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精选6篇）由网友“sidecityboy”投稿提供，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希望大家喜欢阅读!
篇1：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加深，进程加快。这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国际影响面临巨大挑战。证券市场作为金融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涉及金融安全，影响全局。证券监管作为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结合具体国情不断健全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本文试图在分析证券监管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回顾和反思，结合国际化趋势对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制度缺陷进行规范、完善，达到风险防范的目的，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 键 词：金融安全，证券监管，制度规范，风险防范
一、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证券市场
我国的金融市场从形成到现在仅十多年时间，存在诸多问题待以解决。金融市场还不健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发展相对落后。加入WTO 后，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加快。 20世纪后半叶，经济全球化以人们难以预料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依存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其进程中，金融国际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和最本质的内容。世纪之交，中国加快了加入WTO的步伐并取得重要发展，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将迅速发展。① 然而也面临国际经济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威胁。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巨大挑战。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生动的一课。② 我国证券市场也将应对一系列市场巨变，维护金融稳定势在必行。
（一）加入WTO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挑战。我国金融发展将面临自身素质不高、体制尚不健全的不足和国际力量强力冲击的严峻局面，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
⒈我国现行宏观金融调控面临挑战。在完全的资本流动下，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实现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受到制约。我国现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手段，主要通过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总量来调控货币供应量，在调控手段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间接化。[1]（P35-37）加入 WTO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状况的变化和利率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和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加调控难度，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面临挑战。
⒉金融监管面临挑战。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金融风险更加出现不确定性。金融监管部门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在十多年的工作中虽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一般多为立足国内，缺乏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经验。再者，对国内金融监管未真正实现间接调控和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国际化进程将加快，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一方面它将促使人民币加快可自由兑换，加大我国对外汇市场的监管难度。另一方面，国际游资和国际资本的非法流出入也可能钻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的空子而更加猖獗。，从而加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⒊尚不健全的金融市场面临挑战。
⒋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将面临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地域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将快速增加。在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时，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会导致国内金融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无法与之对抗，从而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监管须尽快国际化，应对金融风险。依据加入WTO的相关规定，我国
券市场要在5年后对WTO成员国逐步开放。作为金融市场的关键部分，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加深加大，证券监管面临挑战。
⒈自身监管体制存在缺陷、不足，[2]（P47-50）影响效率、质量。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管层次过于单一，还没形成监管机构、证券业自律与社会舆
[1] [2] [3] [4] [5]
篇2：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宋绍青
一、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证券市场
我国的金融市场从形成到现在仅十多年时间，存在诸多问题待以解决。金融市场还不健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发展相对落后。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加快。20世纪后半叶，经济全球化以人们难以预料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依存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其进程中，金融国际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和最本质的内容。世纪之交，中国加快了加入WTO的步伐并取得重要发展，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将迅速发展。①然而也面临国际经济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威胁。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巨大挑战。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生动的一课。②我国证券市场也将应对一系列市场巨变，维护金融稳定势在必行。
（一）加入WTO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挑战。我国金融发展将面临自身素质不高、体制尚不健全的不足和国际力量强力冲击的严峻局面，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
⒈我国现行宏观金融调控面临挑战。在完全的资本流动下，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实现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受到制约。我国现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手段，主要通过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总量来调控货币供应量，在调控手段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间接化。[1]（P35-37）加入WTO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状况的变化和利率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和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加调控难度，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面临挑战。
⒉金融监管面临挑战。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金融风险更加出现不确定性。金融监管部门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在十多年的工作中虽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一般多为立足国内，缺乏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经验。再者，对国内金融监管未真正实现间接调控和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国际化进程将加快，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一方面它将促使人民币加快可自由兑换，加大我国对外汇市场的监管难度。另一方面，国际游资和国际资本的非法流出入也可能钻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的空子而更加猖獗。，从而加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⒊尚不健全的金融市场面临挑战。
⒋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将面临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地域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将快速增加。在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时，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会导致国内金融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无法与之对抗，从而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监管须尽快国际化，应对金融风险。依据加入WTO的相关规定，我国券市场要在5年后对WTO成员国逐步开放。作为金融市场的关键部分，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加深加大，证券监管面临挑战。
⒈自身监管体制存在缺陷、不足，[2]（P47-50）影响效率、质量。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管层次过于单一，还没形成监管机构、证券业自律与社会舆论等多层次的监管体系。第二，监管缺乏足够的透明性，即投资者很难预测股市政策变动的情况，从而形成难以估量的系统性风险。第三，监管手段运用不科学，监管水平低下存在着计划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等运用不协调的现象。
⒉证券市场本身国际化、市场化日益加大，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入世后，市场将发生一系列变化。[3]（P20-21）首先是参与主体将更加多样化，国际因素增加，外国竞争者将会出现。其次是证券市场层次将更多样化。其三，证券市场交易品种将更加多样化。外资机构基于在业务能力、市场经验、风险管理乃至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会相应地对国内证券市场的金融品种提出超前要求。金融衍生品将会应运而生。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承受着国际风险的冲击压力。在金融市场面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环境下，证券监管在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担当重任，其健全与完善是十分重要的。
二、证券监管理论的基本阐释
（一）证券监管作为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其实际操作效果显现等均需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全面系统地审视和剖析实效，以达到最佳效绩的目的。以下就证券监管的必要性及其理念、模式、组织因素等基本理论进行阐述：[4]（P30-32）
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的出现与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监管，一般意义上是指为了实现监管目标，监管主体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监管对象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活动，对监管的必要性，即为什么存在监管及其存在意义，有如下几种理论。
⒈市场失灵的。市场失灵的论认为由于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为了减少市场失灵的影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即需要证券监管部门来弥补市场的缺失。反对者认为这种理论未必能够站住脚，因为市场失灵论强调的只不过是在市场失灵是从市场外寻求一种力量的帮助来找到均衡点，但这种职能完全不必要设置一个监管者来实现，完全可以以立法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同时，市场是不完全的，但置身于市场中的政府同样是不完全的，有时政府的不完全更胜于市场的不完全，按照这一理论监管不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给市场“添乱”。
⒉交易成本论。交易成本论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即制度或法律之所以重要，在于交易双方之间交易成本的客观存在，而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则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在此基础上认为，法律设计的最优势，法庭来执法时最优的制度根本不需要监管来行使这种职能。与市场失灵论相同，交易成本论同样存在正反两派观点，主张监管存在的人认为，监管好比交易双方之间的媒介，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尽可能的节省交易成本；而反对者认为这一媒介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不仅不会有效地节省交易成本，而且还会带来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
⒊信息不完全论。由于信息具有共享的特点，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就像市场只能提供不充足的其他物品一样，市场只能提供不完全的信息，因而获取信息的代价往往是昂贵的。当信息不完全时，由于经济人的有限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会使交易的费用趋于上升，市场效率低下，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限制。所以，在证券监管方面，监管行为和监管机构存在是必要的。
（二）证券监管的理论、监管模式、组织因素。
前已述及，鉴于证券市场上市场本身有时失灵，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法律的不完备使得证券监管在理论上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证券监管付诸于实施需要理念指导、模式选择，更应当具体分析鉴定其组织因素，从而达到内部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发挥实际效用。
⒈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5]（P110）理念一词是法理学、法哲学上的用语，与精神、思想词义相近。一般理解，理念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是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观念。也可以说是指导思想、目标或原则。
⑴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正是基于此，证券市场上各国对理念的共同认识，9月证监会国际组织在内罗毕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国际监管的标准――《证券监管的目标》。监管理念的提出，让我们对证券监管有一次全面系统地审视和剖析，这对证券监管大有裨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真正走上规范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⑵证券监管理念的运用。监管理念虽然并不做为监管要素，但每个监管要素都受其影响，渗透在每一人监管要素之中，并且自始至终贯彻在整个证券监管的过程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
⒉证券监管的模式选择。即监管主体怎么监管。不同的监管理念决定不同的监管模式。
从世界各国来看，证券监管模式无外乎是政府主导型、行业自律型和以由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中间型三种。[6]（P38）
⑴政府主导型模式，即由政府成立专门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管，行业自律在监管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我国和美国均属于政府主导型。
⑵行业自律型模式，即主要由于行业协会自律组织进行证券监管，具有灵活、及时、准确等政府主导型不及的优点，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处于宏观调控，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角色。英国等欧洲一些国家属于行业自律型。
⑶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型。即由于前两者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采取综合运用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的各个优势，弥补其不足与缺陷，从而互相取长补短，此种类型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⒊证券监管的组织因素为其运行的基础保障。主要包括监管主体、监管目标、监管对象和监管手段等四方面因素，构成监管体系的基础，。
⑴监管主体，即有谁监管。
⑵监管目标，即为什么监管。
⑶监管对象，即监管什么。
⑷监管手段，即怎样监管。
经过时间验证的大量理论表明证券监管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合理恰当的监管将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唯有以科学理论指导的监管体系才能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
三、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回顾和反思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证券市场由于建立时间短暂，各种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完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与之伴生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具备了证券市场的一些弊端，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其不健全、不完备更为严重。亟待结合实际，立足于世界，认真分析其弊端之所在，并加以科学理论的指导改革，以达到建立完善的证券监管体制目标，服务市场发展。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回顾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发展历程体现着政券市场改革的变化。[7]（P58）
1证券监管体制的源渊及其发展。1992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没有集中统一的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国家体改委，其他政府机构和上海深圳两地政府参与管理。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同时将发行股票的试点从上海深圳等少说地方推广到全国。从3月，中国证监会授权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的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对证券和期货市场部分监管职责，至此形成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的全国证券监管体系。，中央决定中国证监会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各期货交易所实行垂直管理，并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监管专员办事处。19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管理体系，实行垂直领导，加强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统一监管。①19，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撤销其职能并入中国证监会。
考虑到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市场化进程等条件的限制，中国采用的是集中立法型监管模式，并于年10月正式确立。
2我国证券监管现状。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⑴监管主体。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唯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是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⑵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⑶监管法规体系。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进行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
（二）对证券监管体制的反思
我国证券监管刚刚起步，受制于证券市场发展大环境的影响，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对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进行反思，进行制度缺陷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谨此依据证券监管的基本理论和我国国情，结合国际化进行现行体制的反思以利于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⒈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自身的不足缺陷是导致监管效率低下、违法证券行为层出不穷的关键内因之处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⑴监管理念与市场要求存在偏差。监管理念作为证券监管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渗透在整个监管过程中。监管理念确定的好坏准确与否直接从根源上决定着监管工作的效率。对比现行国际监管理念，我国证券市场与之距离甚远：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功能定位于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服务，这使得国企在证券市场中受到政策的倾斜和特殊的照顾，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人为不平等、证券监管的独立性不能保证，公信力受到怀疑。第二，行政主导市场，及证券发行监管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手段直接，忽视市场公平、高效、透明的客观要求。第三，重视政府监管，忽视自律作用。
⑵监管体制尚未健全，行业自律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现行监管体制主张集中统一监管由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管理。而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先天性的监管机构的监管缺陷不能保证证券市场健康运行。我国行业自律管理远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①监管主体权限过大。纵观证监会这几年的监管行为，仿佛偏离了正确监管轨道。它事无巨细的凡涉及证券活动的事情都深度介入，证监会掌握着中国证券业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权限授予来看，证监会是“运动员”与“裁判员”兼于一身。权限的过度集中与垄断从而可能导致腐败。在行政法学理论中，仅有强调限制权力过度膨胀才能达到以“权”制约“权”。
②自律监管有名无实。我国目前除了两家证券交易所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一种行业自律组织，对其会员机构、场内上市公司行使部分监管职能外，作为行业性民间协会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仍处于非常薄弱的地位。而证券交易所由于缺乏职责相对应的法律约束机制，表现为过多地追求盈利而忽视其应有的监督职能。其次，社会性的监督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中问题尤为突出的当属证券咨询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总的来讲，我国证券资格事务所的执业水平低下，执业道德约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⒉证券监管体制自身不足是造成监管实效较差的根本原因。[8]（P93-95）但证券市场的外部环境不乐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使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内外交困使证券监管面临严峻形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⑴我国证券监管的外部法律环境不健全。从我国法律环境看，法制不健全以及法规不能协调配合，致使监管部门很难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进行定性和查处。特别是我国证券法制框架还存在许多不足。与之相配套的公司法、合同法、税法和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缺位或不健全。如我国至今没有出台竞争法，对垄断行为的处理无法可依，我国对证券市场的争论解决体系及公正和有效的司法体系的建设存在很大缺陷，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法院判例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而且我国法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有时互相矛盾。尤其是公司法现已经明显落后。
⑵监管的微观主体治理结构不合理。如果证券监管的微观主体缺乏约束机制，即使监管再得力，手段再有效，也难得理想效果。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结构中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当不合理，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权，不仅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企业缺乏长期的发展目标。从而难保障其依据经济法则严格自律。在上市公司，特别是国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出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企望其自律是一种空想。
⑶我国证券市场面临信用困境。在一个社会信用缺乏的市场上，欺骗行为经常发生。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庄家）、上市公司和中介组织信用缺失情况严重。当欺骗收益大于道德收益时，道德风险将可能发生。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社会信誉的缺失和欺诈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太小而造成的。
四、关于证券监管的建议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系统的工程，需要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一）加强证券监管体制自身建设，逐步健全完善。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仅有掌握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方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进行。
⒈树立科学监管理念。在中国证券市场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监管体制的理论基础。因此，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这些理念的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认真贯彻执行于实际工作之中。
⒉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9]（P211）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其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地其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并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程序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的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
⒊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行业自律监管的培养和成熟有助于弥补我国政府主导型模式的缺陷，有利于发挥其灵活性、高效性和及时性等诸多优点。我国立法机构应及时出台行业自律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做到有法可依。
（二）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监管环境的好坏关系到监管工作能否最大程度的发挥制度规范优势，同时只有内外俱优才能达到效绩最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改善外部环境。
⒈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具体化操作，出台相关的《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法制，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同时相进的竞争法、公司法、税法等经济法规也应出台或改善其不合理的部分。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衔接应当强化，避免配合不力，以免影响法律手段在实际运用中难以奏效。
⒉市场微观主体治理结构合理化，改善增强约束机制。①[10]（P315）监管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自律和证券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上市公司中的大多数企业，()国有企业改变目前的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法人治理机制结构，保护股东切身利益并最终加强公司自律。主要通过国有股减持、合理分散股权、创造股权新构等手段来使之完善。相应的，应改变公司经理层的生成机制，尽快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使公司经理层通过市场达到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⒊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恢复我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这需要政府对这一体系进行构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构建我国的经理人市场，从外部强化经理人员的责任，形成市场产生的压力。第二，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形成规范我国信用环境的社会极大约束力。第三，成立信用担保中心和相应的配套机构。信用担保中心主要为金融机构或其他需要信用服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服务，承担对所担保对象的财务、经营状况的跟踪监督服务。
我国证券监管体系处于特殊的经济发展时期，其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时期的种种特征，或有利于证券市场发展，或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前进。同时，在全球化程度加大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篇3：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加深，进程加快。这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国际影响面临巨大挑战。证券市场作为金融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涉及金融安全，影响全局。证券监管作为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结合具体国情不断健全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本文试图在分析证券监管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回顾和反思，结合国际化趋势对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制度缺陷进行规范、完善，达到风险防范的目的，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 键 词：金融安全，证券监管，制度规范，风险防范
一、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证券市场
我国的金融市场从形成到现在仅十多年时间，存在诸多问题待以解决。金融市场还不健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发展相对落后。加入WTO 后，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加快。 20世纪后半叶，经济全球化以人们难以预料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依存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其进程中，金融国际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和最本质的内容。世纪之交，中国加快了加入WTO的步伐并取得重要发展，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将迅速发展。① 然而也面临国际经济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威胁。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巨大挑战。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生动的一课。② 我国证券市场也将应对一系列市场巨变，维护金融稳定势在必行。
（一）加入WTO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挑战。我国金融发展将面临自身素质不高、体制尚不健全的不足和国际力量强力冲击的严峻局面，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
⒈我国现行宏观金融调控面临挑战。在完全的资本流动下，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实现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受到制约。我国现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手段，主要通过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总量来调控货币供应量，在调控手段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间接化。[1]（P35-37）加入 WTO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状况的变化和利率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和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加调控难度，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面临挑战。
⒉金融监管面临挑战。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金融风险更加出现不确定性。金融监管部门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在十多年的工作中虽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一般多为立足国内，缺乏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经验。再者，对国内金融监管未真正实现间接调控和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国际化进程将加快，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一方面它将促使人民币加快可自由兑换，加大我国对外汇市场的监管难度。另一方面，国际游资和国际资本的非法流出入也可能钻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的空子而更加猖獗。，从而加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⒊尚不健全的金融市场面临挑战。
⒋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将面临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地域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将快速增加。在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时，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会导致国内金融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无法与之对抗，从而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监管须尽快国际化，应对金融风险。依据加入WTO的相关规定，我国
券市场要在5年后对WTO成员国逐步开放。作为金融市场的关键部分，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加深加大，证券监管面临挑战。
⒈自身监管体制存在缺陷、不足，[2]（P47-50）影响效率、质量。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管层次过于单一，还没形成监管机构、证券业自律与社会舆论等多层次的监管体系。第二，监管缺乏足够的透明性，即投资者很难预测股市政策变动的情况，从而形成难以估量的系统性风险。第三，监管手段运用不科学，监管水平低下存在着计划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等运用不协调的现象。
⒉证券市场本身国际化、市场化日益加大，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入世后，市场将发生一系列变化。[3]（P20-21）首先是参与主体将更加多样化，国际因素增加，外国竞争者将会出现。其次是证券市场层次将更多样化。其三，证券市场交易品种将更加多样化。外资机构基于在业务能力、市场经验、风险管理乃至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会相应地对国内证券市场的金融品种提出超前要求。金融衍生品将会应运而生。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承受着国际风险的冲击压力。在金融市场面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 、防范金融风险的环境下，证券监管在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担当重任 ，其健全与完善是十分重要的。
二 、证券监管理论的基本阐释
（一）证券监管作为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 ，其实际操作效果显现等均需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全面系统地审视和剖析实效，以达到最佳效绩的目的。以下就证券监管的必要性及其理念、模式、组织因素等基本理论进行阐述：[4]（P30-32）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的出现与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监管，一般意义上是指为了实现监管目标，监管主体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监管对象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活动，对监管的必要性 ，即为什么存在监管及其存在意义，有如下几种理论。
⒈市场失灵的。市场失灵的论认为由于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为了减少市场失灵的影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即需要证券监管部门来弥补市场的缺失。反对者认为这种理论未必能够站住脚，因为市场失灵论强调的只不过是在市场失灵是从市场外寻求一种力量的帮助来找到均衡点，但这种职能完全不必要设置一个监管者来实现，完全可以以立法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同时，市场是不完全的，但置身于市场中的政府同样是不完全的，有时政府的不完全更胜于市场的不完全，按照这一理论监管不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给市场“添乱”。
⒉交易成本论。交易成本论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即制度或法律之所以重要，在于交易双方之间交易成本的客观存在，而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则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在此基础上认为，法律设计的最优势，法庭来执法时最优的制度根本不需要监管来行使这种职能。与市场失灵论相同，交易成本论同样存在正反两派观点，主张监管存在的人认为，监管好比交易双方之间的媒介，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尽可能的节省交易成本；而反对者认为这一媒介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不仅不会有效地节省交易成本，而且还会带来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
⒊信息不完全论。由于信息具有共享的特点，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就像市场只能提供不充足的其他物品一样，市场只能提供不完全的信息，因而获取信息的代价往往是昂贵的。当信息不完全时，由于经济人的有限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会使交易的费用趋于上升，市场效率低下，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限制。所以，在证券监管方面，监管行为和监管机构存在是必要的。
（二）证券监管的理论、监管模式、组织因素。
前已述及，鉴于证券市场上市场本身有时失灵，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法律的不完备使得证券监管在理论上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证券监管付诸于实施需要理念指导、模式选择，更应当具体分析鉴定其组织因素，从而达到内部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发挥实际效用。
⒈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5]（P110）理念 一词是法理学、法哲学上的用语，与精神、思想词义相近。一般理解，理念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是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观念 .也可以说是指导思想、目标或原则。
⑴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正是基于此，证券市场上各国对理念的共同认识， 1998年9月证监会国际组织在内罗毕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国际监管的标准――《证券监管的目标》。监管理念的提出，让我们对证券监管有一次全面系统地审视和剖析，这对证券监管大有裨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真正走上规范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⑵证券监管理念的运用。监管理念虽然并不做为监管要素，但每个监管要素都受其影响，渗透在每一人监管要素之中，并且自始至终贯彻在整个证券监管的过程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
⒉证券监管的模式选择。即监管主体怎么监管。不同的监管理念决定不同的监管模式。
从世界各国来看，证券监管模式无外乎是政府主导型、行业自律型和以由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中间型三种。[6]（P38）
⑴政府主导型模式，即由政府成立专门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管，行业自律在监管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我国和美国均属于政府主导型。
⑵行业自律型模式，即主要由于行业协会自律组织进行证券监管，具有灵活、及时、准确等政府主导型不及的优点，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处于宏观调控，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角色。英国等欧洲一些国家属于行业自律型 .
⑶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型。即由于前两者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采取综合运用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的各个优势，弥补其不足与缺陷，从而互相取长补短，此种类型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⒊证券监管的组织因素为其运行的`基础保障。主要包括监管主体、监管目标、监管对象和监管手段等四方面因素，构成监管体系的基础，。
⑴监管主体，即有谁监管。
⑵监管目标，即为什么监管。
⑶监管对象，即监管什么。
⑷监管手段，即怎样监管。
经过时间验证的大量理论表明证券监管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合理恰当的监管将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唯有以科学理论指导的监管体系才能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
三、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回顾和反思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证券市场由于建立时间短暂，各种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完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与之伴生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具备了证券市场的一些弊端，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其不健全、不完备更为严重。亟待结合实际，立足于世界，认真分析其弊端之所在，并加以科学理论的指导改革，以达到建立完善的证券监管体制目标，服务市场发展。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回顾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发展历程体现着政券市场改革的变化。[7]（P58）
1 证券监管体制的源渊及其发展。1992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没有集中统一的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国家体改委，其他政府机构和上海深圳两地政府参与管理。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同时将发行股票的试点从上海深圳等少说地方推广到全国。从193月，中国证监会授权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的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对证券和期货市场部分监管职责，至此形成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的全国证券监管体系。 年，中央决定中国证监会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各期货交易所实行垂直管理，并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监管专员办事处。1997年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管理体系，实行垂直领导，加强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统一监管。①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撤销其职能并入中国证监会。
考虑到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市场化进程等条件的限制，中国采用的是集中立法型监管模式，并于1998年10月正式确立。
2我国证券监管现状。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⑴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唯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是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⑵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⑶监管法规体系。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进行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
（二）对证券监管体制的反思
我国证券监管刚刚起步，受制于证券市场发展大环境的影响，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对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进行反思，进行制度缺陷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谨此依据证券监管的基本理论和我国国情，结合国际化进行现行体制的反思以利于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⒈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自身的不足缺陷是导致监管效率低下、违法证券行为层出不穷的关键内因之处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⑴监管理念与市场要求存在偏差。监管理念作为证券监管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渗透在整个监管过程中。监管理念确定的好坏准确与否直接从根源上决定着监管工作的效率。对比现行国际监管理念， 我国证券市场与之距离甚远：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功能定位于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服务，这使得国企在证券市场中受到政策的倾斜和特殊的照顾，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人为不平等、证券监
管的独立性不能保证，公信力受到怀疑。第二，行政主导市场，及证券发行监管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手段直接，忽视市场公平、高效、透明的客观要求。第三，重视政府监管，忽视自律作用。
⑵监管体制尚未健全，行业自律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现行监管体制主张集中统一监管由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管理。而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先天性的监管机构的监管缺陷不能保证证券市场健康运行。我国行业自律管理远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①监管主体权限过大。纵观证监会这几年的监管行为，仿佛偏离了正确监管轨道。它事无巨细的凡涉及证券活动的事情都深度介入，证监会掌握着中国证券业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权限授予来看，证监会是“运动员”与“裁判员”兼于一身。权限的过度集中与垄断从而可能导致腐败。在行政法学理论中，仅有强调限制权力过度膨胀才能达到以“权”制约“权”。
②自律监管有名无实。我国目前除了两家证券交易所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一种行业自律组织，对其会员机构、场内上市公司行使部分监管职能外，作为行业性民间协会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仍处于非常薄弱的地位。而证券交易所由于缺乏职责相对应的法律约束机制，表现为过多地追求盈利而忽视其应有的监督职能。其次，社会性的监督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中问题尤为突出的当属证券咨询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总的来讲，我国证券资格事务所的执业水平低下，执业道德约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⒉证券监管体制自身不足是造成监管实效较差的根本原因。[8]（P93-95）但证券市场的外部环境不乐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使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内外交困使证券监管面临严峻形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⑴我国证券监管的外部法律环境不健全。从我国法律环境看，法制不健全以及法规不能协调配合，致使监管部门很难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进行定性和查处。特别是我国证券法制框架还存在许多不足。与之相配套的公司法、合同法、税法和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缺位或不健全。如我国至今没有出台竞争法，对垄断行为的处理无法可依，我国对证券市场的争论解决体系及公正和有效的司法体系的建设存在很大缺陷，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法院判例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而且我国法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有时互相矛盾。尤其是公司法现已经明显落后。
⑵监管的微观主体治理结构不合理。如果证券监管的微观主体缺乏约束机制，即使监管再得力，手段再有效，也难得理想效果。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结构中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当不合理，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权，不仅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企业缺乏长期的发展目标。从而难保障其依据经济法则严格自律。在上市公司，特别是国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出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企望其自律是一种空想。
⑶我国证券市场面临信用困境。在一个社会信用缺乏的市场上，欺骗行为经常发生。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庄家）、上市公司和中介组织信用缺失情况严重。当欺骗收益大于道德收益时，道德风险将可能发生。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社会信誉的缺失和欺诈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太小而造成的。
四、关于证券监管的建议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系统的工程，需要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一）加强证券监管体制自身建设，逐步健全完善。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仅有掌握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方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进行。
⒈树立科学监管理念。在中国证券市场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监管体制的理论基础。因此，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这些理念的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认真贯彻执行于实际工作之中。
⒉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9]（P211）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其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地其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并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程序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的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
⒊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 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行业自律监管的培养和成熟有助于弥补我国政府主导型模式的缺陷，有利于发挥其灵活性、高效性和及时性等诸多优点。我国立法机构应及时出台行业自律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做到有法可依。
（二）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监管环境的好坏关系到监管工作能否最大程度的发挥制度规范优势，同时只有内外俱优才能达到效绩最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改善外部环境。
⒈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具体化操作，出台相关的《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法制，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同时相进的竞争法、公司法、税法等经济法规也应出台或改善其不合理的部分。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衔接应当强化，避免配合不力，以免影响法律手段在实际运用中难以奏效。
⒉市场微观主体治理结构合理化，改善增强约束机制。①[10]（P315）监管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自律和证券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上市公司中的大多数企业，国有企业改变目前的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法人治理机制结构，保护股东切身利益并最终加强公司自律。主要通过国有股减持、合理分散股权、创造股权新构等手段来使之完善。相应的，应改变公司经理层的生成机制，尽快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使公司经理层通过市场达到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⒊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恢复我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这需要政府对这一体系进行构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构建我国的经理人市场，从外部强化经理人员的责任，形成市场产生的压力。第二，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形成规范我国信用环境的社会极大约束力。第三，成立信用担保中心和相应的配套机构。信用担保中心主要为金融机构或其他需要信用服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服务，承担对所担保对象的财务、经营状况的跟踪监督服务。
我国证券监管体系处于特殊的经济发展时期，其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时期的种种特征，或有利于证券市场发展，或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前进。同时，在全球化程度加大的大环境下，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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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绍青
篇4：担保制度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兼论我国担保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担保制度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兼论我国担保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内容提要】担保制度的产生是经济和法律互动的结果。强化债的信用、便于资金融通、发挥物的效用，是担保制度得以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担保制度的立法价值日趋多元化、担保的方式和类型日益多样化。为适应担保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的担保制度无论在立法体例还是制度设计上，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关 键 词】担保制度/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法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担保制度则是这种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们可以从世代流传的伟大史诗和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中发现人类物种的起源和发展一样，我们同样可以从浩瀚无垠的古今法律典籍中寻得担保制度的发展、沿革踪迹。当我们静心回溯担保制度的发展历史之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时刻拨动其前行的车轮。这只手，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导致了担保制度应运而生，促进了担保制度的发展完善。因此，认真考察这种社会需要，考察各国担保制度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对健全、完善我国的担保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担保制度的成因
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史。当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商品交换的逐步频繁、社会经济的相对繁荣，人们自然产生了保障交易安全的制度需求。因此，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各城邦国家就产生了担保制度的雏形[1](P60、70)。而后，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由古典商品经济向自由商品经济的转型，绝大多数经济交往均需依据契约而完成，债法因此取得了重要地位。如何在日常经济交往中实现对商业信用的切实保障、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实现对物的多重利用，势必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立法重心。由此，担保制度不仅在近代真正得以确立，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了自身容量。显而易见，由单个的商品交换而至全社会的商品交换、由简单的经济运行模式而至复杂的经济运行模式、由对物的单纯利用到对物的综合利用，成了担保制度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强化债的信用
早期的简单商品交易，往往是以物易物，或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因交易即刻完成，不存在信用问题，故无债权担保的必要。但随着商品交换的时间拉长、地域扩大，一旦交易双方的给付出现时间差以后，随之而来的重要问题便是如何确保后履行一方的商业信用。最初，人们往往采用“凭神立誓”的方式保障债务人履行债务。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个体利益观念的确立，传统的“神誓”约束势必日趋式微。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与财产利益有关的现代担保方式。
从广义上讲，债的保全亦为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其中，代位权制度规定：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危及到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直接向债务人追偿。这可以防止债务人以消极的方式规避债务。撤销权制度规定：当债务人恶意处分其财产，危及到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得依法将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予以撤销。这可防止债务人以积极的方式规避债务。但是，债的保全制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债权的效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缺乏追及力这一重大缺陷。为此，人们便将期望的目光投向了以第三人的财产为担保的保证和以特定财产为担保的担保物权。由此，保证、定金、质押、抵押和留置等担保方式，经由罗马法、日尔曼法、中世纪商事法的不断完善，随着近代民法的法典化逐步得以确立，并最终成为保障信用的有力工具。
与其他意义的债的保障方式相比，担保制度的确立使得债权人的债权受偿或者超出了债务人的财产范围，或者取得了对债务人财产的“间接”支配权。这就为债权的实现提供了更为广泛和坚实的保障基础，真正强化了债务人的履约信用。因为，保证及其它相关的人保制度，实质上使债权人的受偿财产大大超出了债务人财产的实际范围，等于将保证人和连带债务人的财产纳入到了债权人受偿财产的范围。对物权担保而言，债权人在债务人或担保人特定财产上存在的担保物权，实质上等于使债权人取得了对担保标的物的间接支配权。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行使担保物权，以担保物的变价金优先满足自己的债权。这在相当程度上更加具有迫使债务人积极履行债务的作用，可以避免或减少债权不能实现的危险，真正满足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后对债法的强烈需求。
（二）便于资金融通
应当说，确保债权实现，始终是担保制度的基本功能。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模式的转换，人们对担保制度的功能又产生了新的需求。随着近代欧洲主要国家的形成，商品交换得以在更为广大的地域内无障碍地开展。商品经济模式由仅仅局限于狭窄地域的、个别的古典模式，转换为全社会之间的、广阔的自由交换模式。尤其是工业革命浪潮的兴起，大规模机器工业的产生，必然导致大量的资金需求，进而导致企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结合。此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人不仅关心交易信用的保障问题，更关注如何能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如何能融通更多的资金，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就要求担保的功能不仅仅能保障债的履行，而且能有助于资金的融通。人们对担保制度融通资金的需求，最终使担保制度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扩展余地。担保制度也因此在近代法律制度中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从担保制度的功能上分析，保障信用的功能，并不能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只是一种救济性手段；担保制度融通资金的功能，则可积极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显然是一种积极的功能性手段。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商品生产经营者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必须向银行借贷。利用自己的财产去获取银行信用并融通资金，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近现代各国的担保制度无不呈现出由单纯的债权保全手段向融资手段发展的轨迹。担保法中各种新制度（如最高额抵押、证券抵押、财团抵押等）的产生，正是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动对担保制度融通资金功能需求的结果。担保制度的这种新发展，从根本上实现了企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有机结合。因此，融通资金的功能成了现代担保制度确立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发挥物的效用
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需求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基本前提。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法律秩序的建立成了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就担保制度而言，虽然其存在的首要任务是对交换信用的保障，但同时也应有利于人们对物的充分利用。实际上，充分利用物的效能是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必然倾向，是人们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只知道食物可以充饥，棍棒可以打猎。也就是说，人们只认识到了物的使用价值。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商品交换的增多，物具有交换价值的观念才渐渐在人们头脑中形成。这样，物权担保的简单方式――质押也就慢慢应运而生。由此，物除了可以直接满足人们的各种生理需求外，还可通过向他人提供担保来获取他人的其他财产，从而使物的交换价值的范围得以扩展。
随着人们对资
源稀缺性理解的加深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逐渐认识到，诸如质押等占有转移型担保方式，虽然扩展了物的交换价值范围，但却限制了物的使用价值的实现，不利于对物的充分利用。为此，人们便在质押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抵押这类纯价值型担保方式。据此，人们一方面可以继续利用其物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又可利用其物作为担保，获取他人的资金或者其他财产。从而使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正因如此，各国担保制度的发展，无不经历了由占有质到非占有质、再到抵押的必然发展规律。抵押制度在近现代法中之所以逐渐占据了担保制度的核心地位，抵押方式之所以不断得以增加，并最终被誉为“担保之王”，都充分体现了担保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挥物的效用的重要作用。
与抵押担保方式具有相同功效的其他担保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英美法系中的“按揭”制度等。都是在确保债权安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最大限度地利用物的效能而设计的。可以说，这类担保方式的确立，是人们在认识到资源稀缺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物的价值的一种理性选择。可以预见，人类期望最大限度充分利用物的心理趋向，必将使担保方式不断向多样化和科学化发展，从而不断推动担保制度的进化和升级。
自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产生担保制度的雏形起，经历了罗马法与日尔曼法的培育之后，担保制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近现代最终得以确立。其尤如一条绵绵流长的弯弯细流，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日渐成长，溯过了古希腊、古罗马、古日尔曼、中世纪大陆诸国及英伦三岛，经由近现代社会，直至崭新的21世纪。其最终汇集了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漫延为包括保证、定金、质押、抵押、留置和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制度在内的波澜壮阔的大河，并将不停地为社会的存在而奔流不息。
二、担保制度的沿革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担保制度自源于古希腊文明以来，已伴随人类涉过了漫漫数千年的长夜与白昼，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奔腾不息的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其总是呈现出一种由蒙昧而至理性的规律。这种规律，具体体现为人们对担保制度价值的重新解读和对担保类型的解构与重组。其结果必然表现为担保制度价值的日益多元化以及担保类型的不断拓展。可以预见，这种沿革规律也将是担保制度在21世纪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制度价值日趋多元化
担保制度的价值，是指其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该制度越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就越具有价值。担保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为满足愈来愈精致、愈来愈复杂的社会经济模式的需要，其价值取向突出呈现出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换的规律及趋势。
1.由纯粹的债权担保向融通资金的功能发展
担保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强化债的信用，确保债的实现。因而，最初的担保制度完全从债的保全功能上构造，以确保债权的实现。然而，随着商品经济和信用关系的发展，担保制度的功能从单纯的债权担保手段逐渐演变为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况，始于近代经济模式的转型，完成于20世纪末企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因为，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资金多数要靠借贷，而金融机关也要靠资金的融通取得效益。为尽量减少和避免信贷风险，出借方大都要求借用人提供担保才能贷款。为此，担保几乎成了企业融资必不可少的措施。在此情况下，担保制度单一的保障信用功能，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必须肩负起融通资金的重任，甚至必须使自己成为可以流通、并可以带来价值的一种法律制度。据此，近现代各国的担保立法都极为注重发挥担保制度融通资金的功能。由德国首创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和证券抵押制度即是其典型体现。从这一法律现象可以断言：经济与法律的互动，是担保制度沿革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担保制度的价值必然越来越丰富。
2.由重视担保功能到注重发挥物的效用
这一点建立在人们对资源稀缺性的深刻理解之上。资源的稀缺性有两种含义：在早期社会，其仅仅是指社会资源不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在近现代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则意味着人们应如何对财物价值的单一性进行开发和利用。因此，人们不但希望通过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更是极力企盼能设计出充分发挥物多重效用的经济与法律制度，以使人们能够充分利用物的多重价值。这一愿望，在担保制度中直接体现为逐渐重视担保物本身效用的充分发挥，从而使担保制度不断地由单一的担保功能，向担保和利用并重的多重功能的转化。例如：从所有质到占有质、再到非占有质的质押发展规律；以及抵押成为“担保之王”，并不断派生出最高额抵押、财团抵押、按揭等特殊担保方式等现象，无不表现为担保制度对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并重的执著追求。可以预见，这种执著追求必将成为担保制度未来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担保类型日益多样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的基础上，担保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转换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始终呈现出方式逐渐增加的规律和趋势。在古代社会，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模式处于简单状态，担保制度自然不发达，担保方式也比较单一。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能够作为担保标的物的种类也不多，较有价值者，仅有土地和房屋。所以，当时的担保物权多以不动产为标的物。这样，在罗马法中先后出现的三种物权担保类型仅仅是信托、质权（占有质）和抵押（非占有质）[2](P391-395)；在日尔曼法中也仅存在所有质、古质（占有质）和新质（非占有质）三种[3](P99)；而古代中国的物权担保形式也只有“典”和“当”两种形式。中世纪以后，由于海陆贸易的发达以及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不但促成了新的担保类型的形成，也使新的担保能够建立在价值渐渐提升的动产之上。在商品交易中逐渐形成了动产抵押权、未获支付的卖主留置权等担保形式。到了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更是直接反映为担保制度发展规律。在《法国民法典》中，关于物权担保的方式更加多样化。该法典共分三大类，规定了近十种担保方式。其中，涉及质权的条文有21个，将质权分为动产质权（含权利质权）和不动产质权；涉及优先权的条文有19个，将优先权分为动产优先权、不动产优先权、动产及不动产优先权；涉及抵押权的条文多达32个，将抵押权分为法定抵押权、裁定抵押权和协议抵押权。
在现代法中，担保类型的拓展更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现代各国的担保制度，无不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担保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例如，随着动产价值的提高，导致动产担保物权的丰富。航空器、船舶、汽车等均可作为质押和抵押的标的物。又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经济地位的增强、随着财产形态的变化及其不断的丰富，证券、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担保物权的标的物。权利质押的产生即为其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标的物不确定的新的担保类型，在现代担保制度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如既能发挥财产担保价值、又能发挥财产利用价值的财团抵押的勃兴，已充分证明了担保制度发展的这一规律。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测：在不远的将来，社会的进化必将使担保类型更加丰富，使担保制度更加绚丽多彩。
三、我国担保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与发达国家的立法相比，我国的担保立法无论在体例还是制度上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其核心在于，现行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生
活实践。因此，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尽快健全完善我国的担保制度，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担保制度的立法体例
立法体例是指一部法律或一项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结构安排。担保制度应以何种体例构建，直接涉及到对担保制度的性质、地位、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对各国担保制度的立法体例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合理确定我国担保制度的立法体例。
由于历史、文化和习惯的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存在较大差别。大陆法系各国，均将担保制度的基本内容规定于民法典之中，但在具体作法上却有较大区别。除了有关人的担保均规定在民法典的债权编之外，有关物的担保，各国则有不同规定。法国和俄罗斯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的债权编之中；德国和日本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的物权编之中；意大利则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的权利保护编之中。我国至今尚无民法典，因此我国的担保制度规定在专门的《担保法》之中，有人称之为单行法体例[4](P23)。应当说，上述不同安排均有其历史原因和立法理由。法国将其规定在债权编，不仅因为《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未设物权编，而且因为在人们当时的观念中，担保制度理应是债法的必要组成部分。德国将其规定在物权编，不仅因为《德国民法典》中设立了物权编，而且因为人们已经将担保制度物权化了。《意大利民法典》所以将其规定在权利保护编，根本目的在于强调对民事权利的系统保护。我国以单行法的方式规定，显然是尚无民法典的缘故。
就目前的理论发展和社会需要而言，我们认为担保制度的立法体例应以民法典为主、单行法为辅；物权编为主、债权法为辅。因为：1.担保制度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应放在民法典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确保民事立法的统一性。2.正如民法典不可能将所有的担保问题全部囊括其中一样，即使制定一个单行的担保法，亦无法将所有的担保问题都包括其中。所以，单行法的立法体例并不可取。3.在担保制度中，人的担保主要是一种合同信用担保，其理应放入债权编；物的`担保则是一种物权担保方式，其理应放入物权编。将担保物权放入债权编，虽然使人保和物保置于一处，但却否认了担保物权的物权性，降低了担保的效力；将担保物权放入权利保护编，虽然强调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但却割裂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内在联系，破坏了物权法的统一性。因此，在我国民法典制定时，应将现行的《担保法》放入民法典之中；应当在总则中对担保制度作出概括性规定；在债权法中具体规定保证、定金等担保制度；在物权法中具体规定抵押、质押、留置和让与担保等担保制度。
（二）担保制度的健全完善
关于担保制度的健全完善，值得研究的主要是特殊担保问题。因为，就一般担保而言，各国的规定基本相同，其差别仅在于对特殊担保制度的认定和取舍。但是，究竟何为特殊担保？哪些特殊担保依法应于确认？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在目前的理论和学说中，类似于特殊担保的相关概念很多。其中，许多并非真正的特殊担保制度。首先，相对于民法典中规定的典型担保，有特别法上的担保之说。如日本法上的特别担保是指财团抵押、企业担保、动产抵押、证券抵押和林木抵押等[5](P9-10)。其次，相对于制定法中的担保制度，有判例及学理上的特殊担保制度。如德国法上的让与担保即是为补救立法不足，根据学理与判例而确立的一种特殊担保方式[6](P296)。此外，相对于物的担保，还有所谓准物的担保（如连带债务制度、抵销制度、抗辩权制度、融资租赁制度）等。我们认为：对特殊担保方式的确定，既不能以特别立法为标准，也不能以判例和学理的确认为标准，更不能将所谓的准物的担保作为特殊担保。因为，特别法上确立的担保，大多数均为典型担保的特别规定（如财团抵押、动产抵押、证券抵押、林木抵押乃至最高额低押等，实质上只是典型抵押制度的特别规定），其并无多大特殊性可言。判例与学理上的担保，只是特殊担保的一部分，其并不能等同于特殊担保。准物的担保虽然具有担保的某些特点，但其并不符合担保的本质特征，更不能视为特殊担保制度。我们认为，真正的特殊担保方式，应当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应当具备担保的本质特征；2.应当与典型担保具有明显区别。依此而言，真正的特殊担保只有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和优先权三种。但是，在我国未来的立法中应当确立哪些特殊担保方式，学术界意见不一。我们认为，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宜作为特殊担保依法予以确立；优先权则应作为债的法定效力规定在债法之中，不宜作为特殊担保方式。其主要理由如下：
让与担保制度所以应当成为法定的特殊担保方式，首先因为其具备担保的本质特征。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权利移转于债权人，当债务清偿后，标的物的权利返还于提供人；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得就该标的物的价金优先受偿的一种特殊担保。其不仅具有对债权的切实保障性，而且还具有经济上的可融资性。其次，让与担保与其他担保物权具有明显区别：(1)它是一种约定担保方式，与作为法定担保方式的留置权不同。(2)它是一种不转移财产占有的担保方式，与以移转占有为成立要件的质权不同。(3)它是一种“所有权担保”[7](P340)，是以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整体权利的方式来担保债权实现的一种特殊担保方式，与以定限物权为内容的抵押权不同。第三，这种担保方式虽然是一种古老的担保形态，但其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为切实保障债权的实现，在很多重要场合均广泛使用这种担保方式，故应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担保方式依法予以确认。
所有权保留制度所以应当成为一种法定的特殊担保方式，首先在于其符合担保的本质属性。所有权保留是指在买卖合同中依当事人约定，买受人虽先行占有、使用买得物，但在特定条件成就（通常是价金的一部或全部清偿）前，出买人仍保留出卖物的所有权，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的一种担保方式。该制度不仅具有对债权的可靠保障性，而且也具有经济上的可融资性，具备担保的本质特征。其次，这种担保方式在当今社会十分重要。自19世纪末分期付款买卖成为流行交易方式时开始，所有权保留制度一直被广为应用[8](P594)。目前，尽管理论上对其法律性质尚存争议，但各国大都对所有权保留制度有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34条的规定亦属此类。由于这种担保方式具有其他担保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分期付款买卖当事人间权益问题的最佳制度，在不动产和价格较高的耐用商品的买卖中具有极为广泛的适用价值[8](P596)。因此，我们认为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制度一样，亦应成为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的一种特殊担保方式。
至于优先权问题，学术界对其性质认识不一。主张优先权为担保物权者，认为优先权是由法律规定的特种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全部或者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物权。否定优先权为担保物权者，则认为优先权是立法上基于特殊政策性考虑，为保障某些特种债权或者其他权利优先实现，而赋予权利人得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一种特殊权利。我们赞成后一种观点。因为：1.担保物权虽从属于所担保的债权，但其本身均具有相对独立性。优先权实质上为债权本身的法定效力，其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权，根本无任何独立性可言。2.担保物权的设立以公示为原则。非经公示不能设立、或者不能
对抗第三人。优先权则是一种不以占有或登记为要件的权利，其不具有任何公示性，因而根本无法作为担保物权。3.现代担保制度不仅具有信用保障功能、而且具有资金融通功能。优先权则仅具有信用保障功能，不具有任何融资性。4.大多数优先权均基于税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公法而设立，其实质上是立法者基于某种特殊政策性考虑而赋予某些特种债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一种特殊效力，借以保障该项权利能够优先实现。因此，优先权从根本上不具有担保属性，其只是对原有债权效力的加强；何况，优先权的种类繁多、存在的法域也不尽相同，故难以而且也不应在民法典中作出统一规定[9](P265-266)。
法制的统一，是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为了确保担保制度的统一性，在我国未来的民事立法中，应当在民法典中对担保制度作出全面规定。有关保证、定金和所有权保留等制度，应当规定在民法典的债权编；有关抵押、质押、留置和让与担保等制度，则应规定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单行法上不宜确立新的特殊担保制度，只能对原有担保类型作出一些特殊规定。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有序发展。
收稿日期：-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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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论我国司法体制的完善/韩宁法律论文网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运行机构如何，往往代表着依法治国的程度和水平，不论是民主要求法制，还是市场经济呼唤法制，要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司法就必须高度独立。本文针对我国司法体制现状，对我国司法体制的现实缺陷以及改革内容和方向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我国司法体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权从属于地方。司法统一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奉行的一项基本司法准则。这一准则首先要求司法裁判的统一，其次表现为国家对法官的统一任命，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①我国的国家权力划分采取立法权至上，由立法权指导和监督行政权和司法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但目前国家各级司法机关按国家的行政区域划分为省、市、县各级单独的个体，宪法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判工作规定为监督关系，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其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即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块块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隶属于各级行政管辖区域，在人事管理和组织关系方面适用的是地方主管，上级司法机关协管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地方法院的领导职务和法官职位均由地方权力机关任免，法院干部的选拔、升降大权实际操纵在地方长官手中。在经费管理体制上看目前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从体制上不是中央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而成了地方的司法机关，法院和其他行政机关一样采取地方财政包干。地方司法机关的执法条件建设、物质装备和经费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必然要按照当地经济状况及领导人的认识水平
决定司法机关的投入，甚至依赖于同行政管理部门的情感维系关系。②法院的部门利益与地方的团体利益实际上有一种相互依附关系。因此，司法权从属于地方，导致司法地方化，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法院无法独立，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二）、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我国现行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表现在法院宏观领体制的地方化及司法区依附于行政区的重叠设置上，影响了法院的独立；还表现在法院内部管理机制的行政化领导。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官任职条件和薪金偏低，无特殊保障的社会地位，案件审批制度及行政性的法官等级管理体制，均与公务员无异。司法机关的管理没有自己的管理体制，我们的法官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几年前好不容易出台一个法官等级，但形同虚设，与工资待遇无关，法官的工资待遇还是以其行政级别计发工资。，国家进行机构改革，现行法院审判管理过多的采取行政管理模式，审判权与行政权不分。一个案件到法院，立案时要庭长、主管副院长审批；法官审理案件时，主审法官要主动向庭长汇报案情，请示方案，最后裁判文书还要报庭长、主管副院长审判；主管副院长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退回要求合议庭重新合议或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认为无把握的，则要请示上级法院，对上级法院或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这种层层汇报、层层审批的行政化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审判组织包括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两种形式，而现行法院内部
还有凌驾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之上的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必须服从。从而使独立审判名不副实，导致司法权偏离中立性、终极性的本质要求，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监督机构多而且职责不明
要确保司法公正，仅靠法官的自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腐败。我国现行的监督机制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包括人大监督、党委监督、检察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内部监督包括审级监督、告申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审判委员会和院长监督、庭长监督等，可谓形式多样。对法院审判的案件出现了错案追究责任制，由于各级法院在制定错案追究制度时，不问具体原因将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定为错案，并予以追究责任。因此法院为降低错案率，承办人为减少错案，稍微有争议或难于把握的案件，均向上级法院请示，进行沟通，以取得意见一致，这就只能使审级监督流于形式。现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未受严格的限制，并且许多当事人为避免承担二审受理费，对判决书不进行上诉，等判决书生效后再申请再审，规避有关法律。人大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是宪法赋予的一项重要职能，但现在人大却重在个案监督，对本应履行的职能却很少履行，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宪法规定的，而现在许多党委利用其领导权，主要是人事权，对法院工作监督的过宽或过细，常常要求法院领导及案件承办人带着案件到党委领导前汇报案件，使法院的独立性大打折扣。新闻媒体已普
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新闻媒体通过揭露司法审判中的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等各种丑恶现象，实施新闻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正常行使，但很多报道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倾向性。
二、完善我国司法体制的建议和构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司法运行机制存在制度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权运行机制的重塑和完善，要改革必须明确改革方向即目标。进行司法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什么？笔者认为，司法权的改革必须朝着更加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独立和权威方向发展。
1、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权威的基础，是司法永恒的主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凡是有人群且存在利益分配的地方就有公正问题的发生，对公正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公正包涵公平和正义。
2、司法独立。独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中作用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司法独立的三个特征：专属性，审判权只属于宪法、法律规定的法院，其他机关和个人无权行使；排他性，法院有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力，外界无权干涉；合法性，法院执法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不受法外因素的影响。③司法独立包涵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内部独立即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司法行政领导和上级法院的干涉和制约。外部独立即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法院外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3、司法权威。法治的社会最起码的要求是法律至高无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机关以司法裁决的公正性和强制性，维护其应有的权威。司法权威表现为：最终裁决权，即司法权的行使过程代表社会正义的实现过程，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推翻现有的司法裁判；司法秩序的不可侵犯性，司法公正首先表现为程序公正，因此司法权的行使应严格遵从法定程序；仪式的权威性，法院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地方，因此司法活动必须体现庄重、庄严，审判活动要遵照法定程序和一定的司法礼仪，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此才能体现法院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以上三点是相互关系的，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独立，司法不能独立，司法公正就难于保证，司法权威就无法树立，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就难于落实。
对照上述目标，针对我国司法体制的现状，笔
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统一司法权，保证法院的独立。司法权运行机制的优化与完善，首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宏观运行环境，由于目前法院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及司法人员的任免上，都深深地打上了地方的烙印，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导致司法权的地方化。因此，必须从体制上根除司法地方化对司法的不良影响，强化和完善国家的司法权，这样有利于排除地方党政机关对人民法院的不必要干预，实行垂直领导。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中央对最高法院的领导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党委的领导方面，权力机关对司法监督也主要体现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级法院的直接监督和制约方面。法院的功能是维护国家法律权威和法制在全国的统一，审判权理应实行集中领导。法院直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必然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受到限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党委干涉具体案件的审判等弊端。而将目前受地方党委领导改为法院垂直领导，将有效克服以上弊端，这既符合现行宪法的原则，又坚持了党的领导，在客观上、实践上也是行得通的。当然垂直领导不能把法院变成一个行政体系，必须确保每个法院得独立和法官个人的独立。其次，在人事管理体制上，必须改变地方管理法院人员编制的做法。要实行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统一负责，
由省高院根据各地法院所实际承担的司法事务的多少，确定各地法院人员编制的办法，由最高法院统一掌握法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的配置、调任、考评、晋升、奖励以及对违法违纪人员的处分，强化法官保障，同时统一管理法官培训，从而有效排除地方可能对司法造成的干涉。再次，在司法资源管理体制上，实行中央统管，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决定司法财政经费的统筹，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法院所收取的诉讼费上缴中央财政，法院所需用款由中央财政拨付。法院所需用款主要包括日常开支和专项拨款，前者是指法官年薪和司法机关正常运转所需费用，后者是根据各地法院不同情况所申请的特殊办案经费、审判业务科研经费等。最高法院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逐级下拨给地方各级法院使用，法官待遇全国统一平衡，法院基本建设及装备由最高法院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以此避免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直接发生物质利益关系。
（二）、法院管理的非行政化，保证法官的独立。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局性的特点，其本质属性要求法官必须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享有全权审理、裁判案件的权力，强调法官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坚持法官审判主体人格上的独立。目前审判实践中普遍实行的案件审判制度的行政管理模式必须通过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予以改变，案件审判制度和审委会在过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其不合理性已明显暴露出来，它使得法官权力虚化。从而使法官缺少责任心和荣誉感，进而产生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因此，首先在权责的配置上要正确处理好法官的权责统一问题，摆正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庭长、院长及审委会的关系，明确划分院长、庭长的行政管理职责和审判职责的范围。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院长、庭长只有参加到审判组织中来才能行使审判权。保障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承担责任。改革审委会的职能，审委会仅作为研究、总结审判经验的机构，不能决定具体的案件。其次是在审判管理方式上要规范化，合理配置各个环节的权力具体化、固定化，防止随意性，从而为审判管理权的正确运行打下基础。再次，在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上也要进行规范，要取消上
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的个案请示汇报制度，即明确一个案件在没有结案之前，办案人员不得向上一级法院进行案件处理情况等方面的汇报，以避免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对于重大疑难案件下级法院确实拿不准的，依照法律关于案件审判管辖的规定，下级法院可以要求移送上级法院审理，必要时上级法院可以提审。④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审判方面只能实行审级监督，在司法行政工作方面上下级法院应该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为避免上级法院利用其在系统领导中的优势地位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非制度性制约。必须让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和司法行政领导行为由申辩权，以促进上级法院更为审慎地行使审级监督和司法行政领导行为。第四是废除法官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建立职业司法管理体制，推行法官职业化。目前我国推行了一套法官等级制度，但不够科学也过于细锁，上下级法院的法官等级应有差距，以避免出现低级法官改判高级法官的案件。因此，任用法官机制应改革，实行法官逐级遴选制，初任法官必须到基层法院工作，上级法院的法官必须从下级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要使法官成为高素质的职业化群体，必须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位和物质保障制度，给予必要的资质、身份、经济保障，即严把
进入关，提高门槛；已任法官非有法定事由不得被剥夺审判权，通过崇高的法官地位和优厚的法官待遇，增强法官的职业荣誉感，使之成为一个来之不易的职业，既使法官能抵御利益的诱惑，又能吸引社会精英到法院工作。第五是法官应与其他工作人员分别管理。目前法院的法官和行政管理人员混杂，很多司法行政人员是法官却不办案，因此可将现有工作人员分流为法官、书记官、司法行政管理人员几个序列，并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书记官、司法行政人员的工作是以法官的审判工作为中心的，为审判工作服务的，院长、庭长应以审判工作为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履行法官的法定职责上，并履行审判管理职责即负责案件流程的监督、协助、疏导工作。
（三）、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不影响法官审案的独立性。
1、正确理顺法院与人大、党委之间的关系，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拥有勿庸置疑的监督权，法院非地方化后，全国人大统一行使对法院系统的监督权，明确监督的范围，取消其对具体案件的监督，人大可以通过具体案件发现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再予以追究，可以在人大中设立一个机构以公开的程序弹劾被追究的法官。赋予法官申辩权。制订专门的法官弹劾条例，对法官受弹劾的事由、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党委对法院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各级法院党委监督各级法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上，指导法院机关党组织工作，以保证法院正确执行法律和政策，党委不应该插手法院的具体案件审判工作。
2、法院内部监督应主要体现在审级监督上，取消内设监督部门，纪检监察的工作让独立于法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去做，法院内设没必要专门设立审判监督庭，严格限制启动再审程序。为了保证案件质量，维护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可改革目前我国诉讼的二审终审为三审终审制，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只能实行审级监督，确保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
3、司法机关与大众传媒方面的关系应理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司法公正，传媒监督是社会公众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权力的监督，传媒的监督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能滥用。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规范防止大众传媒损害司法公正的机制，传媒对于法院没有审结的案件禁止发表倾向性的言论。并且最好不要对案件进行讨论，以避免以舆论代替审判，也不宜直接采访审判人员。媒体应仅限于针对法官的违法行为，不能对案件实体裁判内容的公正性进行过多的评判。与此相适应，法院审判应当更加透明、公开，使公众对法官的监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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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睢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韩宁 魏志名
篇6：论我国外资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论我国外资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内容提要】文章从我国外资立法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目前外资立法的不足之处，特别是指出现行立法与国际法制的矛盾性，这种状况对我国即将加入WTO是不利的。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了完善外资法的建议和观点：坚持科学立法，增强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加强外资法律的整理编纂工作，弱化税收优惠在投资环境中的作用，特别是修改现行法律中与WTO协定的不符之处，使之与国际法制相一致，促进我国外资法律与国际法制接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已逐渐向全球一体化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依赖性增强、渗透性加剧。国际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外国资本的支持，同时本国的资本又渗透到其他各国的经济中，对特定国家来说，每个国家都离不开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离不开引进外资和输出资本，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对中国当前的发展更为重要。要引进和利用外资，我们首先要完善我国外资立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本文试从我国外资立法出发，剖析其不足，提出使其完善之建议。
一
自1979年以来，我国相继制订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达60多种，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到目前为止，我国外资法已形成一个由各种专项立法及相关的单行法律、法规相互联系的外国投资法体系。
纵观我国的外资法，在这近20年的实施过程中，确实得到了发展，并不断走向完备成熟，在鼓励和保护外资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足：
（一）缺乏系统性
从立法主体来看，我国外资立法叠床架屋，既有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如各种单行立法，又有行政法规如各种单行法律的实施细则或条例，还有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甚至还有尚未向社会公布的内部规定。这些立法文件多而散，且颁布的机关、年限、效力范围各不相同，显得零乱。
从法律名称来看，我国外资立法也是庞杂繁多，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法律的名称就有法、条例、规定、决议、办法、方案等。行政法规所用的名称很多，如条例、规定、决定、办法、通知、规划、细则、意见等。更有甚者，同类法律名称能派生出多种名称，如“规定”可以衍生出暂行规定、试行规定、若干规定、补充规定等。地方性法规的名称更是五花八门。这些名称令外商目不暇接，难以了解，无所适从。
（二）过于原则性
在一些外资立法中，法律条文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内容过于抽象笼统。仅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就可发现像“一般应”、“一般不”、“需要时”、“必要时”、“特殊情况下”、“原则上”等各种空洞之词，其结果造成理解不一，甚至各取所需，争论不休；同时也给中央和地方执行机构进行广泛解释留有余地，从而导致对同样的行为缺乏统一对待的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合营企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其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的法律”。对此条文，中方根据该条例14条规定：“合营企业合同的附件与合营企业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认为作为附件的《技术转让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等都适用中国法律。而外商则认为此类附件是合营企业批准成立后双方订立的合同，不同于合营企业合同，因此不能一律适用中国的法律。如当事人未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则要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立应适用的法律。因法律规定不明确，中方有时只得让步。
（三）严重的滞后性
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由于忽视矛盾的客观存在，片面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导致我国对外资法律法规的整理编纂工作重视不够，一些早已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规定没有及时修改和废止。另一方面，我国外资立法缺门太多，法律规范与应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脱节。许多投资关系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在相对失控的情况下，往往产生盲目引进，产销不对路，投资效益差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专门的、系列的、全面的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保护法等重要法律尚未出台，侵犯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极大挫伤了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1]
（四）税收优惠使用的广泛性
我国外资法中含有大量的税收优惠规定，比如：限定区域和产业项目的减税优惠，限定行业、项目的减免税优惠，再投资退税的优惠，对间接投资所得的减免税优惠，关税方面的优惠等等。必须肯定，税收优惠制度具有鼓励外国投资、引导外资流向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税收优惠制度对我国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20年了，我们在外资法中对税收优惠仍然规定得很广泛，势必会造成内外资的差别待遇，不利于公平竞争。
（五）立法本位的过时性
我国现行外资立法以企业组织为本位，基本的外资法律就是三大外商投资企业法，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设立、组织形式、资本与出资、董事会及经营管理、财务会计、解散清算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以企业组织为本位已过时了，其原因如下。
第一，以企业组织为本位进行外资立法，注重投资主体的国籍，并以投资主体的国籍为界定三资企业的准绳，容易造成“假外资”现象。如一家国内企业，在国外设立一家子公司，然后将资金注入国内，兴办三资企业，甚至以国内母企业为合作伙伴，以取得国家对三资企业的各种优惠待遇。第二，以企业组织为本位进行外资立法，使得我国存在内资、外资两套企业法律体系。随着我国企业法制的完善，尤其是《公司法》的施行，造成两套法制重复颇多。第三，以企业组织为本位的外资立法，带有许多限制性因素，比如中方投资主体、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其对利用外资的保险作用已属多余，相反，束缚了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手脚。
（六）与国际法制的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是随着国际法制的发展而产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经过长达6年的激烈争论，南北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其产物是《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草案》，而TRIMS决定便是其产物的一部分。
TRIMS决定禁止缔约国采取与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4款和第11条第1款相违背的TRIMS。即关于国民待遇和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按TRIMS决定附件，与这些规定不符的TRIMS有四种：一是贸易平衡要求，二是进口用汇限制，三是当地成分要求，四是国内销售要求。而我国现行的外资法律法规大部分是TRIMS决定生效以前制定的，在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有明显的与TRIMS决定相矛盾的地方，这些规定不利于我国加入WTO，需要在以后的外资立法中加以修改和完善。
二
鉴于我国外资立法中的以上几点不足和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外资立法：
（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
要坚
持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加速我国的外资立法。即只要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立法者就应当大胆立法，包括超前立法。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资本总是唯利是图，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还带着资本家们的政治企图，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因为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急需资金，便拿主权作交易，做出无原则的事情来。平等互利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国外资立法的基本方针。平等与互利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平等，就无从有互利，没有互利，要么就引不进外资，要么就是被外资压迫。新中国独立主权来之不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资金也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霸权强权当前日益膨胀，所以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的国防，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
（二）坚持科学立法、促进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增强法律的系统性和透明度
首先，针对外资立法缺乏全面规划，带有明显的短期性、片面性，立法应加强预测工作，对外资立法的发展趋势及现行立法的社会效果进行预测和考察，以杜绝轻率立法、盲目立法。其次，在外资立法权限方面，要理顺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国务院及其各主管部门，各地区、各特区之间的纵向关系，尤其是明确以上各立法主体所立法律的调整对象及适用范围，使整个外资立法体系协调一致，以克服分散立法、越权立法及法出多门的局面，避免法与法之间的重复交叉，甚至矛盾以及同一个法的内容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的状况。再次，应规范法律名称，促进各层次法律名称的固定化。确保不同层次立法名称与其效力等级的一致性，清除等级相同而名称大相径庭或名称相同而效力等级相去甚远的现象。最后，要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在我国利用外资领域，不少重要事项是根据一些未公开的内部规定或文件的规定决定的，这些内部法规一般通过行政途径下达，中外双方对此都难以知晓，让人感到不可理解。制定法律是为执行法律，法律要执行和得到遵守，才能实现立法的目的。没有公开的法律，肯定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和遵守，即使到时强制对方遵守，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很多外商反映中国缺乏法治，跟这方面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法律的公开性是无条件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应增强法治意识，充分认识法律公开化的法律规范，取代一些内部文件、行政指示、内部通知和批文等。这样，才能使外商来华投资，从而吸引到更多更好的外资。
（三）增强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一直是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原则不宜具体”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在外资立法中体现出来。在立法中力求内容广、包容量大，使法律条文尽可能运用于各种情况，结果法律中只剩下寥寥数条原则性规定，这能从我国三大外资立法中看出其明显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在当时我国各种条件不成熟和立法经验不足的条件下提出的，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加快立法，其中加紧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实现三法的统一。同时应删除现行法律中那些伸缩性强、含糊不清的条文，使法律条文不引起人为的歧义，使法律既具有明确性，又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现有外资法律的整理编纂工作
为消除外商担心在投资期间遇上有关法律发生变动的顾虑，作为资本输入国，我国应在外资立法中规定稳定性保证的内容，即向外商保证不改变其外资法律制度。但是，任何法律都受当时的社会客观物质条件限制，也受制定者认识的限制，因此不可避免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要克服其滞后性，就要及时地整理编纂现有法律，留下适应的，去掉过时的、落后的，从而保持法律的先进性和适应性。其实，整理编纂也是一种重要的立法工作，我国以前对此重视不够，以后应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五）弱化税收优惠措施在整个投资环境中的地位
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其影响作用越来越弱。据调查资料表明，外商在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成本、社会稳定和法治程度等。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改善，法制日益健全，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再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政治稳定，我国可以逐步弱化税收优惠，以逐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待遇，从而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的开放环境。联合国经济理事会第E14293号文件指出：外国投资者是否愿意并有能力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有无相应的法律及其有效的运作。1993年8月，在联合国贸发会“投资与资金流向”特设工作会议上，经合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鼓励政策作出的评价认为：东道国应把平等、公平地对待外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东道国吸引外资最有效的方法在于创造一个拥有自由竞争规则的开放环境，而不是鼓励措施与优惠条件。因为优惠和鼓励措施往往改变了市场的真实性。并在客观上妨碍了依据商业标准作出国际投资的决定。[2]
实践表明，近年来，世界各国已趋向取消外资的免税期，拉平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异，逐渐向对内外资本实行国民待遇靠拢。我国不仅只是跟国际形势走，跟国际接轨，而是随着我国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完全有条件弱化税收优惠措施的作用。
（六）确立外资立法的“资本本位”，摒弃过时的“企业组织本位”
前面已分析过“企业组织本位”的过期性，它使我国外资立法具有很多局限性，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步伐。确立外资立法的“资本本位”，就是外资立法着眼于资本，围绕着资本及其性质的审查、外资进入的鼓励与限制、外资利用的调查与研究等，制定政策和法律。以“资本”为本位进行的外资立法，注重资本性质的审查。使得“揭开国籍面纱”所包含的精神成为当然的基本立法圭臬，这也是符合国际投资法的一般原则，即国际投资法首先是国际资本利用与管制的法。[2]
以“资本”为本位进行的外资立法能杜绝“假外资”现象，避免国有资产的无谓流失。事实证明，有许多国家都采取资本本位的外资方法。如美国是以资本为本位进行外资立法的典型国家。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这跟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其良好的法制环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吸收和借鉴其它国家的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七）修改现行法律中与TRIMS决定不符之处，使我国外资法律与国际法制接轨
1994年4月15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125个参加方（包括中国）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接着WTO也于1995年成立。中国虽未能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国，但加入WTO始终是中国的愿望，同时WTO也不能离开中国。中国一旦加入WTO，则受TRIMS决定的约束，中国的外资法律法规中许多与TRIMS决定不符的内容就需要修改。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规定是对贸易平衡的要求，它不符合TRIMS决定，应予以修改。再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实施条例》第57条规定，是对当地成分的要求，也是与TRIMS决定不符的，也应予以修改。此外，目前有些主管部门要求三资企业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国内销售企业拟出口产品的做法与“国内销售要
求”相符，应予禁止。
总之，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内需求出现严重不足，特别是巴尔干战争中发生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恶性事件，使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局势，中国引进外资的形势向不利的方向发展。为了克服不利因素，更多更好地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资金，除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而鉴于法制因素在投资环境中的主导作用，我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现行外资立法中的不足，并提出完善之措施，只有从实际出发，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才能使我国外资立法不断得到发展，得到完善，从而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进而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为社会主义建设引进更多的外资。
【参考文献】
[1]王桂生.我国利用外资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N].国际商报,1992―3―14(3).
[2]李万强.我国外资法规的若干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1995,(4):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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