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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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马怀德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成为很多国家行政法近几十年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法制实践，各行政管理领域的强制执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体上，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特有执行模式。①其次，在手段上，直接强制似远远多于间接强制。再次，在程序上，则以法院“非诉讼化”的“申请与形式审查”为主要形式。最后，在监督与救济方面，则以行政复议、诉讼与国家赔偿为主要途径。但是，制度的初步建立既不意味着其合理性得到肯认，也不意味着法治化程度得到提高。相反，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来看，目前还存在着大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立法，执行权限模糊，手段混乱，程序不健全，行政决定的执行缺乏力度等，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正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出发，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制定统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构想，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研究。

一、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是在继承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逐渐形成的。学界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表述尽管不完全一致，②但主要内容是大体一致的。即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国家机关；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是强迫当事人履行义务，采取的手段为强制措施。不同定义的区别在于：首先，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认识不同，有人主张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均有权采取强制手段追使当事人履行义务，有人主张只有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才称为行政强制执行，司法机关执行行政决定或行政法义务的行为不是行政强制执行。其次，对强制名义认识不同。有学者主张强制执行只能依据行政决定，不能直接依据法律实施强制，而大多数学者主张行政强制执行所针对的是当事人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为，所以，无论是行政法确定的义务还是行政机关决定确定的义务，均可成为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名义。再次，执行的手段不同。有学者将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界定为行政强制措施，有的将其界定为行政措施，有的将其界定为强制方式。最后，强制执行追求的结果有差异。多数学者主张强制执行的结果是迫使拒不履行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如果行政强制执行针对的是可以代为履行的义务或某种状态，那么达到与义务履行同一的状态也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追求的结果。上述观点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对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机关、执行内容、执行手段及执行结果等方面认识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行政强制执行理论与一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的紧密联系。我国行政机关与法院共享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实践反映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理论的不成熟与复杂性。要彻底有效地解决行政强制执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仍必须对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我认为，下述几个问题则是行政强制执行理论首先应当予以回答的。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

行政强制执行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抑或是行政司法混合的行为？如果是行政行为，如何解释法院依申请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如果是司法行为，那么又如何解释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情形？如果是混合行为，是否意味着行政强制执行本身就是一种界线不清的行为，很难界定。事实上，行政强制执行是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所要强制当事人履行的义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它所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行政义务，即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使用的手段即强制措施则可能是行政的或司法的。所以，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另外一些则为司法行为。但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即行政义务角度看，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由于性质不同，救济途径也有所不同。如果是针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寻求救济，只能通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途径；如果是针对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寻求救济，则可能要分别通过行政诉讼和司法申诉赔偿进行。

（二）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行政主体既有下命令权，自然也有执行权，此观点源于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的著作。③也曾长期支配着普鲁士的政治法律实践，奠定了德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基础。本世纪初，德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被日本所接受和移植，并通过日本，对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也产生了决定性的间接影响。④二战以后，随着各国民主政治体制的重建，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行政权当然包括强制执行权的观念受到冲击，行政强制执行权须有法律特别授权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接受。看来，在现代社会，并不能绝对地认为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的自然延伸，它同样需要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并不自然地享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仍应视法律的具体规定判断自己能否实施强制执行。

（三）为何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部分强制执行权

行政强制执行意味着行政机关有权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依法直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义务履行相同的状态。虽然行政机关不享有全部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但毕竟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必须借助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这是历为，“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特权，它的执行方法和私人关系中义务不履行的执行方法

不一样。在私人关系中，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只能请求法院确认义务的存在，并强制他方履行义务。除通过法院外，私人不能有其他强制履行义务的方法。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的特权，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规定，不需要通过法院确认，当事人不服时，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申诉。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依职权执行。……行政处理具有强制执行力量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决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绝执行，公务将无法实施，国家将成为无政府状态。”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机关都享有程度不同、范围不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则得以本身之公权力，实现行政行为之内容，无须藉助于民事法院之执行程序，此乃行政执行之特征所在。”⑥但是，由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行政决定或行政法义务，多少会引发执行不公，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有效制约行政强制权力，除立法统一规定行政强制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外，还需将一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这才能从根本上限制或监督行政机关滥施行政强制现象的发生。

（四）划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理论

很多人认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属于折衷模式，即“并不一概否认司法机关的行政执行权而仅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完全把行政执行权归集于司法机关而排斥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何时由行政机关径自强制执行，何时由行政机关申请司法机关执行，须由法律法规明示。”⑦而法律法规的规定又很不统一，有的法律规定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有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有的法律规定要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或申请强制执行，

有的法律甚至没有规定由谁执行。至于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而不那样规定，很难说清楚

。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划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理论标准，即：“（1）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律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如强制拘留、滞纳金、强制收兑等等，名目很多，但此类规定只限于极少数行政机关。（2）对一些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执行手段，如强制划拨，由各单行法规定是否由行政机关行使

法律没有授予的，任何行政机关都无权行使。为了防止滥用此项权力，损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只给了少数几家行政机关，其他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房屋拆迁、土地退还等。（4）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⑧但是，这种标准仍很难掌握。就海外理论而言，似乎存在一项划分行政执行与司法执行的相对统一的标准，即“欧陆各国对于行为或不行为之执行，固均由行政机关自行为之，而有关公法上金钱给付之执行，则并非由行政机关自为执行。”⑨至于金钱给付义务由谁强制执行，各国做法又不完全一致。如奥地利对于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由县政府及联邦警察官署有权选择适用《税捐执行通则》，行使财税官署之权限，自行执行，或以债权人之身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德国，公法上金钱给付之执行，法规未有特别规定

时，以税务局为执行机关。执行标的为动产的，依《租税通则》所规定的程序执行，如为不动产则由法院依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执行。⑩看来，把行政相对人所负的义务区分为作为、不作为及金钱给付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划分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是有一定道理的。

值得说明的是，有些行政义务是无须执行的，故也谈不到强制执行的问题，“如果行政处理的内容是决定或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时，不需要执行。例如任命某人为公务员，剥夺某公务员的荣誉称号、开除某学生学籍，这些行政处理所规定的内容，根据行政处理本身就已实现，不需要其他的执行行为。”⑾

（五）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与行政强制措施、即时强制、司法强制措施的关系

行政法理论虽然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及即时强制概念，但实践中的区分却并不明显。特别是有关强制执行中直接强制与即使强制，法院依行政机关申请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司法强制措施等概念之间并无明确界线。按照现在较为流行的观点，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拒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各种性质的强制措施，如强制预防、强制制止、强制恢复、强制保全、强制执行等。行政强制执行的表现形式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只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它们在前提、目的、起因、采取机关等诸方面均存在区别。⑿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都

属于强制执行，不同之处在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而即时强制一般都是在情况紧急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针对的是违法的嫌疑，而即时强制则主要由于情况紧急。⒀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法院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司法强制措施并无不同。我认为，根据性质不同将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几种是恰当的。行政强制执行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实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介种类。所以法律如果仅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措施而不及其余是不妥的，理论上也应将二者视为种属关系研究。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也是种属关系。因为即时强制只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或为制止性的，或为保全性的，或为促使性的，或为恢复性。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依据法律采取的，而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则以法定义务或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为前提。即时强制实际上不是行政执行问题，只是由于即时行政强制措施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十分接近，所以常放在一起规定。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及实践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与实践均始自8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律建设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阶段，严格地讲，此时的行政处理决定基本上依靠行政隶属关系得到执行。例如，当企业不履行纳税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通过行政手段迫使企业履行。另外，对公民拒不履行行政决定的，也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及压力实现。所以，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必要建立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也逐渐增多。从立法的内容看，既有对财产的强制执行，如对违章建筑的强制拆除，对滞纳金、罚款的扣缴，也有对人身和行为的强制执行，如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政拘留，违反环保法的责令停产停业的执行。从执行主体上看，立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划分两大类：

（一）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内容往往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为当事人设定的各种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遇有当事人拒不履行该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履行。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兵役法》第61条规定：“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对于“擅自设置网具或种植水生物的，主管机关应当责令所有人限期清除，或者强制清除。”《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规定“本章规定的处罚，由公安机关执行。”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情形除上述几种外，还包括强制遣送出境、强制许可、强制收兑、强制退还、强制拆除、强制检定、强制变卖、强制收购等。⒁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通常仅限于行政机关为相对人科以普通义务和法律法规确定的义务，较少及于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者科以制裁性义务的情形，这是我国立法的一种特殊现象。此外，这类行政强制执行多以行为和人身为强制内容，相反，有关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除特殊几类行政机关享有自行强制执行的权力外，多数行政机关没有此种权力。⒂

（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以法院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故学术界将这种制度总结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体制。⒃尽管也有人对这种体制批评甚多，但目前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⒄纵观80年代以来制定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法律均将行政处罚的执行权交于法院。例如，198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主管机关给予的罚款、吊销职务证书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982年通过的《食品卫生法》（试行）第38条也规定“对罚款的决定不

履行又逾期不起诉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申请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强制执行。”1984年通过的《森林法》第39条规定,“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的罚款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罚款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也不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收征收管理》第56条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立法一改过去在法律责任一章交代诉权、诉期的同时规定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立法习惯，规定行政处罚的同时并不明确规定处罚的执行问题，例如公布的《证券法》第11章规定了34项处罚条款，但并没有规定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机关和权限。这不是立法的疏忽，也并不意味着授权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事实上

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立法意识的反映，即凡是法律法规未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强制的，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然这种立法习惯的改变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有直接关系。《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就立法而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义务多为金钱给付义务，即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没收等财产罚。早先个别法律规定法院强制执行的内容还包括“吊销职务证书”等处罚，很明显这是立法的疏忽。按照《行政处罚法》第6章的规定，执行的内容也全都是财产罚。诸如警告、暂扣吊销许可证、执照处罚都是类似确认或形成判决的处罚，无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行政机关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

除上述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以及须申请法院执行的立法情形外，有些法律还规定了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如1987年公布的《海关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的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没收或者将其被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变价抵缴，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选择模式实际上是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种特例。即只有在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于执行前已采取某些强制措施的前提下才适用。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此类强制措施，仍然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及实践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统一立法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制度，必须建立在统一的立法基础上。目前我国有关强制执行的立法极为分散不统一。有些立法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问题，有些却没有规定，即使规定了的，也十分不统一。行政诉讼法第66条表明了一个原则，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的以外，其他行政行为的执行均需申请法院。很显然，这一原则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法律以什么标准确定行政自行强制执行权？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哪些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又如何实现自行强制执行权？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申请如何执行？责任由谁承担？是否所有行政行为都需要强制执行等问题，不一而足，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进行统一立法。

（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缺少指导原则

像其他行政行为一样，行政强制执行也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范。但由于我国立法并无太多类似的规定，所以实践中滥用行政强制措施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未经预先告诫强制拆除房屋，超过执行范围采取强制措施，习惯使用直接强制措施，不善于使用间接强制措施，不分时间强制执行，错误执行拒不承担赔偿责任等，这些问题均需通过统一立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原则加以解决。

（三）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不清

由于立法的原因，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和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限的划分问题上缺乏统一标准和界线。一方面，很多行政机关因没有法定强制执行权而不得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大量的申请执行案件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也增加了法院负担；另一方面，由于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通常采用形式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使得很多申请执行案的审查流于形式，法院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更有甚者，行政机关与法院“联手”设立派出法庭，巡回法庭等机构，法院出名义，行政机关出钱出办公设施，共同强制执行，以至于划分不清哪些是行政职能，哪些是司法职能。据报载，“有的法庭派员直接参与抓计划生育，收缴'超生'罚款；有的参与'三提五统'兑现，直接'催粮收款'，还有的应有关部分之邀，为其收缴欠费等，个别干警在受到阻力或指责时，甚至动用警具，违法乱施强制措施。”⒅这些现象说明，把所有行政行为的执行权归诸法院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办法，不仅难以保障行政行为执行的公正与效率，而且也与法院专事司法、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符。同样，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所有决定的设想有违行政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强制执行须取得法律特别授

（四）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不完整，程序不健全

现行体制下，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手段并不完整，缺乏应有的力度和威慑力。表现在，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拒不执行行政决定的情况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到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目的。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如果没有其他强制措施相辅助，仅凭此种执行罚是无法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此外，诸如没收违法所得，没

收非法财物等行政处罚及其他行政行为如何执行，则找不到相应措施。再如《兵役法》规定对拒不履行服兵役义务的，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至于如何强制则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和手段。再如《土地法》对违法占地的行为规定了责令其退还土地、限期拆除地上建筑的强制执行手段，但遇有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本身并无任何有效的强制执行手段。不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机关执行起来就更为艰难，由于没有法律授权，所有行政决定的执行都须申请法院，以至于一些数额较小，又无争议的罚款没收处罚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处罚在法院欠拖不决，难以得到及时执行，个别法院也借机收取执行费，或与行政机关“联手”执行，造成很坏影响。目前，法律对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规定也不统一，有些行政行为的执行，只有直接强制手段，而无间接强制手段，有些相反，只有间接强制手段，却无直接强制手段。而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程序对行政决定的执行也存在诸多难题，与法院的判决、裁定“执行难”一样，同样难以达到迫使相对人及时全面履行义务的目的。

由于目前几乎没有任何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程序立法，所以现实生活中因行政机关滥施强制措施引发的争议迅速增多，法院也难以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程序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于法院依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实践中的做法非常混乱。不仅发挥不了法院监督行政决定合法性的作用，而且很容易形成“扯皮”现象，降低行政管理效率。由此可见，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缺乏与力度不够、程序欠缺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大问题，有必要通过统一立法加以解决。

四、行政强制执行立法构想

篇2：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存在诸多问题，不仅影响了行政权力的顺畅实施和行政效率，而且也给公民法人的合法人身财产权利造成一定损害，成为制约行政法制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救济制度相对健全的同时，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考虑建立规范行政行为的.基本制度，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制度。行政强制执行立法需研究的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名称及适用范围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名称及适用范围，学术界提出了两种主要的选择方案，一种方案是制定行政强制法，其中包括行政强制执行与即时强制等内容：另一种方案是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非执行性的强制措施及即时强制措施不宜纳入立法范围。从目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领域及行政强制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看，单纯规范行政强制执行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强制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多于行政强制执行，故采用第一方案，制定一部能够规范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的统一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当然，由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实体设定权在于特别法，所以在行政强制法中不宜将行政强制措施作为重点。尽管行政强制措施中的主要部分，如即时强制不属于行政执行问题，但仍有必要单列一章，作专门规定。由于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很多问题涉及法院的司法强制措施，所以，法院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也属于该法适用范围。

（二）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在我国立法中是空白。理论界曾提出过四项原则，即强制与教育相

结合原则；依法强制执行原则；目的实现原则；执行适当原则等。⒆国外行政强制执行法也有强制执行原则的规定，如奥地利行政程序法68条第3项，行政程序法施行法第2条第1款，行政罚法第36条第2项，瑞士联邦行政程序法都规定了比例原则。⒇德国行政执行法也规定了适用方式适当原则和最小损害当事人和公众原则，目的实现原则等。(21)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立法目的看，一方面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所以行政强制执行法应当采用的原则可以包括以下几项：

1、依法强制原则

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采用强制手段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首先应取得法律的授权，既可以是统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授权，也可以是各单项法律的授权。其次，必须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最后，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规定实施的行政强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纠正违法行为，赔偿损失等责任。

2、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很多国家行政程序立法中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则。按照台湾学者的解释，比例原则包括适当原则、必要原则及法益衡量原则。适当原则为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并且为正确手段，即在目的手段的关系上是适当的。必要原则又称最少侵害原则，是指当有其他同样有效且对于基本权利侵害较少之措施可供选择时，则应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措施。狭义的比例原则指行政手段不得与所追求的目的不成比例。(22)就内容而言，比例原则似乎涵盖了最少侵害原则、目的实现原则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均衡等内容。比例原则是多数国家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和司法中掌握的一项规则。如在法国，“强制执行不是行政处理执行的唯一方法，而是行政处理执行的最后手段，只在没有其他执行方法时才采取。”(23)在美国，“行政机关的简易行为，是一种例外的行政执行程序。……这种执行方式对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法律只在极有限范围内，而且出于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时，才允许这种执行方式存在。”(24)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也应规定这项原则，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实现原则，即行政机关在强制过程中目的一旦实现，则应停止一切强制行为。最小侵害原则，即凡是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政强制手段，先用最轻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避免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必要为限，由轻到重依次进行，优先选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和间接强制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均衡原则，行政机关在选择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时，应考虑兼顾社会公众利益为个人利益。

3、事先告诫原则

该原则要求行政机关采取直接强制措施前，必须预先告知当事人，并为其留有一定自我履行义务的期限，不得突然袭击。如在法国，“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前，除紧急情况以外，必须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在当事人表示反抗或明显的恶意不履行时，才能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25)德国行政执行法第13条也规定，行政机关“首先必须以一定方式对强制方式予以警告，之后允许确定和实施。”(26)

4、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不同于行政处罚，不以制裁为主要目的，以实现行政目的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为目的。行政强制执行也不以采取强制措施为目的，其目的是敦促相对人履行义务。所以说服和教育相对人促使其履行义务是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但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目的，仍需保留采取强制措施的最后权力。只有将强制与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够既保证行政权的实现，又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强制执行机关

行政强制执行是就相对人承担的行政义务而言的，行政强制执行不仅限于形式意义上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还应包括法院依照申请或诉求针对行政义务承担人而为的强制执行。所以行政强制执行可以分为两种执行程序及执行机关。立法机关在设定行政强制执行权对可以考虑以下职权划分标准。

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确认性行政行为、法律授权的限制人身自由行为及作为或不作为等普通义务的执行。如吊销许可证、拒绝许可、责令停业、行政拘留、强制隔离、带离现场、强制传唤、强制清除、强制补种植被、强制履行兵役等。行政机关自身无力强制执行或在域外执行、遇到抵抗情况下，可以请求其他机关协助执行。即时强制措施由行政机关依法直接采取。

法院负责财产决定的执行，如罚款、没收、收费、扣押、冻结、查封等执行。行政机关遇有当事人拒不履行上述财产义务或出现法定情形有必要就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由行政机关向法院提简易行政诉讼，法院经审查认为无争议的，即可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强制执行，如果当事人有异议，法院须经审理确定后，决定执行与否。

（四）强制执行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分为行政机关的执行措施与法院的执行措施，法院执行可准用民事诉讼法，不赘述。行政机关的执行措施可以分为执行罚、代履行及直接强制。除非情况紧急可以省略执行罚和代执行迳行采取直接强制外，通常情况下三种行政强制措施应按先间接后直接，先轻后重等顺序进行。立法可以明确规定三种行政强制方法的前提条件及实施程序与方式。

行政强制执行法除采取上述强制措施外，还可以考虑创设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罪及对不履行行政决定者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对于涉及财产义务，如经执行罚仍不生效，又无直接强制手段的，可以考虑由行政机关向法院起诉，法院运用简易行政诉讼程序确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仍不履行，法院可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也可以判处义务人拒不执行行政决定罪或蔑视法庭罪。由法院强迫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

即时强制措施大多都是特别法单独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只须

对行政即时强制的方式、条件及

救济加以规定。即使强制按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对人身的管束、对物的扣留、对物的处置、对住所、场所的进入等。即时强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行政强制执行法原则。

（五）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首先应区分行政自行强制执行程序和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行政机关及执行人员首先应当履行表明身份和预先告诫的义务，规定履行义务的期限和方法；其次，根据比例原则和间接强制优于直接强制的原则，选择不同的执行方式，然后根据每种执行方式的要求和条件予以执行；采取直接强制的，必须按照比例原则选择恰当的执行时间进行。如不得在夜间、节假日进行。义务人在行政强制中反抗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强力，或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执行，费用由提出请求的机关承担。

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执行行政决定的程序应以行政行为已设定某项涉及相对人财产权的义务为前提，当相对人拒不履行交付财产的义务时，如拒不交纳执行罚、罚款、没收的财物（动产、不动产），拒不交纳税费时，可由行政机关发出预先告诫，仍不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直接向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适用特殊的简易程序审理此案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及当事人拒不履行义务的事实是否成立加以审查。然后，作出执行的裁定，如当事人仍不执行的，法院可以采取包括司法拘留、罚款在内的司法强制措施。上述措施仍不奏效的，法院可以考虑根据行政机关或检察院的起诉追究当事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法院在受理行政机关因执行提起的诉讼后，可以根据情况和当事人要求采取查封、扣押变卖、拍卖及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等强制措施。

（六）法律责任与救济

行政强制执行有可能造成公民法人人身财产权利重大损害，故分清执行权限，严格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责任，并为不当侵害提供有效救济是关键的一环。凡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必须承担责任，受害人有权对之提起行政诉讼及国家赔偿。凡行政机关起诉至法院由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应由法院负责，对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可以上诉，对法院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可以申请异议。对法院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或执行措施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国家赔偿。

①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于《中国法学》19第3期。

②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行政强制执行是指个人、组织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行政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0月，第198页）：“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国家机关为了保障行政权的合法、有效行使和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对不履行行政机关所课义务的管理相对人，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一种法律制度。”（李江等著，《行政强制执行概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行政强制执行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人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其义务的行为。”（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页。）“行政强制执行，可简称行政执行或行政强制，是指相对人负有法定义务，拒不履行，由行政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者由他人代为履行以达到同样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③德国行政法学者Otto

Mayer认为行政权依发动之命令，原则上即应包括强制执行力转引自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年3期。从日本传统的行政国家思想分析，行政上的义务强制一贯是应该由行政权自身实施的，而为实现行政的目的，行政权借助于司法权的帮助，被认为是根本有悖于情理的。引自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④李江等人：《行政强制执行概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⑤王名扬：《法国行政法》1998年版，第174页。

⑥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1998年增订四版，第442页。

⑦《行政审判疑难问题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版，第446页。

⑧罗豪才前引书，第206页。

⑨参见吴庚关前引书，第447页。

⑩参见《德国行政执行法》第5条，第40条规定。

⑾王名扬前引书，第173页。

⑿参见罗豪才前引书，第200-201页。

⒀参见应松年前引文。

⒁罗豪才前引书，第203-205页。

⒂现行法律、法规授予公安、税务、海关、审计、外汇管理、工商管理等少数行政机关享有财产权方面的直接行政强制执行权。参见李江等人著《行政强制执行概论》，第20页。

⒃参见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⒄参见张淑芳：《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关于若干问题探讨》,载于《中国法学》第3期。

⒅李智华：《严禁法院越权行为使政府职能》，载于《人民法院报》，1998年3月19日。

权的大趋势，在目前我国行政机关林立，自行执行力量极不均衡的条件下，这种做法也不足取。

⒆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9-531页。

⒇参见吴庚前引书，第446页。

(21)参见[德]平特纳著《德国普通行政法》第10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

(22)参见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1994年出版，第120-127页。

(23)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174页。

(2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533页。

(2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177页。

(26)[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第103页。

篇3：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制度探究

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制度探究

摘 要：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扩展，行政授权立法以其固有的优越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为基础确立了其立法的正当性，并得到了普遍的公认，最终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下来。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行政授权立法制度弥补了立法的不足，细化了法律，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其也存在着立法理念缺失、立法技术不成熟、监督不力等弊端，对此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一是树立正确的授权立法理念;二是制定一部完善的调整行政授权立法的法律;三是完善监督机制。

关键词：行政授权立法;正当性;立法概况;存在问题;优化措施

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展，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授权立法制度，在我国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下，行政授权立法成为我国现行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授权和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立法授权。这些授权立法制度既保证了法律的执行力，又兼顾了实际情况，顺应了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青睐，但随着权力分立观念的强化和政府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其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授权立法制度进行全面的分析、理解与研究。

一、行政授权立法的正当性及我国目前的行政授权立法概况

行政授权立法指行政主体根据单行法律和法规或者授权决议所授予的立法权而进行的立法，主要指依据授权制定各种行政法规和规章。可见这种立法的直接权力来源是有权机关的规范授权和专门授权，那么作为行政机关行使本应由立法机关行使的权力，从权力分立和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这种立法行为的正当性在哪里，抑或说行政立法或授权立法有无正当性。①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早期人们认为立法牵扯到民意的表达，立法权应当由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权力机关行使，而行政机关并非民意机关，所以其没有立法的正当性，行政授权立法侵犯了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会导致行政专治。而随着行政事务的扩张，授权立法数量急剧增加，加之权力机关职能弱化，行政授权立法的正当性以其现实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为基础确立起来，一方面行政授权立法是必要的，行政事务纷繁复杂，而权力机关立法时间不够，立法人员对行政事务立法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另外法律需要灵活性、需要处理紧急情况、需要经过必要的试验阶段等，这些需要通过授权立法来实现。另一方面行政授权立法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可以弥补立法数量的不足，使大部分社会关系得到法律的调整;可以细化法律法规，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可以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程序立法的不足。所以，行政授权立法是有其正当性的，并且这个观点今天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我国目前的行政授权立法是和我国统一而又分层次的总体立法体制相适应的，行政机关根据级别的高低依照不同授权制定相应效力的行政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条、第10条、第56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授权制定行政法规;第71条、第73条规定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授权制定行政规章，这些规定实际上就是我国行政授权立法的立法依据，也正是授权的依据。要了解我国行政授权立法的概况，笔者认为应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现在的行政授权立法进行不同的分类。

首先，从授权主体来看,行政授权立法分为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国务院部门、省级人民政府的授权,甚至有时直接向省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授权②;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市、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同级人民政府制定行政规章①;国务院的授权，包括国务院对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的授权。其次，从授权方式上来讲,可以划分为权力机关的专门授权和法条授权两大类，权力机关的专门授权只有一类，即《立法法》第9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专门授权决定的方式将自己的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先行授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法条授权是当前我国行政授权立法的主要部分，即授权机关在相应的立法文件中将某些事项的规范制定权以条文规定的方式授予被授权机关。如《立法法》第74条之规定：“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参照本法第三章的规定，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36条之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最后，从授权立法的内容来讲，行政授权立法分为创设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创设性立法可以对相应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设定，如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事项，部门规章可以设定相应行政处罚等。执行性立法不对权利义务进行相应的设定，旨在执行授权法的规定。通过以上分类将对我国行政授权立法的总体情况有一初步的了解，但是立法实践往往是复杂的，我们不能以一概全，而应继续探索发现，以求对其有更新地认识。

二、我国行政授权立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行政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经得住实践的论证，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种通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发展，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迅速地发展起来，贯穿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极大地贡献，受到了政府与理论界的重视，但是在制度确立与发展中，关于这种制度的弊端，人们也有不少的议论，主要质疑集中在授权立法对权力机关立法权的冲击和授权立法的滥用上，基于此，人们认为应当严格限制行政授权立法，甚至有学者提出“授权立法利弊得失皆有，两相权衡，弊大于利，得小于失。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应当集中行使，减少或避免授权分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免有点极端化，目前，行政授权立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所要关注的不应再是它的存废问题，而应该是如何发挥其优越性，克服其存在的弊端，从而让其更好地执行。但是纵观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我们发现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授权立法的立法理念缺失

行政授权立法理念缺失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行政授权立法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立法性，同时又要考虑到授权性，行政授权立法应当有立法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但是在立法实践中，一些法规、规章内容缺乏科学性，概念模糊，逻辑性差，有的甚至包含了大量道德的、笼统的要求，缺乏可操作性;一些行政机关不考虑出台的法规、规章是否符合本地的实际状况，盲目跟风出台相关法规、规章，造成了法制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不论是对授权机关还是受权机关，行政授权立法都是职权行为，所以授权者和立法者都应当谨慎负责对待，但是现实立法中行政机关往往寻租部门利益，有利握权、无利授权、该授不授、该立不立现象时有发生。

2.行政授权立法相关授权事项规定不明确

这主要是从授权立法的实际操作层面来分析的，主要表现为现实立法中授权理由不明确，授权范围和应遵循的原则不明确，缺乏相应的授权期限和授权标准规定，授权立法程序混乱、过于简单、缺乏立法程序的严肃性，授权规定的文字表述不够规范、不够明确或者过于弹性，如法条没有直接明确规定受权机关在授权的情况下“应当”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行政授权立法中乱立法、不立法或者以通知、决定代替立法的现象。虽然《立法法》第10条、第11条对我国人大专门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原则、范围以及与正式法律的接轨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是否适应于其他的法条授权，以及如何来具体运作则没有相应的依据。、

总体上来讲我国现在需要一部专门的授权法对行政授权立法的主体、授权范围、授权目的以及授权立法程序进行相应的规定。

篇4：我国“善意取得”立法现状及构想

我国“善意取得”立法现状及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日新月异地发展，促使为之服务的物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顺应世界民法发展潮流，我国物权立法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善意取得”作为物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引起越来越多的法学工作者的关注。笔者仅借此文，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确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我国“善意取得”的立法现状及构想提出一些个人的认识，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立法及学者的观点，为我国未来立法提供一孔之见。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财产占有人，在不法将其占有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原财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赔偿损失。     善意取得制度并不像其他许多民事法律制度源于古罗马法。在古罗马法上，彻底地贯彻“意思主义”，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罗马法学家把它称为“人对物最完全的支配权”，À所有人得排除他人在其所有物上为任何行为，“ 我发现我的财产时，我就收回。”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源于日耳曼习惯法上的“以手护手”或“一手还一手”原则。这一原则意指财产的权利人在财产被他人无权转让的情况下，只能向侵犯其权利的相对人要求返还或赔偿，而不能向第三人要求返还，不知情的第三人对财产的受让占有，其有转移所有权的效力。当然，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并非仅限于日耳曼习惯法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早期立法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善意取得作为一项真正切实可行的民事制度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则是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的民事立法开始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法国民法典完成了善意取得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化过程，而进一步得到完善的则是德国民法典完成的，它明确指出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明确了善意的判断标准及相关的其他问题。     二、确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     善意取得制度意在对特定类型的非正常利益变动做出价值判断，进行利益衡平，是对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协调的权宜之计。从本质上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牺牲所有权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换取了交易安全，为何各国还要争相完善此项制度呢？当然有其必要性：     (一)保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 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善意取得制度维持现成的财产占有关系，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要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转让人无权处分的可能，或者在购得财产后还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这势必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反证推知，善意取得制度不可或缺。         (二)促进商品流通，实现物尽其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为商品被夜以继日地大量生产，我们生产生活中的大量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物之脱离原权利人流转至善意第三人，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人更需要此物，更能充分利用此物。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继续其对物的利用，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三)彰显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原则精神 顾名思义，善意取得制度只保护交易中善意当事人的利益，对恶意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予承认，拒绝保护，同时也增强了原权利人的责任感。因为在非法转让关系中，原所有人在交付财产之前对占有人的品行考察不够，交付财产后对占有人行使占有权的行为监督不力，或对财产保护不当，才使占有人非法转让财产的目的得以实现。原权利人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因而他应当对其能够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当然，保护善意第三人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已灭失，而且一旦物品系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善意取得制度恰好衡平了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信守了公平的观念。     三、我国“善意取得”立法现状     关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是否建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学术界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有的则认为建国以来，我国民事立法没有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在实践中也不承认其效力。笔者认为，我国民事立法尚未建立完善的善意取得制度，但却有零星的思想火花散落于各种法律规范之中，不过离一套确定、完备的制度还有不少距离。不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拍卖法》、《票据法》等单行法规，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善意买主的利益保护，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构不成制度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对于这一司法解释，很多学者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也有不少人认为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建立了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已触及了善意取得问题，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它确立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首先，此规定有明确适用前提，即“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可见，其对象仅为共有财产，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其次，这里规定的出让人是部分共有人，而善意取得中须具有“非所有权人”或“非处分权人”身份的出让人。“部分共有人”既是所有权人，又有一定财产处分权，这与善意取得中出让人身份是有差别的。综上而得，这一司法解释尽管为建立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了有益且可喜的尝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确立科学、完整的善意取得制度路途尚很遥远。     四、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具体建构     我国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还相当滞后，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尽快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笔者仅对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提出如下构想：         (一)指导思想 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已经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我国应当充分吸取其精华之处，将自己融入世界轨道之中。但是，在借鉴的同时也要看到差异，毕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上的区别，体现到法律制度上也会有差异。因此，我们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取长补短。     (二)具体构成要件     1、善意取得的客体为动产和不动产。     动产作为善意取得的客体已为各国物权立法所认可，无可非议。一般而言，法律允许自由流通且不需登记即可转让所有权的动产均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笔者仅在此对动产善意取得的例外适用加以说明。     (1) 禁止和限制流通的动产     善意取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产流转，其前提是这些财产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如果转让的财产是法律禁止和限制流通的，如毒品、剧毒物、爆炸物、倒卖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珍稀动物以及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等，其交易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 须登记才能转让所有权的动产     有些动产如船舶、机动车辆等转让时应履行一定的登记手续，提供相应证明，法律关系才能生效。因此，通常不会发生无权转让而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   (3) 被查封的财产     财产被查封后，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如将财产转让他人，将破坏查封的效力，属无权转让。因此，第三人即使是善意，也不应取得所有权。    (4) 无偿取得的财产 善意受让人取得财产可能是有偿的，也可能是无偿的，但从商品流通的整体而言，绝大部分是等价或有偿的，无偿转让只是例外情形，善意无偿占有他人财产的人将财产返还，一般无碍商品交易的安全和财产流转，更何况善意受让人原有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Á因而，无偿取得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符合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5) 某此具有人身性质或重大感情价值的财产 就一般而言，原所有人的损失可以通过无权转让人赔偿的方式得到补偿，但类似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奖章、祖传家物等与所有人具有身份上或特殊感情联系的财产，除非善意第三人归还，否则其损失是无法得以补偿的。从善意第三人方面而言，他也没有理由非拥有这些财产不可，他可通过替换或赔偿回复损失，故此类特殊财产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6) 赃物和遗失物 关于赃物和遗失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法学界争议颇大，许多学者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否认赃物和遗失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尽管赃物、遗失物等在脱离原权利人的占有时与其它依权利人真实意志脱离其占有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仍属无权转让，法律对第三人的态度应该是相同的。对一般大众而言，在进行经常性交易活动中，判断让与人是否是真正权利人已属不易，更何况判断财产是否属于赃物或遗失物。这类财产无论从其性质或者外形，受让人根本无法辩明其来源，若在法律上作出不同的规定，则缺乏客观的依据。因此，为增加人们交易时的安全感，对于有偿取得的财产，无论其来源如何，均应一律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至于不动产，在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完备的物权公示制度，对不动产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善意取得的客体只限于动产，将善意取得制度称为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在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远未普及，除土地、城市的房屋、重要建筑物以外，相当多的不动产未建立登记制度，这些不动产的买卖也很普遍，如果将未登记的不动产排斥于善意取得制度之外，则不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Â。况且，我国有关司法解释所体现的善意取得的思想中，对客体的规定也没有动产与不动产之分。有条件地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是有其现实意义的。那么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不动产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呢？笔者认为有三种情形值得考虑。    (1) 尚未登记的不动产。这类不动产主要可能存在于农村的房屋、树木、农作物、城镇新建的商品房等。     (2) 部分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已登记的共有不动产。如丈夫将与妻子共同共有的已登记的房屋，擅自出卖给善意买受人，该房屋即可成为善意取得的'客体。    (3) 登记机关对产权登记有误的不动产。真正权利与登记不一致时，对于信赖登记而交易的第三人应予以保护。如登记机关将甲的房屋登记在乙的名下，乙明知此情况却将该房屋转让给丙，丙根据登记误信乙为所有人而买下该房屋且办理了过户手续，丙可以善意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2、善意取得的客观方面须是受让人因交易而合法、有偿地取得占有   (1) 须因交易而取得占有。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必须有转移所有权或设定其他物权的合意，如买卖、互易、接受债务清偿等，受让人基于上述交易行为而取得物之占有，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相反，非基于交易行为而取得物之占有的，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继承。     (2) 须合法地取得占有。受让人取得占有之交易行为必须有效成立。无效或已撤销的民事行为不适用善意取得。但是，原权利人与无权让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受让人对所转让的财产的善意取得。     (3) 须有偿地取得占有。这点在前文已有阐释，此不累述。     (4) 须占有取得。善意取得制度是从占有公信力出发保障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占有是善意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基础。在未取得财产占有之前，善意受让人仅享有请求让与人交付财产的债权，原权利人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并没有消灭。根据物权先于债权的民法原理，法律应优先保护原权利人。当原权利人向仍然占有财产的让与人请求返还原物时，无权让与人与善意受让人均不得以善意取得加以抗辩，善意受让人只能请求无权让与人赔偿损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交付形式进行占有的依法发生善意取得效力，而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占有的，有悖于占有公信力的初衷，故不应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Ã 3、善意取得的主体包括无权让与人和受让人 无权让与人与善意受让人是善意取得制度不可缺少的双方当事人，没有无权让与人的处分行为，就不具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没有受让人的善意占有，也不会发生善意取得的法律后果。双方当事人必须符合形成有效法律关系的要件，即都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让或让与，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其中，无权让与人，不仅包括无所有权人、无权为他人或以自己名义处分某物的人，所有权人也可成为此处所指的无权让与人。这主要发生在所有权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限制或具有物权效力的限制情形。例如所有权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所有人就其财产所为处分行为即为无权处分行为。就取得权利而言，善意取得的权利主体仅指受让人。当他与让与人进行交易行为时，可由其本人亲自进行，亦可由其监护人、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等代为进行。 4、善意取得的主观方面须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为善意。 近现代民事立法大多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使用“善意”一词：一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己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另指行为人在为某种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善意取得的“善意”系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理论上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之别，前者要求受让人必须有将转让人视为所有权人的观念，后者则要求受让人不知或不应知转让人为无权处分人即可。因“积极观念说”对受让人要求苛刻，各国大多采“消极观念说”。Ä不过，善意并非指受让人不知道法律规定而为的民事行为。“占有人不能用法律上的错误而主张其占有出于善意”，Å对法律的无知不能作为善意的借口。 善意的主体，一般以受让人为善意即可，出让人是否善意，并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成立，出让人非善意，一般不能要求返还财产。如果受让人是代理人，只要代理人是善意的，被代理人一般就可以取得财产所有权，但在委托代理中，如果代理人是善意而被代理人非善意，则不应成立善意取得，以免恶意第三人假借他人之手合法取得财产所有权。Æ 善意的时间，以受让人受让财产的当时为善意即可，受让之后是否善意，可不涉及，所以有的国家民法称善意取得为即时取得，这对于财产的流通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善意作为财产受让人的主观心理状况，要对此进行正确判断并非易事，在通常情况下，对受让人善意的认定，采推定善意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为善意，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1)受让人有无法定了解的义务；(2)财产转让时的价格情况；(3)受让人的专业以及文化知识水平；(4)受让人对转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5)交易场所因素；(6)受让人与转让人的关系及其对转让人的态度。当然，在实践中，判断是否善意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上面所提到的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要想正确地把握，还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具体分析。     (三)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法律后果     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法律后果是所有权的移转，即善意受让人即时取得受让财产的所有权，而且其取得的性质为原始取得，原存于财产上的各种负担归于消灭，原所有人不再享有该物的所有权。但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明知其存在负担的，则在其明知的范围内，物的负担继续存续。善意受让人取得的财产权利为终局取得，因而，即使他再将财产出让给恶意受让人，其转让行为是有权处分，该恶意受让人也可取得财产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无权处分人又从善意受让人处通过交易取得财产，即民法上所谓的无权处分人回首取得，无权处分人不能主张善意取得该财产。因为善意取得制度的宗旨系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受让人利益，对于无权处分人并无保护的必要。此时，原权利人得向无权处分人主张占有的返还或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财产上原来所有的负担，同时恢复其效力。 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后，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以下内容：(1)若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原来存在合同关系的，则原权利人可向无权处分人主张基于违约责任的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2)若在原权利人与转让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权利人可向其主张基于侵权责任的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无论何种情形，当无权处分人以低于物的价值的价格转让财产的，无权处分人应向原权利人补足差价；当高价转让财产的，原权利人可基于不当得利要求无权处分人返还全部所得价金。 就转让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关系而言，转让人仅对善意受让人负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而不负权利的瑕疵担保责任，自是不言自明，善意受让人对转让人所应负担的价金支付义务或其他义务，善意受让人不得拒绝履行。     就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原权利人不得向善意受让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在原所有人确实无法从不法转让人处获得赔偿的情况下，由原所有人独担损失，显得损益不均，有失公平。从公平的需要出发，由未受损失方（善意受让人）给予受损失方（原权利人）一定的补偿是合理的。作出这种对实际情况的补救与一般意义上的赔偿责任不同，不需要某一方构成一定的责任条件，只须不公正后果即可。不过，这种补偿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且不应是强制性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     结语：善意取得制度在行使民法保障交易安全，维持民事主体间利益和谐的使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自知学识浅薄，管中窥豹，许多观点值得商榷，仅以此文抛砖引玉，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篇5：我国“善意取得”立法现状及构想

我国“善意取得”立法现状及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日新月异地发展，促使为之服务的物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顺应世界民法发展潮流，我国物权立法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善意取得”作为物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引起越来越多的法学工作者的关注。笔者仅借此文，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确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我国“善意取得”的立法现状及构想提出一些个人的认识，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立法及学者的观点，为我国未来立法提供一孔之见。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财产占有人，在不法将其占有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原财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赔偿损失。     善意取得制度并不像其他许多民事法律制度源于古罗马法。在古罗马法上，彻底地贯彻“意思主义”，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罗马法学家把它称为“人对物最完全的支配权”，所有人得排除他人在其所有物上为任何行为，“ 我发现我的财产时，我就收回。”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源于日耳曼习惯法上的“以手护手”或“一手还一手”原则。这一原则意指财产的权利人在财产被他人无权转让的情况下，只能向侵犯其权利的相对人要求返还或赔偿，而不能向第三人要求返还，不知情的第三人对财产的受让占有，其有转移所有权的效力。当然，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并非仅限于日耳曼习惯法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早期立法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善意取得作为一项真正切实可行的民事制度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则是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的民事立法开始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法国民法典完成了善意取得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化过程，而进一步得到完善的则是德国民法典完成的，它明确指出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明确了善意的判断标准及相关的`其他问题。     二、确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     善意取得制度意在对特定类型的非正常利益变动做出价值判断，进行利益衡平，是对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协调的权宜之计。从本质上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牺牲所有权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换取了交易安全，为何各国还要争相完善此项制度呢？当然有其必要性：     (一)保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 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善意取得制度维持现成的财产占有关系，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要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转让人无权处分的可能，或者在购得财产后还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这势必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反证推知，善意取得制度不可或缺。 ・  (二)促进商品流通，实现物尽其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为商品被夜以继日地大量生产，我们生产生活中的大量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物之脱离原权利人流转至善意第三人，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人更需要此物，更能充分利用此物。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继续其对物的利用，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三)彰显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原则精神 顾名思义，善意取得制度只保护交易中善意当事人的利益，对恶意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予承认，拒绝保护，同时也增强了原权利人的责任感。因为在非法转让关系中，原所有人在交付财产之前对占有人的品行考察不够，交付财产后对占有人行使占有权的行为监督不力，或对财产保护不当，才使占有人非法转让财产的目的得以实现。原权利人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因而他应当对其能够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当然，保护善意第三人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已灭失，而且一旦物品系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善意取得制度恰好衡平了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信守了公平的观念。     三、我国“善意取得”立法现状     关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是否建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学术界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有的则认为建国以来，我国民事立法没有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在实践中也不承认其效力。笔者认为，我国民事立法尚未建立完善的善意取得制度，但却有零星的思想火花散落于各种法律规范之中，不过离一套确定、完备的制度还有不少距离。不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拍卖法》、《票据法》等单行法规，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善意买主的利益保护，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构不成制度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对于这一司法解释，很多学者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也有不少人认为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建立了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已触及了善意取得问题，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它确立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首先，此规定有明确适用前提，即“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可见，其对象仅为共有财产，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其次，这里规定的出让人是部分共有人，而善意取得中须具有“非所有权人”或“非处分权人”身份的出让人。“部分共有人”既是所有权人，又有一定财产处分权，这与善意取得中出让人身份是有差别的。综上而得，这一司法解释尽管为建立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了有益且可喜的尝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确立科学、完整的善意取得制度路途尚很遥远。     四、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具体建构     我国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还相当滞后，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尽快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笔者仅对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提出如下构想： ・  (一)指导思想 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已经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我国应当充分吸取其精华之处，将自己融入世界轨道之中。但是，在借鉴的同时也要看到差异，毕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上的区别，体现到法律制度上也会有差异。因此，我们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取长补短。     (二)具体构成要件     1、善意取得的客体为动产和不动产。     动产作为善意取得的客体已为各国物权立法所认可，无可非议。一般而言，法律允许自由流通且不需登记即可转让所有权的动产均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笔者仅在此对动产善意取得的例外适用加以说明。     (1) 禁止和限制流通的动产     善意取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产流转，其前提是这些财产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如果转让的财产是法律禁止和限制流通的，如毒品、剧毒物、爆炸物、倒卖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珍稀动物以及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等，其交易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 须登记才能转让所有权的动产     有些动产如船舶、机动车辆等转让时应履行一定的登记手续，提供相应证明，法律关系才能生效。因此，通常不会发生无权转让而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   (3) 被查封的财产     财产被查封后，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如将财产转让他人，将破坏查封的效力，属无权转让。因此，第三人即使是善意，也不应取得所有权。    (4) 无偿取得的财产 善意受让人取得财产可能是有偿的，也可能是无偿的，但从商品流通的整体而言，绝大部分是等价或有偿的，无偿转让只是例外情形，善意无偿占有他人财产的人将财产返还，一般无碍商品交易的安全和财产流转，更何况善意受让人原有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因而，无偿取得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符合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5) 某此具有人身性质或重大感情价值的财产 就一般而言，原所有人的损失可以通过无权转让人赔偿的方式得到补偿，但类似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奖章、祖传家物等与所有人具有身份上或特殊感情联系的财产，除非善意第三人归还，否则其损失是无法得以补偿的。从善意第三人方面而言，他也没有理由非拥有这些财产不可，他可通过替换或赔偿回复损失，故此类特殊财产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6) 赃物和遗失物 关于赃物和遗失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法学界争议颇大，许多学者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否认赃物和遗失物适用善意取得制

篇6：改革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思考

关于改革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思考

   杨明成

一、建立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标准。目前，我国行政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虽多但基本上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程序标准得到解决。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含规章）制定程序法，统一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这不仅有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有关的条例。不过笔者认为，基本的行政程序模式包括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应当由法律规定。近年来，全国人大已经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属于立法行为，其重要性远非具体行政行为所能比拟。制定行政立法程序规则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制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因此，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规则理所当然。

二、建立严格的行政立法规划、审查制度。由于资源有限，管理所需规则甚多，而且每一项立法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因此，根据轻重缓急制订立法规划意义重大。在美国，自里根政府开始就建立了旨在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事前控制的管制计划程序，克林顿总统执政时，进一步强化了计划机制。我国也应当建立行政立法的规划制度。一方面将立法规划分为年度计划、两年或者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另一方面，严格计划制订的程序。首先，立法项目尤其是年度立法项目必须进行严格的必要性论证。其次，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通常应当是已经列入五年计划的项目，而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必须是已经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最后，立法计划应当经过批准并应严格遵守。

加强对法规规章草案的审查是对行政立法活动进行事中控制的重要措施。审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立法机关的法制部门对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初步审查，二是制定机关对法规或规章草案的审议。审查的重点应当包括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法规规章的成本和效益，法规规章对企业或农民的经济影响，对就业、投资环境的影响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特别应对法规规章的必要性进行详尽的审查，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只要发现立法并非非常必要，都应当终止制订程序。

三、树立成本效益观念。管理是有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效益。如果实施一项管理所需的成本或者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等于甚至大于所获得的效益，该项管理就不必要或者没有意义。因此，在行政立法时进行管理成本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美国联邦政府自尼克松总统开始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起草法规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八十年代，总统对行政立法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根据当时的规定，联邦行政机关在拟定“重要”法规时必须进行管制影响分析，内容包括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效益以及谁受益；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成本以及谁负担；法规产生的净效益预测以及关于可以达到大体相同目标的替代方案的说明。在我国似乎还很少在立法时对实施法规或者规章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由于规章的制定不是建立在对其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分析基础上，因此，决策者在审议规章草案时往往不对立法的必要性作深入的审查，不对实施规章的成本作出估量，也基本上不关心规章的实施可能产生的后果。于是，一些不必要甚至不良的规章出台了，即使必要的规章也由于没有解决好成本问题而使其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应当将成本效益观念引入行政立法并有相应的程序保障。

四、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序权利。首先，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建议权。现在启动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管理相对人没有要求制定、修改或者废除行政法规、规章的法定的程序权利。而现实生活中管理相对人要求制定、修改甚至废除某个规范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应当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发布、修改或废除行政法规或规章的程序权利。第二，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立法的实际参与权。为此，除例外情况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发表法规或规章草案，让相对人通过向制定机关提交书面材料，参与制定机关举行的有关调查，出席有关的听证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第三，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请求审查、撤销行政法规规章的程序权利。

五、重视法律专家的作用。行政立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法律专家包括行政法专家参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起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而言，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政人员加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行政法专家可能才是一个最佳的组合。由这样的群体起草法规规章不仅能降低立法成本，而且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行政立法程序中，法律专家参与法规或者规章的起草或者咨询法律专家应当作为强制性程序规则并有相应的保障。

六、严格控制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负担。行政机关违法收费或者收费不合理的表现形式可谓五花八门。这个问题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程序方面的漏洞特别值得注意。笔者认为如果从作为收费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上加以控制，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上述现象。首先，行政机关制定含有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负担（税收以及法律规定的负担除外）的法规或者规章时，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应当与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起草和审查同步进行，要让立法者清楚该项立法到底包括哪些收费，收费多少，如何征收，用途如何，从而可以对收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以评判，阻止违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出台。第二，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原则上应当举行公开听证会，让管理相对人有机会发表意见。在一个厉行法治的文明社会里，让人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第三，收费项目及其标准应当作为法规或者规章的附则或者附件一并接受审议，向社会公布。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机关非法或者不合理地增加管理相对人的负担。

七、完善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第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制度由宪法第67条、第104条所规定，立法法第五章对此作了重申并稍有改进。但是这项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因为上述规定，从实体方面看并不明确，从程序方面讲也不具体，缺少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重要性或者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程度分别规定提交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提交批准的法案，人大可以批准、否决或者要求制定机关修改后再提出。提交备案的法规或者规章，如果严重违反上位法，改用批准程序予以否决。违法程序不严重的，要求制定机关修改。第二，扩大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目前可以将规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以后还可扩大。受规章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个人、团体或者单位都可以请求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法院对违反上位法、非常不合理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立法程序的规章予以撤销。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地方规章的司法审查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部门规章的司法审查案件。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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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改革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思考论文

关于改革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思考论文

一、建立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标准。目前，我国行政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虽多但基本上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程序标准得到解决。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含规章）制定程序法，统一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这不仅有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有关的条例。不过笔者认为，基本的行政程序模式包括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应当由法律规定。近年来，全国人大已经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属于立法行为，其重要性远非具体行政行为所能比拟。制定行政立法程序规则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制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因此，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规则理所当然。

二、建立严格的行政立法规划、审查制度。由于资源有限，管理所需规则甚多，而且每一项立法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因此，根据轻重缓急制订立法规划意义重大。在美国，自里根政府开始就建立了旨在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事前控制的管制计划程序，克林顿总统执政时，进一步强化了计划机制。我国也应当建立行政立法的规划制度。一方面将立法规划分为年度计划、两年或者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另一方面，严格计划制订的程序。首先，立法项目尤其是年度立法项目必须进行严格的必要性论证。其次，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通常应当是已经列入五年计划的项目，而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必须是已经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最后，立法计划应当经过批准并应严格遵守。

加强对法规规章草案的审查是对行政立法活动进行事中控制的重要措施。审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立法机关的法制部门对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初步审查，二是制定机关对法规或规章草案的.审议。审查的重点应当包括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法规规章的成本和效益，法规规章对企业或农民的经济影响，对就业、投资环境的影响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特别应对法规规章的必要性进行详尽的审查，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只要发现立法并非非常必要，都应当终止制订程序。

三、树立成本效益观念。管理是有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效益。如果实施一项管理所需的成本或者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等于甚至大于所获得的效益，该项管理就不必要或者没有意义。因此，在行政立法时进行管理成本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美国联邦政府自尼克松总统开始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起草法规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八十年代，总统对行政立法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根据当时的规定，联邦行政机关在拟定“重要”法规时必须进行管制影响分析，内容包括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效益以及谁受益；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成本以及谁负担；法规产生的净效益预测以及关于可以达到大体相同目标的替代方案的说明。在我国似乎还很少在立法时对实施法规或者规章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由于规章的制定不是建立在对其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分析基础上，因此，决策者在审议规章草案时往往不对立法的必要性作深入的审查，不对实施规章的成本作出估量，也基本上不关心规章的实施可能产生的后果。于是，一些不必要甚至不良的规章出台了，即使必要的规章也由于没有解决好成本问题而使其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应当将成本效益观念引入行政立法并有相应的程序保障。

四、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序权利。首先，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建议权。现在启动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属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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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完善执行救济制度 以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科学化

完善执行救济制度 以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科学化

执行救济制度是强制执行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强制执行立法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无论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是在程序理念上均存在着重大缺失，亟待完善。对此，笔者认为，在增设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的同时，应重点改造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让其内部结构更趋于健全、完善，并符合程序法理。     [关键词] 执行救济  程序上的执行救济  执行异议  实体上的执行救济  异议之诉     序   言     西方法谚有云：“无救济即无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总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侵害，其中尤以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或不当行使对当事人私权的侵害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有必要赋予权利人以相应的救济手段与救济方法，以保障其权利能得到切实充分的实现。否则，所谓“权利”对于权利人而言最多不过是一种“水中月”、“镜中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人类的权利自始就与救济相联系，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事实上也不成其为权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人甚至认为，救济往往走在权利之前。此实乃其长期法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这对于我们完善执行救济制度，以最终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不无重大的启示意义。     无庸讳言， 在我国当前的执行实践中，与“执行难”普遍存在的同时，“执行乱”的问题也确实客观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相当突出，不容我们忽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先生就曾指出，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执行干警只占全部干警的十分之一，但每年所发生的违法违纪人数却占了三分之一。这一数字本身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与佐证了我国当前“执行乱”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严重性。应当承认，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存在既与我国目前广大执行干警政治与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关,从根本上说,更与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不完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强制执行法素来是其中薄弱的环节，而执行救济制度又是强制执行立法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因此,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权的运行机制,确保其合法与合理行使,并从根本上治理我国当前存在的“执行乱”问题,以最终保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值此我国当前正抓紧制订〈〈强制执行法〉〉之际,运用程序法理,在广泛参考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成功立法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讨完善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一、执行救济内涵的界定及其种类与方法     执行救济，是指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因执行机构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而有权依法请求有关机关采取补救与保护措施的一项法律制度。     执行救济作为国家在执行程序中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基本宗旨与根本目的即在于赋予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一种权利，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与救济方法，即当执行机构的执行权违法或不当行使，以致侵害了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时，有关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相关国家机关予以纠正，并有权要求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执行救济制度的设立，在保护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效遏制了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或不当行使，从而实现民事执行过程中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最终实现民事执行程序的功能与价值。     在执行实践中，执行机构的违法执行，既可能违反程序法，也可能违反实体法，因此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应地，执行救济分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其方法分别为提出执行异议与异议之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并重，以对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实行严密的'保护机制。此乃一般的执行救济。另外，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立法例来看，还有一种针对特殊事件所设立的特别救济，如在参与分配中所适用的执行救济等。本文限于篇幅，只拟就一般执行救济制度进行探讨。     我国现行有关执行救济制度，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与潜心探讨发现，坦率地讲，是既不健全、又不科学，不仅相关规定付之阙如，而且已有规定在制度设计上也明显存在着重大缺失，有悖程序法理，因而亟待完善。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立法缺乏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方面，也仅有案外人异议制度，而尚无执行债务人异议制度，况且在案外人异议制度中还存在着以裁定解决实体权益争议的严重不合程序法理之处，等等。以上诸端，笔者拟于下文依次加以探讨。     二、参酌其他国家与地区成功的立法例，增设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制度，以保护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     前文已述，我国现行立法没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制度，以至于一方面对于程序上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无从规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好地保护执行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     所谓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是指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在程序上违法或不当，在执行程序终止前，请求该执行机构予以纠正的一种救济制度。在国外，该种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主要即指执行异议。     在执行程序中，权利主体可能受到的侵害既有实体上的，也有程序上的，因此作为一种完善的救济系统，必须全面考虑权利主体可能受侵害的情况，事先规定完善的救济途径。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即为针对执行实践的需要、专为规制执行机构程序上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而设，以期能最终实现保护当事人或案外人程序利益的立法宗旨与目的。     提出执行异议的主体有二，即执行当事人，包括执行债权人与执行债务人，亦即我国现行立法中所习称的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即执行当事人以外的因违法执行行为而受侵害的第三人，如误将第三人的财产查封、扣押时，该第三人即为利害关系人。但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包括在内，如企业被依法拍卖，其职员不得以失业为由提出执行异议。     在执行实践中，提出执行异议的具体事由主要有；执行机构没有依法适时发出执行命令；实施不当或错误的执行措施；无法定原因而裁定中止执行或暂缓执行；依法应当公告而没有公告以及执行管辖错误等等。总之，凡执行机构违反执行程序规定而实施执行行为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提出执行异议，既可以请求执行机构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也可以请求执行机构变更或撤销其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     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异议，仅表明他们对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在程序上的异议，由于不涉及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实体权益上的争议，因而该执行异议可由执行机构直接处理，可不必经由审判机构适用通常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与裁判。对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程序上的异议，执行机构认为异议有理由的，裁定对原执行行为予以变更或撤销；认为异议不合法或无理由，包括执行程序终止后提出异议的，裁定予以驳回。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驳回异议裁定不服，可依法提起上诉。     三、进一步改造我国现行案外人异议制度，使之臻于完善，并符合程序法理 执行救济制度在我国现行法上的根据与表现形式即是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所规定的案外人异议制度。根据该条内容，我国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而对执行机构的民事执行行为提出的不同意见。由于案外人异议是案外人用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或途径，因而理所当然地属于执行救济的范畴。     但是，相较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上的执行异议，仔细分析研究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就会发现，其在程序设计上不伦不类，且有悖基本的程序法理。要而言之，即在于用程序上的救济手段解决与处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实体权益上的争议。     具体而言，在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亦即表明其对执行标的的归属问题有所争议，而该种执行标的的归属问题显而易见应属于实体问题而非程序问题。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却规定，对于案外人的异议，执行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或裁定中止执行，或裁定驳回异议。以裁定对利害关系人有关执行标的归属的实体争议作出处理，即是一种典型的用程序的手段与方法来解决实体争议。再从我国长期的执行实践看，也为这一处理模式与处理机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种处理方式，在理论上既说不通，在实践中又极为有害。     我们知道，执行机构的任务在于忠实地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人员只能就案外人对于程序事项的异议作出裁定，而无权就案外人的实体主张作出裁判。另外，就裁定本身来说，它是用来解决程序事项的，而执行人员用裁定对利害关系人的实体争议作出处理，无疑剥夺了利害关系人应当享有的诉权，这就意味着利害关系人无法通过严格的辩论质证程序请求法院作出利己判决，实际上是剥夺了其一审、二审的审级利益，因而严重侵害了其实体权益。有鉴于此，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亟待改造。改造的基本方法在于将其变为第三人异议之诉，即赋予该第三人以诉权，让其通过审判机构以通常诉讼程序获得救济，以使其实体权益得以充分实现。换言之，执行机构再也不能迳行对案外人的实体主张作出裁判，否则，第三人的实体权益便有不能充分保障之嫌，同时也有违执行权本身的性质。     四、增设债务人异议之诉，以保护其实体权益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现行案外人异议制度

篇9：建立我国的立法助理制度

建立我国的立法助理制度

立法助理（Legislative Staff）是协助立法机关及人民代表履行立法职责、完成立法工作的具有立法专门知识的人员。立法助理制度是随着近代各国立法工作的专门化和立法机关职能韵不断强化而发展起来的、协助立法机关工作的二项立法制度。

美国是较早建立立法助理制度的国家。早在18世纪代，美国国会就已着手雇用助理人员。到了1891年，众议院委员会立法助理已有62人，参议院有41人。1924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立法支付法案，授权拨款给所有的立法助理（参议院141人，众议院120人）。1946年的立法改组法明确地把委员会助理和个人助理分开。1975年参议院通过第60号决议案，专门规定专家助理的地位一一委员会内专家助理人员，不能从事委员会以外的工作，也不得将非属于他们职务的工作加诸其上。

目前，美国国会助理队伍有3万多人，助理的类型及其主要任务是：

议员助理

美国国会每年拨付大笔经费用于议员雇用助理人员，以辅助其工作。目前，众议院议员的私人助理约有8000人，参议院约有4000多人。议员助理的职责主要是为议员个人服务，如帮助拟写讲话稿、回复选民的来信、帮助议员筹集竞选经费等。

委员会助理

美国1970年通过的`国会改革法规定，众参两院每一常设委员会可雇用6名以上的助理人员，为委员会服务。目前，众议院常设委员会有2200名助理，参议院有1200名。委员会助理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委员会主席安排委员会议事日程、组织听证会、起草委员会审议报告等。委员会助理还在国会议员、院外活动者、行政官员间充当联络员的角色，帮助他们就立法中有关问题和具体法条的文字表述达成共识。

国会助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国会设有审计总署、国会预算局、国会图书馆、国会印刷局和国会建筑管理局等助理机构，共聘任工作人员l万多人。这些助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就国会立法、预算、审计等工作提供信息和调查、研究咨询服务。

立法助理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立法任务的专门化，以及立法技术的复杂化趋势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立法制度优化的一项制度设计。我国建立立法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在于：

其一，实行立法助理制度有利于加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当前，加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强化它的立法职能，使之适应我国现阶段立法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任务繁重，但因为时间、人力的问题不利于高效率地加强立法。而任何一项立法，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从提出设想、制定规划、调查研究、进行论证，到拟定初稿及对初稿的反复研讨、修改等，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且需要各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权利机关建立专门的立法助理制度，可以提高权力机关的立法工作效率。

其二、实行立法助理制度有利于保证法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法案起萆方面，我国目前通行的作法是实行归口起草，即由非立法机关按部门“对口”的性质牵头组织起草法案。如设置立法助理制度，将法案的起草工作交付他们来完成，能克服“部门利益”倾向，保证法案的公正与客观。

其三、我国立法的发展，需要立法助理来承担大量的立法准备工作，缓解我国现行立法任务的繁重性与紧迫性

随着我国法治目标的逐步确立，大量的立法任务摆在立法机关的面前。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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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立法完善之构想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立法完善之构想

一

随着我国三大诉讼法典的相继颁布施行，尤其是近年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法院庭审制度的改革，我国诉讼领域的法制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诉讼活动已步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但是，诉讼领域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也还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司法鉴定的无序状态便是其突出表现之一。

建国以来，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立法，仅见于三部诉讼法典中的几条简单规定（其内容主要是关于鉴定决定权的授权性规定）。司法鉴定的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使得司法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司在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形成了没有分工、相互独立的几大司法鉴定组织系统。司法鉴定的运行和管理也是各自为政，司法鉴定的决定和委托、司法鉴定的受理、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司法鉴定规则等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活动更无规范可言。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相互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司法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总之，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已经严重地滞后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现代诉讼立法中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相冲突。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通过立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制度，是当前我国诉讼领域法制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注：这一问题已引起法学界、司法界和社会的关注。已有少量专论、建议见之于学刊；大众媒体涉及这一话题也渐趋增多。）

二

司法鉴定体制如何改革？该确立怎样的司法鉴定制度？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公正和效率，“这二者是一切现代程序设计的共同价值准则”，（注：张正德：《刑事诉讼法价值评析》，载《中国法学》第4期。）也是人类设计诉讼程序的根本出发点。司法鉴定作为鉴别、确认诉讼证据的一种重要活动，直接关系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关系法律适用是否及时和社会资源对诉讼的投入问题，应最大限度地兼顾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

还应看到的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的差异，不同国家的诉讼立法在公正和效率这两者间的侧重面上以及实现诉讼活动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具体途径上会有所不同，因而在诉讼制度、庭审模式等方面也会存在差异。作为诉讼辅助性活动的司法鉴定在实现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具体方式上应同本国的整个诉讼制度协调一致。因此，我国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应当与我国的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庭审模式保持协调统一，这也是确立司法鉴定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构想：

（一）实现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三机关的分离，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司法鉴定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司法诉讼活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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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设立我国临时仲裁制度的几点构想

关于设立我国临时仲裁制度的几点构想

内容提要：仲裁制度中的临时仲裁，事实上已由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一条第三  款  中确立〈1〉。既然认可该条约中的约定，却在现行制度中并无体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漏。这不仅仅是在于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国临时仲裁裁决”的“承认并执行”所造成的不对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加快所形成的大量民间争端，只依靠法院和现有数量有限的常设仲裁机构解决，已经和必……

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实现在于法律的确认，并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存在才能得以保障。显然这不是社会个体之间的契约行为或意思自治所能实现的。仲裁制度同样需要强制性，而这只能来自于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哈特引用W斯丁的话，称法律是“一个普遍的服从习惯”，但进一步说法律是“以威胁为后盾的被普遍的服从所支持的普遍命令”。〈2〉对于选择服从仲裁规则的自由或意思自治被以契约的形式体现出来，使“普遍服从的普遍命令”应对这种选择的范围做出规定，否则“普遍的服从”会因“普遍的命令”的不清而不存在。也就是说意思自治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临时仲裁是被现行仲裁法所确立的仲裁制度排除在外的，但它无疑体现了对仲裁选择所要追求的实质内容之一，因为对仲裁者（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选择，是选择仲裁的最重要的理由，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法律对这种选择的排斥，即指定或变相指定（只能选择常设仲裁机构），将使这种对仲裁选择的理由难以存在，“普遍服从”也将失去依据。因此，对为“审理一个具体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而特地组成”的“仲裁庭”，应做为普遍的规则被法律所确认，也就是被仲裁制度所规范。这当然应考虑在我国现有法治条件下，这种将主要体现为民间性的自行解决争端形式会不会带来混乱，以及临时仲裁的质量会不会影响法津推行中的权威等问题，但事实上，这些或者某些未知的顾虑完全是一种假想。让人颇感迷惑的是，现行仲裁制度没有理由只确立常设仲裁机构的仲裁。“仲裁委员会”只是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市设立”（《仲裁法》第十条），使这种设置的“司法性”和“行政性”，因此而显露无遗。另一方面，现有仲裁制度给人一种似乎很陌生而需要初步尝试后才能逐渐推行的印象，其实，仲裁制度远比法院审判的诉讼制度要早。而仲裁的民间性行为在法律规范围内，并无任何坏处，往往可以化解大量争端，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国民间临时仲裁的执行将大量增加，这将突显出我国仲裁制度在这方面的缺陷。当然，做为某种过渡或指引，以我国现有民间调解组织，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事务所等为依托，建立临时仲裁制度，将使我国仲裁制度出现一个全面的推进局面，这无疑是切实可行的，应当予以充分的注重。

一  、现实与可能：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法律根据

一九九四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仲裁法（草案）》审议结果报告”中第一点指出：“一些委员、地方和法律专家提出，应当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由谁发起设立，并且应当要求现有的仲裁机构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重新组建。”因此，建议增加规定：“仲裁机构由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或者其它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组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草案）》的说明”中第一点“关于仲裁范围”中说明“草案是依照仲裁的性质，根据以下原则规定的：第一，发生纠纷的双方应当是属于平等主体当事人。第二，仲裁的事项，应当是当事人有处分权的。第三，从我国法律有关规定和国际做法看，仲裁范围主要是合同纠纷，也包括一些非合同的经济纠纷。”在这里，引起怀疑的是第三点，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86年就做出了“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决定”，而1958年6月10日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中第一条第二款中就明确规定“仲裁裁决”是指“专案选派之仲裁员所作裁决，”和“常设仲裁机关所做裁决”，即临时仲裁做为“专案选派之仲裁员所做裁决”是“国际惯常做法”，但我国仲裁法对此却没有规定。对此的有关说明和以及相关法律对此并无涉及，这显然并非某种立法技术上的问题，而是立法思想的作用。因此，应对有关临时仲裁在我国做为一种仲裁制度的设立和推行思考其法律依据。

1、仲裁不是一种国家司法行为。“仲裁仅仅是以民事原则处理争议的一种方式，一种国家认可的方式，”〈3〉“仲裁机构通常是民间团体的性质，”〈4〉“临时仲裁庭是指根据仲裁当事人在合同中所订立的临时仲裁条款或事后  签订的临时仲裁协议，在一国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由当事人选出的仲裁员临时组成的审理争议并做出裁决的仲裁机构，”〈5〉即仲裁机构行使仲裁权的依据是当事人双方的协议，这种授权行为是一种对争议双方而言的自我约束，也就是对尚未发生的裁决结果所形成的权力和义务认可的承诺。这种授权行为“是私行为，即私人裁判的行为，而不是国家裁判行为。”〈6〉但有两点是值得探究的：其一是这种“私人裁判行为”在程序和实体上的合法性，在其脱离法律规则的约束后，以“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否影响了国家法制或者会对国家法制造成什么影响？其二是“私人裁判行为”的效力如何得到法律的认可或者是法律愿意认可并因此获得法律的强制性？这也许并不是我国现行仲裁制度中未对临时仲裁做出规定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部份原因。然而，这种原因或者理由是应该消除的。“私人裁判行为”对法制的统一并无影响，因为仲裁结果要获得法律的强制性保证，就必须合法，但当法制的统一被解释为因集权而涉及对私权的侵犯时，这种集权本身就是不会实现的，因为这是法律做为“普遍服从的普遍命令”，不可能违背其对私权保护的宗旨，否则，法律规则在调整民事行为中是不可能被“普遍服从的”。

2、仲裁不是一种社会授权的行为

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可以从相反的说法上看：即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任何第三人都无权干涉公民个人对私权的行使，即不能要求当事人双方必须接受社会组织  或者任何第三人的命令以接受其仲裁。事实上正好相反，是当事人双方基于信任而自愿委托社会某一组织或第三人为双方争议进行仲裁。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延伸是对现有仲裁制度的审视：《仲裁法》仅只规定“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可以设立仲裁委员会，意味着当事人双方“自愿”接受其它社会组织或第三人仲裁的权力的丧失，这种丧失是与法律对个人私权保护的原则相悖的。对设置临时仲裁庭的限制是对当事人双方选择仲裁者的限制，与仲裁的基本性质相违背，因此，有关常设仲裁机构的设置并不能代替有关仲裁庭设置的全部内容。临时仲裁制度的建立并不在于它仅仅只是一种可选择的仲裁制度，而是它与常设机构仲裁共同构成仲裁制度的完整内涵，缺此将使仲裁制度等同于诉讼制度的变异，除所谓“一局终结”以及“可在外国申请执行”的好处外，与法院审判无异，这背离了仲裁制度的根本含意。

3、仲裁并不一定需要公信力

私权可以减让、放弃。仲裁的结果如果被当事人双方接受，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裁判结果是公正的，除不能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外，“不公正”的结果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如果被自愿接受，法律不必干预，自愿接受的行为不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证。问题是也许相当数量的仲裁裁决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不合法的裁判结果是不能执行的，除某种利益的让予外，仲裁的合法性接受法院的审查，包括：“证据伪造”、“隐瞒证据”、“违反法定程序”、“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均可由法院“撤销”（《仲裁法》第58条），而这事实上表明那种担心和误解是没有必要的：即临时仲裁如果“不合法”，在其有必要接受法院监督时是同样可以被撤销的。显然，《仲裁法》也没有规定，常设机构的仲裁裁决有必须的法院监督程序，而只是规定在有必要接受法院审查时，法院才予以审查，而这种所谓的“必要性”是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因此，私行为并不需要社会的了解和认同，不需要对这种行为的结果给予公信力的支持，除非当事人双方不能自行解决，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干预。因此，有关对常设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法定程序”，仅只意味着法律对它们仲裁结果的预先承认，但临时仲裁并不需要这种预先承认，因为它们的仲裁结果很有可能被双方自愿接受。问题是，显然临时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如果有必要接受法院审查的话，也就是当事人双方不能自愿履行而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话，它们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显然与对常设仲裁机构的仲裁行为要求别无二致，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以临时仲裁庭似乎会“乱来”，即要求其必须具备公信力才予以认可呢？这显然是对私权干预的不恰当造成的混乱。

二、理论与实践：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构想

制度的建立是秩序的需要，而秩序所带来的效率和效益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弗里德曼说“法律制度可以做为有秩序地变化和社会工程的工具。”〈7〉无疑，社会的发展本身即由无数的工程构成，许多事情会因此而发生并使矛盾和冲突也因此而无可避免地此消彼生，社会稳定的概念并不是秩序下的循规蹈矩，要发展就要稳定，但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矛盾在减少的现实，因为这种状况无疑表明社会正在逐步丧失生机。相反，矛盾的增多使争端增多，但与此相伴随的是解决争端机制的增强，才是真正富有活力的社会稳定和有序的标志，因此，我们在为社会必需的制度的建立而思考时，所选择的方向应当是努力促进社会进步中不断增强的活力，而不是让制度成为扼杀这种活力的`手段。显然，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日益增多的新的行为方式，我们不可能只以某一方面的规则模式来形成有序状态下的活力，当然，我们在思考有关法律在体现由国家审判权来驾驭的表现，与民间的自行调解争端的规则之间的类属上会有疑惑，也就是社会公意体现为国家权力时，民间的个体私权是被包括在内，还是与此相悖？即所谓一般和个别的问题，但显然个别不是一般，一般也不是个别，因此，有关诉讼规则与仲裁规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是类的不同，还是种属之间的关系？这种疑惑也许会妨碍我们对社会现实需要的思考，因为事实上，实践永远是在以创新触及我们的思维方向的，因此，我们的任何思考都不能以某种思维的逻辑方向代替现实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现实状态下的麻木感到惊讶的原因，如此多的民间或大或小的纠纷争端正在被漫不经心、麻木不仁的诉讼程序以高昂的费用处理着，少数的常设仲裁机构也远远不能弥补这种不足，那么，我们需要的稳定下面正在积压着一种混乱的不安宁，这显然是政治所不愿看到的，也是社会所担心的，因此，我们应当为实际需要而考虑。

1、理论上的可行性

有关“我国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势必愈来愈弱，”〈8〉的论及所触动的应该不仅是相对滞后的法理学认识，如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  要”  〈9〉的问题上，有些陈旧的观念尚未改变，但法的现代化更应该体现为对现有法律体制的触动。事实上，某些重要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对民法的定义，“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没有‘公法’和‘私法’之分，认为民法不是私法。”〈10〉但“仲裁行为按照法理上说是私行为，即私人裁判行为，不是国家行为，”〈11〉虽然是从程序上表现的“私行为”，但仲裁行为却因此而区分了实体上的“公法”和“私法”。我国建国后就遂步建立了仲裁制度，〈12〉但行政性的仲裁体制与仲裁行为的“民间性”本质是相违背的。然而，法律的现代化要求我国的法律建设必须走符合法律发展规律的道路，虽然“中国的私法建设无疑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13〉“民法的自治性”应该是仲裁制度的建立依据，即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以及处理纠纷时，“只有在双方不能协商解决而一方向国家公权力求助时，国家才介入私人间的关系。”〈14〉虽然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以及仲裁制度都在以这一原则而建立和运行，但“国家干预”却被有关“没有私法”的定义所驱使而使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十分明显地存在着，并一直在发生着与法律进步格格不入的阻碍。问题是很清楚的，这种对“私权”的国家保护在实际体现上因难以顾及，也就是在不得不遵从“不告不理”的原则状况下，民间纠纷往往因为“不告”，或告了得不到及时处理而积怨甚多，这种情况事实上严重妨碍了国家法制的推行，“有法而不能行”，往往是因为“遵守无用”，纠纷不能得到解决和不能及时解决都是同样严重的，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很多情况下可以归咎为“国家干预”的应接不暇，也就是国家司法权“管事太多”，是因为本不该管。因为就司法权本身而言，其依据是在于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的需要，但司法权的独立是“在于保护基本人权”，“司法独立更多地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权本身的一项特权”〈15〉私权保护是司法权的范围，但保护的含义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遵重，而不是干预。司法权必须以开放而不是以独断来体现其独立性，这就必须使其建立在必要的范围内，应主动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相适应”。〈16〉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法制的秩序来实现效率和效益，但“司法裁判”做为“一种干预”，“基本上仍是以国家权力为本的诉讼制度，尚未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7〉因此，当事人主义在根本的含意不仅指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处分权的体现，而无疑应当包括法律对当事人通过非诉讼行使处分权的遵重和保障。

〈1〉  临时仲裁是私权行为，应在法律的确认和保障范围内承认。仲裁本身就是“私行为”，而临时仲裁是仲裁的私权行为性质的重要体现。应该说，对“私权行为”的遵重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临时仲裁”的不予承认却颇为令人费解。最主要的问题恐怕也就是关于法治统一的要求，但因这种很显然是对“公民个人”的行为的“不信任”，是来自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民权的统一的要求，即“社会主义法律是集中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18〉而“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相对于被统治阶级和作为  个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分子）而言的，因而它表现为国家意志。”〈19〉也就是说，公民权（私权）显然不  能完全被概括为（或不能体

现为）国家意志，但这些权利却应被法律所认可和保护。因为“对公民私权利的充分的法律保障也是社会和法律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标志。”〈20〉问题是法律以国家意志体现的规则，是否完全可以代替个人行为规则，显然不是。虽然法律规则也是个人行为规则，但在法定范围内，个人行为的自由是应予肯定。不过，这种自由仍需要规则的秩序，并且，法律应当肯定并保护这种秩序  存在。因此，无论从仲裁的性质还是从对私权行为的法律确认上说，临时仲裁都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当然，“相对于常设机构仲裁而言，临时仲裁应有发展的适当空间”〈21〉是另一个关于效率的理由，也是发展的必然取向。这并不会破坏法律秩序，有关对“效率与公平”矛盾的调和，应当注意对临时仲裁适当的“国家通过法院干预”，以确保其公正、有效和“信用。”〈22〉

〈2〉、临时仲裁是民间行为，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推行。临时仲裁本来就起源于民间的商人自治，事实上，历史上有关这一争端解决形式的出现应该是“早于法院的出现”的，罗马法中关于“仲裁诉讼”的定义，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23〉民间争议中的长者评判，家庭中的家长裁判，不能不说是这一制度的雏形。因此，以临时仲裁具有广泛的民间性，也就是其具有社会性的基础。当然，做为受法律保护和保障的制度，其正当性必然产生对其规范性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有关社会推行的广泛性，必然会因为规范性要求而受到限制，一方面是对规范性的要求应有让步，简易和有效率是最应有所体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临时仲裁”均要求法律认可，其民间性也必须有所限制。以我国现有社会体制而言，应具有建立临时仲裁的社会基础，若干人民调解组织、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即具有  满足上述要求的条件。做为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的基础，当然也完全可以这些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机构为核心，将某些类型的争议，如邻里纠纷、轻微伤害等争议，对社区或村组中的合规的临时仲裁予以确认效力，并可通过上述社会机构的审查、监督来给予保障。

〈3〉、临时仲裁是准司法行为，应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一方面是公众意志的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是给予条件和帮助。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支特和保护，民间的自发（自治）行为，是难以被普遍认可从而产生效力的。所谓准司法行为，应该是这种支持和保护的前提条件，也就是临时促裁必须是以符合法律规范，按法办事，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国家才可能支持和保护。当然，更进一步说，国家的支持和保护是因为这种准司法行为按法办事，维护了国家法治，维护了社会秩序，是积极有益的，对推进社会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它才是应当支持和保护的。不过，毕竟临时仲裁不能等同于国家审判，也不能等同于行政权关的裁决，因此，它的准司法性是显然的。这种自为（自治）的执法行为，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法律的自行遵循的行为，但它毕竟是一种裁判，显然不是个人单方意志的体现，应至少体现双方以及第三人（裁判者）的意志，显然带有司法性。只不过司法的主体是个人（社会成员）。当然应有的问题是法律能不能，或者是行不行得通由个人来进行“私人裁判”？理论基础当然是私权法理论。守法和执法可以自治，只有在争端无法解决时，国家才介入。另一个问题是，“私人裁判”的“不公平”，如果是双方可以认可的（权力减让），法律或国家的不干预，会不会导致秩序所需的规则被忽视？这种担心本身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民法的调整范围，或其规则界限都应当是在需要法律调整时，“告诉才处理”。还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会不会被“私人裁判”所损害，或“潜在”损害？这当然是法律和社会机制的防范责任，而不是临时仲裁的责任，因为即便没有临时仲裁，这种损害也是不可消除的。

〈4〉、临时仲裁是一种制度，应得到秩序的容纳和规范。法律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需要。仲裁制度“是一种法律制度”，〈24〉当然亦应是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应予容纳和规范的。不能因为仲裁规则更多地具有合意的契约性特征，以及民间性，从而否认其做为规则的正当性，以及因正当性而被遵从的必要。临时仲裁由于更多地体现了私行为的个人权利范围的局限，往往会被规则具有的普遍性所排斥，即因个别与一般的对立使个别的“私行为”不具有一般性要求的普遍性而被社会公意所忽视，但这是片面的。个别当然是一般性存在的体现，但在这里并不是对此予以排斥的态度决定了有关个人“私行为”在秩序之外的认识，而是由于“不信任”在导致这种排斥，即个人出于自私的利益的行为缺乏“信用”，这种不信任首先来自于政治，并因此而使法律的制定受到影响，但这显然是矛盾的，即既然社会政治承认个人权利合法，法律保护个人权利，那么，个人的“自私行为”就不应该是可被指责的，个人实现自身的合法权利的行为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从而导致不信任？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在于“合法”，即只要是合法的个人权力，就应当被社会秩序所认可。而有关只要是“个人权利”的追求就是谈不上光荣，更谈不上值得仿效的认识在理论上应是早已被否认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自我禁锢于此呢？临时仲裁被忽视，而未被《仲裁法》所纳入，显然是一种有意的忽视，这应当被证明是不正当的。这种缺漏在实质上是有意违背了仲裁的性质而将其归入法定诉讼程序的衍化或是变种，但事实上仲裁是与诉讼性质绝然不同的争端解决程序，这种程序虽然需要法律来确立和保障，但它毕竟只是它自已，而不是其它。临时仲裁制度需要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秩序予以容纳，实际上是在需要解除误解后给予承认，这种承认当然同时带来了责任，即社会秩序有责任对其予以规范，否则将不符合秩序的要求，从而不能构成秩序的必要部份。当然，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这种规范的具体所指是什么，也就是法律应当规定什么？《仲裁法》是对临时仲裁程序本身进行规范，还是对临时仲裁程序的合法性范围进行规范？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原则上说，只能是对这种“私行为”的合法范围进行规范，否则，就丧失了对个人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仲裁法》有关对临时仲裁制度的忽略，并不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欠缺，而是在于实质定义，是在于以常设机构仲裁来体现变相的国家审判权的歧义。《仲裁法》对有关常设权构仲裁程序的确定，是一种完全的法院式诉讼程序，这种变相的法院审理案件程序模式的确立，原因自然仍是出于“不信任”。这里同样带来一种认识上的歧路：一个方面是对权利减让的“不允许”，即常设机构仲裁的程序必须合法，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私行为”的权利减让并不要求事事处处都合法；另一方面是法律的保障是以合法为前提的，而对仲裁协议的忽视是一种过度干预，虽然《仲裁法》并不涉及对仲裁内容的法院审查，但对程序的审查是严格的（《仲裁法》第58条规定，“申请撤销裁决”的情形包括：“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这实际上否定了当事人自定程序的可能。这是违反仲裁“私行为”本质的，因为既然是“私行为”，就应当包括行为者个人对行为方式的决定，而不仅仅只具有对实体权利主张的自由。

2、具体构想的可能性

实践中的需要和为需要而设立制度的可能性之间，无疑存在着相适应的问题，也就是找到一种有关于临时仲裁制度实际存在形式是这类问题求解的正确答案。因此，有关于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构想当然只能是一个开始，但无论如

何，现实的需要都会证明这样的开始是很迫切的。

〈1〉以现有的社会团体组织为主干。现有的社会团体组织无疑是设临时仲裁制度的基础，显然我们不能对可能的无序状态不予理会，因为有关制度的建立一方面不能期望社会群体能够自行遵行和理解，这需要一个有关对制度建立秩序的开始和维护的主干。现有社会团体组织，包括人民调解组织、工会、妇联、村委会，以及律师事务所等，是在现有社会秩序中经过若干审查和行为管理下的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社会团体组织，既为现有秩序所接受，又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因此，以它们为依托而建立临时仲裁制度无疑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现实而对某种制度所建立的秩序寄予理想化的希望，也就是有关临时仲裁制度不应当在现有条件下完全依靠一种没有社会基础的行为来实现，这当然包括法院承认的困难是实际的，因此，做为制度的设立，不能不考虑它的开始，以及其过程是可以实现的。以现有社会团体组织为基础，使其做为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基础，也就是赋予这些组织临时仲裁权，既有现实的

可能，又有为实现其实质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应该是恰当  的选择。

〈2〉确立临时仲裁员制度。仲裁员制度只能由法律所定义。事实上，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的核心，有关临时仲裁制度的程序，显然不应当是法院诉讼程序的翻版，如果临时仲裁的程序完全按照诉讼程序进行，必然不能体现其实质要求，也就是“效益原则对于仲裁制度的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除掉了效益的价值目标，至少从程序上讲，仲裁制度并不比诉讼制度存在多大的优越性”。〈25〉当然，法治对秩序的需要显然不是以繁琐来体现的，临时仲裁制度应该在仲裁员制度上严格而不是在程序上“按法办事”。这其中包括对仲裁员的过错责任制的确立，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6〉因为对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准司法性所确立的无过错原则，在有关设立临时仲裁制度时，就显得不适用，如果没有一定的责任追究，临时仲裁制度的民间性的“散”，势必会影响到法治秩序的集中和统一。这应当是有关这一制度建立的基本点。

〈3〉应及时建立仲裁协会。对仲裁的行业管理，应是体现仲裁的民间性，寻求独立于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径。行业管理的必须是在于只有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使仲裁制度的有序和效率得以充分体现。尤其对临时仲裁制度的设立而言，行业管理是确保其可信赖的有效保障。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执行似乎是一种对仲裁的监督和间接的干预，但事实上法院的审查是要建立在由争议一方提出异议的前提之上的，这种被动性的审查不能形成直接的指导和管理，并且有碍于仲裁的民间性本质的体现。法院以司法权即国家审判权进行审查，其以法定程序的标准所做要求，并不符合仲裁对效率追求的目的。因此，以行业规则来实现仲裁本质的体现，是正当的选择。仲裁协会以行规来避免如临时仲裁的“个别行为”的无序状态，从而增强其行为规范的统一，使对“个别行为”的“不信任”，转化为具有规范性行为标准的具有可被普遍认同的“标准行为”，从而提高临时仲裁的“信用”，尤其是获得外国法院的认可，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仲裁的“专业化”上应以常设机构仲裁为主，但这并不表示商事仲裁必须由常设机构仲裁。强调“专业化”是从仲裁裁决的质量上比较常设机构仲裁（专业化机构仲裁）优于临时仲裁，但从对仲裁的本质体现的要求上看，这种对质量的技术指标要求，并不是真正的仲裁民间性体现，也就是因技术和专业知识上的权威而使这种归类变成确定性的别无它择，实际上是违背了仲裁的“契约性”自治的本质的，这无疑是误区。临时仲裁同样可以体现其在商事仲裁上的合理存在。我国加入WTO后，对外经济交往的增多，使对争议解决的效率追求变得尤显突出，以仲裁协会的有效管理来充分发挥临时仲裁的作用，应当是必然的选择。作为有关部门，不能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常设机构仲裁的管理上，而应当及时建立仲裁协会，应加强对行会的管理，使行会通过自身的自治来实现仲裁制度的规范化。

〈4〉应该注意体现仲裁的非国内化。〈27〉目前，我国常设仲裁权构仲裁得到国际承认，是因为我国加入了相关的国际公约，但是，关于临时仲裁，相关国际公约实际上也是认可的，问题是我国设立的临时仲裁制度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和质量使之“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一方面是目前的常设权构仲裁裁决的执行在国外尚有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却是应当有益的临时仲裁制度尚未建立，其应有的标准和质量应当是其获得国内以及国外法院承认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注重对适用“实体法并不局限于国内法”，“仲裁地点”、“仲裁员的来源”并不局限于一国，程序规则“亦非某个国家的程序规则”或“某个仲裁权构的规则”〈28〉的非国内化仲裁的运用，也就是既不能要求申请仲裁者必须接受常设权构仲裁的程序规则等“固定要求”，也不能要求申请仲裁者必须到几个指定的机构申请仲裁，临时仲裁可选择来自不同国家的仲裁员，并不一定非要在常设权构名录内的选择仲裁员。仲裁协会的管理应只负责对仲裁员的行为是否违反行业规范做出评判。无疑非国内化仲裁可使临时仲裁制度的建立找到更充分的存在理由。

〈5〉仲裁协议的规范应重新定义。首先是对仲裁协议的要求必须体现其完备性，否则临时仲裁的有效性难以成立；其次是仲裁协议应包括仲裁程序对有关诉讼程序（包括某国家诉讼程序或某仲裁权构的仲裁程序的引用或参照）的约定适用都必须是自愿的，内容也应是具体的。既然加入WTO是在体现“商人法的回归”，〈29〉而不是以某国国内法为依据，那么，实体法的选择也应是仲裁协议的主要内容。我国《仲裁法》对商事合同中“仲裁条款”的认同，也就是对仲裁协议的定义是不符合国际惯性的（《仲裁法》第16条对“仲裁协议”的内容仅只规定为：“〈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带有明显的国家强制性干预色彩，这种相似于向法院起诉的要求是不符合“仲裁协议”所应体现的自治原则的。因此，至少是对临时仲裁的选择，必须具有完备的仲裁协议才可有效，这当然要求对仲裁协议的定义必须重新修改。

三、存在问题

当然，上述有关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构想是大致的轮廓，但应该说，在具有完备内容的仲裁协议下，以仲裁协会的行业管理所确认的“信用”，临时仲裁在充分体现了非国内化仲裁的特征后，其存在的必然和必要性是可以被充分认识和接受的，但正因为是对临时仲裁制度在设立上的迟疑，让我们不得不再认真审视若干问题，并进行必要的辩析，以排除疑虑。

1、对临时仲裁的承认和执行。这无疑是临时仲裁制度设立的基础，虽然从形式上看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只是一种保障，但这种保障实际上是其设立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临时仲裁将仅仅只是“个人间的行为”，从而不能做为制度而建立。显然，制度是社会的规则。而有关承认和执行所涉及的两方面问题，即国内法和国际法问题，也就是对国内法而言，契约性、自治性与司法性的关系，所反映的国家权力通过法院的干预，能在多在大程度上将“个人行为  ”的民间性、个别性所形成的特例，以普遍性来获得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要排除个别行为的偶然性，从而确保法律的普遍性规则保持稳定的问题，使“个人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应与自治的意愿保持协调。我们前述中所设想的有关仲裁协会的行业管理完备性的要求（个别性的体现），正

是企及于这种协调。当然，在事实上，临时仲裁的“个别行为”必须对社会普遍性规则予以遵重，是来自于社会监督需要，即“信誉”的要求，使这种“个别行为”以自愿的形式体现对社会普遍性规则的遵从。从历史渊源上看，这种寻求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空想。另外，国际法渊源同样也是从立法上肯定了这种存在。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二条第（A）项定义：“‘仲裁’是指无论是否由常设机构进行的任何仲裁”。《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51条规定：“仲裁员的任职可委任给一个自然人，他必须有行使民事权利的完全行为能力”，“如果仲裁协议定指定一个法律实体，后者只有权组织仲裁”。《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25条第一款：“如当事人有权解决争议事项，则约定将争议提交一名或数名仲裁员解决的协议合法有效”。《荷兰仲裁法》第1023条：“任何有法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被指定为仲裁员。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任何人不应由于其国籍的原因而妨碍指定。”我国有关问题定义的歧义在于，“仲裁员”是一个特定资格，即应在常设仲裁权构的名册内的人员（《仲裁法》第28条规定，接受仲裁申请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仲裁员名册”送达申请人，由其指定），这显然与有关国家法律规定存在距离。当然，对临时仲裁在主要区别上也就是在有关“任何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充任仲裁员的问题上，仲裁裁决获得本国的法院承认和执行，却并不因此而在国外法院均无障碍，但应该说障碍的形成多数是技术性问题，而非原则问题。

2、国家、社会和个人。国家权力所体现的整体性利益要求，这种要求在驱使个人服从时，要求以个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情况下，“个人行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认？这无凝是对以“契约”自治的临时仲裁制度的考问，问题是“私法领域”当然是国家权力应予保护和保障的，那么，个人对“自已有权决定的事项”的“自行解决”，国家权力不应干预也不能干预，相反应当是予以保护的。那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的观点，显然在界定上是混淆不清的。国家利益显然不会也没有必要触及“私权领域”，否则国家权力就是滥用。市民社会的形成产生了“近代民法”，“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双向互动的法律关系中”，〈30〉“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要求不表示国家离开市民社会而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国家权力的要求应反映市民社会的要求，也就是市民社会的要求会以国家权力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并不是只能以国家权力的形式来体现。市民社会的自治，也是国家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同样不能将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要求，转化为市民社会中个人的义务（以牺牲个人私权为代价）。社会做为整体，其行为是以个人存在为前提的。有关“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即由国家规定或承认，法律关系主体应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31〉但国家规定或承认并不代表义务的相对方是国家，很显然义务与权利均是民事关系当事人双方，与国家利益无关。国家法制的统一，并不排斥市民社会的行为规范，因为在其范围内的社会、个人行为以及社会因此而形成的私权领域内的秩序，正是国家秩序的要求，但国家权力不应直接干预，而应予以影响和保障。

3、漏缺与偏离。现行仲裁制度对临时仲裁制度的缺漏从表面是看似乎仅只是一种取舍上的选择，无碍于整体，但事实上，由于对常设机构仲裁的固定选择，已演变成法定的指定，对选择仲裁固然给予了一种看似自由的选择权利，即可以在现有常设机构中选择，  进一步可以在常设机构的名册中选择仲裁员，但这种选择权却完全偏离了仲裁有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本质，即“个人行为”的自由实际上是被剥夺了，而被完全置于类于法院诉讼程序的“准司法”权的掌握之下。无论中程序的设置，仲裁员的可选择范围（仲裁员多半都是当事人都陌生的，缺乏基本了解的信任），以及适用实体法的选择，都是没有余地的，这种形式上的规范和秩序，却在实际上表现出僵硬，除了一局终结外，几乎与法院诉讼同出一辙，这不仅极大地妨碍了仲裁应有的效率和效益的体现，而且在根本上是对“私权”的侵犯。这从相反的角度上完全可以看出问题之所在，即究竟常设机构仲裁的若干没有选择余地的规定是出于何人授权？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这种国家权力干预的方式，使个人行为在其应有自由的范围内不能自主，是违背了仲裁制度的本质的。当事人的私权行为，包括对争议事项的处分和处分方式，都应当是完整的，而不是仅只一面，即只有“仲裁的事项应当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32〉《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60条第1款规定：“仲裁员应决定仲裁的程序，不受法院规则的约束，但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另有规定的除外。”《美国仲裁法案》第2条第2款：由“契约引起的，或者由于拒绝履行契约引起的现在的争议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都是有效的”。《英国仲裁法》第1条第1款规定：“高等法院不应以裁决表面存在事实错误或法律错误为由，搁置或发回重审依据仲裁协议所作的裁决。”《加拿大商事仲裁法案》附件《商事仲裁法典》第2条第（e）款：“本法典条款提到当事人已协议，可以协议或者以任何其它方式提到当事人协议的，该协议包括协议中提到的任何仲裁规则。”由此可见，仲裁协议的范围基本上是不应受到限制的，并且协议的不可撤销的强制性是应得到保障的。固然常设权构可以先行制定仲裁规则，但不可因此而要求统一，更不可对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权利予以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在上述情况下实质上是剥夺了当事人对解决争议方式的选择权。

4、临时仲裁与制度化。不能认为当事人以自行决定的方式（规则）解决争议就是混乱，是对制度所要求的规范性的破坏，因为对私权行为的保障，本身就应是法律制度的要求。弗里德曼说：法律是“法律制度响应社会要求生产的东西”，法律制度的职能是维护正义、解决争端，其“另一基本职能是社会控制”，〈33〉解决争端对法律或法院而言是被动的，但控制社会却是一种主动干预行为，但同样应是社会的需要所决定的。私权行为不需要干预，但需要控制，除非当事人要求法院解决，但违背正义的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临时仲裁是法律应予控制的行为，而不是以规则来干预的行为，这不是社会的需要，原因正基于此。但很具体也很容易疑惑的是，当事人个人不按法院的诉讼规则，以及在实体法的适用上不按法律规定来处分自已的权利，是否“违法”而不究？或者是坐视不管，并进一步可获得法院的承认和执行？答案是肯定的。包括对仲裁规则和仲裁员的选择，当事人实际上是自行处分了自已的权利，对社会而言并无妨碍，除非违背正义，也就是可撤销的仲裁裁决，但也仅限于违背公正原则的行为，如仲裁员受贿、仲裁员的越权行为，对数字计算错误等。对制度的理解因此而不能被认为是只有法定规则而无个人自由，这是法律所不能做到也不应去做的。法律恰恰应该保障这种自由。博登海默说：“没有秩序  的正义和没有正义的秩序”都不配被称为“法律”，但“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以某种具体的妥切的方式将刚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制度，即“法律制度在指导私人行为与官方行为时所使用的规范，”可以是“规则”，也可以是原则。〈34〉当然，并不仅是法律可选择的存在方式决定了这一切，而是在于法律的实质所决定的，即法律是由它所保护的和所限制的对象，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存在形式。

5、有关现有社会组织为基础设

立临时仲裁制度的问题。毕竟我国现实法治状态还不能证明私权领域的个人行为，有可利于其权利实现的条件，充分行使个人权利需要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个人权利的意识应该被认为是建立对法律的自觉意识之上的，惟其如此，个人的行为才是可被充分可信任的。因此，《仲裁法》对临时仲裁的缺漏并非毫无理由，法制的建立不可省略其过程。那么，对现有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正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必需。人民调解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其它如法律服务机构中的律师事务所，在实际履行其职能中均有调处民间纠纷的义务，但这类职能仅承载了其可能和应承载的社会责任中的不完整部份，赋予其临时仲裁权，则既有充分的社会基础，又是可充分信任的，并且，这类组织和机构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易于取得当事人双方的信任，也方便了争议的解决所要求的及时、有效，更为具体的是，以现有体制可对其充分进行管理和指导。当然，在有关行业管理上应以仲裁协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这类组织机构并不体现归行管理的要求，但可以  赋予其兼有的职能，在行业上接受仲裁协会的指导和管理。当然，仅仅有此仍然是不  够的，虽说从实际情况上看，这类组织和机构分布的广泛性和规范性都有扎实的基础，但临时仲裁制度毕竟不能违背和侵犯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权利，这当然在形式上看这类社会组织和机构的仲裁范围以普通民间纠纷为主，但若扩大到某些社会性组织，如专业性协会、商会、医学会、科技协会等，则无疑可解决某些专业问题带来的妨碍。当然，有关临时仲裁制度设立的限制性规定，从总体的发展趋势上讲，都是限制始终不如不限制为好，但我们希望的是一种实际可行的推行方式的实现。

四、结束语

也许关于构想只能从原则上讲而难以具体，而有关临时仲裁制度的设立似乎所需要的并非是在理论上讲清应当与否，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既古老又出新的话题，最关键的是这类构想能否转化为实际操做方案，所需的呼吁也应是有理有据的。观念的转变首先要说服的是自已而不是别人，这样不等于懂得就可转为实际行为。美国有关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DR），对“调解”与“传统仲裁”的结合，〈35〉表明现代社会的需要是相通的，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不能与之相比，但在有关大量民间争议不能及时解决，法院诉讼费时、费力、费钱，积案有增无减，现有仲裁制度又基本上是法院办案方式、法院办案程序，常设仲裁机构廖廖无几，杯水车薪的情况下，对有关设立临时仲裁制度思考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寻找办法和出路的实际需要，虽然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但需要的是在慎审后应有的行动。

二00三年十月六日完稿

注释：

〈1〉1958年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仲裁裁决一词不仅指专案选派之仲裁员所作裁决，亦指当事人提请仲裁之常设仲裁机关所做裁决”。其“前者即指临时仲裁，我国已加入该公约，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可在我国得到承认并执行”。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编著  胡康生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P136

〈2〉《法律的概念》  [英]  哈特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版  P25

〈3〉见前注〈1〉P4

〈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年版  P807

〈5〉参见《商法全书》  江平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版  P495

〈6〉参见前注〈1〉P9

〈7〉参见《法律制度》  弗里德曼著  李琼英  林欣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P23

〈8〉参见《法律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化色彩》  陶广峰  《中国法学》  第4期  P42  19第二版  P44

〈9〉《法学概念  》  吴祖谋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参见前注〈4〉  P412

〈12〉参见前注〈1〉P1

〈13〉参见前注〈1〉  P7-P9

〈14〉参见《民法法典化的价值、模式与学理》  肖厚国  《民商法学  》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第9期  P16

〈15〉《论建立独立、开放与能动的司法制度》  周汉华  《法学研究》  第5期  P6

〈16〉参见前注〈15〉  P10

〈17〉参见《我国司法制度的转型》  谷安梁  《政法论坛》  20第4期  P124

〈18〉参见前注〈9〉P47

〈19〉参见《权利本位说再评议  》  童之伟  《中国法学  》  第6  期  P49

〈20〉参见《权利本位的理论逻辑  》  刘明洪  《中国法学》  年第2期  P24

〈21〉参见《加入WTO与我国仲裁制度改革》  肖永平  胡永庆  《中国法学  》  2001年第2期  P16

〈22〉参见前注〈21〉  P14-15

〈23〉参见前注〈4〉  P5

〈24〉参见前注〈4〉  P4

〈25〉参见前注〈21〉  P14

〈26〉参见前注〈21〉  P18

〈27〉参见前注〈21〉  P18-19

〈28〉参见前注〈21〉  P18

〈29〉参见前注〈21〉

; P18

〈30〉参见《市民社会与法治  》  郑强  《外国法评译》  20第4期  P93-94

〈31〉参见《论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  魏振瀛  《民商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001年  第9期  P6

〈32〉参见顾昂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草案）的说明”

〈33〉参见《法律制度》  弗里德曼  李琼英  林欣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P21-22

〈34〉参见《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  [美]  E  ・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P321  P405  P237

〈35〉参见《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DR）介译  》  郭玉军  甘勇  《中国法学  》  年第5  期  P127-135

篇12：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  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简介

当今时代，知识爆炸，新信息、新思想、新知识层出不穷，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法学更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八十年代初期在“法律工具论”理念下培养出来的法律本科毕业生，如果毕业后从来没有“充电”，那么，二十年后，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大学同学关于法律或法学的专业谈话。

面对现实，面对挑战，企图学习上一劳永……

对作为法律实践者的律师，不仅司法部领导强调过要“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而且在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设计上，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组织律师学习政治和法律业务知识，总结、交流律师的工作经验”这种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自行组织学习的做法，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当中的“律师协会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即由律师协会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从而不仅使该项制度法律化，而且提高了要求，加强了行业协会的监督，使业务更加落实到实处，避免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学习的流于形式、缺乏监督、层次不高、培训资源不能共享等等弊端；此外，作为配套管理措施，年11月25日司法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将律师“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作为律师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必备文件；205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则明确要求律师“参加年检注册和律师培训情况”作为律师执业档案至少应当包括的材料，可见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业务培训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上的逐步加大。

3月13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主要内容：每年度培训不少于40课时；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含有关司法解释）、与律师从事业务有关的经济、科技等领域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颁布的有关律师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的规章等等；培训方式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培训机构上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组织；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从1997年度年检注册后开始，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二、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缺憾

现行律师培训制度在向律师及时传播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理念（如知识更新、终生教育等等），交流业务经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等等方面无疑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部处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而“急就章”出台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明显的（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从合法性、合理性及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角度反思、评判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提高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效率、改革我国律师业务管理体制、促进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行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似乎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地包揽了本属于律师

协会的法定职责，与早在1993年12月就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当中即已明确的，要建立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的要求相左。

19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将“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作为律师协会的法定职责，且并未限定一定是“省级以上”律师协会才有此项职责。而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则就律师培训事项不仅避开中华全国律协发号施令，而且，还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组织培训的主要主体，且阻却了省级以下律师协会对其依法拥有的“组织律师业务培训”职责的行使。尽管实际培训中地市级律协甚至县级律协也在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但这就人为的造成了立法和规章的不统一，令各级律协处于尴尬之地。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培训学时、培训方式、具体培训内容等等细节进行过多的描写，则显然有碍“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与理念的实现。

2、培训实行“一刀切”，缺乏起码的针对性，造成了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

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对律师的急切需求也就造成了我国律师队伍法律水平的巨大参差不齐，法律大专与法学博士共存，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同在，地区差别更是明显，以致于立法和司法考试办法至今还在对“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起点进行  “地区变通”，弱化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法律大专生、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所谓“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缺乏起码的量化要求，几乎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充斥律师队伍；同时，由于律师行业的相对工薪阶层而言的自由和高收入（当然也是高风险），连年来吸引了不少法学（律）硕士博士以及法学专家教授（兼职为主）加入其中。

按照教育规律，“因材施教”乃是教育效率和合理性基本要求。不分对象、不顾现实，一律同样的学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培训方式，似乎是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早就批评过的“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错误，其结果必然造成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3、  有关“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

等刑事辩护培训内容实际上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剥夺了律师的刑事案件辩护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侵犯了律师的依法执业权。

注意到修正后的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的历史背景，也许司法部当时确实是出于对律师的一片关爱之心而有此规定，从情理也可以理解。果真如此，则乃是司法部针对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这一顽症开错了药方。以抽象的侵犯律师依法执业权的违法行政规定来对付司法机关在律师执业过程中而进行的具体的侵害律师执业权的行为，不仅让律师执业权遭受了双重的侵害，而且付出十分沉重的法治上的代价。

4、  所谓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

件之一的做法，尽管符合行政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且有司法部部门规章可资参考，但法律依据不足。

司法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之”的公权力；而与其相对应，律师执业权则是属于私权利之列，“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受限制”。

《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法》对公民取得律师执业权的积极要件乃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有律师资格；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消极要件主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以及“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  除此之外，非有违法及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并受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之处罚者，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其执业权利不应受到法外限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是，这种“指导、监督”权力必须以法律为界限。换言之，离开律师法的规定设置律师执业证书注册制度以及实行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未经注册的律师执业证书无效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律师法有关律师执业消极条件的规定，在限制了律师执业权的同时为司法行政部门自我扩权创造了条件。因此，尽管这种做法客观上很符合行政管理上的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但严格说来这种没有法律根据、自我扩权的规章本身的合法性就令人怀疑，其法律依据并不充足。

5、  忽视了律师学历的差别而规定的学历课时认可制度缺乏公平，不分学历状

况而笼统规定“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实际上是促成了低学历免律师业务培训的做法。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起码学历一般应为本科学历，1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动律师工作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要求“力争到底除个别地区外，使45岁以下的律师，全部达到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可见达到本科学历乃是法律要求、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如果将为“本科达标”而进行的学历教育的课时“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则显然是相对加重了已经达到本科，甚至法律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律师的培训负担，减轻的恰恰是应该加强培训的大专学历者的培训义务，如此“鞭打快牛”式的“反向免培训”的做法，忽视了对谁更该加强律师业务培训、对谁更应该减少或者免除常规的律师业务培训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不仅极不合理，而且似乎也与律师业务培训的宗旨背道而驰。

6、尽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初步消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三者在职业资格准入上的`法律障碍，但在业务培训上依然是各自为政、自我封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三、  完善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律师师法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目前据称已至攻坚阶段的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对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提出如下构想，供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部门决策时参考。

1、  根据现行律师法的有关“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系律师协会的职责的规定，

在司法部的指导、监督下，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制定《律师业务培训指引》或类似行业规范，指导各级律师协会依法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工作，改变现行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言不正、名不顺的尴尬局面。

2、  针对律师学历、资历、水平的不同，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分级规定每

年律师应完成的培训学时和培训方式。

其中，对于没有取得法律专业本科学历或其他专业硕士学历的律师（可称为“重点培训人员”），应加大培训学时，每年至少应为96学时（即平均每月培训不少于一个工作日）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切实提高律师业务素质。

对于其余人员，即达到法律本科但未获得相应的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或虽有硕士以上学位但不具备法律系列本科以上学历者（可称为“一般培训人员”），每年的律师业务培训学时至少应为目前的40学时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

对于已经取得法学（律）硕士以上学历、或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且获得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可称为“实质免培训人员”），可不要求具体学时、不限定具体的培训方式，允许其自学。之所以称只为“实质免培训人员”而不实行免培训制度，乃是至少在理念上应体现“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生教育体系”的要求。

3、  对于不具备国民序列教育本科学历（主要是部分不具备本科学历的“重点

培训人员”）、为达到国民教育序列本科学历而参加学历教育学习的律师，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对于其他类型的学历教育，如已经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参加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学时，同样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理由是首先应当鼓励律师取得法律系列本科以上的学历。

此外，如已经具备法律本科学历、攻读硕士以上学位的；或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学历、参加法律（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习的，可以根据有效学习单上记载的学时，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4、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得在律师业务培训的规定中违法限制律师的

执业权。诸如“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之类的侵犯律师执业权的规定，应该坚决予以摒弃。

5、  鉴于律师执业证书年检注册制度并无法律规定，从而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

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的做法就更显得“合理不合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乃是必然趋势，为避免司法行政机关可能因“合理不合法”所带来的“好心没好报”，也为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司法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意识，应尽快确认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的法律地位，将其写进律师法。这样年检时所需的有关材料如律师业务培训证明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司法部规章来作具体规定；同时，也和2003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前瞻地衔接起来。否则，仅仅以“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乃是律师执业证书这一行政许可具体规定”为由，进而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应当提交的文件（申请书、律师资格证明、申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材料、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以外增加其他文件、从而实质上提高了许可发放律师执业证书的法定要求，是很难在合法性上自圆其说的。

6、强化“法律共同体”意识，可由司法部出面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协调（这倒是十分宏观的司法行政管理内容，司法部理应当仁不让），在律师、法官、检察官培训方面互相开放、互相认同；必要时，可以共同组织“法律职业年度培训”，在法律职业业务培训上策应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总之，在当今知识爆炸时代，加强对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素质并不高的中国律师的职业培训，乃是一件“善莫大焉”

的好事：问题已经不在于该不该加强培训，而是如何在合法合理的框架下进一步完善这一培训制度。

篇13：我国现代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构思

我国现代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构思

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经法定授权或委托的组织，依法决定和程序对逾期不自动履行行政法规规定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实行强制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它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合法性之特征。     一、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有缺陷     1、立法方面疏漏不宜操作。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我国确定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司法执行模式。在这种执行模式中，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后，出现执行不能的情况，可否再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对此，《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理决定感到有利可图的自己强制执行，无利可图的则申请执行，这种做法在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利益驱动、行政执法不规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则给行政机关执行权的随意运用提供了方便之门。     2、司法权超越行政权。     法院属于典型的法律适用机关，依法定程序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乃是法院的首要任务，审判职能被看成是法院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职能，也是法院与政府最明显的区别所在司法厅权有两个本质特征――裁判性和被动性。即有纠纷才有司法，不告不理。而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其也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性和主动性。因此，行政强制执行从根本上看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是行政权的一种运用，但现在却由人民法院来行使，这是司法权超越行政权一个典型表现。     3、法律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能实现。     在我国现行的司法执行模式中，行政强制执行有一个前提，即相对人既不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如果对这种没有任何疑义的行政处理决定再进行司法审查，这首先浪费了司法资源。再深层次分析，对已经设置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两种法律制度也是浪费，人们谁还会去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毕竟在强制执行前还有法院审查这一关。实践中这种司法操作手续的烦琐，影响了行政效率。     4、法外现象影响社会效果。     人民法院实行审执分离后，其他案件都按此进行了分工。由于行政庭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不多，为平衡各庭之间的工作负担，有的法院不得不将行政案件和非诉行政案件交由行政庭来执行。而行政庭面临人员和财力紧缺的问题，行政庭自行执行所有的案件已不可能。事实上，目前很多法院更多地依靠行政机关来实施。实践中出现的这些法外现象，说明我国现行的强制执行体制的确存在着制度上的欠缺。实际运行中，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后，人民法强制执行，尽管法官在执行时要讲法说理，但老百姓常常想到的是“官官相护”，其次感觉到是法院只不过是行政机关的工具，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另外，由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多或少的地造成一些行政机关依赖思想，在作出一些棘手的行政处理决定后，将执行推给法院了之。     二、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构思     要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双重价值取向――即提高行政效率和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归还行政机关，在这个前提下，构建新的行政强制执行体系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笔者建议尽快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把行政强制执行纳入法治的轨道。该法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 关于实施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依法进行，这是行政强制执行最根本的'原则，也是行政强制立法的基本目的。其内容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内容、方式、程序必须合法。国家行政机关在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时，如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或缺少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均属违法，该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应属无效。行政相对人有权申请救济，并应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2、合理性原则：行政强制执行必须合法、公平、适当，以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一原则包括执行手段的从优先原则、适度原则、人道主义原则以及社会整体利益优先考虑原则等。     3、高效率原则：行政权的运用一般都要贯彻及时、效率原则，而行政强制执行要使逾期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及时履行义务，更需体现高效率原则，否则就失去了行政强制执行的意义。     4、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在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应贯彻首先是教育，然后是强制，强制中仍寓于教育的精神。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一般应先告诫当事人，尽可能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     （二）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     根据我国国情，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可分为以下三种：      1、代履行。指义务人逾期不履行义务，该义务由他人代为履行能达到目的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代为履行或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代履行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一般认为，代履行费用可在执行前或执行后征收，义务人拒不缴纳代履行费用的，可强制征收或划拨。      2、缴纳强制金。即义务兵人逾期不履行不能由他人替代的义务或特定物的给付义务，行政机关采取罚义务人缴纳强制金的方法，促使其履行义务。义务人拒缴强制金的，也可依法强制征收或划拨。      3、直接强制执行。这是行政在无法使用间接强制执行达到使负有行政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目的，或在遇有紧急情况时，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加以适当实力强制，使其履行义务或取消危险和危害社会行为状态的严厉的行政行为。直接强制执行可分为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强制、行为强制、财产强制等内容。     （三）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法”的条文应侧重于程序规定，以弥补和完善我国过去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执行规定在这方面的不足。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依法行政处理决定，预先告诫相对人限期履行义务，为义务人提供最后机会。      2、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发出行政强制执行通知书。执行决定内容包括义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执行的机关、时间、方法、程序、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途径等。      3、执行实施。如果义务人在限期内仍不自动履行，行政机关就要依据行政强制决定采取具体强制措施。其与民事强制执行基本相同。     （四） 其他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新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应注意：1、扩大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2、扩大行政机关的行政执行权；3、扩大和加强司法审查权；4、应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时效；5、设置和健全行政执行机构。

篇14：检视我国立法准备制度的构成

检视我国立法准备制度的构成

建立健全我国立法准备制度的必要性

立法准备制度是我国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准备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协调立法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立法准备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立法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立法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规范需求、立法是不是满足社会规范需求的最佳方式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搞好科学的立法预见工作、科学的立法规划工作、严密的立法论证工作等。立法预见的功能之一就是确保立法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现实，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到立法能真正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相一致。立法规划是在科学立法预见的基础上对立法的现实性、紧迫性、立法的顺序、立法的规模、立法的速度等作一个整体的筹划，既不能使主法滞后从而使立法不起任何作用，又不能使立法过于超前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立法成本的损失。立法论证工作是在科学的立法预见、立法规划的基础上，具体地对立法的可行性、必要性进行论述与证明，从而为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立法起草工作是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现实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法案的废、改、立的过程。因此，做好立法准备工作就是要协调立法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

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的质量。我国很多学者认为，当前立法最迫切的问题是提高立法质量。很多学者从立法运行的实践过程中去寻找原因，不可否认，立法运行中许多因素会影响立法质量，如立法权力的配置、立法程序的安排、立法人员的素质等，但笔者认为，解决立法质量问题首先要在源头上把好关，即在立法准备工作中注意一些影响立法质量的因素。现实中许多立法质量问题的出现在于没有进行科学的立法预见工作、立法规划工作以及立法论证工作。比如，立法不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立法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立法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单纯在启动立法程序时就能解决得了的，大量的问题在立法运行前就应该给予科学的回答。建立健全我国的立法准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立法质量。

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立法效益。立法效益是立法收益与立法成本的比值，提高立法效益根本上有两个方面的途径，一是降低立法成本；二是提高立法收益。降低立法成本可在立法运行程序上做文章，比如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程序效率等等。然而笔者认为在立法准备工作上多下一点功夫，会事半功倍。比如，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一部高质量的法律草案，立法部门花在草案审议上的`时间就少，可以大大节约立法成本。

立法发展的专业化分工。现代立法的发展，要求立法制度本身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很多国家在立法机关中设立一些专门的立法机构，如立法规划机构、立法助理机构等。这些专门机构与制度的设立是立法本身发展专业化的必然要求。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提高现阶段的立法质量，也必须注重立法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在我国现阶段建立立法准备制度，设立一定的立法准备机构，配备与其相适应的人员，专门从事立法准备工作，如立法预测工作、立法规划工作、立法论证工作甚至立法起草工作，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建立健全我国立法准备制度的构想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立法准备制度，这与我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建立健全我国的立法准备制度有现实的紧迫性。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一）设立一定的立法准备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权力的划分情况，在各级立法机关都设立一

[1] [2]

篇15：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毫无疑问，“听证”一词，往往都是与“民主”相伴随而存在的，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立法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谓立法听证，就是让与一部即将出台的法律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或者法律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解该法律的立法背景、宗旨、体例及具体内容，并发现、质疑该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以监督、保障该法律趋于完善的一种立法程序，它是立法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 [2] [3]

篇16：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模式分析论文

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模式分析论文

摘要:对我国行政刑法究竟应该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一直争议不断。鉴于目前行政刑法在立法以及司法上存在的诸多冲突，建议改变现有的行政刑法统一附属型立法模式的呼声不断。然而，并不存在完美的行政刑法立法模式，只有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完善，才是适应我国实际的需要。

关键词:行政刑法;刑法;立法模式

一、对行政刑法立法模式的不同意见

我国目前的行政刑法立法模式是统一附属型立法。统一附属型立法模式是指将行政犯罪的罪名和法定刑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将行政犯罪的罪状规定在分散于行政法律规范内的附属刑法中。附属刑法本身只是对行政犯罪的刑事责任做出笼统式的宣告。这种方式有利于维护刑法典的“统领”地位，因为单独附属刑法不能独立完成对行政犯罪的定罪量刑。可以使行政犯罪的罪状在跟随行政法律发生变化时，不改变刑法典中罪名和法定刑的规定，兼顾了行政刑法的多变性和刑法典的稳定性。虽然该立法模式有以上优点，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以些问题，特别是行政法律和刑法的衔接问题。比如，许多刑事责任条款以及行政刑法中的责任条款在刑法典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罪名;刑法、行政刑法以及行政法规范在内容上相互重复、冲突以及法条之间竞合的现象非常严重;适用法律原则上的.冲突等问题。因此，有学者建议修改现有的立法模式，将罪名和法定刑也规定在行政法律的行政刑法条文中，这样就将现在行政刑法从依附性规范变为独立性规范。其好处是不仅能够适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新的犯罪类型不断出现的需要，而且还有利于使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刑法之间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等等。笔者不赞同此种做法，认为其并不能解决现有问题。

二、坚持现有立法模式的原因

首先，行政法律与刑法衔接不上的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刑法条文中没有规定罪名和法定刑，而是立法机关在制定两法时，没有对相关条文进行完整的参照和校对工作。只有对两法的相关法律条文在内容上进行统一、对应的修改，才能使行政犯罪的规定在行政法律与刑法中保持一致。当出现行政犯罪时，司法机关可依据刑法条文的指引，借助行政刑法的规定完善对罪状的描述;而行政机关也可依据行政刑法条文的指引，将案件移交到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对刑事责任。其次，我国《立法法》规定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而我国刑法指引的补充规范中不仅有行政法律，还有“国家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所以，在行政法律中增加行政刑法条文的罪名和法定刑，并不能完全解决刑法与其他相关条文的衔接问题。再次，有学者指出，在行政刑法中增加罪名和法定刑的内容，是借鉴日本行政刑法分散式的立法模式。［4］日本模式固然有其可借鉴之处，但是日本刑法典本身没有规定行政刑法的内容，不用考虑行政法律与刑法典的衔接问题。而我国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行政犯罪的内容，若在刑法典和行政法律中都规定罪名和法定刑，一来会使行政法律与刑法内容重复而繁杂;二来则会使行政法的性质与刑法典的性质更加界限不明;三来则有架空刑法之嫌。最后，提起刑法，人们就会有“若触犯刑法，就等于摊上大事儿”的心理，而提起行政法，人们就会觉得“不就是罚罚款，顶多拘留几天的事儿嘛”。依据某行政法律定罪判刑，会使公众心里难以接受。学法律的人，对行政刑法尚不太了解，更别提普通民众了。在行政法律中规定罪名与法定刑会导致人们认识的混乱，不利于人们系统的了解、掌握有关犯罪、刑罚的内容，破坏了刑法的统一性，一定程度上反而降低了刑罚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利于预防犯罪。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行政法律的行政刑法条文中增加罪名和法定刑的规定并非妥善之举。不如立足现有立法模式，对刑法及其所指引的补充规范中的相关条文进行一一对应、完善，对具体适用条文作出明确解释，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程凡卿．行政刑法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李晓明．我国行政刑法的冲突、整合与完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3］张明楷．行政刑法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5(3)．

［4］李晓明主编．行政刑法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篇17：完善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思考

完善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思考

民事优先权是一种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同性质的若干民事权利发生冲突时，某一民事权利优先于其他民事权利实现的民事权利。①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可谓源远流长、种类不少。但从立法上来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以下笔者就如何完善优先权制度的立法作粗浅探讨。     一、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的不足之处                               民事优先权制度从罗马法时期就已创立，我国从唐朝开始就有民事优先权的法律规定。但是，目前我国的立法，从种类到项目，从性质、特征到效力、保护的规定，却比西方一些国家的规定要简单得多，且有许多不足，主要是：     （一）认识不足，规定不多     作为我国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只有第73条规定的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第89条规定的抵押、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两条，种类只有两种，且两种优先权的项目也不齐全。致使优先权制度在理论上的认识和研究，局限在优先购买权与优先受偿权方面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问题。    认识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及对公民权利的足够重视与保护。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是1980年颁布的，当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没有建立，或者不发达，必然会出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弱视情况。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社会成员没有什么自由与权利。因此，就不可能有一部完备的民法典，当然不可能对包括物权在内的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     （二）体系松散，项目不全     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我国民法特别法和其他法律，对民事优先权的规定有所增加，《破产法》、《专利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一些内容涉及到民事优先权。应该说，我国的民事优先权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走向多样的过程，目前仍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     尽管如此，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还是存在体系松散、项目不全的问题。例如，特种债权优先权，即先取特权，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性质的企业的法律制度中均有规定。与此同时，各种类型的民事优先权项目规定，也比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中规定的少。如先取特权项目，我国规定的主要有诉讼费、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税收、建设工程价款、保险及给付保险金、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而《日本民法典》及《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先取特权的项目，比我国民商法律规定的先取特权的项目则要多的多，如丧葬费用、债务人日用品的供给、租金、动产不动产的买卖等等。又如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我国《担保法》仅限于因保管、运输、加工承揽合同三种发生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而《日本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则还有旅店的宿泊、不动产的保存等项目。     （三）条文简陋、操作性差     具体表现为：一是条文少。不管是先取特权，优先受偿权，还是优先购买权、优先承包权、优先申请权，条文都是廖廖无几，很难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民事优先权的有关问题。二是条文操作性差，不像西方一些国家对条文及条文所包含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诠释。如我国许多法律在先取特权的项目上，对工资、税收没有作出详细的界定，工资到底包括哪几个内容，工资在多少时间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又如税收包括哪些，各种税收孰先孰后，对偷漏税的罚款部分能否优先受偿。各种优先权的特征和适用条件，以及如何保护，保护的范围和方式均没有规定。     （四）重复规定，前后不一     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由于不是由民法典统一规定，而是分散在各部门法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规定，前后不一的现象。如在先取特权的项目规定上，同为企业法人破产，《破产法》与《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规定项目不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先取特权项目为其他企业法人所没有。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先取特权项目，同样为其他企业法人所没有。同为企业法人，在破产时，先取特权的一些项目在破产法和其他部门法重复规定，另外一些项目不同企业法人的部门法却有不同的规定，这种立法上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如，关于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的先取特权项目，《破产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都用此概念，而在《个人独资企业法》却用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这个概念。     （五）考虑不周，顾此失彼     由于民事优先权的分散性和不连贯性，出现了考虑不同，顾此失彼的现象。如先取特权的清偿，在程序上，国有企业有《破产法》规定，非国有企业有《民事诉讼法》规定，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尽管有先取特权项目，可是，在清偿上却没有程序法上的规定。 二、制定我国民事优先权法的必要性     由于上述等原因，必须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笔者设想，在我国应当制定民事优先权法，归到物权法中独立一编，成为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为了解决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散乱不全的需要     解决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本的方法就是对现有有关民事优先权立法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删改、补充，制定一部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事优先权法，把分散在破产法、公司法、海商法、担保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工业产权法等中的民事优先权的内容，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整合，统一规定在物权法中，作为物权法的一编，这样就可以克服和防止民事优先权立法存在散乱不全的状况，易于人们了解和掌握。     （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求民事主休地位平等，权利平等。然而，由于“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所谓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①，因此，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一方，其地位总是要高于经济条件差的一方，这有悖于市场经济对公平、公正追求的初衷。因此，必须抛弃形式上的公平、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对弱者的一些民事权利予以特殊的照顾和保护，就成为市场经济追求公平而在民法上所作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民法追求实质正义理念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经济，担保物权则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要求在制定民事优先权法时一并解决。    （三）完善物权制度的需要     民事优先权基本上都具有物权性质，即使是特种债权优先权，也具有物权性质。实际上，民事优先权是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和日本民法典都有专章规定，且都规定在物权编中。民事优先权实际是一种独立的物权，如果物权法中没有民事优先权的一席之地，必将是物权法的一大遗憾，即使物权法制定出来，将来还是要补充民事优先权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的构想     以实现市场经济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为追求，借鉴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做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潮流，建立民事优先权法定主义，使每一种民事优先权都成为独立的物权。    （一）关于民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体例     民事优先权从本质上属于物权范畴，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德国、日本等立法例，在民法典中均有专编或专章规定民事优先权的一般内容，若缺少作为物权性质的民事优先权，民法典的物权制度的完整性将大打折扣，因此，我国正在制定的属于民法典重要组成的物权法，应当有专编或专章对民事优先权的一般内容进行规定。当然，《日本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把债权优先权与物权优先权混在一起规定，是我们不值得借鉴的。     物权法在民事优先权制度的规定上，当然不能事无巨细都加以规定，否则物权法就会显得条文繁多、臃肿。物权法应当就民事优先权的种类、性质，公示的方式与效力，适用条件，顺序，保护范围和方式这些一般性的内容作出规定，对于一些特殊的内容，如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详细内容，抵押权、留置权和质权的种类，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的含义，优先承包权和优先承租权的范围，优先申请权的限制等内容，可由相关的.法律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这样处理，既可以使物权法保持其体系完整性，又可以使民事优先权在立法上得到全面详尽的规定，达到原则性与具体性相结合的目的。     （二）完善民事优先权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先取特权的完善方面    （1）先取特权的项目     我国法律对先取特权的项目规定，相对法国和日本民法典来说，要少得多。但外国规定的一些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和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先取特权项目，必须加以抛弃。在我国，除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收外，需要增加的先取特权项目有：     ①共益费用     包括诉讼费用、清算费用。实际上，我国法律对共益费用优先受偿有明确规定，《破产法》和《保险法》中称为破产费用，《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等则称为清算费用，这种费用没有在先取特权项目的顺序中明确列出来，但却明确规定要优先拨付。因此，从立法的严谨、科学和易懂出发，必须把破产费用或清算费用以共益费用一词来表达，并明确在先取特权的项目顺序中以第一顺序列出。     ②丧葬费用     丧葬费用的设立主要是从人道主义考虑。其包括债务人的丧葬费用和债务人应扶养的近亲属的丧葬费用，丧葬费用的标准应当有个明确规定，可以根据死者的社会身份和不同时期确定一个数额。     ③债务人及其扶养人必需的生活费用     这里“必需的”生活费用，就是一个数量上的限制。笔者认为“必需的”生活费用，可以参照《日本民法典》，时间上为债务人及其抚养人的最后6个月。在具体数量上，每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以按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限。因此，我国在先取特权项目上，应明确增加这个内容。     ④建设工程价款     虽然我国《合同法》第286条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已作出规定，但其包括哪些内容，是否要登记等则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在制定物权法中， 要对建设工程价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还有《海商法》、《民用航空器法》等特别法特别规定的内容。     （2）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内容     我国法律对先取特权项目的内容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遇到不少麻烦，笔者认为，我国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内容应为：     ①共益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和清算费用。     ②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对于所有行业，不管是否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职工，其劳动报酬都得到同等的保护，工资组成包括标准工资，有规定标准的各种奖金、津贴和补贴。工资债权以企业歇业或破产前二年为限。     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包括职工因公而伤、残、死亡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五个内容。职工社会保险费用由法律、法规授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强制向企业按月征缴，企业不缴纳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③丧葬费用。债务人及其抚养人按其身份和时期所确定死亡时的丧葬费用。     ④债务人及其抚养人必需的生活费用。     债务人及其抚养人最后6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每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以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为基准。     ⑤建设工程价款。承包人、建筑师及工人就不动产的优先权，存在于该不动产上，但仅限于该不动产的增价现存部分为限，且在工程开工和竣工时都必须进行登记才能生效。     ⑥税收。立法上应当明确税收不分国税和地税，均有优先权。但土地增值税最优先，关税只就应税进口货物本身优先于其他税收，其他税收优先权之间地位相同。税收优先权不包括税收罚款部分。    （3）先取特权的保护方式     先取特权在保护方式上应当完善的地方是，先取特权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的动产受偿，只有动产不足时，才能从其不动产中受偿。此外，先取特权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后，立法上应明确先取特权债权人可以从第三人返还的财产中直接受偿。同时，要明确规定先取特权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冲突时，先取特权优先权更优先。     2、关于优先购买权的完善方面    （1）明确优先购买权的类型及相关内容     在我国优先购买权的类型中，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可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和中外合资企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三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当包括租赁房屋的（公房和私房均可）优先购买权，小型租赁企业买卖的优先购买权和承租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三种。“废除存在价值不大的典权”①。还有诸如地邻优先购买权，由于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不符合时代精神，因此也不应规定。     此外，对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效力、行使、限制、期间、适用条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都要作出具体的规定，便于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和适用。    （2）明确规定通知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出卖人在出卖给第三人时，应把买卖的内容书面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出卖人不通知优先购买权人而把标的卖给第三人，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买卖无效。优先购买权人在接到出卖人书面通知后，在法定时间没有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3）明确规定“同等条件”的含义     我国法律对“同等条件”未予明确界定。笔者认为，“同等条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条件，即一般指同等价格。二是消极条件，即法律限制的条件，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城镇个人建住宅，建筑面积每人不得超过20平方米，如果承租人或共有人有上述情况的，就丧失优先购买权。     3、关于优先承包权的完善方面     优先承包权的完善方面，主要是完善优先承包权的实现方法，即赋予优先承包权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发包人形成发包人与第三人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承包合同关系。      4、关于优先受偿权的完善方面    （1）关于抵押权人与取得标的物第三人的关系方面，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给第三人的行为有效，但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抵押人在出卖时必须通知抵押权人，二是第三人必须把价款交给抵押权人，否则转让无效，抵押权人可以行使追及权。     （2）关于质权人、留置权人与未取得标的物第三人的关系，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的债务人清偿债务前，债务人把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的，第三人不能取得对标的物的占有，也不能向质权人或留置权人提出交付质物或留置物的请求权。只有第三人向债务人支付了质权人或留置权人的价款后，才能取得对标的物的所有权。     （3）关于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方面，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三种债权的保护范围，包括利息部分，但利息部分应当办理登记，否则利息部分不具有优先权。如果登记中没有约定利率，要视情而定。若主合同有约定利率，只要不是高利，该约定利率就是担保债权。若主合同没有约定利率，从债权人催讨之日起，按法定利率计息，属于优先受偿范围。同时，利息优先受偿应有期间限制。 此外，在质权保护范围中，对于出质人要求质权人提存质物，只要不是质权人明显侵害出质人的权利，质权人的提存费用应属于质权保护的范围。     （4）关于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方法上，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同一抵押物上有数个抵押权的，处在最前面顺位的抵押权人，可以不经其他抵押权人同意而与抵押人协议移转抵押物所有权，但订立协议的抵押权人有通知其他抵押权人的义务，以便其他抵押权人监督抵押物折价是否合理，有无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而可能损害其他抵押权人的利益。     在抵押物变卖时，我国《担保法》应规定以抵押人为变卖人或委托人，同时规定抵押人在变卖抵押物时，须有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的变卖协议，并且买受人应当把价金交给抵押权人，没有变卖协议的，变卖无效。买受人没有把价金交给抵押权人，造成抵押权人不能优先受偿的，由抵押人和买受人负连带责任。

篇18：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制度立法论文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制度立法论文

[摘要]我国现行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较单一，并且尚未设定判断标准，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涵盖的范围较窄。司法实践中法院会运用自由裁量权判断合理使用之构成，因判断标准的不尽相同导致审判结果不确定及不可预测。立法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有效运行。文章认为，第三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应从我国国情出发，适当增加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以平衡各方利益，并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修改，在坚持纳入“三步检验法”的同时还应明确规定其仅适用于兜底条款，以应对网络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著作权法》修改；合理使用；完善建议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工作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中，合理使用制度的修改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著作权立法将“利益平衡”作为宗旨和价值目标，在利益平衡的过程中，合理使用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乎国家文化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利益。但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现行著作权法律体系下著作权人和其他使用人之间的利益格局也在不断改变，合理使用制度受到巨大冲击。第三次《著作权法修》改对合理使用制度应如何安排才能进一步发挥合理使用制度的利益平衡作用，有效解决著作权合理使用纠纷，值得探讨。

一、现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一）立法现状

在没有著作权人许可，亦不用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允许自由使用属于著作权人且已经发表的作品，即合理使用制度，在我国《著作权法》第2章第4节第32条，列举了12种权利限制例外的行为。现行合理使用制度立法，采用的是大陆法系国家几十年前在著作权法中制定的规则，详细例举例外的情形，但并没有纳入《伯尔尼公约》提供的“三步检验法”，①也没有仿照《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设定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早期该种立法模式为司法实践指明了适用范围，有利于遏制合理使用制度的滥用。但随着我国著作权的发展，该立法模式的滞后性也随之凸显，一些新增的“合理使用”行为无法可依，被划入侵权行为之列。

（二）司法现状

透过我国最近的一些涉及合理使用的案例，发现各法院在对《著作权法》第22条适用上态度的迥异，至于以何种标准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审判标准缺乏一致性造成了案件的裁判结果较难预测。1.对《著作权法》第22条的严格解释不同在何连红与王德埙等著作权纠纷案中，②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被上诉人的行为“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合理使用情形，故未要求引用者核实作者姓名，因此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在王巨贤与绍兴市水利局其他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对《著作权法》第22条第（10）项的规定作严格解释，认为被告绍兴市水利局使用原告作品却未指明作者姓名，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要求，从而撤销了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初审判决。2.突破《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12种例外情形尽管我国的传统理解是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列举的例外情形严格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但对于实践中新出现的“合理使用”情形，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一些法院会大胆尝试，借鉴美国合理使用模式的判断标准，突破现行法律规定。在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④被告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列举的“为学校课堂教学”的例外提出合理使用抗辩。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出于教学目的组织学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并且在作品摄制完成后，没有发行放映，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在该案中，法院采用美国《版权法》第107条所列的第一个因素“使用的目的”为判断标准对该案加以分析。该分析已经突破了《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翻译或者少量复制”行为，即将该案中出于课堂教学目的的摄制行为作为一种新的合理使用形式。

二、现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不足

从立法精神上看，创设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利益平衡，以促进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然而，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其立法本意难以彰显。

（一）立法模式单一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采用的是“列举式”的规定办法，列举了12种合理使用情形。虽然此种立法模式有相对明确性，可保证部分案件“同案同判”，便于社会公众知晓，但对于12种情形之外的作品使用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容易造成侵权，有违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精神。立法模式单一，导致法律条文僵硬，长此以往，一些新生的符合立法本意的行为会因为法律规定的滞后性而被遏制，著作权利益失衡将违背立法本意，阻碍作品成果的传播。

（二）缺乏判断标准

前文分析的案件裁判表明，因为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缺乏原则性指引，在合理使用案件中，各法院没有形成一致的判定标准，多重判断标准的交错混用加剧了“合理使用”标准解释的混乱局面。对司法者而言，将有可能造成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法院审判人员之间若存在分歧，当事人将难以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损害立法的权威。因此，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尚未设定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该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涵盖范围过窄

目前，我国著作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不能像英美法系的国家那样完善，同时，我国著作权法的发展所面对的困难远大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其中的原因很多，如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行为人的使用行为千差万别，列举不到之处都有可能导致一些符合立法本意的使用行为被划入侵权之列。我国现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涵盖的范围过窄，不符合我国国情。

三、合理使用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利弊

通过分析各个国家的合理使用制度立法，各国主要采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开放式，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平交易模式。从运行效果来看，这三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开放式

美国的合理使用制度，集中体现于《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该条款在列明法定“合理使用”类型后，还明确规定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时必须考虑但又不局限于四大因素：一是该使用对于市场的影响；二是作品的性质；三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四是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美国法官在审理一般的涉及合理使用的著作权纠纷案件时，综合运用“四因素分析法”即可认定合理使用抗辩是否成立。在疑难、复杂案件中，通过观察美国合理使用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裁判，该种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从而更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其弊端在于法官可以行使的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导致当事人的事前预测与实际结果偏差较大，导致一些使用者不敢充分利用合理使用制度。所以从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美国式合理使用给社会公众所带来的好处，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二）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平交易模式

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及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平交易模式，虽然法律渊源不同，但内容却不谋而合，均为“例外法定主义”，以明文列举的方式列明各种版权例外的情形。⑤此外，将“三步检验法”作为判断合理使用的条件。该种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更具有确定性，当然也因为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而饱受争议。在某项使用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法官可能在著作权制度以外的法律中寻找依据，以求平衡法律的灵活性与可预见性。

四、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适当增加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

与前两次《著作权法》修订不同的是，第三次修改是我国为适应国家文化发展的主动选择，即从应变到求变，因此，可以更多考虑到我国的实际需求。从理论层面到实践方面，我国著作权的发展，跟英美法系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对域外先进制度进行引进、借鉴时，应当基于我国现状。由于我国法官在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司法经验不足，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时，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不存在判例规则，法律明文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过少，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可能会给法官造成困扰，增加不必要的审判时间，甚至导致“同案异判”的现象发生。将其他国家、地区和我国司法实践中基本形成共识的、出现频率高的“合理使用”行为，适当明确列举为法定合理使用情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同案不同判。此外，法律明文列举更多的法定合理使用情形，有利于节约审判资源，减少不必要的审判时间，还可以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保证裁判的公正性。

（二）“三步检验法”应仅适用于兜底条款

国内有研究认为《著作权法》送审稿第43条新增的“三步检验法”规则是错误的嫁接，⑦使原本列举的权利限制情形的存在失去了意义，这将会使合理使用制度变得闭合，不利于作者以外的其他使用者理解法律条文，在使用作品时因害怕而犹豫不决，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为解决这一不足，可立法规定三步检验法仅适用于兜底条款。因为合理使用条款所列举的情形是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共识的从而被立法所确认的“合理使用”行为，因此不用审理法官可另行根据“三步检验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此，就能保证原本列举的权利限制情形不失其存在的意义，从而增强法律的实践操作性。虽然在域外著作权立法中，尚未存在仅将“三步检验法”适用于兜底条款的规定，但正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回答记者关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话题时所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离不开中国自己的国情”，是“理论创新”。笔者认为，法律的修改，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现实需求，能最大限度发挥合理使用制度的价值，突破常规的理论创新是可取的。当然，“三步检验法”是法律将某种使用行为列举为法定合理使用情形的前提，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五、结语

在由应变到求变的修订背景下，学界从不同角度为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文结合案例分析梳理，指出我国现行合理使用制度因未设定诸如“三步检验法”判定标准等原因，加之我国法官在著作权纠纷案件方面司法经验不足，各法院采用各不相同的判断标准，导致我国合理使用案件的结果较难预测。本次《著作权法》修改应立足国情，从本国利益出发，适当增加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此外，笔者认为可通过立法规定三步检验法仅适用于兜底条款。

注释

①“三步检验法”源自于《伯尔尼公约》，其内涵为：仅限于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作品、与作品的正常使用无碍、没有不当影响著作权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才构成合理使用。

②参见何连红与王德埙等著作权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黔高民三终字第19号判决书。

③参见王巨贤与绍兴市水利局其他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民再字第21号民事判决。

④参见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与北京电影学院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5〕海民初字第963号判决书。

⑤宋海燕.从各国地区版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实践看中国版权法下的合理使用制度―――Google图书馆计划案引发的思考[J].知识产权法研究，2013，（1）：92。

⑥李琛.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J].知识产权，2013，（1）：15。

⑦苟红丽.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个人合理使用的法律问题研究[D].广东：华南理工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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