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豫让论》原文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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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豫让论》原文和翻译

篇1:方孝孺《豫让论》原文和翻译

方孝孺《豫让论》原文和翻译

豫让论

明·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豫让,战国晋人,生卒年不详;为晋智瑶(即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后,曾入赵襄子宫中刺杀襄子,被俘获。后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使自己变哑,改变形象,谋刺赵襄子,又被捕,伏诛前,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自杀。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5.解释文中加点的词。(4分)

①忠告善道 道: ②垂光百世 垂:

③以众人待我 众人: ④庶几复悟 庶几:

6.请从正反两个方面概述方孝孺对豫让以死报智伯的行为的评价。(2分)

7.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豫让本来是中行氏的部下,中行氏败后又投身为智伯的臣子。方孝孺和豫让都没有认为这是不忠的表现。

B.方孝孺认为,豫让之不忠,表现在在其位不谋其政。听任智伯因贪欲而亡,却袖手旁观,没有作为。

C.方孝孺认为豫让没能为智伯报仇,杀死赵襄子,只能斩衣而死,根本不配被称为国士。

D.豫让之所以不惜以死来为智伯报仇,除了要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外,也是为了以其忠义来教育后人。

8.把文中划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⑴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4分)

⑵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3分)

⑶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3分)

参考答案

5. 道:引导。垂:流传。众人:常人,一般人。庶几:或许,差不多。

6.方孝孺肯定豫让为智伯而死的行为是忠的表现;但是否定豫让为智伯死后报仇是正确的尽忠之道。

7.C。方孝孺认为豫让不配称国士,是因为不能谏主,而非不能报仇。

8.⑴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致使他更快地灭亡。

⑵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

⑶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

译文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即使死了也像活着一样,难道不胜过斩衣然后自杀吗?

豫让在那时,甚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赏析: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篇2:方孝孺《豫让论》阅读答案及原文翻译

方孝孺《豫让论》阅读答案及原文翻译

豫让论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①,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解:①赵襄子出外,豫让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没有成功。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然后自杀。

16.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保治于未然 治:太平

B. 照耀简策 简策:史册

C. 豫让臣事智伯 臣:称臣

D. 曾无一语开悟主心 曾:竟

1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 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

B. 而疵之智谋忠告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C. 今无故而取地于人 当其欣于所遇 []

D. 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18.下列对原文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通过对豫让的评论,说明了真正的忠臣烈士应该具有政治预见性,敢于犯言直谏,防患于未然。

B.文章运用对比手法,例如郄疵虽然没有享受 “国士”的恩遇,但在关键时刻及时劝谏智伯不要中韩、魏奸计,可谓忠臣义士。

C. 文章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第二段中对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充分论证了豫让之死实不足取。

D.本文说理透辟,评论也有分寸,抑扬得体。作者虽然认为豫让不足以称为国士,但在篇末还是对豫让赞赏有加,认为他远胜于那些朝为仇敌暮为君臣的厚脸皮者。

19.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3分)

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

20.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7分)

⑴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⑵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

参考答案:

16.C(做家臣或用家臣的身份)

17.A(A介词,用;B表转折,表承接;C从,对;D才,竟)

18.D(“赞赏有加”错误)

19.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断对2处给1分,断错2处扣1分,扣完为止)

20.⑴段规和任章,都竭力劝说他们的主君依从智伯的请求,割让给他土地来使智伯思想放纵,从而加速他的灭亡。

⑵三次劝谏如果还不听从,把那事后的“伏剑而死”挪到这个时候来死。

译文:

君子修身立德,奉事主君,既然称为君主的知己,就应该竭尽自己的智谋,提出忠诚的劝告,把祸患消解在没有形成之时,保障安定于不出灾难之前,既使自身得以保全而主君也能平安。这样,活着作为名臣,死了也能成为高尚的英灵,百代流传光辉,照耀在史籍典册之中,这才是美好的啊。倘若遇到知己的主君,不能在未乱之前挽救危险,而只是在已经失败之后牺牲生命。以此来沽名钓誉,借以迷惑世间并夸耀于世俗之人。从君子的眼光看来,都是很不足取的。

我曾持这样的观点来评论豫让。豫让以家臣的身份来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以后,豫让为他报仇,忠义的声名显赫,即使是愚昧的男子和无知的妇女,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应该是忠心的了,可惜,他选择牺牲的方式还存在有不能称为忠心的地方哩。为什么呢?试看他用漆涂身改变容貌,吞食炭块改变声音后,对友人说:“我所做的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我将以此来使天下后世为人臣而怀二心的人感到惭愧。”能说这不是忠心吗?但看到他劈斩衣赵襄子的衣服而三次跳跃刺杀时,赵襄子责问他为什么不替中行氏而死,却单单替智伯而死;豫让回答说:“中行氏用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待我,我因此也用普通人的态度来回报他;智伯用对待国士的态度来待我,我所以用国士的行为来报答他。”就只从这一点来分析,豫让是死而有余憾的。

比如段规事奉韩康,任章侍奉魏桓子,并未听说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们,可是,段规和任章,都竭力劝说他们的主君依从智伯的请求,用割让给他土地来促使智伯思想放纵,从而加速他的灭亡。郄疵事奉智伯,智伯也未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但是郄疵能觉察出韩、魏的情况来谏止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话以至于灭亡,然而郄疵的智谋和忠告,已经可以问心无愧了。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以国土对待他,国土就是救国之士嘛!当智伯索求土地而贪心不已之日,纵欲肆暴之时,做为国士的豫让,正应该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应有的地位上,诚恳地劝告他:“诸侯和大夫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不应互相争夺,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如今无故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我们必然要心生气愤;人家给了,那我们就必然要心生骄气。气愤必定会争夺,争夺必然会失败;骄纵必定要傲慢,傲慢必然要灭亡。”把话说得谆谆亲切而态度又极其诚恳,劝谏不听,就第二次劝谏,第二次劝谏不听,就第三次劝谏他。三次劝谏如果还不听从,把那事后的“伏剑而死”挪到这个时候来死。智伯纵然是冥顽不灵,也会为他的至诚所感动,很可能会醒悟过来的。这样一来就会与韩、魏和好,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了智氏的宗族,使其世世代代保持祭祀祖先的礼仪。如能像这样,那么,豫让即使死了也会像活着一样让人怀念,难道这不胜过刺杀他人衣服后再自尽吗?”

可是,豫让当时竟无一句话来启发开导主君的心智,眼看着智伯有危险以至灭亡,好似越国人看着秦国的人不管是肥是瘦一样。袖手旁观,坐等胜败,所谓“国士”的报答,能是这样的吗?待到智伯已经死了,才气愤得控制不住自己的血气,甘心使自己附在刺客之类的.人,这有什么可称道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啊!虽然这样,以“国士”的标准来衡量,豫让固然是承当不起的;但是那种早上还是仇敌,到了晚上就成了君臣,并且腆着面孔而自鸣得意的人,又成为豫让的罪人了。哎!

赏析: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多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篇3:方孝孺《豫让论》阅读答案及译文

方孝孺《豫让论》阅读答案及译文

豫 让 论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①,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馀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②,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覥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①指预让剑斩赵襄子的衣服,几次跳起来呼喊上天。预让原来跟随中行氏,后中行氏被灭,预让跟随智伯,赵襄子责备他的就是这一点。②韩康、魏献:均为春秋战国之交晋国的卿。③覥(tiǎn)然:厚着脸皮。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 名:称作

B.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 事:侍奉

C.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骄:骄傲

D.国士之报,曾若是乎 曾:竟然

5.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俾身全而主安 今无故而取地于人

B.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 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

C.我故以众人报之 未闻以国士待之也

D.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 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6.下列对文章的分析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认为士君子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却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是一种钓名沽誉的行为。

B.预让不为中行子而死却为智伯而死,那是他认为中行子以普通人待他,智伯以国士待他。

C.段规、任章、郄疵都没有得到国士的待遇,但他们都忠于其主人,是作者眼里真正的国士。

D.作者认为,在智伯贪婪荒淫之时,如果预让能不断地进谏,一定会采纳,从而避免灭亡。

7.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

(2)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

(3)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

篇4:方孝儒《豫让论》文言文及翻译

豫让论①

作者:方孝儒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②,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③;钓名沽誉④,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⑤,及赵襄子杀智伯⑥,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⑦,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⑧,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hang杭)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篇5:方孝儒《豫让论》文言文及翻译

具有君子美德的士人奉事主君,就应该竭尽自己的智谋,给予忠告并善于开导,销解祸患于没有形成之际,保障安定于不出灾难之前,既使自身得以保全而主君也能平安。这样,活着作为名臣,死了也能成为高尚的英灵,垂留光辉于百代,照耀在史籍典册之中,这才是美好的啊。倘若遇到知己的主君,不能扶救危险于未乱之先,而只是牺牲生命于既败之后。以此来沽名钓誉,藉以迷惑世间并夸耀于俗人。从君子的眼光看来,都是很不足取的。

我曾持这样的观点来评论:豫让以家臣的身份来奉事于智伯,当赵襄于杀了智伯以后,豫让为他报仇,声名显赫,即使是愚昧的男子和无知的妇女,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哦!

豫让的死应该是忠心的了,可惜的是他所选的.怎样去死的方式还存有不足以称之为忠心的差距哩。为什么呢?试看他漆身吞炭后,向他朋友说:“我所做的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我将以此来使天下后世为人臣而怀二心的人感到惭愧。”能说这不是忠心吗?但看到他斩衣三跃刺杀赵襄子时,赵襄子责问他为什么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豫让回答是:“中行氏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待我,我因此也用普通人的态度来回报他;智伯以对待国士的态度来待我,我所以用国士的行为来报答他。”就只从这一点来分析,豫让是死而有余撼的。

比如段规奉事韩康子,任章奉事魏桓子,并未听说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们,可是不管是段规还是任章,都竭力劝说其主君依从智伯的要求,用割让给他土地来促使智伯越来越骄纵,从而加速他的灭亡。郄疵奉事智伯,智伯也未曾以国士来对待他,但是郄疵能觉察出韩、魏的情况来谏止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话以至于灭亡,然而郄疵的智谋及其忠告,已经可以问心无愧了。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以国士对待他,国士就是救国之士嘛!当智伯索求土地而贪心不已之日,纵欲肆暴之时,做为国士的豫让,正应该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应有的地位上,谆谆地告诉他:“诸侯和大夫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不应互相争夺,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如今无故索取土地于人家,人家不给,我们必然要心生气忿;人家给了,那我们就必然要心生骄气。气忿必定会争夺,争夺必然会失败;骄纵必定要傲慢,傲慢必然要灭亡。”把话说得谆谆亲切而态度又极其诚恳,劝谏不听,就再一次谏,再谏不听,就第三次劝谏他。三谏若不从,把那事后的“伏剑而死”挪到这个时候来死。智伯纵然是冥顽不灵,也会为他的至诚所感动,很可能会醒悟过来的。这样一来就会与韩、魏和好,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了智氏的宗族,使其世世保持祭祀祖先的礼仪。如能这样,那豫让就是虽死而犹生的,岂不是胜过斩衣而死吗?”

豫让在当时,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好似越国人看着秦国的人——不管他是富是贫一样。袖手旁观,坐等胜败,所谓“国士”的报答,能是这样的吗?待到智伯已经死了,才受不了自己的血气的悻悻之情,甘心把自己附在刺客之流的行列中,这有什么可称道的,有什么可称道的啊!虽是如此,不仅以“国士”而论,豫让是承当不起的;而且那种早上还是仇敌,到了晚上就成了君臣,并且腆着面孔而自鸣得意,从这点上看豫让却又成为有罪的人了。

篇6:方孝儒《豫让论》文言文及翻译

①豫让:战国时人。先为晋大臣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赵简子灭范氏、中行氏之后,改事智伯。赵襄子(赵简子之子)灭智伯,豫让逃往山中,改名换姓,立誓为智伯报仇。一关行刺未成功,于是以漆涂身,使生癞疮,吞下炭块,使声音变哑,改变形状,第二次行刺赵襄子,又未成功,被捕,自杀而死。

②简策:编连成册的竹简,即书籍。这里指史册。简,削制成的狭长竹片或木片。上面刻写文字,是古代的一种主要书写材料。若干简编缀在一起的叫策(册)。

③捐躯殒命:献出生命。捎,献出。躯,身体;殒:死亡。

④沽:买。钓:骗到。眩:同“炫”,夸耀、炫耀。

⑤智伯:即智瑶。晋的执政大臣。

⑥赵襄子杀智伯:赵襄子,即赵无恤,晋的执政大臣。晋定公时(公元前512-前475年),赵、魏、韩、智氏、范氏、中行(hang)氏等六家贵族,基本上分割肢解了晋公室,同时六家之间的争夺也很激烈。公元前490年,范昭子(范吉射)和中行文子(荀寅)失败后逃离晋国,其地为赵、韩、魏及智伯瓜分。公元前454年,智伯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接受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固守晋阳。智伯和韩、魏联合围攻了三年多,无法攻下。赵襄子派张孟谈潜出城,对韩宣子、魏献子说明赵亡之后,智氏必灭韩、魏的利害关系。韩、魏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与赵联合,一举消灭智氏,杀死智伯。

⑦烈烈:威武的样子。

⑧斩衣三跃:赵襄子出外,豫让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没有成功。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然后自杀。

篇7:《深虑论》方孝孺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深虑论》方孝孺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作品原文

深虑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1;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2。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3与?盖虑之所能及4者,人事5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6者,天道7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8。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9而为郡县10。方以为兵革11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12,而不知汉帝13起陇亩14之中,而卒15亡秦之社稷16。汉惩17秦之孤立,于是大建18庶孽19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20,而七国21萌篡弑22之谋。武、宣23以后,稍24削析25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26卒移汉祚27。光武28之惩哀、平29,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30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31。宋太祖32见五代33方镇34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35,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36皆有出人之智37、盖世之才38,其于治乱存亡之几39,思之详而备之审40矣。虑切41于此而祸兴42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43。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44于活人45,而拙46于谋子47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48,非法术49之所能制50,不敢肆51其私谋诡计52,而唯积至诚53,用大德54以结乎天心,使天眷55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56而不忍释57。故其子孙,虽有至愚58不肖59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60亡之61。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62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63笼络64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65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词句注释

1、“虑天下者”二句:图:考虑。忽:忽视。此二句意为对自己认为困难的事能认真考虑,而对自己觉得容易的事就疏忽了。

2、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备:防备。遗:遗忘。二句意为对自己认为可怕的事有所防备,而对自己觉得无疑之事就忽视了。

3、未周:不周全,不全面。

4、及:至,达到。

5、人事:人的力量所能及的事。

6、不及:达不到。

7、天道:上天的意旨。

8、一天下:统一天下。一,动词,统一。

9、封建:封邦建国。即古代帝王把爵位或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其领地里建立邦国。

10、郡县:即郡县制,把国家分为郡和县,由中央朝廷统一掌管。

11、兵革:代指武器恺甲。这一句意为战争再不会发生。

12、世守:一代传一代,永远拥有。

13、汉帝:指汉高祖刘邦。

14、陇亩:草野。

15、卒:终于,最终。

16、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亦以社稷为国家的代称。

17、惩:以前失为鉴戒。

18、建:犹设置。

19、庶孽:妃妾所生之子。

20、相继而无变:互相帮助而不会发生变故。

21、七国:指汉景帝时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七个诸侯国,于公元前145年同时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22、篡弑:狱君而夺其帝位。

23、武、宣:指汉武帝、汉宣帝。

24、稍:逐渐。

25、削析:划分,此处指削减。

26、王莽(公元前45—公元28年):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后毒死平帝,于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

27、汉柞:汉朝的帝位。

28、光武:即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

29、哀、平:即汉哀帝刘欣、汉平帝刘衎。

30、所由亡:所灭亡的原因。

31、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据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密问太史令李淳风:据传说有个女主武氏,代唐有天下之事,这是真的吗?李淳风回答说,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其兆己成。唐太宗要把怀疑对象全杀掉,但是被李淳风劝止。其实武则天就在身边,唐太宗却没有察觉。

32、宋太祖:即赵匡胤(927—976年),宋王朝的建立者,960—976年在位。

33、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34、方镇:指掌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

35、尽释其兵权:宋太祖两次宴请掌有兵权的重臣,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后人称之为“杯酒释兵权”。

36、此其人:这里所列举的人。

37、出人之智:超出常人的智慧。

38、盖世之才:形容才能居当代之首。

39、几:事物变化的前兆、迹象。

40、审:周全细致。

41、切:贴近、切近。

42、兴:产生。

43、“盖智可以谋人”二句:人的智慧只能为人事而谋虑,却不能为天意去谋虑。

44、工:擅长、善于。

45、活人:救活他人。

46、拙:“工”的反义词。

47、谋子:为自己子女考虑。

48、周:遍及。

49、法术:此处指策略、方法。

50、制:控制。

51、肆:不顾一切地施行。

52、私谋诡计:同“阴谋诡计”。私,暗中,不公开。

53、至诚:极诚挚的心意。

54、大德:高尚的品德。

55、眷:顾念,垂爱。

56、赤子:婴儿。

57、释:犹丢下、放下。

58、至愚:极端愚笨。

59、不肖:不成材。

60、遽:立即、马上。

61、亡之:使之灭亡。

62、苟:假如。

63、区区之智:此谓很浅薄的智慧。

64、笼络:犹控制。

65、理:此谓世间的道理。

原文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白话译文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

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创作背景

《深虑论》是方孝孺早年的作品,写于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和前朝许多开国皇帝一样,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加强统治权的问题。他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封建官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也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旅,带来了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朱元璋为了加强朱氏势力面把军事大权交付诸王之手,又便明初盛世潜伏着战祸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了《深虑论》这篇向当政者提出警策劝谏的文章。

作品赏析

这篇《深虑论》接触到封建统治能不能和怎祥才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作者列举大量史事论证了靠“私谋诡计”来进行局部改革是不行的;明确提出了要想长洽久安,必须“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平天心”。全文写得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文章开篇从“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面忽其所易”谈起,说到“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子不足疑之事”,接着提出论题:“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这就从人事讲到天道,通篇立意即在于此。

文章的第二段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大量史实。说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确是所有统治者都在深虑的问题。文草首先从秦始皇统一天下讲起。秦始皇虽然接受了周朝因诸侯过于强大而使中央权力分散的教训,改世袭的分封制为郡县制,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自以为子孙帝王可传至万世无穷。但由于亟役万人修筑长城、阿房宫和骊山之墓。加上横征暴敛,滥施威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十二年后就被民问崛起的刘邦灭掉。刘邦打下天下后。接受秦朝中央政权过于孤立的教训,循周之制剖海内面立宗子,大封同姓王。即使这样也没能保住汉家王朝永世相传。后来的几个皇帝虽然不断否定前帝的章法,又不断制定新的应急措施。但由于外戚宦官为患,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接着,魏晋南北朝多有宫廷政变,即使是空前强盛的唐朝,在它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代,虽然费尽心机清除内奸。还是没能发现武则天的谋反阴谋,留下了后患。及至宋朝,虽然解除了藩镇的兵权,但最后也没有能保住江山稷世代相传。这些历代君主都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过一定的改革;开国后也击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做了多方面的防范,但结果仍是防不胜防。这就引发作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是当政者考虏不周、防各不严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紧接着,作者就以这些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进行论证,首先指出这些当政者并不是不聪明,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考虑也确实周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终也未能逃脱“天道”的惩罚,就像“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一样,是人力无法挽救的。最后归结到“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这就为下文的结论作了充分的铺垫。

从“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至篇末为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作者的见解。再次点题,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反复进行论述。先以“古之圣人”不是“私谋诡计”,而是“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此虑之远者”作为正而论点。实际上,这就是说“古之圣人”是工于谋天而能为深虑者。文章写至此,作者的写作真意已明:“天道”并非幽渺难侧,只要“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就可以达到。文章接着又以不能顺其“天心”所带来的结果作为反面论点,再次强调了作者的主张:“夫苟不能自结于天,面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其后果必然是:“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这最后一句反问作结,更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只要尽人事以合“天心”,“天道”也并不是不可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的“天道”即指历史规律,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光靠积虑防范和镇压民众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顺应“天心”,即要对人民实行仁义,“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才行。这里的“天心”,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民意。这和古人所说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一致的。这似乎是在讲,只是改革前朝的一些作法,而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作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由于作者受到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也更不可能明确指出这个规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是什么,作者在这篇《深虑论》中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情况,是为了借古喻今,希望当代统治者能在历史的借鉴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仁义,顺乎民心,以巩固朱姓王朝的统治,而不要重蹈亡朝之覆辙。说到底,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能够深探地忧虑到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颇有见地的。

作者简介

方孝儒(1357—14),方克勤之子,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时人称“缑城先生”。又因在蜀任教时,蜀献王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幼时好学;长大后,师从宋濂,常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任汉中府学教授,蜀王聘为世子老师。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次年迁侍讲学士,后改文学博士,主持编纂《太祖实录》、《类要》。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多次为建文帝谋划对策。后朱棣引兵攻入京师,授笔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不从,将笔掷在地上,边哭边骂,于是被杀,共灭十族,死者八百七十余人。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道明而辞达”,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著有《逊志斋集》。

篇8:方孝孺《深虑论》文言文及翻译

深虑论

作者:方孝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①,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②。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③。

当秦之世,而灭六诸侯,一天下④;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⑤,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弒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备之外。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因于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负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篇9:方孝孺《深虑论》文言文及翻译

①图:谋划,设法对付。

②遗:遗弃。

③天道:上天的意志。说人事是由天命决定的。

④一:统一,用作动词。

⑤变封建而为郡县:封建,指周代衽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天子将爵位和土地赐给贵族,贵族对领地和爵位有世袭权。这些诸侯名义上属于王室,实际上各自为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司均由皇帝任免,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篇10:方孝孺《深虑论》文言文及翻译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亚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丈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丈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法术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迅速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篇11:《豫让论》原文翻译及赏析

《豫让论》原文翻译及赏析

《豫让论》

作者: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hang杭)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译文】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赏析】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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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豫让论》原文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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