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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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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建议

篇1：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建议

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建议

基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状和问题,根据巴塞尔协议和借鉴市场发达国家经验,提出我国完善其监管体制的`建议.

作者：宋玮作者单位：郑州热电厂明远公司,河南,郑州,450007 刊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年，卷(期)： 21(4) 分类号：F832.1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分业经营混业经营金融监管内部控制

篇2：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对策建议论文

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对策建议论文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投资者获利，实现管理风险降低成本的目标，同时也使投资者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为此，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工具创新过度，减少金融衍生风险的手段之一。而会计监管是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在控制风险的积聚和传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会计视角，从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现状入手，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会计处理时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有效地控制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风险，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

一、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现状

（一）公允价值估值难，难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虽然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但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却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企业应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化发展程度不高，许多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没有形成活跃的交易市场，缺少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所需的相关数据。估计公允价值使用的信息和方法需要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计量过程主观随意性较大，缺乏可靠性。特别是场外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多在场外进行交易，没有公开的市场价格，合约也没有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内容和规模根据交易者的需要而制定，通过市场询价很难取得其公允价值。而且即使是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和道德风险，即便有交易发生，以这个市场价值作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显然有失偏颇，其交易价值也不一定公允。

（二）信息披露缺乏详细的操作指南，披露规定不完整。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衍生金融工具在表内进行确认和计量。但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规定较抽象、笼统，缺乏详细的操作指南，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操作演示，实际的操作难度大。企业会计准则没有要求披露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仅只对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主要风险进行了规定披露，不能全面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可能产生的风险。由于我国国内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滞后，企业大量套期保值需求无法通过国内市场得到有效满足，企业只能选择在境外市场进行衍生金融产品交易，这将使其交易蕴含的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和监管风险大为增加。由于境内机构购买的是境外产品，对于境内机构而言，很难及时了解、详细掌握其真实状况，增加衍生金融产品交易风险的可控性。而大多数境外产品都约定适用境外法律管辖，使得境内机构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到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企业，在年报中几乎没有其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风险的披露。除此之外，企业会计准则只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期初期末公允价值进行披露，没要求详细披露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这样会给投资者造成一定的误解，可能会错误地做出投资决策。

（三）投资风险意识淡薄，以小搏大的投机交易心理导致巨额损失。衍生金融工具初始投资较小，具有以小搏大的杠杆性特征，但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实际金额非常巨大，使其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一旦判断错误则可能会给企业及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投资风险意识淡薄，没有充分估计到衍生金融工具潜在的风险。很多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动机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或者在成本压力下将以风险对冲为目的的套期保值交易异化为投机交易，使企业以套期保值之名行投机交易之实。从中航油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损失5.54亿美元，到中信泰富澳元杠杆式远期合约交易损失147亿港元，都是没有充分意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蕴含的巨大风险，没有严格执行有关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方面缺乏有效的流程控制，风险对冲政策形同虚设，使企业遭受巨额损失。

（四）专业人才缺失，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自身存在缺陷。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种既复杂又具有很高风险的投资避险工具，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较深的金融工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缺失。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估值，需要运用职业判断，由于从业人员缺乏专业知识，无法根据金融模型得出的估值数据进行有效的公允性评价，从而提高了会计监管的难度；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金融工具的监管的事前制度监管和事中制度监管，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多在于事后监管，严重影响了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制度。由于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和运作缺乏有效的监管，中航油、中信泰富投资衍生金融工具导致遭受巨额损失。同时，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消除了金融市场的阻隔，为了逃避监管、规避汇率和利率风险，国际银行纷纷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创新，大量企业直接在境外交易或交易境外产品，也使监管的难度大大增加，无法及时地对各种风险加以有效管理和防范。

二、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企业为规避风险，在经营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运用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可以通过基础金融工具和一种或几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各种组合，创造出不同特点的金融产品，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要。相对于传统金融工具而言，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衍生金融工具设计和创新的灵活性会导致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美国金融监管过于放任自由，致使金融创新过度，造成企业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发生严重损失。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所涉及的抵押债券总额仅1.2万亿美元，由此打包所创造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价值超过了1，000万亿美元。而同期世界各国GDP的总和为60万亿美元，后者仅是前者的1/16。金融监管的严重缺失使得金融创新产品急剧膨胀，衍生金融工具过多创造掩盖了巨大的风险，其中在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体系中处于基础性环节的会计监管的不得力也是因素之一。

我国会计准则中第22号、23号、24号和37号明确规定了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列报等，并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企业应当对衍生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反映其交易时的真实价格，并根据各单项金融工具的特点及相关信息的性质将其进行适当归类，以揭示金融工具的潜在风险，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衍生金融工具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键要靠实施监管措施来解决。新的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市场具有行之有效而且合理的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但是必须拥有有效的监管机制才能迫使企业更为有效地控制各类金融风险，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所产生的风险。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尽快制定专门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或具体应用指南，加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规范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为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制定标准。

三、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和信息披露，提高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公允价值是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计量基础。加大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投入，制定公允价值计量的详细规范或指引，加强对公允价值取得过程和使用估值模型适用情况的评估说明，使信息使用者充分理解公允价值的信息含义，严格规范公允价值不能直接取得时的估值模型的使用，减少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可能性，提高公允价值的信息质量。完善企业信用等级评估机制，加强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生成和报告的控制，促使衍生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企业信用等级挂钩，避免由于企业信用问题阻碍公允价值的评估，保证企业财务报告能客观、及时反映衍生金融工具对企业风险状况和经营业绩影响的真实情况。

（二）加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满足衍生金融工具决策的信息需求。针对衍生金融工具具有“以小搏大”杠杆效应和“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建立公开透明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改进现行会计报表结构，规范衍生金融工具的表外披露，高质量地反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信息。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详尽地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的相关信息，包括持有或发行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衍生金融工具的面值或合约金额；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流量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评价；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和管理政策以及对衍生金融工具所做出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等。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对于无法披露的重要信息，可以考虑增设一张单独的衍生金融工具的明细表，根据重要性原则列示出衍生金融工具的分类、合约规模、交割日期、方交割式、公允价值、风险等信息，以帮助报表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特别是对衍生金融业务交易量比较大或者衍生金融交易对企业影响比较大的企业，专门编制相关的表格进行特别披露，如编制“金融头寸表”、“风险收益分析表”、“风险准备金计提表”等专门项目以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和企业风险与收益不确定性的反映。

（三）提高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风险意识，防范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各类风险。衍生金融工具的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诱使一些企业存在不良的投机心理，其在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上累计的大量头寸，在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特性的作用下放大现货市场上的波动，导致市场风险向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转化。因此，企业应全面评估投资风险，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以投机为目的的不良交易行为监管，不能只追求高收益而忽视高风险，应建立财务预警机制，采取风险转化措施，减少未预期的损失。实行严格的问责制，明确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管理层个人的权限及责任，对在交易活动中有越权或违规行为的管理层人员要有明确的惩处制度，从制度上杜绝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出现更多的漏洞，避免违规交易的发生。

（四）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体系，确保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的有效运行。加强政府、行业和社会等对其会计行为的强制性监管，制定衍生金融工具惩戒制度，制约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用于盈余管理的实际行为取向，促使会计信息披露等会计行为趋于规范化。企业应制定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战略，完善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机制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技术手段，建立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业务流程，保证对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信息能够得到准确预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构建适合衍生金融工具发展的外部环境，完善市场机制，促使金融产品价格的逐步市场化，使得更多的金融资产在金融市场中可以获得其公允价值，为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实施创造条件。

篇3：完善我国当前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研析

【论文摘要】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跨国银行法律监管自律管理

前言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 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

第三，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定核.英国金融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金融参考，，7.

[2]张长弓，李庆文.从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看全球银行体制的变迁.特区理论与实践.，(2).

[3]王伟东.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56.

篇4：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研究

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研究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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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研究

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研究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

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赌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

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3.小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上、下）》，机械工业出版社，；

4.周道许，《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5. 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篇6：浅析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的改进建议论文

浅析关于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的改进建议论文

一、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的问题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在近几年刚刚开始发展，目前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部门规章制度为主、各监管主体为辅的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但是，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起步较晚，法制建设不健全，还存在诸多问题。

1.监管理念过度保守。一是监管过于密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并且金融衍生品具有高复杂性，所以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体制实质上是一种高强度的监管。但是，监管过度会导致金融创新激励不相容和金融衍生品品种较少，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机构监管模式降低监管效果。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模式主要以机构监管为主，由于衍生品本身的设计信息披露较少。因此对于多数为跨市场、跨地区交易的金融衍生品，金融机构的监管范围难以全方位覆盖。

2.监管主体不够高效。一是多头监管效率低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主要是分业监管，中国银行、三会两市甚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拥有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权力。多头监管可能出现同一部分由多个部门监管，相互掣肘，导致监管复杂且难以协调。二是监管主体缺乏科学的沟通机制。监管主体容易发生重叠，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协调制度至关重要。三是自律监管不足。由于缺少合理合法的授权，各交易所和行业协会制定的自律规则和交易规制不易实行，自律效果缺乏约束，加之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协会自律效果无法展现。

3.监管制度不够完善。一是各类规范效力层级低。我国监管体系多以部门章程、暂行规定或通知的形式出现，具有很强的临时性，缺乏法律具备的强制性和稳固性。因此，监管体系无法适应跨市场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的需求。二是缺乏监管衍生品市场的法律。目前，我国已有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法规，不具有普遍的针对性，无法对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进行统一的规范，也无法做到对风险的有效提示和规范，这与市场的发展不相适应。三是监管漏洞依然繁多。

二、对金融衍生品监管难的原因

1.金融衍生品是部分金融机构逃避监管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其中主要原因是在创造高利润率的同时降低遵守法规的成本。因此，金融衍生品是金融机构规避监管的有效武器。因为法律的制定总是滞后于新事物的产生，所以监管部门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金融衍生品的内容实质，之后才能进行流程规范，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极易留下监管漏洞。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全球金融快速结合，金融创新更迭速度不断提升，致使我国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顾此失彼。

2.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当中，国内的金融机构同时面临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压力。这推动了其投机行为的产生，金融衍生品是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因此，金融机构不得不在稳定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创新金融衍生品，竞相追逐高盈利的工具。同时，导致次贷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发展迅速的投机行为。

3.由于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能力，收益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更高，因此能够获得国际投资者的竞相追逐。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本身具有风险，投资巨鳄可能会隐藏其真实的投资想法，进而获得更多的利益或利润。另外，如果资金流转于多国之间，那么投资者的意图更加难以察觉，进而获取额外的利益。这就导致了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存在于多市甚至是多国之间。同时，这种跨市和跨国的交易特点对监管提出了严苛的挑战。

三、关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建议

金融衍生品具有高复杂性及高杠杆性。如果引发问题，将会对投资者、甚至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科学全面监管刻不容缓。

1.树立科学合理的监管思想。从金融行业的发展史来看，金融监管一直在不断地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成熟。审慎的方式是金融管理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同样也应该成为金融衍生品监管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金融衍生品应首先确定合理的监管范围，减少其带来的风险，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一是要开放金融衍生品的种类限制。合理有序地开放金融衍生品的'品种限制，优化其质量。在适当的时候，开放金融衍生品市场，让市场有充分的空间选择优秀的金融衍生品品种，促进各类优秀的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规模。二是针对不同种类的场内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进行差异性区分，区分不同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标准和监管强度，实现合理科学的监督。三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应转变为以赋权性规范为主、以禁止性规范为辅，加强对金融领域的引导作用。四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包括其设计条款并针对不同的特性面向社会给出专业权威的指导意见，逐渐取消金融市场的以准入机制代替监管机制的模式。

2.对监管权力进行科学分配。当前，我国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相对混乱，经常出现多头领导，同一领域多种管理制度的现象，多头负责、权责不清。因此，分配权力的不科学性严重限制了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有些学者提出建立由同一部门进行主管协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多级监管制度，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一相对过激的建议难以实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刚刚起步，应以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为基础和保障，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一是为了确保划分权力的科学性，需要明确各部门之间的监管范围和监管等级。实现各监管部门之间消息的实时共享和沟通机制，保证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二是需要加强金融各协会的自律管理的权限，发挥自律管理的全面性和覆盖性，不断扩大自律组织对监管的话语权。三是需要引导社会媒体和其他机构加入到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当中，形成外部有效的社会监管方式。社会媒体力量的加入有助于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实现快速直接的散播作用，有效地完善监管实时性和专业性，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力量。

3.完善金融衍生品的相关法律的制度性建设以及相关法规细节的处理。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等级比较低，多处于参考意见或通知等层面。在法律层面上缺少权威性和强制性，因此我国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全面健全我国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一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对零散杂乱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整改，清理不具有合理合法性的行业部门规章制度，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出台，确保规定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二是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管理以法律的形式实现，全面区别不同金融衍生品，形成具有条例科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的法律，并以此为依据规范金融衍生品的范围和监管主体。

篇7：试论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与对策建议

试论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与对策建议

日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已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本文拟从分析设立银监会的重要作用入手，探讨银行业监管新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和应对我国银行业监管新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银监会各项职能的正面效应

(一)整合银行业监管力量，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银监会成立以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多元监管体制，人民银行有关监管司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督，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干部监督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专门的外部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由于多头交叉监管，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疲于应付各部门的监管，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银监会的成立，有效地整合了各部门的监管力量，克服了多头监管的弊端，有利于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和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

(二)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单设银监会的做法，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三)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二、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制约平衡机制，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后，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三)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四)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三、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实行异地交叉检查，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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