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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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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合集9篇）由网友“超韧餐巾纸”投稿提供，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过的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欢迎阅读与借鉴!

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篇1：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4. 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quot;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q uot;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陈剑在1988年提出的的“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因此，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人口素质涉及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职业构成、人群健康、国家政策、社会关系、教育水平、人际交往、环境和遗传等诸方面因素。人口的思想素质指人们的社会心理、传统习俗、民族自尊心、献身精神、使命感、自信心、变革社会的欲望等。人口的思想素质可从社会号召力、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中体现出来。人口的身体身体素质可由一组人的人体运动能力、发育状况、疾病状况、死亡率，呆残低能人口比例、出生预期寿命等反映出来。反映人口文化素质的一般指标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文化水平构成，文盲率，科研率，科研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技工的技术等级构成，社会管理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解决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以及出生人口性别的问题，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据不完全统计，严重出生缺陷占1.3%，也就是每年将有20万出生缺陷孩子出生。我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其中单基因病占5-7%，多基因病占15-20%，染色体病占0.5-1%。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1800万人，白痴就有100-200万人。我国人群中没有遗传病的人也可能是致病基因携带者，据估计平均每个人携带有5-6个有害基因，并且会按一定的方式向代传递。随着工业的进展，许多化学物品不断投入我们生活环境中，其中有部分可诱发基因突变，通过突变增加了我们的遗传负荷。由于医院技术的进步，使某些遗传病得到治愈，这在某些程度上使致病基因传于后代而增高遗传负荷。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国迫切需要推行优生学知识，以提高人口素质。

值得欣慰的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已有进一步提高。这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普查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同时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入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

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增长了45％；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O1人，下降了4％。90年代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来我国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我国仍然面临着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任务。未来世界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竞争，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首先，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其次，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保护自然资源。此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

中国已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我们国家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目前要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主要应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控制人口数量。底，中国总人口为12.5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每年净增人口仍达到1300万左右。人口过多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因此，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应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完备的调控保障体系，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做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将人口问题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发挥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均衡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加速资金的积累，加快经济的发展，为提高人口素质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积极提倡优生。提倡优生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口的优质遗传基因得到发展，让劣质遗传基因受到抑制。

三．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四．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扩大集体福利，保障妇幼健康。总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快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

提高人口素质是一项根本性的、长期的、巨大的战略任务，它包括人的体魄强健、文化修养良好、道德高尚、追求知识、勤劳勇敢，从幼儿到老年、从生理到心理、从自然物质基础到家庭社会环境，要全方位地持续不懈地提高人口素质。凡是对提高人口素质有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应该坚持办；凡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损害人民身心健康、妨碍人口素质提高的东西都应该坚决抵制。提高人口素质固然要有好的教育制度，但同时应该靠从小到老，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各方面来抓，贯穿在整个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教育人民。

参考书目：

陈剑.1988.《人口素质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陈谊..《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

《人民日报》网络版资料1 9 9 8. 1 0. 1 8

篇2：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Keywords: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提纲：1. 中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一些研究

2. 人口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篇3：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4. 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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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论文

摘要：

中国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中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状况如何？我们国家又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使其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centrury is full of new competitions and challenges, Global integration, WTO… In this situation, the population qulity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one country to win in keen world competition. So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present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status and 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关键词：

篇5：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论文

Keywords: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提纲：1. 中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一些研究

2. 人口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3．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

4. 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quot;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q uot;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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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提高人口素质的作文

人口素质，当今已成为我国不可不关心的一项重大培养任务，我们周围都充斥着因为人口素质而引起的纠纷，争斗--挖掘机哪家强，山东找蓝翔，打架哪家强-山东蓝翔第一强!

一句笑语，但是，我国的人口素质的确不容乐观。我国也因为人口素质闹出不少的笑话，纠纷，前些日子一对男女对泰国空姐泼了脏水，那一天又有几个人将一个人围在角落里……我们可能觉得这些离我们都太远了，我们都是孩子，都是中学生，管这些干什么，反正发生不在我们身上。但是，人口素质这一个大问题发生在任何地方，你是否看见有人随地吐痰，你是否看见你的朋友，校友大骂出口，你是否看见几个混混总是绕在学校旁?不得不说，我国现在人口素质确实太低，前日一表格展示了各国人口素质排名，中国排了第二!!!!倒数第二罢了，全科依稀记得是5门。美国及欧洲各个发达国家均在450，也就是各科90以上，而中国，只是惨惨的来个及格罢了……

来点实际例子，光说空话的文章是不能服众的，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优良传统，诞生过词圣—苏轼，乐圣—李龟年，文圣—欧阳修，茶圣—陆羽，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画圣——吴道，药圣——孙思邈，辞圣——屈原，诗圣——杜甫，武圣—关羽，至圣—孔子。数不胜数的名人啊，所以说，我国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源和为之骄傲的历史。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人指鹿为马--赵高，借刀杀人--石显，诌媚有术--和士开，忠诚老奴--高力士，宦官监军--鱼朝恩，“六贼之首”-童贯，阉国英豪--郑和，立地皇帝--刘瑾，宦官第一--魏忠贤，第一奴才--李莲英。这些奴才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好人数不胜数，坏人不胜枚举，我们要做什么呢，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我们不能让外国看低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看现在的中国像以前的中国一样!提高人口素质，发扬我中华文明。

篇7：论中国诗歌的现状

论中国诗歌的现状

《诗是什么》呼唤国人诗意

“在商业大潮几乎要把远古的温情与诗意扫荡一空的今天，‘消费者’似乎逐渐丧失了审美的能力。”推出新作《诗是什么》的李黎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该书出版座谈会上说。谢冕、周宏兴、张同吾、楚天舒、徐国宝等业内专家齐聚一堂，与李黎共话诗歌。

朦胧诗与一代人

身为50后的李黎自认为出生在一个“或许缺乏诗歌，但绝不缺乏激情”的年代。少年时的李黎熟读毛主席诗词，诗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是对李黎最初的诗歌启蒙。在内蒙古插队时那段“跨上骏马，挥起套杆，在茫茫科尔沁草原上纵横驰骋”的青春岁月，进一步点燃了李黎创作诗歌的热情。在草原上一个个没有电甚至没有蜡烛的夜晚，李黎点着柴油灯读书、品诗、作诗，“被熏得鼻子、眼睛、衣服、被子都是黑的”，并在恢复高考后以阿鲁科尔沁旗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历了“”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文学的复苏，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朦胧诗”应运而生，校园里处处可见腋下夹几本诗集，戴大框眼镜，眉头紧锁的“诗歌青年”。

那些叩问时代的诗句让李黎至今难忘。他在研讨会上非常自然地背诵出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然而诸如此类动人诗篇，当年却引发了学界的地震，有人曾称“朦胧诗”为“畸形、怪胎、毛孩子”。1981年，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的李黎在《文汇报》上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朦胧诗”与“一代人”》，为朦胧诗辩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是最早力挺“朦胧诗”的人之一，“李黎的文章让我得到了莫大的支持。”谢冕说，“李黎当年敢于质疑诗歌元老们是很有勇气的。”

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

《艺术评论》杂志主编唐凌指出，近，是诗歌备受冲击的年代。诗歌读者逐渐流失，诗歌写作、流通日益流于“圈子化”的倾向——用另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就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诗歌成了“为生产者而生产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其质量自然值得怀疑。评论家周宏兴批评道，“尽管目前我国的诗歌产量并不低，但其中不少是‘乌七八糟的诗’。”他希望《诗是什么》能够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诗”这一命题。

“我们现在太需要使人精神向上的诗了！”在研讨会上，周宏兴疾呼。在他看来，当下能够直指人心、呼应时代的诗歌作品少之又少，而即便好的作品出现了，也往往得不到关注。

“的确，诗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物用。书画尚可以按每平尺论价，歌曲也可按市场需求定价，而诗则无法评估出多少钱一行、多少钱一首。”李黎看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许

多人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有关“诗”的一切。

这种尴尬不可避免地被投射在当下的诗歌研究上。谢冕直言当下很多研究诗歌的人反而不懂诗，“一篇篇论文不知所云，绕来绕去地讲一些西方的艰涩理论，看不到诗情，也看不到中国文化的传承。”

创作者乏力、喜爱者寥寥、研究者混沌——诗坛的现状让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们很是痛心。“重建诗歌在文学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迫在眉睫。”谢冕说。

对美缺乏感受力的心灵，很难有幸福感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黎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已经完成了“诗是什么”这一诗学本体论研究的课题，之后他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近30年后，李黎重拾这一议题。

《诗是什么》是李黎多年来有关诗歌理论批评的专集，书中强烈的时代意识受到了多位专家肯定。李黎说：“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物质化的东西充填得太满了：拜金主义，消费风潮，利益至上，等价交换??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了包括文化、教育、审美甚至信仰等一切领域，那就必然会出现社会的精神危机。”他想借这本书，由诗歌领域切入到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生活，唤起当下社会的审美需求。

“诗歌就是梦想！”须眉皆白的谢冕言语间激情不减，“整个社会漠视‘虚’、漠视‘梦’、漠视精神，那是病态的。一个精神高贵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前进中的社会。”张同吾表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应该具备在世界舞台上的感召力与影响力。

李黎透露，自己正在筹备一个名为“诗歌中国”的系列活动，拟于明年启动，力图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让诗歌再度走进国人的生活。“一颗对美缺乏感受力的心灵，很难说是一颗充满幸福感的心灵。”他说。

篇8：铁岭市人口素质现状的调查研究报告

铁岭市人口素质现状的调查研究报告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把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重点放在控制人口数量上，而人口素质的研究略显薄弱。目前从全国形势看，人口素质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称，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市人口计生委对我市人口素质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寻找改善我市人口素质状况的良策，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制订“十一五”规划，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依据。

一、我市人口素质现状

㈠人口健康素质

据统计，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9‰，辽宁省为0。6‰。可见，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高出一个千分点还多，由于这项是逆指标（数值越低越反映社会进步的指标）。，所以我市的形势不容乐观。

从平均预期寿命看，我市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比全省平均预期寿命73。4岁低了1。4岁。

㈡人口文化知识素质

衡量人口文化知识素质水平的指标包括：识字率、平均每万人在校学生数和大中小学生构成。依据调查统计，我市人口识字率为94。83％，全省为95。34％，全国为84％；平均每万人在校学生数：我市为1397人，我省为1503人。以上数据显示，我市人口识字率较高，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较好，但每万人在校学生数中，我市中小学生在校人数和中小学生占学生总数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接近，浮动不大。

㈢劳动技能素质

衡量劳动技能素质的指标主要包括专利申请受理量、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等。专利申请受理量主要是衡量劳动者的技术创新能力。20我市共受理专利申请310件，在全省十四个市中位次偏后，这表明我市劳动者的劳动创新能力还比较落后。

我市劳动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偏低，初中文化水平以下占劳动者总数的75。63％，高中以上仅占24。4％，其中大专以上仅占4。8％。这说明提高我市劳动者素质的任务还很艰巨，短时间内还难以改观。

综上分析表明，我市的人口素质与全省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同全国发达地区差距就更大。

二、导致我市人口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因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我市人口素质处于全省中下水平，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㈠经济发展滞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但直接影响人口素质的各个方面，而且会改变自然条件对人口素质的影响。因此，经济条件就成为决定人口素质的重要基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对人口素质的制约，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据统计，我市年人均 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13美元，全省为1440美元，在全省排名比较落后。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5607元，全省为72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37元，全省为2934元。

由此可见，我市经济发展在全省位居后列。这就决定了人口素质也相对较低。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其一，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人口素质提高的根本原因；其二，劳动就业对人口素质有制约作用；其三，消费水平对人口素质起较大影响。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人口素质较高。据《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县（即农村）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为21。3％，而镇15 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为8。58％，市15 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仅为8。44％。在这一年龄段中，农村的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多。从全国看，县一级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是内蒙、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落后地区。据统计，人均GDP排在全国前5位的省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这五个省区的专利申请受理量都名列前茅。各地区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也与经济成正比关系，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也同经济增长有关。这一系列数据都说明，经济与人口素质之间成正比例关系。所以说，人均GDP在全省排位较为落后的我市，人口素质偏低的状况则不难理解。

㈡教育投入相对不足

教育是培养和发展人的体质、知识、思想的主要途径之一。无论早期教育、学校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我市情况看，近年来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基本实现“两基”目标。教育改革和教育布局调整初见成效。到2003年底，我市拥有各级各类学校1319所，在校生达419000人，其中成人高校1所，在校生2154人，高级中等职业学39所，在校生50500人，初中入学率达99。1%，小学入学率达99。8％。从人均教育投入看，我市2003年为204元，全省为529元。由此可见，我市人均教育投入还很低。一切教育活动均依靠教育经费来支持，经费的短缺会严重制约我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㈢群众求知欲不强

我市地处辽河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使其在全省享有辽北粮仓的美誉，人均土地占有量相对其他市可谓充足丰厚，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加之近年来改革开放使我市的农业发展较快，人民已过上了不愁温饱的生活。但是由于我市工业经济发展滞后，民营经济比重偏低，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较低，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市经济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老守田园、不思进取、不思变迁的观念非常普遍。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对先进文化技术的需要也受到压抑。技术就是资本的观念还未在大多数人中形成。尤其在农村地区，随着教育个人投入的连年攀升及就业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 “新读书无用论”在落后地区农民中还相当严重。加之农村教育水平整体落后，师资结构不尽合理，教学环境相对较差，教学效果很难让农民满意。甚至对于有些农民来说，他们担心孩子智力投资落空，认为读高中与读初中对于种田来说没什么两样，由此造成部分农民子女读高中的减少。

据我们对农民抽样调查表明，初中文化水平人群中有一半对自身文化素质比较满意，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绝大多数对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满意。这就说明了越落后越自满，越落后越不思进取，越落后越排斥文化素提高。

㈣群众对自身健康重视不够

我市近年来卫生事业发展较快，截至2003年底，全市共有卫生机构994个，床位7607张，卫生技术人员9332人，执业医师3337人，执业助理医师926 人，注册护士2772人。全市共有卫生防疫、防治机构28个，卫生技术人员797人，妇幼卫生机构7个，卫生技术人员236人，乡镇卫生院84个，个体诊所781个，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市各级政府比较关注卫生事业发展，重视社会成员的身体健康。但是，就全体社会成员个人而言，对自身的关注和呵护相对冷淡。据调查，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没有患病的情况下很不在意身体状况，仅有极少数人能够对自身健康较为关注，很少有人在没有患病情况下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这对人的身体素质提高极为不利。如果人们能够经常体检，预防在先，有病早发现早治疗，就会做到防患于未然，不会危及健康乃至生命。另据调查，当人们患病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及时看医生。尤其在农村地区，一半以上的人病后不能及时看医生，能拖就拖，这对农民身体健康来说无疑会造成不必要的损

篇9：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国民素质“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命脉所系的大问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曾经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24种缺陷（解思忠1997）。但中国人口素质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却成了国人皆知的事实。1992年，朱国宏曾经尝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论是：在中国 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质量作用在内的”残差“的作用则只有12% ，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进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质量作用在”残差“中大概占了40% 左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约为5%～6%.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转化受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从而出现了转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状况（朱国宏1994）。但遗憾的是，后续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见到。从理性上推论， 90年代以来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定是上扬的趋势，特别是近年对”知识经济“的倡导使得知识和人才升值的趋势几乎袭遍全国。但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 ；文化� ；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 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 ’，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985年5 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笔者曾经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1995）曾经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1 ）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 ）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 ）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 纯平绦斯?幕?∏疤崾侨?褡宓目蒲Ы逃?幕?刂实拇筇岣撸?庥钟欣涤谔辶Α⒅橇Α⒔】档然?舅刂实奶岣摺R虼耍?平绦斯???刃丝平蹋豢平桃?耍?匦胂韧蹲视诿瘢?岣吖?竦淖酆纤刂省?quot;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现在已广被接受。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际的一种说

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定义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似乎忽视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98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战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或许是，不仅要投资于民，而且要激励我们的人民。对贫困地区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看法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视野中，“提高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质量”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 月5 日至7 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 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质量”是“人口质量” 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往往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就不能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故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至今仍被专业人员看好，此书共分8 章，前4 章阐明了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 章则介绍了如何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方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 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观点相当精辟：我们论人才，原有两个很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 ?quot;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 ）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 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 ）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 ）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

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现代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曾经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 定义为：在人口素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认为：受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作用。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认为”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因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见解。只是作为谨慎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作为第三种见解如果成立的话，笔者的看法主要是：其一，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或者说带有特定质量标识的人口各自所占的比重的变化。因此，在理论上的确有一个人口发展是”正淘汰“（优胜劣汰）还是”逆淘汰“（劣胜优汰）的问题。其二，”逆淘汰“现象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所谓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并不是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所引致的。其三，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视”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因为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制动态平衡的产物。总的来看，”正淘汰“是主要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逆淘汰“也是不足为忧的。其四，”逆淘汰“现象大概可归为三种：一是自然性逆淘汰，这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引发的；二是遗传性逆淘汰，是人口系统长久地自我封闭，导致通婚圈缩小，出生人口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的趋势。三是社会性的逆淘汰，这是指由于社会发育不良，教育卫生条件落后，导致对人口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威胁甚至对某些人群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研究人口素质问题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开放人口系统的重要性。事实上，要遏止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促进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使人口系统走向开放。人口流迁使得人口正淘汰的机制力量变得强大起来，使区域人口成为开放系统。人口流迁对人口系统的现代化是绝对必要的，但人口流迁也应当有个度，这个”度"包括向度和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