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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试论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试论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摘 要：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各地按分税制的要求，积极推进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支持经济发展，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一些不容忽视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现：上级财政集中度过高，对下级转移支付的数额不足，基层财政困难。本文参照了云南省财政体制调查的数据，对现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一些可供的改革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 县乡财政 问题对策
一、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现状
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耳目共睹的好成绩。财政收支总量连创新高、公共财政职能更加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水平显着提高。
首先，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形成，收入渠道日益多元，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其次，财政支出结构日趋合理，逐渐实现了“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地方财政逐渐从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中脱离出来，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促进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清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地方财发挥了公共财政职能作用，加大社会公益及民生事业，弥补市场失灵，从而有效地发挥了财政职能作用，实现了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重大转变。
二、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上级财政收入集中度过高，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不明晰
一是收入划分不够合理，上级财政收入集中度过高。由于分税制改革把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增量的大头向上级集中，地方税收大多是一些零散、不稳定、征收难度大的税种。财政收入的过度集中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方财政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二是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看，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基本处于模糊状态，首先，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缺位”和“越位”并行。其次，法律法规等规定了地方财政资金用途，影响了地方支出责任的实现。以政法经费保障为代表的由上面定标准，基层买单的情况，肢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自主权。
(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缺乏科学性、规范性。二是转移支付不能有效缩小区域内横向财力差异。三是转移支付名目虽多，但总量较小，结构也不合理。
(三)县乡财政困难加剧
县乡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它在巩固我国基层政权建设，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以及一系列民生改革政策的出台，县乡财政受到巨大冲击。目前，县乡财政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税、农特税取消导致了县乡财政收入来源大幅萎缩。二是政策性支出增加，加剧了县乡财政收支矛盾。三是由于县级财政中绝大部分支出都用于人员经费和基本运转支出，部分县区不得不通过举借债务，筹措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所需资金。随着偿债高峰期的到来，县乡政府的偿债压力日益增加。
三、完善我国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对策
(一)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与事权
1、激励发展，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收入划分范围
一是明确划分的依据。财权划分既要充分考虑省及以下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和支出责任，又要充分考虑其实际承担的事权和公共服务范围，把与县级公共产品服务相对应的收入划为县级，把与市级公共产品服务相对应收入划为市级，把与全省公共产品服务相对应收入划为省级，使财权划分与省、市、县级政府所承担职能、支出责任和事权相一致。二是明确划分的原则。收入划分既要坚持与中央、省收入划分相衔接的原则，保证中央、省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保证与市、县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财权，确保有稳定可行的收入来源。
2、坚持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间的支出责任
科学合理划分政府间的事权，应遵循四个原则：一是坚持受益范围原则。按照“谁受益、谁承担支出责任”来确定政府间的支出责任。二是坚持公共产品支出行为属性原则。三是坚持效率最优原则。谁能最优地提供公共产品，相应的事权就列入谁的职能范围。根据上述原则，省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是：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运转和省域内社会稳定所需支出;调整全省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全省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根据辖区受益原则和区域经济效益原则属于省域内的共同事务所需支出;其他应由省级政府安排的支出。地州市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是：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运转和区域内社会稳定所需支出;调整全市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县域间经济发展、实施中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属于全市或者跨县域内的共同事务所需支出;其他应由地州市级政府安排的支出。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是：县级及以下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需的各项支出;应由县级财政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维护县域内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各项支出;应由县级财政承担的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支出;本县公益性事业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建设所必需的.各项支出;其他应由县级以下政府安排的支出。县级政府财政无力承担但又需要县级政府组织管理的公共事务，县级政府应当主动承担支出责任，地州市应积极帮助，并积极争取中央、省级给予大力支持。
篇2：分析如何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分析如何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摘要】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是我国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为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我国的运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不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管理。因此，对于如何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问题，并对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举措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旨在为提高我国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而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税收管理体制;税收监管;税权分配
税收管理体制与税收管理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税收管理制度包括税收管理制度，而税收管理体制是税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体制涉及的内容很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制度。我国相关部门在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方面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同时在应用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的对税收管理体制进行完善，那么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国相关部门应致力于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上，不断的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研究出更有效、更加适合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一、 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问题
1、税权分配高度集中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要求统一、团结的国家，更加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对于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来说，其税收的权利也高度的集中在中央。然而，我国地域辽阔，省市众多，并且每一个省市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并且贫富差距也十分悬殊。而税收权利的高度集中就极不利于我国地方经济的调控，不利于地方政府合理的配置资源。因而，税收权利的高度集中是目前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税收管理体制的法制性弱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法制性方面还有一定的欠缺。在法律规定方面更是缺少专门的法律，现行的一些法律也只是暂行条例。因而有待进一步的进行加强。同时，法制性薄弱还体现在其他的很多方面，如在财政税收管理权利方面，地方和政府的权利没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再如，在税收的相关人员上，其监查、预审都缺乏专业性的法律规定。
3、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不力
除了以上两点重要问题外，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就是监督管理力度不到位。财政税收管理体制需要严谨的监督管理。而就我国当下的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一些企业一味的追求利益，所以频频的出现偷税漏税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监督不力导致的。其次，我国财政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还有一定的欠缺，普遍出现责任感不强、工作力度不够的现象。
二、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举措
由上述可以看出，我国当下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存在着较多的严重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国家的发展。因此，对于当下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必须加以完善。本文在此提出了几点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措施，希望能够为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做出一些贡献。
1、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
要先完善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就笔者来看，首先就要适当下放税收管理的权限。从我国目前权利集中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过度的集权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国家适当的下放税收的权利是十分有必要的。在国家统一政策的基础上，下放一部分的`税收权利给地方政府，如个人所得税等等。同时地方要以国家的政策为主，根据自身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来进行税收相关方面的管理。此外，下放权利要逐步的进行，不能一次性下放过多的权利，导致不良现象的产生。
2、加强税收管理体制立法
加强税收管理体制方面的立法，也是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体制。要不断的建立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相关方面的立法，并且要从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多个角度进行考虑，如地方与财政税收权利的划分、执法人员工作相关方面的法律等等，从而做到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能够有法可依，不断的加强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法制性。
3、贯彻税收的政策、制度及法规
加强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还要从贯彻我国税收政策、制度以及法规等方面进行考虑。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实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所以，在今后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发展中，要不断的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使得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相关政策、制度等深入到每一级政府。
篇3：财政本质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03-0037-04
时至今日,财政理论的主流学派仍否认国有资本营运的独立性。他们认为,国家财政既是“管理型”的,又是“经营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这两方面内容,仅是财政的两个组成部分,主体是一个,即‘以国家为主体’,本质是相同的,都反映一定的财政分配关系,只是两者有着不同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完全独立起来看待,以免割裂财政的整体性”①。这样,“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主体’与‘两翼’的关系(其中另一翼是税收),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财政体系”②。本文拟借助于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国有资产管理在财政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一、从制度变迁看财政的本质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理论在财政本质上的代表性认识,最主要的有如下流派: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和再生产前提论等观点(贾康,)。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有人提出应将传统占主流地位的“国家分配论”发展成为“公共财政论”。他们认为,财政首先表现为一种分配活动,但就分配论分配显然是狭隘的,但是把财政定义为是国家(或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又失之过宽。因此财政除参与分配外,还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等经济活动起着重要作用。为此,财政概念一般可表述为: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王国清,)。
归纳目前中国财政理论界的基本格局,大体上可以说是“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等两三个较具影响力的非主流学派间的`学术论争。从财政本质的不同认识上,我们不难发现其最根本之处仍在于“利益”之争。为此,我们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此略加论述。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它的主要特征是:①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②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所组成。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
[1] [2] [3]
篇4：财政本质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论文
时至今日,财政理论的主流学派仍否认国有资本营运的独立性。他们认为,国家财政既是“管理型”的,又是“经营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这两方面内容,仅是财政的两个组成部分,主体是一个,即‘以国家为主体’,本质是相同的,都反映一定的财政分配关系,只是两者有着不同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完全独立起来看待,以免割裂财政的整体性”①。这样,“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主体’与‘两翼’的关系(其中另一翼是税收),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财政体系”②。本文拟借助于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国有资产管理在财政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一、从制度变迁看财政的本质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理论在财政本质上的代表性认识,最主要的有如下流派: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和再生产前提论等观点(贾康,1998)。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有人提出应将传统占主流地位的“国家分配论”发展成为“公共财政论”。他们认为,财政首先表现为一种分配活动,但就分配论分配显然是狭隘的,但是把财政定义为是国家(或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又失之过宽。因此财政除参与分配外,还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等经济活动起着重要作用。为此,财政概念一般可表述为: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王国清,1999)。
归纳目前中国财政理论界的基本格局,大体上可以说是“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等两三个较具影响力的非主流学派间的学术论争。从财政本质的不同认识上,我们不难发现其最根本之处仍在于“利益”之争。为此,我们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此略加论述。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它的主要特征是:①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②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所组成。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实施机制是制度构成中的关键一环。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制度变迁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它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其替代、转换与交易活动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对财政本质的不同认识代表了一种制度变迁的趋势,从深层次上讲,财政制度变迁的实质是财政活动中有关各种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制度变迁顺利进行取决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改革对利益各方均有好处;二是即使对某一方面可能产生损害,由于一方(如中央政府)承担了这一损失,而不会引起利益冲突,即所谓“帕累托改进”。这实际上难以办到,于是就产生了矛盾,需要予以协调。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变革,改革的最大难题是协调存在于“体制摩擦”背后的“利益摩擦”。因此,对“财政体制改革战略”的思考,应当着眼于如何妥善地解决改革中发生的'各种利益矛盾。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包含着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相对力量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政治过程,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完全取决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一致程度和力量的对比关系,任何一组均衡的实际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包括重新安排和界定),总是更有利于在力量上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集合,力量对比关系超过一定的阈值,必定导致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的变化,从而对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直接产生影响。
鉴于此,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满足在力量上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国家)的利益需求,为此,当前学术界产生了围绕“国家分配论”的一些新学派,如“社会集中分配论”(贾康,1998),这一观点的基本要点是:①把财政的本质归于分配政策,把财政分配政策归于经济基础;②以“国家分配论”为主线,兼收并蓄其他流派的合理内容,使“国家分配论”获得“集大成”和“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坚实而科学的基础;③将财政问题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理论经济学的宏大背景中,作全方位的新思考,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再生产动态过程中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创新过程中把握财政,进而实现“国家分配论”和财政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此外,纵观近几年学术界对“公共财政”问题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为了避免上述制度变迁过程中“体制摩擦”背后的“利益摩擦”,这些学者采用以“国家”为主体,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各种“分配活动”(王国清,1999)。
二、财政本质认识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影响
对财政本质问题的不同认识,代表了对财政体系中不同的利益格局的各种看法。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焦点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否独立运行的问题。仍据上述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由财政本质所反映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旧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实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的约束条件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小于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代表着有关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调整。
赞成国有资产独立营运(即坚持国有资产管理独立性)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①国有资产管理与国家财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经济范畴,国家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和权力不应当都由国家财政来行使和兼任。②国家财政无法统一国家双重身份的责任要求,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要承担三个层次的责任要求:一是保证上层建筑的巩固与发展,即政府生存的要求;二是满足社会福利事业与必要的财政补贴的需要,即社会稳定的要求;三是提供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即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的要求。国家作为财产权力的代表,也要承担三个层次的责任要求:一是监督国有资产经营者对资产耗费的足额补偿,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二是从资产经营者那里取得产权投资收益,促使国有资本的不断增值;三是以资本收益进行再投资,不断壮大国有经济。可见,政权的责任目标是社会效益,财权的责任目标是经济效益,两类目标性质不同,无法同时并重,同时实现,不能由同一部门(如财政)来统一。③国家或政府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是政治权力的唯一行使者。由于政治权力是实现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强大、最有效的手段,决定着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必然具有强化运用政治权力的动机,这使得政治权力经常表现出任意性扩张的倾向。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假如市场缺乏与政府的随意性扩张行为相抗衡的力量,那必然会经常导致政府的非市场行为力量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的后果,从而使市场的有效运行机制受到削弱与破坏。比如会出现重财政税收收入,轻国有资产保值补偿的现象,各种形式的以税代利行为还会继续存在。
上述观点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十分正确的,然而,现实社会是纷繁复杂的,尤其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的关系还未理顺,政府职责分工尚不十分清晰,国家在许多场合还不得不采用经济与行政手段并用的方式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从一些资本营运搞得比较成功的国有集团公司看,如果离开了政府行政手段,兼并、重组等具体的资本运作往往难以深入下去。这与当前我国经济机制的不健全有关,如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摩擦”,使得企业的运行成本很高,借助于行政手段有时可以减少企业的管理成本。这表明,至少在现阶段,强调“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活动”是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一致的,它有助于各方面利益的协调以及减少各种成本(改革成本和摩擦成本等)。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政治权力是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并随这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是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③。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通过考察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衍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之时,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及其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即使国家或政府在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有时确实会干扰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但是,国家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有时不得不借助于行政的力量。这是因为眼前的既得利益对于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来说是最主要的。当然,在经济运行的常态下,较之政治职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无疑将居于主要地位,因为这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政治职能的实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国家与政府的角度看,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让市场经济尽可能在有效作用范围内运行,从而它有必要而且一般也能够对自身具有政治权力的扩张倾向进行约束。我国近年来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乃至于我国迄今为止的市场改革中的政府权力的逐步下放,正是这一方面的佐证。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现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应结合国情,采取分步走的战略。即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采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模式(简称“国资委”模式,含有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思想)。对于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仍可采用“一体两翼”模式(即是一种以“国家分配论”思想为基础构建的模式)。客观地说,这两种模式作为原有体制变革的过渡形式,在接近目标体制的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一体两翼”模式刚刚走出原有体制,“国资委”模式则更接近目标体制。而不同地区在实践中选择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资产的相对集中程度有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有资产相对集中的地区,在接受“国资委”模式时,困难和阻力相对较小。一些已经设立“国资委”的地方,都强调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实际上,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机构的要求相对明显;在国有经济仍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又是国有资产相对集中的地区。这种情况必然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产生较大影响,因而在组建“国资委”的态度上必然保持积极态度。上海、深圳、武汉、厦门等地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而青岛市与山东省、厦门市与福建省在组建“国资委”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其深层原因同样是经济体制水平和国有资产集中程度方面的差异。河北、辽宁、陕西等地区在筹建“国资委”的过程中,虽得到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但遇到的困难要比上海等地大得多,也说明了这一问题。而目前强调“一体两翼”模式更适合本地区情况的省区,在经济发水平和国有资产的集中程度上,大都不如前述省市。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我们整个国家来看,“一体两翼”模式将占很大的比重,因此,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撤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重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国有资产管理原则由原来的“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管理”更改为“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但其本质“国家统一所有”没有改变。从理论上分析,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无论采取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代理模式,还是采取地方政府高度分散的代理模式,都是不可行的;而采取仅以中央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第一级代理者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代理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模式,会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增加了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改变已成既成事实的国有资产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等问题,而增加国有资产的管理成本和体制改革成本。较为适宜的、综合成本较低的选择,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同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第一级代理者的模式。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由于资本市场尚待进一步完善,政府机构改革也正处于改革之中,加之其他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实施国家与地方分级所有的设想还难以成立,为防止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目前仍继续实行国务院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国情和现阶段改革实际的。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然不健全与规范,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需要学术界作更新更深入的探讨。
注 释
[1]邓子基.坚持、发展“国家分配伦”[J].财政研究,,(1).
[2]邓子基.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关系之探讨[J].国有资产管理,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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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在完善县镇财政管理体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完善县镇财政管理体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召开完善县镇财政管理体制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年初以来，围绕完善县镇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局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研，全面分析情况，多方听取意见，反复进行测算，形成了方案初稿。尔后在征求县人大、县政协意见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最后，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县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今天以县政府91号文件形式呈现在各位面前。这个方案，可谓是十月酝酿，十易其稿；十月怀胎，一旦分娩。会前，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徐纪平同志对会议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通过今天的会议，达到统一思想、解释政策、组织实施的目的。刚才，县财政局宋天平同志就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下面，我再谈三点想法。 第一点想法，不断完善财政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放眼全球，纵览古今，财政体制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财政体制与国家相伴而行。有了国家，也就有了税收；有了税收，也就有了财政体制。历史上的许多革新变法，往往与财政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变法，都跟税务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有关。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就经历了统收统支、分级管理、分级包干和分税制等多轮改革。就浙江省而言，“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也有一个逐步调整完善的过程。1995年是“两保两挂”，后来同时实行“两保两联”，去年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综合实行“两保两挂，两保一挂”的政策。 我县从1985年建立乡镇一级财政至今，也经历了6次财政体制的调整完善。现在，第六轮财政体制即将到期，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总结前六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对现有体制作进一步的调整完善。应该说，这次县镇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完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见，也不是匆忙仓促的决策，而是在全面分析全县财政运行情况的基础上，着眼**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而作出的慎重决策。新一轮财政体制有三个特点。 一是较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总体而言，新一轮财政体制是一次微调，是一次完善，是一个温和的方案，较好地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所谓继承，就是新体制充分考虑到了政策的延续性和可接受性，充分吸纳继承了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成功的、有效的做法。譬如，财政体制大的框架，就没有作“伤筋动骨”的.变动；再如，对镇街类别的划分，还是山区镇、平原一般镇和强镇三大类，还是那么几个镇街。所谓创新，就是新体制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形势，作了相应的完善，使这个方案更加具有时代的烙印。譬如，根据中央出口退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样一个新的情况，我们建立了出口转型县镇联动机制，通过县镇财政体制上利益的调整，来更好促进出口转型。 二是较好地体现了事权和财权的统一。县镇作为两级政府，事权不同，财权相应也有所不同。前六轮财政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实也是县镇两级政府事权与财权不断相统一的过程。新体制更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譬如，对镇街事权的划分，新体制在原来比较原则的基础上，现在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与此相适应，将镇街的财权大体上划分为三类：一是“吃饭”资金，就是确保“吃饭”需要；二是基本发展资金，就是确保每个镇街都有相应的资金用于建设、发展；三是统筹资金，根据三类镇街的不同情况，确定了不同的统筹比例，以更好地统筹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文教卫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上，县委、县政府经过研究后认为，为有利于调动镇街的积极性，还是继续实行“以县为主”、避免“由县包办”的政策，因此也就继续把相关的事权和财权留在镇街。 三是较好地体现了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原则。所谓效率优先，就是谁贡献大，谁就分享得多；谁超收得多，谁就享受得多。所谓兼顾公平，就是兼顾平原与山区，兼顾农村与城市，兼顾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新体制实行镇街多超多分，多贡献多分享，就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对山区继续实行扶持政策，就体现了兼顾公平的原则。对山区的支持扶持，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镇街类型的划分没有变；二是利益分配格局基本没有变，调整幅度非常小；三是继续把平水列为山区镇。应该说，平水镇这几年发展很快，财力增长也比较快，财政收入情况可能比平原地区个别镇街要好些。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继续把平水列入山区镇？因为根据县域城市化的规划，平水镇承担着承接市区辐射、集聚山区要素的功能，在影响辐射带动南部山区发展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 新一轮财政体制，这三个方面的特点非常鲜明。可以说，它也是新体制的基本内容和实质精神。各镇街要从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正确理解新体制的内容和实质，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 第二点想法，加快发展税源经济是实现县镇共赢的根本要求 财政的基础是经济。调整完善县镇财政体制，不是对现有“蛋糕”的重新分割，而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把“蛋糕”分割得更好，从而达到发挥县镇积极因素，合力建设强力财政的目的。建设强力财政，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经济发展。从财政收入角度而言，发展经济，必须发展税源经济；加快发展经济，必须加快发展税源经济。 发展税源经济，必须致力提高经济效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经济能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质量与效益；财政收入能不能更快地增长，归根结底，也取决于经济质量与效益。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没有效益，就没有财政收入的更快增长。没有质量效益的发展，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最终经济发展就持续不了，社会进步就实现不了。中央实行宏观调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的国情，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增强质量效益意识，把经济增长从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模式，切实转到能耗小、污染少、产出高的集约发展道路上来。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全县上下牢固树立起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意识。要向资源节约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技改投入要效益，向加强管理要效益，向产品研发要效益，向市场拓展要效益，从而不断提高经济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实现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离开经济效益的提高，来谈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离开了财政收入的增长，来谈财政体制的调整，同样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发展税源经济，必须切实优化经济结构。如何优化经济结构，这里我集中谈两条。 第一条，要坚定不移地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围绕巩固提升纺织产业，积极调整纺织业内部结构，印染减量，织造控量，化纤稳量，服饰增量，使纺织业整体质量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围绕加快发展非纺产业，将之作为招商引资、要素供给、政策扶持的重点，使非纺产业占工业总量的比重有一个明显的提高，成为我县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的税收来源。从今年1-9月的情况来看，非纺产业利润增幅达27.4%，建筑建材、塑料薄膜等七大重点非纺产业的利润增幅更是高达57.6%，高出全县平均水平42.3个百分点。虽然非纺产业的销售只占全县工业销售的22.9%，利润却占全县工业利润的 39.3%。因此，非纺产业对财政贡献很大，我们要把加快发展非纺业作为发展工业经济的头等大事来抓。我在各类会议、各种场合上，反复强调、反复宣传这一观点。为什么？一方面，世界工业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产业梯度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产业梯度转移也首先出现在英国。当时英国为了发展纺织业，还爆发了史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但是现在英国的工业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都不是以纺织为主，而是以重化产业、高科技产业为主。目前**的纺织业正面临着产业梯度转移的挑战。另一方面，纺织作为劳动密集、资源消耗非常严重的产业，随着宏观调控的实施，土地、电力等要素供给紧张，环境容量压力增大，劳力短缺渐趋突出，并且这些问题今后仍将长期持续，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所以，作为纺织大县的**，如果现在再不重视，再不抓紧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持续发展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上个月13日，我和孟柏干副县长到滨海进行了调研。在谈到招商引资工作时，我对滨海工业区提了四点要求：一是真外资。通过不断引进真正的外商、真正的外资，使滨海工业区成为外商投资的密集区。二是非纺项目。通过更加重视引进非纺项目，使滨海工业区成为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示范区。三是大项目。通过引进大体量的项目，使滨海工业区成为重点企业的集中区。四是好项目。通过引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使滨海工业区成为科技进步的样板区。这四点要求，同样适合全县各镇街、其他开发区。希望大家抓好落实。 第二条，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商贸服务业。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县城为重点，年内做好“三个一”的工作:一是编制一个发展规划；二是研究一个扶持政策；三是组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通过这“三个一”，通过若干年时间的努力，使商贸服务业占全县经济总量的比重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现在全县一二三产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是，农业6%，工业64%，三产30%，三产占比偏低。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越是发达的国家与地区，三产的比重越高。历史地看，经济总量中三大产业的构成比例也有个变化的过程。第一阶段是“一二三”，农业最发达，工业次之，商贸服务业居末位；接着进入到第二阶段，成了“二三一”，工业最发达，三产次之，农业居末位；然后是第三阶段，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那个阶段，成了“三二一”，三产最发达，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农业。所以，我们要加快发展商贸服务业，努力使其成为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新的重要的税收增长点。因为商贸服务业发展得越快，税收特别是地税收入增长就越快。现在，我县的财政形势不容乐观。我们那么大的财政收入，但真正属于地方的并不多。去年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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