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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时间：2022-05-27 01:37:34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共10篇）由网友“南水湘湘”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整理过的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作者/吴远，邓姗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在实现路径中，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包括满足需要是理论接受的动力源规律、接受主体与教育主体双向互动规律、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规律、认知接受与情感接受渗透影响规律、内化外化循环往复发展规律等，这些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起着支配作用。借助这些规律的指导，可以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实效性，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大众的主体意识，进而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行为。

篇2：规律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究

中图分类号：A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03-0057-05

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稳定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诸要素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以及此过程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目前，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什么”、“为什么”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内在逻辑、基本规律进行的微观研究还相当薄弱。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一般规律，才能使之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取得教育的预期效果。

一、满足需要是理论接受的动力源规律

满足需要是理论接受的动力源规律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的需要诉求是其能否接受认同理论内容、及其接受层次的内在依据和原动力。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对思想的需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行为科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洛认为，人的思想与行为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需要的层次性会影响接受的层次性。现代心理学也认为，在人的心理和行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驱动力是需要。马克思从宏观的历史唯物论角度来研究人的需要问题，认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内驱力，人的需要具有客观性，又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既有反复性，又有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最关心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放人自身，即从政治、物质以及精神等压迫中解放出来，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具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双重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价值即理论教育为统治阶级、执政党以及特定国家、社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个体价值即政治理论教育对“现实的个人”的有用性，即为“现实的个人”提供可靠的精神动力、正确的思想保障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完善人、发展人和提升人，促进和实现现实的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归宿和落脚点。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机是由人的需要所引起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也就是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马克思主义能否被大众接受与认同，根本上依赖于理论能否满足大众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由于内在需要不同，理论接受主体对来自客观外界的教育影响不是简单接受的过程，他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由需要发展起的愿望、意向、动机、价值观等对信息予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主体有着精神诉求需要、社会认同需要、自我定位需要、人格完善需要、政治参与需要等不同需要。需要的差异会影响接受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程度和接受程度，需要的满足方式也会影响接受理论教育的方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应当关注接受主体的精神诉求需要，把握正确的思想导向；关注社会认同需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注自我定位需要，做好心理的疏通引导；关注人格完善需要，挖掘潜在的素养能力；关注政治参与需要，培养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发现和保护接受主体已有需要的同时，积极挖掘其接受理论教育的需要，在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上与他们的内在需要相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教育，引导接受主体实现满足社会需要与满足个人需要的统一、体现社会价值和体现个体价值的统一，促使其有效地接受理论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

二、接受主体与教育主体双向互动规律

接受主体与教育主体双向互动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是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双方共同参与、发挥不同层次的主体作用，相互作用、影响互动的过程。合作学习论认为，教育过程是一个信息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积极主动参与教育活动，无论是接受教育信息、内化、外化或反馈检验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两个方面的主体性，使双方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教育主体的施教过程与接受主体的接受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缩短双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送过程，提高信息的转化效率，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精英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育者通过与教育对象的互动，激发其接受理论教育、并转化为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的主动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育对象所理解、接受和信仰，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地规范和引导其思想和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复杂的多环节反复运行的过程，教育主体作为理论的信息传导者，是接受主体接受活动的引导者，担负着组织、策划、指导、评价、反馈等重要任务，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着保证方向、把握时机、消除障碍、人格感染等作用。接受主体要对理论内容进行选择获取、整合内化、外化践行和反馈调节，使之有效地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政治观念，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这一过程往往不是教育者教育、教育对象接受的机械叠加，而是意味着彼此形成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大众化过程中教育对象作为接受主体，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教育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展开互动交流与对话的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教育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与不平等的统一的关系。“教育者是内在于情境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②教育主体是“社会价值的代表”，其自身的专业性、可信性、人格特征及社会期望等因素，决定了他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接受主体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发挥一定的主动作用，双方都以一定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为媒介展开交往。在双方的关系中，任何一方主体性的缺失，都不可能实现施教过程和接受过程的顺利对接、互相融通。教育者主体作用是教育对象主体作用发挥的条件，教育对象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是教育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目的。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不能替代。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教育主体与接受主体是互动关系。雅斯贝尔斯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①“学生的道德态度就在师生之间的每一次交往互动中得到了培养，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的互动一样，这些互动具有道德意义。”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教育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是理论内容、道德情感的交流与互动，这种互动关系贯穿于大众化过程的始终。因此，教育者的引导、指导作用不应该表现为从外部对教育对象进行强制性干预和控制，而应渗透在对其理论的传授与情感的互动中，对教育对象的思想理论状况和价值判断倾向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教育对象的新思维、新观念也会影响教育者与时俱进，使教育者更新拓展教育内容和方法，从而彼此形成一个相互影响、互促共进的过程③。

三、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规律

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与吸收转化的活动既是个体能动的活动，具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又要受其他方面的制约，具有受动性，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具有“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两重性，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④。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的能动性主要表现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和转化活动的自主选择和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⑤毛泽东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⑥接受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对象，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以及自我驱动的实践能力和反观自省的认识能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主的教育，必须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条件才能顺利进行。首先，接受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对教育内容和教育信息具有自主选择性。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不是盲从或消极被动，而是具有自主性和选择性，这种选择实践通常指向明确的目的，总是选择那些符合自己“期待视野”的信息，并按照自己已有的价值观念和认知习惯重新加以理解。其次，接受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具有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独立的自我意识，使其具有强烈的思考理解欲望，已有的阅历经验和思辨能力又使理解、选择、评论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通过自我教育更新达到自身的超越。正是通过接受主体自主选择和自我教育能动性的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被接受吸收与转化。

接受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必然要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的受动性主要表现为其对环境的依赖性、对教育主体的被动性和受自身制约的受制性。第一，接受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受社会环境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想观念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联系，是随着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是由环境决定的。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人的发展，决定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政治素质。因此，接受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第二，接受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受教育主体的影响。教育者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载体和精神状态，可以影响接受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程度和对理论内容的价值取舍，关系着接受主体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并不断进行精神境界的提升，从而直接关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第三，接受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受自身的规定和制约。接受主体自身的思想理论状况、思维认知水平、道德价值取向等因素也会影响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内化和吸收外化过程。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的吸收转化过程既受到其个体能动性的影响，又被受动性所制约，接受主体的能动性更多地体现了其自主要求，受动性更多是体现社会的要求。

四、认知接受与情感接受渗透影响规律

认知接受与情感接受渗透影响规律即接受主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认知的接受和情感的接受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情绪分化理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大多数活动是在认知与情感相互作用的驱使下进行的。心理学也认为，在教育过程中，认知是产生情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决定着情感的性质和方向，情感又促进或阻碍认知的发展。只有当认知和情感融洽一致的时候，判断才能正确，认知才能深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的认知接受与情感接受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只有充分掌握接受主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的变化规律，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才能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

认知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特性与联系的反映，是揭示事物对人的意义、作用的心理活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能力是接受主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来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应用已有的思想政治知识进行分析、判断和选择，安排自身的行为价值取向。接受主体认知水平的高低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得失成败的首要标准。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主体需要而产生的指向性心灵体验。情感在教育中的选择作用十分明显，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①情感是认知发生的内在动力，“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②。在接受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吸收和转化过程中，情感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情感――这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血肉；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养伪君子。”③情感是联系认识和行为的中间环节，是实现认知向行为转化的内部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的情感体验是理论教育接受转化中正负效应的关键。没有情感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难以为接受主体内心接受，规范和引导其思想行为的教育目的也难以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认知参与的过程，更是情感介入的过程，情感在不同情况下会影响知识的接受和转化。社会变革过程中，受“工具理性倾向”的影响，部分接受主体思想意识呈现出功利化价值倾向，在自我教育过程中，“自我中心倾向”使其习惯于更多考虑自己的需要，倾向于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并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进行选择和整合，较少从社会需要的立场来分析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割裂或对立了理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教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逆反心理。以单纯理论灌输为主的“传统显性教育路径己无法应对大众日益突出的‘去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冷漠化的心态现实，如果传统显性路径再普遍地存在着低水平的说教现象，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心态的冷漠”④。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仅从理性的层面对教育对象进行理论灌输，提高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水平，还需要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灵交流，提升其情感认同，使教育对象的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在积极互动的基础上协调统一、良性循环，产生知情互促的和谐心理状态，在激发调动学习主动性的同时，促进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悟、认同和接受。

五、内化外化循环往复发展规律

内化外化循环往复发展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接受主体思想理论和信仰由知向行的转化，要经历一个循环往复的内化外化过程。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H．C．Kelman）提出了态度变化过程的三阶段理论，认为态度的改变是一个从服从到同化再到内化的过程。内化是把情感认同的信念同已有的信念联系起来，对其进行判断、分析、吸收、认同与接受，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①。列宁曾将认识过程简要的概括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过程。”②心理学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量变到质变、直到新的质变的过程。认识发生学也认为，认识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反复递进的过程。由此可见，认识和行为的形成是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迂回曲折发展的过程。

“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③道德本质上是实践的，德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发展人的德性，德育过程的实质是教育对象在教育者的帮助下，消化、吸收、实践德育内容，使理性认识通过感性体验，实现内化和外化的过程。内化是接受主体将教育过程中传授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进行反映、选择、整合，形成用以指导自己社会行为的主体意识的过程。外化是接受主体将自身内化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自主地转化为行为，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的过程。内化与外化在此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内化是外化的前提和依据，不经过内化，个体就不可能接受，外化也不可能存在。外化是接受的实现形式，是内化的目的和归宿，没有外化，内化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接受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思想观点并不牢固，思想正确与否不是以其主观判断为标准，而是以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和社会规范为标志，即接受主体获得的观念必须投放到社会实践中去进行检验才能使之深化，进而形成用以指导其社会行为的主体意识，即内化。教育目的不能仅停留在理解认同的知性水平上，内化的最终结果必须由能动的主体意识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行为，即外化。内化外化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全过程的主线，是衡量教育成败的客观标准。认知主体的内化与外化是一个不断矛盾运动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循序发展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阐明认识的发展过程，概括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④教育对象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是对教育者所传递的教育信息（理论、思想、规范、要求等）通过注意、理解和整合最终形成稳定的理想信念、并转化为行为品质的过程，整个过程是否顺畅，不但受到认知参与和情感介入的相互影响，受到教育对象的内在需要、主观能动性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教育者自身素质、教育内容和教育媒介等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思想整合和思想斗争，内化和外化也只有在施教系统和受教系统之间的各个环节中反复运行才能逐步实现。因此，接受主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逐步转化为精神动力和实践行动，必然会经历一个循环往复、曲折发展的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中，满足需要是理论接受的动力源规律、接受主体与教育主体双向互动规律、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规律、认知接受与情感接受渗透影响规律、内化外化循环往复发展规律，是贯穿始终的，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中各个要素之间基本关系的反映，是对基本矛盾运行规则和趋势的揭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内在规律，对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路径、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无疑是一个具有现实价值的研究视阈。

篇3：《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心得

《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心得

这学期我阅读了《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书。最初的打算是通过阅读这本书而更加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未曾想，作者的人生经历更让我有了一分意外的收获。

一开篇，作者诙谐幽默的语言就吸引住了我。老师并不急于讨论马克思主义，而是现向读者介绍她的人生经历。刚开始，我还在好奇，这是怎样的一个老师，能如此坦然、不加丝毫掩饰地对众多读者说出自己的缺点。但越读这位老师的经历，我就越懂得，没有一番经历，是不会拥有她这样的豁达的。而作者这位特殊的“老师”的人生经历也给了我很多的启示。作者小时候认为自己不漂亮，也不聪明，因此特别自卑，但也正因为如此，坐着会提前学完课本，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我想，这对我们而言不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吗？提前学习课本，带着问题上课，这样学习也会事半功倍。作者的母亲曾在其幼年时教育她要能吃亏，即有牺牲精神。坐着本人也一直这样做了，并且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教育，我也深以为然。中国人的这种私德，何尝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品德呢？

作者人生经历里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她参加高考的事。作者当时学习成绩特别差，但她当时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大学，甚至是当成了一种信仰。为了学好习，她把小学一年级到高二的课本全都学了一遍。这还不止，作者是这样连续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的，并且，这也是她人生一比宝贵的财富。我不敢想象，如果面对这件事的是我，我是否能有这样的恒心和毅力，坚持到最后。复读是对人承受压力的考验，是对人的意志力的考验。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的人，就会妥协，但作者是一个不愿妥协的人，所以她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想，不轻易向困难妥协，这不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的精神吗？如今的我们，又有几人能为了心中的目标，绝不妥协，最终将其实现的呢？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跨越时间仍坚持目标，坚守初心，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做着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那一场大病。那场大病几乎夺走了她的生命，但在丈夫的陪伴和鼓励下，她活了下来，并且活得更好了，她开始

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了。后来病好后不久，她还要准备考博士了。我也明白了：病痛是打不倒一个人的，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有想要做的事，那么什么也打不倒你。所以我们也应该思考，有什么样的事是我们想要做的，无论面的什么困难也依然想做的那一件事。有了这样的一件事，人生也就变得有了价值，有了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从自卑到豁达，为了目标不愿妥协，坚持到底，面对病魔还能积极寻找人生价值……这就是这位平凡而又不凡的'老师拥有的优良品质，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具备的品质。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个能够坦然说出自己缺点的人。

除了在“老师”的身上学习到的感悟，我还从这本书中学习到了为何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一方面，这是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不仅个人需要信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需要有信仰的。国际的信仰就是国家确信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能够使得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社会发展也需要一个目标，有了目标，才知道朝着什么方向努力。第二方面，就是领导力的培养。自己的人生是有限的，无法通过单个人的努力来实现共产主义；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没有一批组织起来的公正无私的人，就无法改变社会陋习。而要把公正无私的人团结起来改造社会，就需要有非凡领导力的人。一个人一旦有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就有了号召力。真正的好领导，他本人是公正无私的，所以能够让人们建立一套公正无私的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号召起人民。第三方面是心灵的进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帮我们把心灵进化到具有共产主义追求这样的层次。了解了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才知道如何努力。

《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书让我看到了一位豁达开朗的老师，让我懂得了要从别人身上学习优秀的品质，还让我对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了解，实在是让我受益匪浅。我也会努力在青马工程继续学习，积极进步，争做一名合格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篇4：大众化教育视角下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大众化教育视角下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因此怎样培养具有新时代创造力的大学生就成了教育的'关键问题.高校必须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大学生创造精神,塑造积极创造性人格,加强实践环节等方面全方位加强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作者：唐琳袁志华陆雁翎作者单位：唐琳(江苏工业学院政策与规划办公室)

袁志华(江苏工业学院学生处)

陆雁翎(江苏工业学院机械学院办公室,江苏常州,213000)

刊名：湖南中学物理・教育前沿英文刊名：CUTTING EDGE EDUCATION 年，卷(期)： “”(12) 分类号：G643.1 关键词：大学生创造力培养

篇5：浅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下的高校理想教育探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顺势利导地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课题。文章针对目前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校理想信念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在当代大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一、当前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应该看到部分大学生存在着深层次思想问题突出、政治信仰模糊、理想信念弱化、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政府、学校重视不够，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

一方面，大学生数量增长速度快，加之理想信念教育自身量化、评价困难，投入无法立竿见影，致使部分主管领导在对待理想信念教育的问题上采取“实用”、“够用”的态度，不能高瞻远瞩，不愿投入财力和物力解决所需经费、教材、队伍建设等问题。另一方面，高校理想信念系统化教育缺失，教育实效性不强，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外，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权力崇拜、学术腐败等现象更直接地使大学生思想上产生困惑，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偏差。

2.社会生活环境复杂，理想信念教育难度加大

从国际环境看，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努力一直没有放松过，他们利用传媒、网络等输出其价值观，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削弱我主流舆论的影响，这些对我国大学生的蛊惑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国内环境看，由于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思潮的新旧杂糅、某些环节的失范和无序现象、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也给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种.种干扰。

3.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着“目标理想远大、自我期望值高，但缺乏实现理想的具体目标，对环境要求苛刻，不愿谈贡献，现实实现率低的矛盾”、“ 独生子女以自我成才为中心”等问题，这是造成其人身价值取向及理想信念上出现问题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此外，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理想信念教育口径不一致也是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确立的重要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背景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政治层面走向社会层面，而且越来越隐蔽化，越来越具有欺骗性。他们通过影视、音乐、文化交流等诱人的形式，大力传播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这些意识形态的渗透必然会使一些意志薄弱者对西方价值观念产生盲目的崇拜，背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出现新的信仰危机。因此，在高校中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任务还十分艰巨。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社会形态的多样化以及社会上不正之风对高校的影响使高校必须加强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这样既可以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宏大工程的主要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对策和思考

1.高度重视，积极投入，赋予理想信念教育新的内涵

搞好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领导重视是关键。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积极地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为推进和提高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必要保障。对于高校应努力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要把队伍建设纳入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队伍。二是注重理想信念教育理论的研究，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2.构建与社会发展和大学生特点相适应的传播和教育方式

（1）弘扬主旋律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相结合。理想信念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地宣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弘扬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旋律。因此，要发挥社会环境的整合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理想信念的教育氛围，保持强烈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中健康成长。

（2）积极推进高校“两课”的改革。高校“两课”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渠道。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科技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日益要求我们加大对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传统模式和传统手段的改革力度。改革教学内容，明确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来重新建构教材体系，使“两课”贴近学生实际，更具有说服力。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及远程教学等，使课堂教学时时保持丰富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把握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方向，营造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氛围。校园文化内在的教育导向和潜移默化的功能，对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们要把握好校园文化活动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加强对校园文化的管理，积极开展健康、高雅、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

（4）强化网络和学生理论社团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作用。高校通过校园网开辟理论学习的阵地，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对热点、难点问题适时开展有关问答以及讨论、对话等交流活动，创新网络教育方法，开展互动式学习和开放式学习，拓展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领域。同时，高校应加强对学生理论社团的投入、扶持和指导，使学生理论社团真正成为大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新平台。

（5）建立科学、合理的理想信念教育评估机制。理想信念教育评估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评估指标的选定，这是有效、科学、客观地衡量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关键环节。因此，对评估指标的选定要慎重，要根据理想信念阶段性教育目标和内容确立评估指标。

3.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渗透理想信念教育

高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达到知与行的高度统一。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通过组织大学生到企业、社区、农村等地开展社会调查和实践服务活动，让他们走出校园、深入社会，了解国情、民情。同时，高校还要在学生专业实习、军事训练、劳动、勤工助学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活动中有机渗透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自觉实践，知行结合，增长才干。因此，高校要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实践创新，培养大学生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4.强化大学生主体意识，增强自身甄别能力和抵御能力

要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转变观念，以人为本，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把理想信念教育变成大学生内在的强烈需求，变成他们自主和自发的行动，从而不断提高其自我学习、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能力。为此，高校应努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树立大学生的时代榜样，用榜样来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二是要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塑造大学生的健全人格。三是努力提高学生的网络信息鉴别力，强化学生的甄别能力和抵御能力。

篇6：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

摘要：党的十七大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简单的来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是理性走进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过程，是自觉文化自在化的过程，更确切的说其实质就是生活化，是理论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内化为大众的东西，影响大众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

Trying to talk abou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essence

Zhao ruimin

Abstract：The CPC focusing o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consolidate Marxist guiding position, put forward “carry out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pulariz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great project, in simple term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 essence is the rational regression of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and theory is entered popular in daily life, internalizes for mass of thing, influence public way of thinking, the behavior way and way of life.

Keywords: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Essence

我党在十七大上综合各种因素，敏锐的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在普及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直接原因就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把握不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简单的来讲，是一个自觉文化自在化的过程，是理性走进日常生活的过程，唤醒大众的主体性，使大众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使人成为具有自觉文化批判精神的人的过程。

一、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在最根本意义上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生活方式，起源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与政治和经济等社会活动外在并列的具体文化活动，而是内在与人的全部存在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性的存在。衣俊卿教授曾经在在其著作《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中强调，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和文化图式，在个体行为的层面，文化主要体现为人自觉或不自觉的遵从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体系。在社会运行层面，文化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和图式。

那么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并影响人类的发展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尺度的来分析文化。这时发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主导性的文化模式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性质。比如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的文化表现为以习俗、习惯等为主要形态的自在的文化模式，而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则表现为以科学、理性知识等为主要形态的自觉的文化模式。

衣俊卿教授曾经在在其著作《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中对于文化的存在形态作了关于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的区分。同时在书中指出，所谓自在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一方面包含着从远古以来历史地积淀起来的原始意向、经验常识、行为规则、道德戒律、习俗、礼节等等，另一方面包括常识化、自在化、模式化的精神成果或人类知识，如简单化、普及化、常识化的科学知识艺术成果和哲学思维。一般来说，自在的文化因素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示范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溶进每个人的生活的血脉中，顽固地然而往往是自在自发地左右着人的行为。一般来说自在的文化往往同传统农业社会相契合，因此往往表现为传统文化。

同时，衣俊卿教授还在书中对自在的文化做了阐述，他指出所谓自在的文化是指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科学对事物结构的运行规律的理性揭示，哲学对人和世界的命运与本质的反思，都是自觉的文化因素。一般来说，自觉的文化不是自在自发地，而是通过教育、理论、系统化的道德规范、有意树立的社会典范等等而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自觉的文化一般是以人类的自觉的精神生产活动形式为载体或表现形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科学、艺术和哲学。虽然艺术和哲学在人类很早的时候就存在，但是只是少数人的领域，大多数更多的是凭借自在的文化模式自在地生存。随着生产力的大众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当今科学知识的丰富，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和他们所承载的自觉的文化精神越来越通过教育、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而普遍进入到公共社会生活和普遍民众的生存之中。

一般来说，自在文化的载体往往是“人类的对象化活动的自在自发的历史凝结的文化形态。它通常体现在巫术、传统习俗、道德规范之中。这些载体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缺都具有自在的特征: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意识、文化精神、价值追求等在其中都是以“潜意识” 、“集体无意识” 、“集体意向”等形式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文化载体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而是每一天然共同体或社会群体的内在的组织形式或机制，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意识也不是外在地灌输给特定的民众的，而是这些民众在生活世界中与他们血肉相连地生成的。同自觉文化相比，自在文化往往更具有惰性和稳定性。”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

通过对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是理性走进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过程，是自觉文化自在化的过程，更确切的说其实质就是生活化，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必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生活化，才能使自觉文化自在化，这样才能进一步唤醒大众。。因为只有生活化，才能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只有生活化，才能成为群众的精神信仰；只有生活化，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民族的素质。

篇7：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积极引导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只有通过创造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相适应的文化动力，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向深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文化；文化基础；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大众化”的战略任务。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基础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是根植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的灵魂的再创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而运用其最基本的理论去塑造人们的认识。“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形式上说，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更有助于其宣传和传播。” [1]从文化意义上讲，要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必须从人民大众的不同文化层次去划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一致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思想在体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每个阶段。《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2]368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正是各种文化各尽其能的表现。“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3]23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历史传承性，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正确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去积极引领大众意识，防止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认识上的僵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必然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滞后性，于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成为引导人们认识新生事物的灯塔。“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空场’并不表明没有任何文化精神，恰恰相反，现实情况是，同时拥有太多的文化精神，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包围和挤压着，它们互相冲突、碰撞、排斥，而没有哪一种能够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精神。”[4]30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上的引路者，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传播对象的群体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大众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普遍价值观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形成相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取向。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5]（二）不同文化之间相对统一的和谐共生。要建设和谐共生的文化首先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在相互交融间会产生碰撞。因此，我们要在充分探究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之上去诠释其内在的统一性。和谐状态不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结果。（三）大众文化是动态的文化。大众文化的动态性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大众文化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天地之性人为贵。”[6]24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以人为本，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谐的大众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就意味着承认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文化的差别势必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后汉书?隗嚣传》载：“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7]243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必定会各舒己长，接下来便是造成各方的论战，如何正确认识不同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的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使不同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和谐共生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必不可免的。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努力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衔接点，在此基础上诠释各文化的共生性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更和谐。

四、结语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8]9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就是把马克思主理论用通俗的表现形式为人民大众所掌握。“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8]9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才能实现大众化，才能反过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由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实践的过程。” [9]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社会历史文化便是人民群众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问题同人民群众所熟知和了解的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如何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是现今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马克思主义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大众化意味着人们对该结论的普遍认识和实践运用。” [10]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土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根植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1]余金成.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实现与社会实现[J].理论探讨，（1）.

[2]陈戌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M].岳麓书社1989.

[3]范晔.后汉书?冯异传[M].中华书局1990.

[4]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云南人民出版社，.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

[6]范晔.后汉书?光武帝传[M].中华书局，1990.

[7]范晔.后汉书?隗嚣传[M].中华书局，199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

[9]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特征[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1）.

[10]余金成.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实现与社会实现[J].理论探讨，2010（1）.

篇8：浅谈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研究论文

浅谈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研究论文

社会学在分析生态环境问题时主要侧重两大理论模式，即结构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结构主义在分析环境问题时强调整体性和共时性，更加注重社会制度在形成和应对环境问题过程中的作用，其理论视角更多的是关注宏观层次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但结构主义忽略了环境本身存在的客观性。换句话说，结构主义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环境问题形成的社会客观性，它更多强调的是外在的、制度化的因素促成环境问题。而建构主义则另辟蹊径，该理论模式认为，我们要重新思考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将环境视作种人类社会表达利益和不同意见的“中介”，因而它启示人们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各个主体间实现某种平衡，这种平衡能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从环境本身去寻找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和对策。

一、建构主义的理论阐释

“建构主义”一词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一般而言，我们可将建构主义的词源最早追溯到美国学者彼德・伯尔格和托马斯・鲁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论知识社会学》一书。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也同样注重该概念的运用，他认为：“认识既不能看作是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的，也不能看作是客体原有特性预先设定的，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建构主义反对只讲主体或只讲客体，而是特别重视主客体的互动，其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思想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这种用法没有达到社会学意义的实践层次。20 世纪80 年代，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流行，间接地赋予了建构主义以新的含义。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模式，它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观念，即人类不是静止地认识和发现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经由人的能动性发现不断构造现实世界。在解释社会问题上，建构主义引入“互动”一词，将社会问题定性为社会互动过程的产物，并且这种互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它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该问题所持的态度。社会问题本身是各个不同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符号，是他们之间利益竞争的暂时结果。此外，社会建构主义主张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社会问题往往需要动用政府机构的权力，政府能够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整合，从而形成关于解决该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总之，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现象的问题性质，不是或不仅仅是被客观状况所决定，它同时也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

二、生态环境问题的建构

著名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Hannigan，J.A.)认为，群体对于环境的关注不是基于环境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被人们定义为环境问题。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不一致。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它们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才构成问题。[6]58-62我们至少可以从汉尼根关于环境问题的阐释中得出建构主义理论的五大要点。

1.建构主义是从动态的角度看问题。它主张环境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演变过程，即环境问题具有历史性。它告诫人们在环境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发展的意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要关注后代的生存需要。也是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树立大生态发展理念，把生态、经济、社会、文化融为一体，以生态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创新。

2.建构主义强调群体的主观性，认为环境问题其实质是不同群体之间表达自身利益的共同符号。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地位、文化，因此不同群体在社会生活中都有自身的利益趋向。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他们利用权力、财富甚至是政治斗争毫不留情地向环境索取所需的一切;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在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时也在竭尽可能地去获取环境的给予。但是二者对于环境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前者更多地会造成资源的枯竭，后者则是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3.建构主义特别注重人的能动性。能动性表现为群体对内外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建构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之所以对环境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是因为环境自身所导致。虽然这种观点有为人类辩护的嫌疑，但它也在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合理地将环境的负面影响转向有利方面。

4.建构主义意味着对社会事实的重新解构。后结构主义开创者雅克・德里达认为解构的目的是分析那些被隐瞒、被掩盖、能够揭露事物内情的要素。因此，建构主义主张环境问题不再只是某种应该加以改正的客观情境，它启示人们思考隐藏在环境背后的某些问题。我们与其宣称环境出现了危机，不如分析谁在强调环境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到底是由谁引致的。由此，才能找到环境治理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并强化责任主体环境保护与修复的义务，推动环境关注主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立法和依法处置环境污染行为。

5.建构主义将环境问题引入公共领域，赢来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政府机构的关注。这种关注使得政府部门认识到只有解决该问题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也从而使得许多对策真正进入了政府的工作议程，并有可能获得政策安排。

三、建构主义视角下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

根据建构主义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阐释，我们可以且应该充分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合理地协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分配，加强大众传媒、政府、民间组织等对生态问题的重视和监管，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利用科学技术减少环境对人类的不利影响

人类早期时代由于科技水平低，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着生产效率低、单位能耗高以及综合利用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的连带效应是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提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上的重要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科技的运用不是只注重在环境污染后的处理，而应该在对环境资源进行规划、开采直到生产都要把好关。要摒弃传统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在发展中就要做好环境保护。2.政府要加大对资源环境领域的科技投入，重视基础性、公益性的科技工作。鼓励科技研发公司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对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组织予以经济支持。3.稳妥推进资源环境领域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减少企业能耗，加大循环经济的开发力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4.在各个区域开展技术合作，实行区域联动制度，加大环境科技成果分享，共同实施区域性重大环境科研研发工作。

(二)正确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环境资源的诉求

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个群体对于环境状况的认知不尽相同。在某些环境问题中，环境本身虽然是利益群体纠纷的导引线，但这不是根本的争论点。比如在我国某些煤矿地区时常出现资源争夺现象，一些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小企业为了本群体的生存利益不顾实际地承揽发展任务，不断扩大生产，结果使得煤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也污染了当地环境。因此，环境的持续发展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使环境资源创造出社会财富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鉴于我国资源分布区域性不均匀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坚持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状况做好合理规划和科学生产，使人们能世世代代享受生态环境的恩赐。其次，要科学调配资源。对于缺乏迫切需求资源的地区要优先供应，并实行价格补偿机制。最后，国家要大力实施区域性资源调配工程。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保证相对公正的社会福利，从而避免大规模的群体利益纠纷事件，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三)发挥大众传媒在约束人类不合理行为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方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从而成为约束人类不合理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警示人们的作用。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作为媒体的监督公器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效率。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大众传媒不仅要监督和曝光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还要善于向受众传达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对环境危机的忧虑，从而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大众传媒应向受众及时报告本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增强受众对环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满足受众求知、求新、参与的愿望。其次，媒体应肩负自身的责任，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大众传媒应该尽量向广大受众多传播绿色资讯、普及环保知识，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倡导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新风尚。新闻媒体要多报道关于环境保护的典型案例和正面形象，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活动。最后，媒体的环境宣传只有与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结合起来，只有媒体与政府、企业建立起联动传播的合力机制，通过设定公共环境保护议题、开展大型环境保护宣传活动、专题培训等手段面向全体公民进行公益性环保教育，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因此，大众媒体应该率先垂范，实践绿色行动宣言。

(四)加强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主导作用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于出版了《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提出了“保障型国家”概念，认为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参与式国家”中的政府的辅助功能难以面对复杂的风险型社会。特别是在发展低碳经济和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政府的战略地位尤为显著，政府应该更加积极而有力地承担起不可推卸的环境立法与生态保护的责任。因而，政府应在发展生态经济中始终起主导作用。政府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首先，政府一方面需要引导人们清洁生产，另一方面在治理工业企业污染事件时要严格执法，不让违法分子有机可乘，要以行政手段强化环境保护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地位。其次，政府要加快环境保护的立法进度，明确各类社会主体在生产生活中应履行的环保义务。再次，政府部门应投入充足的财力、物力、人力积极处理已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建立环境问题的'预警机制，确保环境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最后，政府要加强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对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果我国政府在环保技术上能寻求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协作，环境的治理工作将从整体上得到较大提高。在这个知识产权越来越被重视的时代，技术共享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和保护中少走弯路。

(五)广泛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治理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仅仅依靠政府是很难实现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公共服务组织，能够弥补政府作用的不足。既然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提供所有的服务，就必须依靠社会的其他领域贡献他们的力量。非政府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非政府组织能够很好地发挥自身的宣传教育优势。它通过各种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向公众介绍具体的环境问题，能够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随着新兴技术的出现，如互联网，非政府组织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在网站上发布公众服务信息的方式号召广大民众关注环境问题的影响。2.非政府组织能够反映基层民众的心声，就群众关心的、涉及群体利益的重大环境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流，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构建和谐的沟通桥梁。3.非政府组织能够协助政府研究和制订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方案，同时还能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环境受灾区的居民。4.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一旦发现某些个人、企业等存在危害生态环境的问题会提出警示，在必要时会考虑提起诉讼，迫使他们遵守法规。此外，在解决某些全球化环境问题中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比如全球性的大气变暖就需要非政府组织积极搭建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商议节能减排的平台，以更好地应对全球性变暖带给不同区域的不利影响。

四、结语

生态环境是全球关注的重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实践证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应当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回馈相平衡。我们必须控制、约束自身的非理性需求和行为，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虽然它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建构主义并没有将环境问题当作一成不变的事实，人类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减少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利生态环境因素。

篇9：浅论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 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

[论文摘要] 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是传统文化在传播内容上的价值;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是传统文化在传播路径上的价值;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思想教育资源是传统文化在传播方法上的价值。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精神动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传播方法上都富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历经无数次的否定之否定,溶思想、知识、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大多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共产党人一种文化心理和思想性格,融化在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中,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独具民族特色、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而成长的,如果撇开或弱化这些理论成长的母体,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与接受它的土壤进行神形交融,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是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原理,才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意指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态度的“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科学解释,使得这一古老的概念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并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内涵的创造性转换。邓小平理论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滋润,邓小平理论才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邓小平不仅有一种“忧以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并且张扬了传统“革故鼎新”的革新思想,提出了要进行观念革新、制度革新和体制革新。同时邓小平还将传统的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康”转换为现代化建设的初级目标。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新表述。与时俱进,从词义上看,与《易经》中的“与日消息”、“与日偕行”,《魏书》中的“与时俱化”以及诸子百家中的“与时推移”、“因时制宜”、“审时度势”等意思是相近的。从义理上讲,与时俱进源于我国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时变”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传统“中”、“和”观念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传统精忠爱国、“知耻”文化的创新。

从以上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转换,不断被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扎根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消解,也不是异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创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生命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既不是单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去套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部分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发展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独立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而是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实现合二为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借鉴和吸收;另一方面也应该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也要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提升的同时,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自身在内容上得到丰富和完善。即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转换。

二、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传播路径上的借鉴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如何强化人民群众对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主导文化的认同,在传播方式上,需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机制上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征:

1.渗透机制:以儒学为主体覆盖全社会。

儒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和广为传播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学正统地位的奠定离不开下面两个因素:其一,儒家经典构成了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和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是紧密相连的。历代官学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汉朝中央官学——太学的教师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儒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官学的规范读本以及科举取士的最高准绳。其二,儒家教义成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衡量标准。儒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人格的自我修养体系,受此影响,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均被囿于儒学的意旨之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堂和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两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课堂,才能向人们讲授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抽象为具体、化死板为生动,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2.传承机制:以阐释儒家经义为手段。

由于儒家经典在历代封建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封建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就变成了对儒家经典不断地传注、释义、疏解[1]。儒学从孔子开始,就体现了重教化、重修身的德性政治光芒。到了汉朝,儒学与君权逐步结合,汉武帝颁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发生了质的转变,儒学由民间学术一下跃为官方学术,内容中纲纪观念非常浓重,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生在使儒学更好地适应汉代政治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仲舒流传下来的唯一完整著述《春秋繁露》就是阐发《春秋》之意的。自董仲舒开始,历代儒生就不断地做着注释儒经这样的工作,所以,流传下来的典籍大部分都是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著作,从总体上来说,都没有走出儒家的义理。

为此,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理论建构上要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学理支撑。专家学者们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理性或政策性的深入研究,要形成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从总体上加大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

3.整合机制:以“三纲”“八目”为价值追求。

《大学》居四书之首,这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典籍围绕“三纲”“八目”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一种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体系,是儒家提倡的社会和人生的总原则,也正是封建统治者传播儒家文化价值追求的目标指向。

“三纲领”是统治者倡导的道德修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大学》开篇就写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对此解释道:“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明明德”的涵义是彰明天赋给人的美德;“亲民”就是使人自明其德,革旧更新;“止于至善”是指达到一种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封建统治者规定道德主体要从“明明德”出发,经由“亲民”,最终要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同时还提出了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主体道德修为的具体实践之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借鉴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整合机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主导功能,实现人民大众的思想整合,要在一元的价值导向与人民群众多样的价值取向上保持平衡,在人民大众思想观念多样性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

4.制度机制:以国家意志为主导。

传统文化的传播主体和推动主体是主导社会意识的统治集团,在整个传播结构和传播过程中,凸现出一元性、垂直性以及强制性的特征。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皇帝既是政治权力的主宰,同时又是全社会信息的总源和总汇,对社会信息拥有绝对的制导权,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传播体制的一元格局。在一元传播体制下,传播只有在君王的控制和在儒学意识形态的制导下运行,自上而下的信息往往能便利地畅行无阻地通达四方。为奠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历代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形成了以儒学为内容的独特的教育考试选拔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重视制度安排是不可或缺的,它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长期性的传递和建构作用。当制度运行时,它便在不同的范围、层次和程度上成为大众共同接受的做法,这些做法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内化为大众的自我价值取向。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制度形式确定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

三、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思想教育资源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先秦时期国家和社会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来教化和统治人们思想的重任。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主要源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其教育思想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借鉴的传统资源。

1.以“学为圣贤”作为德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注重教育的层次性。

追求圣贤人格是儒家理想的德育目标。强调德行兼备,有德有才,把德行的修炼作为教育的首位。同时,还通过强调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增强人们“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信心。《孟子·告子下》里谈到,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在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荀子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三个层次(士、君子与圣人)的培养目标,通过设计趋近“仁,义,礼,智,信”齐备的圣贤人格台阶,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应当把层次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原则,即价值目标上的一元化和价值实现方式上的多样化相统一。既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导向上的一元性,也允许人民群众以合乎自身生活特点的方式去实现社会普遍的价值要求[2]。马克思主义总的价值导向是实现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这又体现为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价值要求,如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政治生活的民主平等等,它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的价值在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表现。对于这些价值要求,应当尊重人们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和实现程度的多层次性。

2.以“伦理”作为教育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强调人的自我完善。

儒家思想把“伦理”作为德育的基础,注重德育价值的内在性,大力倡导“为己之学”。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是说学习修养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的心安,就是把完善自我,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作为“学”的目的;而“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沽名钓誉。宋代大儒朱晦庵在《四书集注》中写道: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它们的差异见于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为己”而否定“为人”,是对主体自我的肯定,充分体现了儒家在道德教育方面关注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我们要遵循认同性原则。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许多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解释和说明,同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与发展,也要融入国民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之中。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人民群众的主体需要相契合,使人民群众保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和自愿性。

3.以“仁”作为教育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凸显教育的人性化。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可以算是系统中枢。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去求“仁”,认为“为仁”是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达到“仁”的理想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主动追求去做。孔子所提倡的“仁”,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泛爱众而亲仁”。儒家以“涵养仁心”作为德育的核心性目标,这不仅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而且使得德育有了统一的人性根基,更趋人性化[3]。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实际选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最简单、最鲜明、最具体的实例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4.注重环境陶冶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重视对主体的隐性规范。

儒家认识到外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对人的品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因此提倡教育者要主动创造好的环境,使受教育者得以健康成长。孔子曾提倡择友、择处,择友和择处都是有益于仁德养成的外部环境。孔子认为与修养高于自己的人交友,以友辅仁,见贤思齐,可以取友之长、补己之短。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不同的环境铸造出不同品格的人,他在《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由于环境影响不同,人“可以不尧禹,可以为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借鉴儒家的教育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隐性教育,加强传播渗透性。采取马克思主义进社区、进新农村、进网络,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等有效教育方式,利用文学、影视、小品、相声等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既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骆玉安.论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和特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5).

[2]赵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08,(7).

[3]刘红英.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J].北京教育,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