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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的名词解释

时间：2022-06-25 05:49:47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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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的名词解释

篇1：美国文学的名词解释

美国文学的名词解释

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 或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指在美国产生的文学(也包括建国前殖民地时期的文学作品)。用英语写成的美国文学可视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美国文学的历史不长，它几乎是和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同时出现，较少受到封建贵族文化的束缚。美国早期人口稀少，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美国人民富于民主自由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观念较为强烈，这在文学中有突出的反映。美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移民不断涌入，各自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这决定了美国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和庞杂性。美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吸取、融化各民族文学特点的过程。

美国文学的特点

美国文学的历史不长，它几乎是和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同时出现，较少受到封建贵族文化的束缚。美国早期人口稀少，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美国人民富于民主自由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观念较为强烈，这在文学中有突出的反映。

美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移民不断涌入，各自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这决定了美国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和庞杂性。美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吸取、融化各民族文学特点的过程。许多美国作家来自社会下层，这使得美国文学生活气息和平民色彩都比较浓厚，总的特点是开朗、豪放。

内容庞杂与色彩鲜明是美国文学的另一特点。个性自由与自我克制、清教主义与实用主义、激进与反动、反叛和顺从、高雅与庸俗、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深刻与肤浅、积极进取与玩世不恭、明快与晦涩、犀利的讽刺与阴郁的幽默、精心雕琢与粗制滥造、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探索与对性爱的病态追求等倾向，不仅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形成强烈的对照。从来没有一种潮流或倾向能够在一个时期内一统美国文学的天下。美国作家敏感、好奇，往往是一个浪潮未落，另一浪潮又起。作家们永远处在探索和试验的过程之中。

20世纪以来，许多文**流起源于美国，给世界文学同时带来积极的与消极的影响。

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美国文学在各个时期产生了不同的文学作品。在殖民地时期，他们的作品一方面描述了发现新大陆和探索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是清教作品，清教作品是主要反映他们的自我的精神.而随后代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他们以美国人为中心，描绘本土风情，反映美国的自身问题，主要反映自由，拓展和个人主义精神。随后到来的超验主义以爱默生为代表，超验主义提倡崇高、谨慎、社会改革和教育、个人主义胜于传统和社会的原则，但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些文学作品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和批判现实主义。随着战争的爆发，美国文学也进入了现代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改革。

美国文学的流派

the 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团体。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悯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间的反战情绪。这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思想感情。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the 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的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 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0年，凯鲁亚克与巴罗斯合写侦探故事未成，却各自完成了一部垮掉派小说《小镇与城市》(1951)和《吸毒者》(1953)。霍尔姆斯从中受到启发，在小说《走吧》(1952)中更明确地反映纽约“垮掉青年”的生活感受，又在《纽约时报》上鼓吹垮掉派文学，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抑，他们就往西部寻求同道和发展基地。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李普顿为首的垮掉派组织，他于1955年发表小说《神圣的野蛮人》。在旧金山，以劳伦斯·弗林盖梯的“城市之光”书店为中心，聚合了一群立志从事“文艺复兴”的反学院派诗人，他们的首领即是后来成为“垮掉的一代”理论家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

Black Mountain Poems——“黑山派诗歌”

美国当代的一个诗歌流派。20世纪50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黑山学院任教的查·奥尔逊、罗·邓肯、罗·克里利等人创办《黑山评论》杂志，提倡与40年代流行的传统格律体相反的“放射体”诗歌，逐步形成一个流派。奥尔逊的《放射体诗歌》(1950)一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奥尔逊认为诗是把诗人的“能”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因此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形式只是内容的延伸;一个意念必须直接导向另一个意念，提倡快速写作。黑山派诗人还倡导诗歌朗诵。他们强调诗歌的自发性和口语化，采用美国口语和埋语，反对艾略特等人精雕细刻、广征博引的学院派诗风。50年代后期他们与垮掉派诗人合流，引起较大的反响。

篇2：文学常识：现代汉语名词解释

文学常识：现代汉语名词解释

1、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2、音素文字：是用一定的字母为书写单位，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中的音素或音位的文字。音素文字由字母按照拼写规则合成词，字母本身不表示词的意义。

3、音节文字：是以音节为最小的书写单位，一个书写符号表示一个音节，不同的音节用不同的符号代表。

4、象形字：是模拟事物形状来表示字义的一种造字方法。

5、指事字：是用抽象的符号或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以提示的符号来表示某个语素的造字方式

6、会意字：是汇合两个或两个的字来构成一个字的造字方式

7、形声字：所谓形声就是一个表意成分跟一个表音成分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造字方式、

8、现代汉字的标准化，是指对“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书面语用字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做到“四定”，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9、词根：词当众表示基本意义的语素

10、词缀：词当众表示附加意义的语素

11、单纯词：是由一个语素单独构成的词

12、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构成的词

13、单义词：只有一个义项

14、多义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而这些义项之间又具有内在的联系

15、同音词：读音相同、意义有没有联系的两个词或多个词

16、异形词：一个词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写法

17、理性义：词义中同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叫理性义。

篇3：伤痕文学的名词解释

伤痕文学的名词解释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文学的价值特点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小人物形象，如《啊!》中的知识分子吴仲义、《月兰》中的农村妇女月兰。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

伤痕文学的艺术评价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伤痕文学的作者们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了一幅幅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彻底否定““””，这就是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

篇4：词语百花文学名词解释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注：在当代中国，“特写”与“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

这种体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

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补充：

“百花文学”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新质”。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不仅上承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起好范式，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