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高水平公办大学转民办值得尝试(（精选3篇））由网友“宋牊”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熊丙奇:高水平公办大学转民办值得尝试，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熊丙奇:高水平公办大学转民办值得尝试
熊丙奇:高水平公办大学转民办值得尝试
三思后评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农工党中央将再提“高校去行政化”话题,准备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的几点建议》的提案。提案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有两项重大推动因素,一是民营经济发展,二是大量国企公司化转制。提案的建议之一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急需现代化大学制度建设和民营化这两个要素,应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允许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公办大学,转制为民办大学。(3月1日《新京报》)
高水平研究型公办大学,具体而言,就是现在的985高校、211院校。将他们中的一部分高校转制为民办大学,有没有可能?对此,公众的担忧聚焦在两方面:其一,如果这些大学转制为民办,是不是学费会进一步提高,贫困生上这些大学,会不会更加困难?其二,会不会降低办学的质量,在办学中出现更多的权钱交易、腐败?
放在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之下,这种担忧是十分现实的。本来获得国家大笔投资的大学,转制为民办后,国家投入必然相对减少,学校要维持运行,就可能提高学费,如此,家庭困难的贫困生就失去了上好大学的机会；其次,由于我国整体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高水平大学私立,在“学历社会”的背景下,学历就成了赚钱的工具否则民间资金怎么有兴趣来接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担忧,就放弃尝试。因为将公办大学转制为民办,本就是教育管理制度的一种改革,而且是为启动更深刻的教育管理制度而进行的改革。在美国,排位靠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而这些私立大学,在招生时反而青睐贫困生,比如哈佛大学就推出了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免交学费的政策；在学校招生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会被优先录取。另外,健全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迫使大学必须以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来赢得生源的竞争,如此一来,私立大学反而比公立大学更在乎自己的声誉,更重视教育质量。而由于重视教育,学校声誉好,更多的社会捐赠(包括校友捐赠)源源不断涌入,形成良性的办学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管评办”一体化的严重问题。虽然近年来民办高等教育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办高校达到676所(含独立学院323所),招生146.74万人,在校生476.68万人,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招生比例只占20%(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61.76万人),规模只占15%左右(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这个比例无疑是很低的,如此低的比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公办高等教育,不但造成本该保障的基础教育保障力度不够(比如直到才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目前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学率只有50%多一点),也造成对公办高等院校的投入不足,各地在发展高等教育时,都存在严重的欠债问题,一些学校被追着还债,根本没有心思想着怎样办学。另外,民办高等教育普遍处于较低层次(去年才有5所民办高校获得研究生教育资格),并受到歧视。其结果是,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远比前丰富,可是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投资关系,公办高校相对于民办高校来说,自主办学权更小。包括在美国,公立高校也由于财政独立性弱,而存在办学自主权(比如招生)小于私立高校的问题。为此,如果我国能对少数公办高校实行转制,将有如下好处:其一,改变国家对高等教育想大包大揽却包不了的情况,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转而集中精力发展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公共基础教育,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扩大教育公平；其二,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拓宽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其三,探索政校分离、管办分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将从“公办”“民办”转为“公立”或“私立”,建立起管理者、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各自权责清晰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样的大学制度,有益于大学朝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回归,而不是现在的政府全权管理、参与办学的行政色彩很强的机构。
当然,实行这样的转制,除了注意转制决策的民主、转制操作的公开、透明外,还需要根据“管办评”分离的要求,推进高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改革以及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高考制度改革。因为只有学校自主授予学位,才可能凸显教育的价值,而不是文凭的价值,引导学校将关注点集中到办教育上来；而学生选择大学,则赋予学生“以脚投票”的权利,被选择的大学必须思考怎样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来吸引学生。我国近年来的“留学热”和国内高考弃考现象已经让高等教育管理者见识了“以脚投票”的威力,问题是,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我国高等教育是真正用勇气做改变,以应对挑战,还是继续维持现有高等教育的格局,而变为温水里的青蛙?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篇2：熊丙奇：南科大的未来是否值得期待
熊丙奇：南科大的未来是否值得期待
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示，南方科技大学有望今年获批转正。同时，他还透露，已经为自己找了一个不错的接班候选人。将南科大转正与朱清时校长找接班人放在一起，不由得让人感慨，作为创校校长，朱校长快要卸任，而学校则刚转正（如果顺利的话）。南科大这一路走来，历经坎坷。有人很担忧，朱校长离开后，南科大还会是那个南科大吗？
作为一所新创建的大学，确实需要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否则仓促上马，只会问题多多。南科大由于选择了与其他传统大学不同的发展道路，而显得命运多舛。在过去筹建的几年岁月中，一些最基本的办学事宜，尚未得到解决，所以引起社会对其命运的忧虑。
首先，到目前为止，南科大的大学章程尚未出台。早在朱清时校长受聘担任南科大校长时，他就提出，他的一大任务是制订南科大的章程，让南科大办学有法可依。但制订章程的进程却不太顺利。去年，深圳出台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被媒体解读为南科大“基本法”，而这其实只是一个行政规章，离“基本法”还有很大差距。
在南科大转正时，笔者尤其期待能看到通过深圳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的南科大大学章程出台。如果章程能出台，这意味着我国大学拥有了第一部通过立法程序制订的大学章程。另外，这也能给传统的公办学校制订大学章程明晰政府与学校的权责，提供示范。目前，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教育部正在推进高校制订大学章程。
其次，南科大的办学重要环节招生的具体模式，还未确定。南科大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一直被认为是亮点，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南科大转正，学校获得招生证，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还能继续吗？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体系和学位授予规定，转正之后的南科大，是要纳入国家承认学历的体系的，因此，其自授学位的'改革，恐难继续。而其自主招生改革，则要看国家整体高考改革的推进。
所以，南科大未来的走向，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教改的走向，另一方面取决于深圳市政府与南科大的关系。如果国家教改能按照教改纲要的精神，切实推动，那么，转正之后的南科大，还有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纲要精神，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其中就包括学位授予权，只要国家修订学位条例，明确自授学位的条件，同时建立全新的学历学位认证体系，不但为南科大的改革提供了可行的制度环境，也给所有高校的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空间。
而深圳政府与南科大的关系，则体现在南科大章程的制订中。在笔者看来，转正之际的南科大，应当给社会交出的一份最好答卷是，一份可以作为范本的大学章程。这远比南科大的校舍师资，以及找到一个接班人更为重要。深圳和南科大应在目前的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南科大章程，并纳入立法程序。这也是朱校长在卸任之前，应该努力攻克的。当有了南科大章程，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的权责明晰，大学理事会大学校长的遴选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就都有了明确规范，一所学校的走向，不因校长的变化而变化，一所学校的文化，由于制度的维护而传承，这样的大学，未来就值得期待。
(东北新闻网)
篇3：《大学有问题―全面讲述大学现状》熊丙奇畅销书--netbig世界不大,网
《大学有问题―全面讲述大学现状》（熊丙奇）2004年畅销书--netbig世界不大,网大
大学有问题
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没有对大学的希望，就不可能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曝光，不是存心和大学过不去，而是说出大家想说的话。现在关心大学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加上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康的大学运行体系，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将不再遥远。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大大增加。教育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对于教育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如“眼球经济”如果不注意其内核的建设，很容易转眼就成为泡沫经济，“眼球教育”也同样孕育着危机。
我国过去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其焦点是外延规模的扩大，很多事例十分刺激人们的视神经，先是在教育产业化为主的观点支撑下，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按每年30%的增速扩大，大多数高等学校在过去几年时间中，学生规模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接着是各类在国人看来新鲜的教育项目，诸如MPA、工程硕士、EMBA，接踵面市。具体到大学办学者身上，追求“眼球效益”的事例也不鲜见，为了近期的显示度，对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畸形追求在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本不应该出现“炒作”字眼的平静校园里，“作秀”也成了家常便饭。
教育需要理性的回归。在精英教育时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更多是外部的，是站在城外看城内的风景，只要能把子女送进大学门槛，就把风景放进了家中。如果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那么，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品种的增加，就是最大的教育进步，就是最大程度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而且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教育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绝不是单纯地增加教育资源那么简单。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度过了其规模快速扩张期，而且这种扩张，已使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扩张，也同时影响着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在大众教育时代，大学已不再是炫目的风景线，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选择接受适合自己的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面对选择，高等教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确定位，二是提高核心竞争力。每所居于不同层次的学校，从北大、清华这类名牌，到大批民办大学、高职高专，均面临这一问题。教育者应该做教育的事。
当外观视觉上的吸引力降低时，所有问题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内部。中国高等教育将从数量时期全面进入一个质量时期，将从注重外延发展到打造内涵实质。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的人们，开始试图关注大学城内的风景，关注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关注整个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对教育问题议论鼎沸的时期，无论是教育圈子内的人士，还是教育圈外的市民，对于教育，都发表着自己的感知和见解。这是教育的幸事，也折射出教育的不安。毫无疑问，教育将一直吸引人们的关注。但教育不能一直“招惹”人们的议论，来自市井小巷对教育问题的议论，体现出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也深刻反映出我们教育模式、体制的不成熟、不健全。一个成熟的教育体制，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不该引发如此众多的议论，当然，也正是这如此众多的议论和民声，促使教育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个月前，我的朋友，文汇报教卫部主任、《每周演讲》主编王捷南先生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稿。案头的这本书，让我有机会亲历高等学校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热点现象与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社会民众所议论、所关注的。作者充分而立体地展示了来自教育前线的第一手信息与资料，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争议，还有矛盾……对于教育的发展来说，这十分可贵，因为它有助于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展开系统、科学的思考。
是为序。
一周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上海有所中学在教室里安装摄像机，将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在自习课上的.亲热行为拍摄下来，又在全校播放。两个孩子心灵因此蒙受极大伤害，甚至想到去死。学校的理由听上去堂而皇之：整顿校园纪律，树立道德新风。但是学生不服，还将学校告上法院。这场被教育者与教育者的诉讼尚未结案，我所能知道的是，在这所学校 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在两个孩子一边。这两个孩子每天感受到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冷眼旁观。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它的确包含了我们国家教育中一些很要命的问题。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谈论这些问题的。作者就职于大学，应该算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由他来检讨我们的教育，显得特别耐人寻味。我近来常常接到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倾诉自己学习时的痛苦，倾诉对老师对父母的失望。但是我也听到他们的老师和父母说，“这些问题我都知道，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大家都在私下里发泄对教育的不满，但是却又倾尽全力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走，一旦“成功”，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失去了学习的激情，也失去了改革教育的激情――也许这种激情在很多人身上从来就没有过。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要留在学校里去教育别人的。但是在今天的大学，一个一流的人才愿意留下来做老师，并且真正把热情倾注于教育，已经是一件罕有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学校不仅正在让学生为自己的优秀付出代价，而且正在失去优秀的老师。
本书的一个贡献，在于作者很诚实地给我们描述了大学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还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乃至院士的状态。今天的大学，学生的问题很大，教师的问题更大。因为二流的教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学生。让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读书期间所遇到的教师，有多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值得我们钦佩？我接触过不少做人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们都会谈到自己曾遇到好教师；我还接触过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回忆过去时，总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得到好教师的教诲。事实上，我们国家能够永留学生记忆中的好教师，真是太少了，按照我的不大完整的估算，不到总数的5%。
一个教师让学生失望，甚至让学生蔑视，不仅在于他的教学水平低，更在于他的做人水平低。从长远看，真正让学生不能忘怀的，不是教给他们如何考试的老师，而是教给他们如何做人的老师。我在美国曾看到一个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第一天放学回家，爸爸问，今天老师教了什么，孩子回答：“老师告诉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别人的身体，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心灵。”这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就是学到了这句话。很显然，这是在教育孩子怎样做人，怎样与别人相处，怎样与社会相处。而在我们的学校里，一年级孩子的第一节课上，老师一定会谆谆教诲，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争取第一名。这种衡量成功的标准促使我们的孩子只在乎第一名，只关心自己，只追求战胜别人。家长也在有意无意地逼迫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今天我们的国家许多地方弥漫着自私自利的风尚，弥漫着对社会、对他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冷漠，应当说，在我们的孩子踏进小学时就种下了祸根。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
育人的意义既广大又深远。教育出了问题，会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中产生恶果。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确发生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优秀人才，正在为他们的优秀付出代价；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来关注、讨论教育的问题，是一件好事。但是，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者的事，不仅仅是孩子和家长的事，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力量，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关注。有人曾对我说，改变现存的教育制度，我们有心无力。我回答，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教育制度，那么就让我们改变对教育的看法。我看到无数例证，在同一种教育制度中，也会造就不同的人。真正优秀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教育体制，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不同。至少我们可以读一读眼前这本书，它能让我们不再对教育的问题冷眼旁观。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惊讶于作者对今日中国大学所存在问题了解之细、洞察之深，我也惊讶于作者充分占有如此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我更惊讶于作者在如此年轻之年龄、以如此无畏之气概、用如此流畅之文笔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之种种病症!
相比于我过去曾经读过的有些亦参与写作的中国大学教育批评论著，如杨东平教授主编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与《大学之道》，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不是论文集，不是众多作者的拼盘，而是一个人的独著。因此，它就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它是作者熊丙奇多年汗水的结晶!
丙奇同志在书中向我们系统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一路应试，对外语、电脑的盲目崇拜，高考录取的区际不公，可谓“考、考、考，中国大学的法宝”；在纸上测试的品德，在嘴上说说的创新；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书；院士头衔的追逐；“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各种论文的求量不求质，高校中很少有人讲真话；变味的科技成果鉴定；官学不分的高校行政级别，高校领导的非民主任命，校处领导的官气十足，权利不受制衡，人治重于规制，校规高于国法；高校对于大学生们男欢女爱的竭力围堵，高校性教育的贫乏；高校招生过速扩招的负效应，研究生生源质量的下降；高校的“世界一流”情结，甚至定出了17年赶超时间表；高校自主权的缺失，连专业课程都没有决定权；民办大学的种种尴尬与受歧视；校办企业的弊端；高校仍在办社会，教师仍是单位人；等等。可以说，丙奇同志的这部书稿乃是中国大学问题之集大成!
我与作者丙奇不曾谋面，居住场所相距数千里，但对于中国大学问题的共同忧患使我们有缘相识。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本不属于我的专业，只是因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总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数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丙奇在电话中说：“您的大作早已拜读，受益良多。”其实，丙奇过奖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几年关注了大学问题。虽然先者为师，但师者不会贤于生者。论雅、论俗我是远在丙奇之下，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比丙奇要大一轮多，则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从这一点来说，给丙奇的书稿写序我不是合适人选，只是把我读完丙奇这部书稿所受到的启发写出来，可谓不吐不快。如果说有什么奢求，那也仅仅是希望以此文求教于丙奇及一切有同样关注之同仁。
丙奇的这部书稿名为《大学有问题》，我想，进一步地应该有《问题大学》。类似于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我们可以说“大学问题”研究的是所有大学存在的或轻或重的各类问题，而“问题大学”所要探讨的则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大学及其各种病态。从逻辑上讲，进一步比较“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大致可以说：“大学问题”是从病相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形象描述，对大学之病的病源、病因可以进行一定的诊断、诊治，各种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指点大学问题，可以是新闻式的，可以是文学式的，可以是案例式的，可以是论文式的；而“问题大学”则是从病症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抽象分析，对病态大学运行机制进行充分地解剖，多半只有专业人员或业余专业性人员可以介入，必须进行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研究，必须给出一般的处置办法，试图使病者恢复健康。也可以说，大学问题的视角是“健康带毒者或健康受伤者”，而问题大学的视角是“非健康带毒者或非健康受伤者”。一般而言，先有“大学问题”而后才可能有“问题大学”。我希望，年轻的丙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就“问题大学”之专著。我等待着!
2003年的高考，最引人注目的一桩新闻，是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一道分值为5分的选择题，被许多老师和学生质疑为错题。后经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给出了“不是错题”的结论，但是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会议”上，难得聚首的12名院士在会议之余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包括1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2位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专家们，对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这道选择题给出了一个集体“答案”――这是一道必须纠正的错题①（①《12名院士就江苏省高考错题发布声明：错题应予纠正》，田乾峰，《京华时报》，2003年11月6日。）。
对于高考考生来说，有时1分都“性命攸关”，更何况这是5分！一个江苏考生说，像这样与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的高考试卷出现错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太烦太累，即使教育部门承认是错题又能怎样呢？少1分未被录取的，难道能就此迈进大学校园？而因错得“福”已被录取的，又难道会被坚决退回？
高考在中国社会居然扮演着“社会分工”的重要角色。属于笔者的那场高考已经过去14年了，但我仍清晰地感受到，是高考让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是的，我应该感谢高考，如果没有高考，也许至今我仍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垦着农田。冬天的时候，裹着一身油亮的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大口地喝着稀粥。我的小学同学军就是这个模样，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了，他没办法走出那个山沟，尽管交不起两个女儿的学费，可还计划再添一个儿子。
高中同学叶，现在在广州打工。每次他送货路过中山大学那个仿古的大门，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而电话里每次都会留下一句：“要是当年多考1分，我也是大学生啦！会像你一样，坐在OFFICE里，不再这样风餐露宿。”叶的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勤奋刻苦，成绩一直不错，只是高考发挥失常。平时居班级前十名的他，关键时刻分数却比录取线低了1分！他好希望重读一年，可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却被查出患了肝癌。一个为供他上学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现在更需要他去支撑。当我开始大学之旅时，叶也上了南下的火车，决定去打工…… 你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运！一分之差的人生悲欢。
叶说，他是命运的弃儿。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多少像叶这样的青年？
因此，我们很难去追踪某一个体在所谓“错题”事件后可能遭遇的多舛命运，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进行这样的“追踪”。
中国教育现在不仅需要纠正一道错题的勇气，更要面对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体系。
我国高考的录取原则很“简单”――先分数优先，接着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先划出各批次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只有达到这一录取分数线，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录取视野，这是分数优先。批次录取线是很多学生的“生死关口”，一分之差，可以决定你是进重点一本，还是一般二本；可以决定你是进本科院校，还是落入第三批高职高专。同一批次学校则实行志愿优先录取原则，学校按照学生填报志愿的情况，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依次录取，先满足第一志愿学生的要求，只有当第一志愿学生未招满时，才进行第二志愿录取，并以此类推，这是志愿优先。而在填报同一志愿的学生中，学校又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直到录满为止，最低的录取分数，就是录取分数线，这又是分数优先。
这“简单”的录取原则，在老百姓看来却十分复杂――明明离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差1分，北京大学不录取，为什么不能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是要比北京大学低吗？“呵呵，你想得美！”主管招生工作的官员会告诉你，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志愿早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提都不用提。
一分之差，天壤之别。有的学生痛心疾首之余，放弃被其他学校录取的机会，用一年时间再去复习攻读；有的学生带着失望和沮丧，开始大学之旅；当然也有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四年之后的另一次人生选择――“考研”上，高考失败了，考研重头再来！
在中国，关于高考制度的争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提起高考，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编排它的不是。但事实上，高考制度也许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类腐败现象。有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大成绩，大批优秀人才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求知成才，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态势。
高考制度本身没有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之一，是高考的考试体系。考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样考试？考些什么？通过考试希望评价什么？这才是关键。二十多年来的高考，基本上把着眼点放在考察记忆能力与运算能力上，于是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背诵，反反复复地练习，最终成了应试的高手，却往往因高分低能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问题之二，是高考的“等第”录取原则。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填报志愿一环，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考生之间难以知悉对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也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填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学生的考分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这所学校，就会导致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增高；反过来，即便这所学校是著名学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报的话，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气远不及自身的学校。虽然多年来的高校录取规律显示，强校恒强，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般较高，但是填报志愿“失误”的事情却也屡屡发生，着实折磨着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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