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为形而上学哲学特质的再反思（精选12篇）由网友“kanaria”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对作为形而上学哲学特质的再反思，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对作为形而上学哲学特质的再反思
对作为形而上学哲学特质的再反思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日益受到置疑,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存状况日益窘迫,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哲学本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反思哲学的.基本特质,我们不难得出:哲学最基本的含义仍然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爱智”(philo-sophia),形而上学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实践性是哲学的三个最基本的特质,这决定了哲学的“非功利”和“非实用”的独特品格.准确定位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拾哲学的地位和尊严,避免对哲学产生一些不应有的误解,从而为振兴哲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有助于人及其发展的学问扫清障碍.
作 者：周贵华 ZHOU Gui-hua 作者单位：襄樊学院,政法系,湖北,襄樊,441053 刊 名：襄樊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F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8(12) 分类号：B081.1 关键词：爱智 哲学 形而上学 实践篇2：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相关分析
内容摘要：现代分析哲学把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而加以拒斥。首先是维特根斯坦依据其语言图像理论而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随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再其后蒯因以他的“本体论承诺”理论仍然坚持否定哲学具有陈述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在根本上是不成功的，但它仍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而具有启示意义和广泛影响。
关键词：分析哲学 拒斥形而上学 无意义性 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 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 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
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 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状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命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是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
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 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8] 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充分、恰当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篇3：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相关分析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
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 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该事物究竟是否是实际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 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 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推翻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
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释：
[1] 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 转引自M. K.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 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 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9] 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0] 蒯因：《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99－3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1]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篇4：试论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
试论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
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是符合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是哲学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运动,都推动了哲学的前进.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转换,并开创了现代哲学的新航程.
作 者：祝莉萍 胡刘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重庆,400715 刊 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6) 分类号：B08 关键词：现代哲学 传统形而上学 解构篇5：对黑格尔及其哲学的再认识
对黑格尔及其哲学的再认识
在今天的西方出现了所谓“黑格尔复兴”的现象,这有着现实的和实用的原因.西方理论界提出了黑格尔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存在的不足;但是一如黑格尔本人所指出的: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对今天黑格尔及黑格尔哲学的“复兴”的认识,也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尽可能客观地去评析.
作 者：李晓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 刊 名：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ME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2002 17(2) 分类号：B516.35 关键词：20世纪 黑格尔哲学 复兴 不足 评析篇6：拒斥形而上学――论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局限
拒斥形而上学――论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局限
拒斥形而上学――论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局限发布时间： -10-10 作者：胡 玻
内容摘要：现代分析哲学把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而加以拒斥。首先是维特根斯坦依据其语言图像理论而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随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再其后蒯因以他的“本体论承诺”理论仍然坚持否定哲学具有陈述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在根本上是不成功的，但它仍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而具有启示意义和广泛影响。
关键词：分析哲学 拒斥形而上学 无意义性 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 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 呒?峁刮?谌莸耐枷瘛?/P>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 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
4] 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 纯觯??馗?固咕蜕昝鞯溃骸叭魏瘟私馕业娜酥站恳?鲜兜轿业拿?馐俏抟庖宓摹U庑┟?庵皇撬?美磁实堑慕滋荩?彼??搅苏庑┙滋葜?螅??匦肱灼?飧鎏葑印K?匦氤?秸庑┟?猓?缓蟛拍苷?返乜凑飧鍪澜纭保?.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 保?飧雒?饣蛴锞洳啪哂幸庖濉U饩褪撬担??獾囊庖逡?【鍪欠窨梢曰乖??恢志?楣鄄斓姆椒ā?/P>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 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 鲋鸾ピ銮咳分さ墓?獭！[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
问题。”[8] 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 帐踝龅氖虑椋?丛诟拍钏嘉?欣幢泶锼?嵌允澜绲闹鞴厶逖椤U庋?慕峁?椭荒苁牵?环矫嫘味?涎Ф钥蒲?挥腥魏喂毕祝?硪环矫嬗植荒芟裾嬲?囊帐跗纺茄?浞帧⑶〉钡乇泶锶说纳?罡星椋?虼耍?味?涎е皇且恍┛斩吹摹⒑廖抟庖宓难源恰?/P>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 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 冢?粗??虿怀腥纤?堑拇嬖凇U饩褪撬担?桓隼砺厶逑当痪?榧煅槲?行У摹⒖山邮艿模?敲此????哪澄锎嬖诘谋咎迓鄢信稻褪怯行У摹⒖山邮艿模??还芨檬挛锞烤故欠袷鞘导蚀嬖诘摹?/P>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 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
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 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推翻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释：
[1] 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 转引自M. K.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 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 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9]
;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0] 蒯因：《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99－3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1]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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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实践哲学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
论实践哲学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
“形而上学”一词兼有本体论和方法论两重含义,方法含义从本体含义衍化而来,方法的.特点也正表现了这种因缘关系.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批判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本体问题,进而从本体论层面和思维方式层面实现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终结.
作 者：赵海燕 夏春 作者单位：新疆哈密石油基地高级中学,新疆,839001 刊 名：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2) 分类号：B081.1 关键词：实践哲学 旧形而上学 本体论 思维方式篇8：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反思
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反思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思维的维度不同,哲学的认识就是一种反思,它与自然科学也存在着反思关系,即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基础和成果的反思,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逻辑及科学精神的反思.
作 者：史少博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5 刊 名：德州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年，卷(期)： 18(1) 分类号：B0 关键词：哲学 自然科学 反思篇9：唯物辩证法基本问题的再思考-从《哲学笔记》谈对哲学的反思
关于唯物辩证法基本问题的再思考-从《哲学笔记》谈对哲学的反思
文章从几个方面谈了我国哲学界在唯物辩证法基本内容研究上的疏漏，对比《哲学笔记》中列宁的重要思想，论述了“对立同一”的.内涵和作用；分析了“条件”在矛盾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指明“转化”是对立面联系的重要表现；探讨了“自然否定对于辩证法的特殊重要意义”。
作 者：刘凯 作者单位：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刊 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 分类号：B014 关键词：同一条件转化 自我否定篇10：对可知论的哲学反思
对可知论的哲学反思
长期以来,人们对可知论的理解有简单化的倾向,其直接表现是夸大认识的真理性、忽视认识的艰难性.可知论只是告诉我们,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而且这是就人类认识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的,就任何具体的个体或任何时代的群体的`认识而言,则总是有限度的.迄今为止的全部科学成就,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向深层世界认识的工具和方法,还谈不上对世界的深层认识.因此,对可知论进行反思,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作 者：余栋华 作者单位：海军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211800 刊 名：唯实 英文刊名：TRUTHS AND FACTS 年，卷(期)： “”(5) 分类号：B2 关键词：可知论 已知 未知 相对性 绝对性篇11：对科学发展的哲学反思论文
对科学发展的哲学反思论文
本世纪代形成的逻辑经验主义，揭开了西方哲学的“分析时代”的帷幕。逻辑经验主义概括了以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科学知识观、科学方法论、科学理论及其解释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因此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在科学发展观方面，它基本上还是采纳了自牛顿以来，特别是培根所概括出来的归纳主义观点，因而内中虽然包含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可是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最主要的就是它无视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进步。正因为如此，在30年代就出现了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反归纳主义。以后，在本世纪中期，又出现了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们主张从动态的历史研究中认识科学的本质，并明确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概念。其中，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可以说是震动了西方科学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麦克斯韦、劳丹、霍尔顿等人又相继提出了一些见解，发展了库恩的理论，使历史学派的影响日益广泛。不过，在此期间，西方科学哲学还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传统逻辑学派在70年代对库恩范式论的形式的改造，其标志是斯尼德和斯台格缪勒的“结构主义重组”理论；另一条是“新历史学派”通过研究推理形式和理论评价标准来寻找科学知识发展的理性，以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为代表。总之，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围绕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问题，提出了种种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主张，引起了科学界、哲学界的人们的关注。
本文不打算系统地介绍和全面评论这些观点，而只是想对科学的发展作一点哲学的反思。在内容方面，鉴于苏联哲学界以凯德洛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对科学技术革命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并提出了他们的一些见解，因此本文也予以涉及，以便一并加以述评。
波普尔把科学视为“人类心灵的壮丽的探险”，认为科学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是任何形式的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反对“科学始于观察”这一传统看法，而把“问题”作为全部科学探索的出发点，并以“证伪”(也译为“否证”)原则取代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指出科学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它的“可证伪性”。在此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他的科学发展“四段图式”：问题1→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问题2。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探索的逻辑就是：试探、错误、再试探、再错误……；或者说是：猜想、批判、再猜想、再批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波普尔所描绘的这幅科学发展图景，是—幅自由探索的逻辑图景，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自身的能动的发展，使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生机。不过，波普尔所说的科学发展，指的是跳跃式的革命，革命的实现即是对现有理论的不断“证伪”，也就是科学通过不断地反驳、否定、批判、推翻现有理论而发展。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也许反映了科学自由发展的一定时期的特征，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科学发展并不完全像走马灯那样变幻不定，因为它也有相对稳定的进化时期。就此而论，波普尔的失足在于，他把科学革命视为科学理论的更替，即旧理论的证伪和新理论的出现，而科学理论相对来说则是脆弱的、易变的，这显然与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有许多背谬之处。
也许正是由于看到波普尔面临的困境，激发库恩用范式论取代波普尔的理论。范式包括理论，但又不仅仅是理论。它是关于世界的整体图像，是“看问题的方式”，因而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另外，范式还具有它的社会的心理的意义，接近“科学共同体”一词。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以某种不变的速率发展着，相反地，存在着一个相对短暂的所谓“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革命前占优势的范式被推翻，并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在两次革命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所谓“常规科学”时期。在这个时期，新范式被发展、被应用，同时，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也逐渐暴露出无法使人满意的地方，不断出现“反常现象”。由于大量反常的涌现，导致“危机”，而危机是新理论诞生的一种适当的前奏，是科学革命的前兆，于是继而发生科学革命。库恩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与波普尔的模式相比，这也许可以称之为“阶段革命”论。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尽管难以囊括各学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但它毕竟在客观上揭示了科学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强调科学革命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是应该肯定和借鉴的。但是，由于库恩哲学思想的两重性，使他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和迷惘之中。例如，他在揭示科学革命本质的同时，却又将革命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格式塔转换；他在阐述科学发展中的质变的同时，又认为范式不可通约，断然否认范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继承性；他在反对一次检验(证实或证伪)的经验主义论点时，又走上了否认理论可检验的极端，从而为否认客观真理敞开了大门。另外，“范式”这个概念也比较庞杂，据有入统计，范式共有21种用法，如可以被理解为理论的框架、科学认识的规则、科学研究的范例、科学分界的标准、方法论的单元、形而上学的假定等等。因此，有人认为用范式的变更来定义科学革命，很难说就是抓住了科学革命的实质。
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到70年代，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按照这种方法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发展的，科学革命就是研究纲领的转换。研究纲领是有结构的整体，它由两部分组成：中心是相对稳定的“硬核”，周围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层”。硬核是约定的，科学研究纲领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们的硬核各异。这个研究纲领是由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理论结合而成的，它可以通过“反面助发现法”告诉科学家那些途径应该避免，即告诉他们不应试做什么，以保卫硬核，免于反常现象的冲击。也可以通过“正面助发现法”告诉科学家应该遵循那些研究途径，即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从而不断提出解决反常的方案，使他们不致被大量的反常现象弄得心慌意乱，从而建立、发展、完善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因此，科学研究纲领不像波普尔的理论那样，一个反例就会遭到证伪。
研究纲领只要处于前进期，就有足够的“启发力”实现“进步的问题转换”，即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科学发展也不像库恩所设想的那样，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范式，其间没有任何连续性可寻。拉卡托斯还认为，当研究纲领越来越不能应付反常事例时，就出现“退化的问题转换”(有时也可通过调整保护层获得“新生”)，最后就要让位给新生的竞争对手，此时也就发生了科学革命，这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是一个不断趋于真理的合乎理性的过程。但是，拉卡托斯所分析的研究纲领的进步、退化以及退化后的“新生”，只有事后很久才能认识到，这就产生丁一个问题：这样的历史怎么能证明这种研究纲领方法论有效呢？而且，他也没有提出怎样合理地发明硬核和启发法，或者怎样在它们之间进行合理的选择。可见，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基本上还是描述性的，缺乏逻辑上和内在源泉上的揭示和论证。
费耶阿本德是60年代以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他在科学发展观方面比较接近库恩的科学革命概念，但却把库恩的非理性主义推到极端，从而以“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而著称。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有一定的“韧性”，即在一定时期人们总要恪守一种理论，而置大量反证于不顾，在这一点上他反对波普尔关于理论不断被证伪的观点。另一方面，有“韧性”即容许对现行理论进行调整，这就势必出现“增生”，使不同理论同时并存，在这一点上他又否认库恩的范式绝对统治和常规科学的存在。韧性和增生是相互作用的，因此科学家既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认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是科学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而是两种不同的因素，即科学的经验成分和哲学成分。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这两种不同因素的辩证综合。科学的经验成分虽是大量的，但并不是科学的全部内容，人们不应该忽略哲学成分在科学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不过，由于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韧性在于理论不可能用事实来检验，增生也仅仅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因而科学理论不可能具有任何真理性，也没有任何理性基础，从而科学发展也就谈不上什么逻辑模式。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美国科学哲学家尼古拉麦克斯韦是以彻底的反经验主义的斗士出现的。他认为评价和选择理论，经验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还有其他的逻辑标准和社会标准等。而现代科学哲学家，包括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在内，认为最后还是要诉诸经验检验，因而并没有完全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麦克斯韦强调，科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是某种形而上学假定，这就是在一定时期支配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蓝图”。他指出，科学实际上一开始就起因于宇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形而上学假定，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家力图找出各种可理解的形而上学蓝图，而每一种蓝图都需要建立一定的理论加以阐明。为此，他提出了六条选择标准，认为科学家应该重视对蓝图的研究与筛选，应该通过批判不断改善他们的蓝图。当理论失败时，还应该及时以新蓝图取代旧蓝图，从而引起科学变革。但是，麦克斯韦并未明确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形而上学的蓝图是怎样产生的？怎样通过蓝图去扩展理论？
劳丹是西方科学哲学界的新秀。劳丹认为库恩的形式并不能恰当地解决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进步的问题，他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新概念来代替范式。所谓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总的假定，即对—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进程的假定，对这一领域中用以探究问题和构造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研究传统排斥了范式内的心理要素，而恢复了被逻辑经验主义排除于科学之外的形而上学的地位。在劳丹看来，他的研究传统体现了本体论、方法论的精髓，正是这些精髓使研究传统彼此相区别。研究传统也包含若干理论，这些理论是同时的或前后相继的。
研究传统为所属理论提供指导方针，以便把该领域小的经验问题归并到研究传统上来，从而解释这些经验问题。劳丹的研究传统不像范式那样僵硬，它可以通过修改研究传统所从属的理论，甚至可以通过修改研究传统内部基本核心成分而不断发展。为了克服范式不可通约的障碍，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本身在连续性的发展中进化的见解。他还认为在同一领域可以同时存在几个研究传统，它们之间并不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因此科学革命不是创造出一个各种成分都是崭新的和革命的传统，而是以某种方式把旧传统的成分重新加以组合，提出一个新传统。但是，研究传统用解决问题来说明科学活动和科学进步，显然是实用主义的观点，而且它与理论的关系也过于松散。
霍耳顿在科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主题分析的概念。所谓科学主题，指的是科学中的基本前提概念，如物理学中的物质间断性与连续性、粒子性与波动性、运动的守恒性、因果性、相对性等等。科学主题在科学发展中有相对的稳定性。尽管科学理论不断发生变化，但科学主题却具有相对的不变性和继承性。从科学主题分析的观点看来，科学革命往往在科学主题方面回到以前的深刻的题目上去。霍耳顿指出，所谓科学“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回到古典的纯一性的一种努力。他列举了爱因斯坦的方法论与牛顿《原理》的众多相似之处，并认为他的定义是伟大的科学“革命”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他甚至说，相对论只不过是把时空位置从牛顿的上帝的感觉中枢移到爱因斯坦的抽象的思想实验者的感觉中枢罢了——就好像使物理学最后还俗了。霍耳顿的主题分析概念避免了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和缺乏继承性的缺陷，但似乎轻视了科学革命变革的一面，他在“革命”二字加上引号，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斯尼德和斯台格缪勒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对范式进行了“理性重组”。所谓理性重组，就是用一组形式化的符号来代表范式的内容，对范式的内容加以改造。在用形式化方法处理之后，就可以表明在常规科学家和革命科学家之间存在历史的连续性，而一旦革命科学家要改变常规科学家的理论核心、一组范式应用和范式网络(启发如何从理论核心过渡到范式应用)时，双方就不能共处于一个范式之内，因而就不属于同一常规科学了。
含有理论潜在内容的理论网络(是一组能为理论核心、范式应用和范式网络接受的理论网络)将通过助发现引入范式，促使范式发生质的变化。总之，“理性重组”纲领允许关于理论变革、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和理论内部的相互还原的动力学的合理化可以在结构上客观化，并且(像批判理性主义那样)为理论的合理进化做出了规定。但是，对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评，即认为这种理性重组抽掉了范式的哲学内容，仅以极抽象的形式涉及科学共同体，而且形式归并只是一种理论的静力学，而库恩的科学革命图式本质上是动力学的，因而这种理论也有很大不足。
夏佩尔对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中的泛滥深感不满，他作为“新历史学派”的先驱提出了“信息域”理论，反对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过分夸大社会和心理因素，夸大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对范式的僵硬性、非继承性和不可通约性统统加以批判，对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尤甚。夏佩尔认为，一系列的信息逐渐集合成一个信息城，它具有如下特征：这种信息集合依据各信息之间某种内在联系；如此集结的信息域蕴含着某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当前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夏佩尔把满足这些条件的一组信息叫做“信息域”。在这里，信息域中的“信息”主要是指事实，他一再强调，他的理论的基本精神是要从事实出发，细心倾听“事实”的“启示”去进行探索。信息域并不要求搜集一大堆同类事实，重要的是有内在联系的事实，这里的“内在联系”并非一般的因果联系或时间顺序，而是指隐藏在各不相同的较深层次中的统一性。统一性的核心是“解释因素”，它像一根轴线把其他构成成分——理论基础、基本前提、推理程序、推理模式等——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信息域是在科学中自然地长期地形成的，它有极大的启发力促使人们动脑筋思考它所提出的问题。信息域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例如，16、17世纪形成力学的信息城，18世纪形成化学的信息域，19世纪形成热力学和电磁学的信息域等等。由于一个时代的信息域是由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类智力发展等复杂因素决定的，所以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夏佩尔的理论在批判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存在着缺陷。
凯德洛夫在他的近著《列宁与科学革命》中集中地论述了自然科学革命问题。他指出科学革命有三个特点。第一，科学革命要求破坏和抛弃以前在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与客观实在不符的，即由于对自然界研究的不正确的、有局限性的立场而被人类理性引入科学之中的东西。第二，迅速地扩展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进入科学认识迄今还没有达到的自然界的新领域。在这里，新工具和新仪器的发明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允许观察者和实验者发现超出人类从前的观察可能性的界限的全新自然现象。第三，革命并不是由经验材料的增长本身，并不是由任何一个新事实、新现象、新实物的发现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在解释和概括经验材料的过程中得出的、与以前已经确立的观念不一致的那些理论结论引起的。因此，科学革命正好发生在科学理论、科学概念和原理的范围内，发生在原有表述遭到根本摧毁的、有关科学定律的理论、观点范围内。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凯德洛夫把科学革命定义为：“所谓自然科学革命，应当首先理解为研究和说明自然现象的立场本身的转折，用来认识(反映)所研究的对象的思维结构本身的转折。真正的自然科学革命的实质恰恰在于思维方式这种急剧的转折，恰恰在于由已经陈旧的科学认识方法向新的进步的科学认识方法的转变。” 凯德洛夫从科学认识的角度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但他在某些方面却割断了科学的历史，甚至得出了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时间上一致的奇怪结论。
上述各个科学哲学流派或代表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进行了哲学反思，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在论述科学革命时，都没有明确地揭示科学革命的实质。
那么，科学革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作为物理学革命先锋和主将的爱因斯坦，在经受了物理学革命的急风暴雨的洗礼后，对有关科学革命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和其他文章中，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些定律的汇集，也不是许多不相关的事实的目录。在科学的开创性的工作中，最初的和最基本的步骤总是带有革命性的。科学上的重大变革和划时代的进步差不多都是由于旧理论遇到危机，在实在和我们的理解之间发生剧烈冲突时出现的。这种冲突迫使我们排除根深蒂固的旧科学观念，创造出新科学观念及新理论。只是在这种冲突激化之前，当科学沿着既定的思想路线前进时，它才具有进化的性质。很显然，爱因斯坦的这些看法包含着两个主要观点：第一，科学的发展是波浪式的，而不是直线式的，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变革，也就是说，它是进化与革命交替进行的。第二，科学革命就是科学观念的变革。
何谓“科学观念”？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观念就是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它是由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爱因斯坦又常常把基本假设称为“基本关系”、“基本原理”、“基本定律”、“基本公设”、“基本假定”等)构成的。科学观念(爱因斯坦也称其为“基本观念”)是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和构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也使用“逻辑前提”、“理论框架”、“公理基础”作为科学观念的同义词。例如，在经典力学中，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力、质量、惯性等基本概念和牛顿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基本假设构成了经典力学的基本观念，力学的整个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狭义相对论中，新的时间、空间、同时性概念以及两条基本原理构成了狭义相对论的基本观念。
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科学观念是在经验事实(可能是不充分的)基础上，通过非逻辑的途径形成的。也就是说，科学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当然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进行的，而不是纯粹的思辨)。正因为如此，来自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等方面的哲学思考，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既有哲学因素，也有心理因素)，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及直觉、联想、幻想、灵感、猜测、想像等都会在科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自己的应有的作用。在提出科学观念时，人们对它还有一个选择和评价的问题。由于科学观念与提出它时作为指导的已有的直接经验隔着—条在逻辑上难以逾越的鸿沟；由于数学方面的障碍，在没有从它推导出可供检验的结论之前，以及虽然导出了可供检验的结论，但一时还不可能进行外部证实或确认(实验检验)；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凭藉科学观念的内在完美，即它的“自然性”和“逻辑简单性”来选择和评价了。在这里，哲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又参与其中了。难怪爱因斯坦说，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是主观的，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不过，科学观念以及由它导出的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还是要接受实验检验的。于是，内在完美和外部确认的有机结合，不仅是选择和评价科学观念的标准，也是人们接受科学观念之考虑所在。这样一来，在科学观念的形成、选择、评价、确立乃至接受的过程中，既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又摆脱了狭隘经验主义；既有大胆的哲学思辨，又避免了先验唯心主义；既包含有社会心理因素，又拒斥非理性主义；从而在哲学上防止了上述各种科学革命模式的缺陷。
科学观念是科学理论的基础，它是一个时代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和自然观在科学中的集中体现，也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它一经确立便具有很大的刚性和弹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伸缩性。由于这种特性，它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地充当科学家的研究指南，指导科学家进行常规科学研究。例如，《原理》之后200余年，刚体力学、流体力学以及解析力学，都是牛顿力学的合理延伸。而且，经典物理学(热力学、光学和电磁学)也是在牛顿力学的基本观念之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也有突破牛顿力学基本观念的新观念出现，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出的热现象的不可逆性，电磁学中的场的概念，但是它们分别通过统计解释和以太解释这样的辅助假设，重新被纳入牛顿力学的理论框架之内，从而保证了常规科学的顺利发展。
但是，到19世纪末，大量反常现象的涌现触动了经典理论，并波及到它的基础即经典基本观念，经典物理学家虽然千方百计地设法修补理论框架，但是仍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反常现象的冲击力已大大超越了经典理论框架的“弹性限度”)。这时，便出现了所谓的物理学危机。一般说来，旧科学观念业已动摇，新科学观念尚未确立之时，就是科学危机的时期。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加速了旧科学观念的改造和新科学观念的确立，是科学革命的前夜，是科学家追寻科学理论基础的英雄时期。在这个时期，那些具有清醒的哲学头脑和敏锐的科学眼力的科学家，往往以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以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另辟蹊径，提出新科学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造新的理论体系，这时科学革命便开始了。科学的危机与革命时期，实际上也就是旧科学观念从科学发展的正确指南转变为科学发展的严重桎梏之时。新科学观念一经确立，它又成为科学家的研究指南，指导科学家进行新的常规研究。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是实验和理论的对立统一，各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后者集中表现在作为理论体系基础的科学观念的对立统一上。引人注目的是，各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统一愈益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所谓科学革命，必然是指科学内部的某种东西发生了变革。科学理论固然是科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它的层次似乎过低而且易变，用科学理论的变革来定义科学革命就会重蹈波普尔的覆辙。然而，用过高层次的诸如思维方式等哲学性的概念来定义科学革命也不合适，因为它与科学的关系不十分密切直接，因为科学革命毕竟不是思想革命或哲学革命。这样，用处于思维方式和科学理论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科学观念(它是科学内部的主要内容之一)来定义科学革命就显得比较恰当，因为它抓住了科学革命的实质。随着新科学观念的提出，通过逻辑演绎等途径，就可以建立起新的科学理论体系来。但是，科学革命并没有完全抛弃旧理论，而只是破坏和改变了旧理论的公理基础，确定了旧理论作为一种相对真理的适用范围。建立在新科学观念之上的新理论不仅能容纳旧理论所包含的许多知识，而且能容纳旧理论所不能包括的“反常”知识。不仅如此，旧的科学观念也并非统统被废弃，其中一些只是丧失了自己以前独有的统治地位，从以前的不正确的、与事实不符的壳体中解放出来，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们原有的真理颗粒被继续保留下来，并作为从属成分有机地融合在新科学观念之中。在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变革过程中，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一句话，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也伴随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我们可以尝试给科学革命下一个定义了：科学革命就是科学观念的根本改造，与此同时，也伴随着科学理论以及科学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等的更新。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的定义中出现了“根本”和“改造”的字眼，这是有一定的用意的。在我们看来，科学革命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而不是局部的变革，因此对于科学观念的改造也应该是根本的、整体性的，而不能是表面的、局部的。在“改造”之前加“根本”二字，也是受到列宁和爱因斯坦的言论的启发。列宁说：“……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爱因斯坦谈到：“谁也没有想过，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婴从根本上加以改造。” 此外，我们在科学革命的定义中未用“变革”一词而用“改造”一词，也是由于这两段引文的启示。“改造”一词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就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或变更，使适合需要；其二是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这种多义性似乎更符合我们赋予科学革命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内容，同时也强凋了科学革命既有创新，也有继承的情形。
参 考 文 献
1、凯德洛夫：《列宁与科学革命自然科学物理学》（俄文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75页。
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170页。
篇12：哲学对科技创新作用的再认识
哲学对科技创新作用的再认识
在科技创新成为促进生产力提高、推动社会进步、参与国际竞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一意义日益凸显出来的.时候,本文拟从科技工作者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方面,探讨哲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特别是探讨哲学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创新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在为科技创新提供认识方法方面的作用;和对提高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
作 者：王强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社科部,北京,100101 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26(5) 分类号：B0 关键词：哲学 科技创新 世界观 方法 能力★ 教学机智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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