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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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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1：论法律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论法律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文章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现代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健康运作的微观基础,研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法律有介入公司治理的必要,鉴于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包括外部和内部法律环境,文章针对我国目前公司治理法律环境的现状提出了完善对策.

作者：杜湘红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刊名：企业技术开发英文刊名：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年，卷(期)： 23(12) 分类号：F276.6 关键词：法律制度司治理结构

篇2：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影响论文

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影响最新论文

一、公司治理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我国当前企业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体现了公司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责、权、利的有效配置，这种机制成功与否，主要是看其运作效率如何，即公司能否有效化解分歧、凝聚力量，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有效协调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二、我国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从我国提出现代企业制度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就灵”的倾向，各个企业争相改制、争相上市，同时模仿国外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起了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我国低层次的简单“复制”国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给这些企业的公司治理带来预期中的'深层次变化：1.在公有股所有者缺位背景下的股权多元化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内部人控制现象比比皆是。2.上市公司虽然都已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这些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却难有精彩表演。3.不发达的股票市场并未对上市公司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约束，中小股东往往变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攫取私利的“牺牲品”。4.尽管独立董事制度被各界炒得火热，但这些独立董事却往往是只拿钱不管事。

我国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这些问题，既有制度构造上的缺陷问题，也有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还包括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公司治理文化建设落后，不注重公司治理文化的建设。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由管理层传达上面的计划，企业员工只是按计划生产，因此，企业管理者及员工没有公司治理的概念。

（二）公司权力机构的设置不合理，缺乏对公司“内部人”的有效制衡与监督机制。从权力机构设置来看，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在形式上属于由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监事会构成的双层委员会制度。但是，由于董事会和监事会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相互之间不具备直接任免、控制的权力，尤其是监事会在法律上只被赋予了有限的监督权力，没有罢免董事的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董事行为的手段。

（三）董事会结构失衡，“内部人”和大股东的代表控制了董事会，董事会难以承担受托责任。一方面，董事会中形成了由代表国家股或政府控制的法人股的“关键人”控制的局面，而国家对管理者的监督还不完善；另一方面，在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成员大多同时兼任公司经理层要职，董事会中“内部人”的比例过高。这样就造成了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董事会运作方式上看，董事长既作公司的法人代表，对公司运作承担直接责任，也容易导致董事长陷入公司具体经营事务中，使其失去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的独立性。

（四）经理人市场还没真正形成，对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同时又缺乏对管理没有严格规范的约束。由于多数董事和经理人员都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竞争产生的，这即不能确定所选择的人具备相应必须的素质能力，即使是合格的经理人才，由于程序上的严格，也难以取得员工的一致肯定。

三、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

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共同努力，通过逐步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制衡、激励与约束机制，培育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市场，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来完成。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有效途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强化企业公司治理文化的建设。加强对企业管理者进行公司治理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教育，提高管理者对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的认识。

（二）强化独立董事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在董事会中引入相当数量和比例的独立董事，并将公司中一些可能与执行董事和管理层存在潜在利益冲突事务的决策权授予独立董事。

（三）完善经理人市场。针对当前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管理层的选拔途径和程序，通过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公开选拔经理人，并由董事会对其监督。

（四）完善公司外部控制机制，主要是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要狠抓，要严打，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完善其外部市场。这一方面的改善，应主要依托于国家。

参考文献：

[1]周杰清.公司治理的效率-一个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财经科学,（3）

[2]李薇,许新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新疆财经,2004（1）

篇3：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摘要】透过实际调查发现，如今我国许多公司都开始呈现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相互分离的趋势，同步状况下衍生出所谓的代理成本，所以说现代进行公司治理的要点，就是进行完善且可靠性的代理成本缩减机制树立。需要加以明确的是，公司治理包括内部与外部两类途径，至于并购则归属于外部治理模式。开展并购治理活动之后，不单单可以保证快速减少相关公司的代理成本数量，同时可以改善其不同阶段的工作绩效，最为关键的是确保令各类投资主体都能够透过并购活动中获得合理数量的经济效益。由此，笔者决定在客观论证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效应基础上，结合实际解析日后调试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来提升并购绩效的有效措施，希望能够引起有关工作人员关注。

篇4：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改革发展、资本全方位流通等背景交织化作用下，许多企业为了进行自身经营规模扩大、经济实力提升、产业架构形态调试，获取更多类型与数量的资源要素，都开始组织适当的并购活动。透过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动态观察分析，并购已然成为现代企业改革发展必经的适应性路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步延展出同行业、多元化、跨国等不同类型的并购形式。而公司治理作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与发展的关键性规范引导体制，必然会对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日后企业并购和内部治理工作得以同步顺利组织，预先理清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明显是势在必行的。

二、公司治理与并购两者之间的关联特性

（一）并购有助于持续改良修缮既有的公司治理结构

结合以往实践经验整理分析，开展并购项目，对于目标公司的资本结构有着极为高效的调试作用，即会对公司既有的治理结构造成深入性影响。众所周知，公司治理可以细化为外部和内部治理两类形式，基于此，便可以将并购顺势理解为公司外部治理的一类关键性适应路径。至于并购对目标公司最为深刻的影响细节，则主要表现为目标公司股权与高层管理主体的变更现象。首先，委托-代理理论主张将并购视为一类关键的外部治理方式基础上，协调性处理公司经理和一切所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事务，尽管说其间并购能够令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得以适度地缩减，进一步节约代理成本数量，不过合理的债权同样可以在减少代理成本的前提下，持续增加公司的价值。一旦说企业之中的治理体制无法顺利发挥其正向的影响效用时，并购自然地就会过渡转变成为一类惩戒体制，进一步针对公司一切出现不当行为的职员进行惩罚和接管。需要注意的是，在并购市场之中，作为并购主体，需要预先进行目标公司各类信息收集整合，目的是客观和细致性分析目标公司效益不高的原委基础上，静待其治理环境恶劣和价值降低到极限之后，及时提出进行收购的要求，如此一来，便可以保证及时辨别和富有针对性的规范经理失误行为，为日后目标公司治理环境整体性改善，奠定基础。其次，效率理论则主张并购能够在快速提升企业整体运营实效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协同效应，就是所谓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基于此，我们可以认定并购重组活动，会赢得许多潜在的社会效益，为了全面改善企业整体的效率水准，需要有关工作人员持续努力提升管理层的业绩、加快公司治理结构的重组与特定形式协同效应激发的进程。

（二）公司治理会对并购绩效产生深入性的影响

结合施禾弗观念分析，因为许多外部大股东在企业之中都有着较大的经济利益获取需求，因此他们势必会积极有效地进行管理主体实时性监督与影响，具体就是保证这部分管理人员不会从事任何威胁股东财富安全性的活动。所以说，如若外部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能够适度予以增加，则能够确保很好地规避以往频繁滋生的代理冲突状况。而透过雷德观念分析，大股东之中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消极投票人员，在和内部人共谋过程中，往往会做出和许多中小股东最大利益相互违背的决定。特别是在外部监督不够严格和外部股东类型过多的环境下，一些控股股东经常会选择利用其余股东利益作为代价进行个人的利益获取，而其间沿用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包括证券回购、资产和定价转移等，最终目的就是促成其内部交易。

而随着我国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也开始得出相关性结论内容，具体表现为：第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股权快速分散等条件影响下，使得搭便车等挑战困境接连衍生，一时间令对管理者的监督工作压力变得愈加沉重，而股权某类程度的集中现象，则有助于鼓舞更多的外部股东及时参与到对管理者的监督工作中去。所以说，凭借生产力进行绩效度量，可以清晰性地验证，企业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绩效之间是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的。第二，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绩效亦存在负相关关系。我国学者梁岚雨经过一系列上市公司数据校验分析之后，发现股权集中度和企业市值-账目价值之比，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联，但是和利润率的相关性则明显较弱一些。

三、日后改良调试公司治理结构以促进并购绩效提升结果的有效措施

为了确保令公司治理结构得以有机调试基础上，获取更高的并购绩效，笔者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规划出以下合理性控制措施：

（一）融合贯彻不同经营公司的预设指标

须知公司的目标绝非单纯地进行最大的利润获取，同时还要开拓出更加长远的.发展前景，因此需要在竭尽全力开发研究全新的科技项目基础上，持续提升其创新能力和争取自主研发权力。为了保证这一系列目标得以更加高效率地落实，还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而政府要做到就是适当地简政放权的同时，避免完全放手的行为。

（二）提供必要的体制与外部环境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设计

想要确保更加快速地贯彻公司科学性治理目标，进一步赢得理想化的并购绩效，以及抢占更多的市场空间，则不单单要保证及时开发设计出富有竞争实力的产品来积极抢占公司主导控制权，同时还要提供完善的法律，以及严格的监督体制。

（三）进行适当规模的并购重组在开展这类重组工作过程中，要注意尽量结合市场不同阶段的反应状态进行逐步推进，切不可盲目关注进度，而做出有悖市场实际发展规律的行为。

首先，在并购环节中需要制定严密和高效的融资战略，借此杜绝融资风险的再度侵犯。其次，开展更深层次地公司和股份机制改造活动，如完成股权主体多元化的改革任务等。这样一来，便能够保证透过切实意义上完善法人的治理结构，健全股东、董事和监事会等，为日后股权、产权、经营权彼此间的相互分离，做足准备工作。再次，持续引入战略和机构投资者，主要目的则是保证更加科学合理性地应用资本市场这类经济杠杆，借此更加快速地解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构建起可靠的现代化企业机制、维护各类投资主体的基本权益，以及推动企业整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们仍需持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只有保证在更大空间范围、更多行业领域，以及更高层次上，进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活动参与之后，才可以更加高效率地开发应用国际和国内两类市场，保证令各项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发展空间得以有机拓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我国市场经济始终维持在发育阶段之上，其间包括市场结构不健全、资本应用效率不高等状况时常衍生。而开辟出合理的企业并购路径，不单单可以保证客观性校验认证既有并购收获的实效，同时更可以及时向各类并购实践提供富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持续至今，我国的并购理论已然不断成熟，相信势必会对日后我国资本主义市场完善发挥出愈加理想化的支持服务效用。长此以往，切实为企业开辟供应更加适宜的改革与发展空间。

篇5：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最初是经济学的概念，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在西方发展起来，80年代后开始影响企业管理方式及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作为其两大理论基础的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本是“股东至上”理论最坚实的思想根基，却在历史发展中成了批判“股东至上”理论的靶子，从而证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确。目前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还存在争议，但要旨不外乎：在现代社会中，公司不应仅仅作为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应视为最大限度顾及和实现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组织体系或制度安排；公司的权力来源于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委托，而非之根植于股东的授予；公司的管理者应对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限于惟对股东负责。①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下构建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东的“单边治理”，现代企业中，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同时也分散了一定的经营风险、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因而都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在其经营决策和治理架构中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并给予他们相应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就会威胁撤出其投资，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②利益相关者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利益集合体”。全球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遇到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企业伦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环境管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与企业经营时是否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密切相关，迫切需要企业界和学术界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③实例证明，在这些方面处理得当的企业，往往在赢得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赢得社会价值，而且后者较之前者来说，是公司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石。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发表论文

（一）公司治理目标由“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公司价值最大化”转变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传统的“所有与控制框架”的突破。现代企业中，公司的股票往往分散掌握在众多股东手中，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分离，经营者实际控制公司运作，债权人、职工、社会也为公司提供了一定的专用性资本并承担公司运营的风险。这些主体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甚至经常存在冲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等于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甚至还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恶意收购。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的目标也应考虑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职工、供应商、顾客、政府和社区等，公司治理应当是这些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平衡协调利益冲突，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二）公司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

公司治理广泛关系到各相关者的利益，公司的存在和运行需要股东、职工、债权人、供应商等相关利益人的投入和支持。尽管他们的投入在法律性质上不同，支持的出发点也有异，但他们的共同投入和支持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公司。缺少任何一方，公司都难以正常运转。玛格丽特・M・布莱尔认为，公司应该承认利益相关者的所有权并吸收其参与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主体已不局限于股东，而是越来越多元化。虽然如何确定相关利益主体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远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许多实践已经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例如，职工持股计划、职工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结构的重构以及发挥机构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作用等等。有些措施也已得到立法上的认同与重视。比如德国的“主银行制”，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

（三）公司权力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中重新分配

现代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公司的经营者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二者利益并不一致，而且经营者由于“内部人”的地位，往往会滥用职权，损害股东利益。这样就必须建立一种对经营者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随之又产生了“代理成本”问题。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既有效地监督和制衡经理人员，又使代理成本最小化。传统的方式有调整董事会的维度结构，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提高股东的控制权，加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发展机构投资者，从而有效行使股东权利。①但这些主张只能从一个方面部分地解决问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公司治理的现状，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另觅他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治理改革的要点在于：不应把更多的权利和控制权交给股东，相反，公司管理层应从股东的压力中分离出来，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如职工、债权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案就是增加职工的所有权和职工对公司资产的控制权，赋予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权利。②公司实际上是每个利益主体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载体，正是这种利益驱动机制的存在，才使公司有了直接的发展动力，各利益主体都试图在公司治理中掌握“话语权”，从而在博弈中达到一种力量的均衡，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

（四）人力资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传统理论认为，向公司提供资本进行投资的人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的目标是要维护投资者的利益。这里所说的“资本”仅限于物质资本，而不包括人力资本。如果说这种“资本强权观”在早期的机器大工业时代还具有说服力的话，那么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无论是经营者掌握的经营企业的才能，还是工人掌握的先进生产技术，已经越来越多的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现代的立法不仅允许投资者以技术入股，而且管制日趋放松，在高科技企业，技术等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更是远远超过物质资本。公司治理中表现在经营者地位的提升和职工参与公司治理。

二、如何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了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将目光停留在主流企业理论的框架之中。“股东至上主义”实际上支配了我国企业改革的进程，有学者称这种改革思路“既违背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原则，又过于简化，甚至扭曲了现代公司的制度特征”。③

任何制度安排，包括公司治理制度的安排，都是特定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产物。各种类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共存，正是它们能最好地适应各自的环境，平衡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选择合适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像我国这样正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更有现实意义。与英美等国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公司治理外部市场还很不发达，证券市场、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接管市场的发育情况都存在多种问题。与此同时，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社会舆论监督机制也不完善。所以，从我国企业外部市场的发育程度、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立法传统与社会文化习俗、转轨经济的路径依赖程度等维度来看，日本和德国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许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一）国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制度设计

在政府扮演所有者角色条件下，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形成了“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企业治理结构。这使国有企业改革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一是由于政府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当由政府对企业实施所有权约束时便会陷入“管”则干预过多，“不管”则失去控制的两难之中；二是行使监督权的政府官员可能与经营者“合谋”，侵蚀国有资产；三是职工和小股东难以行使监督权，其利益易受到损害。为此须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其核心是扬弃“股东至上主义”的逻辑，遵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历史潮流的“共同冶理”逻辑。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仅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防止国有股“一股独大”，充分保护小股东的权益，给予他们更多“话语权”。()第二，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如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等，重视和加强工会和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第三，政企分开，建立完善的经理选任机制，减少行政委派，聘任职业经理人，完善对其的激励约束机制，减少内部人控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二）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制度设计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财务、审计、法律制度不够健全，证券市场不够发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够严格，存在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现象，严重损害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对于上市公司的治理，应注意：首先，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对于违反规定的公司给予严惩。第二，加强中小股东的“话语权”，防止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第三，完善经理人市场，改善经理选聘机制，减少和防止内部人控制，完善经理激励及约束机制。第四，建立和完善职工参与制度，由立法规定职工进入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公司治理。第五，重视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建立“主银行制”。商业银行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三）民营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制度设计

近年来，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影响日益增大。民营企业大多以家族企业的形式进行运作。因此这些民营企业涉及的相关者并不多，但是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很多民营企业也采取了公司甚至上市公司的形式，这些企业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企业本身，在公司治理中应更多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第一，由于民营家族企业的股东与实际管理者基本上一致，或者两者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因此大股东和经营者利益的实现不存在太大问题。可能受到侵害的是小股东利益，在公司治理中应当防止大股东与经营者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所以应赋予小股东权利行使与救济机制。第二，现代企业对经营者素质的要求已越来越高，因此民营企业应引进职业经理人，以克服家族经营的不足。第三，应当建立职工参与制度及银行监管制度，此原理同上市公司，在此不再赘述。

篇6：论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

论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提出公司治理是实施内部会计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内部会计控制在公司治理中担当着重要的内部管理监控角色.并将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公司治理出发,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达到强化公司内部管理,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的目的.

作者：翁坚卢静作者单位：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工商管理分院,北京,100085 刊名：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MACHINERY 年，卷(期)： 19(2) 分类号：F275.2 关键词：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机制内部会计控制

篇7：公司治理民族文化影响研究论文

公司治理民族文化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民族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和公司治理原来的路径依赖，进而导致公司治理制度的变迁，最终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的民族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伦理孝道，推崇天人合一、重义轻利，这些深刻影响着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完善。通过民族文化的变迁，可以有效克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实现我国公司治理的“革故鼎新”。

关键词：民族文化;公司治理;自我进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一、公司治理与民族文化

制度变迁的理论告诉我们，非正式规则作为制度构成的一部分，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的演化决定着正式规则的变迁，两者之间是先和后、源和流、主和次、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民族文化作为非正式规则，其通过影响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及路径依赖，对公司治理的形成及演变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民族文化影响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民族文化为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所提供的道德基础、价值导向、传统习俗和精神信仰等，使其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一种经济理性的原则和立场。公司的有效运行，需要每一个治理主体都共同遵循某种基本的行为准则，而这种行为准则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和共同的行为习惯、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公司治理主体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的行为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之中的，通过这种特殊的“嵌入式”影响，制约着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抉择，从而深刻影响着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

（二）民族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民族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连接着历史上前后两种公司治理制度，其通过影响社会主体对多重均衡中某一特定公司治理制度的选择，形成了公司治理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在新旧公司治理博弈的过程中，博弈者作为一个理性人，其在博弈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博弈者根据当前的公司治理现状对未来的博弈作出预期时，他在以前的博弈中所形成的文化信仰就会深刻地影响其当前的预期，这样，民族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就在历史上不同的博弈和均衡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和承继关系。因此，在公司治理变迁的多重选择过程中，民族文化因素占据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的作用。

二、两大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根源性差异

目前，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有英美治理模式与德日治理模式。由于受到各自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两种模式在股权结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一）股权结构与股东类型

在英美的民族文化中，个人主义是其重要内容，由于个人主义的深刻影响，英美一直阻止银行、财团等金融机构通过投资企业进入其董事会，防止企业被其实际控制而影响普通股东的利益，这也是美国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分散、股东类型以社会公众为主的文化根源。冒险精神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正是这种敢于冒险、敢于博弈的精神，使得美国人热衷于通过买卖股票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形式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加注重企业的短期效益。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日本民族逐渐形成了藐视个人力量，注重集团力量和权威的特点，日尔曼民族与大和民族一样，也很崇尚集体主义精神，这是为什么德日的公司治理中股权高度集中、实行主银行体制和全能银行体制的文化根源。由于秉持集体主义理念，德日公司普遍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追求公司的长期效益。

（二）内部治理结构

民主自由是英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就了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由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英美公司在选择公司董事的时候，特别注重董事的个人能力，尤其是选择公司CEO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英美公司的董事会拥有极大的决策权。基于对民主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对董事会权力集中的深刻忧虑，善于创新的美国人建立了外部董事制度并率先采用独立董事，以制衡权力极度倾斜的董事会。日本奉行家族主义传统，崇尚家族权威，并把这种对家族“家长”的崇拜和尊敬推及至效忠皇帝、效忠国家。在日本，个人、公司、国家之间通过广泛交叉所有权关系建立了庞大了等级秩序网络，这个网络拒绝接受一切可能或试图破坏这种等级秩序的外部力量，所以日本的公司治理以内部董事为主。德国有较长的封建专制、君主专权和家族主义的传统，这也是其公司治理封闭保守、不主张改革以及坚持实行双层委员会制度的文化根源。

（三）外部治理手段

由于深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一直奉行政府不干预经济政策，鼓励公司之间相互并购，并认为这种广泛的并购可以有效的激励经营者，使公司的经营者、管理者更加坚定的维护投资者利益。因此，美国公司之间的恶意收购非常普遍，证券市场高度发达，公司治理由外部控制来实现。德日在二战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经济，积极实施经济国家主义，鼓励企业联合扩大规模，鼓励银行向企业融资，允许银行多种经营，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和德国的全能银行体制这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德日银行通过向公司提供贷款，对公司形成财务压力，及时进行相机治理。受经济国家主义影响，德日的金融市场非常发达，但是资本市场却异常薄弱，市场并购并不活跃，恶意收购更是很少发生。

（四）激励机制

美国人崇尚实用主义，注重效用至上，这种实用主义充斥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深植于美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在英美公司治理中，普遍采用年薪、股票及股票期权等多样化组合的物质激励方式，这种方式将经营者的利益与公司的成长、股东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最有效用的，可以有效克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德国和日本非常崇尚集体的力量，个人生存于集体大家庭之中，非常重视集体对于个人的评价，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集体荣誉以及基于这种集体荣誉而获得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肯定。反映在公司治理中，德日公司普遍建立了完整的荣誉奖励机制，根据经营者为公司所作的贡献的大小而授予相应的荣誉及权力，这种激励方式增强了经营者的归属感，实现了公司和个人价值目标的有机结合。

（五）职工参与

美英公司遵循“股东至上主义”理念，认为公司只是为股东赚钱的工具，公司的唯一目标就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只有股东才有资格参与公司治理，公司职工如果要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只能通过持有公司股票变成公司股东，这样才有牢固的产权基础，因此，英美公司职工主要以职工持股计划参与公司治理。历史上，德国的工人运动非常活跃，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学家，形成了职工民主管理的理念，这种理念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逐渐成为德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公司治理中，工人运动非常活跃，职工的政治觉悟非常高，普遍要求参与公司治理，通过选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公司治理恰恰适应了德国文化的这一特点。

三、我国民族文化与公司治理的完善

我国的民族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伦理孝道，推崇天人合一、重义轻利，在公司治理方面则表现为股权的高度集中，股东类型以国家、法人为主，内部治理较强，外部治理较弱，崇尚精神激励，鼓励职工参与。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与我国特有的民族精神是基本吻合的，但也有民族文化的部分负面因素影响着公司治理，可以通过民族文化的变迁来完善我国公司治理。

（一）我国公司治理的民族文化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大力提倡并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公司作为构成社会的一个小型集体，内部非常重视员工的归属和培养，外部则强调公司之间应当相互帮扶，因此，我国公司治理的股东类型主要以国家、银行和法人为主，公司重视保护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孝道，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以“伦理孝道”为结点的关系网络，为了确保网络的稳定有序，网络内的个人和集体以伦理孝道为指引，对内彼此认同、相互帮助，对外则排斥其他力量介入，这也是我国公司治理以内部董事为主、独立董事无法良好运作的深层次原因。“天人合一”讲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凡事以和为贵。公司的并购特别是恶意并购会严重破坏社会的和谐气氛，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对抗，这一点是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在我国不受推崇。在我国，重义轻利是传统美德，它强调要以“义”来规范“利”、制约“利”，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要“舍利存义”。国家的公益、集体的利益、个人之间的情谊都被视为“义”，在“义”的规范下，公司的员工更愿意通过获得集体的认同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在公司治理中，这种在职位晋升以保持均衡的“义”的前提下，通过年薪制实现自己“利”的诉求，恰是我国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种理念经过制度的强化和自身的变迁，目前已成为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文化。“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具体到公司治理当中，就是强调职工是公司的根本，公司要以职工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应当支持职工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来，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活跃，这种参与更多的是直接参与。

（二）民族文化变迁与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

民族文化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强化，不断实现自我的变迁，进而影响制度的变迁。民族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有自我进化和接触传播，在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通过内外的引导，可以实现公司治理的完善。

1．民族文化的自我进化实现公司治理的“革故”民族文化通过自我克服其不适应制度的部分，完成适应部分的积累，从而实现全新的蜕变;同时，通过培育新的民族文化，并不断通过制度强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变迁。我国公司治理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个人财产界定不清，权责不明，公司治理失效。因此，有必要引导集体主义自我进化，逐渐克服集体主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通过培育产权文化来补位，从而实现公司治理的完善。重伦理孝道会产生“官本位”和“唯上”文化，导致公司治理出现“一言堂”的现象，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利于公司治理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因此，应当克服伦理孝道中的极端现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天人合一”特别讲求以和为贵，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的人们不愿意通过激烈的手段破坏彼此的和谐关系，社会缺乏激烈竞争的文化环境，企业的活力得不到有效释放，克服其中的“中庸之道”，培育竞争文化，鼓励市场竞争行为，这乃是市场经济的深层次要求。

2．民族文化的接触传播实现公司治理的“鼎新”民族文化除了自身的变化之外，在不断的与外来文化交流、接触与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实现变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在与外国文化交流交融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的完善与发展。在继承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时，可以借鉴吸收英美个人主义中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加快实现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同时，我国公司治理的民主管理还不完善，可以充分吸收英美国家民主自由的理念，加快培育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民主管理制度，营造平等自由的公司治理氛围。另外，应当充分借鉴英美国家的权力制衡理念和法治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公司治理之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监督体系，完善独立董事的引入制度，规范公司行为，改革其中不利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成长的相关规定。

篇8：论公债对总需求的影响

一、中国：公债融资与总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关于公债融资与总需求的关系，经过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在增支公债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承担公债发行，将增加社会总需求；如果商业银行承担公债发行，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性作用，也有抑制性作用。（2）在减税公债的情况下，因减税能使民间消费支出和民间投资支出都增加，故公债融资会刺激总需求。（3）在以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性作用，也有抑制性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公债融资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到底是扩张性的还是抑制性的，不能从根本上确定。

但是，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尽管公债融资与总需求的关系不是很规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刺激了总需求增加。我们首先看一下表1列示的数字。从1981—1993年，社会总需求增年率的非加权平均值是19.07%，公债余额增长率的非加权平均值是32.90%。十余年来除个别年份外，公债余额与社会总需求基本保持同步增长。例如，1991—1993年公债余额增长率分别是15.19%、29.50%和28.02%，总需求增长率分别是16.0%、22.5%和31.9%。

表1 公债融资规模与总需求（亿元，％）

年度社会总需求（亿元）总需求增长率（%）公债发行额（亿元）公债余额（亿元）公债余客增长率（%）

1981 4543.21 — 48.66 48.66 —

1982 5061.70 11.4 43.83 92.49 90.07

1983 5633.26 11.3 41.58 134.07 44.96

1984 6797.17 20.7 42.53 176.60 31.72

1985 9150.09 34.6 60.61 219.13 24.08

1986 10616.62 16.0 62.51 271.91 24.09

1987 12315.56 16.0 117.16 370.57 36.28

1988 15435.04 25.3 188.77 532.53 43.71

1989 17181.63 11.3 223.91 717.12 34.66

1990 19210.39 11.8 196.99 663.35 -7.50

1991 22280.40 16.0 281.00 764.09 15.19

1992 27284.08 22.5 486.11 989.44 29.50

1993 35997.88 31.9 380.78 1266.72 28.02

增长率非加权平均值 19.07 32.90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债工作文件汇编》中所列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在公债余额数字的计算中，没有考虑应还未还和推迟偿还的情况。

我们提出的我国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有刺激作用论点的依据何在？

第一，就目前来说，公债的资产效应在我国是存在的。（1）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过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寥寥无几，纳税意识有待培植，人们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政府现在举债将来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法偿还。再加之公债利率高于同期存款利率，人们一直把公债作为一种安全可靠、收益率高的资产。这样，公债持有者在心理上把公债作为资产来持有，公债幻觉存在。当公债这种资产增加时，人们就会增加其消费支出，勒纳效应成立。（2）我国的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相当低，公债融资对社会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刺激效应。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低的国家，人们没有预想到偿还公债要在将来提高纳税义务，因而为弥补赤字而发行的公债使得家庭感觉变得富有了，刺激消费需求。在一定限度内，公债存量越大，家庭越觉得富有，就越想消费。倘若接受这一观点，我们就需要考察我国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的现状。如表2所示，自1981年以来，我国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稳步上升，甚至可以说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从1981年的1.12%，提高到1993年的9.31%，间提高了8倍。尽管如此，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仍是最低的，而且比工业化国家要低得多。（3）一般来说，短期公债的总需求效应比较大，但由于长期公债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总需求。我国到目前为止发行的公债大部分属于中长期公债，这种公债发行对总需求增加有一定推动作用。

表2 公债余额一收入比率国际比较

年度/国家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 15个重债发展中国家中国

1981 61.0 57.0 45.1 37.2 36.4 54.5 8.7 1.12

1982 66.3 61.1 50.1 41.1 40.1 53.2 11.7 1.97

1983 71.9 66.9 56.1 44.2 41.4 53.4 12.6 2.58

1984 77.1 68.4 58.8 45.2 43.8 54.8 14.2 2.97

1985 84.0 69.0 64.6 48.3 45.4 53.3 14.9 3.26

1986 88.5 72.8 68.6 51.1 45.4 52.0 15.8 3.68

1987 92.7 75.5 68.8 51.6 47.5 49.6 15.9 4.57

1988 95.0 73.0 68.2 51.5 47.2 44.9 16.4 5.91

1989 7.62

1990 6.79

1991 7.24

1992 8.28

1993 9.31

说明：表中15个重债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前南斯拉夫。

资料来源：帕伯罗·E·圭多提和义摩汉·s·库莫，1993，（负债国家的国内公共债务），中国金融出版社，第24—25页；有关中国的数据，是笔者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而得。

第二，80年代，我国公债的构成主体主要是居民个人，在公债利率高于同期储蓄利率特别是发行保值公债以来，数额在迅速提高的不征税的公债利息所得直接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我国对个人购买公债开始还本付息的1987一1991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在15%左右，边际消费倾向在0.8左右。也就是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额中，大致有80%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可见，公债利息的偿付刺激了总需求增加。

第三，政府购买支出（或称消耗性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直接构成因素，而购买性支出的资金来源之一是公债收入；政府购买性支出与新增公债收入呈同步增长，且新增公债收入占购买性支出的比率不断提高：1981年是4.72%，豆1992年提高到13.64%，近两年的提高幅度更大。特别是自1990年以来，我国进入偿债高峰，公债收入急剧增加。当然，新增公债收入中有一部分不直接增加购买性支出和总需求，因为1990年以来，我国公债的还本付息支出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来源于举借新债。如果把偿还旧债的那部分新增公债收入扣除，纯粹用于购买性支出的公债收入的比率依然年年提高（如表3所示）。

表3 政府购买性支出与新增公债收入（亿元，％）

年度购买支出公债收入偿还内债本息新增公债收入占支出比率

金额增长率金额增长率

1990 2925.96 14.98 196.99 -12.02 113.75 2.84

1991 3125.66 6.83 281.00 42.65 156.69 3.98

1992 3563.04 13.99 486.11 73.99 342.42 4.0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行的公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公债。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尽管改革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但以减税让利开道，不断扩大企业利润是共性。就是1994年实行新税制之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状况依然如初，同样是以企业留用资金量的增加和上缴国家财政量的减少为代价。从国有企业的留利额来看（见表4），1978年只有27.5亿元，1991年增加到555.4亿元（1高达700.6亿元），间年均递增33.5%。从国有企业的留利率来看，1978年只有3.7%，1991年提高到65.3%（1990年曾达到86.7%），13年中年均递增34.5%。

在减税让利的改革中，除了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了调整，支出规模相对缩小之外，政府收入结构发行了变化：（1）各项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以前的95%以上下降到90年代初的85%左右，充分体现了减税让利政策的实施结果。（2）中央政府开始发行公债，公债余额以年均33%的速度递增，以公债收入弥补部分收入不足。（3）中央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即以硬赤字融资。

表4 国有企业留利水平与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亿元，％）

项目/年度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1

留利率 27.5 144.0 216.1 355.7 489.3 700.6 539.8 555.4

投资额 3.7 21.5 34.2 45.1 49.6 55.6 86.7 65.3

投资增长率 668.7 745.9 845.3 1185.1 1978.5 2762.7 2918.6 —

— 6.7 26.6 24.6 17.7 20.2 15.1 —

各项税收和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率

97.34 92.79 88.66 81.51 94.36 92.91 87.55 84.8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公债的连年发行来支撑财政上的减税让利的改革道路。

国有企业留利额和留利率的增长，为其投资活动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来源。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1978年为668.72亿元，1990年增加到2918.64亿元，12年间增加了4.37倍。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1979年仅为4.58%，1990年提高到15.11%，12年间年均递增13.95%。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债发行支持了减税让利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留利水平，增加了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促进了企业投资活动，刺激了社会总需求的增

二、改进我国现行公债管理的两点建议

从调节总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公债管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公债种类结构不合理；二是公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尚未运行。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难以运用公债管理政策调控总需求。

首先，我国目前的公债种类非常单一，不能进行公债种类的最适搭配，更谈不上实现公债管理政策目标。

1985年以前我国发行的国库券实际上是长期公债，1985年开始发行的国库券，虽然到1988年期限已缩短为3年，但仍然属于中期公债。也就是说，1985年以前，中短期公债是空白；1985年以后，长、短期公债是空白。可是，在理论上，发行短期公债（国库券）有利于刺激总需求；相反，发行中长期公债，则有利于抑制总需求。从我国公债融资实践来看，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债管理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个有效手段。80年代初，我国经济不很景气，这时发行的长期公债（国库券）从公债利息最小化目标来看是合理的，但从刺激总需求，实现供求平衡来看，这种公债发行不尽合理。从1985—1988年，我国的经济运行处于繁荣时期，而就在1985年，公债期限缩短到3年，从公债利息最小化目标来看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公债期限缩短，公债的总需求效应增大，这无异于对本来已经过旺的总需求火上浇油。到了1989—1990年，我国的经济运行处于萧条时期，从利息最小化目标来说应当增加长期公债的发行，但从经济稳定目标来说应增加短期公债。遗憾的是，这两年的国库券期限依然是3年，并未缩短。

我们认为，我国今后国债期限的选择应趋于多元化，应兼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国债，长期国债期限在5年以上，中期国债期限在1—5年，而短期国债（国库券）期限在1年以下。从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若恢复经济正常运行是主要矛盾，就应适当增加短期公债（国库券）发行，减少长期公债；在经济繁荣时期，若经济政策目标是相同的，则要采取同上述相反的公债管理政策。从公债资金的用途来看，不同期限的国债应适应不同的资金需要。长期国债用于满足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中期国债用于满足一般性的建设资金需要，而短期国债（国库券）用于弥补财政赤字。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应当适当增加发行长期公债。（1）增发长期公债的必要性。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处于繁荣时期，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3.42%，是历史最高水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抑制需求膨胀，为此而应当增加长期公债。也许有人要问，增发长期公债不就违背了利息负担最小化了吗？理论上是如此，但我国因利率决定缺乏市场化，或者说，利率水平缺乏弹性，市场利率并未因通货膨胀而大幅度提高，因此，此时增发长期公债，公债利息费用不致过大。（2）增发长期公债的可能性。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增发长期公债可能吗？自1979年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17.02%，储蓄的增长幅度年年扩大，基本上保持了30%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995年前7个月，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平均每月以600亿元的速度递增，而且定期存款在储蓄总额中一直占70—80%的高比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发行长期公债是有资金保证的。况且，在公债的流动性增加，公债利率较高的情况下，已经形成的吃息者阶层可能更愿意购买长期公债。（3）推销长期公债的新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吸引这笔资金。我们建议可以采用国外的附息票债券，发行一种长期的附息票的债券，这种长期债券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本金，它可以采用无实物的形式；另一部分是利息，采用有实物的形式，发给债券持有者若干息票，凭息票可以定期领取利息，这样做既安全又方便。这种长期国债就可以把社会上长期闲置的资金吸收过来，用于国家的长期建设项目，缓解长期资金需求的紧张状况。

其次，我国目前公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尚未运行，使得我们难以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总需求。

中央银行管理货币数量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在公开市场买卖承兑票据和政府证券，尤其是以政府证券的买卖为主。就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银行准备金的影响来看，当需要刺激总需求时，中央银行可在公开市场买入公债，以增加社会的货币供给量；反之，当需要抑制总需求时，中央银行可在公开市场卖出公债，以减少货币供给量。这种公开市场活动因买卖对象不同，其效果也不一样：（1）当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购买公债，卖出者是商业银行时，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虽然没有变化，但它的准备金便等额增加了。商业银行就可利用这部分超额准备金从事信贷扩张。（2）当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出售公债，购买者是商业银行时，其直接效果恰好与上述情形相反，结果，银行信贷势必收缩。（3）当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购买公债，卖出者是一般公众时，其直接效果是使公众的货币供给量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同时都以中央银行购买的公债数量增加，从而诱发信用膨胀和货币供给量增加。（4）当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出售公债，购买者是一般公众时，其直接效果恰好与上述情形相反，结果，银行信用势必紧缩。

然而，公债的公开市场操作虽然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但有效的公开市场操作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健全而活跃的资本市场，二是要有足够的公债数量，而巨以短期公债为主。可是，我国目前亟待为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创造条件。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即适度增加证券交易所；二是适当增加短期债券的发行数量。

短期债券即真正意义上的国库券。国库券期限一般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2个月。国库券的发行期限根据社会总需求状况来确定，发行数量则根据财政赤字规模来确定。鉴于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处于繁荣时期，国库券发行规模不宜过大，只是为展开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创造条件，为今后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形势大规模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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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境对规范之影响

语境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我们生活的指示系统,规范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语境的烙印.语境以一种主客互动的方式作用于规范,要求我们在研究规范时必须考虑既有的生活情景.一方面,在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它通过影响规范的发生学和合理性条件使其表现为特定语境下形成的特定规范.另一方面,它创设我们对规范的理解和解释前提,要求我们必须在具体语境下认识和把握规范.

作者：杨松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刊名：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年，卷(期)： “”(6) 分类号：B017 关键词：语境规范影响

篇10：论环境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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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研研芦珊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上海,44 刊名：现代商业英文刊名：MODERN BUSINESS 年，卷(期)： “”(6) 分类号：X3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生态环境

篇11：论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论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信息化时代的进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网络，一些有条件的单位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域名阵地，并通过网络尝试着网上办公，OA系统的运用。汽车运营情况、每日派工统计系统等等这些根据工作所需自编软件的使用已大大增进了工作效率，也使网络随着计算机渐渐与企业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班组人员开始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使得接受新生事物很快的青年群体正成为操作、驾驭计算机的主力军，也使得青年群体成为了“计算机网络瘾民”。（一）网络对青年的帮助第一、可以开阔视野。因特网信息量大，信息交流速度快，自由度强，实现了全球信息共享，青年人在网上可以随意获得自己的需求。在网上浏览世界、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最新的新闻信息，科技动态；在电子商务网足不出户购到本地所没有的新奇产品……青年人在网上交流、交友的自由化，使他们交往的领域空前的宽广，极大地开阔了青年的视野，给青年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乐趣。第二、可以加强对外交流。网络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每一名成员可以超越时空的制约，十分方便地与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进行联系和交流，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由于网络交流的“虚拟”性，避免了人们直面交流的摩擦与伤害，从而为人们情感需求的满足和信息获取提供了崭新的交流场所。青年上网可以进一步扩展青年对外交流的时空领域，实现交流、交友的自由化。第三、可以促进青年个性化发展。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发展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因特网就是一个提供无限多样发展机会的环境。青年可以在网上找到自己发展方向，也可以得到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在网上注册开店、在网上创作网络文学、在网上论坛当个“斑竹”，利用因特网就可以学习、研究乃至创新，这样的成就都能拥有一批爱戴者，极大地发展了青年的个性。第四、可以促进青年的学业。因特网上的资源可以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学习材料，甚至是合适的学校和教师，这一点已经开始成为现实。这里值得提出的是，网络大学正成为国家已有的“五大生”之后的又一时代性大学，有许多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的青年，通过学习卡自由掌握和老师进行一对一教学，甚至在一些交通很不发达的地区，通过网络教学就可以随时聆听来自北大、清华的一流教授的授课，这种新的教学摸式只有依托因特网才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第五、拓展了当今青年教育的空间。因特网的信息量大、交流速度快，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吸引更多的青年，也成为青年寻求知识的主要手段。因此，加强网络对青年的教育已成为当前共青团工作的必要。公司团委早已开通武汉供电公司团委网站，并通过这个对外网站在网上提供共青团专业知识，严谨团的工作方式，在网上不断通报公司团委活动信息，与各个企事业共青团交流工作心得，进一步推动公司的青年教育工作。不难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网络正在逐步实现人类“点指八万里”、“天堑变通途”的理想。青年自身的特点与网络特征相契合的客观事实表明，以从互联网上获取、发布、利用、管理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生活已经成为青年生活的重用组成部分。当青年在深切感觉网络奇特功效的同时，其认知、情感、意志等正发生深刻的变革，一旦青年不能从网络本质及生活原则的深刻醒悟中明辨网络的价值属性，并从中获得有力的道德支撑，将有可能在网络黑洞的诱惑下落入“联而不通，不通则痛”的人生陷阱。（二）网络带来的弊端一是易上瘾。一些青年长期沉湎于网络游戏之中，有的已出现了网络病症，导致青年出现了精神和躯体的病症，影响了青年的健康成长。二是受蛊惑。因特网上有一些宣传黄色、暴力等内容的网站，还有一些政治上反动的网站，政治素质不高的青年容易受到这些污浊内容的影响。三是荒学业。青年中自控能力比较差，又不善于取舍的人，沉湎于网上浏览而荒废学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影响了青年的正常学习和工作。四是疏交流。网上交友聊天是当前青年上网流行的交流方式，网上交流都是在“背靠背”的情况下进行，容易产生说谎、虚拟的心理反映，网上聊天时撒谎、在网上说说粗话影响正常的人与人交流模式。网络是双刃剑，既能带来“学习的革命”，也能传播非健康资讯，既能拓展思维视野，也能软禁人的“自由”，因此，努力走好“引导”和“规范”两条路，对于青年自身以及做青年教育工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三）应对网络影响的方法 1、合理优化网络环境。网络环境既要宽松自由，又要规范有序，才能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同时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点，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优化网络环境，首先要正确把握网络的宏观导向性。面对网上各种思想文化的冲击，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牢牢掌握宏观导向的主动权。要通过网络确定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大力弘扬和捍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扩大正义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要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加强网上文明行为规范，维护文明的网络秩序；要大力宣传正面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引导青年用好网络，创新思维。 2、活跃青年教育方式。互联网使教育经历着空前的变革，拓展了教育的空间，促进了教育的社会化，但网络并不能代替教育者，不能代替生动活泼的实践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网上的“虚拟存在”与网下的现实世界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青年的网上行为与网下实践也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因此，利用互联网对青年进行教育与加强网下的常规教育是辨证统一的，切不可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3、挖掘网络信息资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十分普及，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立足当今社会所必须的基本技能。因此，合理疏导青年正确应用网络资源，是十分有必要的。在青年周围，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计算机进班组联网、电视电话会议的召开在管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大多数班组、部门的网络资源（包括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信息流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甚至不少当事人对网络知识、网络应用还知之甚少，这就需要从网络深层次的应用中领悟文明网络的内在涵义，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 4、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网络是个新生事物，网络社会的伦理规则处于建设过程之中，要多组织加强对网络伦理规范的研究和探讨，让青年明白各种网络使用的权力、义务、责任，以及网络道德的基本原则，形成网络使用人员的职业道德，构建和规范网络伦理。同时要大力加强网络规范教育，增强青年道德判断能力，培养青年遵守网络规则的法制意识，预防青年网络犯罪和网络失范行为。网络社会已经悄然而至，我们既不能因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对青年发展的巨大正面作用，而忽视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不能因为它的负面作用而敬而远之。青年应该与青年工作者共同加强对互联网的研究，探索新情况，创造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增强网络给青年带来的实效，减少网络给青年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