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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
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 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 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 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 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
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 ，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 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 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 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 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 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
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 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
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 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 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 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
能够代表这一艺术趋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创作的《蜕变》(1940)。剧本 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国社会情况和战争情势为背景，通过一所伤兵医院的前后变 化，表现出中华民族应该在战争中蜕旧变新的主题。其中的第一幕对于这所医院腐败现 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钦差大臣》对于俄罗斯旧官吏的讽刺，但它只是全剧 构成的第一步，旨在说明蜕旧变新的必要性以及蜕变的现实起点。正如曹禺所说：
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的阶段。我们 更喜欢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育化着，欣欣然地发出 来美丽的嫩芽。(注：曹禺：《关于“蜕变”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 版社版，第357页。)
这里的后一点才是决定剧本基本性质的所在。《蜕变》是一部以歌颂为主的喜剧作品 ，剧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梁专员和丁大夫――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创作中最早出现的 英雄角色。
正直无私、恪尽职守的专员梁公仰，在乌烟瘴气、腐化苟且、悲观消极的恶劣环境里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医院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这一形象在 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证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 造环境、征服环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牺牲、肯努力、嫉恶如仇、团结同志并且持之以 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医又是一位母亲。作品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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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论文
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论文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 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 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 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 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
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
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 ，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 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 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 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 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 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
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 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
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 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 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 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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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代表这一艺术趋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创作的《蜕变》(1940)。剧本 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国社会情况和战争情势为背景，通过一所伤兵医院的前后变 化，表现出中华民族应该在战争中蜕旧变新的主题。其中的第一幕对于这所医院腐`现 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钦差大臣》对于俄罗斯旧官吏的讽刺，但它只是全剧 构成的第一步，旨在说明蜕旧变新的必要性以及蜕变的现实起点。正如曹禺所说：
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的阶段。我们 更喜欢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育化着，欣欣然地发出 来美丽的嫩芽。(注：曹禺：《关于“蜕变”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 版社19版，第357页。)
这里的后一点才是决定剧本基本性质的所在。《蜕变》是一部以歌颂为主的喜剧作品 ，剧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梁专员和丁大夫——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创作中最早出现的 英雄角色。
正直无私、恪尽职守的专员梁公仰，在乌烟瘴气、腐化苟且、悲观消极的恶劣环境里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医院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这一形象在 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证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 造环境、征服环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牺牲、肯努力、嫉恶如仇、团结同志并且持之以 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医又是一位母亲。作品让慈母和良医两种角色在她身上构成内在 的冲突，通过这位刚强女性自觉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母子私情之上的行为，使其个人 的品德超越了一般医德的范围。这种超常性则构成了这一形象英雄性的基础。
梁专员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雄的人可以主宰环境的一面，丁大夫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 雄的人必然具备超乎常情的崇高品德的一面，从而构成英雄化取向的两个基点。在《蜕 变》以后的英雄化走向当中，多数作品正是围绕着上述两点展开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 么把《蜕变》看作英雄化喜剧开山之作的主要原因。
就战胜环境而言，在《蜕变》以后的英雄化喜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昌霖的 《密支那风云》(1945)、成荫的《打得好》(1944)、洛丁等人的《粮食》(1946)、张骏 祥的《边城故事》(1941)、吴铁翼的《河山春晓》(1944)、王锐的《健飞的求婚》(194 8)等。前三篇作品直接表现抗日斗争，后三篇主要描写后方建设，两者合起来形成了“ 抗战建国”的共同主题。
在上述作品中，作家们虽然也曾描写了主人公们的种种美德，但艺术表现的重心却始 终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至于美德，只是人物在行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在人物的 行为描写中，作品突出的是这些行为同历史的进步事业与民族的正义使命之间的紧密联 系，而后者的伟大与崇高才是人物行为英雄性质的主要源泉。正因如此，除《打得好》 和《粮食》以外，其他作品固然存在着纯粹个人性质的情感纠葛，但作家的主要笔力仍 在人物的公民生活方面。他们着意反映的是人物在投身伟大而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为了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所体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无疑为英雄化取向的多数作品 增添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社会实践品格。在机智化和世态化取向中，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主 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日常生活，而现在它育化的却是对于人物公民生活的表现力，从而进 一步开拓了现代幽默喜剧反映生活的摄取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英雄化对于现代幽默喜剧 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艺术表达上，这种内在的社会实践品格为英雄化喜剧带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故 事和情节因素的重视。这或许就是张骏祥将他的《边城故事》说成是“一个五幕的Melo drama”(注：Melodrama，在现代时期可译为“闹剧”或“情节剧”，现一般译为后者 。)的原因。在这部大型喜剧作品中，作家正是在一种险象环生的情节进展中，为我们 刻画出主人公杨诚专员对于祖国的忠诚、对群众的信任和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 精神。
一般来说，在这类英雄化的喜剧作品中，为了满足表现人物英雄行为的基本要求，作 家往往要创造出一种极端化的情节。在这种非比寻常的情节中，英雄主人公将会遇到难 以想象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不仅可以体现出人物卓越的品格，而且可以有 效地引发观众紧张的期待，进而构成喜剧审美心理“紧张——松弛”模式的前半部分。 极端化的情节必然要求极端化的结局，要么是大获全胜，要么是满盘皆输。我们谈论的 既然是喜剧，那么，英雄化要求的自然是前者。由于最终的成功和胜利，“紧张——松 弛”模式的后半部分得以实现。这种争取成功和胜利的情节模式，加上主人公或诙谐或 乐观的可爱性格以及某些喜剧性的穿插成分，则构成了英雄喜剧幽默性的主要内容。
篇3：论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化
论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化
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趋向是伦理精神的理性化、道德生活的制度化和德性精神的世俗化.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利于中国伦理精神的重构,为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资源.
作 者：郑婷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上海,33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5) 分类号：B82-02 关键词：中国 传统伦理 现代化篇4：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兼论武汉早期现代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兼论武汉早期现代化
>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而它们之间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19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化。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步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76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等，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船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如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便主要是为“强兵”而设。湖北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芦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其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故这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态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故尔需要依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导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皇族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还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也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吏。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坐镇也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至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埋藏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坎坷性的伏笔。这是我们在考察这段重要史事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其三，早期现代化的题中必备之义――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和官府的制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的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一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其房地产事业于清末民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典卖；其他如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的李紫云、轧花业巨头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商界闻人驾衡夫、周苍柏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这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较，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兴起，经明治时代大发展，直到今天，近二百年间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一位成为彪炳经济史史册的大人物。这是我们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这种遗憾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仍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际政治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但早于多数内地城市。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洋商设厂，中经张之洞督鄂（1889―19）的洋务兴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以汉口为起点的芦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武汉的对外贸易额“驾乎津门（天津），直追沪上（上海）”，显示了20世纪初叶武汉经济发展在全国的翘楚地位。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后来武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
重温武汉的昔日辉煌，窥探其中奥秘，对今日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启迪意味。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证明，武汉的区位优势提供了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曾被历史所证明，也为高瞻远瞩的前景观察家所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的未来寄予厚望。联合国在20世纪末叶的一份未来世界10大城市名单上，列有中国的上海与武汉。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则预测，武汉是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并将其排在第二位。这种于武汉的青眼有加，既是对武汉历史的肯认，更是对武汉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汉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条件的综合考察，具有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当然，美好前景不会自行降临，机会只在有准备的人们那里变成现实。因此，武汉要在21世纪雄风振起，尚须武汉人的智慧与勤奋，其中包括对武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既富于想象力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略的制订。
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而武汉现代化建设也再次面临极佳机遇的今天，回顾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先贤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洞察文明现代转型的种种不可抗拒的铁律，从而为今后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而真切的经验教训。
篇5：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伦理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伦理
作为公民社会的精神蕴涵与价值确证方式,公民伦理通过彰显独立主体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契约精神、社会正义精神、市俗伦理精神等基本的精神价值,确证公民社会与公民身份的现代性意义.鉴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下的.儒家伦理无法引申为现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判据的基本前提,建构中国的公民伦理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诉求与期待.
作 者：曾盛聪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刊 名：浙江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0 关键词：公民社会 公民伦理 价值范式 现代性★ 英语专业论文题目
★ 外国文学作品
★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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