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影响创造力的实证研究（精选9篇）由网友“甜心儿橙”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文化因素影响创造力的实证研究，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文化因素影响创造力的实证研究
文化因素影响创造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际心理学界关于创造力研究的两个新的转向,即转向对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创造力的研究,进而介绍了两项最近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一项是有关中德大学生跨文化艺术创造力比较的`实验研究,另一项是有关中国10-16岁儿童一般创造力及其与学校组织创新气氛关系的心理测量研究.最后.在理论回顾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讨论了文化因素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作 者：衣新发 蔡曙山 刘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84 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 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8) 分类号：G1 关键词：多元文化经验 组织创新气氛 艺术创造力 一般创造力篇2：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
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1986年至的年度数据， 利用 Eviews 6.0建立向量自回归（VAR） 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考察和分析通货膨胀与其各影响因素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 关键词：通货膨胀；实证分析；宏观经济 一、实证分 析 （一）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择 1.变量说明。 本文练合考虑引起通胀的货币因素、成本因素、需求因素和外部输入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口径的一致性，从各因素中分别选取以下代表指标进行实 证分析。（ 1 ） 广义货币M2 。M2能够反映货币的总体变化情况，因此用其作为货币的代表性指标，并用其发展速度衡量货币的发展。（ 2 ）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处于产业链前端，对成本增长具有传递作用，因此用 PPI的变化反映成本变动。（ 3 ）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FAI。考虑到投资拉动的通胀，本文以FAI作为需求代表指标，用其发展速度代表需求的增长。（ 4 ） 国际原油价格 OIL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引发我国进口成本增加，进而引发国内原油和其他能源价格的增长，造成国内物价指数的变化，因此用OIL代表外部输入因素的变动。本文选取迪拜原油价格指数作为国际原油价格的代表，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表。 2.数据选择与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本文所有指标数据均是以1986年各月为基期的发展速度。本文的CPI、PPI、FAI和M2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OIL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使模型的设定更合理并减少或消除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以上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 （二） 实证分析 1.ADF单位根检验。由于上述变量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为防止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性而导致的伪同归现象，应首先对各单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分别对LnCPI、lnPPI、LnFAI、LnM2和LnOIL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南滞后 l 0阶内的SIC准则确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PPI和LnOIL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它们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nCPI、lnPPI、LnFAI、LnM2和LnOIL均是I（1）过程，所以应采用协整方法研究。 式（1）表明，LnCPI和lnPPI、LnFAI、LnM2 、LnOIL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来看，各因素的增加均对通胀产生正影响，与经济意义一致。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通胀的影响最大，PPI每增加一个单位，引起 CPI半均增加0.4569个单位；OIL、M2和FAI对通胀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引起CPI半均增加0.0743 、0.064和0.5727个单位。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成本因素对通胀的解释能力最大，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外部输入因素，货币发行量和投资需求对通胀的影响程度不大。 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的系数均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3861，拟合效果较好。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CPI在短期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动态调节机制。模型中 ECMt-1为误差修正项，表示t-1时CPI对均衡水平的偏离，其系数为负，符合误差修正的反馈机制； 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C P I在短期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动态调节机制。 4.通货膨胀影响因素随机波动的动态过程分析。 （ 1 ） 脉冲响应（IFR） 。为反映各变量受到冲击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建立了脉冲响应函数，分析PPI、FAI、M2和OIL分别产生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对CPI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CPI对自身冲击产生正响应；给OIL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对CPI的影响在第2期后为负，并且逐渐增大。给FAI一个标准差冲击，对CPI产生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从投资到收益存在滞后的原因。当对 M2一个新息冲击时，对CPI产生正影响，且越来越大。（ 2 ） 方差分解。为进一步考察各影响因素对通货膨胀影响程度的贡献率 ， 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法分析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和国际石油价格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大小。 通货膨胀率在滞后10阶之内受自身的影响最大，虽然影响随着滞后阶数的增长而逐渐减少，但在滞后 1 0阶时通货膨胀本身的影响仍占99.68%，说明通货膨胀具有持久性。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其对通胀短期波动的解释程度在5%左右，除通胀自身的`影响因素外，其对通胀的解释能力最大，因此成本因素是导致我国通胀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国外石油价格对通胀的贡献率在滞后8期时达到 2.9%以上，对通胀的短期波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新增固定资产和货币发行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 二、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1986年至20的年度数据， 利用Eviews 6.0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货币因素、需求因素、成本因素和输入性因素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从中找出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及建议如下。 1.成本因素和外部输入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了此轮的通货膨胀。通过对通货膨胀短期波动过程的分析，发现外部因素和成本因素均对通胀的冲击较大，其中成本因素更大。从协整方程来看，对通货膨胀解释程度最大的前两种因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国际石油价格 ，但PPI变化一单位引起CPI 的变化幅度大于 OIL引起的变化。 2.未来通胀水平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成本因素和外部输入因素是引起此轮通胀的主要原因， 现阶段居高不下的原材料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价格以及国外的通胀压力表明，未来的通胀水平并没有大幅下降的空间。 3.为控制成本上涨引发的通胀，政府需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适度实行价格监管， 控制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价格，如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政策 、加大居民的收入转移力度以及控制土地成本等。同时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降低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增强我国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
篇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总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投入大、产出少、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与要求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党的“17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为此，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等进行了研究。刘春宇和闫泽武[1]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崔立涛从经济增长质量、结构优化、科技投入、资源转化效率、环境影响、经济效率方面设计了评价经济发展方式类型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特点[2]。
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评价仅局限于我国个别省份的研究，至今尚没有人对近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进行过评价;其次，已有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较少，而且又多集中于经济增长以及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方面，而没有考虑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丰富内涵;再次，缺少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构建一套新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对1990-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二、构建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定义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3]。据此，笔者从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民生状况4个方面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视为“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它与“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民生状况”一起构成了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相应的二级与三级评价指标(见表1)。其具体安排是：“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级指标包含“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平稳性”、“物价稳定性”、“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7个二级指标，这些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是“经济增长指数”、“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中部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7个三级指标。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十分广泛，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节约能源”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二级指标。其中，“节约能源”二级指标包含“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单位GDP能耗”2个三级指标，“环境保护”二级指标包含“单位GDP排放工业废气量”、“单位GDP排放废水量”与“单位GDP产生的固体废物”3个三级指标。“民生改善状况”一级指标包含“国民生活水平”、“国民享受教育程度”、“国民寿命”3个二级，其中，“国民生活水平”二级指标包含“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2个三级指标;“国民享受教育程度”与“国民寿命”这2个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分别是“国民人均受教育年数”与“国民人均寿命”。
三、研究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从上文构建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该体系包含的评价指标较多，需要将这些众多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由此来反映被评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整体情况，然后，通过纵向的比较，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普遍采用加权评估法，如常见的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由于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它们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指标的合成[4]。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避免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中评价者因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个人偏好的差异影响[5]。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较理想分析方法。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指标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指数，由此来反映历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
(二)分析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影响因素的方法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7]。索洛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新观点 ，揭示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8]。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展为人力资本投资，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10]。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资源节约与环保等也有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笔者以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因变量，建立线性方程(1)。利用该线性方程，检验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
四、数据来源与加工
本文用于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三级指标共有16个。其中，“经济增长速度”、“物价稳定程度”、“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民受教育年限”与“居民平均寿命”分别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前后两个年份经济增长指数计算得到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支出与GDP数值计算得到的。“中西部地区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西部省(区、市)GDP数据与全国GDP数据计算得到的。“单位GDP能耗”与“单位GDP工业三废排放量”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GDP与用于生产的能源消耗以及工业“三废”排放量计算得到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依据农村与城镇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平均值。用于实证分析的'技术进步变量用时间序列表示，制度变量用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状况用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表示，后面两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本文对1990-20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指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五、实证分析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变化的评价
1.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计算得到表2中的特征根及其贡献率。由表2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矩阵中的最大4个特征根分别为9.818、2.838、1.283和1.183，它们的值都大于1，而且它们的综合信息贡献率为94.514%。这说明，前4个主成分能够包含原变量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故选取前4个主成分进行进一步计算。
通过计算，得到表4中的1990-年各年的主成分得分，再根据表2中的各特征值贡献率，得到下列以上年度的综合汇总分值(即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
Z=0.33118Z1+0.2947Z2+0.17702Z3+0.14214Z4(6)
将1990-2009年的各评价指标值分别代入公式(2)至(5)，得到表4中的各年度主成分(Z1、Z2、Z3 、Z4)得分系数，再将各年度主成分的得分系数代入公式(6)，得到各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见表4中Z项)。
从表4和图1中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以为分水岭，此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负值，之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正。从变化情况看，199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1990年和1991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降低，到1992年达到最低点，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提升。
篇4：我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
我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81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比如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税收体制等等。经过比较分析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等变量对财政收入的不同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税收，其次是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发现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GDP两个因素，并且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地位。最后本文根据此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税收；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一国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基本保障，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及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凡的作用。首先，它是一个国家各项收入得以实现的物质保证。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通常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其次，财政收入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研究财政收入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项税收收入，此外还有政府其他收入和基金收入等。同时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规模还受到经济规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就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为如何合理有效地制定我国的财政收入计划提供一些政策性建议。
二、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研究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经济变量。回归变量的选择是建立回归模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遗漏了某些重要变量，回归方程的效果肯定不会好；而考虑过多的变量，不仅计算量增大许多，而且得到的回归方程稳定性也很差，直接影响到回归方程的应用。通过经济理论对财政收入的解释以及对实践的.观察，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等。
（1）税收：税收具有征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点，可以为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2）国内生产总值：会促进国民收入，从而会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储蓄量，并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通过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源，进而拉动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
（4）就业人数：就业人数的上升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加。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为源，使用了1981年―2009年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的数据，数据真实可靠。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数据做取对数处理，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排除以往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更精确模型，分析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2、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财政收入Y（亿元）为因变量，税收X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X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3（亿元）、以及就业人数X4（万人）4个经济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函数，即
InY=C+C1InX1+C2InX2+C3InX3+C4In
3、模型的分析
利用E―views对上述基本模型进行OLS参数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其中：所有方程括号内均为t值，R2=0。991156 F=672。4216
首先，由于税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刺激GDP增长，间接使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就业人数的上升明显使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财政收入一般和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呈正相关关系，即C1至C4应该均为正值。而且财政收入中税收应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即C1的数值应该比较高。上面模型得到的C1和C2都为正符合经济理论，但C3与C4却为负与经济理论相悖。其次，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的t统计量值分别为4。596、4。353、2。153、―4。304。在显着性水平为0。05时，t（29―5） =2。064，可见它们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显着的。再次，模型的F值为672。4216，在显着水平为0。05的情况下， F（4，25）=2。76，所以拒绝方程不显着的假设则回归方程显着。由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税收水平高低，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的大小是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可决系数R2=0。991156，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即我国的财政收入可以很好地被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来解释。
4、模型的修正
首先根据向后剔除法我们将回归模型剔除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结果如下：
财政收入不仅受税收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GDP又是影响这些因素的一个重要指标。模型中变量lnX1通过了t检验且C1值较大，说明税收是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绝对地位。尽管C2的t值没有通过检验，可能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固有的惯性、模型设定的偏误等原因所导致。因此lnX1与lnX2仍全部保留在方程中，即方程为InY=0。5377+0。8555InX1+0。0797InX2的值也很高，这样得到财政收入模型的形式变得更为简洁，拟合的效果又好。
5、模型得到的结论
（1）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很明显，即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因素。lnX1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税收弹性，即税收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8555%；lnX2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即GDP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0797%。可见税收变化相当影响财政收入的变化。
（2）两个弹性系数之和为0。9352，与1非常接近，说明财政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全部来源于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3）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增加财政收入不一定要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种这样的税收手段，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财政收入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三、相关对策分析与建议
（一）财政收入与税收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和税收收入
目前，我国的税收已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税务部门要大力组织税收，确保国家税收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这就要求税务机关要依法治税、依法征税，通过加强各方面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断提高税收征收率，保持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平稳增长。
2、加强税费改革、推进税制改革调整各项税收政策
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运行产生调节作用。进行税费改革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政府收费全部改为征税，而是要将两者之间的比例保持在合理的区域范围内。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来调控经济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二）财政收入与GDP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保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并促进共同增长
保持财政收入合理的规模，首先要使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于GDP的增长；其次，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基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的几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财政政策，才能确保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化。因此保持财政收入和GDP的共同增长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宏观财政政策做后盾。
2、扩大GDP总量，提高财政收入
GDP的增长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条件，财政收入的增长有赖于GDP的增长的同时也会受到GDP增长的约束。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引力依赖于投资、消费需求始终不足，但是投资、最终要转化为消费并受制于消费，因此应减少投资需求的膨胀，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来提高财政收入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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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5：浅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浅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论文关键词:资本结构 实证分析 影响因素 混合回归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方法，对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利用深圳交易所256家上市公司近七年的数据资料，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一、引言
自从MM定理发表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对资本结构进行广泛的研究，并揭示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企业总价值，而且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理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所以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财务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证是研究资本结构的重要方法，对评价、验证各种理论观点以及启发新的思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国内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时期的截面数据成功地建立了资本结构模型。但国内目前的资本结构实证研究所选数据多是截面数据，没有将时间序列数据结合起来考虑。采用的方法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为主。
本文试图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平行数据)相结合，寻求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行数据不仅能增加样本数量而且能进行比单独的截面或时间样本更有效的估计，因为平行数据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公司影响，使各公司的截距各不相尸，从而减少了误差。
二、研究方法
(一)实证假设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将成长性、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担保价值作为影响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实证假设。
1.公司规模 大公司更容易采取多元化经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使投资分散，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成本，稳定收人流，减少经营风险，所以相同的负债水平下，大公司的破产风险较小，可以承担更多的负债。从非对称信息角度看，股东、债权人与小公司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信息不对称程度大，所以小公司在贷款时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条件，长期融资成本较大，只能依赖于短期融资。
根据理论，我们假设:
H1：长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H2：短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负相关。
2、担保价值 由于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债权人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债权安全，债权人会要求企业提供有形资产作担保，以降低由于信息劣势而导致的信用风险。另外，根据破产成本理论，担保价值越大，期望的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就越小。
所以，我们假设:
H3：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正相关。
H4：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负相关。
3、获利能力 Myers和Mailuf(1984)根据不对称信息理论模型指出，内部融资成本较低而被优先选择，负债次之，最后是股权融资。也就是说，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内部资金可能越多，可以相应减少举债的数量。
所以，我们假设:
H5:资产负债率与获利能力负相关。
4、成长性 Myers(1977)认为成长性高的公司股东在投资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可能会有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潜在动机，比如:改变投资项目，分散资源等。另外，成长性大的企业大多属于新兴行业，经营风险较大，破产成本也较大。鉴于这种预期，债权人将会对这些公司借款施加更多的限制，这最终会制约公司的灵活性。同时，Myers等学者又指出如果公司的短期债务多于长期债务，代理成本问题将会减弱。由于成长性V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而长期融资渠道受阻时，短期融资将会增加以弥补资金的缺口。许多实证表明成长性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比较复杂，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
我们先根据理论作出假设:
H6: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负相关。
H7: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
(二)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6家公司为研究总体，利用这些公司从到的'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样本前后期的一致性，所选出的样本均是19已上市的公司，同时做出了以下调整:1剔除ST,PT类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3.剔除掉一些不全的公司。
(三)指标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指标
总资产负债率Yi=总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长期资产负债率Y2=长期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短期资产负债率Y3=流动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2、解释变量指标
公司规模X1=LN(主营业务收人)
担保价值X2=固定资产净值FA/总资产TA
盈利能力X3=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
X4=净利润/主营业务收人
有学者认为，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相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盈余管理空间。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分母为总资产，避免了一些公司账面净资产很小或为负数的情况，分子为主营业务利润，减少上市公司利用非主营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情况。但鉴于净利润指标是公司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关键指标，所以本文将这两项盈利指标同时纳人分析模型中。
成长性X5=(期末总资产一期初总资产)/期初总资产
(四)确定研究方法
理论上有三种运用平行数据建立模型的方法，分别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
普通最小二乘法假定没有公司和时间的影响，不同时间、不同个体的截距完全一样，于是比固定效应模型包含更多的参数限制条件，所以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会比较大。事实上，各公司有自身的具体情况，它们往往会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选择资产负债率。另外，不同时间的资产负债率会受当期的政策、经济的影响。如果添加限制条件引起的误差平方和的增加不显著，那么限制条件是适当的，可以采用普通最刁、-燕I。否则，就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误差平方和的F检验(F=9.34>1)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公司因素影响是显著的，继续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将会造成误差过大，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法是有效的。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是两种相互联系的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包含在误差项中，而固定效应模型将其包含在截距项中。随机效应模型的问题是如果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将造成随机效应模型估计量不一致。而固定效应模型却能弥补随机效应模型的不足，无误差项与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其估计量总是一致的。但是固定效应也存在一些缺陷，它需要给每个公司进行单独的估计，所以不如随机效应有效。为了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用了Hauseman检验。结果以5%的显著水平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无关性假设。因此，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Yit代表第1个公司在第t期的资产负债率。Xit代表随公司和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zi代表随公司而变化的影响因素。wt代表随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是待估计的系数向量。残差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截面误差成分Oi、时间序列误差成分和混合误差成分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二)估计结果分析
1、长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假设H1是正确的。结果表明我国大公司的非对称信息程度较低，破产风险小，银行显然更愿意对大公司进行长期贷款。另外，大公司的经营项目多，投资的项目更多，对长期资金的需求一也比小公司大。短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也为正，这与假设H2恰恰相反，表明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负债。这可能是由于大公司的往来账款、应付工资、利润等项目较大，造成短期负债较多。从另一方面来看，自从1992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坏账增加，出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银行对长期贷款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使得获取长期借款的难度增大。此外，我国的债券市场还不够完善，大公司要想通过发行长期债券的形式筹资也难于实现。因此，当长期负债融资渠道受阻时，大公司只能通过短期借款以获得所需资金。总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0.0518，也就是说，规模为一千万元的公司比规模为五百万元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要高3.6个百分点。可见公司规模的影响是很大的。
2、担保价值与总负债、长期负债、短期负债的相关系均为正，表明公司担保价值越大，不对称信息程度和破产概率越小，资产负债率越高。结果与假设H3相符而与H4不符，担保价值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3、获利能力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且显著，与假设H5完全吻合。固定效应模型预测，如果其它条件不变，主营业务利润率每增长约6%，净利润占主营业务收人比例每增长94%将引起资产负债率增长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的这种负相关关系还可能有我国资本市场特殊性方面的原因。因为获利能力强的公司能够满足配股的条件，所以公司可以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获取成本更低的配股资金以满足资金需求。
4、长期资产负债与成长性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6一致。总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即公司成长速度越快，负债率越高。这是因为成长机会大的公司市场的扩张欲望强烈，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大市场，而其内部积累严重不足，配股又需严格的资格审核，资金到位需较长时间，因而，不得不依靠增加融资速度较快的负债。成长性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六、结论
经过本文的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由于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对影响因素的考察仅限于四个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如:非负债税盾、风险偏好管理决策等未纳人模型中。另外，资本结构采用的是账面价值，没有考虑市场价值，这些都将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上述研究限制，本文的分析和结论难免有武断之处，恳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篇6：中西方文化因素影响毕业论文
《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
摘要：从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逐渐连为一个整体。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隔阂不可避免。
如何打破这种隔阂，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相互理解，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平等友好的交流，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从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差异入手，分析双方交际方式不同的深层次文化原因，最后从中提炼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人际关系
前言
中华文明孤悬于亚非欧世界岛的东侧，数千年以来建立了丰富多彩的独特文明，产生了特有的民族情感和思维方式。
欧洲基督教文明则从罗马的辉煌中一路走来，在大陆的西侧书写了无数传奇的篇章。
崛起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为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的联系建立了桥梁。
每一个文明都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社会、宗教、文化习俗，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从很早便已开始，到了近代，这种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为了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深入研究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有必要的。
一、人际关系交往的差异
(一)交往原则的差异
中华文化安土重迁、聚族而居。
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聚集在一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宗法体系。
同族之人要互相照顾，互相帮衬，家族是最便利最强大的人际关系网。
基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对于家庭、家族的观念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人。
中国自古就有家族式集体主义的思想，每个人都需要为本家族做出贡献，甚至是做出牺牲，而家族也有义务维护本家族成员的利益。
在中国文化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抱负的人实现自己理想的三个基本步骤。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家族，国家对平民有家长式的权威，同时也有关爱平民的义务，而平民则收到国家保护的同时，视国家为家长，自觉的维护本国利益。
因此，中国人对家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不重视对对方隐私的保护，而是力求表现出亲热的关系，尤其对于本家族成员，喜欢对对方的各种事情“操心”。
不照顾亲戚、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是最大的禁忌[1]。
而西方文明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家族利益转型为社会利益。
因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商业社会必然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
因此西方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倾向于“六亲不认”、“公事公办”。
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共性，父母和子女可以直呼其名，与人交往不喜欢谈论个人问题，喜欢AA制，不太顾及人情。
篇7：中西方文化因素影响毕业论文
《 中职英语教学中中西方文化因素影响分析 》
摘要：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
中职英语学习必然会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因素对于中职英语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职英语教学;影响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
中职英语学习必然会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因素对于中职英语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中西方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因素以及在中职英语教学中有如何的体现?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会对中职英语教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就多年来的中职英语教学经验，归纳总结如下：
一、中西方节日的不同
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Year’sDay)之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
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ristmasDay(圣诞节)，Halloween(万圣前夕)等，不同的节日由来不同，不同的国家庆祝节日的习俗也各不相同。
二、日常行为习惯的不同
1.称呼语，母语对长辈我们通常称称“UncleWang”“AuntieZhang(姓)”,而英语里我们却称“UncleTom”“AuntieAlice(名)”;又如把“王老师”“张护士”称为“TeacherWang”“NurseZhang”，而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Mrs.等。
英语中的brother既是哥又是弟,uncle是伯父、姨夫、叔父、姑父、舅父,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在英语中全用cousin等等。
2.问候语及礼貌用语的使用，英语中的问候语通常有“Goodmorning!”“Morning!”“Hello”“Hi!”等，而汉语中常见的问候语为“吃了吗?”“你上哪去?”;
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而在英语国家“Thank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wouldyoulikesomethingtoeat/drink?)，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只要说“Yes,please.”或“No,thanks.”就行了;
中国人节日收到礼物时会客气一番，不当面打开礼物，而英美人士收到节日礼物会当面打开，并表示称赞和道谢：“Wow!Verybeautiful!”、“Thankyouforyourpresent.”;
中国人在听到赞美之辞时，通常要对赞美之词否定或谦虚一番，而英语国家的人会用“Thankyou”来接受这种赞美和鼓励。
3.谈论的话题，中国人见面喜欢谈论年龄，家庭，收入等问题以表关心，而在英语国家中这些都是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尽量避免谈论，他们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等为话题。
三、饮食习惯的不同
西方国家的人正餐往往以汤开始，然后是以沙拉为主的开胃菜，接下来是主菜，主菜通常以牛排为主，还有汉堡、三明治之类，正餐之后还要上一些饭后的甜点，这是西方人的完整一餐，他们的餐具通常以刀叉为主。
而中国的饮食则是以煎、煮、烹、炸、炖、蒸为主的各大菜系，主食以米饭、面食为主，使用的是中国特有的餐具—筷子。
四、对颜色的不同理解
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把红色看做是一种吉祥、喜庆的象征，而把白色视为是一种禁忌色，比如在喜庆的日子里人们多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等;
在西方文化中的红色则是一个贬意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而把白色看做是高雅、纯洁的颜色，代表着诚实、正直的品质，把它视为是一种崇尚色，
比如人们结婚的时候穿白色的婚纱，喜欢过白色的圣诞节，“awhiteday”是“ahappyday”等等。
此外，西方人不喜欢数字13，而中国人不喜欢数字4;西方人把黑猫看做是霉运的象征，而在中国它就是只黑猫而已;中国人竖起拇指表示“好”，伸出小指表示“差”或坏”;
而美国人将拇指朝上则表示要求搭便车，将拇指朝下则表示“坏”;西方人见面亲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我们更习惯于握手;西方人多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注重孩子独立性的培养，
而中国家庭却对孩子有着更多的呵护和溺爱等等，这些都反映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不同。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是中职英语学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只有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对于中职英语学习的吸收和掌握，以及在实际生活中正确地使用英语。
参考文献：
[1]研究中西方家庭观文化差异的意义.
[2]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3]日常生活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篇8：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经济调整导致了新的并购浪潮。文章将选取―实现海外并购的30家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证分析方面对其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结论：交易价格并购绩效呈负相关;企业规模并购绩效呈负相关。
[关键词]资源型企业;影响因素;海外并购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布局调整、产权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并购重组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中国在以后并购再次进入强势和爆发阶段崛起。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共发生了1929起并购，同比增长566%;并购交易金额为11849亿美元，同比增长271%。其中，国内并购、海外并购和外资并购的案例数分别为1737起、152起和40起，并购金额分别约为8132亿美元、324亿美元和47亿美元。
总体来看，中国的并购重组已经经历过两次浪潮，资源类的并购一直是重头戏。新的并购浪潮中如何让资源类的海外并购更加顺利，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其并购绩效，这些问题仍然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国内的学者也对此有诸多研究探讨，但多以并购动机、并购方式为切入点，定量研究较少，且至今未有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将对2009―20发生的资源型并购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以期能为解决上述问题尽绵薄之力。
二、文献综述及假设
对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分别对应企业规模、并购交易规模、自由现金流。
万丛颖、郭进(2009)认为，企业规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内，并且这种影响是负向的，长期来看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规模企业能得到的额外收益将逐渐降低。因此，进一步验证企业规模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是有必要的，得出假设H1。
H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自身规模与企业并购绩效呈正相关。
赫纳特和里德(Hennart，Reddy )认为，随着被并购规模的扩大，并购方希望通过海外并购获取的资源越难以剥离和吸收，并购后的整合难度越高，从而不利于并购企业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2。
H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并购交易规模与企业并购绩效呈负相关。
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需要考虑到这一重要因素，并购企业的流动资金越多，进行跨国并购后的绩效提高也就越大(吴晓梅，)，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3。
H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探究相关关系，本文选取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中国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剔除金融类企业，ST与*ST企业，数据缺失及明显异常企业，按此方法，最终挑选出30 家样本公司，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经过手工整理与计算汇总得到。研究中使用Eviews60以及Excel作为统计软件。
32变量设计
将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设定为因变量，取并购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解释变量企业规模(Size)、自由现金流(FCF)、交易价格(Price)分别取并购当年年初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自由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并购交易价格的自然对数。控制变量为资本结构(Lev)和控制权主体(Wedge)，Wedge为虚拟变量，当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取1，否则取0;Lev取当年年初的资产负债率。
篇9：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论文
关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以2005年深沪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显著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增长率、股东权益对数以及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对制造业现全股刺政策的影响不显著。
论文关键词：股利政策 制造业 现金股利
一 文献回顾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代理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2005)以2001—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2006)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袁振兴、杨淑娥(2007)以沪市2001年至2004年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2004)以1994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1999年至2000年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唐国琼、邹虹(2005)以2003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代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05年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从(表2)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性行为，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
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
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2005年我国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结构与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而盈利能力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著正相关。股本结构、成长性、企业规模、现金流等对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建议一是增强盈利能力。高派现、高回报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良好业绩，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不高制约了派现水平。为了提高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必须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二是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是股利分配行为理性回归的重要条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设立时间不长，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投资理念不成熟，看重股票资本利得收入，期望从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中获取收益，发放股票股利、配股在我国都曾一度被认为是利好消息，忽视现金股利。投资者这种不注重现金回报、不注重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投机性参与理念，助长了上市公司不合理的现金股利分配行为。为此，需要提高投资者素质，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让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得到市场的认可。三是进一步完善有关股利分配的法规和政策。参照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股利分配政策，结合我国实际，有关部门应当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原则，由上市公司制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减少股利分配的随意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法律角度约束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每年的股利政策均有显著不同，影响因素并不具有连贯性。随着环境和制度的变化，各种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将如何变换，还需进一步观察；本文是以2005年度制造业分配资料为研究基础，但不少上市公司进行了中期分配，中期分配是否和年度分配具有相同的含义和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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