宗修善操行，对消除灾祸又有什么帮助呢？老百姓出现凶象修养善行，不能得吉祥；殷高宗出现凶象改善政治，怎么就能消除灾祸呢？消除灾祸尚且不能，何况要招来六国朝拜，延年到百岁！所以人的死活，在于生命的早亡与长寿，不在操行的好坏；国家的存在与灭亡，在于期数的长短，不在政治的得失。考察祖己的预言，桑树和穀树在朝廷长出是商朝将亡的凶象，灭亡的预兆已出现，即使修政改行，又会有什么补益呢！用什么来证明？
鲁昭公的时候，八哥到鲁国筑窝。师己取鲁文公、鲁成公时童谣中的话，有关八哥的传言，见如今有八哥来筑窝的应验，就预测说是凶象。那之后，鲁昭公被季平子所驱逐，出走到齐国，国家果然空虚，都城成为废墟，应验了童谣。由于野鸟来鲁国筑窝，师己作出判断，灾祸竟同他预测的一样。假使鲁昭公听到师己的话，修善操行改良政治，具备了高宗的操行，也终究不能消除灾祸。为什么呢？因为有关八哥的童谣已是征兆，出奔他国的灾祸已经成就。可见八哥的征兆，已在鲁文公、鲁成公的时代出现了。根已长出，叶子怎么能不茂盛；水源已发掘，水流怎么能不广阔。这个预言和应验的时间还相距太近，不足以说明王朝的灭亡早就注定。夏朝快要衰亡，二条龙在宫庭中争斗，吐了口水就离开了，夏王用木柜藏起它。夏朝灭亡，传给殷商；殷商灭亡，传给周朝，都没有把它打开。到周厉王的时候，打开来看，龙的口水在宫庭中流淌，化作一只黑蜥蝎，跑进后宫，跟女人交合，终于生下褒姒。褒姒嫁给周幽王，使幽王迷惑混乱，国家终于灭亡。厉王、幽王距离夏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二龙争斗的时候，周厉王、幽王、褒姒等还没有出生，周要灭亡的凶象，就已经出现很久了。凶象出现，灾祸怎么能不成就？吉兆出现，福分怎么能不到来？就像二龙争斗时说的：“我们是褒国姒氏的两位祖先。”这就是褒姒该出生的应验。龙说是褒国姒氏的祖先，所以褒姒不能不生下来，褒姒生下来那么幽王不得不作恶，周幽王作恶那么国家就不得不灭亡。灭亡征兆已经出现，即使许许多多圣贤来帮着阻止灾祸出现，始终不能消除。好坏都是同样的情况：好的征兆出现，国家肯定兴盛；坏的预兆出现，王朝必定灭亡。说凶兆特殊可以用好的操行来消除，这等于说吉兆也可以用坏的政治来消灭。
黄河的源头出于昆仑山，它的流水向九条河道流散。即使尧、禹想用他们好的政治使河水倒流，也终究不可能返回的，河水的流势该这样，靠人的好政治是不能阻止的。黄河的源头不可能堵住，二龙不可能消除，那么桑树和穀树所预示的灾祸也是不能避免的。王朝命数该兴旺，就像春天应当顺变成夏天一样。它该灭亡，就像秋天应当顺变成冬天一样。看见春天小小的叶芽，就知道夏天它会具有粗茎茂叶，目睹秋天凋落的果实，就知道冬天它们会枯萎。桑树和穀树的生长，那就像春天出芽秋天结果一样，它所预兆的事情是必然要应验的。如今即使认真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怎么能消除它呢？由于周朝灭亡的凶兆，在夏朝时候已出现，又凭什么知道桑树和穀树的生长，不是为预示商纣的灭亡而出现呢！也许祖己说的话，是相信了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预兆，但在应验时间远近的事实上弄错了。殷高宗问祖己之后，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远道的六国诸侯碰巧朝拜而来，高宗的生命本来就长不该寿终，就说成是由于高宗问起了桑穀生于朝的吉凶，于是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享受百年的福分。可见桑树和穀树的生长，大概是为预示商纣命运而出现。也或许是吉兆而不是凶兆，所以殷朝没有灭亡，高宗长寿。祖己相信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凶兆，就说它是商朝该灭亡的征兆。
汉武帝的时候，获得一只白麒鳞，头上长着一只肉角，每条腿有五个蹄，叫谒者终军来商议这事。终军说：“野兽的两角并成一角。象征着天下合为一统。”麒麟是野兽，桑穀是野草，都是野物，兽与草没有什么区别，终军说野兽是吉兆，祖已则说野草是凶兆。殷高宗祭祀成汤的宗庙里，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祖己认为是远方的使节将要有来朝贡的，但解说《尚书》的人则认为野鸡飞入宗庙是凶兆，议论杂乱不一。按祖己的说法，野鸡飞到宗庙是吉兆。野鸡趴在野草中，草掩盖了野鸟的形体，就像人住在草屋中，能说人是吉兆而草屋是凶兆吗？人进都城，不能说是凶兆；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为什么就不是吉兆？野鸡与人是一类。如果说有血气的是吉兆，那么高大的'狄人到来，这该是吉兆，为什么要说是凶兆呢？如果认为从边远夷狄地方来的人不吉利，那么介国的葛卢来朝见，这该是凶事了，（为什么鲁君要以礼相待呢？）如果认为草木是凶兆，朱草，蓂荚长出，这该是不吉利的事。朱草、蓂荚都是草，宜长在野外却长在朝廷中，这该是不吉利的，为什么要说它吉祥呢？同是野生的东西，或到来，或长出，都有吉凶两种不同的议论。如果认为朱草、蓂荚是好的草，所以是吉利的，那这是以草的好坏作为吉凶的标准，而不是以草长在都城或野外作为区分好坏的标准。周的时候天下太平，越尝族献野鸡给周公，周公得到以为吉祥，野鸡也是草野之类东西，怎么就认为是吉祥呢？如果以为野鸡耿直有点像士，那么獐也依然有点像君子，公孙术得到白獐，占测怎么就认为是凶兆呢？这样看来野鸡的吉凶还不能知道，那么桑树与穀树的善恶也不可能验证。桑树与穀树或许是好东西，像远方的士将要在殷高宗的朝廷上站立，所以高宗得到吉祥福分，长期享受。
解说灾异的人认为天会降灾祸，用来谴责、警告国王，是确信无疑的。
国王有过错，灾害显现在国家；不改正，灾害显露在草木；再不改正，灾祸出现在五谷；还不改正，灾祸殃及自身。《左氏春秋传》上说：国家将要灭亡，“少有不连续五年粮食丰收的”。灾害在五谷上出现，五谷怎么能成熟呢？不成熟，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可是，上面《左传》说的灾异也有国家将亡而五谷丰收作应验的。可见五谷不成熟，或许是灾祸，或许是福分。是祸是福的情况并不能知道，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怎么能断定呢？著书立说的人写在书上的都说：“天降谷子是凶兆。”传书上说：“苍颉创造文字，天降谷，鬼夜哭。”这是说明天降谷是坏事的感应。“成谷之道”，从天降下适合五谷生长的风雨，作为对人事的应和，尚且还说它是吉兆，何况现成的谷物随雨而降呢！极认真地研究考查一下，为什么是凶兆？风调雨顺就五谷庄稼成熟，否则遭受灾害。风调雨顺，是五谷丰收的道理，为什么说它是凶兆？丝织成帛，线织成麻布。赐人丝、线，尚且算厚重，何况是用织好的帛与织好的麻布赠送人呢！那丝线如同风雨，帛布就像成熟的五谷。赐给人帛不认为是凶兆，天给人谷子为什么就认为是凶兆呢？看来天降谷的吉凶不能够断定，那么关于桑树穀树的说法是否正确也不能知道。
假使畅草长在周朝时候，天下太平，倭人来贡献畅草。但畅草也还是草野之类的东西，跟那桑树穀树有什么两样？如果以为夷狄贡献的就是吉利，那么假使畅草长在周王的朝廷中，能说它不好吗！畅草可以用来造酒，芬香畅达，要祭祀的时候把畅酒洒在地上，能求神降临。假设本来长在周朝，那与特别茁壮的禾、朱草、蓂荚之类没有区别。然而桑叶可以喂蚕，蚕吐丝，丝织成帛，帛做成衣，穿着它进入宗庙就成了朝服，这与畅酒没有区别，为什么认为它是凶兆呢？卫献公的太子去灵台，蛇缠绕他车子左边的车轮。驾车的人说：“太子赶快下拜。我听说国君的儿子遇到蛇绕在车的左轮上的，就很快要做国君。”太子始终不下车，直返回到住处。驾车的人遇见太子，太子说：“我们说做部下的，应该尽量对君主恭顺，不要搞私利，要恭顺严肃地接受君主的命令，不能扰乱君主的安宁。现在我要是做了君主，这国君就失去了安宁。只看见做君主的私利而忘掉国君安宁。这不是做儿子的道义。为了得到君位就下拜，这不是君主希望的事情。舍弃做儿子道义的不孝，背逆君主希望的则不忠，你想要我干这事，大概是希望我的国家发生危险已明显表现出来。”于是要拔剑自杀，那个驾车的赶忙阻止他却没有能制止住，终于用剑自杀而死。那蛇绕左边车轮，明明是为了太子赶快取得君。位，这样太子该不死，献公该早死。如今献公不死，反而太子用剑自杀，可见驾车人的预言，是庸俗的假话。或许蛇是太子要死的凶兆，驾车的相信了庸俗的预言，所以违背了吉凶的真实情况。看来桑树穀树长在朝廷上，与蛇绕左边车轮相类似。蛇的到来实际是凶兆，驾车的却认为是吉兆。桑树穀树的生长实际是吉兆，而祖己又认为是凶兆。
禹南渡长江，看见有黄龙驮着一只船，船中的人，惊恐得六神无主。禹却笑着自称说：“我从天那儿承受了命令，尽力为百姓操劳。活着，像寄身在外；死了，就像回到家里，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我看龙就同蝘蜒差不多。”于是龙离去而灾祸消除。考察从古到今有龙来都是吉兆，而禹独说黄龙是凶兆，是他看见那黄龙驮船，船中的人惊恐的缘故。拿桑树和穀树跟龙相比，对吉凶的看法虽然相反，但大概相类似。野生植物长在朝廷中，如果是凶兆的话，那大概有如把黄龙驮船是吉兆说成凶兆一样。看来桑树和穀树长在朝廷中，本来是吉兆，因而殷朝没有灭亡。
晋文公快要与楚成王在城濮大战，彗星出现在楚国天空，彗星的柄在楚国一边，晋文公就这事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用扫帚当武器去进行战斗，把它倒过来用的人得胜。”晋文公梦见跟楚成王搏斗，成王在上面吸他的脑髓。又以此事询问咎犯，咎犯说：“君王得到天的帮助，成王低头认罪，打仗肯定要大胜”。晋文公听从了他的话，大败楚军。那时要是晋文公去问平庸的臣子，肯定说：“打不赢。”为什么呢？因为彗星不是吉兆，而搏斗时处在上方也不是凶兆。对桑树和穀树出现的预言，是凶兆，就同晋国处于彗星尾端，晋文公与楚成王搏斗时被压在下边，认为是凶兆一样。然而桑树与穀树的出现是吉兆，大概就像处于彗星尾端，脸向上这种奇异的征兆一样，（表面看来是凶兆，其实是吉兆），所以殷高宗在位长久，殷朝没有灭亡。假使晋文公不去问咎犯，或者咎犯不明白那是吉兆，打仗能大胜，世人就会说：“晋文公以最贤良的德操，打败了楚国的无道之师。天上虽然出现凶兆，睡觉又做恶梦，尚且能泯灭凶象消除恶梦而得到福分。”殷朝没有咎犯那样具有特殊才智的人，而只有祖己这种相信一般占卜的人，所以关于桑树与穀树出现于朝廷的记载，一代一代相传不绝，于是变祸为福的说法，至今没有被确定下来。
篇5：论衡·卷十五·变动篇的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十五·变动篇的原文及翻译
卷十五·变动篇
作者：王充
论灾异者，已疑於天用灾异谴告人矣。更说曰：“灾异之至，殆人君以政动天，天动气以应之。譬之以物击鼓，以椎扣锺，鼓犹天，椎犹政，锺鼓声犹天之应也。人主为於下，则天气随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於天，天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马，车骑盈野。”非车骑盈野，而乃王良策马也。天气变於上，人物应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故在且风，巢居之虫动;且雨，穴处之物扰：风雨之气感虫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
夫风至而树枝动，树枝不能致风。是故夏末蜻{列虫}鸣，寒螀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蛰〕发而蛇出，起〔阳〕气也。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顾可言寒温感动人君，人君起气而以赏罚;乃言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乎?六情风家言：“风至，为盗贼者感应之而起。”非盗贼之人精气感天，使风至也。风至怪不轨之心，而盗贼之操发矣。何以验之?盗贼之人，见物而取，睹敌而杀，皆在徙倚漏刻之间，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风已以贪狼阴贼之日至矣。
以风占贵贱者，风从王相乡来则贵，从囚死地来则残。夫贵贱、多少，斗斛故也。风至而B谷之人贵贱其价，天气动怪人物者也。故谷价低昂，一贵一贱矣。《天官》之书，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者旱，从北方来者湛，东方来者为疫，西方来者为兵。太史公实道言以风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统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杀也。天〔也〕。如或欲春杀冬生，物终不死生，何也?物生统於阳，物死系於阴也。故以口气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温。使见吹吁之人，涉冬触夏，将有冻旸之患矣。寒温之气，系於天地，而统於阴阳。人事国政，安能动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树怪其枝，不能动其株。如伐株，万茎枯矣。人事犹树枝，〔寒〕温犹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气，以天为主，犹耳目手足系於心矣。心有所为，耳目视听，手足动作，谓天应人，是谓心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缀於杆，杆东则旒随而西。苟谓寒温随刑罚而至，是以天气为缀旒也。钩星在房、心之间，地且动之占也。齐太卜知之，谓景公：“臣能动地。”景公信之。夫谓人君能致寒温，犹齐景公信太卜之能动地。夫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
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占大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夫喜怒起事而发，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发，而寒温之气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温，怒喜之後，气乃当至。是竟寒温之气，使人君怒喜也。
或曰：“未至诚也。行事至诚，若邹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器而城崩，何天气之不能动乎?”夫至诚，犹以心意之好恶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气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之细，员圌易转，去口不远，至诚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乎!盛夏之时，当风而立，隆冬之月，向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温也，至诚极矣。欲之甚者，至或当风鼓C，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犹不能致，况自刑赏，意思不欲求寒温乎?
万人俱叹，未能动天，一邹衍之口，安能降霜?邹衍之状，孰与屈原?见拘之冤，孰与沉江?《离骚》《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屈原死时，楚国无霜，此怀、襄之世也。厉、武之时，卞和献玉，刖其两足，奉玉泣出，涕尽续之以血。夫邹衍之诚，孰与卞和?见拘之冤，孰与刖足?仰天而叹，孰与泣血?夫叹固不如泣，拘固不中刖，料计冤情，衍不如和，当时楚地不见霜。李斯、赵高谗杀太子扶苏，并及蒙恬、蒙骜。其时皆吐痛苦之言，与叹声同;又祸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气不生。秦坑赵卒於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当时啼号，非徒叹也。诚虽不及邹衍，四十万之冤，度当一贤臣之痛;入坑坎之啼，度过拘囚之呼。当时长平之下，不见陨霜。《甫刑》曰：“庶僇旁告无辜於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无罪於上天也。以众民之叫，不能致霜，邹衍之言，殆虚妄也。
南方至热，煎炒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燕在北边，邹衍时，周之五月，正岁三月也。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时降。北边至寒，三月下霜，未为变也。此殆北边三月尚寒，霜适自降，而衍适呼，与霜逢会。传曰：“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复温，则能使气温，亦能使气复寒。何知衍不令时人知己之冤，以天气表己之诚，窃吹律於燕谷狱，令气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为须贾所谗，魏齐僇之，折干摺胁。张仪游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记其状。邹衍见拘，雎、仪之比也，且子长何讳不言?案《衍列传》，不言见拘而使霜降。伪书游言，犹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虚矣!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顿牟叛，赵襄子帅师攻之，军到城下，顿牟之城崩者十余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军有哭者乎?秦之将灭，都门内崩;霍光家且败，第墙自坏。谁哭於秦宫，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门崩墙坏，秦、霍败亡之征也。或时杞国且圮，而杞梁之妻适哭城下，犹燕国适寒，而邹衍偶呼也。事以类而时相因，闻见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墙朽，犹有崩坏。一妇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则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时，山多变。山、城，一类也。哭能崩城，复能坏山乎?女然素缟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从军死，不归。其妇迎之，鲁君吊於途，妻不受吊，棺归於家，鲁君就吊，不言哭於城下。本从军死，从军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处也。然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复虚言也。
因类以及，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食昴，复妄言也。夫豫子谋杀襄子，伏於桥下，襄子至桥心动。贯高欲杀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动心。二子欲刺两主，两主心动;綝实论之，尚谓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轲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动，而白虹贯日乎?然则白虹贯日，天变自成，非轲之精为虹而贯日也。钩星在房、心间，地且动之占也。地且动，钩星应房、心。夫太白食昴，犹钩星在房、心也。谓卫先生长平之议，令太白食昴，疑矣!岁星害鸟尾，周、楚恶之。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案时周、楚未有非，而宋、卫、陈、郑未有恶也。然而岁星先守尾，灾气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祸，宋、卫、陈、郑同时皆然。岁星之害周、楚，天气灾四国也。何知白虹贯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不〕使长平计起也?
文言文翻译:
主张灾异之说的人，对于天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的说法已被怀疑了。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灾异的出现，大概因为君主施政影响了天，天就运用气来应和君主。以用槌击鼓，用槌敲钟作比喻，钟鼓好比是天，槌好比是施政，钟鼓的声音好比是天的应和。君主在人间施政，天上的气就随着君主施政的好坏而出现了。
我说：这又值得怀疑了。天能影响万物，万物怎么能感动天呢?人和物都隶属于天，天是人和物的主宰。所以说：“王良用马鞭赶马，战车战马就布满原野。”不是地上先发生了战争而后王良才赶马的。天的气在上面发生变化，人和物在地下应和。所以天将要下雨，商羊鸟就飞舞，并不是商羊鸟飞舞才使天下雨的。商羊鸟，是能预知要下雨的鸟，天将要下雨，它就屈起它的一只脚飞舞。所以天将要下雨，蝼蛄蚂蚁就会搬家，蚯蚓就会爬出泥土外，琴弦就会松弛，旧病就会复发，这就是万物受天的影响的应验。所以天将要刮风，窝中的鸟就会飞舞，天将要下雨，洞穴中的动物就会骚动不安。这就是风和雨的气影响了虫鸟这类动物。因此，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好比跳蚤虱子在衣裳里面，蝼蛄蚂蚁在洞穴缝隙之中。跳蚤虱子蝼蛄蚂蚁前后左右乱爬，能够使衣裳洞穴缝隙之间的气变动吗?跳蚤蝼蛄蚂蚁不能够，而唯独说人能够，就是不明白物与气之间的关系。
风吹来树枝会摇动，树枝本身不能招来风。所以夏末蟋蟀鸣叫，寒蝉啼叫，是受了阴气的感动。春雷响动而野鸡惊飞，惊蛰到来伏蛇出洞，是受了阳气的激发。到半夜的时候鹤就鸣叫，天将亮的时候公鸡就啼叫，这些即使不是异常现象，也是天上的气影响了万物，万物应和天上的气的应验。只能说寒温之气感动了君主，君主受气的激发而对人施以赏罚，岂能说君主以赏罚感动了天，天用寒温之气来应和君主的政治呢?根据风向预测吉凶的人说：“风吹来了，干盗窃的人受到风的感应而作案。”并不是盗贼的精气感动了天才使风吹来。是风吹来，引发了盗贼犯法的心理，而盗贼的偷窃行为就发生了。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盗贼这种人，见到财物就偷取，发现仇人就杀害，这些行为都发生在短时间，未必往日他就有这种心思，而是天上的风正好在贪狼阴贼当道的日子刮来了。
根据风向预测物价的高低，风从王相乡吹来物价就高，从囚死地吹来物价就低。谷价有高有低，谷米有多有少，但斗斛并没有改变。风吹来了，卖谷的人依据风向就抬高或降低谷价，这是由于天上的气影响了人心和物价的缘故。因此谷价高低变化，有时贵有时贱。《史记·天官书》上说，在夏历正月初一的早晨，根据四方之风来占测一年的吉凶。风从南方吹来就会大旱，从北方吹来就发大水，从东方吹来说发生瘟疫，就西方吹来就发生战乱。太史公据实论事讲根据风向预测水、旱、兵、疫、是因为人、物的吉凶都受天的支配。使万物生长的，是春季;使万物衰亡的，是冬季。使万物春季生长而冬季衰亡的是上天。如果有人想让万物春季衰亡而冬季生长，万物最终既不生也不死，是什么道理呢?万物生长受春阳之气的支配;万物衰亡是由冬阴之气决定的。因此，用嘴里的气吹人，人不会寒冷;用气呵人，人不会温暖。让被吹气和呵气的人，经冬历夏，就会有挨冻受晒的忧患。寒冷的温暖的气，归属于天地而受阴阳的支配，人事与国政，怎么能够影响它呢?
况且天是根本而人是末节。爬树摇树枝，不能动摇树干。如果斫伐树干，所有的树枝都会枯死。人事好比树枝，寒温之气好比树根树干。人为天所生，就含有天的气，以天为根本，好比耳目手足受心的支配。心里想干什么，耳目就听什么看什么，手足就会随着动作起来。如果说天会应和人，这就是说心是受耳目手足所支配的吗?旌旗悬挂穗带，穗带连接在旗杆上，旗杆往东穗带就朝西飘。如果说寒温之气是随君主的刑赏而来的，这是把天上的气当作系在旗杆上的'带了。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地将要震动的征兆。齐太卜看见了这种天象，对齐景公说：“我能使大地震动。”齐景公相信了他。如果说君主能引来寒温之气，就好比齐景公相信太卜能使大地震动一样。人不能使大地震动，也就不能使天感动。
寒温之气，是天上的气。天极为高大，人极为卑小。小竹枝不能敲响钟，而萤火不能烧鼎煮饭，为什么呢?因为钟长大而竹枝短小，鼎高大而萤火细小的缘故。凭七尺长的细小身躯，想感动皇天的大气，它不会有丝毫效验，这是必定无疑的。占卜郡守将要进入郡的首府这件事，如果天气寒冷，就表明郡守要发怒;如果天气温和，就表明郡守会高兴。喜怒是有感于事情而发生的，郡守尚未进入郡界，没有见到官吏百姓，没有察明是非，喜怒尚未发生，而寒温之气已经预先来到了。如果怒喜能导致天气寒温的话，那么应该在郡守怒喜之后，寒温之气才能到来。这反而是寒温之气使郡守发怒或高兴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不十分虔诚，如果做事十分虔诚，就像邹衍仰天长叹而天降霜，杞梁妻痛哭而城墙崩塌一样，怎么天上的气就不能感动呢?”所谓至诚，还是就心意的好恶来说的。有瓜果这类东西，在人的面前，距嘴只有一尺远，心里想吃它，用口里的气吸它，是不能吸来的;用手拿取送进嘴里，然后就可以得吃了。就凭瓜果这样细小的东西，又圆又团极易转动，距嘴又不远，十分虔诚地想吃它，却不能得到，何况上天距人又高又远，它的气无边无际，无头无尾呢?盛夏时节，迎风站立;隆冬季节，向着太阳而坐。这是夏天想得到凉爽而冬天想得到温暖，算是极端虔诚了，希望得到凉爽和温暖最心切的人，甚至有的迎风煽扇子，有的对着太阳而又烧燃火炉，但是上天终究不会为了他而改变寒温之气，寒来暑往有一定的规律，不会为人诚心不诚心而改变。诚心想得到寒温之气尚且不能招来，何况君主施行刑赏时本来就没有想要得到寒温之气的意思呢。
万众人都叹息，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声长叹，怎么能使上天降霜呢?邹衍的处境，哪能与屈原相比?被拘囚的冤屈，哪能与投江相比?《离骚》、《楚辞》凄凉悲伤，一声长叹，怎能与它相比?屈原死的时候，楚国并没有降霜，这是楚怀王、楚襄王时的事情。楚厉王、楚武王时，卞和向他们呈献玉石，被砍掉了双足，卞和捧玉而流泪，眼泪流尽了接着就哭出血来。邹衍的虔诚，怎能与卞和相比呢?被拘囚的冤屈，怎能与砍掉双足相比呢?仰天长叹，怎么能与哭出血相比呢?长叹确实不如哭泣，拘囚确实不如砍足，衡量冤情，邹衍不如卞和，当时楚地也不见降霜。李斯、赵高假造遗诏杀害太子扶苏，并牵连蒙恬、蒙毅等人。当时他们都倾吐了痛苦的话，与邹衍的叹息声相同，又遭祸直到被杀死。不仅仅是被拘囚，在他们被害死的地方，并没有寒冷之气产生。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在长平城下，四十万人同时被活埋。当时他们的哭啼叫喊，不仅仅是叹息。他们的虔诚虽然不及邹衍，四十万人的冤屈，估计应当抵得上一位贤臣的悲痛;他们被活埋时的哭喊，估计应超过被拘囚者的呼号，当时长平城下也不见降霜。《尚书·吕刑》上说：“被杀害的百姓纷纷对天帝诉说自己没有罪过。”这说的是蚩尤统治下的老百姓受了冤屈，纷纷对上天诉说自己没有罪过。以万众百姓的含冤叫屈，都不能引来降霜，邹衍长叹降霜的说法，不过是虚假荒诞之说。
南方很热，能使沙子熔化石头酥烂，父子同在河水中沐浴。北方很冷，凝结的冰块能把土地冻裂，父子同在土屋中居住。燕国地处北方，邹衍被拘之时，周历的五月，是夏历的三月。中原地区，正月、二月经常降霜雪;北方很冷，三月下霜，不算是反常。这大约是北方三月还在寒冷，霜恰好自天而降，而邹衍正好仰天长叹，与降霜碰到一起。传上说：“燕国有一个寒冷的山谷，里面不长五谷，邹衍吹响律管，寒谷又变温暖了。”如果能使天气温暖，也就能够使天气再变寒冷。怎么知道邹衍不是希望能使当时的人知道自己的冤屈，想借天气表明自己的诚心，偷偷地在燕国的监狱里吹响律管想使天气寒冷，于是才向天呼号的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降霜呢?范雎被须贾所诬告，魏齐侮辱范雎，折断了他的肢体肋骨。张仪在楚国游说，楚相拷打他，他被鞭打得流血。他们两人的冤屈，太史公如实记下了他们的情况。邹衍被拘囚，与范雎、张仪同类，而司马迁为什么避讳不记载呢?考察邹衍列传，没有记载他被拘囚而使天降霜的事。伪作的书和无根据的说法，好比太子丹使偏西的太阳回到正中、天上降下谷雨一样。由此说来，邹衍向天呼号而天降霜，是不存在的!那么杞梁的妻子痛哭而使城墙倒塌，是荒诞的了!
顿牟反叛，赵襄子带兵讨伐顿牟。晋军到达顿牟城下，顿牟的城墙崩塌了十多丈，赵襄子鸣金而退兵。如果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崩塌，那么赵襄子的军队中有哭泣的人吗?秦国将要灭亡，咸阳城门向内倒塌;霍光家族要衰败，家里的墙自己倒塌了。是谁向秦宫、霍光家哭泣呢?然而城门崩垮院墙倒塌，是秦国、霍光家族败亡的征兆。也许是当时杞国的城墙刚好要倒塌，而杞梁之妻又恰好在城下痛哭，正如燕国天气正好变冷，而邹衍偶然对天呼号一样。两件事同属一类，发生的时间又恰巧相连，听到的人，有的因此也就相信两者真有因果关系了。再说城老了，墙就朽坏，也有自动倒塌的。一位妇人的痛哭，就能倒掉五丈城墙，如此说来，一个指头就能摧毁三仞高的柱子了。春秋时期，山峰多有变化。山和城是同一类事物。痛哭能使城墙倒塌，又能够哭垮山吗?你相信了晋景公穿着孝服去向河而哭，被堵塞的河水就流通了的说法，那么相信杞梁妻痛哭能使城墙倒塌，本来也就是应该的了。考察杞梁是随军出征战死的，没有活着回来。他的妻子迎接灵柩，齐庄公在路上吊唁，杞梁妻不接受这种吊唁，棺材运回家中，齐庄公到她家里去吊唁，并没有讲到杞梁妻在城下痛哭的事情。本来是随军出征战死，随军战死并不在城中，杞梁妻向城痛哭，哭的不是地方。如此说来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倒塌的事情，又是荒诞无稽的说法了。
以此类推，荆轲谋刺秦王，出现白虹贯穿太阳的现象，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战后的策略，出现金星侵犯昴宿的现象，也是荒诞的说法。豫让谋杀赵襄子，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桥头心动觉察。贯高预谋杀害刘邦，暗藏人在夹墙中，刘邦到达伯人县，也心动觉察。两人预谋刺杀两位君主，两位君主都心动觉察。据实而论此事，尚且说不是两人的精神所能触动的。何况荆轲想刺杀秦王，连秦王的心也没有被触动，怎么能使白虹贯日呢?如此说来，白虹贯日是由于天象变化而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荆轲的精气化为白虹穿过了太阳。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大地将要发生震动的征兆。大地将要震动，钩星就相应地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作为预兆。金星侵犯昴宿，好比钩星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说卫光生对长平之战后的建议，使金星侵犯昴宿，可疑得很。岁星侵入“朱雀”的尾部，周国和楚国很憎恶这种天象。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灾害。考察当时的周国和楚国，没有什么过错，而宋、卫、陈、郑四国也没有恶迹。然而岁星首先侵入“朱雀”尾部，灾气在天空垂现，在此之后，周国、楚国才有灾祸，宋、卫、陈、郑四国同时都遭了灾祸。岁星使周、楚二国遭祸，天气使宋、卫、陈、郑四国受灾，怎么知道不是“白虹贯日”导致荆轲杀秦王，不是“太白食昴”引起卫先生在长平出谋画策呢?
篇6：《论衡·卷二十四·难岁篇》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二十四·难岁篇》原文及翻译
卷二十四·难岁篇
作者：王充
俗人险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实定。是以儒雅服从，工伎得胜。吉凶之书，伐经典之义;工伎之说，凌儒雅之论。今略实论，令〔观〕览，揔核是非，使世一悟。
《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东西，若徙四维，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与太岁相触，亦不抵太岁之冲也。实问：避太岁者，何意也?令太岁恶人徙乎?则徙者皆有祸。令太岁不禁人徙，恶人抵触之乎?则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岁之意，犹长吏之心也。长吏在涂，人行触车马，干其吏从，长吏怒之，岂独抱器载物，去宅徙居触犯之者，而乃责之哉?昔文帝出，过霸陵桥，有一人行逢车驾，逃於桥下，以为文帝之车已过，疾走而出，惊乘舆马。文帝怒，以属廷尉张释之。释之当论。使太岁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则人犯之者，必有如桥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触遇太岁之出也?为移徙者，又不能处。不能处，则犯与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则其行与不行未可审也。
且太岁之神审行乎?则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长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则从东西、四维徙者，犹干之也。若长吏之南北行，人从东如西，四维相之如，犹抵触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岁不动行乎，则宜有宫室营堡，不与人相见，人安得而触之?如太岁无体，与长吏异，若烟云虹霓，直经天地，极子午南北陈乎?则东西徙，若四维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时人行触繁雾蜮气，无从横负乡皆中伤焉。如审如气，人当见之，虽不移徙，亦皆中伤。且太岁，天别神也，与青龙无异。龙之体不过数千丈，如令神者宜长大，饶之数万丈，令体掩北方，当言太岁在北方，不当言在子。其东有丑，其西有亥，明不专掩北方，极东西之广，明矣。令正言在子位，触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东边直丑巳之地，西边直亥、未之民，何为不得南北徙?丑与亥地之民，使太岁左右通，得南北徙及东西徙。何则?丑在子东，亥在子西，丑、亥之民东西徙，触岁之位;巳、未之民东西徙，忌岁所破。
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则土之中也。邹衍论之，以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为一州，在东〔南〕位，名曰赤县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虚。地形难审，假令有之，亦一难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议，直雒邑以南，对三河以北，豫州、荆州、冀州之部有太岁耳。雍、梁之间，青、兗、徐、扬之地，安得有太岁?使如邹衍之论，则天下九州在东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岁?如太岁不在天地极，分散在民间，则一家之宅，辄有太岁。虽不南北徙，犹抵触之。假令从东里徙西里，西里有太岁，从东宅徙西宅，西宅有太岁，或在人之东西，或在人之南北，犹行途上，东西南北皆逢触人。太岁位数千万亿，天下之民徙者皆凶，为移徙者何以审之?如审立於天地之际，犹王者之位在土中也。东方之民，张弓西射，人不谓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处也。今徙岂能北至太岁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内，何为谓之伤太岁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为岁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触其冲，故谓之凶。夫破者须有以椎破之也。如审有所用，则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无所用，何能破之!
夫雷，天气也，盛夏击折，折木破山，时暴杀人。使太岁所破，若迅雷也，则声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无能破。如谓冲抵为破，冲抵安能相破?东西相与为冲，而南北相与为抵。如必以冲抵为凶，则东西常凶而南北常恶也。如以太岁神，其冲独凶，神莫过於天地，天地相与为冲，则天地之间无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从魁之辈，工伎家谓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冲抵之气，神虽不若太岁，宜有微败。移徙者虽避太岁之凶，犹触十二神之害，为移徙时者，何以不禁?冬气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气热，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热者，天下普然，非独南北之方水火冲也。今太岁位在子耳，天下皆为太岁，非独子、午冲也。审以所立者为主，则午可为大夏，子可为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复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囚、乾废、坎休。王之冲死，相之冲囚，王相冲位，有死囚之气。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为经所载，道为圣所信，明审於太岁矣。人或以立春东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岁立於子，彼东北徙，坤卦近於午，犹艮以坤，徙触子位，何故独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从寅、申徙，相之如者，无有凶害。太岁不指午，而空曰岁破;午实无凶祸，而虚禁南北，岂不妄哉!
十二月为一岁，四时节竟，阴阳气终，竟复为一岁，日月积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谓之立於子位乎?积分为日，累日为月，连月为时，纪时为岁。岁则日、月、时之类也。岁而有神，日、月、时亦复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岁犹统元也。岁有神，统元复有神乎?论之以为无。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过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谓百神，百神不害人。太岁之气，天地之气也，何憎於人，触而为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与子殊位，太岁立子不居甲，为移徙者，运之而复居甲。为之而复居甲，为移徙时者，亦宜复禁东西徙。甲与子钧，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独忌子，为移徙时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触岁，触岁不能不得时死。工伎之人，见今人之死，则归祸於往时之徙。俗心险危，死者不绝，故太岁之言，传世不灭。
文言文翻译：
一般人都存在着侥悻免祸的心理，喜好迷信禁忌，聪明的人也有怀疑，谁也不能核实判断。因此博学的儒生信从了禁忌之说，而工伎之家占了上风。宣扬迷信禁忌的书，战胜了经典上的道理;工伎之家的言论，压倒了博学之士的言论。现在略为据实评论一下，让世人都观看清楚，总起来考核一下是非，使社会上的人都能醒悟。
《移徙法》上说：“搬迁到面对太岁所在的方位不吉利，搬迁到背对太岁所在方位也不吉利。”面对太岁名叫“岁下”，背对太岁名叫“岁破”，所以都不吉利。假如太岁在子位，天下的人都不得往南北方向搬迁，盖房子嫁女娶妇也都要避开这个方位。人们向东或向西搬迁，或者向四角方位搬迁，互相往来的，全都吉利。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与太岁相触犯，也没有向着与太岁相对的冲位。如实问一下：避开太岁，是什么意思呢?要说是太岁厌恶人们搬迁吗?那么搬迁的人家都会有灾祸。要说是太岁不禁止人们搬迁，只是厌恶人们抵触它吗?那么在路上往南北方向行走的人都应该遭殃。
太岁的心意，如同官长的心意一样。官长在路上，有人行走时碰上了官长的车马，触犯了官长的随从，官长就会对他发怒，哪里只是对拿着用具、载着什物、离开住宅搬迁新居而触犯了他的人才加以责罚呢?过去，汉文帝出行，经过霸陵桥，有一个行人遇上了文帝的车队，就逃到桥下躲避，认为文帝的车子已经过去，就从桥下赶快跑出来，惊了文帝驾车的马。文帝发了怒，把他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定了他的罪。要说太岁之神出行像汉文帝出行一样吗?那么触犯它的人，一定有如那个从桥下跑出来的人一样了。现在行走在道路上的人，突然得病倒地而死，怎么知道他们不是触犯了正在出行的太岁神呢?宣扬搬迁禁忌的人对此又不能判明。不能判明，那么是否触犯了太岁神就无法知道。无法知道，那么太岁神出行不出行也是不可确知的了。
要说太岁之神真的出行吗?那么它出行的道路应该有曲折，不应该南北径直走。官长从官舍出行，出行的路也会有曲折。要说天神走的是直道而不拐弯吗?那么，从东西方和四角搬迁的人，仍然会触犯太岁神。就像官长从南往北走，人们从东往西，从四角相往来，仍然会触犯他一样。如果太岁出行不是走正南正北，那么往南北的搬迁又有什么触犯呢?如果说太岁神是安居不行动的吗?那么，它就应当有宫室营堡，不与人相见，人怎么能够触犯它呢?如果说太岁神没有形体，和官长不同，像烟云彩虹那样一直贯穿天地，从极北分布到极南吗?那么，从东西搬迁像从四角搬迁的人一样也会触犯它。好像现在人们行走接触到浓雾毒气一样，无论纵横背向面对都会受到伤害。如果太岁神真的像气一样，人们就该碰到它，即使不搬迁，也都会受到伤害。
况且太岁是从属于天的神，与青龙神没有什么不同。青龙神的形体不过几千丈，假如太岁神的形体应当又长又大，增加到几万丈，让太岁的身体遮盖住整个北方，应当说太岁在北方，不应当说太岁只在“子”这一个位置上。太岁的东边有丑，太岁的西边有亥，说明太岁神并没有将整个北方都盖住，也没有将东西两边的广大区域全部占了，这是很清楚的。如果确定说太岁是在子位，那么只有在大地的中心地区正当子午位置的人不能向南北搬迁罢了，大地的东部地区正当丑、巳位置的地方，大地的西部地区正当亥、未位置的人家，为什么不能向南北搬迁呢?对于在丑地与亥地的人家，假使太岁在子位的同时还向东西移动的话，那么按说他们不但不能向南北方向搬迁，而且也不能向东西方向搬迁。为什么呢?丑在子的东边，亥在子的西边，丑、亥之地的人家向东西方搬迁，触犯了太岁所在的位置;巳、未之地的人家向东西方搬迁，触犯了太岁所冲的方位。
儒者议论天下分为九州，认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境的广度和长度，在九州之内纵横各有五千里，境内以“三河”作为大地的中心地区。周公占卜住宅位置的吉凶，经书上说：“周成王来占卜上帝之命，亲自在全国的中心治理天下。”可见洛邑是大地的中心了。邹衍论述这个问题，认为九州之内纵横各五千里，九州全境合为一个大州，在天下的东南部，名叫赤县神州。天下各自分为九州的大州共有九个。九九八十一，总共八十一个州。这种说法也许不真实。
大地的形状很难确知，假使大地上确有八十一州，那么也可以作为对搬迁禁忌说法的一种责难。如果天下的九个州，如儒者所议论的那样，正当洛邑以南，正对“三河”以北，那么豫州、荆州、冀州之地就有太岁。雍州、梁州之间，青、兖、徐、扬等州的地方，怎么会有太岁呢?如果像邹衍所论述的那样，那么天下九州在东南方位，不正当子午，怎么会有太岁呢?如果太岁不在天地的尽头，而是分散在民间，那么一户人家的住宅中，就有太岁，即使不向南北方向搬迁，仍然会触犯太岁。假如从东街迁住西街，西街有太岁;从东宅迁往西宅，西宅也有太岁。太岁或在人的东西方，或在人的南北方，如同人行走在路上，无论东西南北方太岁都会与人相逢。
太岁所在位置的数目要以千、万、十万来计算，天下的老百姓凡搬迁的都会碰上凶，要搬迁的人怎么能确知太岁的位置呢?如果太岁果真立在天地之间，好比君王的位置在大地的中央一样。东方的百姓，张开弓箭向西射，人们不认为这是在射君王，是因为箭不能射到君王的都城，箭身只落在它的射程之内。现在搬迁的人难道能往北一直搬到太岁所在的位置上吗!搬迁在很短的距离内就停止了，为什么说它侵犯了太岁呢?而且宣扬搬迁禁忌的人之所以禁止人们朝南、朝北搬迁，是由于太岁在子位，与子位相对的午位就是“岁破”，往南北方搬迁不是“抵太岁”就是“负太岁”，所以称之为凶。所谓破，必须有用来击毁对方的东西。如果太岁确实有用来槌打的东西，那么不搬迁的'老百姓也都会受到槌打的伤害;如果太岁根本没有用来槌打的东西，怎么能够伤害人呢?
雷是天上的气形成的，盛夏时节雷击断树木，击毁山峰，有时会突然杀死人。如果说太岁击破东西时像迅猛的雷一样，那么它的声音应当迅猛，杀死人应当很突然;如果不像雷那样迅猛，也就不能吉破东西。如果认为冲抵太岁称为破，那么冲抵本身怎么能相互为破呢?东西方相互为冲，而南北方相互为抵。如果一定认为冲抵是凶的话，那么东西方常常是凶而南北方常常是恶了。如果认为太岁是神，与它相冲特别不吉利的话，那么神没有超过天神、地神的，天地相互为冲，那么在天地之间就没有一个活人了。栻上的十二神如登明、从魁之类，工伎家说它们都是天神，常常立在子丑等方位上，全都有冲抵之气。十二神的神灵虽然不如太岁神，触犯了它们也该会造成一些微小的祸害。搬迁的人即使避开了太岁之凶，仍然会触犯十二神之害。宣扬搬迁禁忌的人，为什么不禁止人们搬迁呢?
冬天气候寒冷，是因为冬天属“水”，而“水”位在北方的缘故。夏天气候炎热，是因为夏天属“火”，而“火”位在南方的缘故。考察秋冬寒冷，春夏温暖，天下普遍是这样，不只是南北两个方位水火所冲的地方才寒冷和炎热。如今太岁的位置只是在子位罢了，天下都是太岁的位置，不只是子午位相冲的地方才是太岁的位置。如果真以太岁所在的方位为主，那么午位可算是炎夏，子位可算是严冬。冬天往南迁或夏天往北迁的人，会再遇到凶吗?立春，八卦的变化情况是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囚、乾废、坎休。“王”所冲的位置是“死”，“相”所冲的位置是“囚”，和“王”、“相”相冲的位置有死亡、囚禁的凶气。
八卦反映了天下万物发展的正常道理，伏羲和周文王取法八卦来治理天下。有关八卦的文字被记载在《周易》这部经书里，八卦所含的道理被圣人所信任采用，比触犯太岁遭祸的说法清楚多了。有的人在立春那天往东北方搬迁，到达艮(东北)的方位，却不会遭受凶害。太岁正好在子位，他们往东北搬迁，坤卦(西南)接近午(正南)位，就像从艮(东北)往坤(西南)，搬迁触犯子位，为什么偏遭凶祸呢?夏历正月北斗星柄指向寅(东北)位时，申(西南)处于冲位，从东北、西南方向搬迁，相互往来的人，却不会有凶害。子位的太岁实际上并不破午位，而凭空说“岁破”，午位实际没有凶祸，而无缘无故禁止往南北搬迁，难道不荒唐吗?
十二个月为一年，四季节气完结，阴阳之气终了，又开始了新的一年。
“岁”不过是天、月积累起来的名称罢了，为什么会有岁神而说它正好在子位呢?积累时分成为日，积累日子成为月，月与月相连成为四季，合四季就成为年。岁也就同日、月、季之类的名称一样。岁如果有太岁神，那么日、月、季也同样有神吗?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称为一统，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称为一元。岁就和统、元是一样的。岁如果有神，那么统、元同样也有神吗?我论证它是不存在的。假如有神，为什么祸害人呢?神当中没有超过天神、地神的，天神地神却不祸害人。人们说存在百神，百神却不祸害人。太岁之气，就是天地的气，怎么会对人憎恨呢，触犯了它能造成祸害呢?
而且《移徙法》中说：“太岁在甲子位就不能南北搬迁。”说明甲与子的方位不同，太岁在子位就不能又处于甲位，而是由于宣扬搬迁禁忌的人通过运转“栻”才使太岁又处于甲位的。既然运转“栻”又使太岁处于甲位，那么宣扬搬迁禁忌的人，也应该同时禁止往东西搬迁。甲与子的地位相同，它们引起的凶祸也应当相同。不禁忌迁往甲位而唯独禁忌迁往子位，宣扬搬迁禁忌的人，毕竟荒唐不可信用。人们居住不可能不搬迁，搬迁不可能不触犯太岁，触犯太岁的不可能在某个时候死去。工伎之人，看到现在人死了，就归祸于过去的搬迁触犯了禁忌。一般人都存在着侥幸免祸的心理，死人的事又不断发生，所以有关太岁的禁忌，世代相传而不灭绝。
篇7：《论衡卷二十四卜筮篇》 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二十四卜筮篇》 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作者：王充
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蓍神龟灵，兆数报应，故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谓天地审告报，蓍龟真神也。如实论之，卜筮不问天地，蓍龟未必神灵。有神灵，问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
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苇藁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龟不灵，盖取其名，未必有实也。无其实，则知其无神灵，无神灵，则知不问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问之？天与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问，不自对见其人，亲问其意，意不可知。欲问天，天高，耳与人相远。如天无耳，非形体也。非形体，则气也，气若云雾，何能告人？蓍以问地，地有形体，与人无异。问人，不近耳，则人不闻，人不闻，则口不告人。夫言问天，则天为气，不能为兆；问地，则地耳远，不闻人言。信谓天地告报人者，何据见哉？
人在天地之间，犹虮虱之着人身也。如虮虱欲知人意，鸣人耳傍，人犹人闻。何则？小大不均，音语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问巨大天地，安能通其声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怀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在形体之中，神明是矣。人将卜筮，告令蓍龟，则神以耳闻口言。若己思念，神明从胸腹之中闻知其旨。故钻龟揲蓍，兆见数著。”夫人用神思虑，思虑不决，故问蓍龟。蓍龟兆数，与意相应，则是神可谓明告之矣。时或意以为可，兆数不吉；或兆数则吉，意以为凶。夫思虑者，己之神也；为兆数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为思虑，在胸外为兆数，犹人入户而坐，出门而行也。行坐不异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为兆数，不宜与思虑异。天地有体，故能摇动。摇动有生之类也。生，则与人同矣。问生人者，须以生人，乃能相报。如使死人问生人，则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龟死，以死问生，安能得报？枯龟之骨，死蓍之茎，问生之天地，世人谓之天地报应，误矣。如蓍龟为若版牍，兆数为若书字，象类人君出教令乎？则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则亦不听人之言。天道称自然无为，今人问天地，天地报应，是自然之有为以应人也。案《易》之文，观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月。以象类相法，以立卦数耳。岂云天地〔告〕报人哉？
人道，相问则对，不问不应。无求，空扣人之门；无问，虚辨人之前，则主人笑而不应，或怒而不对。试使卜筮之人，空钻龟而卜，虚揲蓍而筮，戏弄天地，亦得兆数，天地妄应乎？又试使人骂天而卜，驱地而筮，无道至甚，亦得兆数。苟谓兆数天地之神，何不灭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乱其数，使之身体疾痛，血气凑踊？而犹为之见兆出数，何天地之不惮劳，用心不恶也？由此言之，卜筮不问天地，兆数非天地之报，明矣。然则卜筮亦必有吉凶。论者或谓随人善恶之行也，犹瑞应应善而至，灾异随恶而到。治之善恶，善恶所致也，疑非天地故应之也。吉人钻龟，辄从善兆；凶人揲蓍，辄得逆数。何以明之？纣，至恶之君也，当时灾异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龟，罔敢知吉。”贤者不举，大龟不兆，灾变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龙兴，天人并佑，奇怪既多，丰、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体，所致无不良；凶人之起，所招无不丑。卫石骀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卜以龟为有知也。龟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时不卜，谋之於众，亦犹称善。何则？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实也。
夫钻龟揲蓍，自有兆数，兆数之见，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适与相逢。吉人与善兆合，凶人与恶数遇，犹吉人行道逢吉事，顾睨见祥物，非吉事祥物为吉人瑞应也。凶人遭遇凶恶於道，亦如之。夫见善恶，非天应答，适与善恶相逢遇也。钻龟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类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龟。公曰：“乃逢是吉。”鲁卿庄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夫卜曰逢，筮曰遇，实遭遇所得，非善恶所致也。善则逢吉，恶则遇凶，天道自然，非为人也。推此以论，人君治有吉凶之应，亦犹此也。君德遭贤，时适当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
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实诚者寡。论者或谓蓍龟可以参事，不可纯用。夫钻龟揲蓍，兆数辄见。见无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谓之凶，凶数而占谓之吉，吉凶不效，则谓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数，非吉凶误也，占之不审吉凶，吉凶变乱，变乱，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龟卜，犹圣王治世；卜筮兆数，犹王治瑞应。瑞应无常，兆数诡异。诡异则占者惑，无常则议者疑。疑则谓〔世〕未治，惑则谓〔占〕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数，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圣德之验也。周王伐纣，遇乌鱼之瑞，其卜曷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当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当兴，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谓之凶者，失其实也。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夫子贡占鼎折足以为凶，犹周之占卜者谓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犹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贡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诡论之材，故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世因武王卜，无非而得凶，故谓卜筮不可纯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专。
著书记者，采掇行事，若韩非《饰邪》之篇，明已效之验，毁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误也。《洪范》稽疑，卜筮之变，必问天子卿士，或时审是。夫不能审占，兆数不验，则谓卜筮不可信用。晋文公与楚子战，梦与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监其脑，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君之脑者，柔之也。”以战果胜，如咎犯占。夫占梦与占龟同。晋占梦者不见象指，犹周占龟者不见兆者为也。象无不然，兆无不审。人之知暗，论之失实也。传或言：武王伐纣，卜之而龟<兆昔>。占者曰“凶”。太公曰：“龟<兆昔>，以祭则凶，以战则胜。”武王从之，卒克纣焉。审若此传，亦复孔子论卦，咎犯占梦之类也。盖兆数无不然，而吉凶失实者，占不巧工也。
翻译
世俗迷信卜筮，认为卜是向天问疑，筮是向地问疑，蓍草和龟甲都很神灵，龟兆和蓍数就是天地对占卜者提问的答复，因此遇事便不和人商议而去占卜算卦，违反事情是否可行的道理而去迷信吉凶之说。人们内心认为天地确实会给予答复，蓍草和龟甲真是很神灵的。按照实情论述此事，卜筮并不能问天地，蓍草和龟甲不一定那么神灵。说它们有神灵，能向天地提问，这是俗儒的说法。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子路问孔子说：“猪羊的肩胛骨灼后同样可以得到兆，用雚苇藁芼这些草同样可以得到数，为什么一定要用蓍草和龟甲呢？”孔子说：“不是这样，大概只是取蓍和龟这两个名字的含义吧。称之为蓍，是指生存时间长；称之为龟，是指年代久远。要辩明疑惑不定的事情，应该请教年岁大、有经历的人。”由此说来，蓍草并不神，龟甲也不灵，这只是取它们的名，不一定有其实。没有其实，就说明它们没有神灵；没有神灵，可见用龟蓍占卜并不是向天地问吉凶。
况且天地的口耳在哪里，而能够问它们呢？自然和人事是同一个道理，想要了解天，根据人事就可以知道，相互提问，如不亲自当面看见对方，亲自问对方的意见，那么对方的意见就没法了解。想问天，天很高，天的耳与人相距很远。如果天没有耳，天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那就是气。气像云雾一样，怎么能答复人呢？蓍草是用来问地的，地有形体，与人没有差异。向人提问，不靠近耳朵，人就听不见：人听不见，口就不会回答人。说问天，天只是一种气，不能使龟甲产生兆象；说问地，地的耳朵很遥远，听不见人的提问。确实认为天地会答复人的提问，有什么根据呢？
人在天地之间，如同虮虱附着在人身上一样。如果虮虱想了解人的心意，它们在人的耳边鸣叫，人仍然听不见。为什么呢？因为虮虱和人小大不同，声音语言不通。现在用微小的人，去问巨大的天地，他们的声音怎么能相通呢？天地怎么能知道人的旨意呢？有人说：“人怀有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在人的形体之中，这就是神了。人将要进行卜筮，告知蓍草龟甲，神就用耳听口言。如果自己思念，神就从胸腹之中了解人的心意。所以钻薄龟甲揲分蓍草，兆象出现数字也明确。”
人用精神进行考虑，经考虑无法决定，所以就求问蓍龟。蓍龟表现出的兆数，与人的心意相吻合，就可以认为这是神明答复的了。有时自己的心意认为可行，而兆数又不吉利；有时兆数就算吉利，而自己的心意又认为是凶。所谓思虑，就是自己的心神；所谓兆数，也是自己的心神。同一个身体的神，在胸中就是思虑，在胸外就是兆数，就同人进屋坐下，出门行走一样。或行或坐不会和自己的心意不一致，或出或入也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如果兆数是由神明形成的，就不应该和思虑有什么不同。
天地有形体，所以能运动。能运动的，都是活的东西。天地既然是活的，那就与人相同了。问活人必须用活人，才能得到回答。如果让死人问活人，那就一定不能互相应答。现在天地是活的而蓍龟是死的，通过死的龟甲、蓍茎去问活的天地，怎么能得到回答呢？用枯龟的骨，死蓍的茎，去问活着的天地，世人认为天地会答复，这就错了。
如果说蓍龟有如版牍，兆数有如文字，就像君王发布命令一样吗？天地的口耳在何处，而能发布命令呢？孔子说：“天说过什么呢？但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天不言语，那么也就不听人的言语。天道崇尚自然无为，现在人去问天地，天地有答复，这就成了自然有意识地答复卜筮者了。考察《周易》上的文字，看它所载的用蓍草算卦的方法，是将蓍草分成两部分以象征天地，四根四根的分数以象征四季，所剩的余数放在旁边，以象征闰月。这是用类似的事物相互仿效，以此确定构成卦象的数字罢了，哪里是说天地真会答复卜筮的人呢？
人事的道理，互相提问则回答，不问就不回答，没有所求，平白无故地敲别人家的门，不提出问题，毫无目的地在别人的面前空辩，那么主人或者只笑不答应，或者生气而不回答。假如让卜筮的人平白无故地钻薄龟甲而卜问，毫无目的地摆弄蓍草来算卦，对天地进行戏弄，也会得到兆数，难道天地在胡乱答复吗？假如又让人咒骂天而占卜，敲打地而算卦，无理至极，也会得到兆数。如果说兆数是天地神灵的表现，为什么不灭掉他灼龟的火，烧他的手，使算卦人的手发抖而扰乱他求得的数字，让他身体生病疼痛，血气积聚喷涌呢？反而还为占卜的人显示兆数，为什么天地不怕辛劳，用心如此善良呢？据此说来，卜筮不能问天地，兆数也不是天地的答复，是很明白的了。
然而卜筮也一定会表示出吉凶。有些发议论的人说卜筮的吉凶是随人们行为的善恶而相应出现的，如同祥瑞应和善行而出现，灾异随着恶行而到来一样。国家治理的'好坏，相应招致祥瑞或灾异，怀疑这不是天地有意应和的。吉人钻薄龟甲卜问，吉兆往往随着出现；恶人揲蓍算卦，往往得到不吉利的筮数。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殷纣王，是极凶恶的君王，他在位时灾异一个接一个，他占卜了七十次都是凶兆。所以祖伊说：“贤人和大龟板，都觉察不出一点吉兆。”贤人不称赞，大龟板不显现吉兆，灾异屡次到来，因此周武王承受天命灭殷称君。刘邦兴起，天和人全都护佑他，奇异的现象已经很多了，丰沛的百姓，占卜得到吉兆。所以吉人的占卜，所招致的兆象没有一个不吉利；恶人的揲蓍，所得到的筮数没有一个不是坏的。
卫国的石骀死了，他没有嫡子，却有六个庶子，就用占卜决定谁为继承人，占卜的人说：“洗头洗澡佩带玉器就会得吉兆。”五个庶子都洗头洗澡佩带玉器。石祁子说：“哪有为父亲守丧期间还洗头洗澡佩带玉器的呢？”他不洗头洗澡不佩带玉器，石祁子得到了应继承父位的吉兆。卫国人认为龟甲是有知的。龟甲并不有知，而是石祁子自己有知。祁子施行善政，又有好的言语，言语好政治善，所以得到明显的吉兆。假使当时不用占卜决定继承人，让众人来商议推举，人们也仍然会称赞他好。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思和神的旨意对吉凶的看法是相同的。以上的这些话好像是对的，但并不符合占卜算卦的实际。
钻薄龟甲摆弄蓍草，自然会得兆数，兆数的出现，自然会有吉凶，而有吉凶的人，碰巧与兆数相遇。吉人与好的兆象吻合，凶人与恶的筮数相遇，如同吉人走在路上遇到吉祥的事物，随便就可以看到吉祥之物一样，并不是吉祥的事物有意表现为吉人的祥瑞。凶人，在路上碰到坏事也是如此。善恶事物的出现，并不是天的回答，是碰巧与善恶之人相遇到一起了。钻龟占卜揲蓍算卦会出现吉凶的征兆，就是由于有相遇上吉凶事物这类情况。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周武王生病，周公用龟甲占卜了三次，周公说：“所遇到的都是吉兆。”鲁国大夫庄叔生个儿子叫穆叔，用《周易》给儿子算命，遇上明夷卦变谦卦。占卜称为“逢”，算卦称为“遇”，实际上是各人的遭遇所得到的卦象，并不是由善恶所带来的。善就遇上吉兆，恶就碰上凶兆，天道自然如此，不是由于人的善恶所造成的。根据这种情况而论，君王治国有吉凶征兆出现，也仍然是这个道理。君王碰巧道德高尚，时运碰巧天下应当太平，美好的事物奇异的征兆就会偶然出现。不贤德的君王碰到的情况，也就和这种情况相反。
世人谈论卜筮的很多，懂得卜筮的真正道理的人很少。有的论者认为龟蓍卜筮的结果可以作为做事情的参考，但不能完全信赖它。钻龟占卜揲蓍算卦。兆数总是会出现的，它的出现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是由占卜的人主观加以解释。出现吉兆而占卜的人认为它是凶兆，出现凶数而占卜的人认为它是吉数，如果吉凶不灵验，就认为卜筮不可信。周武王讨伐纣王，筮算这件事，不吉利，占卜的人说：“大凶。”姜太公推开蓍草践踏龟甲后说：“枯骨死草，怎么能知道就不吉利呢？”卜筮出现兆数，不是兆数所显示的吉凶错了，是占卜的人辨别不清吉凶，把吉凶说颠倒了。吉凶颠倒了，所以姜太公不相信它。
用蓍草算卦龟甲占卜，如同圣王治理天下；卜筮出现的兆数，如同圣王治理天下时出现的祥瑞。祥瑞不经常出现，兆数变化多端。兆数变化多端就使占卜的人疑惑，祥瑞不经常出现就使议论的人怀疑。怀疑就认为天下尚未大治，疑惑就认为占卜不正确。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吉利的兆数，吉人可以遇上；治理天下遇上祥瑞，是圣王有德的证明。周武王讨伐纣王，遇到赤乌鸦和白鱼的祥瑞，他占卜为什么会遇上不吉利的兆数呢？假如周武王命中不应当兴起，出兵就不该遇上祥瑞；假如周武王命运该当兴盛，占卜就不该遇上凶兆。据此说来，武王的占卜，不应该得凶兆，说它是凶兆，就违背了它的真实情况。
鲁国将要攻打越国，对这件事算卦，得的爻辞是“鼎折断了足”，子贡占断这件事认为是凶兆。为什么呢？鼎折断了足，行走要用足，所以认为它是凶兆。孔子占断这件事认为是吉兆，孔子说：“越人居住在水边，行动用船，不用足，所以认为它是吉兆。”鲁国攻打越国，果然战胜了越国。子贡占卜“鼎折断了足”认为是凶兆，就同周代占卜人说武王伐纣不吉利一样。不吉中一定含有吉，就像“折鼎足”这样的预兆有利于攻打越国一样。周代人多数像子贡那样只有死板地解释兆数吉凶的能力，很少有像孔子那样的与众不同的论证的才干，所以看到异乎寻常的兆数，就不能辨别清楚了。世人因为武王占卜，没有过失而得凶兆，所以认为卜筮不能完全信赖，只能略微用来辅助政务，表示有鬼神在支配，说明不是自己在专断。
编书记史的人，收集以往的事例，如韩非《饰邪》那样的篇章，用已经发生的史事作证明。抨击指责卜筮，反对人们迷信卜筮。卜筮并不是完全不能用，是卜筮的人往往占断错了。《尚书》中的《洪范》记载考察疑难问题，以及卜筮的卦象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一定要求教天子和大臣，或许确实是正确的。不能对兆数作出确切的解释，兆数不灵验，就认为卜筮不可信赖。晋文公与楚成王开战，梦见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他身上吮吸他的脑汁，占梦的人说：“是凶兆。”咎犯说：“是吉兆！您得天的保佑，楚成王是低头认罪。吮吸您的脑汁，会使他软弱无力。”事后与楚成王交战果然获胜，正如咎犯所占断的一样。
占断梦象与占断龟兆相同。晋国占梦的人不明白梦兆的意思，如同周代占卜的人不明白龟兆的意思一样。梦兆没有不对的，龟兆没有不明的，由于人的才智愚昧，论断兆象偏离了实情。有的传上说：“武王讨伐纣王，占卜此事龟兆不清楚。占卜的人说：“是凶兆。”姜太公说：“龟兆不清楚，依照这个兆象举行祭祀就不吉利，依照这个兆象进行战争就能取胜。”武王听从了太公的话，终于战胜了纣王。如果真像这种记载所说的那样，也就又同孔子解释卦象，咎犯解释梦兆是同一类的了。大约兆数没有不对的，而吉凶失实，是因为占卜的人不高明巧妙的缘故。
篇8：论衡·卷十四·寒温篇原文及翻译附译文
论衡·卷十四·寒温篇原文及翻译附译文
卷十四·寒温篇
作者：王充
说寒温者曰：人君喜则温，怒则寒。何则?喜怒发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赏罚。赏罚，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雕物伤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数日之间，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气发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见外寒温，则知胸中之气也。当人君喜怒之时，胸中之气未必更寒温也。胸中之气，何以异於境内之气?胸中之气，不为喜怒变，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国之时，秦、汉之际，诸侯相伐，兵革满道，国有相攻之怒，将有相胜之志，夫有相杀之气，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时，政得民安，人君常喜，弦歌鼓舞，比屋而有，当时天下未必常温也。岂喜怒之气，为小发，不为大动邪?何其不与行事相中得也?
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边则寒，南极则热。火之在炉，水之在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当人君喜怒之时，寒温之气，闺门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温，外内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说称，妄处之也。王者之变在天下，诸侯之变在境内，卿大夫之变在其位，庶人之变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变，则喜怒亦能致气。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当怒反喜，纵过饰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温。由此言之，变非喜怒所生，明矣。
或曰：“以类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赏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怒者愠恚，愠恚诛杀。阴道肃杀，阴气寒，故寒气应之。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断刑，小狱微原，大辟盛寒，寒随刑至，相招审矣。”夫比寒温於风云，齐喜怒於龙虎，同气共类，动相招致，可矣。虎啸之时，风从谷中起;龙兴之时，云起百里内。他谷异境，无有风云。今寒温之变，并时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验。齐、鲁接境，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杀牛羊，日以百数，刑人杀牲，皆有贼心，帝都之市，气不能寒。或曰：“人贵於物，唯人动气。”夫用刑者动气乎?用受刑者为变也?如用刑者，刑人杀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百贱不能当一贵乎?或曰：“唯人君动气，众庶不能。”夫气感必须人君，世何称於邹衍?邹衍匹夫，一人感气，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气辄寒，生一人而气辄温乎?赦令四下，万刑并除，当时岁月之气不温。往年，万户失火，烟焱参天;河决千里，四望无垠。火与温气同，水与寒气类。失火河决之时，不寒不温。然则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与赏罚同时，变复之家，因缘名之矣。
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人君无事，四时自然。夫四时非政所为，而谓寒温独应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后，立春之际，百刑皆断，囹圄空虚。然而一寒一温，当其寒也，何刑所断?当其温也，何赏所施?由此言之，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
人有寒温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风逢气，身生寒温。变操易行，寒温不除。夫身近而犹不能变除其疾，国邑远矣，安能调和其气?人中於寒，饮药行解，所苦稍衰;转为温疾，吞发汗之丸而应愈。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如审有之，寒温之灾，复以吹律之事，调和其气，变政易行，何能灭除?是故寒温之疾，非药不愈;黍谷之气，非律不调。尧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温与尧之洪水，同一实也。尧不变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温非政治所招。
或难曰：《洪范》庶征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顺;燠，温;恆，常也。人君急，则常寒顺之;舒，则常温顺之。寒温应急舒，谓之非政，如何?夫岂谓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递至，偶适自然，若故相应，犹卜之得兆、筮之得数也。人谓天地应令问，其实适然。夫寒温之应急舒，犹兆数之应令问也。外若相应，其实偶然。何以验之?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二令参偶，遭适逢会，人事始作，天气已有，故曰道也。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卦於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案《易》无妄之应，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变复之家，疑且失实。何以为疑?夫大人与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洪范》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范》之言，天气随人易徒，当先天而天不违耳，何故复言後天而奉天时乎?後者，天已寒温於前，而人赏罚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与《尚书》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两家乖迹，二疑也。民间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气温，旦旸气寒。夫雨者阴，旸者阳也;寒者阴，而温者阳也。雨旦旸反寒，旸旦雨反温，不以类相应，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说，亦未立也。
文言文方言:
解释寒温的人说：君主欢喜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为什么呢?因为欢喜发怒都是从胸中发生的，然后由行为在外面表现出来，于是在外就形成了奖赏和惩罚。奖赏和惩罚是欢喜与发怒的结果，所以天气太冷太热，都会使草木凋枯，人受损伤。
寒冷与温暖天气交替的到来，在几天之间，君主不一定会有喜怒的气在胸中产生，然后强烈地表现在外面而引起气候的寒冷与温暖。而是解释寒温的人看见外界天气的寒温，这才推知君主胸中喜怒的气。当君主喜怒的时候，胸中的气不一定就会改变天气的寒温，君主胸中的气，与国境内的气怎么能有差别呢?胸中的气，不因为喜怒而改变，那么国境内天气的寒温，又怎么会产生变化呢?战国的六国时期、秦、汉时期，诸侯互相讨伐，到处是战争，国与国之间有互相攻打的怒气，将与将之间有相互要战胜的志气，士兵与士兵之间有互相厮杀的仇气，当时天下的天气却未必经常寒冷;太平盛世，尧、舜的时候，政治得当百姓安宁，君主常常欢喜，弹琴唱歌击鼓起舞，家家都有，当时天下天气却未必经常温暖。难道喜怒的气只为小事而发，不为大事而动吗?为什么它们不跟已往的事相一致呢?
靠近水就寒冷，接近火就温暖，离它们越远，冷热的感觉就逐渐减弱。
为什么呢?因为水火寒温之气的扩散，与离距它们的远近有差别。已往事例是：火的位置在南边，水的位置在北边，在北边就寒冷，在南边就炎热。火在炉内，水在河里，喜怒之气在人体中，其实一样。当君主喜怒的时候，影响天气寒温的气，寝室门内应当最厉害，周围环境应当轻微。如今考察天气的寒温，室内外都相等，由此看来，天气的寒温大概不是君主喜怒所引起的。俗儒的说法，是妄加判断。
帝王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整个天下，诸侯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整个领地，卿大夫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他们的职权范围，老百姓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影响他们的家庭。既然一家人能引起变化，那么他们的喜怒也能引起屋内气温的变化。父子互相生气，夫妻互相责备，或者正在发怒的时候又转为高兴，放纵过失，掩盖错误，那么整个屋内，应该有寒温的变化了，可是没有发生。这样说来，天气的变化不是喜怒造成的，这就很明白了。
有人说：“因为同类互相招引。欢喜时态度温和，态度温和就会赏赐别人，“阳”的特点是使万物生长，阳气温和，所以温和的气与欢喜相感应而出现。发怒时样子恼怒，样子恼怒就会惩罚杀人，“阴”的特点是使万物凋残，阴气寒冷，所以寒冷的气与发怒相感应而出现。虎啸山谷就会有风来，龙腾彩云就会出现，它们同气同类，一举一动会互相招引，所以说由形体带来影子，由龙招引来了雨。雨感应龙而来，影感应形而去，天地的本性，就是自然的本质。秋冬时节要审判罪案，处决犯人，判处小罪时，寒气就已稍稍露头，执行死刑时，天气会非常寒冷，寒冷跟随着判刑的轻重情况而到来，同类相招引，这是很清楚的了。”
把寒温比作风云，把喜怒比作龙虎，同气同类，一举一动会互相招引，是可以的。虎啸的时候，风从山谷中产生;龙腾的时候，彩云在百里内兴起。要是在其他山谷和地方，就不会有风云出现。如今寒温的变化，同一时候都是一样的。百里内用刑，千里内都会寒冷，这大概不是君主喜怒的作用。春秋时齐国与鲁国接壤，同时赏罚，假设齐国奖赏鲁国惩罚，就应该招致不同的结果，难道当时会齐国温暖而鲁国寒冷吗?
考察前代用刑的情况，蚩尤、秦朝最厉害。蚩尤的老百姓，到处躲避酷刑，社会秩序乱哄哄的;秦朝道路上，穿着赭衣的囚犯，一个挨一个。可当时天下的天气未必经常寒冷。京都的市场上，宰杀牛羊，每天要用百头来计数。杀犯人杀牲口，都有杀害的`心，京都的市场上，气候却不会寒冷。
有人说：“人比别的动物尊贵，只有杀人才能感动天气。”那么是由于执刑的人感动天气呢，还是由于受刑的人使天气有变化呢?如果是由于执刑的人，那么杀人跟宰禽兽，是同一个心理，就应该引起寒温的变化。如果是由于受刑的人，那么人和禽兽都是动物，都属于万物，难道上百头牛羊还抵不上一个人吗?
有人说：“只有君主能感动天气，一般人不行。”既然感动天气的必须是君主，那么世人为什么要赞颂邹衍呢?邹衍是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能感动天气，世人竟然又相信了这件事。杀死一个人天气就会寒冷，那么赦免一个人天气就要温暖吗?四处下赦免令，上万的死囚一齐被解除，但是当时天气并没有温暖。往年，万家失火，火焰和烟雾直冲天空;黄河决堤淹没千里，四望无边。火跟温暖的天气同类，水跟寒冷的天气同类。万家失火、黄河决堤的时候，天气却不变寒冷也不变温暖。既然如此，那么寒温天气的到来，大概也不是政治所造成的。那么寒温天气的到来，恰好与君主的赏罚碰在一起，解说变复的人，就根据这种偶然现象，说君主的喜怒能造成天气的寒温变化。
春天温暖、夏天炎热、秋天凉爽、冬天寒冷，只要君主不作事干预，四季就自然变化。四季的化不是政治造成的，而偏偏要说寒温的变化是应和政治的。正月开始，到立春之间，各种案件都处理完毕，监牢空空，然而天气却有时寒冷，有时温暖。当天气寒冷的时候，是施行了什么刑罚呢?当天气温暖的时候，又赦免了什么犯人呢?像这样，天气的寒温，是天地的节气所决定，不是人所能影响的，这已经很明白了。
人有寒病温病，并不是操行造成的。而是遇上风寒热气，身体便产生了寒热。即使改变人的操行，寒病温病也不会消除。近到自己的身体，尚且不能用改变操行的办法来消除疾病，国家和封邑离得很远，又怎么能调合天气使它恢复正常呢?人被寒气所伤，吃药消解，痛苦就会稍微减轻;要是转为温病，吞下发汗的药丸随着就好了。传说燕国有个寒冷的山谷，不长五谷。邹衍吹律管，寒冷的山谷便可栽种庄稼。燕国人把黍种在这山谷中，称作“黍谷”。如果确实有这事，寒温引起的灾变也只有用吹律管的办法来调合天气使它恢复正常了，那改变政治和操行的办法，又怎么能消灭它呢?所以寒病温病，不吃药就不能治好;黍谷里的气候，不吹律管就不能调合。尧碰到洪水，派禹去治理它。天气的寒温跟尧时的洪水，是同类情况。尧不能用改变政治和操行来治理洪水，就知道那洪水不是政治和操行所造成。既然洪水不是政治和操行所造成，也就知道天气的寒温不是政治和操行所造成。
有人责难说：“《尚书·洪范》庶征上说：‘君主急躁时，常有寒冷天气顺应他;君主舒畅时，常有温暖天气顺应他。’其中若，就是顺应;燠，就是温暖;恒，就是经常。君主急躁，就常有寒冷天气顺应他;君主舒畅，就常有温暖天气顺应他。天气的寒温顺应心情的急舒，说它不是政治造成的，怎么行呢?其实，这哪里是在说君主心情急躁时天气不会寒冷，心情舒畅时天气不会温暖呢?君主心情的急舒跟天气的寒温是交替着出现的，是自然而然的巧合，好像是故意相互应和一样。如同占卜得到“兆”，算卦得到“数”一样，人认为天地本来就应该回答卜筮者的提问，这确实是碰巧。其实，天气的寒温应和了心情的急舒，就像占卦的兆数应和了卜筮的提问一样，从外面看好像是互相应和，这的确也是碰巧。用什么来证明呢?因为天道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就是无意识的。兆数回答了卜筮的问题、人事、气候、兆数三者的一致，是恰好偶然碰在一起的，人和社会上一切事开始产生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所有现象就已经存在，所以叫做“道”。假使天气变化应和了政事，这就是说天道是有意识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
京房把《周易》中的六十卦分配在一年里，每六日七分，有一卦主事。
卦有阴有阳，气有升有降，阳气上升天气就温暖，阴气上升天气就寒冷。这样说来，天气的寒温是随着卦的变化而来，没有应和政治。根据《周易》“无妄”卦中的应和例子，水灾旱灾的到来，都各自有一定的时间。千千万万的灾变，恐怕都是同一个道理。解说变复的人，我怀疑他们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根据什么来怀疑呢?“圣王与天地的德行是一致的，圣王先天示意采取行动，不会违反天意，在天已经示意而不知道的情况下行动，也符合天时。”《尚书·洪范》上说：“君主急躁时，常有寒冷天气顺应他;君主舒畅时，常有温暖天气顺应他。”如果《尚书·洪范》里是说，天气是随着君主的喜怒而变动，那应该说“先天而天不违”就行了，又为什么还要说“后天而奉天时”呢?后的意思是，天气已经寒温在前，而人的赏罚在后。这样说来，《周易》说的跟《尚书》说的不一致，这是第一个疑问。京房占卜天气的寒温是根据阴气阳气的升降，解说变复的人是根据君主的刑赏与喜怒，两家的看法是互相矛盾的，这是第二疑问。老百姓预测天气的寒温，多是今天寒冷明天温暖，早晨霜厚，晚上星光闪耀，早晨有雨气候温暖，早晨天晴气候寒冷。雨属阴，旸属阳;寒属阴，而温属阳。早晨天晴反而气候寒冷，早晨有雨反而气候温暖，不是同类互相应和，这是第三个疑问。这三个疑问不解决，天道自然的说法，也就不可能建立。
篇9：论衡·卷三·物势篇原文及其翻译
论衡·卷三·物势篇原文及其翻译
卷三·物势篇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於天地也，犹鱼之於渊，饥虱之於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传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
若此，论事者何故云“天地为炉，万物为铜，阴阳为火，造化为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烁铜燔器，故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谓陶冶者不故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应事，未可谓喻；文不称实，未可谓是也。曰：“是喻人禀气不能纯一，若烁铜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谓天地生人与陶冶同也。”兴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体，不可断绝。以目视头，头不得不动；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摇。目与头同形，手与足同体。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调和炉灶，故为之也。及铜烁不能皆成，器燔不能尽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则其生万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种，故为之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
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贼害，不成为用。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内，五行气俱。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怀五行之气，辄相贼害。一人之身，胸怀五藏，自相贼也；一人之操，行义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戍，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啮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胜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戍，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硃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兽之体。含血之虫，以四兽为长，四兽含五行之气最较郑鼇案龙虎交不相贼，鸟龟会不相害。以四兽验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虫以气性相刻，则尤不相应。
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齿角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阳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鹰之击鸠雀，鸮之啄鹄雁，未必鹰鸮、生於南方，而鸠雀鹄雁产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胜服也。
一堂之上，必有论者；一乡之中，必有讼者。讼必有曲直，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亦或辩口利舌，辞喻横出为胜；或诎弱缀跲，劻蹇不比者为负。以舌论讼，犹以剑戟斗也。利剑长戟，手足健疾者胜；顿刀短矛，手足缓留者负。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小有气势，口足有便，则能以小而制大；大无骨力，角翼不劲，则以大而服小。鹊食蝟皮，博劳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马，牛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势也。鹿之角，足以触犬，獼猴之手，足以博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为牧竖所驱；长仞之象，为越僮所钩，无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则以小能胜大；无其便也，则以强服於羸也。
文言文翻译：
儒者评论说：“天地有意识地创造了人。”这话荒诞不实。认为天上与地上的气相结合，人就偶然地自己产生了，如同丈夫与妻子的气相结合，孩子就自己出生一样。其实，丈夫与妻子的气相结合，并不是当时想生孩子，而是情欲冲动在一起，在一起就生下了孩子。夫妻尚且不有意识地生孩子，由此可知天地也不会有意识地创造人。这样说来，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鱼生在深水里，虱子下蛋长在人身上一样，是凭借气而出生，是同种类东西相繁殖。万物产生于天地之间，都是同样的情况。
有人说：“天地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人，而是人偶然自己产生的。若是这样，议论这类事情的人为什么说‘天地像熔炉，万物像炼出来的铜，阴阳二气像炭火，自然变化像冶炼工人’呢？考察一下，制陶和冶炼工人他们是用火冶炼锻烧器物，器物是有意做成的。现在却说天地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人，而是人偶然自己产生的，难道说制陶和冶炼工人不有意做器物，器物会偶然自己形成吗？可见，打比方与事实不相应，不能算讲清楚了；写文章与事实不符合，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以为：上面这些比喻只能说明人承受自然之气是不可能完全一样，就像熔化的铜注进模子，烧制的陶器所得到的火一样各不相同，而并不是说天地创造人跟制陶器和冶炼铜一样是有意识的。打比方，人们都是引用人和事作比喻。每个人、每件事，都是一个整体，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来作片面理解。用眼睛看头顶的东西，头不能不动；用手量脚底的长短，脚不能不动。因为眼睛跟头同在一个身体上，手与脚也同在一个身体上都是相互关联的。现今制陶和冶炼工人最初用水搅拌粘土作器物，一定要把坯子或模子做成器形，这是有意作的；然后烧炭生火，一定要管好炉灶，掌握好火候，这也是有意识做的。至于铜器冶炼不能都成功，陶器烧制不能都精美，这是因为它们不能都完全由人有意识地生产出来。天不能有意识地创造出人，那么它创造万物，也不可能是有意识的。天上与地上的气相互结合，万物便偶然地自己产生了。翻土，除草，播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至于庄稼成熟不成熟，则是偶然由自然决定的。拿什么来证明？如果天是有意识地创造万物，应当叫它们相亲相爱，不应当让它们相互残害。
有人说：“金、木、水、火、土五种气体，是天用来创造万物的。因此万物中包含了这五种气体，这五种气体相互循环克制所以万物间也相互残害。”我以为：如果天能有意识地创造万物，天就应当只用一种气体造就万物，叫它们之间相亲相爱，不应当让五种气体，反复使之相互克制伤害。
有人说：“天想使万物成为可用的东西，所以才让它们互相残害。使万物互相残害，正是为了让它们相互依存。因此天用五行之气造就万物，人又用万物做成各种各样的事。可见不能互相制约，就不能互相有用；不能相互残害，就不能各自成为有用的东西。金不伤害木，木不能成为有用之物；火不冶炼金，金不会成为器皿。所以各种物体相互残害又相互产生有利效果。有血的动物，互相取胜，制服对方，互相对咬，互相吞食，这都是五行之气使它们如此的。”我要问：天造就万物想使它们相互成为有用的东西，不能不互相残害，于是就产生虎、狼、蝮蛇以及蜂、虿之类动物，全都来残害人，那么天是不是又想让人成为它们享用之物呢？一个人的身体里，有五行之气，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有仁、义、礼、智、信五种操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道义。五脏在人体内，所以人体五行之气都具备。照议论者的说法，有血的动物，都有五行之气，就相互残害。那么一个人的身体，具有五脏，难道它们各自也要互相伤害吗？一个人的操行中，具有仁和义两个道德观念，难道也要自相危害吗？再说，金、木、水、火、土五种气相互残害，有血动物相互取胜，制服对方，又在什么地方有过验证呢？
有人说：“寅属木，其动物属虎。戌属土，其动物属犬（狗）。丑、未也属土，丑的动物属牛，未的`动物属羊。木克制土，所以犬与牛羊都被虎所制服。亥属水，其动物属猪。巳属火，其动物属蛇。子也属水，其动物属鼠。午也属火，其动物属马。水克制火，所以猪吃蛇。火被水害，所以马吃鼠屎就腹胀。我以为：果真像议论者说的，有血的动物，也有相互争斗取胜的证明。午属马。子属鼠。酉属鸡。卯属兔。水克制火，鼠为什么不去追赶马？金克制木，鸡为什么不去啄食兔子？亥属牛。未属羊。丑属牛。土克制水，牛羊为什么不杀死猪？巳属蛇。申属猴。火克制金，蛇为什么不吃猕猴？猕猴怕鼠。鼠属水，猕猴属金。水不能克制金，那猕猴为什么害怕老鼠？咬猕猴的是狗。戌属土。申属金。土不能克制金，猴又为什么怕狗呢？东方属木，其星属苍龙。西方属金，其星属白虎。南方属火，其星属朱鸟。北方属水，其星属玄武。天有苍龙、白虎、朱鸟、玄武“四星”的精气，所以在地上造就出龙、虎、鸟、龟“四兽”的身体。有血动物，以四兽为头领，因为四兽所具有五行之气最显著。考察龙与虎相遇不会相互残害，鸟与龟碰上也不会相互伤害。用四兽来验证，用十二地支代表的动物来考察，所谓具有五行之气的动物按五行的性质要相互克制，就更加不符合事实。
凡是万物都互相克制残害，有血动物则相互争斗取胜，至于它们互相吞食，是由于因牙齿的锋利与不锋利，体力的强弱，动作的灵巧敏捷，气焰声势勇猛凶暴的缘故。像人在社会上，势力不相等，力量不平均，自然要互相争斗取胜，互相制服。以力量相互制服，于是用刀相互残害。人用刀相互残害，就像动物用齿、角、爪、牙互相争斗刺杀一样。那力量强大犄（j9基）角锋利，气势猛烈牙齿很长的，就能取胜；气势弱小脚爪很短，胆量小的脚爪不锋利的，就只好屈服，恐惧。人有勇敢的有怯懦的，所以打仗有胜利的有失败的，胜利的不一定禀受过金气，失败的不一定承受了木气。孔子害怕阳虎，据说见了他汗流浃背要向后退着走，阳虎未必脸白属金，孔子也未必面青属木。鹰隼（s（n损）之攻击斑鸠麻雀，鸱鸮之啄食天鹅大雁，未必鹰隼、鸱鸮生在南方属火而斑鸠、麻雀、天鹅、大雁产在西方属金，而是由于这些飞禽体力凶猛与怯弱相互争斗取胜，制服的结果。
在一间堂屋里，必定有争论的人。在一乡之中，必定有打官司的人。打官司肯定有曲直，争论一定有是非。错误的理亏的算失败，正确的有道理的算胜利。也可能有的以口才好，擅长辩论，言辞清楚流畅而取胜；有的则因言辞无力表达迟钝，口吃语言不连贯而遭失败。以口舌争论、打官司，就像用剑戟争斗一样。锋利的剑长柄的戟，加上手脚有力敏捷肯定取胜；钝刀短矛，加之手脚缓慢迟钝肯定要失败。万物相互争斗取胜，有的靠身体力量，有的靠气焰声势，有的靠动作灵巧敏捷。动物小而有气势，口脚又敏捷，就能以小而制大；动物大而没有骨力，犄角、翅膀又没有力量，就只好以大而顺服小。喜鹊能吃刺猬的皮，博劳能吃掉蛇，是因为刺猬和蛇的行动不敏捷。蚊虻的力量不如牛马，牛马反而被蚊虻困惑，是因为蚊虻如此有气势。鹿的犄角，足够用来触伤狗；猕猴的手，足够用来捕捉鼠。然而鹿却被狗制服，猕猴却被鼠制服，是由于它们的角和爪不锐利的缘故。所以十围大的牛，被牧童所驱使；几仞长的象，被越族儿童所管束，都是因为它们身体不灵活的缘故。因此身体能灵便，就可以以小胜大；不灵便，就会以强壮被瘦弱制服。
篇10：《论衡卷二无形篇》的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二无形篇》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人禀元气於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犹陶者用土为簋廉，冶者用铜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体已定，不可减增。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长，可得论也。
或难曰：“陶者用埴为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毁败，不可复变。若夫冶者用铜为柈，杅虽已成器，犹可复烁。柈可得为尊，尊不可为簋。人禀气於天，虽各受寿夭之命，立以形体，如得善道神药，形可变化，命可加增。
曰：冶者变更成器，须先以火燔烁，乃可大小短长。人冀延年，欲比於铜器，宜有若炉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寿亦可增。人何由变易其形，便如火烁铜器乎？《礼》曰：“水潦降，不献鱼鳖。”何则？雨水暴下，虫蛇变化，化为鱼鳖。离本真暂变之虫，臣子谨慎，故不敢献。人愿身之变，冀若虫蛇之化乎？夫虫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虫蛇未化，人不食也；化为鱼鳖，人则食之。食则寿命乃短，非所冀也。岁月推移，气变物类，虾蟆为鹑，雀为蜃蛤。人愿身之变，冀若鹑与蜃蛤鱼鳖之类也？人设捕蜃蛤，得者食之。虽身之不化，寿命不得长，非所冀也。鲁公牛哀寝疾，七日变而成虎。鲧殛羽山，化为黄能。愿身变者，冀牛哀之为虎，鲧之为能乎？则夫虎、能之寿，不能过人。天地之性，人最为贵。变人之形，更为禽兽，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变为婴兒，其次白发复黑，齿落复生，身气丁强，超乘不衰，乃可贵也。徒变其形，寿命不延，其何益哉？
且物之变，随气，若应政治，有所象为，非天所欲寿长之故，变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药食之而变化也。人恆服药固寿，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时变化，非天之正气、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变，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气，故体不变。时或男化为女，女化为男，由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也。应政为变，为政变，非常性也。汉兴，老父授张良书，已化为石。是以石之精，为汉兴之瑞也。犹河精为人持璧与秦使者，秦亡之征也。蚕食桑老，绩而为茧，茧又化而为蛾；蛾有两翼，变去蚕形。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而为蝉；蝉生两翼，不类蛴螬。凡诸命蠕蜚之类，多变其形，易其体。至人独不变者，禀得正也。生为婴兒，长为丈夫，老为父翁。从生至死，未尝变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变者，不可令复变；变者，不可不变。若夫变者之寿，不若不变者。人欲变其形，辄增益其年，可也；如徒变其形而年不增，则蝉之类也，何谓人愿之？
龙之为虫，一存一亡，一短一长。龙之为性也，变化斯须，辄复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变之形，形不可变更，年不可增减。传称高宗有桑谷之异。悔过反政，享福百年，是虚也。传言宋景公出三善言，荧惑却三舍，延年二十一载，是又虚也。又言秦缪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是又虚也。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又虚也。假令人生立形谓之甲，终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为仙，未有使甲变为乙者也。夫形不可变更，年不可减增。何则？形、气、性，天也。形为春，气为夏。人以气为寿，形随气而动。气性不均，则於体不同。牛寿半马，马寿半人，然则牛马之形与人异矣。禀牛马之形，当自得牛马之寿；牛马之不变为人，则年寿亦短於人。世称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变异。而徒言其增延年寿，故有信矣。
形之血气也，犹囊之贮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适一石。如损益粟米，囊亦增减。人以气为寿，气犹粟米，形犹囊也。增减其寿，亦当增减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与囊异，气与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犹人之血也；其肌，犹肉也。试令人损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为之乎？人不耐损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减人之年？人年不可增减，高宗之徒，谁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体变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体变，未可信也。何则？人禀气於天，气成而形立，则命相须以至终死。形不可变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验之？人生能行，死则僵仆，死则气减形消而坏。禀生人形，不可得变，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变者，发与肤也。人少则发黑，老则发白，白久则黄。发之变，形非变也。人少则肤白，老则肤黑，黑久则黯，若有垢矣。发黄而肤为垢，故《礼》曰：“黄耇无疆。”发肤变异，故人老寿迟死，骨肉不可变更，寿极则死矣。五行之物，可变改者，唯土也。埏以为马，变以为人，是谓未入陶灶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灶更火，牢坚不可复变。今人以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复更也？
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於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世有虚语，亦有虚图。假使之然，蝉蛾之类，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国，有毛民羽民，羽则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见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国，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之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验长寿乎？
翻译
人从天那儿承受了元气，各自接受了自己的寿命，形成了高矮不同的形体，就像制陶工人用粘土做成簋和甒，冶炼工人用铜铸成盘和盂。器皿的形体已经形成，不能再缩小与扩大；人的身体已经定型，也不能再变矮与增高。人因承受气形成生命，生命一旦形成，寿命就不会改变。人体具备的气与形体是相互依存的，生死与寿限是相互一致的。形体不能改变，寿命不能缩短与延长。根据制陶和冶金的道理来推论，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就能够得到说明了。
有人反驳说：“制陶工人用粘土做成簋和甒，簋和甒一旦制成，直到毁坏，形体不会再改变，至于冶炼工人用铜铸成盘和盂，盘和盂即使已经铸成器皿，还能再熔化，盘可以成为尊，尊也可以成为簋。人从天那儿承受气，即使各自接受了自己的寿命，形成了形体，要是得到了神奇的道术和仙丹，形体仍然能改变，寿命也可能延长。
我认为：冶炼工人要改变原来样子再铸成器皿，一定得先用炉火烧化，才能使其扩大、缩小，压短、拉长。人希望延长寿命，想拿铜器来作比方，那就应当有像炉里的炭一样变化，才能改变形体；形体改变了，寿命也就能延长。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形体，就像炉火熔化铜器一样呢？《礼记·曲礼》上说：“下大雨，就不向君主献鱼鳖。”为什么呢？因为雨水猛下，虫蛇改变了形体，变成了鱼鳖。它们脱离本来样子突然变成鱼鳖，作臣子的小心谨慎，所以不敢献给君主。人希望身体能变化，是希望像虫蛇那样变化吗？其实变化了的虫蛇，还不如不变化的。虫蛇没有变成鱼鳖，人不吃它；变成鱼鳖，人就要吃它。被人吃了其寿命就短，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节气的变化，物类也会跟着变化，蛤蟆成了鹌鹑，麻雀成了大蚌、蛤蜊。人希望身体能变化，是希望像鹌鹑、大蚌、蛤蜊、鱼、鳖之类一样吗？人如果捕捉大蚌、蛤蜊，得到者把它吃了，即使本身没有变化，其寿命也不会长，这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鲁国的公牛哀得了卧床的疾病七天，就变成了老虎。鲧在羽山被杀，变成了黄能。希望身体能变化的人，是希望像公牛哀变为老虎，鲧变为黄能那样吗？然而那老虎，黄能的寿命，是不可能超过人的。天地间的生命，人最为宝贵。改变人的形体，再变成禽兽，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凡是希望身体能变化的人，若能由老翁变为婴儿，其次，由白发能恢复成黑发，落掉的牙齿能再长出，身体和体气能保持坚强，跃车迅猛的劲头不减，才是可贵的。光改变自己形体，寿命没有延长，那有什么好处呢？
况且物类的变化是随着节气，有时就应与国家政治好坏相应，有所预兆出现，并不是上天想它延年益寿的缘故，才改变它的形体，也不是得神草仙丹吃了而变化的。人长期服药能保持长寿，能增加原来的生命，延长其寿命。这只是碰巧发生的变化，不是天正常施放的气，也不是人所承受的原有生命。天地不发生变化，日月不改变形态，星辰不发生坠落，这是正常现象。人承受的是天的.正气，所以身体不会改变。有时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同样高地成了谷地，深谷成了丘陵，应和政治发生变化。有应和政治的变化，不是正常的生命现象。汉朝要兴起，老翁授兵书给张良，然后变成石头，这石头精灵的出现是作为汉朝兴起的吉兆；像河的精灵变成人手捧玉璧递给秦的使者，是秦朝将亡的凶兆。蚕吃桑叶而衰，然后吐丝作成茧，茧又变成蛾，蛾有两只翅膀，改变掉了蚕的形体。蛴螬变成复育，复育转变成了蝉，蝉长出两只翅膀，完全不像蛴螬。凡是各种有生命能蠕动和飞行的虫类，大多能改变它们的形体。至于人唯独不改变形体，是因为承受到的是正气。人出生是婴儿，长大作丈夫，年老成老翁，从生到死，不曾改变，这是天生本性如此的缘故。天生本性不变的，不可能使其再变化；变化的，又不可能叫它不变化。至于变化者的寿命，不如不变的。人希望改变自己的形体，就能延长其寿命，那值得。如果光改变自己形体而寿命不能延长，那就与蝉同类，怎么能说人是希望这样呢？龙作为一种虫，时而出现，时而隐没，身体有时短，有时长，龙为了生命，变化很快，总是反复无常。这样说来，人是物类，禀受不能变化的形体，形体就不能改变，寿命也不会延长与缩短。
传说殷高宗时宫里有突然长出桑树和穀树的奇异现象，他就追悔自己的过错，反省政冶，于是享受了活到百岁的福分，这是假的。传说宋景公说了三句怜惜臣民的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次位置，他得以延长寿命二十一年，这又是假的。还说秦缪公有清白的品德，上帝赐给他十九年寿命，这也是假的。传说赤松子，王子乔喜欢道术成了神仙，离开尘世而不死，这还是假的。假使说把一个人生下来形成的形体称为甲，直到老死，他都会经常保持着甲的形体。如果真是喜欢道术成了神仙，也没有使甲形变为乙形的。可见，形体不能改变，寿命不能缩短与延长。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形体、气和生命，都是由天施气决定的。使植物萌芽而具备外形的是春天，气动使植物发育成长的是夏天。人是以承受气的厚薄形成寿命的，形体也是随着承受气的不同而发育成长的。由于承受的气和生命不均衡，则在形体上也不相同。牛的寿命只是马的一半，马的寿命只是人的一半，既然如此，牛和马的形体与人的就会有差别。禀受牛马的形体，应当自然得到牛马的寿命，牛马不能变成人，那寿命也就比人短。社会上称道殷高宗、宗景公、秦穆公他们如何如何长寿，却不说说他们的身体形态改变了没有，而光说他们延年益寿，所以不可信。
形体中的血气，就像口袋中装有粟米一样。粟米一石，口袋的长短大小也应恰巧够装一石。如果减少或增加了粟米，口袋也应随着增大或缩小。人以承受气形成寿命，气就像粟米，形体就像口袋。增加或减少人的寿命，也应当改变其身体的大小，那么形体怎么能像原来一样呢？如果因为人的形体跟口袋有差异，气与粟米有不同，就改用苞瓜来比喻。苞瓜的汁液，就像人的血，瓜的肌，就像人的肉。试让人减少或增加苞瓜的汁液，还要使它的形体像原来一样，能办得到吗？人不能够减少或增加苞瓜的汁液，天又怎么能增加或减少人的寿命呢？人的寿命既是不能够增加或减少，殷高宗他们谁长寿了，而硬要说增添了寿命？如果说殷高宗他们，形体改变了，其寿命也随着增添了，才可以相信。现在说他们寿命增加了，却不说他们形体是否改变，这不能相信。为什么呢？人从天承受气，得气就形成形体，形体和寿命相互依存至到寿终死去。形体没有变化，寿命也就不能增添。拿什么来验证呢？人活着就能行走，死去则僵硬地倒下，死了则气断绝，形体腐烂消灭。承受气生下人，形体不可能改变，其寿命又怎么能增添？人从生下来到老，身体上有改变的，只是毛发和皮肤。人年少则毛发黑，年老则毛发白，白久了则变黄。毛发颜色改变了，但形体没有改变。人年少则皮肤白，年老则皮肤黑。黑久了则颜色会加深，像是粘有污垢。年老毛发变黄，皮肤变得暗黑，所以《礼仪·士冠礼》上说：“黄耉无疆。”由于只是毛发和皮肤的颜色变得不同，所以人长寿到晚年，骨肉的形态也不会改变，直到寿终死去。木、火、土、金、水等东西，能够改变形体的，只有土。揉和粘土用它捏成马，还可以改变马的形状捏成人，这说的是还没有送进窑里经过烧炼的东西。如果把它做成陶器，送进窑里经过烧炼，形体就会坚固得不能再改变。现在人体已经被天地陶冶过，形状已经固定，怎么能再改变呢？
画仙人的形象，身体长毛，两臂变成翅膀，在云中行走，于是寿命增添，千岁不死。这样的画不真实。社会上有假话，也有假图。假定是这样，只能是蝉蛾一类的虫子，不是真正的人。海外有三十五国，有长毛的人，有生羽的人，羽就是翅膀。生毛长羽的人，是地理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是修道才使得他们身上长出毛羽的。大禹，伯益见过西王母，并没有说她身上长有毛羽。有不会死的人，但在外国，也没有说他们身上长有毛羽。身上长有毛羽的人，没有说他们长生不死；不会死的人，又没有说他们长有毛羽。可见，身上长毛生翅膀不能用它来证明长生不死，仙人有翅膀，又怎么能用它来证明可以长寿呢？
篇11：《论衡·卷十六·乱龙篇》原文及翻译
《论衡·卷十六·乱龙篇》原文及翻译
卷十六·乱龙篇
作者：王充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儒者或问曰：夫《易》言“云从龙”者，谓真龙也，岂谓土哉?楚叶公好龙，墙壁盘盂皆画龙。必以象类为若真，是则叶公之国常有雨也。《易》又曰“风从虎”，谓虎啸而谷风至也。风之与虎，亦同气类。设为土虎，置之谷中，风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龙，乘车驾龙，故有豢龙氏、御龙氏。夏后之庭，二龙常在，季年夏衰，二龙低伏。真龙在地，犹无云雨，况伪象乎?礼，画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闻能致雷，土龙安能而动雨?顿牟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
刘子骏掌雩祭，典土龙事，桓君山亦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子骏，汉朝智襄，笔墨渊海，穷无以应者，是事非议误，不得道理实也。
曰：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按酒味酸，从东方木也。其味酸，故酒湛溢也〕。
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动，常以真气。今伎道之家，
铸阳燧取飞火於日，作方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龙亦非真，何为不能感天?一也。阳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剑偃月之钩，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龙既不得比於阳燧，当与刀剑偃月钩为比。二也。
齐孟常君夜出秦关，关未开，客为鸡鸣而真鸡鸣和之。夫鸡可以奸声感，则雨亦可以伪象致。三也。
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坎，以卢为椁，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则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将精神之气动木囚也?夫精神感动木囚，何为独不应从土龙?四也。
舜以圣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虫蛇不害。禹铸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论者以为非实，然而上古久远，周鼎之神，不可无也。夫金与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龙者如禹之德，则亦将有云雨之验。五也。
顿牟掇芥，磁石、钩象之石非顿牟也，皆能掇芥，土龙亦非真，当与磁石、钩象为类。六也。
楚叶公好龙，墙壁盂樽皆画龙象，真龙闻而下之。夫龙与云雨同气，故能感动，以类相从。叶公以为画致真龙，今独何以不能致云雨?七也。
神灵示人以象，不以实，故寝卧梦悟见事之象。将吉，吉象来;将凶，凶象至。神灵之气，云雨之类，神灵以象见实，土龙何独不能以伪致真?〔八〕也。
神灵以象见实，土龙何独不能以伪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画效象，冀以御凶。今土龙亦非致雨之龙，独信桃人画虎，不知土龙。九也。
此尚因缘昔书，不见实验。鲁般、墨子刻木为鸢，蜚之三日而不集，为之巧也。使作土龙者若鲁般、墨子，则亦将有木鸢蜚不集之类。夫蜚鸢之气，云雨之气也。气而蜚木鸢，何独不能从土龙?十也。
夫云雨之气也，知於蜚鸢之气，未可以言。钓者以木为鱼，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击之，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夫丹木，非真鱼也，鱼含血而有知，犹为象至。云雨之知，不能过鱼。见土龙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
此尚鱼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状，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将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龙之神亦在土龙。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则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龙。十二也。
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与父俱来降汉，父道死，与母俱来，拜为骑者尉。母死，武帝图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从上上甘泉，拜谒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图画，非母之实身也，因见形象，涕泣辄下，思亲气感，不待实然也。夫土龙犹甘泉之图画也，云雨见之，何为不动?十三也。
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犹共坐而尊事之。云雨之知，使若诸弟子之知，虽知土龙非真，然犹感动，思类而至。十四也。
有若，孔子弟子疑其体象，则谓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见其形。道士以术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门，武帝望见，知其非也，然犹感动，喜乐近之。使云雨之气，如武帝之心，虽知土龙非真，然犹爱好感起而来。十五也。
既效验有十五，又亦有义四焉。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一〕也。
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於象。二也。
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三也。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土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夫以象类有十五验，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龙暂出水，云雨乃至。古者畜龙、御龙，常存，无云雨。犹旧交相阔远，卒然相见，欢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则示行各恍忽矣。《易》曰：“云从龙。”非言龙从云也。云樽刻雷云之象，龙安肯来?夫如是，传之者何可解，则桓君山之难可说也，则刘子骏不能对，劣也，劣则董仲舒之龙说不终也。《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
文言文方言:
董仲舒发挥了《春秋》上关于雩祭的道理，用设置土龙的办法招致下雨，他的意思是云和龙是同类之物可以互相招致。《周易》上说：“云气随龙而起，强风随虎而生。”根据同类相招的道理，所以就设置土龙，由于阴气、阳气构成的万物是以类相感召的，所以和龙同类的云雨就自然来到了。儒者中有人发问说，《周易》上讲“云从龙”，是说的真正的龙，哪里是说的土龙呢?楚国叶公喜好龙，墙壁上盘盂上到处都画有龙。一定要把相类似的东西当作和真实的东西一样，那么叶公所在的楚国就经常有雨了。《周易》上又说“风从虎”，讲虎一呼啸而山谷中的风就吹来。风和虎，也同属于一类。假设做一个土虎，放它在山谷之中，风能够吹来吗?如果土虎不能够产生风，土龙怎么能够产生雨呢?古代畜养龙，乘车时驾驭龙，所以有豢龙氏和御龙氏。夏代的朝廷上，两条龙经常在那里，夏朝末世衰败，两条龙就潜伏起来。真正的龙在地上，尚且没有云雨产生，何况是与龙相似的假龙呢?按照礼制，画雷樽就刻画得有云雷之形，没有听说雷樽能够引来雷，土龙怎么能够引动下雨呢?玳瑁壳经摩擦能吸引细小的东西，磁石能够吸引铁针，都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东西，不能借用别的相类似的东西。别的东西即使很相似，也不能够吸引这些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构成它们的气的性质不相同，也就不能互相感动。刘子骏掌管雩祭，主持设置土龙的事情，桓君山也曾用玳瑁、磁石不是真的怎么能吸针取芥来责难过刘子骏，刘子骏理屈词穷，无法回答。刘子骏是汉朝足智多谋的人物，学识渊博，理屈词穷无法回答的原因，是由于桓君山用这种事例来加以指责是错误的，而自己却不懂得其中的真实道理。我说：用土龙不是真的作为理由提出责难，这是对的;但不用相类似的东西可以相互招致的说法来解释，这是错误的。春风吹来了，酒满出来了，鲸鱼死了，彗星出现了，按照天道这些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并不是人为的。这些事情跟那种云和龙相互感召是同一个道理。
太阳，属于火;月亮，属于水。水火经常以真气相互感动。现在的方士，炼铸阳燧从太阳那里取火，制作方诸从月亮那里取露水，都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东西，是人为的结果。土龙也不是真的，为何不能感动天而得雨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一条理由。用阳燧从天上取火，五月丙午那天太阳正中的时候，熔炼五种矿石，用它们铸造成铜镜，才能够取得火。现在随便拿刀剑月牙形的弯曲部分，摩擦以后用它对着太阳，也能和天相感应而取得火。土龙即使不能和阳燧相比，却可与刀剑的月牙形弯钩相比。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二条理由。齐国的孟尝君连夜想逃出秦国的函谷关，关门未开，食客学鸡叫而真的鸡应和起来。鸡可以由伪装的叫声所感应，那么雨也可以由相类似于龙的东西所引来。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三条理由。李子长治理政事，想要了解囚犯的情况，用梧桐木做成假人，像囚犯的形象。在地上挖一个坑，用芦苇做成棺椁，把木做的囚犯躺卧在里面。囚犯罪有应得，那么木囚犯就不动，囚犯冤枉受害，木囚就移动而出。不知是囚犯的精神附着在木头人身上了呢?还是囚犯的精神之气感动了木头人呢?如果囚犯的精神能感动木囚，云雨为什么偏偏不能受土龙的感应而到来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四条理由。舜凭借他的圣德进入大山脚下的旷野中，虎狼不伤害他，虫蛇不伤害。禹铸了带有百物图像的大铜鼎，把鼎带入山林，也避开了灾祸之物。解说这件事的人认为不真实。然而上古时代时间是很久远了，关于周鼎神奇的事，不能说没有。金与土同在五行之中，假使堆制土龙的人也有像禹那样的道德，那么也将有招致云雨的效验。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五条理由。
玳瑁壳能吸引细小之物，磁石、象牙不是玳瑁壳，都能够吸引细小之物。土龙也不是真的龙，应当与磁石、象牙为同类而能够招致云雨。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六条理由。楚国叶公喜好龙，墙壁上盂樽上都画有龙像，真正的龙听说了就下到叶公那里。龙与云雨的气性相同，所以能相互感动，因为是同类而相互应从。叶公因为画龙而招来了真的龙，现在设土龙为什么偏偏不能招致云雨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七条理由。神祇向人们显示的是虚象而不是实体，所以睡觉时在梦中见到的都是事物的虚象。如果是吉，吉象就出现;如果是凶，凶象就出现。神灵所具有的气，与云雨同属一类。神灵通过虚象预示将要出现的真实事情，为什么土龙偏偏不能以假的招致真的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八条理由。上古时代有两个叫神荼、郁垒的人，兄弟二人具有捉拿恶鬼的本领。他们居住在东海度朔山上，站立在桃树之下查看天下的恶鬼。鬼不讲什么道理，胡乱给人造成灾祸，荼与郁垒用芦索捆住他们，抓他们去喂虎。所以当今天子砍桃树作成木头人，让桃人站立在门旁，画上虎的形象，把它附在门框上。桃人并不是荼和郁垒，画的虎也不是吃鬼的那只虎，刻桃人，画老虎，以模仿它们的形状，希望用它们来抵御凶祸。如今土龙也不是招致雨的真龙，只相信桃人和画虎能御凶，却不知道土龙能招致云雨。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九条理由。这些还只是沿袭古书上的说法，没有见到过实际效验。鲁般、墨子用木头雕刻成老鹰，飞了三天能不降落，是因为做得很巧妙。假使堆制土龙的人像鲁般、墨子那样，那么也将会有木鹰高飞不落之类的事情。飞鹰的气，也同云雨之气。气能使木鹰飞起来，为什么偏偏不能与土龙相应从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条理由。
假如形成云雨的气比使木鸢飞翔的气聪明，因而不能用来说明问题。钓鱼的人用木头雕刻成鱼，用红漆漆在鱼身上。把木鱼迎水飘浮而击水，水被激起，木鱼浮动。游鱼以为它是真鱼，一齐游来聚会。红漆的木鱼不是真的鱼，鱼是活物应当有知觉，尚且被木鱼的形象所引来。云雨的知觉，不能超过鱼，见到土龙的形象，怎么能够怀疑它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一条理由。这还只是鱼类，它的.知觉不如人。匈奴内心害怕郅都的威风，刻一个木头人像郅都的形状，用乱箭射木像，没有一箭射中，不知是郅都的精神附着在木像上了呢?还是匈奴害怕的心理附着在木像上了呢?如果郅都的精神附于木像上，天龙的精神也会附在土龙上。如果匈奴害怕的心理附在木像上，那么雩祭者的精神也就可以附在土龙上。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二条理由。金翁叔是休屠王的太子，他与父亲一同来归降汉朝。父亲在路上死了，他与母亲一同来，汉朝拜他为骑都尉。他母亲死后，汉武帝画他母亲的像放在甘泉殿上，像上题字“休屠王焉提”。金翁叔跟随皇帝上甘泉殿，拜见他母亲的画像后站立在像前，向画像哭泣眼泪沾湿了衣襟，哭了很久才离开。图画上的像，不是他母亲的真实身体，由于见到母亲的形象，眼泪就流下来了，被思念母亲情绪所激动，就用不着他母亲真的出现。土龙好比是甘泉殿上的画像，云雨见到它，为什么不感动呢?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三条理由。这还只是夷狄之类。有若的像貌酷似孔子，孔子死后，弟子们思慕他，共同推有若坐在孔子的座位上。弟子们知道有若并不是孔子，还要共同推他坐孔子位而尊敬地侍奉他。云雨的智慧，假使和孔子的弟子们的智慧一样，即使知道土龙不是真龙，然而仍要被感动，因思慕同类而到来。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四条理由。有若，孔子的弟子们把他的形体、容貌和孔子相比较，就说是很相似。孝武皇帝宠爱李夫人，李夫人死后，他很想见到她的形体。道士以法术变出了一个李夫人，李夫人走入殿门，武帝望见她，知道她不是真实的李夫人，然而还是很激动，高兴地想亲近她。假使云雨之气像武帝的心一样，即使知道土龙不是真龙，仍然会因爱好土龙感应兴起而到来。这是土龙能致雨的第十五条理由。
已经列举了十五个例证，还可以举出四条理由。立春举行耕田仪式，用土堆成人像，男女各二人，手中拿着耒和锄;或者堆塑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够耕地。顺应节气时令，表示给老百姓做个榜样。现在设置土龙，即使知道不能招致云雨，也应当在夏季的时候，用与真龙类似的土龙来应付旱灾出现，这与堆塑土人、土牛是同一个道理。这是第一条理由。按照礼制，宗庙里的神主牌位，用木板做成，长一尺二寸，用来象征先祖。孝子进入宗庙，一心一意地侍奉它，即使知道木牌位不是祖宗，也应当尽力孝敬，表示出虔诚侍奉的意思。土龙与木牌位相同，即使知道不是真龙，也应当受到感动，对土龙表示自己的心愿。这是第二条理由。涂车、刍灵这类东西，圣人知道它们没有什么作用，为了表示祖先像还活着一样，不敢缺少这些东西。设置土龙，明知道它是不能招致云雨的，但就像用涂车、刍灵殉葬一样，是为了表示尽心而已。这是第三条理由。天子射熊头箭靶，诸侯射麋头箭靶，卿大夫射虎头豹头箭靶，士人射鹿头猪头箭靶，以表示征服凶猛的东西。把画着熊、麋、虎、豹、鹿、猪的布靶子取名为“侯”，是表示要射杀暴虐的诸侯之意。画熊、麋等物的头像在布靶上，把布靶取名为“侯”，说明礼是注重具有深刻含意的形象，为了显示寓意而取名的。土龙也就同画上熊麋的布侯一样。这是第四条理由。
以形象相似有十五个例证，以礼制表示含义有四条理由。董仲舒阅历深见识广，不会是随便确定某事的，设置土龙的形状，确实有他的根据。龙突然跃出水面，云雨才会到来。古时候饲养龙、驾御龙，龙经常存在，就没有云雨了。就像老朋友分别久了，突然遇见，心情愉快欢歌谈笑，甚至激动得流泪，相处的时间稍久一点，也就各自淡漠了，《周易》上说“云从龙”，没有说“龙从云”。雷樽上刻画雷云的图象，龙怎么肯下来呢?如果是这样，提出疑问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桓君山提出的责难也可以解答了，而刘子骏不能回答，是因为他才学低劣的缘故，刘子骏的才学低劣，使董仲舒设土龙求雨的理论得不到透彻的解释。《论衡》透彻地解释它，所以称作《乱龙篇》。乱，就是进行透彻的解释。
★ 王引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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