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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思想与经验-再析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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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思想与经验-再析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共9篇）由网友“年世兰”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审美的思想与经验-再析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审美的思想与经验-再析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

审美的思想与经验-再析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

李泽厚指出,华夏美学的主体即是上承礼乐传统,下统道、骚、禅之精神的儒家思想.正是这种美学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由此铸造了华夏艺术的'灵魂.其关于中国美学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他不仅勾勒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且描述了中国审美经验的历史形态.其思想与其说充满了思辩和冷静,不如说表达了印象和激情.

作者：董玲 DONG Ling 作者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武汉,430205 刊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24(7) 分类号：B83-0 关键词：审美思想经验视角

篇2：李泽厚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李泽厚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作者/王丽英

实践美学是现当代美学中重要的美学学派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凭借其恢弘的历史感和所承担的超出美学本身的启蒙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美学热。实践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先生，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审视美学，创造性地构建实践美学。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美学有诸多局限性，但抛开理论的局限，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美学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致性：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指引着实践美学的发展方向，实践美学藉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一、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有多种。其中，马泰·卡林内斯库的阐释颇具代表性，根据他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意味着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全面转变。刘小枫认为，“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一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的转型。”

中国的现代性可以看做是国人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路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性是从外面输入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不仅关系到对民主的渴望、对市场经济的诉求、对人的幸福的追寻，而且与民族、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现代性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19世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实现救亡的目的，虽然他们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正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后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的号召和带领下，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并在比较与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当冷战时期中国被迫封闭的国门再次被打开的时候，国人发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距更大了。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差距的原因进行反省，认为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处在世界边缘地位的原因正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和腐朽。一部分知识分子给出的新的现代化道路是学习西方文化，这被张法等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文化主导时期。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就意味着“中国在变革自我时实际上陷入全面的‘他者化’的境遇，即把西方‘他者’的元话语作为中国的元话语，以西方的道路作为中国重返中心之路”。全盘西化论由此重新登场，而且是以更为学术化的面貌出现的。

然而，全盘西化论毕竟不可能是拯救中国的真正的良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不可能一夜之间被送进历史博物馆。融入西方市场体系之后的家园感的缺乏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这种现代化模式在80年代末彻底宣告失败。因此，当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回归传统、从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想启示的潜流已经开始涌动。台湾的新儒学和海外余英时等人也促使这股潜流变成滔滔江河。90年代，张法等人直接撰文并提出了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口号。

一、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在中国现代性启蒙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美学的作用。王国维、蔡元培、丰子恺、朱光潜等都强调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力图以对国民的审美教育为途径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审美启蒙与康、梁等人的社会启蒙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性启蒙的进程。

新中国建立后，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很多学者都从马恩选集以及前苏联阐释过的马列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论文范文 )这时李泽厚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的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初步建构起实践美学的基本思想。在认识论范畴中，在主客观之争中讨论美学，这种探讨是在当时话语背景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可喜的是，实践美学在意识形态氛围中突围，并已萌发了人本主义思想和自由思想。

80年代的新一轮现代性启蒙中，美学和美学家担当了先锋角色。一部写成于“文革”期间，出版于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拉开了此次启蒙的序幕。虽然此书是一部哲学著作，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李氏解读，但其凭借全新的、不同于哲学教科书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令当时思想相对匮乏的国人惊叹不已，并继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纯哲学的书籍得以一版再版。在李泽厚后来的两篇论文《康德哲学和建立主体性论纲》《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李泽厚所提出的一些观念，如对主体性的强调，历史唯物论就是实践论，应该研究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对文化一心理结构和物质生产方式之间的‘积淀’关系的描述，审美作为一种自由直观和自由选择对认识和伦理的帮助，等等，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由此而来的是，美学再度成为学术思想界和整个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想解放思潮所关注的焦点，成为80年代重新开始的现代性启蒙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泽厚指出的道路是：“工具本体”是基础，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心理本体”的建构同样不能忽视。所谓“工具本体”，是指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放弃这一点，都强调这一点。甚至当他提情感本体时，也没有忽视“工具本体”的基础作用。在《历史本体论》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对历史上各种质疑经济（科技）决定论的驳斥。通过对“欲望论”“经济基础是否决定上层建筑”和“后现代”等问题的驳斥和分析，巩固了经济（科技）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基于此，他强调改良，而不是革命，并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今天，仅仅重视“工具本体”、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的弊端日益显现：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毒牛奶、毒胶囊等显现的人内心的道德和良知的泯灭……李泽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构建“心理本体”，通过“理性的内化”“理性的凝聚”，特别是“理性的积淀”，重塑整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经济日益发达，人的精神异常空虚的今天，重构“心理本体”、建构文化心理结构应是当务之急。甚至他后来提出的“新感性”“情本体”等理论，无不是在为文化心理结构的构建，为人类内在心灵的充实、道德和良知的回归寻找道路和方向。

三、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学理上给实践美学提出许多问题，比如理性是怎样“内化”“积淀”和“凝聚”给感性和个体的；作为人文学科，美学怎么能大谈经济等社会科学的问题；对“自然的人化”的强调是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心理（情感）本体如何从工具本体中生长出来，二者的关系又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从学理上来说都还值得认真地去研究，也可以据此对李泽厚提出批评。但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理论研究，他的美学研究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中国、为每个个体的幸福生活，甚至整个人类寻找出一个方向。他的思想既不像分析哲学那样从逻辑和语言人手而严格地限定命题和范畴，也不像存在主义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此在”和历史、文化割裂开来。在他的思想中，既有科学的精神（重经济），又有人文的思潮（重“活”的意义）。他的美学思想也是这样，是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潮的融合。

进入新世纪，美学基本问题是否仍像90年代那样呈现萎缩的态势呢？答案是否定的。随着全球化问题逐渐成为各学科的现实性和前沿性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挖掘的基础上，借助西方哲学界文化研究的方法，学者们在新的高度和起点上对美学基本问题展开了研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利用现代西方美学成果去解释、改造和发展实践美学。在此背景下，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有无发展，如果有，它的前途又是什么呢？

正如前面所言，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最大特色是哲学美学，或者换句话说，美学是哲学思想的验证和延伸。它提供的是美学的大的哲学框架，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展开，并需要实证科学的具体研究和支持。这些既是实践美学遭到驳斥或“超越”的地方，也是它在新时期可以得到发展的地方。

当高建平问李泽厚心理结构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教育传递的时候，李泽厚认为是通过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人在后天所接受的一切影响），而不是遗传。由于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情本体”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作用，他又认为，“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而教育在实践美学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这应该是实践美学在今后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美学研究室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实践美学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宋光专门提交了《实践与美育》的论文；韩德民也提交了名为《论李泽厚的美育思想》的文章，这些都在为先生设想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实现做着踏踏实实的努力。滕守尧除了用西方美育新论推进美育思想外，针对当今人类生存的具体现实指出“人的自然化问题”的几条具体的解决途径。除此，赵宋光从发生学和考古学角度对实践美学予以实证的补充；张玉能从学理上对实践美学内部超越性的分析；高建平等从微观的概念（经验与实践）上对实践美学观点进行解读，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今后实践美学发展的视角和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3．

[2]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J]．文艺争鸣，1994(02)．

[3]徐碧辉．美学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的审美主义问题[J]．文艺研究，(02)．

[4]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王丽英（1974-），女，河南许昌人，许昌学院社科部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篇3：道家美学与中国审美文化

道家美学与中国审美文化

作为中国美学中永恒追求的至极意境,正是道论在艺术领域中的'延伸与拓展.本文从道教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的兼容并蓄的特点论述出发,阐述了道家与中国美学的关系.指出中国美学重自然之美,虽有人为但似无人为之美.

作者：梁振南作者单位：广西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刊名：时代文学（双月版）英文刊名：SHIDAI WENXUE 年，卷(期)： “”(6) 分类号：B83 关键词：道家中国美学道家美学道法自然

篇4：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与设计审美思想

（一）从设计师的角度认识传统美学的特点要认识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一定要把握住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特点：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自先秦诸子以来，到汉魏的王充、刘勰，再到清代的王夫之、叶燮，许多的哲学家同时又是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存在了大量的美学思想，除了哲学家，历代著名的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等所留下的诗文理论、绘画理论、戏剧理论、书法理论、音乐理论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往往还是美学思想史中的精品”。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材料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值得现代设计师有很好地学习。

其次，中国各门传统艺术（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之间，往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包含。“譬如在诗文、绘画中可以找到园林建筑艺术所给予的美感或园林建筑要求的美，而园林建筑艺术又受诗歌绘画的影响，具有诗情画意。”各门艺术既具有自身的美感独特性，又在审美观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和相通之处。这个特点使设计师可以在传统工艺产品的范围之外更加广泛地接触到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实质。

第三，美学的理论形式之外，在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工艺产品之中，也体现出了丰富的美学思想。虽然自先秦诸子以来，造物的工艺就一直被归于“形而下”的范畴，但从先辈能工巧匠的高度技巧之中仍然表现出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古人强调“技进乎道”，从实际操作的高超技艺中可以归结出美的规律“道”。技艺的神化，进乎道，亦出乎道，道是技的立足根本，技是道的外在表现和激发因素。这种道与技的辨证关系，应该为现代设计师所把握。充分了解了以上特点，我们作为现代设计师就可以明白，中国美学的发展史，能够带给我们丰富的美学思想、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对工艺、设计、美的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并能够提供给我们许多资料和新的启发。这对把从理论上进行的设计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及对实际工作中创作思想的激发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国美学的起点是从老子美学开始。数千年以来，大量的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不断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从而形成了玄机独具，博大精深的中国美学体系。这个体系中蕴藏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从思想到行为上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大范围内进行总结和归纳，显然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此在本文中只能就中国古典美学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几个命题从设计审美的角度进行论证。

传统美学中“和”的思想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文化一直是讲主客二分的，于是在西方美学传统中突出的特点是“以个体为美”，强调形象性、生动性、新颖性，认为这是美之所以为美的重要属性。换句话说，“西方美学所欣赏的是'个体'和'局部'”。与西方人的这种审美趣味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美学更强调“整体意识”，具体思想表现就是“以和为美”。中国美学中的这种整体意识是建立在哲学的整体观之上的。按照这种整体观，世界是一个“包举万有，涵盖一切之广大悉备系统，其间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所，绝无凌越其他任何存在者。同时，又为一交摄互融系统。其中一切存在及性相，皆彼是相需，互摄交融，绝无独零零、赤裸裸，而可以完全单独存在者。”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要具有整体意识，“和”而不“分”。

譬如古人追求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正是整体意识的体现。对“和”的重视是由孔子那里传下来的。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的出发点，中心就是探讨审美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里所用的“艺术”一词既包括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包括装饰、工艺、建筑等造物形式）。孔子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审美、艺术和社会的政治风俗之间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为了使艺术在社会生活中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必须对艺术本身进行规范，艺术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必须包含道德的内容。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论语》中告诉我们：“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由此看来，“仁”是一种天赋的道德属性，孔子美学在这里强调的是审美中的道德问题。将道德观与审美结合在一起是儒家美学的最大特点。

《论语》中有言“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不仅符合形式美的要求，而且符合道德要求，而武乐则不完全符合道德的要求。可见，艺术包含了道德内容才能引起美感。所以孔子强调艺术要包含道德内容，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和为贵”。 “美”与“善”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指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美”是形式，“善”是内容。艺术的形式应该是“美”的，而内容则应该是“善”的（孔子这里提出的“美”与“善”，与本文第一章提出的“美”与“善”的范畴并非完全一致，笔者提出的“美”与“善”更强调二者之间相互包融的关系特征。

但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笔者是遵循孔子关于“美”与“善”统一的认识的）。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的命题进一步论证了“美”与“善”的关系。《论语》记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固然是讲一个人的修养问题，“质”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文”指人的文饰。但将孔子这个命题扩展到审美领域中，“文”和“质”的统一，也就是“美”和“善”的统一。儒家美学这个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以至传统文化体系中影响很大。历代的美学家、艺术家在处理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多数人都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反对“质胜文”和“文胜质”这两种偏向。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书画、戏剧、建筑、工艺产品）很少能发现文质不符的例子，艺术家们用一种十分含蓄而又优雅的手法将“文”和“质”融汇到一起。根据这种“美善统一”的观点，儒家美学建立了自己对艺术的审美标准。《论语》记载：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族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儒家的审美标准。这个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孔子倡导的“和”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多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都是以这个“和”字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始终致力于“以整体为美”的创作，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看作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

只有“和”才有美，“匪和弗美”。因此中国艺术“所注重的，并不像希腊的静态雕刻一样，只是孤立的个人生命，而是注重全体生命之流所弥漫的灿然仁心与畅然生机”。在古代艺术家的心目中，“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最本真的状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状态，因此也是一种最美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

“以和为美”，也就是以丰富为美，以多样性为美，这是对“和”的理解的另一层涵义。把“和”的观念应用于造物工艺之上，主要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的适度结合。在中国设计的历史上，漆器和瓷器的设计是对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诠释。漆器工艺在秦汉时期就在造型设计、装饰、工艺材料以及技术等诸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具有质轻、形美、耐用和华贵的特点。为了适应生活中的需要，古代工匠设计出了多功能、组合化、系列化的漆器产品。从马王堆出土的15件漆奁中就有双层奁5件，制作精细，装饰华美，表现出高度的设计匠心和功能的合理性。漆器的设计将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有良好的使用性、操作性，造型与装饰又是多样化的。瓷器的设计同样也是如此，造型优美，比例尺度恰当，工艺精巧。设计与使用目的的和谐统一，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下的多样化，创造出了实用和美观的典范。 “和”的观念还要求一切工艺产品都要兼养人的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达到“体舒神怡”的双重效能。在这一点上，不仅儒家美学如此，道家的美学观也主张精神与肉体兼养，美与善合璧。如倾向于道家理论的嵇康在《养生论》中曾写道：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这种“体舒神怡”、形神兼养的要求对古代工艺设计的思想、技法、表现形式提出了规定。因此在古代工艺产品中讲究和谐，讲究节制，过分强调设计中的某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失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艺术家的造型审美趣味很少指向“五色”、“五音”、“五味”等炫人耳目之物，而更多指向“朴素”、“平淡”一类对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就是“ 尚清”的审美追求。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审美要求“内敛”，正是美善统一的自觉要求，与西方审美观中张扬的唯美主义、片断性思维相比，是一种看待世界更为客观的视角。

篇5：审美现代性与21世纪中国美学论文

审美现代性与21世纪中国美学论文

处在世纪的转换点上，中国美学新的理论建构与深化前景究竟何在？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各种疑问总是同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学在中国的存在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自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步入自己的现代思想建构行程以来，各种美学问题的提出与探究，几乎总是先在地同中国人在社会剧变、国家困厄面前所产生的民族性生存焦虑相纠缠。现代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统一体系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生活幸福的规划设计……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明确地流露在20世纪中国美学种种具体而微的理论思考中；现代中国美学家们竭力想要借助美学的精神能量，严格而理性地框范、引导甚至建构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新的生命改造活动与生活希望。所以，尽管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却能看到，不管是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主张，还是保持了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理想，它们实质上都持守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即以“审美”作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化/艺术化”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因而美学上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分化最终不仅没有集结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立场长期并存，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如果说，功利主义美学观着重把“美”和“艺术”具体落在了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方面，那么，超功利主义的美学理想则重点突出了“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这样，无论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美学表现了怎样的理论分化，但从根子上说，主宰20世纪中国美学方向的，始终是一种“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现代中国美学力图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要求与实践改造，当作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美学本体论，以此来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美学家往往十分乐于充当这样的“社会精神医生”。

这里，我们便可以发现，如果把20世纪视为中国美学开始自身现代建构尝试的起步期，那么，这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当理论内部的“救世情结”和学术追求上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从外部方面强烈制约了美学的内部建构努力，美学在20世纪中国便呈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症候”——面对强大而急迫的外部社会压力，理论建构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了它的现实合法性；对于“审美”、“艺术”的强调，成为特定历史、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作为个体自由意识的选择与行动，则因此消失在美学对于“社会”这一集体利益的原则性肯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实际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向了“社会本体”的确立方向，成为一种坚定地站在社会群体意志之上的美学追求：它把社会改造的目的、人群关系的改善以及人生幸福的不懈奋斗等社会性的价值满足当作为美学唯一合法的现代性根据。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最大缺失：在社会实践意志、集体理性的高度扩张过程中，美学一方面表达了社会现代性的外部实践需要，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理论建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现代性实践所要求的，是群体的社会自觉、统一而不是个体的`生命自立、自由，是社会规范性而不是个体选择性，因而，追求社会现代性之实践满足的美学所集中体现的，便只能是那种超个人的社会意志、超感性的集体理性实践。而与此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却在于寻找社会本体、集体理性的超越前景，寻找并确立个体存在、感性活动的本体地位。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之现代建构所缺失的，根本上也就是对于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理论关注。

有鉴于这种历史的理论情状，中国美学倘欲在新的世纪里继续自己的现代理论建构追求，就必须在注意自身历史特点的同时，清醒地看到社会现代性追求在美学目标体系上的局限性，避免在对“社会本体”的确认中淹没掉“个人本体”的存在意义。从健全现代美学建构的整体要求出发，新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应当在自身内部充分肯定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重要性，重新认识超越一般社会规定性和集体意志之上的个体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审美现代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探讨对象，既是一种学术史反省的结果，更是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围绕审美现代性问题，中国美学研究需要思考的主要有：

第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及其理论展开结构。这一方面，我们主要应着眼于个体存在的本体确定性及其结构规定，并在这一结构规定上展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在这里，我们首先将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从美学层面上理解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现代冲突，如何把握“个人本体”与“社会本体”的理论关系？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始终把“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现实而绝对化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常常被设定为某种无法调和的存在，张扬个体及其感性满足被当作为对社会改造实践、集体理性规范的“反动”而遭到绝对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个体及其存在价值作为现代美学建构的思考中心，便需要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关系作出新的理解与确认，才能使美学之于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考辨真正获得自己的理论合法性。

第二，“个人本体”的美学内涵及其现代意义。必须指出，所谓“个人本体”应在一种价值概念范围里被理解，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学或伦理学概念；“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理性的生存，而是一种基于个体心理活动之上的感性存在。这样，强调“个人本体”，意味着中国美学将在突破一般理性主义藩篱的前提下，更加充分地关心个人、个人生存目的以及个人的心理建设，而不是以社会利益消解人的需要、以集体意志消解个人想象、以理性消解感性。事实上，美学原本就是一种形成并确立在个人主体活动基础上的思想体系，离开对“个人本体”的确证，美学的实际思想前提也就被取消了。所以，强调“个人本体”，根本上是要重新确认美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体系的学科建构本位，让美学真正站在“人”的立场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个人本体”的现代内涵？在这一点上，需要解决的理论困难主要是：首先，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个人本体”的现实规定是什么？这种现实规定又是如何在美学层面上具体体现出来的？其次，如果说，对于“个人本体”的确定，意味着对于个人的选择自由、行动自由、感受自由的肯定，那么，这种“自由”的价值目标较之历史的存在形态又有什么具体差异？换句话说，在体现和维护个人生存的基本目标上，“现代个人”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这样的特殊性在美学系统中将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再次，由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转换所决定，传统美学对于统一、完整和完善的理性功能要求逐渐被充分感性的个人动机所消解，其影响到美学的现代建构，必然提出如何理解感性活动、感性需要的现代特性及其意义，以及在现代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如何有效把握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对此，美学在自身的现代理论建构中必须予以深入的探讨。

第三，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现实关联。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现代性建构作为一个持续性过程，不仅关系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及其文化现实，而且关系着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主表达意愿和自由表达过程，关系着个人在一定历史维度上对于自我生命形象的确认方式。所以，社会现代性的建构不仅涉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和价值形式，同时也必然涉及审美、艺术活动对个人存在及其价值形式的形象实现问题。美学在探讨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本体确定过程时，理应对此做出有效的回答。这里应该注意的，一是社会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二是审美现代性追求在社会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三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现实合法性维度。

第四，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理论建构的关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各种中国美学的“民族性”努力总是相当自觉地把审美和艺术活动与社会进步、审美“人生”的实现与集体意志的完满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解放的关系等，当作一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加以高度推崇，并且强调美学理论的“民族性”特征与中国社会固有的实践伦理、集体理性要求之间的一致性。这样，肯定个人及其存在价值、张扬个体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便不可避免地会同这种美学“民族性”建构思维发生一定的冲突。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来说，能不能真正确立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合法地位，能不能真正满足美学现代建构的逻辑要求，便需要在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建构关系问题上进行一定的理论“反正”，厘清其中的关系层次，解除理论顾虑，同时真正从民族思想中发现、发掘和利用“个体本体”的理论资源——在这方面，中国思想系统中其实有许多值得今天重视的东西。

篇6：此在与审美主体的解构--海德格尔早期美学思想研究

此在与审美主体的解构--海德格尔早期美学思想研究

海德格尔基于基础存在论,展开对存在的.追问.在海德格尔那里,审美主体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此在.此在是通达存在的必由路径,在本性上,此在即在世界中存在.时间性是此在在世存在的根据,此根据消解于虚无之中.“在之中”整体是一种存在建构,其本性是世界的拒绝.由此规定了存在的悖论,即存在即虚无.由此,海德格尔解构了审美主体论,为美和艺术奠定了一个存在论的基础.

作者：张贤根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3 刊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B516.54 关键词：此在审美主体在世存在时间性虚无

篇7：儒、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之审美精神的初探论文

儒、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之审美精神的初探论文

【关键词】“儒、道”思想；山水画；审美精神；静穆玄远；中庸柔和

【摘要】受儒、道思想的浸淫，中国山水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重形似，有着突出的内在精神美。山水画家以林泉之心对待创作，寻找的是精神家园。中国山水画的整体面貌有一个明显的审美特征，那就是呈现出一种静穆、含蓄、玄淡、浑茫和中庸柔和之美，极少有浮躁不安、剑拔弩张的火气与刚猛之感。

不同的民族、地区，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艺术是民族文化中最突出、最活跃、最深刻的表现形式。作为重要画科之一的山水画，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可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两千多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之深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山水画固然不能例外。

首先谈谈中国山水画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比”、“兴”的艺术魅力，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大意是说：诗中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人可以通过形象的比喻，更深刻而又直观地感悟到有关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哲理。通过对比、兴的艺术形象的审美，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自然、社会与人的某些相通的本质来，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

文学艺术和造型艺术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可以说孔子“比德”观点予山水画以深厚的思想内涵。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是说聪明智慧的人爱水，因为聪明人活跃、乐观，正像水一样川流不息，富有生命的活力。有仁德的人爱山，因为他沉静、高大、宽厚而长寿，故有“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之妙比。先贤们通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在认识上终于冲破了人与世界的纯物质的联系，而上升到了精神层面的高度。

“孔子在高扬人格美的同时，取山水以喻仁、智，正是要把人的这种内在的、视而不见的品格，与经验中的山、水的特点相比，赋予这种内在美以具体可感的形式。”这种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融合的审美观点和道家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共通性，或者说在道家思想中表现得更为彻底。正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宗炳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于此，宗炳认为：山水之形象中蕴含着“道”，体现着“道”。道映于物，需要贤者静气、净心去体味。与宗炳同时代的王微也说：“本乎形者融灵……止灵亡见，故所托不动。”王微同样认为，神和灵是与形不可分割的整体，神无所见，所以托于山水之具体形式上。这里“灵”其实就是指的“道”。看来山水画在萌芽时期就和“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受“道”的深刻影响，中国山水画才没有把追求形、色、体、光的逼真放在首位，而是把“澄怀观道”作为终极目标。

那么“道”为何物呢？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并非指客观存在之物形，而是宇宙万物自身存在之因，是无所不在，不可言说的至理。正如老子所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可以言传的则不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可名状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事物，但“道”又的的'确确存在着，正如老子所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的“道”在美学上的体现就是一种含蓄、玄远的朦胧之美。也正是这“大象无形”之美赋予了山水画以无限生机。

从山水画的图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山水不像人物、禽鸟那样结构严谨，比例精确。山石树木等的形体造型可以说不受太多束缚，无“常形”的山水画，正有利于完美体现“大象之美”。恽南田的一段论说更能帮助我们对山水画与“道”之亲和关系的把握和体悟，作为画家，“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不是树不是山也不是笔墨，是什么？是“道”的化身。

即使是最工整细腻的中国山水画，也是“写意”的，正所谓“妙在似与非似之间”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儒家“中庸”思想之影响所致。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意是强调做人要把内在本质的人性，与外在言谈风范文采巧妙配合恰当、协调，才能成为君子，不可偏执一端。这对文艺创作更是影响至深至广，对中国山水画来说亦颇有启示：过分追求自然山水之形质，就会走入“媚俗”之自然主义的极端；相反，丝毫不顾自然山水之形态，一味追求笔墨技巧，搞表面游戏，势必陷入“欺世”的形式主义之窘境。这在音乐艺术上主要体现在对“中声”和“中和”的追求上，此不赘言。“中庸”作为美学思想强调的是“中和之美”、“敦厚之美”，“这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国艺术的内容；而且也影响着我国艺术的风格：偏重于柔美者多，偏重于壮美者少。”

另外，从中国山水画的整体面貌来看，还有一个明显的审美特征，那就是呈现出一种静穆、浑茫的阴柔美，极少有浮躁不安、剑拔弩张的火气与刚猛之感。就是五代末北宋初代表山水画家荆浩，关仝及范宽之作，那大山大水的构图，虽有“远视则不离座外”之宏大壮美感，但它所真正展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平和的静态之美，因为它所蕴含的运动及张力是内敛的而非张扬的，可以说是寓动于静的。这在范宽的《蹊山行旅图》中，我们能更清楚地感到这一美征。这大概也和儒、道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大家知道，儒家讲“仁”与“德”等等，“仁”与“德”都是建立在“中庸”平和，甚至是“谦让”基础上的。可谓谦逊有加，这在整体心理上无不表现为无示张扬、不露锋芒而倾向于平静的。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认为，人必须靠心才能认识真理，因为心是人形神的主宰，它必须做到空灵、专一、不乱、即“虚壹而静”。做到虚壹而静，方可明察秋毫，体悟万物之理，从而也就认识了“道”。“虚壹而静”的观点不仅在哲学史上影响甚大，而且还深深地渗透到山水画创作中，致使它在整体上表现为偏于静穆的冲虚之美。此正如欧阳修所云：“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从两个“难”字上，我们不难看出欧阳修也是推崇绘画“冲虚、宁静”之美的。这和道家的某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显然，相比较而言，道家的一些思想对山水画趋于“阴柔”的审美特征的形成，影响更为深透。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认为水虽柔弱，但其恩泽万物而不与之争利，天下虽没有比水再柔弱的事物了，但它能以弱胜强，以柔克刚。这些观点充分地体现老子注重“阴柔美”的美学思想内核。这在董源、巨然，尤其是“二米”萧散简远、平淡天真的山水作品里得到了较好的展示。

由“道”产生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面，而它们的调和却是以“宁静”、“冲虚”为前提的，这正和儒家中“德”、“仁”、“谦”、“让”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天地万物皆然，既然山水“以形媚道”，贤者“澄怀观道”，那么山水画的创作欲合于“道”，达于“自然”，必戒火躁、硬实、刚猛之弊，而求静穆、阴柔、玄远之境。这一点，我们不仅能从历代绘画品评中得以印证，更可以从历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观赏中获取更真实的体悟。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页。

[3]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1卷，，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40页。

[4]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版，第79页。

[5]宗炳：《画山水序》。

[6]王微：《叙画》。

[7]老子：二十五章。

[8]《老子・一章》。

[9]《老子・二十一章》。

[10]陈传席：《陈传席文集》（1），河南美术出版社，版，第917页。

[1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页。

[1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13]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1卷，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55页。

[14]《荀子・解蔽》。

[15]杨大年：编着《中国历代画论采英》，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16]《老子・十六章》。

[17]《老子・八章》。

[18]《老子・七十八章》。

篇8：酒神精神的东方视域-现代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效

酒神精神的东方视域-现代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效

内容提要：尼采思想与中国知识人的关联，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关心。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尼采思想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尼采审美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尼采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审美原则为最高原则来削平世界的深度模式，以个体审美体验来否定世界的本真意义，是审美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审美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

一、尼采思想与中国知识界相遇的一般情况尼采,这位自称具有“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德国哲人，即使不是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无疑也应属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列。从19梁启超在《新民丛刊》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2]，到19李石岑主持的《民铎》杂志编辑出版“尼采号”，再到李石岑《尼采超人哲学浅说》[3]和“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铨的《从尼采到叔本华》[4]等著作的出版，从王国维鲁迅到茅盾郭沫若……尼采的思想，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始终受到知识人的关注。

就尼采作品的翻译而言，应该说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鲁迅、张叔丹、肖赣、郭沫若、刘天行人等最早翻译的是尼采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的序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文，首先有一位无名氏发表在《国风日报》上的译本，其后郭沫若、马君武、肖赣、徐梵澄、雷白韦、高寒（楚图南）也有不同的译本问世。尼采的自传《看哪这人！》（Ecco Homo,1908）则主要有包寿眉、梵澄、刘恩久、高寒等人的译本。另外徐梵澄还译了《朝霞》（Die Morgenrote,1881）和《快乐的知识》（Die Froehliche Wissenshaft,1882）两本书。还有一些短篇文字的翻译情况，这里不再一一列出。[5]

同样值得注意的则是国外一些介绍尼采思想和生平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这些作品主要来自英法和日本；德国人对尼采的直接论述则几乎没有涉及。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Muegge《尼采》一书[6]，法国人Henri Lichtenberger《尼采的性格》[7]和日本人三木清的《尼采与现代思想》[8]等。和许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情形相似，尼采思想在中国的流播，中间媒介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至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涉及尼采的著作与文章更是数量可观；而受到尼采影响的知识者更可以说是大有人在。[9]事实上，尼采的超人思想以及打破一切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等重要思想，在中国赢得了来自不同知识群落的广泛反响与回应，并从不同的侧面被赋予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内涵。比如，章太炎是较早提及尼采的学说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比较的重要思想家，早在19的时候他就说到：

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佛学王学，虽有殊形，若以楞枷五乘分教之说约之，自可铸溶为一。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岂特天人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尼采之贵族学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10]

而几年之后（1915）谢无量对尼采的认识，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人在近代以来的大变局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尼采思想的“多偏宕横决，易使人

[1] [2] [3] [4] [5]

篇9：酒神精神的东方视域-现代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效会员资料

内容提要：尼采思想与中国知识人的关联，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关心。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尼采思想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尼采审美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尼采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审美原则为最高原则来削平世界的深度模式，以个体审美体验来否定世界的本真意义，是审美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审美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

一、尼采思想与中国知识界相遇的一般情况尼采,这位自称具有“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德国哲人，即使不是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无疑也应属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列。从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刊》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2]，到1920年李石岑主持的《民铎》杂志编辑出版“尼采号”，再到李石岑《尼采超人哲学浅说》[3]和“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铨的《从尼采到叔本华》[4]等著作的出版，从王国维鲁迅到茅盾郭沫若……尼采的思想，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始终受到知识人的关注。

（篇幅：19000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