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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的名词解释

时间：2023-10-26 08:13:26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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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的名词解释

篇1：现代主义文学的名词解释

现代主义文学属于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学不主张用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开山鼻祖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而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则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篇2：现代主义文学的名词解释

在整个19世纪，统治欧洲科学界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牛顿的力学体系。在其影响下，实证、理性等观念是引导文艺发展的主流观点。但在20世纪初期，现代物理学，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极大动摇了古典物理学的物质宇宙观，科学世界变得微妙、复杂、难于把握。相继诞生的电子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进一步毁灭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观点，甚至极大的改变了语言。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例如，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重要流派之一的未来主义文学，就是在新科技发展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在哲学与文化领域，尼采“重估一切”的极端主张，对德语世界的表现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引导文学家深入开掘潜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直接影响了意识流小说。然而，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却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的直觉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基调。此外，康德不可知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克罗齐的直觉美学理论，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现代主义文学的文艺思潮

单纯从欧洲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可以看作是19世纪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向唯美主义文学转变、现实主义文学向自然主义文学转变，均形成危机而另谋出路的结果。

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随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而蜕变的产物，其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却丧失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精神，遁入象牙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尤以法国象征主义作家为最。

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则是19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的产物。它强调对外界现实的模仿，侧重描绘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病态事物和繁琐细节。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作为桥梁连接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

此外，20世纪欧洲艺术的发展几乎处处与现代主义文学同步前进。20世纪初，以塞尚、高更和梵·高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的第一批大师主张用宽阔的笔触、粗犷的线条、鲜明的色彩来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由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都和现代艺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有的时候甚至拧合成一个分支流派，比如超现实主义这一流派就同时包括了绘画、雕塑和文学。

篇3：文学常识：现代汉语名词解释

文学常识：现代汉语名词解释

1、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2、音素文字：是用一定的字母为书写单位，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中的音素或音位的文字。音素文字由字母按照拼写规则合成词，字母本身不表示词的意义。

3、音节文字：是以音节为最小的书写单位，一个书写符号表示一个音节，不同的音节用不同的符号代表。

4、象形字：是模拟事物形状来表示字义的一种造字方法。

5、指事字：是用抽象的符号或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以提示的符号来表示某个语素的造字方式

6、会意字：是汇合两个或两个的字来构成一个字的造字方式

7、形声字：所谓形声就是一个表意成分跟一个表音成分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造字方式、

8、现代汉字的标准化，是指对“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书面语用字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做到“四定”，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9、词根：词当众表示基本意义的语素

10、词缀：词当众表示附加意义的语素

11、单纯词：是由一个语素单独构成的词

12、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构成的词

13、单义词：只有一个义项

14、多义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而这些义项之间又具有内在的联系

15、同音词：读音相同、意义有没有联系的两个词或多个词

16、异形词：一个词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写法

17、理性义：词义中同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叫理性义。

篇4：伤痕文学的名词解释

伤痕文学的名词解释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文学的价值特点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小人物形象，如《啊!》中的知识分子吴仲义、《月兰》中的农村妇女月兰。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

伤痕文学的艺术评价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伤痕文学的作者们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了一幅幅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彻底否定““””，这就是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

篇5：词语百花文学名词解释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注：在当代中国，“特写”与“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

这种体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

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补充：

“百花文学”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新质”。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不仅上承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起好范式，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